雅俗之争的背后：我们时代的文化景观

雅俗之争的背后：我们时代的文化景观

作者赵士林

中国作为特别重视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正面的文化资源和负面的文化资源都无比丰富，面对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改革进程，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将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长期地、不断地作出调适，以文化的转型来配合、促进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转型。

一、从政治化到商业化的文化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社会文化心理最大的变化是从政治化向商业化的转型。这应归功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确立、发展、成熟，已经并将继续给中国社会带来最深刻的变革。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的一些问题令一些人深感忧虑。我倒认为，经济体制转轨过渡期消费文化的繁荣，总的作用是好的。王蒙先生说得好，人人唱卡拉OK，总比人人唱语录歌好得多。对消费文化发展所伴生的一些问题，不必视为洪水猛兽，世界上消费文化最发达的地方，高雅文化也最发达。美国有麦当娜，有摇滚乐，也有费城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有人对麦当娜的传入和流行激动得不得了，但麦当娜既不代表美国，也没有毁了美国。对消费文化，如流行音乐等所产生的忧虑、恐惧、排斥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出自一种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如京剧界有人对流行歌星十分恼火，认为流行歌曲冲击了京剧，有些作家新时期以来发不出作品，便迁怒于活跃作家，对这些作家嫉恨交加，甚至诽而谤之，这些都表现了典型的中国式的传统文化心理、传统思维方式，想把优胜者消灭来取消竞争。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你把流行音乐都封杀了，中国人也不会回去看京剧；你把那些活跃作家都打入冷宫，你的作品也照样没有人看。没有爱看，爱听的东西了，人们便宁肯去打麻将。

面对21世纪，我们安迪霍尔的名作梦露波普，也象征着消费主义的后现代社会

还应该从人类发展前景的角度来思考文化转型问题。面对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约翰·奈斯比特的新著《2000年大趋势》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科技会拯救人类还是毁灭人类？”自人类开始发明创造以来，人们便对此争论不休。这个争论充满文化意味，是一个典型的、深刻的文化命题。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例子是庄子反对“机事”，怕人由此而有“机心”。如果嫌庄子的忧虑太迂阔、太保守，那么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工人因恐惧而捣毁机器被处死的事件则悲惨地展示了科技发展对人类的意义并不单纯，也并不总是乐观的含义。二百年来，科技一直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双刃剑在不断地给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在成比例地威胁人类的生存。人类在科技的武装下空前强大的同时，也在科技异化的威胁下空前脆弱。冷战时期核威慑下的和平特别具有一种恐怖的讽刺意味，那真是最宏大的黑色幽默。在这个背景下，考察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景观就特别地耐人寻味。

二、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化混战

考察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首先不能不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什么特征呢？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是：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高科技竞争空前激烈，互联网浓缩地球时空，虚拟化颠覆传统生活。这样一种时代特征导致文化景观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景观是这样的：传统、现代、后现代文化共时性地交织着、PK着。 比如，刘忠德PK超女，白烨PK韩寒就典型地体现了传统、现代、后现代文化的冲突。

如果说传统保留着古典的韵味，现代是震惊中的批判，后现代则是用嬉笑的众生喧哗来解构一切严肃。德国著名美学家本雅明说“韵味在震惊中四散”，这是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信号。古典的韵味是高山流水，恬淡自然；是温柔敦厚，含而不露；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是以理节情，大团圆。你看《西厢记》：“软玉温香抱满怀，春至人间花弄色，露滴牡丹开。” 现代的文化呢，千真万确，韵味已在震惊中四散。在西方，画家蒙克的《呐喊》、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在惊惶和愤怒中抨击着社会的扭曲无望和人性的可怕堕落；在中国，霓裳羽衣舞被迪斯科震得七零八落，京剧拼命地振兴，但也许所有剧目的产值还没有一部美国大片卖得多，《渔舟唱晚》只能作为背景音乐保留在《天气预报》这样的节目中。本雅明十分欣赏尼采的说法：“当什么东西正在衰落时，应该给它最后的一击。”这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信号。

后现代主义主张一种多元论的、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它和现代主义的区别是现代主义有批判热情，后现代主义认为这是傻帽，认为享乐才是一切；现代主义有创造欲望，后现代主义满足于模仿，这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对模仿的模仿，最后就像用同一张底片冲洗出来的一大堆照片，谈不上谁对谁的模仿。超女们难道不是对模仿的模仿，最后谈不上谁对谁的模仿吗？最典型的是迪斯尼乐园，一切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一切都是人为的模型的模拟，可以无穷地复制，巴黎、东京，香港的迪斯尼乐园都是这样。再举一个绘画艺术的最极端的例子，杜尚以“现成物”来取代传统的艺术创造，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操作，连模仿都不需要了，直接拿来模仿的对象就是了。

杜尚将马桶签上名，即称之为艺术作品，这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操作

在后现代艺术中，复制取代了原创，操作取代了想象，破碎取代了整体，过程取代了作品。这是一个圣人巨匠被平庸之辈所取代的时代，英雄不再，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专家。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说得太有道理了，他好像针对的就是几千年后的后现代，声色的刺激已经使人的感官逐渐麻木，麻木的感官需要更强烈的刺激。艺术从传统到现代，发展到后现代就是不断地研究各种作料，不断地制作浓度越来越高的精神麻醉品，来加强感官刺激的过程。流行的代沟之说可以为我的看法作一个注脚。什么是代沟？为什么会出现代沟？代沟就是因文化取向不同而在几代人之间产生的鸿沟。传统、现代、后现代由于存在着这样的鸿沟，不断地形成文化的紧张、对抗、博弈与冲突。

一般地讲，传统派崇尚权威，维护秩序，固守传统，偏爱陈旧的一切，追求明显过时的理想，负面的极端表现就是机械、呆板、僵化、教条和虚伪。我曾用四句话来描绘那些极端的传统主义者：“思想僵化而自以为是。观念陈旧而不思更新。背离时代而不甘寂寞。口谈道德而利欲熏心。”现代派富于批判热情，坚守人文价值，高扬怀疑精神，凡事喜欢问为什么，负面的极端表现是迂执、自负、狂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老子天下第一，自命普世价值的承担者。后现代派则解构一切价值，嘲弄所有权威，沉迷享乐主义，推崇玩世不恭，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就是“怎么都行”，负面的极端表现就是颓废、放浪、寄生、自恋、及时行乐、无所事事与病态的狂热。当然，还有颇为奇异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混杂的文化景观（如张艺谋、冯小刚的电影作品）。

三、不同类型的文化间的对话

那么，我们置身于这种传统、现代、后现代主义共存，后现代似乎占有未来的局面中何去何从？怎样选择？要传统、现代，还是要后现代？明智的抉择应该是要传统，要现代，也要后现代。三者不必对抗，对抗不是必然的逻辑；三者可以对话，或许在对话中三者都能升华，都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从而共同构成当代中华文明的连续的、丰盈的、壮观的风景线。

那么，如何对话？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句话体现了民主的精髓，也是我们进行文化对话应该树立的一个基本态度。

本着这种态度，我对后现代派说几句话：后现代可能提供了空前的，精神自由的天地，但亦毋庸讳言，后现代主义弥漫于社会所带来的问题是既存秩序的全面瓦解，甚至是文明底线的根本动摇。作为后现代文化，比如“超女”展示了青春的放浪与自由，体现了商业消费文化的巨大活力。超女现象是一种纯粹的大众娱乐现象、通俗文化现象，甚至是市民社会的主流文化现象，是文化市场再常规不过的文化经营。在任何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都大量地存在这类文化现象，很少有人批评这类文化现象，特别是不会有公开要求取缔这类文化现象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超女”不可以批评。意识形态的原因除外，“超女”本身的文化内涵应该允许人们怀疑和质询。多听听肖邦，肯定少几分粗俗；多看看冰心，肯定少一点儿无赖，文化市场难为文化人，也锻炼文化人，你能创造出既有市场又能提高品位的货色，那才真是一种能力。

小沈阳被美国《新闻周刊》称为最低俗的中国人

后现代要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理想真的只是虚幻的吗？道德真的只是虚伪的吗？价值真的只是一种骗局吗？批判真的只是一种傻帽行为吗？真善美真的已经陈腐不堪、完全过时了吗？无可无不可、怎么都行万岁吗？当代大哲李泽厚就曾深刻地追问：“后现代解构了一切，那么解构以后怎么办？”就在后现代主义流行的欧美，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在回归温情和挚爱，《拯救大兵瑞恩》在回归英雄主义和人道关注，《哈利·波特》在回归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主题。在红尘滚滚的中国，《千手观音》以明净的慈爱、美丽的温暖抚慰了亿万颗躁动的心，《孔雀之灵》则以自然的宁静、单纯与真趣引领我们回到古典。总之，形式可能是现代的、后现代的，但主题又都回归到真善美。

真假、善恶、美丑的考量与取舍永远不会过时，人类文明永远要有一个底线。不能什么都恶搞，不能对丑恶现象无动于衷。恶搞搞到专门拿人类普遍认可和尊重的崇高价值开涮，恶搞搞到专门剽窃别人的成果以欺世盗名，恶搞搞到放肆地宣扬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甚至反人类，那就真的需要考虑采取“非文化”的措施了。怎么都行最后就可能怎么都不行。酒醒后，后现代是否也需要一种生命的安顿，文化的皈依？

2009年1月，豆瓣网友进行反低俗活动，给名画穿上衣服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传统主义者如果不能接受和欣赏的话，也必须学会理解和宽容，比如，所谓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就不像某些传统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简单，“俗”和“雅”也往往具有历史的相对性。宋词相对于唐诗是“俗”，相对于元曲就是“雅”，唐诗、宋词、元曲相对于明清小说又都高雅起来。民歌永远都是“俗”，历朝历代都有部分民歌低俗得很，但这并不影响民歌整体的健康活泼的生命力。小说在传统社会一直是伤风败俗地“俗”，正经人家决不让子弟看小说，《红楼梦》里，贾宝玉因为喜欢看这类书差点让他老爸贾政打死。但如今，小说在现代电影艺术乃至电子传媒的冲击下，也差不多挤进了需要关照的高雅行列。京剧和一切戏曲艺术当年都曾是“下九流”，俗得不行，今天则是需要振兴甚至抢救的高雅艺术。电影刚出现时是现代工业社会大众俗文化的艺术象征符号，今天在电视的冲击下，也常常以高雅身份寻求保护了。

不管喜欢还是厌恶，事实就是这样：文化市场首先是市场，是市场就有一个供求规律。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文化，进市场就得遵循供求规律。你的文化可能做得尽善尽美，但千万不能使它“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其和弥寡就失掉了需求，失掉了需求还哪儿来的市场？当然，你一开始就存心要孤芳自赏，要友人唱和，要藏之名山，那又另当别论。

我在这儿“媚俗”，决不是鼓吹“庸俗”、“低俗”、“粗俗”、“卑俗”、“恶俗”。俗之族也有高下之分。金庸、古龙、谢尔顿，那是俗之大家，那也是艺术天才。目下中国的文化市场倒确乎是庸俗、粗俗、卑俗、恶俗，于是俗不可耐多了些，俗出审美水平的少了些。

总之，谈到文化，特别是审美文化、艺术现象，往往是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价值。西谚云“谈到趣味无争辩”，千真万确。文化的事切忌以宫笑角，以白诋青，这也是文化生态的金律。在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对文化市场出现的问题，一般地讲，管理要匡正，媒体应批评，学者须引导，该走法律途径的走法律途径，该用经济手段的用经济手段，但慎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行为却是宝贵的经验。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作为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人文关怀、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生活观念、不同思维模式、不同审美趣味的文化潮流，可以取长补短，并行不悖，甚至可以共冶一炉，整合转换，实现无愧于时代的文化创新。

这样做的前提是要对话，不要对抗。对话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因为人类有共同的文化诉求。我十分喜欢冯友兰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东圣西圣，心同理同。” 人类的文化诉求还有时代性的差异。例如情欲就有它的时代表现形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上古的少男对少女的纯情追求，“赋比兴”特有混沌初开的情味。“就像老鼠爱大米”，这是后现代一种浅率的、好玩的、毫无顾忌的比喻，什么都可以拿来调侃。不用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爱情方程式，但总还是那几个元素，总还是男贪女爱，悲欢离合。

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始终是同样的。维特根斯坦说得深刻：“在其他问题都被解决的时候，生活问题却尚未触及。”看看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问题：一面是高科技迅猛地、几何级数地创造财富的时代，一面是假恶丑凯歌行进的时代，或者如费希特所说“罪恶完成的时代”；一面是火星探测、基因解密，一面是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生态恶化、禽流感……

海德格尔的问题是发人深省的：“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斯扎克的话同样令我们警觉：“网络化真的要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或小酒吧聚会的交谈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弗洛姆说：“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中，生活的目标是完美的人。现代人则认为生活的目标是完美的物。”我国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流云小诗》里说：“白云在青空飘荡，人群在都会匆忙。”

这都是我们永远要深长思之的文化命题。

（本文摘自《国学六法》附录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