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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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涌泉
2004/6/10
一九五一年，七十二歲的愛因斯坦回信給一位加州學童說：「科學是很棒的東西，如果我們不必靠它謀生。任何人對於賴以謀生的工作應該有充分的能力。只有當我 們不必拿研究的成果向別人交差的時候，才能體會科學研究的喜悅。」今天我們如果還把愛因斯坦這段話當真，就會得到以下的結論：科學家或者沒有享受到科學的 樂趣，或者他們不用向別人交差，或者他們對於自己的研究有十足的把握。我的印象是，當今相當多以科學研究為業的人對於自己的研究還是有充分的信心，雖然其 中不少人不見得能得到愛因斯坦的敬意，因為他曾抱怨：「有一些科學家（的工作就像）拿了一塊木板，尋找它最薄的地方，當鑽孔容易的時候就鑽了很多洞，我不 能忍受這樣的科學家。」總之，只要降低標準一點點，交差似乎不是那麼困難的事。
無論如何，極少科學家願意公開承認對於科學研究沒有把 握，而物理學家費曼（R. Feynman，1918-1988）是其中之一（或許他已經功成名就，所以才敢洩漏心中的焦慮）。在暢銷書《別鬧了，費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第四章一開頭，費曼就說：「我不相信我可以真的不用教書。原因是當我沒有任何點子、什麼也做不出來的時候，我一定要有些東西可以拿來對自 己說：『起碼我還活著，起碼我還在做一些事，我還有些貢獻。』──這純然是心理作用。」他說在任何思考過程中，有時候一切都很順利，好點子不斷出現，這時 教書就是一種干擾，是世上最痛苦的事。但是更為常見的情況是你一個點子也沒有，處處碰壁，直要發狂。費曼說這時如果你能教點書，複習一下基本的東西，藉由 學生的提問，回顧一下已經遺忘的深奧問題，反倒是一件好事。所以他發現「教書與學生讓生命繼續下去。我決不接受任何……不必教書的工作。決不！」
費曼舉了著名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為例，當時那裡「供奉」了最頂尖的學者如愛因斯坦、哥德爾（K. Godel，1906-1978）、馮諾曼（J. von Neumann，1903-1957）等人。這些精英不必教書，沒有任何義務，可以無憂無慮地「坐著想」（sit and think）出偉大的思想。但是費曼認為儘管環境這麼好，這些人還是拿不出什麼不得了的成果，因為他們不用面對學生，不必與實驗學者接觸，也就避開了「真 正的活動與挑戰」。對他們而言，「沒有壓力」正是承受不起的壓力。
費曼自己剛出道不久時也曾經受邀加入「高等研究院」：因為大家都知道 費曼喜歡教書和接近實驗，所以研究院特別提供一種特殊的安排，讓費曼可以花一半時間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一半時間在研究院──「特殊的例外！比愛因斯坦的 位置更棒！太理想了！太荒謬了！」。可想而知，費曼只能拒絕這麼完美的安排──他無法承擔起隨之而來的責任。費曼並不是唯一能夠對高等研究院說不的人，但 是他回絕的理由卻應該是絕無僅有──憂慮自己可能會辜負了別人的期許。費曼這樣跟自己的「良心」掙扎，一定有人會說實在太客氣了些。
其 實費曼對於高等研究院的診斷也還有斟酌的餘地：愛因斯坦等人做不出好研究的原因未必是因為沒有「真正的活動與挑戰」。現任高等研究院教授的天文學家巴寇 （J. Bachall）就說，研究院的永久教授都是已經做了「兩件重要的事」，才能進到研究院來；而一個人在科學中若已經有了兩項（甚至是只有一項）重要的成 就，無論是因為腦子已經不新鮮，或是什麼我們還不清楚的原因，依機率而言，就很難再一次攀登頂峰。所以難怪研究院裡那些「偉人」極少在那裡想出什麼了不起 的東西來；對他們本來就不應該有太高的期待。而像費曼這種年輕人，當他正處於創造力高峰時，有可能他無論身在何處都拿得出一流成績來。（大家還記得愛因斯 坦就是在專利局上班的期間顛覆了古典物理，那個環境的活動與挑戰一定比不上高等研究院。）不過費曼能想到用教書做為心理的防衛機制，倒是頗有意思。
愛因斯坦在一九二七年寫信給好友艾倫費斯特（P. Ehrenfest，1880-1933）說：「我現在再也不必去和別人比誰更聰明了。我一向覺得參與這種競爭和熱衷於爭權奪利一樣，都是很邪惡的桎 梏。」然而科學的競爭雖然殘酷，英雄豪傑還是前仆後繼。愛因斯坦與費曼都是這場永不休止競賽的幸運兒，他們不尋常的地方在於還會想一想這一切的意義。
｛本文原載於中央日報副刊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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