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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策--取胜策略的抉择

龙梅

序

　　什么样的“兵法”及什么样的“策略”可以让我们取胜？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不停的灌溉之下，在当今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时代之中，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寻找的困难，而是判断与选择的困难！在战争中，策略的对与错正可决定人们的生与死。正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也”。“兵者，凶器也”。“兵者，利危也”。因此若无法对兵法的本质有透澈的了解，而冒然的将之运用于竞争行为之中，其后果如何，不言可知！

　　因此我们的问题在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该遵行兵法？而在这个时机又应该使用哪一种策略？

　　本书主要藉由史例与兵法的讨论，试图给上述的问题一个简明的解答。而所取史例主要皆与兵法、决策直接相关，即运用兵法、抉择策略的史例。而讨论的重点主要环绕在《孙子兵法》一书及《长短经．时宜》一篇。

　　本书的架构取自《长短经．时宜》，只是在编排上做了些微的调整，而在内容上则增加了更多质量，或者更详细的陈述该场战役，或者引进更多的立场有别及成败相异的例子，以从中发掘问题，并加以分析解答。

　　本书由“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始，无一不是在探讨有关策略运用的总总问题：或者是在同样的时空之下使用相反的策略而皆得成功，或者是在不同样的时空之下使用相同的策略而皆得胜利；或者是在同样的事例之中使用相同的策略却是一成一败，或者是在相同的事例之中使用相反的策略却都得胜。问题虽林林总总，总不脱“同异成败”四字。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变数的产生，试着去解答并给出一个简易的分析策略之适用性的系统，就是本书写作的目的。

　　昔日唐太宗曾在《唐李问对．卷中》说：“昔汉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语传。朕为破阵乐舞，唯卿（李靖）以晓其表矣，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本书试图去打破“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语传”的迷思，期为中国兵学开创新局，这本小书虽只是个小小的尝试，“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第一章：挟天子以令诸侯

    东汉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七月，张杨与董承挟持汉献帝从河东回到了残破不堪的首都洛阳。袁绍的大将沮授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向袁绍进言道：“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不庭，意指不听朝庭命令的人），谁能御之”之计，袁绍听后十分高兴，正打算依计行事，但他的谋士郭图却阻止他说：“汉室衰弱，日子已经很久了。现在想要振兴它，不是很困难吗？况且当今天下的英雄不仅占有州郡，他们的军队更是以万来计算的，所谓秦失其鹿（西秦逐鹿，鹿喻天下），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那每次行动就都得要向他请示，听从他的话则我们的权势就轻了，违抗他的话则是在抵拒命令。所以这不是好计策啊”！沮授听后，反驳说：“现在迎接朝庭，是至义的事情，也是时机恰当的时刻！如果我们不及早进行计画，一定会有人赶在我们前面。所谓权衡在于不失时机，有功在于速度迅捷，所以希望将军能尽快采取行动”。袁绍听了两人的辩论之后，自认以自己目前的实力而论，实在大有机会夺得这只“鹿”，当万人之上、无人之下的皇帝，所以便不采纳沮授的建议。

　　曹操方面，在得知了汉献帝已回到洛阳的消息后，曹操因想将汉献帝迎来许昌，于是便与众臣下商议此事，有人以“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无法在短时间制服他们）”。为理由表示反对。但谋士荀彧却劝曹操说：“古时候，晋文公接纳了周襄王而诸侯群起追随，汉高祖为义帝披麻带孝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难，将军首倡义兵，只是因为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去援救天子。……将军虽然防御在外，你的心却无时无刻不在王室，这正是将军匡正天下的素志啊！何况当今天下的义士都有保存汉祚的想法，百姓因感念旧朝而哀伤不已。所以，如果将军能在这个时候，奉迎主上以顺从民望，这是顺应时势；秉持至公以收服雄杰，这是雄韬大略；扶持大义以招罗英豪，这是大仁大德。天下虽有叛逆，也一定不能成为负累，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了！而韩暹、杨奉又岂敢对我们不利呢！如果不掌握时机，而等到四方豪杰也都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才来考虑，那就来不及了啊”！于是曹操便率兵到了洛阳，将汉献帝迎接到许昌定居。汉献帝则拜曹操为大将军，升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接着曹操便“收复”河南一带，关中豪杰也都亲附曹操。袁绍看到了曹操的成果后，不禁后悔不听沮授的建议。于是便想令曹操将汉献帝迁到鄄城以就近控制，但被曹操拒绝了。建安二年五月，曹操南征张绣，袁绍谋士田丰建议袁绍趁机袭击许昌，但未被袁绍采纳。

　　建安四年六月，袁绍在易京击破公孙瓒，并使其长子袁谭出任青州太守，沮授劝谏他说：“这一定会成为祸端”。袁绍不听，并说：“孤（皇帝一般自称孤、寡人、不谷，可见袁绍此时已以皇帝自居）想令诸位儿子各占据一州啊”！于是又以中子袁熙为幽州太守，外甥高干为并州太守。并以审配、逢纪统领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帅，挑选精兵十万、骑万匹，打算攻击许昌。此时沮授又向袁绍劝谏说：“最近讨伐公孙瓒，军队已在外作战一年多了。如今百姓疲弊，仓库又没有积存。所以目前不是向曹操用兵的时候，而应该先行务农、使人民获得休息的时机；并派遣使者向天子献上捷报，如果不得通行，就明示天下乃曹操阻隔我与天子沟通的道路，然后进兵屯驻黎阳，再慢慢经营河南，增作舟船，修缮军器装备，分遣精锐的骑兵抄击曹操的边境，令他不得安宁，我方便可以佚待劳。如此，即使坐着也能战胜敌人”。此时郭图、审配却反驳他说：“以明公的神武，率领河朔的强众，前去讨伐曹操，容易的像翻掌一样。又何必如此麻烦”？沮授说：“夫救乱诛暴，叫作义兵。恃众凭强，叫作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今曹操尊奉天子以号令天下，如今我们率军南征，有违于义。且庙胜之策（指于庙堂制定的取胜战略）不在于军队强弱。何况曹操的法令既被严格遵行，士卒又训练精良。不像公孙瓒一般是坐等别人攻击的人啊！如今放弃万全之术而兴无名之师，我不禁要为主公感到恐惧了”！郭图、审配则说：“武王讨伐纣王不能算是不义，更何况我们是对曹操用兵，如此又怎能算是无名之师！而且以明公今日的强盛，将士们又都想奋勇杀敌的状态。如不及时建立功业，就真的是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了，而这就是越国之所以成为霸主，而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啊！监军（沮授此时为监军）的计策太过保守，不是见时知机的应变良策啊”！袁绍因此采纳了郭图的建议。郭图等因此向袁绍诋谮沮授说：“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如果他的势力再次扩大，该如何控制他？臣与主的势必相同的灭亡。这是《黄石公兵法》所忌讳的。何况在外统领军队的人，实不该干涉内政”。袁绍听后，便分沮授的军队为三军，使沮授、郭图、淳于琼各领一军。

　　秋八月，曹操进军黎阳，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齐、北海、东安，并留下于禁屯兵河上。九月，曹操回到许昌，分了一些军队防守官渡。冬十一月，张绣的谋士贾诩以一句“请回去谢谢袁本初，但兄弟尚不能相容，能容天下国士吗”？拒绝了袁绍的拢络（按：详情可见拙作《兵法要略．利害》）而与张绣率兵投靠曹操。在此之前，曹操曾派遣刘备、朱灵到徐州拦击袁术，结果袁术病死了！刘备便与董承等人阴谋反叛，并率兵到了下邳，杀死了刺史车胄，屯驻沛地。曹操便派遣刘岱、王忠去攻击刘备；袁绍则派遣骑兵去援助刘备，所以曹军无法获胜。

　　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人阴谋泄露，都被曹操杀了。而曹操为避免与袁绍作战时，会被刘备牵制，便打算亲自东征刘备，这时曹操诸将说：“与主公争夺天下的人是袁绍。现今袁绍正率兵而来，不对他多加防备却去攻击刘备，如果袁绍乘机进攻该怎么办”？曹操说：“刘备，是一个人杰啊！现在不消灭他，日后必成大患”。谋士郭嘉附和说：“袁绍生性迟钝而多疑，所以虽然已经率兵而来，速度也一定不快。而刘备才刚有了根基，众心还未归附，赶快去攻击他，一定可以取胜”。于是曹操便率军东征刘备。此时，田丰向袁绍进言说：“曹操与刘备发生战斗，无法很快分出胜负。如果在这时候率兵去袭击曹操背后，可以一次将他铲除”。但却被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拒绝了。田丰回家后举杖击地说：“好不容易才遇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竟因婴儿生病而与之失之交臂，实在是太可惜了”！仍是正月，曹操袭击刘备，大败刘备，捕获他的妻子。接着进攻下邳，生擒关羽，并击破昌豨。刘备逃奔青州，藉由袁谭的安排而归附了袁绍。袁绍听说刘备到了，亲自到邺地二百里前去迎接他。

曹操还军官渡后，袁绍才与臣下商议攻击许昌的事情，田丰说：“曹操既已击破刘备，则许昌目前已不再空虚。而且曹操擅长用兵，变化无穷。所以仅管他的兵力不多，也不能轻视他。为今之计，不如用缓兵之策来消耗他。将军占据山河的险固，又拥有四个州的人力，如果能向外结交英雄，对内修整农事、训练军队。然后挑选精锐，分为奇兵，乘虚出动攻击以扰乱河南；曹军救其右边，我便击其左边；救其左边，我便击其右边，使敌人疲于奔命，人民不得安居乐业。如此则我军尚未劳累而敌人已经疲弊不堪。不用三年，即使坐着也能战胜敌人。如果现在放弃庙胜之策而想要在一战之中决定成败，万一有什么不测，后悔也来不及了”。袁绍不听，田丰强谏，因而忤逆了袁绍。袁绍用惑乱军心、沮丧军队士气的罪名，将田丰关了起来。接着便向各州郡分发讨伐曹操的文告，细数曹操的罪恶。二月，袁绍进军黎阳。沮授临行时，召集他的宗族，将他的财产分给他们，并说：“战胜则威名增加，战败则自身难保，可悲啊”！他的弟弟沮宗听到后疑惑的说：“曹操的兵马不是我们的对手，大哥又在恐惧什么”？沮授回答说：“以曹操高明的策略，再加上挟天子以作为资助。之前我虽然击败了伯珪（公孙瓒的字），军队却也因此疲弊不堪，再加上主公不听谏言，将领骄傲轻敌。军队的破败，就在这一战了”。

袁绍进军黎阳后，先派遣颜良去白马攻击东郡太守刘延，沮授劝谏他说：“颜良虽然骁勇，但性格促狭，所以万万不能让他单独行动”。袁绍不听。四月，曹操出兵救刘延，军师荀攸向曹操说：“我军士兵太少，敌不过他们，须分散他们的兵力才行。主公可先到延津假装要渡过黄河去进攻袁绍的背后，袁绍必然要调兵来应战。到时，我军再轻兵袭击白马，则颜良可以擒获”。曹操听从了荀攸的计策，便向延津进发。袁绍一听到曹操率兵渡过黄河，果然便分兵去应战。于是曹操便率军兼行赶去白马，到了离白马十余里远时，颜良大惊前来迎战。曹操便使张辽、关羽做先锋，击破颜良军，将颜良斩杀。因此解了白马之围，但曹操为了免除后患，便迁离白马的居民，让他们沿着黄河向西而行。袁绍得知颜良被杀后，便想率兵渡过黄河去追击曹操，沮授便又劝谏他说：“胜负变化，不可不详。今宜留屯延津，而分兵去官渡应战。如果获胜，到时再率领全军去追击还不算晚。如果此时全军出动去官渡作战，若有不测，到时将没有人可以活着回来啊”！袁绍不听，沮授面向济水叹息说：“唉！在上位的人踌躇满志，在下位的人急功好利。悠悠黄河，我还能安然渡过吗”？便以生病为由向袁绍推辞不行。袁绍不许而心里恨他，便再一次削减他的军队，将士兵归并给郭图。

　　袁绍到了延津的南边，曹操便将军队驻扎在南边的阪下，并使士兵登上垒包观察袁绍军队的动静，士兵说：“差不多有五、六百名骑兵”。不久后又报告说：“骑兵又多了不少，步兵则不可胜数”。曹操听后说：“不要再报告了”。并让骑兵解鞍放马（按：使马得以休息）。此时，曹军从白马夺来的辎重正要出发上路运回许昌，诸将皆以为敌人骑兵很多，不如回去营地防卫。军师荀攸说：“这是要用来引诱敌人的，怎么可以撤回来呢”！曹操因被荀攸识破了他的计策而看着他笑。这时，袁绍的将军文丑与刘备率领五、六千名骑兵前后来到。曹操诸将又报告说：“可以上马出战了”。曹操摇头说：“还不是时候”。不久袁绍的骑兵又来了许多，有些骑兵贪图曹操军的辎重，遂前去拦截。曹操见状便向手下诸将说：“时候到了”。遂与诸将上马出击，大破袁绍军队，斩了文丑。文丑与颜良都是袁绍的名将，如今在两战之中，都被曹军擒杀，袁军的士气因此被夺。而当时曹操的骑兵，总共还不满六百人。

　　秋七月，汝南黄巾军刘辟等背叛曹操，响应袁绍。袁绍于是便派遣刘备统兵去帮助刘辟，伺机进攻许昌。刘备兵临汝、颖之间，附近郡县大多起兵响应。因此自许昌以南，吏民不安。曹操对此甚感忧虑，曹仁因此向曹操说：“南方诸县认为大将军正有目前之急，无法去援救他们。所以在刘备强大兵威的震慑下，选择背叛是理所当然的事啊！但因刘备新近才统率袁绍的士兵，还未能妥善运用，所以我们如果现在就派兵去攻击他，一定可以取胜”。曹操乃使曹仁率领骑兵去攻击刘备，果然将刘备击走，并平定了那些背叛的郡县。此时袁绍进军阳武，沮授向他说：“北方的军队虽多（袁绍军），但劲捷果敢不及南方（曹操军），南方则粮食少且资储不如北方。所以南方利在急战，而北方利在缓攻。因此我军应以持久为策，来消耗曹军士气”。袁绍不听。

　　八月，袁绍拔营稍前，凭藉沙堆立营，由东到西共有三十里长，曹操也分营相应。此时占据江东的孙策本想趁袁绍与曹操两军相持的机会，密秘率兵袭击许昌，“迎回”汉献帝，但就在他一切部署妥当，准备出发时，被刺客暗杀了。

　　九月，曹操出兵与袁绍作战，不能胜，退保坚固的营壁。袁绍则作高楼、起土山，令士兵在其上向曹军营中射箭；曹军因此要蒙着盾牌才能行动。曹操便作霹雳车，用它向袁绍的高楼投射大石，将袁绍的高楼全数击破。袁绍一计既败，便又凿地道攻击曹操，曹操则于营中挖了一条长堑（长沟）来防御。双方你来我往之际，因为曹军的士兵本就比袁军少许多，再加上粮食已快用完且士卒疲惫（指曹军），而百姓苦苦于征军的赋税（指许昌等郡），所以曹军与许昌等郡都有很多人因此叛归袁绍军。曹操对此甚感忧虑，便写了封信给身在许昌的荀彧，商议想要还师许昌以诱击袁绍军队的计划。荀彧回报说：“袁绍率领全部的军队聚集官渡，想与主公决一胜败。主公用至弱敌挡至强，如果不能支持下去，一定会被袁绍乘势击败，所以这是争夺天下的关键啊！而且袁绍不过是布衣中的雄者，能聚人而不能用人。以主公的神武明智而辅以天子的号召，还有什敌人不能打败呢？我今日粮食虽少，还不如当年汉王刘邦被楚王项羽困在荥阳、成皋之间的急迫呢！当时，刘、项都不肯先行撤退，那是因为先撤退的人士气就会丧失。主公以十分之一于袁军的兵力，画地而守之，扼着袁军的咽喉已经半年了啊！此时，袁军的力量已快耗尽，情势即将发生变化。这正是运用奇谋的时候，不能放弃啊”！曹操听从了他的话，便加强防御工事，继续支撑下去。同时安抚士兵们说：“再过十五日，为你们击破袁绍，不再让你们劳累了”。此时曹军抓到一位袁军的仓储吏，得知袁绍的几千辆运粮车就快抵达官渡，荀攸便向曹操说：“袁绍的运粮车旦暮之间就会到了。其将韩猛勇锐而轻敌，可以出兵击破他”。曹操便问：“谁可以办到这件事？”荀攸回答：“徐晃可以”。于是曹操便派遣偏将军徐晃与史涣前去故市拦击韩猛，将他击走后，放火烧了袁绍的辎重。

　　冬十月，袁绍想派遣淳于琼等人率兵向北迎接新一批的运粮车，沮授劝谏他说：“可另外派遣蒋奇率领一支军队去防备曹操的拦截”。袁绍还是不听。淳于琼等人遂在距离袁绍军营四十里的乌巢扎营休息，此时谋士许攸向袁绍进言说：“曹操兵少而倾全军抵抗我们，所以现在防守许昌的兵力一定非常薄弱。如果主公分遣轻车，夜间行军掩袭，则许昌可拔。许昌一拔，则奉迎天子以讨伐曹操，曹操必为我等所掳获。假使未能一举击溃曹军，则可令敌军首尾奔命相救，我方以逸待劳，一定可以击破曹军”。袁绍不听，并且说：“我要先抓到曹操”。此时，正巧许攸的家人因为贪财而触犯了法律，被审配抓去关了。许攸一怒之下，遂投奔曹营。

　　曹操此时正为粮食即将用尽而苦恼，一听到许攸来了，鞋子也来不及穿便跑出去迎接他。曹操一见到许攸便抚掌笑说：“子远（按：子远为许攸的字。许攸少时是袁绍与曹操的好友，后自恃功狂言自大，被曹操杀了）你来了，我的事情也就成功了”。既入坐，许攸开口便问曹操说：“袁氏军盛，你打算怎么对付他？现在还有多少粮食”？曹操说：“粮食还可以支持一年”。许攸说：“不是吧”！又将问题问了一遍，曹操便说：“可以支持半年”。许攸听后不悦的说：“足下不想击败袁绍了吗？不然为何不说实话”？曹操笑说：“刚才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其实只能支撑一个月，那该怎办呢”？许攸说：“先生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食已经用完（按：所以曹操还是没说实话），现在正是危急的时候。袁绍有辎重一万余辆储存在乌巢，他的守军将骄卒惰而且没有严加戒备。如果以轻兵袭击它，出其不意，烧掉它的积聚，不用三日，袁绍将不战自败”。曹操听后大喜，但诸将却表示怀疑，只有荀攸与贾诩劝他必须掌握时机，于是曹操便留下曹洪、荀攸守营，亲自率领步骑兵共五千人，拿着袁军的旗帜，士兵衔枚并缚住马口，以防出声，夜晚从小道出发，人人都抱着几束薪材。所经过的路上有人问他们是做什么的，曹军便回答说：“袁公怕曹操抄略后军，所以派遣我们去增加防备”。听到的人都信以为真（按：真是怪事，既然是援军，又何须衔枚缚马口，难道是太暗了没看清楚吗？还是怕吵）。于是曹军顺风顺水的到达乌巢，包围了驻守的袁军，放火大烧。袁军营中惊乱，到了天亮的时候，守将淳于琼望见曹操兵少，便出门列阵。曹操发动猛烈攻击，淳于琼不敌而退保营中，曹操便对袁军营垒发动攻势。

　　袁绍听到曹操袭击淳于琼的事后，向他的儿子袁谭说：“即使曹操击破淳于琼，但我却攻下了他的军营，他也无处可回了啊”！乃使其将高览、张郃等攻曹营。张郃却说：“曹公以精兵攻击淳于琼，必然将他攻下。如果淳于琼等被破，则大势去矣！请先去救他”。但郭图却坚持要先攻曹营，张郃说：“曹营坚固，一定无法攻下。如果淳于琼等失败被擒，那我们也都将成为曹操的捕虏了啊”！于是袁绍只分了一小部分的骑兵让赵叡率领前去援救乌巢，而用重兵去攻击曹营，结果不能攻下。赵叡的骑兵抵达乌巢后，曹操的左右向他报告说：“贼骑已经逼近，请分兵抵挡他”。曹操大怒说：“等贼来到背后，再来报告”！于是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并斩杀了淳于琼等人、烧毁了乌巢的粮谷。接着曹操使用攻心策略，割下千余名战死袁军的鼻子与牛马的唇舌，送到袁绍军营。袁军士卒一看之下，果然都十分恐惧。

　　郭图一看计策失败，羞惭之下又向袁绍诋毁张郃说：“张郃对我军失败感到快意”（按：郭图此语用意在转移袁绍憎恨的对象，果奏奇效。袁绍的这种死个性，亦可见于下文田丰的遭遇一事）。张郃听到后，既怒且惧，遂与高览烧掉了攻营器具，前去曹营请降，此时守将曹洪因怀疑张郃的诚意而不敢接受，荀攸便向他说：“张郃的计划得不到采用，一怒之下便投降我们，先生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曹洪听后便接受了张郃与高览的投降。此时曹操已从四十里远的乌巢赶回，并想乘机向袁绍发动攻击，便向身旁的谋士贾诩问计，贾诩说：“主公的明智胜过袁绍，勇气胜过袁绍，用人胜过袁绍，决断胜过袁绍，有这四胜而半年不能击败袁军，只是因为顾及万全而已。现在时机已到，必须把握时间赶快乘胜追击，如此则须臾之间便可将袁绍击破”。曹操听后说了声“好”，便倾巢而出，围击袁绍长达三十余里的军营，袁军大溃，袁绍与袁谭单骑渡河逃跑，剩下的七万余名士兵因为假装投降而全被曹操坑杀了。而当曹军在收得袁军的辎重、图书、珍宝与上亿的钱财时，得到了许昌与军营中人写给袁绍的信，曹操看也不看便将它们都烧了（按：曹操此举，可让与袁绍暗通款曲的人心安，人心既安，便不可能思乱。此着可谓高明）。

　　而沮授则因为来不及跟随袁绍等人渡过黄河，被曹军捕掳，被抓到时他大喊说：“我不是投降，是被人抓到的”。而因曹操与他有旧交情，所以当他被抓去见曹操时，曹操迎着他说：“当时大家各奔前程，原以为不可能再见面了，没想到今日竟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你”。沮授说：“冀州（代指袁绍）失策，自取败亡。而授的智慧与力量都很困乏，被你所擒是理所当然的事”。曹操说：“袁本初（袁绍的字）无谋（没有谋略），又不用先生等人的计策。如今丧乱未定，正当与先生共同图谋他”。沮授说：“叔父、母、弟的生命，都悬在袁绍手上。如果先生看得起我，请赐我一死”。曹操叹息说：“我如果早一点得到你的帮助，天下便不足忧虑了啊”。遂赦免并厚待他，但因沮授惧怕家人被害，而想投归袁绍，结果被曹操杀了。至于因强谏袁绍而被下狱囚禁的田丰，在袁绍兵败后，有人向他说：“这下先生一定会得到袁公的重用”。而田丰则说：“袁公外貌宽厚，其实内心妒忌贤才，又不明白我的忠心，加上我数次用重话忤逆他。所以如果他因获胜而高兴，或许会赦免我；如今他因战败而忿怒，妒忌贤才之心又将发作，因此我不会冀望可以免此一死”。袁军失败时，袁绍的士兵都抚胸哭泣说：“如果田丰在这里，一定不至于失败了”。袁绍听到后，向逢纪说：“冀州诸人听到我军失败，一定都会体谅我。只有田丰之前曾劝阻过我，与众不同，我感到很惭愧”。逢纪便说：“田丰听到将军失败后，抚手大笑，因为他很高兴被他说中了”。于是袁绍向臣下们说：“我不用田丰的计策，果然被他耻笑”。于是便将田丰杀了。初时，曹操听到田丰的计策没被采用，高兴的说：“袁绍必败啊”！等到袁绍从官渡逃走时，又说：“向使绍用其别驾（田丰）计，尚未可知也”。官渡之战，曹操以劣势击破袁绍的优势。主要靠的不是别的，正是统帅的能力。诚如贾诩所说曹操在四个方面胜过袁绍，而这四胜之中对官渡之战的成败产生较大影响的，则是在用人与决断这两方面。因此《长短经．时宜》描述此事时，仅仅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做为此战的成败关键所在，便不免失之于片面偏颇了。

　　袁绍不能即时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之中最大的阻隘与其说是郭图与他自己的愚昧，倒还不如说是他的“野心”。因为以当时的形势与袁绍的实力而言，要“逐鹿问鼎”确实不是妄想。所以尽管明知到郭图的话不可相信，但袁绍却还是听信了，这是他放弃的第一个机会与第一个资源。其二，袁绍本来有两次袭击许昌的机会，但均被他放弃了。许昌是曹操的根据地，更是汉献帝居住之处，如此重要的地方，如此绝佳的时机，袁绍竟能连续二次轻易放过，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这是他在整个过程中，所犯下的第二重大的错误决策。至于颜良的被杀、乌巢的被破、张郃的投降、官渡的失败，其实本也都可以避免，结果只因为袁绍刚愎自用，使得这些事情都成了真。袁绍手下并不是没有人才，但诚如田丰所说袁绍是个外貌宽厚、内心妒忌贤才的伪君子，所谓物以类聚，所以他听不进沮授、田丰、许攸所献的计策而去听信郭图、审配的谗言谗语。结果既削减了沮授的军队、使颜良败于白马，更气走许攸、囚禁田丰，简直是在自取灭亡。反观曹操，他既能掌握机会，又能解除威胁，而他的优势也主要来自于能有效的运用现有的人才这一方面。所以可以说，官渡之战，曹操是以他的智慧与人才打赢了袁绍的军队。

　　孙子在《地形》篇的结尾中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困，举而不穷。故兵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其中的“知吾卒、知敌、知地形、知兵、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无一不是身为一个良好的统帅所应该具备的素养。“能知故能胜”，这个哲理，孙子虽未明言，但十三篇中却又随处可见它的影踪，例如《计》篇的“五事七计与庙算”、《形》篇的“称生胜”、《实虚》篇的“知战之日、知战之地与四知”、《谋攻》篇的“知胜有五”、《用间》篇的“先知”及《作战》篇的“故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能得用兵之利矣”。等等无一不是如此。所以孙子才会在《计》篇将“智”列为将德之首，“知”是为了要“胜”，而“智”则是用来判断所“知”的真假、是否、可行与不可行等等。官渡之战，曹操有智，故能知能谋，进而能行能胜；袁绍无智，故“无谋”（曹操语）、虽他人告知亦不能行，不能行不在于事情真的不可行，而在于他认为不可行。所以袁绍的失败是可以预期的。

　　《问策》全书的结构取自《长短经．时宜》，但若只是一味的依照其章法与内容来铺陈，各位看其白话翻译即可，实不须浪费这许多时间。因此，尽管本章的主旨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因官渡之战可以让我们认知许多重要的用兵要点，所以在此处才不厌其详的陈述此一战例的完整过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骠骑将军（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以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事实上，若每个人都如此高明，恐怕兵法也不会流传如此久远了。但话说回来，若只知按图索骥的照搬照套兵法规则而不知变通、不知其所以然，那倒反不如“不至学古兵法”的霍去病了。

　　《长短经．时宜》所载的另一个与“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关的事例为：“梁武帝萧衍起义，杜思冲劝帝迎南康王，都襄阳，正尊号，帝不从。张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挟天子以令诸侯，节下（代指萧衍）前去，为人所使。此岂岁寒之计耶（这岂是长远之计）？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于江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哉？不从。遂进兵，克建业而有江左”。赵蕤评论曹操与萧衍之事之所以“挟天子而令诸侯，其事一也，有以之成，有以之败”的原因在于曹操之时“汉祚虽衰，人望未改”而萧衍之时则“溥（普）天思乱，海水群飞”，“是以其事一也，有以之成，有以之败也”。并隐约指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与“求诸侯莫如勤王”的策略其实是建立在同一个理论基础之下的。

　　其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例子与下章所要探讨的“归师勿遏”的情况相近，唯探讨重点不同。其差异主要显现在：前者是属于战略性的，而后者则是属于战术性的；前者旨在藉由“挟持天子”的行为，以“天子”的正统性来增长自己的力量或限制与减弱敌对势力增长的程度，而后者则旨在避免在劣势下硬撼敌人而应等待更适当的机会以减低战争中的伤亡、保存自己的实力。否则若如袁绍般不懂得善用自己的资源，则即使有再多的资源可供运用，到底也是枉然。

　　用兵的高明与否不在于胸中究竟藏了多少卷兵书，诚如赵蕤在《长短经．兵权》中所言：“自古兵书殆将千计，若不知合变，虽多亦奚以为？故曰：少则得，多则惑”。“知彼知己”才是关键之所在。如故事中的袁绍，其对待人才沮授、张郃、田丰的方式便如出一辙。因此，其对待人才的方式如何，便可藉由过往的事例而推出大概。此即是《鬼谷子．决篇》所云：“为人，凡决物，必讬于疑者。……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罹害者，此事之失。……于是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因此策略是否被敌方采用及策略的可能走向都是可以事先推知的。

　　又如官渡之战中，袁绍使用“围魏救赵”的策略，不着重于去援救苦守乌巢的淳于琼，而着急于去进攻坚固的曹营，是舍易取难之举，完全违背孙子所谓“所谓善者，胜易胜者也”《孙子．形》的指示。而其之所以失败的主因正在于丧失了客观的判断事情缓急轻重的能力，因为主观，所以不能客观。因为他太过主观，所以他无法正确衡量出到底是曹操先击破乌巢，还是张郃先攻破曹营。其实就整个故事看来，如果说袁绍不知道曹操已无粮食一事，那是十分难以想像的事情，因为既然曹操能在战后得到许多由许昌与军营中人写给袁绍的信，则袁绍实无不知曹军已无粮食之可能；许攸之所以敢勇于去投靠曹操，恐怕也是因为他早知曹操无粮之事实，正因如此，所以他才能藉由献上情报而显示出他的重要性，那他的后半辈子自无庸再忧虑了！那既然袁绍已知曹操无粮，何以又舍易取难？简言之，出在袁绍的“过分自信”，从其拒绝“挟天子以令诸侯”，以至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诸事看来。没有一次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的太过自信，高估自己能力的同时也就是在贬低他人的能力。因此，他“妒贤忌才”，因为他看不过别人比他高明。他自大，因为他自卑，所以他宁愿舍易取难。而其一句“我要先抓到曹操”，则更清楚的暴露了其性格上“妒贤忌才”的弱点。所以与其说袁绍是毁在曹操手中，倒不如说是毁在自己手中来的贴切与真实。

因此即使你拥有世上最强的情报组织，丧失了客观的判断，再正确的情报也成废物。袁绍此例与董卓判断王国与陈仓的例子虽正好相反，但问题却都是出于自己身上，而与兵法无关。以曹操为例，其实他在这场战役中所用的策略亦有迹可循。《长短经．三国．魏》记载：“太祖（曹操）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军顿丘。黑山贼于毒等攻东武阳，太祖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诸将皆以为当还自救，太祖曰：昔孙膑救赵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而攻临淄，使贼闻我西而还（意指于毒听到曹操攻其本屯的时候便会赶回来自救），是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虏家，虏不能败武阳，必矣！乃行，毒闻之，弃武阳还，太祖要击，大破之”。此例又与官渡之战中的例子有何差别！差别仅仅在于曹操能判断出于毒军、武阳城与曹操军、于毒本屯，两组竞赛谁已立于不败之地；而袁绍则无法判断出曹操军、乌巢守军与张郃军、曹操本营，两组竞赛谁先倒下。因此可知，在如此的情况下，“围魏救赵”难以奏效。至于“围魏救赵”的“正确”使用时机何在则留待第四章探讨。那么需使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条件何在？其实挟持天子最大的用处在于为自己的攻伐行动找到一个正确的“名义”，其次才在于“号令诸侯”。因为既然天子已经衰败到可被诸侯挟持的地步，基本上其已无多大的实力与号召力可言。正如赵蕤所言“人心趋向”是决定天子是否还有用处的关键。这是外在环境的许可，其次要考量的则是自身是否具备了保护天子的强厚实力，否则若如文中的“张杨与董承”一般弱小，则即使挟持了天子亦无法号令诸侯。而由以上之分析可知，“掌控天子”只是一种助力，若运用得当则或许会为我们带来许多的优势，但袁绍本来又何尝不是具备了许多的优势，可最后还是败在处于劣势之下的曹操手上，而这也就是萧衍虽不采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却还是自行开创了大业的原因。若不能妥善的运用现有的资源，则即使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惘然！兵法，不只是在教人如何取胜，更是在教人如何更容易与更经济的取胜的！而这也就是孙膑在《孙膑．客主人分》中所说的：“众者胜乎？则投筭（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

第二章：归师勿遏

    东汉末年，外戚夺权，宦官乱政，朝纲败坏，官吏凶残，天灾不断，民不聊生。汉灵帝中平元年，春，二月（公元一八四年）。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其部属有三十六万多人，皆头戴黄巾，打着“仓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同日反叛；于是天下大乱。

　　汉灵帝因此在壬子日大赦天下，想借此平息民怨；但张角却不在获赦的名单上。紧接着汉灵帝便派遣北中郎将卢植讨伐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与右中郎将朱隽讨伐在颍川的黄巾军。夏，四月。朱隽为黄巾军波才所败。五月，皇甫嵩、朱隽又与波才等在长社一地展开大战，大破波才。六月，皇甫嵩、朱隽在西华大破汝南黄巾军；卢植则在广宗连破黄巾军，并已包围张角，但正当他即将要攻陷张角时，宦官左丰诬奏卢植欲反，汉灵帝大怒，遂诏回卢植，并另行派遣董卓讨伐张角，可惜董卓无法取胜。秋，八月。皇甫嵩与黄巾军战于仓亭，大败黄巾军，并捕虏了他们的统帅卜已。乙巳日，汉灵帝下诏皇甫嵩北讨张角。冬，十月。皇甫嵩与张角战于广宗，大败黄巾军，并补获张角的弟弟张梁；而因为张角已先行病逝，所以被汉军破棺断头，传送马市，以警天下。皇甫嵩因此被升为左车骑将军。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黄巾军于下曲阳，斩杀了张角的弟弟张宝。但于此同时，胡人北宫伯玉与先零羌起兵作乱，并以金城人边章、韩遂为统帅，攻杀护羌校尉伶征及金城太守陈懿。四年，春，正月。己卯日，汉灵帝又再大赦天下，但是各地叛乱的情况仍然没有好转。夏，四月。汉阳人王国拥兵叛乱，自称“合众将军”，并与韩遂合为一军，韩遂等则共推王国当他们的君主，并率十余万大军攻取陈仓。五年，十一月。王国率兵包围陈仓。汉灵帝便又拜皇甫嵩为左将军，并让他率领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人前去援救陈仓。

　　此时，董卓想要急速率兵赶往陈仓救援，但是皇甫嵩不听。董卓便激皇甫嵩说：“智者不会拖延时日，勇者不会犹豫不决。急速的前去援救，则陈仓还能保全；不去援救，陈仓就会灭亡。保全与灭亡就在这一念之间”。但皇甫嵩听后不以为然的说：“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所以我们应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先让自己能够不被敌人取胜，再等待敌人可以被我们取胜的时机）”。并分析说：“陈仓虽小，但城防却很坚固完备；王国虽强，但还没有能力攻下陈仓。所以若王国硬要攻取陈仓，只是自陷受害之地而矣”。所以皇甫嵩认为，既然王国已自陷于“受害之地”，且陈仓城又不会被攻下，那么他便可以“不烦兵动众，而取全胜之功”。如此，却又为什么要去援救陈仓呢？所以便不采纳董卓的建议。

　　六年，春，二月。果如皇甫嵩所言，因陈仓“城坚守固”，所以王国军一直无法攻破它。而自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王国军已经包围陈仓城有八十余日了，此时王国的军队也已感到疲惫不堪，便自行解围而去。于是皇甫嵩便要进兵追击王国，董卓却阻止他说：“不可以。《兵法》说：穷寇勿迫，归众勿追，如若今日我们追击王国，岂非是迫归众、追穷寇吗？困兽犹斗，蜂虿有毒，更遑论对方是庞大的军队”？皇甫嵩则说：“不然。之前我之所以不去攻击王国，是为了要避其锐气。现在王国的军队疲惫不勘，锐气已失，所以我所攻击的是疲师而不是归众！其次，因为王国的军队只想快速离开陈仓，且都没有斗志，所以他们不能算是穷寇”！于是便单独进击，使董卓在后压阵。连续几次战斗，都大败王国，斩首万余级。王国败走，最后被韩遂等人杀了！而董卓则感到羞惭忿恨，从此开始忌妒皇甫嵩，日后并差点将皇甫嵩害死。这场战例中，皇甫嵩认为在陈仓军与王国军的比较中，陈仓已“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并不主张前去援救，而这同时也就是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只是其中一种方式）。直到王国因军队疲弊而解围离去，皇甫嵩始进兵追击，这就是“不失敌之败也”。在这几场战例中，由皇甫嵩对王国军所采用的“避其锐气，击其惰溃”《孙子．军争》、“避实击虚”、“敌虽众，可无斗也”（敌人虽然众多，可以让他无法与我战斗）。《孙子．实虚》等策略看来，他无疑的已经掌握住了《孙子兵法》的精髓。反观董卓，他与皇甫嵩在辩论之中虽都引及《孙子兵法》（这表示两人对《孙子兵法》都甚是熟稔），但董卓却往往将问题拆开来看。如他以为“陈仓军不如王国军”，“陈仓城小、王国军众”，所以若不迅速对陈仓施以援救，王国军必然要攻下陈仓；却不知道“陈仓军实与陈仓城为一体”而非截然不相干的事物，此其一。其次是董卓因将王国军视为“归师、穷寇”而认为不可追、不可迫，以实情而言，王国军确实是“归师”，但因为他并非被陈仓军击退而逃，所以不能算是“穷寇”。

　　但孙子岂不是说“穷寇勿迫、归师勿遏”吗？可孙子岂不也说“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溃”。孙子重变，提出“高陵勿向，饵兵勿食，穷寇勿迫，锐卒勿攻；背丘勿迎，佯北勿从，围师遗阙，归师勿遏”等八种“用众之法（使用军队的方法）”，只是作为一种常态下的用兵法则。即以“围师遗阙”而论，则若在正常情况下，以我军百万“围攻”敌军一万，又“遗阙”作什？“穷寇勿迫”怕的是穷寇的拼死一击，因他已无路可逃，反正是一死，“杀一个赔本，杀两个有赚”，所以不可逼迫（逼之太甚），但若“穷寇”已无“斗志”又怎会拼死一击呢？其余七法亦然。董卓不明此理，所以只能熟诵《孙子》，而不能运用《孙子》。后来董卓中了司徒王允的美人离间计，而被人称“有奶便是娘”的“人中赤兔”吕布杀死，可能也是因为他只看到了吕布的勇而忘了吕布见利忘义的一面吧！

　　孙子在《形》篇中说：“胜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以此例而言，皇甫嵩应是属于“胜兵”一类，而董卓则是属于“败兵”一型，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一种米养百样人，一部《孙子兵法》自也能教出“胜兵或败兵”。是胜兵还是败兵，取决于是否知其所以然？是否能全盘的考量事情？是否能知彼知己？因此，要想“立于不败之地”首先须得明白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失败才行！皇甫嵩以“守”而“不战”（无斗）使其“立于不败之地”（若皇甫嵩为第三方，而非站在陈仓军的一方，此举就是“坐山观虎斗”），但能像皇甫嵩“守”的如此悠闲的人毕竟是少数，这种战例也不多见！而纯以《孙子兵法》而言，孙子在《计》篇提出了以“庙算”的多少作为预测胜败的方法，要“庙算”首先得取得敌方的资讯以与我方作个比较，胜过敌方的方面愈多，真正打起来时，取胜的机会也就愈大！在《地形》篇中则有所谓的“六败”，避免六败也就能在这六个方面“立于不败之地”，而《谋攻》篇中则又有所谓的“五胜”，我胜则敌败，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我方取得“五胜”也就是在这五个方面“立于不败之地”。而《形篇》最后说到：“故胜兵如以镒称铢，败兵如以铢称镒”。二十四两为“镒”，二十四“铢”为两，一镒等于五百七十六铢，喻两者相差悬殊！但如何知是镒是铢、敌我各占多少？总括而言，不外乎“知彼知己”而矣！“知彼知己”所以才能“百战不殆（危险）”啊！

　　“归师勿遏”的另几例如下：

　　一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秋七月，尚（袁尚）还救邺，诸将皆以为：此归师，人自为战，不如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最后曹操果然取胜。

　　二例：《长短经．时宜》：“汉王在汉中，韩信说曰：今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很想返回家乡）。及其锋（利用这种心态所产生的“优势”，即锋锐之气，或拼命之力），东向可以争天下（往东便可争夺天下）”。最后韩信为刘邦争得了天下。

　　三例：《长短经．时宜》：“后汉光武北至蓟，闻邯郸兵到，世祖欲南归，召官属计议（召来官属计议研商对策）。耿弇曰：“今兵从南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郡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发动这两郡的兵力，便有万骑之众，因此不需要忧虑邯郸兵的威胁）”。世祖官属不从，遂南驰，官属各分散”。《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在其后评说：“议曰：归师一也，或败或成，何也？对曰：孙子云：“归师勿遏”。项王使三王之秦，遏汉王归路，故锋不可当（指第二例，意指项羽派去拦捷刘邦归路的军队无法抵挡汉军的锋锐）。又孙子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光武兵从南来，南行入散地，所以无斗志而分散也。故归师一也，而一成一败也。

第一个问题是，何以或遏归师，或不遏归师，而两者皆能取胜呢？第二个问题吳，何以皆为归师，而一成一败呢？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前一个问题本身又衍生了二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难道兵法中所载的规则都是正确的吗？第二个是几千年写成的兵书（如《孙子兵法》）其里面所载的兵法是否还能或还都能适用于今日呢？因此这里共有四个问题有待探讨。

“归师勿遏”此一兵法出于《孙子．军争》篇，而所谓的“兵法”，其所适用的时机一律限制于“常态”之下。否则人们将无从遵行，因此兵家们在制定出兵法的同时，也一而再的提醒人们要知“变通”。除了《孙子兵法》以外，吴起的《吴子》也有《应变》一篇，孙膑的《孙膑兵法》则在〈势备〉篇中说：“凡兵之道者四：曰陈（阵），曰埶（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孟（猛）将也”。等等，不一而足。然则何以要知变通？因为既然兵法是建立在常态的时空之下，则在例外的情况下，兵法规则是否依然适用，自然也就产生了疑问！而这一点也就是时下批评古兵法已不适用于今日的学者所欠缺的基本认知。

　　古兵法（其实“古”字可去，因为自清末以来，中国已无所谓兵法著作诞生了。因此以下但称“兵法”，而不再加古字了）。是否能适用于今日并继续适用于未来呢？亦即兵法是否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呢？其实兵法是否具有永恒的指导作用，必需视其创作时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而定。有些基础具有永恒性，有些则否；建立在永恒性基础之上的兵法也就具备了永恒性。恒性、变性本异，两者不可一视同仁。就像在常态之下，水性是往低处流的一样，这个真理不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只有在非常态之下，水才会往高处“爬”。永恒的真理、不变的规则，正是历来的中国兵家所极力追寻的。因此，其中一种可以用来辨别兵法是否仍然适用的方法，同时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按照其产生的时空背景下所使用的武器来进行分类。当然，其前题是该兵书的作者也意识到了这种变化。武器的性质可先区分为两大类：一为冷兵器，一为热兵器；两大类又可再于其下区分为两大类：一近距离兵器，二远距离兵器。简单的真理是，依附于冷兵器特性而创造出的兵法至今还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却不适用于使用热兵器的场合，或者在使用热兵器的场合下无法加以运用，但“不适用或无法应用”的事实并不能做为其“正确”与否的根据。如果说，某个兵法可以既适用于冷兵器也适用于热兵器，那么其原因必在于该作者已超脱了以兵器为思考的局限。

　　以《孙子兵法》为例，该书系产生于春秋末年，因此即使兵圣孙武有通天之智，该书的内容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到时代的局限（何以《长短经．时宜》篇要取名“时宜”，其理由亦在于此）。春秋末年与今日有哪些与用兵绝对相关而又显而易见的差异呢？最基本的自是春秋末年时军队所使用的兵器主要是冷兵器，而今日使用的则主要是热兵器一点。当时的远距兵器如弓箭与今日的远距兵器如飞弹比起来，虽都同为远距兵器，但实射距离与破坏效果却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其次，冷兵器弓箭与使用者为共生关系，而热兵器飞弹则在发射之后便已脱离使用者；冷兵器弓箭的功用随着其使用者的能力而提升，而热兵器飞弹的功用则随着其内附晶片的人工智慧与其自身的配备的能力而增减。

　　我们若想弄明白有哪些兵法还能适用于今日，那么唯一的方法便是去探索该条兵法是如何被制定出来的。探索的对像自然包括其背后的思考逻辑及其依附的物质基础与创造目的，在求得解答的同时，也就一并的解决了该兵法正确与否的问题。就以“归师勿遏”为例，何以不要去遏阻“归师（归国归家的军队）”呢？那是因为归师本身俱有某种潜能，这种潜能激发于归国的心理作用，心理思维对生理体能产生了激发的作用。因此“归师”较常态下的军队多了一些优势，主要是体力上的优势。竞争优势有上千上万种，至于哪一种比较重要，须看场合与目的而定。有些优势是没有场合与目的之限的，但有些则有。这个课题太大，暂不讨论。而曹操之所以阻遏归师而又能取胜的原因，正在于他懂得以地形的优势去“化解”或者说是“制衡”归师的优势，因此他说：“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在大道上，两军对阵而战，曹操并没有其它的优势佐助军队，但若战场在西山时，则可藉由西山的地形来限制袁尚军队的行动。归国归家此一举动影响及于每个士卒的心理，而西山的地形限制则影响及于整个军队的阵形与行动的自主性。而地形对军队最大的危害也就是其会影响军队原本的“秩序”，甚或使军队丧失“秩序”，“秩序”本身即为一种优势，若一个军队丧失了秩序，则小则无法顺利的指挥军队，大则甚至无法指挥。在狭隘险厄的地形之中，阵行最容易受到影响，而阵行的最大功用正在于稳定军队的秩序，军队若失序则军队中的每个士兵的心理便会跟着产生变化，若敌军于此时来攻，后果不堪设想（按：秩序之运用，可参《孙子．势》篇。而强训练度的优势则可制衡地形对阵行所造成的失序劣势）！

　　由此可见，以甲优势去制衡乙优势，甲乙两种优势是可以毫不相关的。假设，今日敌我双方的资源条件只在数量上有所差异，而我方有兵一百万，敌方之兵却仅为一千，则即使敌方是归师，我又为何不遏呢！

　　再看“穷寇勿迫”之理论基础，则可发现其理论与“归师勿遏”相同，〈左传．定公四年〉：“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这已可为“穷寇勿迫”的理论基础作出解释，笔者就不多言了。至于与“穷寇勿迫”一法有着相同理论基础而只是施用对象不同的兵法就是“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了；而与“归师勿遏”一法有着相同理论基础，而只是施用对象不同的兵法则是“孙子在《九地》篇中所说的：“地形者，兵之助。故用兵：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覆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战其地者，为散。……散地则无战……凡为客：深则专，浅则散。……。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其中的“散地”一法了。散地用兵意指“在自己的国土作战的军队”，而归师则正好相反，因此并没有身在散地的弊端，反倒有身在敌境的优势。

　　再反过来看皇甫嵩的例子，则即使客观判断下王国的军队的确是归师，于“归师勿遏”此条兵法的正确性与价值又有何损！而由董卓的身上，我们则又看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兵法本身并无错误，但使用兵法却仍然招致失败的原因，正起因于用兵者本身对用兵对象的错误认知与判断之上。

　　由以上分析可见，“归师勿遏” 尽管至今仍是真理，但在今日的战争形态下，却已无多大的“实用价值”。但是若能由此兵法而明了其创生的理论基础与思考逻辑，则其价值却又远非世俗眼光所可衡量。

第三章：合纵连横或养虎贻患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零年）七月，秦始皇病死沙丘。赵高、李斯、公子胡亥密不发丧，又阴谋破去秦始皇赐给太子扶苏的信件。丞相李斯更诈称秦始皇死时遗诏是要立公子胡亥为太子，于是胡亥继承皇位。赵高并矫秦始皇之诏而杀死太子扶苏与大将蒙恬。九月，将秦始皇葬于郦山。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零九年）七月。秦王朝征调九百人前去渔阳防守，阳城人陈胜与阳夏人吴广也在征调之列，秦王并以两人为屯长。众人在前往渔阳的途中，正好遇到大雨，道路因而不通，九百人便屯驻在大泽乡之中，陈胜、吴广度量已无法如期赶到渔阳。而依照秦王朝的法律，如果无法如期赶到，所有人都要被斩杀。

　　吴广便向陈胜说：“如今逃亡也死，举大计也死，与其等死，不如举大事而死”？陈胜说：“天下为秦所苦已经很久了啊！我听说二世是少子，本不应当继承皇位，应当继位的是公子扶苏。扶苏是因为数次劝谏始皇的缘故，而被调往边境统兵防卫匈奴。如今扶苏无罪而被二世杀死，百姓只听说他很贤能，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而项燕当楚将时，立了许多功劳，平时也很疼爱士卒，楚人都很怀念他。如今却不知所踪，或说是死了，或说是逃亡了。今日如果我们诈称是公子扶苏与项燕，为天下起来反抗秦二世，天下一定会群起响应的”。

　　于是陈胜与吴广联合杀死监督的秦朝尉官，并向其余的八百九十八人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秦律失期当斩。藉弟（即使之意）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于是陈胜、吴广等人揭竿起义。

　　初期，陈胜率兵至陈，陈地的豪杰们对陈胜说：“将军披坚执锐，统帅士卒去诛除暴虐无道的秦王，复立楚国，功德之大应该称王”。陈胜问策陈余、张耳两人，两人对曰：“将军瞠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贼。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以私。愿将军无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如此，野无交兵，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陈胜听从了两人的话，并派遣诸位将领去各地宣传起义之事。山东郡县少年吃了秦吏很多的苦头，都杀了他们的守尉、令丞，召集人民反叛，以响应陈胜。并互相立为侯王，采合纵之策，向西讨伐秦国，人数多的不可胜数。有使者从东方来向秦二世报告反叛的消息，秦二世忿怒之下将他关了起来，后来又有使者前来报告，秦二世问他东方的情况，使者回答说：“群盗而已，郡县守尉已经加以逐捕，现在都抓到了，不足忧虑”。秦二世听后才高兴起来。此时，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自立为魏王，田儋自立为齐王。刘邦在沛县、项梁在会稽郡聚众起兵。

　　数年后，群雄大抵为刘邦与项羽两人荡平收服，国际形势顿成楚、汉两国争王之局。此时刘邦手下谋臣儒士郦食其为汉朝图谋削弱楚国的权势，于是向刘邦说：“昔日商汤讨伐夏桀，最后封夏桀的后代于杞地；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最后封商纣王的后代于宋地。而今日秦朝失德弃义，侵伐诸侯国，灭亡六国的后代，使他们无立锥之地。陛下若真的能复立六国的后代，则其君臣百姓必将感念陛下的恩德，没有不知恩图报，愿为臣妾的。施德行义，陛下必南面称霸，到时楚国将敛衽而朝”。汉王刘邦说：“好极了”。张良听后则说：“若真的采郦用先生的计谋，陛下的大事便毁了啊”。刘邦说：“为什么”？张良因此而提出了八个疑问：“昔日商汤讨伐夏桀，最后还封夏桀的后代于杞地的原因，是因为度量自己的能力还能制夏桀于死啊！今日陛下能制项羽于死吗？这是这个计谋第一个不可行的原因。周武王进入殷国后，表扬商容的乡里，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箕子，封比干的坟墓。今日陛下能封圣人的坟墓，褒扬贤者的乡里吗？这是第二个不可行的原因。施放巨桥的粮食，散发鹿台的财宝，以赈恤贫困的民众。今日陛下能为了赏赐贫穷的民众而散发府库的财宝吗？这是第三个不可行的原因。殷国被灭亡后，武王倒载干戈，以向天下表示不再用武。今日陛下得能停止武备、修行文事而不再用兵吗？这是第四个不可行的原因。武王放马于华山的南边，以向天下表示不再有所作为（按：武王之时以车战为主，车需马拉，故放马之举暗示不会再有军事行动之意）。今日陛下能放马而不再使用吗？这是第五个不可行的原因。武王将牛放牧于桃林的郊野，以向天下表示不再运输粮食辎重。今日陛下可以做到吗？这是第六个不可行的原因。况且天下的游士，远离亲戚、弃置祖先的坟墓、离开故旧好友、跟从陛下，只因日夜盼望着咫尺之地的封赏。今日若恢复六国国号，而立韩、魏、燕、赵、齐、楚诸国的后代，剩下的土地将无法再行封赏，如此天下游士各自归事他们的主人、跟随亲戚、返回故旧身边，则陛下还能跟谁去取天下呢？这是第七个不可行的原因。况且只有楚国不强，六国才不可能追随他（意指以今日的形势看来显然是楚国强，否则又何必去图谋削弱楚国国势），否则复立六国之后，陛下又将如何能控制他们呢？这是第八个不可行的原因。因此若真的采用郦先生的计谋，则大事去矣”。当时刘邦才吃进一些食物，听完张良的分析后将食物吐了出来，大骂郦食其说：“混蛋！差点坏了我的大事”。并派人赶去销毁刚制造完成的六国玺印。数年后，刘邦统一了天下，成立了汉王朝。

　　由此例开始，《长短经．时宜》篇皆收有东汉荀悦对所举诸例的分析论文，在其对此例的分析论文中，荀悦首先提出了“立策决胜之术”（制定取胜策略的方法）所要注意的三项要点为：“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并于其后对所谓的形、势、情的范畴作出了定义，最后认为：之所以在类似的或同样的事情上使用相同的策略，却导致了不同结果的原因正在于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其“形、势、情”三者不同。关于其定义与相关论题则留待第六章再进行讨论。

　　对于此例，荀悦的分析是：“初时，张耳向陈胜建议复立六国的后代以自为树党，而郦生亦用此策略建议汉王。之所以所建议的策略相同却得失有异的原因何在？当陈胜起义之时，天下都想灭亡秦朝；而楚、汉之时，两者的胜败却还未定，当时天下也未必都想灭亡项羽！况且项羽的能力足以统率六国，而以秦国当时的权势却无法做到啊。所以复立六国这个策略对于陈胜而言，可谓多己之党，而益秦之弊也（意指增加自己的同盟而减弱秦国的实力。）。况且当时陈胜还未能专擅天下的土地，所谓取得的东西不是自己的，将之施送于人，这是行使虚无的德惠而获得实在的福利的策略啊！但是复立六国这个策略对于刘邦而言，却是所谓的分割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以拿去资助敌人，这是取得虚无的名声而受到实在的祸害的策略啊！这就是所谓的“事同而形异”的例子啊！

　　其实“复立诸国”与“挟天子”的最终目的基本相同，都是想藉由策略的实施而获得“增强我方势力与减弱敌对势力”的效果。其差异之处在于“挟天子”之策必须先争得“天子”，而“复立诸国”则不必。但不管是使用其中哪一种策略，都须要有坚强的实力作后盾才成。“挟天子”策略的施用时机一般为：其时天下大势，诸侯林立，且大多势均力敌，唯独一二强大者而已；至于天子则已无任何实权，甚者更已无实力保护自己，唯听令于天子之伦常观念犹尚未被诸侯们明目张胆的废弃，而民心亦未有积极灭亡旧朝以创建新朝的想法。而若施用者自己本为强大者，则使用此策略之目的一般在于希望能藉由“天子的命令”为自己的攻伐行动找到“正当、正义”的藉口，以藉此减低行动时所可能产生的阻力，并且由此创造出更多“正当、正义”的攻伐敌对势力的藉口。其次在藉由天子的正统性号召天下诸侯与人民加入己方之阵营，以此来增加争霸天下的资本，并加速统一天下的步调。是一强统众弱以攻其余的策略。反之若施用者本为相对弱小者，则其目的一般在于希望能藉由“天子”的号召力以合纵连横各诸侯，以众弱攻一强；或者藉由天子的命令挑拨各诸侯互相残杀，我方于其后坐收渔翁之利。并由此逐步的加强自己的实力，以向一统天下的王座迈进。

　　“复立诸国”策略的施用时机一般为：旧王朝尚未灭亡，而民心有积极推翻旧朝以创建新朝的想法，此目的在于希望以自己的实力为后盾以复兴并扶植各旧有势力，既可藉由此举以先行削弱旧王朝本身之实力，亦因众人本由我方之帮助而得以复兴，因此而愿暂时听从我方的调度，共同图谋消灭旧王朝，使旧王朝分身不暇，难以兼顾，最后疲于奔命，以致被众诸侯蚕食瓜分而尽。或者如楚汉之例，刘邦为相对较弱者，其希望能藉由此举以达上述之目的，却忘了考量在复立六国之后，六国为求自保而背叛自己并投靠项羽的极大可能性。人类本就有“趋利避害”之特性，更何况六国本来已经灭亡，再此一心理阴影之下，六国为求生存，最终必然要出卖最初帮助自己复国之人。因此刘邦此时宜采分化项羽内部以减弱其实力之策略，而并非分割自己之实力以求增加更多同盟伙伴，除因此举会更形削弱本已相对弱小的我方之实力外，更须面对同盟兴起之后的复杂形势，一个处理不当，自己恐怕都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了。且须知这些势力既可由我方扶植复兴，则其实力必又更在我方之下，如此又岂会是本已比我方更为强大之敌人的对手。最后在形势的驱动下，我方被反噬的机会实大过于我方得到助力的机会。《孙子．形》篇云：“故胜兵如以镒称铢，败兵如以铢称镒。称胜者战民也，如决积水于千仞之隙，形也”。刘邦之实力本就不如项羽，是已居于劣势之局，已可称为“败兵”，若再行此“复立六国”之策，则无疑是将本有之“隙”更形扩大了。项羽若于其后趁“隙”进攻，则必如“决积水于千仞之隙”般的容易啊！诚如《孙子．作战》篇所言：“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能得用兵之利矣”。不可不慎啊！

第四章：渔翁得利或步其后尘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零九年），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国号“张楚”，陈胜自立为“楚王”，并派遣诸位将领去各地宣传。此后天下群起响应，天下顿时陷入混战之局。群雄趁机掘起，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自立为魏王，田儋自立为齐王。刘邦在沛县、项梁在会稽郡聚众起兵。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二零八年），冬。陈胜所派遣的周章等将领向西攻到了戏地，兵力有数十万。秦二世听后大惊，与群臣谋划说：“现在该怎么办”？少府章邯说：“盗贼军队强盛，又已经快攻进来，现在再征调附近郡县的军队已经来不及了啊！郦山有不少刑徒，请赦免他们，给他们兵器来抵抗盗贼”。秦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为统帅，率领郦山刑徒去攻击周章军，章邯击破周章军，并且在曹阳将周章杀了。秦二世便又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去佐助章邯攻击“群盗”，在城父杀了陈胜，在定陶击杀项梁，在临济诛灭魏咎。楚地一带起义的名将都被杀了之后，章邯以为楚地叛兵已不足忧虑，便率军向北渡过黄河，攻下赵地邯郸。张耳便与赵王歇逃进钜鹿城，并遣使急向诸侯求救；章邯则派王离包围了钜鹿城。赵将陈余聚集常山（即恒山，五岳之一）的士兵，得到了数万人，并在钜鹿城北方驻军。章邯则在钜鹿城南方的棘原扎营，并依着黄河修筑甬道，以供给王离军粮食。

　　秦二世三年。在赵王遣使去向楚国求援后，楚王便拜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领楚军前去钜鹿援救赵王歇等人。楚军到达了安阳后，停留了四十六日而不前进。项羽便对宋义说：“我听说秦军在钜鹿包围赵王，现在应该赶快率兵渡过黄河去援救他。楚军攻击其外，赵军从内配合，一定可以击破秦军啊”！宋义说：“不然。现在秦军进攻赵军，即使战胜了，也会很疲劳，此时我便可承其敝（即趁他疲惫时攻击他之意）；如果秦仍没法取胜，则我可率兵向西进攻秦都，一定可以灭了秦国。所以不如先让秦、赵两军相斗。虽然勇猛杀敌，我不如先生；但是筹谋画策，先生不如我啊（意喻：所以你还是听我的为妙）”！因此下令军中说：“猛如虎，狠如狼，贪如羊，态度强硬而不听使唤的人，都处斩（用来威胁项羽，要他最好乖乖听话）”！接着派遣他的儿子宋襄去齐国做宰相，亲自为他送行，一直送到了无盐，并且为他广开宴席、大肆庆贺。而此时天气严寒，又下着大雨，楚军士卒都受冻挨饿。因此项羽一听到宋义为他儿子大摆宴席，饮酒作乐的事，便忿恨的说：“本应是要尽全力去进攻秦军，现在却久留不动。今年既闹饥荒、人民贫困，士卒又都吃野菜拌菽来充饥。军队已经没有粮食了，居然还去饮酒高会。不率领军队渡过黄河，去赵国补充粮食，与赵国并力进攻秦国，却胡说什么要承其敝。以秦军之强，进攻新近才成立的赵国，一定能击破赵国。赵国败了而秦军仍然强盛，哪里有敝可承！而且国家最近才吃了败仗，主公正为此焦虑不已。因此才将国境内的所有兵力委讬给将军，国家安危，就在这一战了。如今不体恤士卒却去徇私营利，这不是社稷之臣啊”！十一月初，宋义从无盐回到安阳，项羽早晨便去朝见他，就在宋义的帅帐中斩下了他的首级，接着提着宋义的头出去向军中士卒喊说：“宋义与齐国阴谋叛楚，楚王密令我诛杀他”。当时，诸将都被项羽的举动所慑服，没有人敢吱唔半句，都说：“首先建立楚国的，是将军的家人啊（指项梁）！今天将军不过是诛杀乱臣罢了”！乃共立项羽为假（代理）上将军，并使人去追杀宋义的儿子（杀人灭口，以绝后患），在齐国将他杀了。又派遣桓楚去向楚怀王报告这个消息，楚王便正式任命项羽为上将军，由他率军救赵。

　　十二月，项羽派遣当阳君、蒲将军率领二万士卒渡过黄河（漳水），援救钜鹿。但获利不多，因此赵将陈余又请项羽增派军队。项羽便让全部的军队都渡过黄河，然后把所有的船弄沈，把釜甑（烧煮食物的器具）击破，把庐舍烧了，每个士兵只带三日的粮食，以向士卒展示必死的决心，接着率兵包围了王离军。秦、楚开战后，楚兵无不以一当十，呼声震天，连在一旁“观战”的诸侯援军都感到恐惧。项羽九战九胜，并数次阻塞了秦军修筑的甬道，王离军因此缺乏粮食。项羽遂大破秦军，并杀了苏角、捕掳了王离。既破秦军，项羽乃召见诸侯，诸侯进入辕门时（军队以车为阵，车辕相向为门，所以叫作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自此）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听其号令）”。

　　七国时，秦王对陈轸说：“韩、魏两国相攻，已有一年还没结束。或说救他的好，或说不救的好，寡人无法下决定，就请先生为寡人决定吧”！陈轸说：“昔日卞庄子将要刺虎，管竖子便阻止他说：这两只老虎方才要吃牛，若牛肉甘美则必相争，相争必互斗，互斗则大者伤、小者死。等到牠们受伤后再去刺杀牠们，一举必有杀掉两只老虎的名誉。今日韩、魏两国相攻，已有一年而还没有结束，其结果必定是大国伤、小国亡。等待他们受伤了再去攻击他们，一举必获二利。这就好像卞庄子刺虎一样啊”！秦惠王听后说：“好极了”。后来的情形果然像陈轸所说的一样。

　　荀悦分析此事说：“宋义等待秦、赵两国疲弊的策略与卞庄刺虎，事同而势异，这是为什么？将这个策略施之于战国之时，邻国相攻，没有临时的急迫，便行得通！战国时代之建立，已经很久了啊！一战的胜败，未必就会被灭亡。其势是不可能在急促的时间下将敌国灭掉的！前进则得利，退却则自保，所以积蓄实力以等待时机，趁其疲弊再来进攻是可以的。今日楚、赵两国新起，他们的力量与秦朝势必无法并存，安危的时机，在呼吸之间就会转变！前进则定下功业，退却则会受到祸害。这就是所谓的“事同而势异”的例子啊！

　　另一个抉择是否解救求救者的著名的例子就是“围魏救赵”之例了！

战国时，魏王将攻邯郸，使将军庞涓带领八万名的士兵到达茬丘，以为进攻邯郸预作准备。赵王在得知消息后，马上派遣使者去向齐国求救。于是齐威王召集大臣一起商议此事，齐威王开口问说：“是救赵，还是不救的好呢”？邹忌说：“不如不要救”。段干纶则说：“不救则对我方不利”。齐威王问：“为什么”？段干纶回答说：“若让魏氏兼并了邯郸，这于齐国有何利处呢”！齐威王听后说了声好，便想使孙膑为将军率领军队前去援救赵国，孙膑听后辞谢道：“我是受过刑的人，不可以”。于是齐威王便以孙膑为军师，并使田忌为主将带领八万名的士兵前去救援赵国。庞涓在进攻邯郸之前，却先攻击卫国首都帝丘，卫国便也派使者向齐军求援，田忌得知此事后问孙膑说：“是救还是不救呢”？孙膑回答说：“不救。若去援救卫国就是不尊重救赵的命令了”。田忌说：“若不救卫，将做什么呢”？孙膑说：“请向南进攻平陵。平陵，其都城小而县境大，人口众多，士兵强盛，是魏国东阳地区的重要战邑，是易守难攻的地方啊；我将以此举而令庞涓产生疑惑（示之疑）。我若进攻平陵，其南边有宋国，北边有卫国，当路有魏地市丘，是我自断粮道啊；我将以此举而让庞涓以为我不懂用兵（示之不知事）”。于是田忌便拔营而去进攻平陵。但久攻平陵，却无法攻下，于是田忌便召来孙膑询问说：“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孙膑不答反问说：“都大夫（管理城都的官员）谁最不懂事呢”？田忌回答说：“齐城与高唐两人”。于是孙膑便将制定好的策略告知田忌，而此策略的目的却非为了取胜，反倒是要藉着牺牲齐城与高唐两人，而让庞涓更加确信孙膑不懂用兵的“事实”。田忌于是将齐城、高唐分为两军，命令他们用蚁附（按：让士兵如蚂蚁般攀爬城墙进攻的战术）的战术进攻平陵。平陵的守将挟叶与庞涓派来增援的将领钻荼见状，果如孙膑预期的由钻荼率兵袭击两军背后，当齐城、高唐两人回军反攻时，守将挟叶又出兵进攻两人，形成夹击之势，最后齐城与高唐招架不住魏军的攻势，当道惨败而亡。将军田忌便又召来了孙膑问说：“我攻平陵不得，而又丧失了齐城、高唐两名大夫，当道惨败。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孙膑回答说：“请派遣轻车西去大梁郊野奔驰，以激怒魏君。并军队化分为小单位的部队随行，以显示我军人数不多（示之寡）”。田忌马上便照做了。庞涓一听之下，果然中计，放弃辎重，马不停蹄的赶回大梁。孙膑则假装惧怕魏军，而将轻车与随行的部队撤回，并将全军向齐国的方向撤去。庞涓获知消息后更是得意，便一路拼命追赶孙膑，结果在桂陵一地，被孙膑藉着地形与以逸待劳的优势击败骄傲轻敌的魏军，并捕掳了魏将庞涓。后来庞涓被放回了魏国，至于是什么原因，史籍无载。

十三年后。魏国进攻韩国南梁，韩王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此事，说：“早救韩国与晚救韩国，哪一个适当”？张丏回答说：“若晚救他，韩国恐怕要臣服于魏国了，不如早救他”。田忌则说：“切切不可。夫韩、魏两国的军队尚未疲弊而我们便去援救韩国，是我们代替韩国去承受魏国的攻击，回过头来反倒要听命于韩国了。况且魏国有破灭韩国的心志，韩国见到自己快要灭亡了，必定要向东告知齐国。我们因此可以暗地里与韩国结亲，而晚些时还可趁魏军疲弊，对魏军施以攻势。如此则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齐威王听后说：“好极了”。乃暗地里答应韩国使者的请求并遣送他回国。韩国自以为有齐国当作靠山，于是在五战五不胜后，便马上派使者东向齐国求救。齐国因而发兵攻击魏军，并再次以田忌为将，以孙膑为军师。此次孙膑为解韩国之围，仍然使用“攻其所必救”的策略，领兵直趋魏国首都大梁城，以使庞涓率兵回国；而为了要再次让庞涓骄傲轻敌，则使用了减灶之计。当齐军进入魏地时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明日为二万灶。而此计的理论基础则在于：“彼三晋之兵（韩、赵、魏），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用兵者，因其势而利导之（按：意即因为三晋之兵本来就轻视齐军，因此可以凭藉这点而使得三晋之兵更加轻敌。而其于此处所使用的计策就是减灶。在正常的情况下，多少士兵才生多少灶，以供烹煮食物之用。因此减灶意味着士兵的减少，而因为三晋之兵本已有齐军生性怯弱的成见存在，因此即使齐军不宣传假情报说：齐军是因为惧怕魏军而逃跑的。魏军也为做如是想。而这就是孙膑所谓的善用兵者，因其势而利导之的意思）”。庞涓果然又中了孙膑的计，一看到火灶一日一日的减少，高兴的说：“我就知道齐卒怯弱啊。进入我地不过三日，士卒却已逃亡过半”。而为了能尽快赶上正在“逃亡”的齐军，庞涓更放弃了步兵，只带着轻锐的车、骑兵，昼夜不停的追逐齐军。一切的发展尽在孙膑的推测之中，孙膑更度量出庞涓赶到马陵的时间必在黄昏之后，于是在那“道狭而多险”的马陵山中大设伏兵，并拨掉了大树的树皮，在其上写上“庞涓死此树下”的字样，并命令擅长射箭的士兵万弩夹道，埋伏等候庞涓，并约定士兵们“见火举而发”。“涓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书。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涓乃自刭曰：果成竖子之名也”。此战齐军大破魏军于马陵，擒杀庞涓与钻荼，并掳获了魏太子申。史书云：“魏破，韩弱。韩、魏之君因田婴（孟尝君之父）北面而朝田侯（齐威王）”《战国策．齐一、》。“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庞涓曾因忌妒孙膑的才能，而利用友情与同学之间的情宜（两人同师事于鬼谷子），将孙膑诱骗至魏国而加以陷害，使孙膑惨遭膑刑（去除膝盖骨之刑），由此可见其忌惮孙膑之程度。因此为了要让庞涓因骄傲而轻敌，孙膑势必得使用很多策略来误导庞涓，否则难以令庞涓动摇其根深的不如孙膑的成见。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都是如此，只是后者所用的减灶之计与前者所用的“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示之寡”等策略有所不同，其差异之处在于对象上的不同，前者之目的在于使庞涓认为孙膑不懂用兵，而后者的目的则在于使庞涓认为齐军胆怯。而正因为两次轻敌的对象不同，因此庞涓才不虞有他。再加上马陵之战时，庞涓急于一雪前耻，更是无暇细想，以致此计终得成功。

　　《长短经．攻心》曾载：“孙子（即孙膑也）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何以明之？战国时有说齐王曰：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是故圣人之伐国攻敌也，务在先服其心。何谓攻其心？绝其所恃，是谓攻其心也。今秦之所恃为心者，燕、赵也，当收燕、赵之权。今说燕、赵之君，勿虚言空辞，必将以实利，以回其心，所谓攻其心者也。……诸葛亮擒孟获，七纵七擒之，南方终亮之世，不敢背叛。又，四面楚歌而项羽走；刘琨吹葭胡人散。攻心之计，非一途也”。不论由孙膑的实际用兵之例，又或其留下的攻心之论看来，都是无可置疑的表现出了孙膑对“攻心之术”的高超见解。

    而“围魏救赵”的策略之所以能在同一个人身上用上两次，而在不同的时代中却有用之以成、有用之以败的原因在于：其是否对于此策略背后的理论基楚“攻其所必救”有充份的认知与理解。此处“围魏救赵”一法之所以能成功两次的原因在于“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韩国之例亦是如此。正因精兵在外，而君王在内，因此庞涓势必非要回师救魏不可。此即其“必救”的原因所在。反观第一章中所举的例子：曹操与袁绍虽都使用“围魏救赵”之计，却一成一败的原因正在于：曹操所攻乃敌所“必救”，而袁绍所攻的却非敌所“必救”也。“攻其所爱”，敌人不一定会救，如官渡之战中，曹操早知袁绍无法攻破曹营，至少是在曹操攻破乌巢之前都是如此，因此曹营虽是曹操“所爱”，却也不一定要“救”；而袁绍则是因为认知不到乌巢的重要性，及意识不到无法在乌巢被破前攻下曹营的实情，而不以重兵去援“救”乌巢。因此可知，必救、不必救，至少会有三个原因存在。所以，所谓的“围魏救赵”的“正确”使用时机，其实只在于所“攻”之处是否为敌人所“必救”之处而已。

　　若如卞庄刺虎之例，卞庄与二虎并无生存上的依赖关系，且其意在一举得二虎，所以不须去管那两只老虎谁死谁活，而任其互斗，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而秦惠王之目的在于希望能一次消灭韩、魏两国，因此不须考虑不救其中之一的后果。至于项羽救赵之钜鹿之战一例，则其与赵国本有着生存上的依赖关系，赵国灭亡亦将不利于项羽。项羽的目的在于联合赵国之力共同消灭秦国，因为当时秦国势力尚强，而项羽无法单独收拾秦国，所以救赵是正确的决定。如果今日项羽的实力大于秦国，则可任秦、赵两国互斗，而不对其中之一施以援手，毕竟争霸天下，其最终之目的在于赢得天下，任何策略的运用与否都应以此为判断依据。

　　总结以上诸例与荀悦之论可知，两虎相斗，我方究竟应该是对求救者（自是较弱者）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又或积极的对其施以救援，端看其是否有于此战中“灭亡”之可能及此势力之“灭亡”是否不利于我方而定。在战国初期晋国国内为六大家族，即智、范、中行、赵、魏、韩，所掌控，后来智氏联合其它三家逐一的消灭了范、中行两家，此时智氏之势力最大，剩下的三家没有一家是其对手，但因智氏领导者智伯瑶过于贪心，又想联合韩、魏两家灭掉赵氏，最后反被赵氏与韩、魏两家联手消灭。如果当时，韩、魏两家没有意识到赵国灭亡之后，自己就要步其后尘的可能性，则晋国必被智氏夺得。很可惜，后来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坐山观虎斗”或者“助纣为孽”的下场便是“步亡国之后尘”，因此才被秦王朝以离间连横、远交近攻、蚕食鲸吞等等策略逐一逐一的消灭净尽。

　　因此可知，不管救的对象是我方自己还是盟友邻国等等，其救与不救的考量关键正在于自己的实力是否可以承担不救的后果，不救的利益是否大于必救的利益。诚如孙子于《火攻》篇之告诫：“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之道也”。

第五章：陷之死地然后生或自取灭亡

    汉元年（公元前二零六年）六月，楚王项羽命令衡山王吴芮与临江王共敖追杀义帝，两人追到长江中将他杀了。之前，在项羽因为灭秦国、废楚怀王为义帝，而大封功臣的时候，项羽因为怨恨田荣，于是立齐将田都为齐王；田荣一怒之下，自立为齐王，杀了田都、背叛楚国。田荣并赐给彭越“将军印”，命令他在梁地造反。项羽便命令萧公角攻击彭越，彭越大败萧公角。而陈余也怨恨项羽没有封他为王，便命令夏说去向田荣诉苦，并请兵去攻击张耳。齐王便派了军队给陈余，让他去攻击常山王张耳，张耳败逃、归降刘邦。后田荣又在代地迎接赵王歇，并回复了他赵王的地位。赵王因而立陈余为代王。项羽大怒之下，便率兵进攻齐国。

　　二年，春。汉王刘邦为义帝发丧，因而在洛阳新城以项羽杀死义帝为理由，号召诸侯讨伐项羽。于是刘邦便“劫持”了“塞、翟、殷、韩、魏”五诸侯的联军，共五十六万人，向东讨伐楚国。项羽听到消息后，随即命令诸将继续攻击齐国，而自己则以精兵三万人，从鲁地出发迎击联军。四月，汉联军等都已进入彭城，并大肆搜括彭城的货宝美人，日日置酒高会。项羽则率军到了彭城西边的萧地，早晨，楚军从萧地向汉军发动攻势，汉军向东败退到彭城。日中，楚军大破汉军，杀汉士卒十余万人。汉军向南逃到山上，楚军又追杀汉军直到灵璧东方的睢水边。汉军败退，被楚军挤迫屠杀，汉军十余万人都掉入了睢水，使“睢水为之不流”。楚军接着便包围了刘邦，共围了三层。这时突然有大风从西北方向而来，折木摧屋，飞沙走石，弄得天空晦暗难明，刘邦趁着这个机会攻击楚军，楚军大乱，刘邦乃能与数十骑突出重围，逃往下邑。彭城之战时，刘邦的父亲与妻子都被楚军俘掳了；彭城之战后，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叛汉降楚，齐、赵两国也都背盟投向楚国怀抱。六月，魏王豹藉口要回家探视亲人疾病，一回国即阻塞河关，反汉与楚约和。于是刘邦便封韩信为左丞相，进攻魏国。魏王在蒲阪聚集了很多士兵，阻塞了临晋关。韩信于是加设了所许多疑兵，以分散魏王豹的兵力。一方面在黄河边陈列船只，假装要渡过临晋进攻魏军，以转移魏军的注意力；另一方面，率军潜伏到夏阳，以木罂缶渡河，袭击安邑。魏王豹大惊，率兵迎击韩信，韩信击败魏军并捕掳了魏王豹，将魏国改为河东郡。于是刘邦又派张耳领兵与韩信会合，向北攻击赵、代两国。九月，击破代兵，在阏与擒获夏说。此时刘邦使人来赵收回韩信的精兵，送到荥阳去抵抗楚军。

　　而韩信与张耳则率领数万名士兵，打算东下井陉攻击赵国。赵王、成安君陈余听说汉军将袭击他们，便在井陉口聚集兵力，号称有二十万之多。广武君李左车向陈余说：“听说汉将韩信涉过西河，捕掳魏王豹；在阏与大展身手，擒获夏说。今日汉王刘邦又派遣张耳来辅助他，想要打下赵国。这是挟着战胜的威势而远来与我们进行战斗，他的锋芒锐不可敌挡啊！臣下听说：远赴千里运送粮食，士卒就会有饥色。现今井陉道窄路狭，车子不能并行，骑兵无法成列，行军数百里，它的形势使得汉军的粮食势必要缀在军队后面。希望足下能让我带领奇兵三万人，从小道阻断汉军的辎重；足下则深沟高垒，坚守营内，不要与他们发生战斗。如此他们将处于前进无法战斗，而后退却又回不了国的困境。到时我再用奇兵阻绝他们的后路，使他们无法在田野上掠夺。不出十天，这两人的头便会送到先生的帅旗之下。希望先生留意臣下的计策，不然，一定会被他二位捕掳”。成安君是个儒士，平常总是自称义兵而不用“诈谋奇计”，因此向李左车说：“我听说《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日韩信的军队号称有数万人，其实不过数千人而已。即使能越过千里来袭击我，也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如果现在就避而不击，那以后要是来了更大的敌人，又将如何对付呢！而且诸侯也会因此说我胆怯，而轻易的率兵来攻击我啊”。于是便不采用李左车的计策。

　　韩信派在赵国的间谍就此事向韩信回报，韩信听说李左车的计策不被陈余采用后，非常高兴。也因此才敢率兵进入井陉狭道。还差三十里才到达井陉口，韩信便下令停军休息。半夜时传下军中发兵的命令，挑选轻骑二千人交给灌婴指挥，每人都拿着一根红色旗帜，从小道出发，最后到达井陉东边的抱犊寨山中，当他们从隐蔽的地方看到赵军军营时，韩信向他们告诫说：“赵军见我逃走，一定会倾巢而出追击我，这时你们要赶快进入赵军营垒之中，拔取赵军的旗帜，换上汉军的红色旗帜”。并命令裨将传发给每人食物，说：“今日击破赵军后一起吃饭”。诸将虽然都不相信，但还是应付着说：“是”。于是韩信又向军吏说：“赵军已先占据便利的地形扎营，如果他们没见到我的大将旗鼓（按：大将即主帅。旗鼓，用以指挥士卒行动。所以大将旗鼓所在也就意谓着军中主帅所在），一定不肯攻击我的前锋，因为他们怕我撤退到了险阻之地后便会调头反击”。于是韩信乃使一万人先行出发，背靠着绵蔓水列阵以待（即背水阵）。赵军望见后大笑不已，认为韩信是在自寻死路。

　　平旦，韩信立起大将旗鼓，鸣鼓从井陉口出兵，赵军一见是主帅韩信亲自领兵，便打开营门出兵去攻击他。双方大战许久后，韩信、张耳便丢弃旗鼓，假装战败，逃到了背水阵之中，两军合一后，便再度急攻赵军（按：原文为“复疾战”。孙子在《九地》篇中说：“疾则存，不疾则亡者，为死（地）”，“死地则战”）。此时赵军营中的士兵一见汉军败退并丢弃了旗鼓，便倾巢而出去争夺旗鼓与追击汉军。但因为背无退路的汉军士兵全都拼死作战，因此赵军无法将他们击败。此时韩信早先埋伏的二千名骑兵，等到赵军倾巢而出后，便赶快驰入赵军营垒之中，把赵军的旗帜全部拔掉并换上汉军的红色旗帜二千根。赵军见不能打败汉军，便想退回营垒，一见营垒之中满是汉军的红色旗帜，都大吃一惊，以为汉军已经将赵王的将领尽数擒获，因此乱成一片，开始逃跑，赵将虽然斩杀了许多逃跑的士兵，但仍然没办法加以禁止。于是背水阵与赵垒中的汉军乘机夹击赵军，大破赵军，在汦水附近斩杀成安君陈余，并擒杀赵王歇。

　　诸将在数完敌军首级与捕掳后，向韩信道贺，因而问韩信说：“《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按：意指军队的右背两方以山陵之形为利，前左两方以水泽之形为利）。方才将军令臣等反其道而背水列阵，并说待我击破赵军后一起吃饭，臣等不服。然而竟然获胜，这是什么法术啊”？韩信笑着回答说：“这在《兵法》上原有记载，只是诸君没有留意罢了！《兵法》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而且信（自称）并没有长期的与这些士大夫相处亲近（按：因此这些人不会为他卖命），这就是所谓的驱市人而战之（按：市人，喻彼此不熟捻、不相识），如果今天不是将他们置之死地，使人人为自己战斗；而是给他们生地，那么他们就都要逃走了。还如何用他们去作战呢（按：人人自顾不暇的逃命，自然无人可用）”！诸将听后都服了，并说：“善。非臣所及也”。

　　井陉之战中，韩信以“背水阵”与“诈谋奇计（置换旗帜之计）”以寡击众，大败赵军。其中的“背水阵”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假如汉军不能抵挡住赵军的攻势，赵军也不会生出回营之心，奇计也就起不了作用。诚如韩信所言，“背水阵”所运用的原理就是《孙子．九地》篇所说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在《九地篇》第一段中，孙子对“死地”的定义是“疾则存，不疾则亡”，应对策略则是“死地则战”。所以在韩信与张耳等佯败的汉军退入背水阵并与之结合后，便又马上回头攻击赵军，即“复疾战”。那为何“背水阵”能成功呢？因为汉军背后即是“天然而（人力）无法逾越的”绵蔓水，而这种形势也就是孙子在《九地篇》第六段中对死地的另一形式的定义，即“背固前敌者，死地也”，而韩信所采用的策略也就是孙子在第六段中所说的策略，即“死地，吾将示之（士卒）以不活”。这个策略之所以能成功，乃是因为汉军背后的绵蔓水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而汉军前面对的赵军则是一种可以抗拒的人为力。背者绝难，前者较易，故舍难取易、两害相权取其轻。后退一定死，前进则不然，所以汉军必然要拼死一战。再加上汉军一定得抵挡住赵军的攻击，而赵军却不一定得奋勇杀敌，也就是汉军没的选，而赵军还有的选；所以赵军自然也要“舍难取易”了。

    所以孙子所谓的“背固”的“固”是指人们无法轻易的抵拒它的意思。但话说回来，为何之前楚军又可以在睢水边“挤杀”汉军，而使十余万的汉军都掉入睢水呢？两者的情况有几点主要的差异：一．背水阵的汉军是有准备的，是自为的；而睢水边的汉军是没有准备的、被迫的，是他为的。二．承上，所以绵蔓水的汉军有充分的反应时间，而睢水的汉军则完全没有反应时间。三．背水阵的汉军是挟着战胜的威势而来的，这个威势的力量则可由赵军曾经坚营不出一点推敲出其大概，再加上背水阵本就是一种变向的激励士卒“勇”气的方式，所以能战胜；而睢水旁的汉军则是被楚军杀寒了胆的，是挟着战败的无力而到的，又有何“勇”气可激，何况即使有那么一点点，又哪来的时间哩（就如退营的赵军也没有时间思考军营是否真的被汉军拿下一样）！所以同是“背固前敌”，却“同途殊归”，其关键就在“自成或他成”一点上。因此孙子才以“投之、陷之（或置之）”这些主动的、自为的动作来说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句留传千古的哲语。

    除了井陉之战外，在此战之前的钜鹿之战，也是因为项羽采用了“陷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才能使“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进而九战九胜，先击败包围钜鹿的王离军，进而击败秦军主力章邯军。项羽所用的策略是：“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即破釜沈舟的典故出处），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项羽这一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所以他除了实施必然的“背固”（渡过黄河后把所有船弄沈）步骤（空间因素）外，又加上了“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这一“时间”因素，以免因“背固”而形成的“势”，因为时间过长而逐渐耗损；所以孙子对“死地”的定义即为“疾（快速）则存，不疾则亡”。而井陉之战与钜鹿之战的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已经身处在战场之中，而后者则还未到达战场，所以项羽必须在空间因素外额外加上（加重）时间这一因素，而韩信则不必。

　　《势》篇说：“勇怯，势也”，而在《九地》这篇专论“地势”与“为客之道（进攻他国的方法）”的篇章中，孙子始终强调的就是“勇”。其中最突出与集中的就是第四段整段，即“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死，非恶寿也。令发之日，若士坐者涕沾襟，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军者，譬如卫然。卫然者，恒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敢问：贼可使若卫然乎？曰：可。夫越人与吴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也，相救若左右手。是故，覆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整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刿”是指曾在齐鲁柯之盟中以一把匕首劫持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齐桓公的曹刿，“诸”是指经由伍子胥引荐而为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以鱼肠剑刺杀吴王僚的专诸。这两人的“勇”，在孙子当时可以说是国士无双的。也就是说，一般人并不具备这样的勇，可是“为客”时却又需要这样的勇，因此，如何能让士卒有勇并达到曹刿、专诸的水平，也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兵法课题。故而孙子在《九地》篇中提出的方法，也就是“投之无所往（没有地方可去）、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了，《作战》篇曾说：“故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能得用兵之利矣”。而《九变》篇则说：“智者之虑，必杂（掺杂）于利害”。所以“死地”既然是“疾则存，不疾则亡”、“背固前敌”，便自有他“害”的一面，即我方若能“携手若使一人”，则是利大于害；反之，害大于利，而其结果当然就是全军灭亡。所以云“死地”固然有其“因势成勇”的“利”益面，但这个勇若不能“齐”、军心若不能团结“一”致，利也就成害了！

　　井陉之战中，审察韩信所用的两个策略，其实都是在攻心。背水阵攻己军之心，换帜计攻敌军之心。兵法是针对人而写的，攻心术自是必然的产物。《九地》篇最后那句结语：“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不也正是就攻心而发的吗？而在睢水与泜水的例子中，荀悦提出了“何以两者皆背水而战却一成一败”的看法，他认为“赵兵出国近攻，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深怀内顾之心，不为必死之计；而韩信孤军立于水上，有必死之计，无生虑也，此信之所以胜也。汉王制敌入国，饮酒高会，士众逸豫，战心不同。楚徒以强大之威，而丧其国都，项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愤激之气，救败赴亡，以决一旦之命。此汉所以败也。且韩信选精兵以守，而赵以内顾之士攻之；项羽选精兵以攻汉，而汉王以懈怠之卒应之。此事同而情异者也”。以之前的陈述看来，荀悦的看法只在一个地方判断错误，即韩信的精兵早已被刘邦调去荥阳抵抗楚军，又何来什么“选精兵以守”呢？而且如果韩信有所谓的“精兵”，又岂须使出“置之死地，使人人为自己战斗”的手段。所以韩信此战之所以能取胜，除了使用“陷之死地然后生”的兵法之外，主要在于韩信懂得攻心之策。虽然攻心是韩信取胜的主要原因，但若如荀悦所说的将刘邦与韩信两人皆背水而战而一成一败的原因解释为“事同而情异”，那就未免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在历史中，有无数的例子，往往就是因为无法在仓促的时间下获得足够的情报资讯，因而由产生“疑惑”以至“为求自保”而“下令退兵”的。如著名的“空城计”与“空营计”等等即是，前者为文聘与诸葛亮的行险解困之计，而后者为赵云临危应变之策（按：详情可见拙作《兵法要略．实虚》）。韩信在此战中的“换帜计”之所以能成功，也就是利用这个理论：在如此急迫（此又在仓促之上）的时间下，赵军势必无法得知赵军大本营之“实虚”，进而便产生疑惑，以至心里产生每况愈下的负面想法，最后终于决定逃命去了。趋利避害本来就是人性，何况既然心里已有成见，即在看到汉军旗帜插满赵营时便已不假思索的预先假设了汉军已攻下了赵营，如此在这个假设的前题下，汉军既然有能力攻下赵营，则其实力如何恐怕也是不言可喻的。更何况当时的赵军既处在被两面夹攻的形势之下，又因赵营已被汉军占据而有无处可归之感，在所有的负面表象与消极想法的迅速打击之下，逃命恐怕是最稳当也最容易被想到的策略。因此赵军必败无疑。

　　人们对于“未知”的事情往往存在着莫名的恐惧，所以一般人都不喜欢黑暗，因为黑暗之中你看不到任何东西，疑惧之感往往由此而来。视觉是人类最依赖的官能，在丧失视觉的时间里，一般人也同时丧失了行动的灵活性甚至行动的能力。未知起因于资讯的不足，资讯之于人脑犹如光波之于眼睛，光波太强会使视觉暂失效用，资讯过多则会使人不知所措。在未知敌人“实虚”的情况下，一般人基于生理的自我防卫特性，往往会假设敌人是实而非虚，然则事实往往相反。事实虽然往往相反，但因我们有的选择、因我们喜欢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人们不喜欢“舍易取难”的去冒险。话又说回来，在未知敌人实虚的情况下，若敌人真为实，则我方失败的可能极大；因此在仓促之下以退兵及逃跑之策略较为有利。其实这种想法是符合兵法与真理的，所以孙权会被文聘所骗，司马懿会被诸葛亮所骗，以至连被诸葛亮称为用兵仿佛孙武、吴起的曹操也会被赵云所骗，也就不足为奇了！

　　“背水阵”只是“陷之死地然后生”此一兵法的运用，犹如“围魏救赵”只是“攻其所必救”此一兵法的运用一般。以今日的战争型态而言，“背水阵”早已无任何实用价值可言，而“围魏救赵”则又牵涉到太多变数，因此两者的使用寿命与适用性反而倒不如其所根据的兵法“陷之死地然后生”及“攻其所必救”来的长远与灵活了。兵法，原本就是经验历史的理论升华，仅管多数兵法本身也有时空的限制问题，但比之于历史故事之行为模式所受到的限制实是天云与壤泥之别。

　　就如官渡之战中荀攸的延津分兵之计，及曹操以辎重诱敌等计，实则都可以在《孙子．实虚》篇中找到其理论基础。但说到底，历史故事中的行为模式较易为人所学习，但兵法中的理论却往往令人难以理解。而这也就是一般人喜欢看历史故事集锦，而不想看兵法的原因所在。但由本书所论诸史例可见，历史故事中的行为模式之所以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太过于复杂，若不假思索的妄想依样画胡芦，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机会大过于立竿见影的机会。兵法较历史难以被理解，自然是因为其层次高低的不同，但不管是理论层次又或经验层次，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便冒然将它运用在自身的竞争行为之中，其害实大于其利。

　　《左传．隐公四年》有云：“夫兵，犹火也，弗戢（戢，禁止），将自焚也。”神兵利器，唯有德者居之！

第六章：立策决胜之术

    “立策决胜之术”（制定取胜策略的方法）由东汉时期荀悦所创，其文为：“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势、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实也。故策同事等者，三术不同也”。

　　何谓“形”？

　　《说文解字．形》：“象也”。段玉裁注：“《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今云“天象、地形”。所谓“形”即形状、形貌之意。以“地形”而言，有“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孙子．计》篇）等好几种状态，而其中的“高下、广狭、远近”为其空间关系之形容，“险易、死生”则为“地形”对“人”的限制之形容。荀悦对“形”的定义是“大体上得失的数值”。而其所举的例子为是否“复立六国”，而云“此事同而形异”，今试去其同而存其异，则为：

　　一．陈胜之形：

甲．天下唯一秦朝，而天下都想要灭亡他。

乙．秦国无法掌控复立的六国，而复立的六国也不会依附于势力弱小的秦国。

丙．陈胜无权也无法占据无名有实的六国旧地及掌控各地旧诸侯势力。

　　二．刘邦之形：

甲．楚、汉之胜败未定，而天下未必想要灭亡项羽。

乙．项羽有能力掌控、领导复立的六国，而复立的六国也有极大的可能会依附于项羽之下。

丙．刘邦有权决定是否复立六国。

　　“甲”表“天下民心之归向”，考量“对象”是“天下人民”，判断“条件”是“心理取舍”。而影响“心理取舍”的关键则在“人民是否痛恨旧朝、新朝之主是否已定”。

　　“乙”表“敌对势力之强弱”，考量“对象”是“我方”、“敌方”与“复立之国”，判断“条件”是“敌我双方实力之强弱是否会对复立之国的心理产生影响，进而使复立之国与我方之关系由友好转变为敌对”。

　　“丙”表“我方能力之大小”，考量“对象”为“我方”与“复立之国”，判断“条件”为“此事之决定权是否在于我方、我方是否有能力控制目前的旧势力”。

　　“甲、乙、丙”三者构成了“形”。

　　何谓“势”？

　　“势”有“位置、地位”之意，如《韩非子．孤愤》：“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其“势”字即表“地位”之意。而《孙子．势》：“故善战者，求之于势，弗责于民，故能释民而任势。任势者，其战民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者战民也，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势也”。则表“位置”之意。荀悦对“势”的定义是“临时的位置、进退的时机”。而其所举的例子为“卞庄刺虎（卞庄比喻秦王，两虎比喻韩、魏。）与钜鹿之战”，而云“此事同而势异”，今试去其同而存其异，则为：

　　一．秦惠王之势：

甲．战国之时，七雄并立，各国实力相差不大。韩、魏两国都无法在短暂的时间中消灭敌国。

乙．韩、魏两国与我时敌时友、非敌非友，所以都可能成为我方争夺天下的阻力。因此在韩、魏其中之一灭亡后，新的国际形势对我方有利而无害。

丙．在韩、魏恶斗之时，蓄积实力做好进攻的准备；在双方恶斗之后，去捡拾渔翁之利。

　　二．项羽之势：

甲．楚、赵两国才刚刚建立，其单一的力量都不是秦国的对手。秦、赵相攻，赵国有命在旦夕的危机。

乙．秦、赵相攻，赵国为我方之盟友，秦国则为我方争夺天下的最大阻力。因此赵国灭亡后，新的国际形势对我方不利。

丙．迅速援救赵国。

　　“甲”表“各方势力之大小”，考量“对象”是“我方”、“相攻者”，判断“条件”是“三方势力之实力是否均等、相攻者双方有无在短时间消灭敌对者之可能”。

　　“乙”表“相攻者与我方之关系及其成败对我方之影响”，考量“对象”是“我方”、“相攻者”，其判断“条件” 则是“相攻者之一是否是我方争夺天下的助力、相攻者之一的灭亡是否对我方有利”。

　　“丙”表“我方加入战局的时机与加入后对相攻者胜败的影响”，考量“对象”是“我方”、“相攻者”，判断“条件”是“我方是否迅速加入战局、加入后是否有扭转双方胜败之可能”。

　　“甲、乙、丙”三者构成了“势”。

　　荀悦对“势”的定义不仅包含有“位置”概念，更包含了“时机”的概念。而时、势两者必然迁扯在一起的原因则可参见拙作《孙子兵法论正》，在此不加讨论。

　　何谓“情”？

　　《说文解字．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段玉裁注：“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礼记》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左传》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而《孝经．援神契》曰：性生于阳，以理执情；情生于阴，以系念”。而荀悦对“情”的定义则为“心志可否的状态”。而其所举的例子则为“睢水之战与泜水之战”，而云“此事同而情异”，今试去其同而存其异，则为：

　　一．睢水一战之情：

甲．刘邦进入楚国后，饮酒高会，使得士兵也跟着安乐懈怠起来，而没有了作战的心情与准备。而楚国却在强大的威势之下丧失了自己的国都，士兵们都有愤怒激昂的情绪，务要打败汉军，夺回国都不可。

乙．睢水边的汉军是被楚军杀寒了胆的逃兵，毫无秩序可言。

丙．楚军务要置汉军于死地不可，而汉军无计可施。

　　二．泜水一战之情：

甲．赵军在自己的国土附近作战，可以视时机的好坏而随意进退，士兵有后路可退，自然不愿拼命。而韩信孤军背水一战，士卒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打败敌人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因此士兵都拼命作战。

乙．泜水边的汉军是挟着胜利的余威而先行背水列阵的秩序稳定的军队。

丙．赵军在无法取胜的情况下选择回营另谋他策，却正中了韩信的诈谋奇计，使得赵军丧失秩序，进而全面崩溃。

　　“甲”表“双方士兵的心理状态”，考量“对象”是“双方士兵、作战地域”，判断“条件”是“作战地域是否对双方士兵的心理产生了影响、双方士兵是否有选择战与逃的可能”。

　　“乙”表“背水一战时，我军的精神状态与军队秩序”，考量“对象”是“我军士兵”，而判断“条件”是“早期的战役是否对我军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背水一战时的军队秩序是否稳定”。

　　“丙”表“敌军在暂时无法取胜下的抉择”，考量“对象”是“敌军主将与士兵”，判断“条件”是“敌军主将与士兵除了拼命取胜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甲、乙、丙”三者构成了“情”。在此例的分析之中，笔者纠正了荀悦的一些看法，并加入了一些正确的关键因素。

　　而荀悦最后则为三个例子所带来的启示做了总结之论：“故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计策之机也”。而赵蕤在《长短经．时宜》篇的看法则可以其开头之“夫事有趋同而势异者，非事诡也，时之变耳”。及全篇之结语“此情与形、势之异者也。随时变通，不可执一矣”为代表。

　　赵蕤曾于《长短经．兵权》中云：“自古兵书殆将千计，若不知合变，虽多亦奚以为”？又在《长短经．变通》中说：“夫兵法变通，不可执一”。而在《孙子兵法》中几个主要的概念亦未尝不是建立在“变”的基础之上，所言“奇正”则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无竭如河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势》篇），所言“实虚”则云：“夫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走下；兵胜，避实而击虚。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兵无成势，无恒形，能与敌化，之谓神。五行无恒胜，四时无常立；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见（《实虚》篇），而在《孙子兵法》首篇《计》中所论之“兵者，诡道也”，其所谓的“诡道”又何尝不是一种变化呢！由此可见，用兵贵在变通，是自古兵家之共识。用兵而不知变通，或者正如李靖在《唐李问对．卷下》中所言：“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

《跋》

　　人们往往在资源充足、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不自觉的自大与骄傲起来。骄傲则轻敌，轻敌则离失败之日不远矣。在历史长河之中，很多令人击节赞叹的史迹，也往往由此而来。或以众击寡，或以弱胜强。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智慧的利矛刺穿了物质的厚盾，其摩擦出的火花往往令人们的眼精为之一亮，令人们的精神为之一震。这利器就是兵法。

　　《问策》只是一本小书，而其中大多数的内容，则是笔者利用站夜卫兵的时候构思而得。这本书的写作时间也与其篇幅大小成正比，系笔者运用为期十日的返台假期建构而成。《问策》就是在这样的创作氛围中诞生的。

　　它的价值不大，有很多重要的观念，笔者也只是一笔带过。而其依据荀悦之理论所重现的“立策决胜之术”此一分析系统，也还远为不够完善。但毕竟是一种尝试，以目前的形势而言，笔者亦无力加以改良。在军中思维有两大弊端，其一是环境的限制使人的脑袋僵化，其二是资讯取得的困难，后者在台湾还不是大问题，但在金门就是天大的问题了。“立策”系统的最大缺陷在于其存在着颇大的“人事时地物”的局限性，离纯理论的层次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为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已与友人唐略云着手规划《战略论》的写作，但因为两人所能供献的时间都有限，成书之时恐怕已在笔者退伍之后。我们固然会藉由网际网路的便利功能而连通台湾与金门两地的思维，但问题在于笔者一个月只休四天假，三、四个月才得以返台一次，其它的时间都只能供献给自己的连队。其中的不便，不言可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