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出来的社会是危险的

“快”出来的社会是危险的 　　奥林匹克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的“快主义”，但传统中国文化精神似乎是“慢主义”，更慢、更软（弱）、更低。太极拳深得中国人运动精神的要义，身段放得很低，动作缓慢，身体柔软，如同道家所言，以柔弱胜刚强。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能听到：走路，您慢些走；吃饭，您慢些吃；遇事，您慢些来。　　这是农业社会的精神。任何东西都快不得，农业生产劳作，都得按节气行事，花开花落你都得耐心等待，春华秋实都是急不出来的。所以有一句外国谚语说，埃及金字塔害怕时间，而时间害怕中国人。可见，慢得过时间的，是中国人。　　现在，中国与国际接轨，中国人要追上世界步伐，甚至要迎头赶上，中国的GDP增速要保证在百分之八以上，年轻人需要快速成功，孩子们要在幼儿园就能识字。奥林匹克精神是用在运动竞技领域里的，现在却成为中国人生活工作的格言，一个“快”字，使多少中国人喘不过气来；如果突然慢下来或停下来，国家与个人，都可能出现不适应或休克。　　最近，《新周刊》以“急之国”为封面主题，探讨“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该专题主打文章分析说，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急的心态带来了什么？欲速则不达。“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克尔凯郭尔语)我们迎来了更多的灾难和意外，更低的效率和更坏的结果。　　一则帖子也在网上广为传播：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社会学家卡尔·里夫金考察中国后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人活得太累了，他们的人生只有两个词，成功和拼搏……我很奇怪，他们连快乐都感受不到，却想追求幸福。”这个帖子即刻引来无数跟贴，多是陈述自己的不快乐，认为社会发展与人们的幸福出现悖离。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由于中国人重视家庭传承，所以一些中老年人的焦虑多来自对孩子的担忧，他们在追求快乐方面，往往是忘“我”的，孩子们的学业、就业、婚姻等等，无一不在家长的牵挂之中，上孝下慈过于担责，反而使自己与幸福感擦肩而过。更多年轻人的焦虑与不快乐，则是社会过于经济化发展带来的，城市人的住房或孩子上学、就业，似乎永远是生活的重中之重，人们因此淡化或远离了文化艺术与能带来快乐的文娱活动，集体释放情感的节日欢度也少之又少。　　城里人感受到外来人口的压力，后者更勤劳，工资要求更低，使城里人感受到人口膨胀带来的诸多不便与社会问题。城乡反差巨大，也造成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更没有从容心态，他们望着高高的房价，似乎只有观望城市人生活的份儿。外来务工者尽管也享有最低工资保障，甚至所在公司也被要求上三险与基本劳保，但他们背后的乡村社会是贫瘠的，在城市打工所得的工资，难以给他们带来想象的富裕生活。幸福快乐的生活总与预期相伴，但现在在城市打工的外来客，难以想象在城市发展的预期。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包括政策因素的不确定，使人们没有安全感。而能抓到手的，才是自己的；要尽快成功，否则就会被淘汰。在每一个领域，人们都渴望快速上位，获得上流的主动权与优势利益。　　极少数国企垄断了丰富的经济资源，更多中小企业却只有靠残酷的竞争获得生存与发展，这种生存发展焦虑，最终转嫁到员工身上，他们成为追求业绩的永动机，在生产线上重复枯燥的劳动，没有维护其权利的组织与机制。　　相比之下，印度民间社会却显得自然而从容，为什么呢，因为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使他们有超世的价值观念，对现世物质利益少了一份执著之心。而民间宗教精神缺失，是中国民间社会焦虑而不快乐的重要因素。中国民间社会的攀比心理，既加剧了无序竞争，也使人与人之间多了一层敌意。他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自己不成功，家长之间的攀比连累了孩子，妻子之间的攀比压抑了丈夫。攀比使相对幸福变成了精神负担，也滋生了民间社会的恶意。价值观念畸变，过于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世界的内视与提升，都是不快乐之源。　　快出来的社会是危险的，也是不健康的。快速建出来的桥梁与房屋可能无法使用，快速饲养出来的动物、快速催熟的果蔬不可能是健康食品，快速学习得到的知识，可能无关智慧。快致富、快发展、快成长，快已成为一种传染病。生命是过程，而不是“快”，快乐与幸福无关。过快使人失去自我与内心，使个人与民族失去精神涵养，甚至在文化与精神上“失忆”，失去生命的质感与幸福感。（作者系北京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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