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厅干部回忆:1964年青海批斗尸体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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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等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

摄影家袁毅平,当年作为中国文联派遣的“四清”工作队的一员,于1964年到1965年间在山东兖州地区参加“四清”工作。他用随身携带的相机记录了“四清”运动的一些侧面。

作者系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60年代曾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

等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然后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

1964年12月,中共西北局发出通报,批评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违法乱纪,组织群众对已经畏罪自杀的党支部书记马××的尸体进行批斗,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气氛。

“四不清”大队书记不认罪

新庄大队共有7个生产队,1900多人。在“大跃进”年代,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家庭、1户中农家庭),干群关系十分紧张。

“四清”工作组共有7个人,组长仲××,是湟原县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队员6人,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其中一位是女学生),还有当地公社一位姓路的秘书、农林厅的一位方姓干部、驻军部队的沈排长。在下乡前,和所有“四清”工作队员一样,工作组7个人在西宁集中半个月时间,学习“四清”运动文件,听了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的动员报告。

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上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可支部书记马××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

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仲组长下令,把马××交给他们,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并明确表示,不管使用什么手段。可是三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仲组长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要亲自示范。他把马××叫来,要他交代罪行。马××回答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可不这么干,我家人也要饿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将他踹倒在地。马××的鼻子流血不止,仲组长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才让他回家。

马××没有认罪,仲组长要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1964年11月19日,“四清”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活动。

 

大队书记要害被捏碎

诉苦的社员事先由工作组确定为6个人。先后有3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马步芳家族剥削、压迫的苦,但是,社员反应平淡。接着,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他还没有诉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员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那算什么苦?你下去听我诉!”

仲组长感到今天的诉苦会没有把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于是挥挥手说:“好,李秀英,你诉苦吧。”

李秀英说: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饿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饿死在水利工地,尸体我也没见着。公公婆婆得浮肿病,卧床不起,不能下地劳动,马书记说不劳动就不给饭吃,结果3天就饿死了。我和女儿拖着浮肿的腿去拼命干活,一天才给二个糠馍、一碗像水一样的拌汤。记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吃。走到食堂,从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就不想走了,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20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给大队干部上菜,离开伙房,赶紧溜进去,看到锅里有一个大馍,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馍可以,把你那尕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我说,我那尕丫头腿脚都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就饶了她吧。如果你不满意,我愿意陪你睡觉。马书记说,你把衣服脱下让我看看。我站起来,把大馍拿出来,解开破棉袄和里面破褂子纽扣,敞开胸膛让他看。马书记问,你的奶子呢?我说吃不饱饭,瘪啦!我尕丫头和我一样。马书记又叫我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我照办了。他上下打量一会,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儿跟我差不多,放弃奸污我母女的企图,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滚!谁稀罕你的臭×!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女儿见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说,妈,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听,没偷到东西,还挨了打。我摸摸胸口,那块烙馍没有带回来,放声大哭起来。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说到这,她走到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问:马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饿得不像样子,那天晚上你能放过我吗?我们全大队多少女人被你搞过,你说说!

……

李秀英看见马××跪在她跟前,突然蹲下身,手伸进马××的腰间,双手使劲一拽,将他裤腰带拽断,右手伸进马××裤裆里,并大声骂道:“我要看看你的骚毬咋就那么坏……”话音刚落,马××惨叫一声,歪倒在地。(湟中县“四清”工作总团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发现,马××的睾丸碎了,无疑是李秀英在诉苦会上捏的。)

批斗尸体吓坏众人

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的场基旁边的一棵榆树上。

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批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召集工作组员开会,讨论如何办。3个大学生坚决反对斗尸体,军人和农林厅干部不表态,只有公社秘书赞成。

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但是,如何批斗呢?仲组长说:开会时我们工作组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谁愿意扶尸体?

谁也不说话。仲组长说:小沈(排长)、小路(公社秘书),你们两个人负责扶尸体。沈排长找借口: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报复我们。工作组只有我一个人有枪,我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让我扶尸体不合适。秘书小路接着说,要工作组的人扶尸体不太好。斗尸体是群众要求的,应当由他们选两个年轻人来干这件事。3个大学生随声附和。仲组长改变主意,决定选2个苦大仇深的群众来干。

人选好了,仲组长找他们谈话,说明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每人发1瓶白酒,开会前喝,以便壮胆。

“把死不改悔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马××拖出来批斗!”随着仲组长一声令下,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尸体拖出来(马××死后尸体一直放在大队羊圈里),将尸体扶起站立。绝大多数社员不敢正面看,低着头,有的用眼睛扫视一下,马上离开。有的社员悄悄站起来,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挡回。两个喝过酒、脸色通红的扶尸体的人,一边一个站着,抓住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面看马××的尊容。

工作组计划批斗会开一个小时,四个人发言,每人15分钟。可前面两个人发言,每人只用了5分钟,而且站得离尸体比较远,不敢看,对着群众讲话。

等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社员们惊叫着,奋不顾身逃离会场。只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两个扶尸体的社员当晚发烧,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我在调查时问过他们,他俩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件事,仲组长找他们谈话,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他们是硬着头皮干这件事。由于多年没有白酒供应,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加上害怕,手脚哆嗦,所以就倒下了。

批斗尸体的场地从当天夜晚起,没有人敢从那里走;晚上社员家早早关门,工作组通知开会也不去。当地“四清”工作陷入停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