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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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涌泉
2004/6/10
一九五一年,七十二歲的愛因斯坦回信給一位加州學童說:「科學是很棒的東西,如果我們不必靠它謀生。任何人對於賴以謀生的工作應該有充分的能力。只有當我 們不必拿研究的成果向別人交差的時候,才能體會科學研究的喜悅。」今天我們如果還把愛因斯坦這段話當真,就會得到以下的結論:科學家或者沒有享受到科學的 樂趣,或者他們不用向別人交差,或者他們對於自己的研究有十足的把握。我的印象是,當今相當多以科學研究為業的人對於自己的研究還是有充分的信心,雖然其 中不少人不見得能得到愛因斯坦的敬意,因為他曾抱怨:「有一些科學家(的工作就像)拿了一塊木板,尋找它最薄的地方,當鑽孔容易的時候就鑽了很多洞,我不 能忍受這樣的科學家。」總之,只要降低標準一點點,交差似乎不是那麼困難的事。
無論如何,極少科學家願意公開承認對於科學研究沒有把 握,而物理學家費曼(R. Feynman,1918-1988)是其中之一(或許他已經功成名就,所以才敢洩漏心中的焦慮)。在暢銷書《別鬧了,費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第四章一開頭,費曼就說:「我不相信我可以真的不用教書。原因是當我沒有任何點子、什麼也做不出來的時候,我一定要有些東西可以拿來對自 己說:『起碼我還活著,起碼我還在做一些事,我還有些貢獻。』──這純然是心理作用。」他說在任何思考過程中,有時候一切都很順利,好點子不斷出現,這時 教書就是一種干擾,是世上最痛苦的事。但是更為常見的情況是你一個點子也沒有,處處碰壁,直要發狂。費曼說這時如果你能教點書,複習一下基本的東西,藉由 學生的提問,回顧一下已經遺忘的深奧問題,反倒是一件好事。所以他發現「教書與學生讓生命繼續下去。我決不接受任何……不必教書的工作。決不!」
費曼舉了著名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為例,當時那裡「供奉」了最頂尖的學者如愛因斯坦、哥德爾(K. Godel,1906-1978)、馮諾曼(J. von Neumann,1903-1957)等人。這些精英不必教書,沒有任何義務,可以無憂無慮地「坐著想」(sit and think)出偉大的思想。但是費曼認為儘管環境這麼好,這些人還是拿不出什麼不得了的成果,因為他們不用面對學生,不必與實驗學者接觸,也就避開了「真 正的活動與挑戰」。對他們而言,「沒有壓力」正是承受不起的壓力。
費曼自己剛出道不久時也曾經受邀加入「高等研究院」:因為大家都知道 費曼喜歡教書和接近實驗,所以研究院特別提供一種特殊的安排,讓費曼可以花一半時間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一半時間在研究院──「特殊的例外!比愛因斯坦的 位置更棒!太理想了!太荒謬了!」。可想而知,費曼只能拒絕這麼完美的安排──他無法承擔起隨之而來的責任。費曼並不是唯一能夠對高等研究院說不的人,但 是他回絕的理由卻應該是絕無僅有──憂慮自己可能會辜負了別人的期許。費曼這樣跟自己的「良心」掙扎,一定有人會說實在太客氣了些。
其 實費曼對於高等研究院的診斷也還有斟酌的餘地:愛因斯坦等人做不出好研究的原因未必是因為沒有「真正的活動與挑戰」。現任高等研究院教授的天文學家巴寇 (J. Bachall)就說,研究院的永久教授都是已經做了「兩件重要的事」,才能進到研究院來;而一個人在科學中若已經有了兩項(甚至是只有一項)重要的成 就,無論是因為腦子已經不新鮮,或是什麼我們還不清楚的原因,依機率而言,就很難再一次攀登頂峰。所以難怪研究院裡那些「偉人」極少在那裡想出什麼了不起 的東西來;對他們本來就不應該有太高的期待。而像費曼這種年輕人,當他正處於創造力高峰時,有可能他無論身在何處都拿得出一流成績來。(大家還記得愛因斯 坦就是在專利局上班的期間顛覆了古典物理,那個環境的活動與挑戰一定比不上高等研究院。)不過費曼能想到用教書做為心理的防衛機制,倒是頗有意思。
愛因斯坦在一九二七年寫信給好友艾倫費斯特(P. Ehrenfest,1880-1933)說:「我現在再也不必去和別人比誰更聰明了。我一向覺得參與這種競爭和熱衷於爭權奪利一樣,都是很邪惡的桎 梏。」然而科學的競爭雖然殘酷,英雄豪傑還是前仆後繼。愛因斯坦與費曼都是這場永不休止競賽的幸運兒,他們不尋常的地方在於還會想一想這一切的意義。
{本文原載於中央日報副刊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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