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你首先要做合格的世界公民

我是关天茶舍的老茶友“光荣属于革命党人”“人党命革于属荣光”啊！！！真的好久不来关天混了，不过偶尔也来看几眼，我从南方来北平已经近两个月，一直在忙，打两场官司，也学着做几笔出版投资生意，所幸还都能顺畅做得下去，大家不必为我这年青人担心。不管了，我们且谈文章。
　　我的书《中国人不宜》原来定于今年六月出版，但是出版商几乎为我找了近百家出版社，仍无一家愿接。然而十月九号我来京前夕，三年半前关注过我的一个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向刚上任的新主编推荐了我的书，结果新主编也认可我的书，我来京时还专程到河北石家庄和他们谈，敲定了出版的事情。三小时后我就要去排版的朋友处，把书稿先印两份出来直接快递给出版社终审，没啥问题就可以开委印单并几方面签出版合同啦！封面也做出来了，纯黑底，鲜白的直列毛笔字“中国人不宜”，超级抢眼得紧，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吧！
　　我半年前在关天也发表过《中国人，你首先要做合格的世界公民》一文，但是那时候写得不好，现在换了一种方式，基本全部写成新的，现在大家可以看看水平，这是我在北平的阳台上写出来的，是半年内我最认真写的唯一一篇文章，里面有相当多的新思想新认识，尽管是为了发表、出版而写，戴着脚镣跳舞，但终究能看出不少好东西来。大家先给我提提意见！等我忙完了再来和大家争论！
　　我来京还要投资出版顾城的数本散文集，春节估计就可以出第一本，顾城的东西篇篇精品，大家以后也有得看啦！！！
　　
　　
　　
　　
　　中国人，你首先要做合格的世界公民
　　 ——八十年代第一声（大陆版自序）
　　 一个人首先是世界的公民，然后才是他的祖国的公民。
　　 ——刘不
　　一、 引子
　　
　　 我认为：“做合格的世界公民”理应成为最值得当代中国青年振臂高呼的口号——哪怕应者寥寥，但是，理应，并且值得，最值得。
　　 在我写下题目，到为这篇自序写下正文第一个字的极短时间间隔中，我的心情就变换了很多次。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写能发表在纸上的文章了。现在，我却要从人肉长城里强行抽出仅仅属于我本人的那块肉砖，对着整个中国发出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声音。
　　 我想从2004年春的一本激动人心的畅销书谈起，那本书像早春的雷声一样震撼了文坛，随即闪电消逝，万物归于原先的沉寂，有的人继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有的人继续花天酒地、男盗女娼。我的写作目标，便在于“改进中国人的精神”。很多人看到我批评中国人，便指责我“年纪太轻，阅世不深，没有资格对中国发言”，于是我便在那本书里好好阅了世。《现代汉语词典》里对“阅世”一词的解释是“经历世事”，而“阅”字的解释有三种，一是“看”，二是“检阅”，三是“经历”。而我却把“阅世”之“阅”所用的“经历”之意强行篡改为我所认可的“检阅”，那么，我眼里的“阅世”便成了“检阅世情”。
　　 与其说“阅世”，不如说“阅史”，身边正在发生的便是流动着的历史。中国人皆懂阅世，懂得检阅世情，殊不知世（史）也正在阅人——人阅世（史），世（史）也阅人，人与世（史）互相检阅，然而经得起世（史）之检阅的中国人又有几位？那本书是历史回忆性作品，作者重现了几位文化名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及其做人的风骨和气节，在那自诩“六亿神州皆舜尧”的时代，经得起世之检阅、能为黑如墨漆的中国文革史撑起一丝血花上的光亮的，究竟有几人？也只不过区区数百人罢了。这是日出之国，也是日落之国，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之国，也是“人”最为罕见之国。
　　这就是我在那本书和那段历史里阅到的“世”。
　　鲁迅说，首在立人。
　　
　　二、 我们为什么不是合格的世界公民？
　　 ——为“世俗”正名
　　
　　我常常听到许多人在争论中国往何处去，对此我才疏学浅无法置喙，事实上也并不关心，但我却知道“人”应当往何处去，《中国人不宜》一书也就是致力于继续批判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探讨“人”“中国人”应当往何处去。
　　我24岁的时候孤身一人来到北平，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每月按时缴纳全北京最便宜的房租，住在最北郊的一个3平方米的小阳台上，墙上的一个燃气锅炉还占据了这栖身之处的大片空间，上海曾有“亭子间文学”，我却在北京郊区的某个阳台上写我的“阳台批判”。在北京这个超级巨城里，白天，我常常抱着本《四书五经》认真研读（因为打算要写《四书五经批判》），读累了，便长久驻足仔细观察身边每一个中国人的言行举止，晚上就上网搜寻社会中闲杂人等的各色最新八卦丑闻，估计看了上百万中国人，从学者、名流、明星、艺术家、运动员、俊男美女、深谋远虑的作家，一直看到流氓、惯偷、贩夫走卒，我对他们一个都不满意，再多看几千万人马恐怕结论也毫无二致，最终看得眼也花了，叹得气也乏了，想得心也灰了，我建议——作为一个中国人，你首先要做合格的世界公民。
　　浏览了上下五千年，我得出了一些认识，恐怕与一般中国人的认识大不相同，但在这自序中却只能有论点而无论据，语焉不详，我们中国一向盛产这类的文章。批评家的首要职责，就是要为社会作出冷静的判断。或许我未必拥有把我的观点论证清楚的能力，但我们却可以有信心：在我们不知道选择哪种东西结局会更好的前提下，我们仍然可以确知选择另一些东西结果是绝对的坏，因此可以毫不留恋地抛弃那种“最坏的选择”。我的认识核心是，在人们经历了林林种种乌托邦式良辰美景的诱惑、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所有的人都必须重新认识两个字：“世俗”。恐怕，我们还要把“世俗”搬上压倒一切的位置。
　　
　　第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社会”。中国近代化以来的150年中，人们对社会发展方向的争论不绝于耳，百家齐出，道路纵横，我却认为，所有的社会，不管是远古还是现今，不管是发达的英美日还是发展中的中国、印度、伊拉克，也不管历史上曾打出什么光鲜漂亮的旗号和标签，——人们所处的这些社会，也还全部是“世俗社会”，并且也时时刻刻地已经是“世俗社会”，并且未来也将无一例外地属于“世俗社会”。为什么同一时期的诸国社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区别便在于：社会的世俗性是处于被认可还是被压制，是被全面承认还是被部分承认，是明确地追求世俗社会的完善，还是迷糊地遵从世俗社会之路并且因为迷糊而偶尔脱轨、遇险。社会的世俗性虽然可以短暂地被各种强权压制，但却不能永远压制，终会有一天，人们会清醒地为争取世俗的合理权利而战（美国的独立战争便是“为世俗利益而战”的明例，从美国宪法便可确知）。对社会的看法，有高调论者，也有低调论者，通常以前者居多，鼓吹“圣战”等神性社会、神性价值的中东恐怖分子即属此列，高调论者起的作用是揠苗助长，低调论者起的作用是压苗阻长，——只有毫不沮丧、正大光明地认可“世俗”状态方是社会常态，禾苗才能按它自己的意愿和现有条件茁壮生长。社会只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并没有什么确定的发展方向，我们也只能一个一个地解决已有问题。一个正常、理性、健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世俗社会，但是相反的，一个世俗社会，未必就能达到正常、理性、健康，因此，作为世俗社会中的一员，我们仅仅能够促使社会往正常和理性上迈进，当幻想一劳永逸的激进变革者的发热头脑冷静下来之后，人们才发现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甚至流了太多的血，付出了超额的成本，问题的解决却毫无进展，甚至出现了退步。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均由儒家文化主导，幻想什么“社会大同”之类，可是我经过社会调查，发现没几个人对“社会大同”感兴趣，然而这并不令人沮丧。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诸子百家们提出了林林种种的社会改造方案，然而却没有任何一家明确而理智地表态要追求一个规则合理、人民幸福的“世俗社会”，走了太多错路歧路弯路，导致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在现在仍然屈尊跻身发展中国家之列。
　　
　　第二，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理想主义”。对“理想主义”的剖析，也将进一步说明上文我所提及的最重要的两个字：“世俗”。“理想”似乎能算是烫手的山竽，曾为之沐血浴火却屡屡碰壁、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人们，觉醒之后对“理想主义”这个字眼总是充满警惕，甚至毛骨悚然，仿佛“理想”二字就是秀色可餐的画皮。其实他们并未严加剖析：理想主义，分为“世俗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理想主义”。倘若说理想主义者们的特征均是喜欢“做梦”，那么世俗理想主义者做的梦则是温暖和切近的，而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做的梦却是遥远、灼人的，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海市蜃楼，状若浅水，其实深潭，一旦涉足便万难脱身。我完全认可并支持世俗理想主义，世俗理想主义者的目标是一个个地解决问题，他们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而乌托邦理想主义者，总是以夸父逐日的精神上演了一幕幕的悲剧，狂犬吠日，斗天战地，不自量力，他们虽有豪情壮志和牺牲精神，但是却是慷他人之慨，把“世俗”毫不吝惜地压制或牺牲掉，——总是有一些人，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要殚精竭虑地妄图把地球拉到太阳上去，然而结局他们却不想负责，也无法负责——毕竟他们活不了这么久，总是在活着时搞得天下大乱、自己也捞尽油水之后便双脚一蹬、一命呜呼。
　　太多的人对乌托邦理想主义所造成危害的认识并没有达到应有高度，如对中东恐怖分子的危害性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立场，我以前是学理科的，最讲究“建模”，那么我现在发挥想象力，为乌托邦理想主义建一个“模”，看看在林林种种的乌托邦社会里将出现哪些肯定发生的事情，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因此请勿对号入座。——在2048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新成立的“美盟”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联盟，而欧盟、东盟之类全都不足为虑，美国的国家实力足以号令全球诸国，各国唯美国总统的马首是瞻。当代布什总统的孙子小布什在2048年恰好顺利上任美国总统，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给了恐怖分子以巨大的颜色瞧瞧，一时在全球声威大震。这时小布什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在离地球不远的外星上发现了大量外星人，并且外星社会也向地球社会示好，小布什总统兴奋莫名，看着因人类破坏而奄奄一息、在群星中坠落之险的地球，小布什总统立即英明决断，要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向那个环境幽雅的外星迁居50%的地球居民。然而诸国人民议论纷纷，视此举为荒诞不经，共和党的死敌民主党还特地雇佣了政用作家专门炮制街头政治笑话，将小布什“伟大的宇宙主义道路”嘲讽为“布氏乌托邦”“脑袋进水了”，小布什总统龙颜大怒，深感自己的良好愿望被无知者亵渎，但冷静下来时又觉得逼着大伙儿认同自己的道路不容易，特别是狗日的死对头民主党一旦四年后上台，难道迁到外星的那批人还得重新撤回来不成？前总统的脸往哪儿搁？于是小布什总统便要求国会通过议案，将“宇宙主义道路”写进美国宪法，还要求宪法中明确“两项基本原则”：一曰“坚持宇宙主义道路”，一曰“坚持小布什思想”，不管以后何党上台，都必须绝对遵守！民主党总部听闻此议案，勃然大怒，心想你共和党的小布什搞了这几个铁板原则，置民主、自由两大原则于何地？难道连孕妇肚里未出生的孩子都要受你“小布什主义”的钳制、没出生就被你“小布什主义血统论”来决定思想、信仰之路吗？我们民主党四年后上台，你们共和党却要像当年中国的慈禧太后一样“垂帘听政”？你要把你共和党总统的旨意写进宪法，那以后我们民主党人上台执政与你们共和党人执政有何区别？还不如让全体民主党党员撕了党证全加入你们共和党算了，还谈什么多党制！基督徒也怒发冲冠：我们基督徒有天堂的明路可走，又何必让你小布什来决定我们十亿基督徒的利益和道路？一时朝野哗然，大量美国民众聚集于白宫门前游行示威反对小布什主义，国家即将陷入动乱乃至内战，小布什总统胜在军权在手，便迁怒于风头正健的游行示威者，派军于某个深夜在白宫前血腥镇压了三千静坐示威者以杀鸡儆猴，制造了“白宫惨案”，还随即号令全球新闻媒体统一口径，不准再说自己在任上独家发明的“伟大的宇宙主义道路”半个不字，并且全球的茶馆、网络统统要挂上“勿谈国事”的金字招牌，美国部分州已经开始搜捕和迫害异见者即民主党人……全球人民慑于小布什总统“白色恐怖”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这时倒是有几个投机倒把的马屁精高唱赞歌“宇宙主义好”“布什主义妙”，可是诸国人民均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只能眼看着一批批亲人被小布什麾下的鹰犬们强行押上宇宙飞船，送往神秘的太空。——看，在小布什乌托邦理想主义的阴影下，人们是不是完全丧失了绝大多数权利？中国文人将曹操的政治手腕总结成一句“挟天子以令诸侯”，我把小布什这类“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政治手腕也总结成一句“挟理想以令人民”，算是贴切了吧？
　　
　　第三，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精英主义”。同样的，恐怕现在的中国人一向主张平民主义、民粹主义，至少在口号上主张“平民地位至上”“平民利益至上”，但是我却一直认可并坚定地支持精英主义。但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因为精英主义同样裂变成两种，两者分道扬镳，一为“世俗精英主义”，一为“乌托邦精英主义”。我当然仅仅支持世俗精英主义。
　　世俗精英主义和乌托邦精英主义，两者的追求目的迥然不同：世俗精英主义所追求的就是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值得尊重的普世价值，亦称世俗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并且把这些为了“人”之自我实现的现世普世价值当成目的，而并非手段，人的权利至上；而乌托邦精英主义却否认普世价值，或者口头上承认、实质却背离普世价值（因为乌托邦本身就是“神性产物”，与普世价值观有本质上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把遥远将来后的“那批人们”的自我实现当成追求目的，用“将来的人们”的大词来压制一个个现实存在的小词——“人”，而当下每一个“人”所应享有的个体普世价值都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因此随时可以按照“将来的需要”随意牺牲掉，个体“人”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和献祭给“将来的人们”，“人”只配用来堆砌“人肉长城”，“现实”被“将来”的阴影所笼罩和吞没，“一小撮人的理想”至上，因此“人”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的尴尬地位便可想而知。在此我必须要提及五四时代中国最杰出的两位学者，其一就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鼻祖胡适先生，胡适把个体自由当成最高价值，不群不党，在“世俗之路”上比鲁迅走得坚决和彻底，胡适有一段著名的话，足可以见他作为“世俗精英主义者”的本质：“争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迅先生，我曾深入研究过鲁迅，他的心灵正如其作品的名称“彷徨”，同时，我不能不说鲁迅追求的社会目的和其现实立场常出现不可调和的冲突，所以他的心灵还充斥了另一个字眼“矛盾”。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确是个悲剧性的伟大人物，对普世价值即认可（鲁迅在《北京通讯》中提出青年的目标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均为世俗性目标），却又怀疑、动摇、彷徨（鲁迅所言的“三要发展”，但是他却对“发展之路”举棋不定、疑惑重重），倘若把勇于反抗的鲁迅比喻成一道厚重坚硬的铁墙，铁墙上刻了些“自由、平等”的字眼，然而轻轻敲墙则铮然作响，这堵铁墙也只是在别处铸好之后再平放于地，毫无根基，背靠着墙便感到胆寒。鲁迅的悲剧性在于，身处一个并不完善的世俗社会，却急于绝望，虽然敢于斗争、反抗，却不知为何而反抗，反抗的目的是什么，哪怕他隐约嗅到了目的，但却不知反抗的正确路径是什么，结果——鲁迅在和一个被他深刻怀疑和否定的“大词”决裂之后，死于奔往另一个新的“大词”的路上，鲁迅甚至和他本人形成了死敌关系——尽管这种奔往是彷徨的，心事重重的，一步一回头的。我在此总结鲁迅的最大人生错误：鲁迅不知道，一个世俗社会的“发展前路”，是另一个世俗社会，与一个不完善的世俗社会诀别之后，事实上还可以争取另一个更完善的世俗社会，遗憾的是，他没有作出从第一个世俗社会奔往第二个世俗社会的努力，类似于《农夫和蛇》寓言里抱蛇入怀取暖、反被蛇啮的那个农夫，他身上的世俗性被另一个他压倒了，尽管他身上的世俗性还在反抗。
　　两种精英和民众的关系也迥然不同。我先以儒家鼻祖孔子对民众的态度作一小引：孔子既因民众“饱食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而鄙薄民众的浮浅、短视，从此意义上，他主张精英（君子）应当作民众的导师和模范，也即成为社会教化、改良的动力；而另一方面，孔子也将为天下民众谋福利的人视为最高的圣贤。那么我在此提出精英和民众两者间的“位置”“地位”“关系”问题：精英到底是应当成为民众的“跨下之牛”，任劳任怨，还是应当成为民众的“鞭子”，驱使着短视、逐利、迷茫的民众走向社会问题（并非社会方向）的正确解决方向？——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首先，乌托邦精英主义者也常常以“公仆”的身份，主张“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实现民众的集体利益甘愿做牛做马，从这点看来，他们似乎都很“高尚”，但是人们常常忽略的是，这头“牛”，是一头有“确定方向”的牛！而且民众并非这头牛的掌缰者！他们的真正身份并非胯下任使之牛，而是“领导”！它的前路有可能是沼泽，有可能是悬崖，均由这头牛本身的“乌托邦倾向”而决定，一旦骑上这头牛，民众便骑虎难下，你若想强行跳下，就成了“敌人”，因此鲁迅在《一点比喻》中，主张对一只“山羊”领导着前进的“众胡羊”大喝一句：“往哪里去？！”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悲剧，怎么还没让人们警惕呢？“乌托邦理想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封闭的主义，方向单一，排外。其次，也就是我所赞成的，世俗精英主义者与民众的关系，应当是“鞭策者”和“被鞭策者”的关系，但是我并不否认，世俗精英主义者也会成为民众的“胯下之牛”以及“领导”，但是这是一头没有“方向”的牛，它对民众的领导以及提供的服务，仅仅是专注于避过路面上的险坑（世俗精英主义者认为社会发展没有方向，只有急需解决的问题），它可以避过沼泽，避过悬崖，断然不会让背上的民众陷身于九死一生之地，那么，世俗精英主义则是一种无方向的主义，也正因此而性质宽容，民众随时可以自由取决自己的方向。
　　在此，既然这篇自序是讨论做人问题的，提到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出自鲁迅1932年10月12日诗《自嘲》），我且暂脱离“世俗”/“乌托邦”之辩，先行早述几句，我认为，此句发表之后，它受到了林林种种“高人”们的曲解，与鲁迅的原意大相径庭，最终也影响了人们对鲁迅的关键判断。人们受到“权威人士”的曲解影响，一直把鲁迅认为是为“中国人民”呕心沥血、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此言大谬。“孺子可教”一词本出于《史记·留侯世家》，说的是张良遇奇师、通过奇师的考验从而得到赠送的兵书一事，“孺子”原意为“年轻人、少年人”。我对“权威人士”对“俯首甘为孺子牛”之解释郑重更正的是：鲁迅该句应当解为“我要像老牛一样，甘愿为背上的青年走向进步之路而服务”，也就是说，“孺子”仅仅指“青年”，并非指“中国人民”；事实上解释到这个地步还是远不够，鲁迅所指的“孺子”还并非指所有的青年，而是指青年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有志于进步、有志于社会改良的那一小部分青年。从鲁迅对青年的复杂态度和判断便可以确知，在1927年9月4日的《答友恒先生》一文中，鲁迅便写道：“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在1932年5月11日作的《导师》一文中便写道：“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这两句均写于《自嘲》诗发表之前，因此可以确知鲁迅对于“民众”以及“青年”的态度。
　　
第四，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革命”。对革命的不纯洁性讽刺得最彻底的，莫过于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引的“咸与维新”一词，语见《尚书·胤征》：“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原意是对一切受恶习影响的人都给以弃旧从新的机会。这里指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与反对势力妥协，地主官僚等乘此投机的现象。但是我认为，鲁迅对革命的认识仍然有重大的偏差。我需要进行的仍然是“世俗革命”/“乌托邦革命”之辩：“世俗革命”肯定是、也只能是“咸与维新”，争取世俗革命，言下之意即是争取让社会各阶层有意识地参与“咸于维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争取实现“咸与维新”恰恰是世俗革命的响亮口号。相反的，“乌托邦革命”要求社会各阶层的革命目标“必须绝对纯洁”“所有成员必须认同唯一的伟大道路”“所有成员必须万众一心地为一个目标奋斗”，一旦部分革命成员表示不认可，那么这些成员将立即被排斥出“革命队伍”。鲁迅的悲剧就是他身上的乌托邦倾向，一味地要求“纯洁”“大众的革命目标均应集中和明确”。我本人既然认可社会的世俗性，当然认可所有健康、理性的社会革命都是世俗革命，因此，我认为世俗革命应当正大光明地争取“咸与维新”。
　　
　　我提出的新观点到此告一段落。不解的读者可能会问我：“既然你所说的‘世俗’里有这么多好东西，有世俗理想主义，有世俗精英主义，甚至还有世俗革命，那么，我们除了全面拥抱‘世俗’，还需要些别的什么东西吗？”我会回答：我想，我们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东西了。需要于补一句，“世俗”并非“市俗”，我们需要抛弃的是“市俗”中的庸俗、卑下、损人利己等等的下流行为。我所说的一切，均是以“人性”作为基础，我们既不能把“人性”想得过高，也不能把“人性”想得过低。人的思想是多样的，每个人心中的最高价值也是多样的，绝不能用所谓“万众一心”“共同走向……的金光大道”之类动听之极的漂亮词句来对人们明捧实压。“世俗主义”可类比于一个开放、宽容的平台，林林种种的主义和思想均可以粉墨登场地实验，而“乌托邦主义”却犹如孤峰之尖顶，独异，排他，所能站上去的只有一个人（所有的人都被他踩在脚下），一个声音（所有的人都必须听他大放其理想厥词），一双铁拳（所有的人都受其淫威所迫）；——孰优孰劣，岂不是一目了然吗？
　　
　　三、彻底批判传统文化，大力提倡人文精神
　　
　　在此先提及我最近研究的儒家文化，除了提出过一个乌托邦性质的“社会大同”梦想外（这个所谓的“社会大同梦”在历代均没有被重视，只有近代的康有为才有保留地重新提及），儒家文化的根基的确是世俗精英主义，因此儒家文化在历代培养出大批力求有补于世、追求实用主义的世俗精英，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得以较为稳定地延续两千年。但我仍要提及，儒家经典虽然以世俗精英主义为根基，事实上也培养了世俗精英主义者，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世俗”的正当性、合理性和不可更改性（否则也不会提出所谓的“大同梦”），因此没有为“人”揭示成长的方向（尽管他们乐衷于培养君子和仁者）；同时，从宏观的社会理论方面而言，因为儒家经典（如《论语》）的逻辑性极差，自相矛盾处众多，歧路重重，根本无法构建起一个成熟、稳定的法理体系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所以中国两千年来才在上层和下层的尖锐利益冲突中不断改朝换代，战乱连连，兴衰互替；再从微观方面也即从造人的方面看，儒家文化在激励人的崇高情感、力求修身自省、有补于世的同时，也“明智”地为暂时碰钉者留足了比前路还光明的“后路”，甚至“后路”的吸引力远大于“前路”，精英与权力机制的关系是可合作，也可游离，均有道理，所以悉听尊便，这些远古就留下的文化理论上的严重漏洞所产生的“蝴蝶效应”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严重，在所有的朝代均剧烈爆发数次，最终在近代造成了儒家文化的完全没落和中国的落后；从更微观的方面，也即从知识分子之间关系所言，儒家理论的含糊性造成了知识分子对人格操守有千人千面的看法，每一个“君子”都凭着自己对理论的理解各自为人处世，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外国嘲讽中国人“一盘散沙”，在远古应可找到理论渊源了吧！
　　近代以来，我们曾经为各种“精神”而欢呼雀跃，举国疯狂地学习，有某士兵精神，某官员精神，等等，然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些“精神”却如昨日黄花，每年除了罕有的一两个“某精神纪念日”还摆摆摊子发发社论外，这些“精神”早就为人所遗忘，更不要提融化于平民的为人处世中。制造“典型”、“学习某某精神”总是轻而易举且一本万利的事，可我们有没有深究，这些曲高和寡并且不久后就变得不合时宜的精神，为什么从来没有一种精神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就像一个人忽而胃寒、忽而脑热、忽而肾亏，从来没有处在健康状态？难道我们的社会核心精神就应当像飘移不定的钟摆一样忽冷忽热吗？
　　我愿意把中国人曾为之痴狂的光怪陆离的“短命精神”概括为“文人精神”，因为近代以来我们学习这位的助人精神，学习那位的公仆精神，这些近代精神和儒家文化所提倡的文人精神、君子精神也有根源上的牵连。我们应当重视的是，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之后，形成了一种稳定、进取的精神，一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相继把西方社会从神权、封建特权中解救出来，这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也即“世俗精神”，以完善世俗社会为最终目标。
　　东方式的“文人精神”和西方式的“人文精神”，尽管只有字序之差，但所体现出来的深刻的道德鸿沟却是天壤之别，最终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积弱而西方趋强。
　　中国文人喜欢的道德是“举世皆浊我独清”“出淤泥而不染”，他们习惯了在远离黑暗之处抚摸自己的鲜白羽毛，从来不擅长在黑暗政治中困兽犹斗，一旦社会的肌体被病毒入侵，那么病毒们仅仅会在初期受到文人们无力的抵抗，作个架势后便“挂冠而去”，弃国弃民于水火（我可以举出儒家经典中的无数名言以作佐证），他们也具有一种“认真”，却是挑选过的认真，“片面的认真”，或可以移情于书画考古，或可以钟情与山水相和；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所坚持的却是“化淤为莲”，他们具有“灵魂的认真”“全面的认真”，与社会道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天下为己任，不管是哪方病毒入侵，都会遭到他们长久的坚韧的抵抗，“挂冠而去”者只能被视为耻辱。
　　 中国文人喜欢的道德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而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坚持的却是“危邦可入，乱邦可居；天下有道则可隐，无道则必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个世纪以前作家左拉为了素不相识的军官德雷弗斯冤案公开发表《我控诉》，宁可付出被迫流亡的代价也要坚持社会正义，最终成为“法兰西的良心”，则可见一斑。
　　鲁迅感叹：中国是没有俄国式的智识阶层的。我们缺少的就是现代公民人格。国人一向迷恋经典，博引辞章名句以抒其志，岂料经典也会有毒？批判传统文化刻不容缓，提倡人文精神同样刻不容缓。
　　
　　四、我们怎样做合格的世界公民
　　
　　要培养中国人的现代公民人格，还是一句老话，我们只能通过两个字：“启蒙”，让人真正得以为人。然而糟糕的并不是我们之中罕有受启蒙者，而是我们误认自己已经接受过启蒙了，我们竟然认为从公元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中国人就完全启蒙了，竟然认为我们当代人一出生，启蒙水平就超过前几代人了，谁知，我们仅仅是刚进了启蒙的门，一阵微风都可以把我们重新刮出门去，一关门还要夹着尾巴，于是我们中国人就成天晃荡着未启蒙的脑袋妄想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却从不敢正视自己手臂上的兽毛。
　　启蒙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每一个人生下来，在其一生中，都应当在灵魂里爆发一次系统的启蒙运动，才得以脱胎换骨，成为完整的理智的现代化的人，如果没有这个经历，那么一直到血肉为泥，还是一个未经启蒙的人。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遭到科学界不断的质疑了，我希望此生可以等到最终结果。然而我却常作一个历史换位设想，倘若把五四时代的大学生和学者们与当代中国的大学生和学者们易位，他们能不能完成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完全可以，凭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操守和浓郁的人文素质，他们完全可以尽善尽美地完成当代的历史使命，事实上他们在五四时代的诸多成就我们当代学者仍不能望其项背；然而我们这代人放到五四时代能否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呢？凭着我们脆弱的人格操守和稀薄的人文素质，我认为我们将无法完成他们那代人的历史使命。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人种的退化可想而知。
　　中国人并非世界的“贵族”，也不要奢望能成为世界民族中的“贵族”，我们只能争取做合格的世界公民。我所要号召的，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做一个主动寻求启蒙和接受启蒙的世界公民：抛弃狭隘，走向广阔；抛弃散漫，走向自律；抛弃无知，走向有知；抛弃谎言，走向真实；抛弃狂热，走向理性；抛弃专制，走向民主；抛弃奴役，走向自由；抛弃对抗，走向合作；抛弃虚荣，走向实荣；抛弃自大，走向自省；抛弃野心，走向节制；抛弃封闭，走向开放；抛弃野蛮，走向文明；抛弃小我，走向大我。中国是一个口号之国，从远古起就口号震天，直到现在，还说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试问，一个其国民连世界公民的标准都达不到的民族，还有何资格、能力与颜面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试问，倘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么该民族的巨大缺陷是不是也谬种流传，要与世界一起分享？
　　我非常愿意对那些张口“经济”闭口“增长率”的“伟大民族”提个醒。倘使一个人以经济地位作为人生成就，恐怕没有几位有档次和品格的人愿意与之交往，为君子所不齿；人数扩大一亿倍，变成了一亿人满心物欲，我们也只好鄙视他们，不愿跟他们这伙人交往；然而这一亿人再扩大10倍，13倍，30倍，我们又岂能因数量的扩大而把他们宣称为“伟大民族”？难道一大群利欲熏心的小人和流氓联合起来，就变成了伟大的君子团体？小人是怎样变成伟大者的？
　　中国人，你首先要做合格的世界公民！
　　
　　五、多余的话
　　
　　瞿秋白在就义前写下一篇短文《多余的话》，我写下了如此多的意见和立场，在这篇万言长序的最末，不由得也想跟写下几句“多余的话”，谈谈生活，谈谈文学，乃至于谈谈天气，这些才是我最愿意谈的，只可惜不能多谈。
　　
　　有不少读者问我：“你花了巨量的时间精力来写这本《中国人不宜》，并且矢志不移地在四年里为它努力谋求出版机会，是不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颇为愣了一下，我非常明白，尽管我可以用各种冠冕堂皇的言辞来彰显个人的高风亮节，赢得万众喝彩，但我若真的这么说，以我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极少阅历来判断，肯定会有一大批人得意洋洋地跳出来宣称：“我硬是没有社会责任感，但是我高兴，我骄傲，我以没有社会责任感为荣！”于是我打算这么说：我写这本书绝不是为了什么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似乎也没有几分社会责任感，我写这本书仅仅是出于“维护个人尊严”，对个人尊严的维护使我一定要写这本书，发出我的声音，我并不会因为社会给我分了一大块肥肉而放弃对公正的追求，倘若社会给了我一块大肉，而在无数穷人面前只放了一碗稀粥，我照样会拒绝吃这块肉，因为这种不公正将被我引以为耻——正如孔子所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出自《论语·泰伯》）。
　　然而我还想进一步来回答这个“写作动机”问题，一旦回答好这个问题，恐怕读者的人生观将为之一新。我知道，倘若把写《中国人不宜》的动机概括为“维护个人尊严”，我预料到还是会有一大群中国人特别是“玩着的”“昏着的”青年跳出来声称：“我不想维护什么个人尊严，我也不需要什么个人尊严，但是我照样幸福、安全、快活似神仙！”那么我会更加出人意料地公开回答：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乃是出于一个万众厌恶的字眼，就是——自私。也许有一小撮人认为得到这样的坦白回答是正中其下怀，似乎我已经踏入了他们的设问陷阱，岂料真正的精神界战士一脚就可踏平他们的“陷阱”，头也不回地继续奋勇前行。
　　“公”“私”之辩将是双方激烈争执的核心和焦点。我认为，“自私”是人的天性，也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原动力，一个健康的社会必然是对人的自私性进行了有效和合理的引导，一旦压制人的自私本性，那么无异于压制和破坏了社会的原动力，换言之，即是压制了社会的世俗性，社会灾难和文明退步便接踵而至，人类社会近代以来已经犯下过太多这样的错误，我不再累赘地举例。也许有人会不解：我们中国古代圣贤一向提倡君子型的崇高人格，讲求“天下为公”“无私奉献”，几千年来的政府均以培养“公仆型官员”为目标，为什么你会说自私才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原动力呢？你岂不是把“无私者”全都置于尴尬之地？我认为，林林种种的“无私奉献”“无私者”，全都是“为公者鄙”，把阶段当作全局，把手段当成目标，眼光粗陋，思想迷糊，不值一哂，——我从来都不相信有什么“无私者”。我一向引写出千古名文《岳阳楼记》的北宋范仲淹为知音，范公叹问“微斯人，吾谁与归”，估计他愿意与我同归。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管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还是新社会的公仆，都一样极力赞赏，甚至用毛笔写成大字条幅挂于厅堂，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人格。据许多击节称赞者说，范仲淹的这句名句所表现出来的“忧乐观”，正是体现了“天下为公”的无私思想，我认为这只是他们的目光短浅，因为范公的“忧”乃是为了“乐”，并且在追求的终点，还是把“一己之乐”放在最高处，岂又不是个人的自私？长久坚持的“为天下而忧”乃是为了最终的“获一己之乐”，此乃“先忧后乐”“先公后私”而已，并非否认他的“自私”。然而社会之中千人千面，人与人的巨大不同，表现在他们在“自私本性”上的表现不同，手段不同：无行小人也自私，他们只求“独乐乐”（出自《孟子·梁惠王》），因此“见利忘义”、为牟利“不择手段”；有道君子也自私，却认可“与人乐乐”（出自《孟子·梁惠王》），因此才“见得思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必须特别着重指出的是，目光远大、境界高深者正是认识到：一个社会决不可能仅仅给予某个人或一小批人以“自由”“公正”等特殊待遇，也正如昔日北京大学的某位女英烈所言“一个人遭受奴役，所有的人均不得自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有全有，一无全无，只有为整个社会争取到全额的、完整的“自由”“公正”之后，自己才能分享到最想要的那一份。仁人志士们正是认识到“为公即是为私”，在确认和坚定了“为私”的终极目标后，才在漫长、艰苦、必经的“为公阶段”中体现了崇高的牺牲精神和九死不悔、坚韧的追求意志，这才与鼠目寸光、浅尝辄止、只求一己之短暂小私的无行小人划出了深刻的品格鸿沟。面对人们对“自私”长久以来的深刻误解和践踏，我且提出我的名言：我们必须确认——至少有一种自私是高尚的，或者说，有一种高尚是属于自私的，其高尚性便体现在对自私的追求阶段之中。因此，所谓“斗私”“批私”之类“一刀切”式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犯了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的错误，我除了奉上一句“愚蠢得不可救药”，还能说什么呢？
　　（我在凌晨三点写完这一段论述，心情万分激动，得意洋洋，在阳台上堵起耳朵一口气尖叫10秒钟，恨不得在深夜的六楼阳台敲锅打桶，还开了冰箱偷吃几口合租朋友的冰淇淋以示庆祝，呵呵足可见我们80后一代放浪形骇的本色，思想的快感强烈之极！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历来为各代文人墨客与政客所激赏，但我却提出了全新的解释，一举把范仲淹这位千年以年来人们眼中“为公”的代表拉进我们“自私者”的世俗阵营，有望修正很多人的人生观，这是多么重大的成就！“千古名文”是否得到了“千古奇解”，自然由读者来定夺。而这一段“公私之辩”的巨大价值岂不是大大加重了这本《中国人不宜》的分量？我点着一支烟抽了半截，兴奋之心还是难抑，于是熄了烟，到客厅奋勇拖了两遍肮脏的地板，再回来抽掉剩下的半截烟，只可惜烟盒里没有烟了，只好黑了灯上床长眠）
　　
　　我这次从热带的家乡南宁来到三千里外寒冷的北平，与其说是为了“感受北方”和“为出版改稿”，倒不如说是为了2003年编的一本书，专程来和出版商、出版社打两场官司。其中一场官司中对方当庭出示了数份伪证，使我大为惊叹中国商界的诚信程度。所幸我是一个写作者，一旦遭遇司法不公，便可以含沙射影地写进书中，只怕随着《中国人不宜》在港台的出版，还要嚷得连港台人民都知道了，12月中下旬我极有可能拿到一个文学奖项，并且在北平参加颁奖，按我的性格，是完全有可能强行夺取话筒给台下上百名作家、新闻工作者宣读我事先准备好的一小时讲稿，不但指责种种社会问题，还会面斥作家们缺乏社会良知和正义感，甚至指责不公正的审判，然后拿了奖金昂头扬长而去。然而中国有13亿民众，没有几个人可以像我一样能言善辩地写作并出版，更没有几个人有机会面对新闻界痛斥种种不公。走进没有陪审团也没有旁听者的法庭，我犹如置身于一个黑洞，一种当着法官的面站起来高声朗诵诗歌的冲动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我24岁时在南方读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闻名世界的剧作《玩偶之家》，大惊失色，因为我的见解和中国人对这篇作品的普遍理解迥然不同。我们曾经认为《玩偶之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在亲情和爱情掩盖下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但是我看过全剧，感慨极深，我衷心佩服20世纪初的这个挪威社会，他们的社会文明已经达到当今的中国仍不可企及的高度。一个银行家的妻子即娜拉在丈夫贫病交加并失业时，冒用父亲的签名瞒着丈夫借到一笔救命款，渡过危机后也不断地偿还，在债已经还清时，同样在银行工作的债主因为个人利害关系，以娜拉当初假冒签名、触犯法律的行径作为要挟条件，要求娜拉向其丈夫求情，保住他在银行里的职位，否则将上庭控告娜拉，娜拉为了保住社会上的个人名誉（该社会已有类似的合同作伪者面临被整个社会轻视和遗弃的惩罚），只好勉为其难地在丈夫面前作了很多努力，但是不知情的丈夫坚决拒绝了娜拉的要求，最终假签名一事暴露，丈夫得知后悲愤欲绝，认为娜拉影响了家庭的声誉，甚至提出不再让娜拉与孩子们呆在一起、以免对孩子的品格造成恶劣影响，而娜拉虽然认错，但却对亲情绝望，也冷冰冰地表态要离家出走，并且要好好把社会上不合理的事情重新思考。——看！这就是所谓“冷冰冰”的西方社会，人们的道德风尚却如此良好，对不道德行为的严厉惩治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刻骨铭心，任何一种不道德的行为都要付出最高额的人生成本，让社会成员不得不树立最良好的法治观念，这也是西方的工商业社会能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的大骗们仍明火执仗地作伪，并且因为名利双收而在社会上获得万人崇敬，谁优谁劣岂不是一目了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才步履艰难地推行“以法治国”，岂料西方社会在一个世纪甚至更早前就已做得尽善尽美了。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来嘲笑西方世俗社会文明呢？
　　
　　我在书中屡屡提到，能够拯救社会和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只有一种来源于西方的精神，也即人文精神。我喜欢美国街头的流浪艺术家，吹拉弹唱地向行人乞讨，却也自得其乐，我却真诚地羡慕他们的生活状态，有机会的话甚至想去美国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他们尽管一钱不名，但是他们身上却有我最为珍视的、宁可用生命以外的一切去换取的“自由”，更何况在西方社会，连“乞丐”身上都具有浓郁的人文精神。反观我们中国的乞丐，要么是真正的赤贫者，要么是以乞为职的作伪者，身上毫无“精神”，这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特别的，连西方的大批乞丐都具有人文精神，而在我的认识的作家里，特别是那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式的少年作家，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这种精神，连将要拥有的迹象都全无，——除了我自己，我也以能与“美国乞丐”相提并论为荣耀。你无法侮辱美国不食嗟来之食的乞丐，否则你将自取其辱，但是你却可以侮辱中国的大批文人，因为他们有太多理由值得你羞辱。最值得一提的是，当下最“红”的80后作家郭敬明先生曾当众表达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我丝毫没有改变社会的能力，我只能收拾好我自己，这样就算对社会负责了。”我相信这也代表着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作家的做人基调，我也知道，像我这样立志献身于社会改良的知识分子极其罕见（哪怕我本人的动机是为了“自私”“拿回我应有的那一份”），并且前路也艰难重重，但我仍然愿意引用《论语·雍也》中的一段话来回敬郭敬明及其追随者、类似者——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冉求说：“不是我不喜欢先生的道理，实在是因为我实行的能力不够啊。”孔子说：“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到中途才停下来，现在你是还没有走，就停止不前了。”半途而废的人，总比一步不走的人要好得太多太多。对光明冷漠的人，岂不是甘愿置身于黑暗之中？正如我所写的：一个人企图欺骗魔鬼的时候，他一转身必然会背叛真理和上帝。恐怕我在为中国清除黑暗的时候，会把满怀抱着黑暗的郭敬明先生一齐清除掉。然而中国多的却是这类“文化产品创造者”，而且能大红特红，这真是“特殊国情”，我一眼就能看到他们粉碎性的骨头，和残缺不全的丑恶灵魂。拿郭敬明来说，我就觉得他简直就像“少年张资平”，那位仁兄是解放前上海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被鲁迅骂了个狗血淋头。而这类老中青少作家，却居然常大言不惭地在诸大媒体上宣扬他们的“人生哲学”，给青年讲宽容，讲淡泊，讲避世，甚至讲隐居，每次碰上，我总是要在心里辨析：“他是在引导我走向世界公民之路，还是引导我背叛世界公民之路？”结果是，我常常对这类谬论不予理睬，并嗤之以鼻。倘若引古籍来佐证，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翻译成白话文，孔子对学生子夏说：“你要做个君子一样的读书人，不要做那小人般的读书人。”真不知道这样的知识界何时才是一个尽头！
　　
　　北平有一种大鸟，是我在南方所从未见过的，估计有一斤重，黑白相间，常在北平的住宅小区内出没，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但却觉得它们极可爱，这些自由的精灵，一生下来就有自由的翅膀，比人幸运得多了。北平的严寒让我心有余悸，一到晚上，北风在窗外呼啸，冷风便从窗隙灌入，冻得我瑟瑟发抖，热水袋没几分钟就变凉，一看南方的温度，还是二三十度。我便买了极便宜的泡沫塑料板，裁好后将窗户严实地封住，倒也颇为保暖，偶尔便大声诵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示对严寒的嘲笑。
　　我可能还要在北平呆上挺久，可能有数年，求学是第一要务，等初步解决了经济问题，我打算到北大旁听以及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数年，其间当然会以北平为根据地，背上装着睡袋的行囊在全国各地漫游和思考，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扔下行囊席地而睡，青年人就是喜欢漂泊和流浪。我会在北平这个城市读很多的书，读四书五经，读鲁迅，读马列著作，当然我更会读诗歌，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接下来的事是要完善这本《中国人不宜》的海外版，我将写得更为自由和深刻，目前完成的仅仅是不成器的粗糙的胚子，我最少还要写上四年，正式完成的《中国人不宜》和现在比起来是面目全非，里面最重要的是《四书五经批判》和《鲁迅批判》，以及一些令中国人受不了的批判，统统直笔而书，笔笔都要写出血来。这篇长序的副题为“八十年代第一声”，是因为跟我同一时期的写作者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对社会发言，他们的“文学”“青春写作”等等均令我不忍卒读，我也只好发出最新一代中国青年的第一声。
　　话写到这里，也差不多应当结束了。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朋友的人，尽管我十年来一直在努力地寻找。我也希望能通过这本书能为我找到一些朋友。我所激赏的朋友，是既能热烈地追求价值与理想，又能理智地分析现实的困境，更能勇于投身对现实的改造。一般而言，只要是不执著于个人的一饭一食一室一妻一私、具有长远的眼光、有志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青年，我都乐意交往。特殊地而言，一旦对方不懂得诗歌，我往往不知如何跟其交流，此外，有一本并不著名的小说《灵山》是我最热爱的，我认为它是20世纪中文长篇小说之冠，希望想理解我的朋友可以先去看看这本充满东方精神精髓的小说（尽管可能有同名小说，但还是希望大家慢慢在网上寻找吧）。我希望喜欢、或愿意批评这本《中国人不宜》（我还没把它写到值得我本人喜欢的程度，但终究值得一读）的朋友务必要和我取得联系，并且留下最详尽的通信地址和互联网联络方式，因为《中国人不宜》只收录了我一部分文章，我仍有大量的观点要对所有读者说。我的电子邮箱：xiniu19800503@163.com，xiniu198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