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探寻苏联解体之谜kl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19:38:59
阿凡:探寻苏联解体之谜作者:阿凡  前苏联的消失,距今已近二十年。国际上对苏联解体成因的探究活动,也经历了近二十年,并且还会探寻下去。为何一个庞然大物突然死亡?这类似于恐龙与猛犸象的死因,是令人着迷的。正如前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所言,苏联的解体与苏共的下台,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外部与内部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一个超级大国,在瞬间灰飞烟灭,毕竟是令人感慨的。尤其是作为近邻的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感触尤为深切。苏共建政70余年,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由于国力强盛曾与美国平起平坐,被世人称之为二霸之一。还是马特洛克所言,苏联消解的病因,早就存在于早期的苏联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由于体制庞大和国力强盛,所有的病因都处于隐性状态。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这些隐性的病患开始加速扩散,弥漫到国家的一切领域,仿佛一个衰竭的病人;只要遇到合适的诱因,就会总爆发而一发不可收拾。
  苏联解体是经济上出了大问题?前苏联国民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烈-兰考夫认为:“在前苏联统治时期,虽然也存在对政治权威主义和少数民族问题的不满情绪,但国民对体制持有不满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在经济运营上的无能为力以及国民生活困难。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人终于明白自己的生活水平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虽然苏联当时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如果苏联人不知道这个事实,经济危机就不会造成政治后果。因为苏联人知道自己的生活水平远不如发达国家这个事实,所以才开始反对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
  持上述观点的人是苏联解体成因说的主流,然而事实并不尽然。据苏联政府下属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显示,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在1971年至1975年达到7.4%,之后急剧下降,1976年至1980年为4.4%,1981年至1985年继续下滑至3.7%.而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推测,当时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5.4%、2.6%。数据表明,当时的苏联经济还处于增长,虽然增速是有所减缓,但不至于导致国家解体。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迟迟没有把改革提上日程,从而错过了改革与发展的大好时机,使得自身执政地位动摇;二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提出并开始改革,但遗憾的是苏共在改革方面又陷入了重视宣传效应、忽视实际结果、严重脱离国情的失误,以至于改革的进程与结果都与预期目标与初衷背离,终致执政地位丧失。”并由此推论,苏联的解体,是改革的模式出了问题。改革初期,中苏二国的情形是相似的。上述观点是基于改革三十年后得出,更是风牛马不相及。事情果真如此?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两份报告:
  俄罗斯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大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现在俄罗斯的人均产值是3800美圆。在此期间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长了50%,扣除通胀因素,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这就是说,俄罗斯老百姓实实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 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目前在俄罗斯“贫穷”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绝对意义上说这里已经没有穷人了。
  关于中国,世界银行2007年12月1日发布了一份《贫困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005年, 占中国总人口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2.4%;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有迹象表明,中国最贫困的群体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世界银行说,中国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区域,比如自 然条件比较差、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东、中、西部所有城市和乡村,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如果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这份报告并不十分具体,那么下面的这一数据就更说明问题。近十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在GDP中 所占比例却不断下降,
  俄罗斯当下的社会经济现状,起始于叶利钦执政时期的改革基础,也就是苏联改革模式的成果。数据表明,苏联的改革模式并不比中国的改革模式逊色。而在社会分配方面,苏联模式优于中中国模式。客观事实表明,苏联改革模式是苏联的解体的主要成因一说,显然是缺乏事实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有些学者认为:滋生于前苏联体制内的“利益集团”或者说是“特权阶层”,是导至苏联解体和苏共下台的祸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其1998年出版《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从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他将利益集团划分为两类:广泛性利益集团和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由于特殊利益集团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因此其本质是“分利集团”。——分利集团改变了社会动力,而社会动力的变化“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另外,还有源出于“分利坏效应”的三股思潮,腐蚀了社会风气,也是导致社会动力改变的诱因。媚上思潮:在领导干部任命制下,许多人通过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得到提拔重用,加入利益团伙,得到无尽好处。院外活动思潮:由于通过院外活动向中央机关示好,一些部委争得了资金项目,于是乎其他部门纷纷效尤,争先恐后提供各种物质方便和服务,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联络感情。腐败思潮:由于权钱交易可以迅速致富,腐败之风蔓延。为了实现致富的目标,利益集团的手段花样翻新,谎报指标、伪造企业账目、买官卖官、收受贿赂,甚至胆敢践踏法律,进行非法的权钱交易敛取大量钱财。
  “利益集团”的发展与“分利坏效应”的扩散,使前苏联的执政集团失尽民心,在一党制的国家内,执政集团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主心骨,在人民中的形象至关重要,主心骨坏死了,国家也就必然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集团”及其“分利坏效应”应是前苏联解体和苏共下台的主导因素之一。
  其实要真正解析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的原因,必须回到斯大林时代。因为,斯大林道路才是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的主要推手。前苏联从30年代初开始到中期的“清洗”运动,是苏大林道路的产物。到1937―1938年就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大清洗”阶段。所谓“大清洗”,就是越出了对最高层领导人和“清党”的范围,而扩大至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整个“大清洗”过程中,布尔什维克政权所清算的既有昔日的夙敌,也有当前的反对者。这在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中,对“大清洗”的内幕,有更多、更详实地披露。
  “大清洗”是在苏共领导下的,由斯大林发动的大规模镇压反对派运动。在历时两年的大清洗中,有几百万无辜者遭受迫害。“大清洗”对苏共与苏联各族人民乃至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伤害,也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悲剧之一。大清洗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高层为维护一言堂与个人崇拜,极端错误地将党内外各种不同意见,上升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性矛盾,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者,一旦把正常的不同意见与争论视为敌对,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进行消灭,最后都会对国家,对民族,也对政党自身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和不可饶恕的罪行。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
  “大清洗”的恶果,并不是立即在国家生活里反映出来的,它有一个缓慢的传导过程。例如在“大清洗”后不久发生的“卫国战争”,战争起始初期,苏联显然是缺乏思想准备的,苏军面对希特勒的进攻,节节败退,不可收拾。此前,苏联有关部门早就提出建议:希特勒有进攻苏联的意图和战略动作。但斯大林根本不采纳,并视之为是对苏德关系的离间;因为斯大林刚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久。在“大清洗”的威摄力作用下,没有人敢拗着斯大林的态度,而固执已见,从而造成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付出惨重的代价。
  “大清洗”运动最直接的后果是,在在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里,再也听不到与斯大林意志相反的意见,天下一边倒,呈现出充分和谐的景象。仅就党内高层,对斯大林的阿谀奉承,到了无耻的地步。
  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时期“大清洗”运动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它(斯大林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关于“大清洗”运动的残酷性,仅举一例,就可说明整个事件的恐怖程度。在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科夫,在“大清洗”时期,全部被处决(托洛茨基虽流放海外缺席审判,最后还是被斯大林派人暗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苏共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有三分之二被处决;苏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27人中有20人被处决;政治局委员共计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处决或暗杀;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也全部遭处决。高层尚且如此惨烈,遑论社会各界的民众。
  斯大林道路与“大清洗”运动,导致苏共党心涣散,人心动荡,对国家的前途彻底丧失信心。在赫鲁晓夫时期,尽管做了些修修补补的改革,但仍难以挽回局面。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主要领导层,彻底丧失了对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迷思。据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说,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当时的官僚特权阶层尽管仍愿意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加强党的领导,只是维持现状而已。至于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挽回社会主义的前途,根本弃之脑后。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作者大卫?科兹,在2000年就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了阐述:“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后不久,公开性政策就开始出台。此后不久,也就是在1987年中,声势浩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最后,作为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部分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也开始启动。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可以修正甚至逆转的,而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却可能大大削弱执政者手中的权力,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真正的民主化。”“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采取这样一种冒险的做法呢?显然,领导层是基于这样三个理由的:首先,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化,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其次,因为部分官僚机构已经成为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所以戈尔巴乔夫得出结论,民主化是消除这种阻力、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将会使每一个苏联公民受益,他们是克服这场改革的阻力的生力军。第三,戈尔巴乔夫及苏共领导层已经注意到民主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
  大卫·科兹还认为:“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派们坚信,政治改革将会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拆社会主义的墙脚。他们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呢?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民主化将会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拒绝。”此言,耐人寻味的是,将民主化与社会主义,确认为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也不经意间表明,实行社会主义的同时,不可能再有民主。
  至于有人将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归究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的原因,显然是唯心主义史观,也不符合历史的真相。至于说到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二人,前者不过是个“蹩脚医生”,并没有看出病因所在,更不可能对症下药;而后者不过是个平庸的“重症监护”的陪客,除了应付了事,不可对“病人”有所作为。
  大卫·科兹还认为:“戈尔巴 乔夫及其改革派们坚信,政治改革将会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拆社会主义的墙脚。他们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呢?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民主化将会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拒绝。”此言,耐人寻味的是,将民主化与社会主义,确认为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也不经意间表明,实行社会主义的同时,不可能再有民主。
  前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瓦尔拉莫夫教授说:“问题应归究于斯大林时期,对社会主义有几方面的歪曲。第一,无视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价值是人,搞非人道主义化;第二,违反了民主的原则;第三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下台,有其深刻的原因,即‘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一系列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
  最尖锐也是最客观而准确的结论之一,体制僵化是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最根本性的原因。所谓的“斯大林道路”,就是僵化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代名词。就是这一体制,将苏联送进了坟墓。这种集权体制,在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时,能集中一切人、财、物力,可以取得暂时的速效。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另外它在政治上的非理性和非人道主义,从表面上看,虽然消灭了各种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达到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后果是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
  苏联长期夸大自己的成就,百般掩饰苏联模式的病症,更不探究病源病因,讳疾忌医,拒不改革。从斯大林起,历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六任领导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六次错过进行体制内改革的机遇,以致各种社会矛盾积累到总爆发的地步。
  这种体制导致经济结构畴形,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成了“镜中花”与“水中月”,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上的需求。
  体制僵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考察苏联的国情和斯大林体制的全过程不难发现,封建主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封建主义是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 。尽管封建主义制度已不复存在,但是,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现实中,封建主义残余,诸如:专制极权制度、家长制作风、人治行为、特权等级观念、官本位等等,严重侵触着苏共和整个苏联社会。
  文化专制主义可以说是中央集权体制与封建主义残余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是: 崇奉个人迷信、排斥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对知识份子的政策,是最具代表性的。回顾苏联的历史,不难看出,苏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存在重大罪错。知识分子不仅不被重视,反而深受歧视;并且是历次政治运动和大清洗的对象。 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犯”多达120万人,基本都是知识份子,可以说“政治犯”就是知识份子的代名词。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代,情形稍有好转,但知识份子的生态仍然相当恶劣,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多被驱逐出境。(如以著名的科学家萨哈罗夫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记者、作家、艺术家、演员等。)
  一个典型的例子,也许更能说明斯大林时期的知识份子问题。在列宁当政时期与斯大林当政时期,两个时期的领导层人员构成,是有较大区别的。列宁身边聚集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一批精通外语、有留学经历、演说天才、著述颇丰的人才。列宁曾称布哈林为“党内最受欢迎的理论家”。李可夫、托姆斯基都因懂经济,会处理工业问题而受到列宁的器重。加米涅夫有特殊的文学天才,在1924年前的著作已出版十几卷了。托洛茨基时年25岁,一人领导1905年的俄国革命,表现出极高的组织才能,是一个天才的社会活动家。但就是这些人,在斯大林时期全遭遇迫害,无一幸免。当然,这些人并非无故,他们也是苏联体制的拥趸,但就是因为他们多少还有点人道主义的精神,换言之,缺乏斯大林那种“斗争精神”,结果成了所谓敌对势力在苏共党内的代理人,其结果也就可以想见。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 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 袖人物的行为。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 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确实是个重要的科学论断。也正如美国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学者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的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道路”或“斯大林模式”的发生及其恶果,全归究于斯大林一人,是缺乏理论说服力的。
  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1922 年,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主义同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变成大规模的行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较短的时间 内彻底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俄共中央委员会提交给党的十一大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纲领中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 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历史表明,这是一种制度行为,是一种恶性互动的组织活动。一旦形成,就成了一部没有制动器的机器,转啊转,直至彻底散架。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主席久加诺夫从苏联整个历史和整个体制进行探究,他在1995年8月和10月二次对记者提问时指出:“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所谓“三垄断”,其实质就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弊病——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全面极权与腐败。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
  斯大林缺乏民主思想,破坏党内民主,实行个人迷信,明显带有沙皇君主专制体制的特征。他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起,培植了一个党政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为维护其特殊权益,拒不进行体制内改革,它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真正掘墓人。
  除上述论点以外,还有以下一些观点:
  国家结构特征说。此观点认为:苏联是最早建立联邦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单一制和联邦制是国家结构的两大基本形式,并都以中央集权作为其共同特征。但是,联邦制国家在维护中央权威方面面临着比单一制国家更为艰巨的任务。苏联的解体是中央权威衰落的直接后果。
  信息不对称格局的崩溃。此观点认为: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国门的畅开打破了封闭的管治方式。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外部世界、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人心背离的基础。
  军备竞赛说。此观点认为苏共执政集团,置国家实力和国内现状不顾,长期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造成经济结构畴形与经济比例失调。是被美国人拖垮的。
  这些观点不能说没有事实依据和逻辑性,但是,他们只说出了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的表象与细节,但没有从事变的轨迹上,挖掘出深层次的导因。综合起来加以观照,导致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的主要原因有三条:执政体制长期落后与僵化,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苏共高层的特权阶层及其腐败糜烂之风,彻底侵触了苏共的肌体,导致苏共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摧毁了苏共尤其是高层领导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核心价值,管治体制到执政形象,苏共全面失守,除了崩溃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量,对无能为力改变现状的人而言,恨的极致就是冷漠。为什么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苏联人民除了兴高彩烈的以外,就是沉默,为何没有人为这巨变而发出悲痛的呼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苏共对军队的政治工作,是相当重视和有力的,各层级都设有政治委员与相应机构。对事变,为什么苏联的军队也没有任何抵制的动作?虽然有少数苏共上层的官员,作出过抵抗,就是有名的“八、一九”政变。令人感慨的是,这一抵抗性动作,不仅不能挽回颓势,反而成为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的导火索。凡此种种,值得世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