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以傅斯年和黄万里为例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以傅斯年和黄万里为例

　　省图这个讲座办了好多年了，能坚持下来不容易。我讲过一次，这是第二次。来了这么些人李红主任说不多，我说已经不少了，太多了反而不正常。我又不是美女，讲的又不是财经，你让人家来了看什么听什么？这样的讲座，来的都是真想来的，自愿来的，没有一个是勉强来的。谢谢大家。

　　我的讲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现代，是对当代而言。学过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现代的概念是什么，大体说来就是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那三十年。以前到鸦片战争叫近代，以后的叫当代。今天还有个限定，我这里说的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指二三十年代出国留学的那一批文化人，主要还是留学英美的。早一点的迟一点的也算，解放以后的就不算了。有人把他们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者自由知识分子，那样是更明确了，但也有不好的地方，过多地强调了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忽视了他们的人文品格。还是叫现代知识分子吧，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行了。说他们的人文品格，主要是说他们的社会理想，说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那批人很多，不可能一一说到，我也不想总结出几条，那太枯燥了。我想举几个人做例子说说，一个是傅斯年，一个是黄万里，原来还想讲讲叶公超，怕没时间，就不讲了。

　　先说傅斯年。

　　抗战胜利后，大学复员的时候，本来是要让傅斯年当北京大学校长的，他觉得胡适更合适，就推荐胡适。胡适在美国一时回不来，他说那我就当代理校长，等胡先生回来就交给胡先生当。这个人办事很有魄力，很果断，当了代校长以后，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理由是当年抗战爆发后，学校要求能走的教授都走，发给路费，你不走可以，但不能在敌伪办的北京大学当教授，这就是伪教授。当然他也有过头的地方，不让敌伪时期北大的学生再在北大念书，说是伪学生。要来也可以，先去一个地方集中，反省一段时间再说。这就过头了。毕竟抗战开始后，政府没给沦陷区的学生提供出走的条件，是政府扔下学生不管，不是学生不愿意跟着政府去大后方上学。但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尤其是对待那些没有跟着政府撤退的教授们。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他对那些留在敌伪统治区，媚颜事敌的教授太痛恨了。还有一个理由，他说，他这是要给胡先生当校长铺平道路，难事自己来做。

　　这就叫有担当。那个时代，好多人都有这种品格。傅斯年之前，是蒋梦麟当校长，从1930年当到1945年，抗战时期是西南联大的常务委员，相当于校长。1930年蒋梦麟刚当上校长，胡适是文学院院长，他给胡适等几个院长说，辞退旧人的事我来做，聘请新人的事你们做。现在恐怕没有人做这种傻事了。傅斯年就是继承了老校长的这种作风。

　　这个人学问好，办事能力也强。他是胡适的学生，胡适就很佩服他的办事能力。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能做最细密的绣花功夫，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的本领，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傅斯年也很佩服胡适，可是他对胡适的办事能力是不敢恭维的。1950年在台湾开会纪念北大建校五十二周年时，蒋梦麟也参加了，傅斯年发言时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蔡元培的字）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当时也在场，听了心里肯定很受用，等傅斯年走下讲台，笑着对傅斯年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位不过是北大的功狗。”孟真是傅斯年的字。过去朋友之间都是叫字的，亲切。

　　傅斯年出身名门，祖上是很荣耀的。那一茬人好多都是出身名门，现在不讲究这个了，实际上是很有讲究的。学问上的传承叫家学，品质上的传承叫门风，智商上也是有传承的，叫遗传。他的祖上是清朝入关后第一次开科取士的状元，当过顺治朝的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就是宰相。傅斯年就是在这样一个相府大院里出生的。1896年出生，山东聊城县人，家就在县城。他家大门的金匾上写的是“状元及第”，二门上是“圣朝元老”，二门上的对联是“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传胪就是在朝廷上呼叫考上的人的名字，状元只有一个，不会再叫第二个人的名字。但是，傅斯年能受到很好的教育，靠的却不是祖上的钱财，他父亲那一辈家道就败落了。家道败落了，门风一下子败落不了的。他是靠了他父亲的一个学生的帮助才受到很好的教育的。

　　他父亲是个举人，没有做过官，在山东东平县的龙山书院当山长，就是校长，靠学生送的束脩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傅斯年七岁上他父亲就病死了，一家人全靠父亲的学生们凑集些钱，存在银号里生利息过日子，是很苦的。他爷爷也是个读书人，对他管教很严。傅斯年十三岁上，他父亲的一个学生从北京回老家看望老师，才知道老师已经去世多年了。便到老师的坟上去祭奠，说一定要把老师的两个孩子培养成人。这个人是朝廷的刑部主事，年轻时家里很穷，在一家商号当学徒，平日爱读书，商号没事时就看书，手不释卷。一次傅斯年的父亲在街上闲转，看见了很欣赏，后来傅斯年父亲到东平县龙山书院当山长，就带上他去了。三年之后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会试又中了进士。这个人为了感激他的老师，就把傅斯年带出来，先在天津上学，后来傅斯年才考上北京大学。

　　傅斯年这个人，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贡献是很重大的。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他创办了《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对造成新文化运动初期生龙活虎的局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他还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五四那天学生去天安门前游行，他是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头。后来他跟国民党走了，我们现在说五四运动时，很少提到他。

　　就是五四运动这一年秋天他毕业了，考上山东的官费留学生名额。先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后来又到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1926年回国，两年后当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后来又兼了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直到抗战开始，都是这两个职务。抗战开始后，因为他的名望和地位，又当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相当于战时国会议员吧。这期间他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就是把行政院长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又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写了一篇文章，把另一个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这是多大的本事！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还是比较廉洁的，到了抗战后期，就开始腐败了。最有名的案子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美金公债案。当时孔还是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这是怎么回事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抗战，同意借给中国政府五亿美元贷款。孔祥熙决定拿出一亿美元用做发行美元储蓄券的准备金，规定二十元法币可购一美元储蓄券，抗战结束后以此券兑换美元。最初社会上不知道这项公债有美元做准备金，还本还息时期又长，买的人不是很多。到了1943年秋天，售出还不到一半。后来通货膨胀，官价已涨到四十元法币换美金一元，黑市高达一百元换一美元。孔祥熙见有利可图，便下令停止兑换，剩余部分由中央银行购进。又由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拟具签呈，说所剩不多，拟请特准所属职员，照官价购进，说这样做符合政府收购游资的宗旨，还可以调济财政部职员的战时生活。说得头头是道，孔祥熙就批准了。事后有人说，那个国库局局长取得合法手续后，第一批购买350多万美元，折合7000多万法币，全部送给了孔祥熙一个人。大致就是这么回事。

　　傅斯年知道了，决定在参政会上提议案揭发。他觉得在全民族抗战期间，出这样的事太不应该了。真要做起来，他是很认真很细致的。搜集了许多资料，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开会期间，回到房间就藏在枕头底下，出去就带上，寸步不离。他的好朋友王世杰劝他不要提这个提案，他不，说证据确凿，请不必代为顾虑。蒋介石知道了，让陈布雷以老报人的资格跟傅斯年谈谈，说这样做对中国的形象不利，他听从了陈的劝告，表示不提议案，但一定要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

　　说到做到，果然1944年9月7日，张群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施政报告后，傅斯年就提出他的质询。主要有这么几条。第一条是国家规定政府官员不准做买卖，孔祥熙以前办有祥记公司，近来又成立了广茂新商号，请政府查一下这些公司有没有囤积居奇一类事，查一下孔祥熙的裕华银行跟国家银行的往来账目。第二条，中央银行可以说是个谜，因为许多情形我们不知道，不过里面山西同乡很多，这个银行究竟是一个国家的机关，还是一个私人的结合。是国家的组织，何必一定要用山西人，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希望中央银行国家化，机关化。第三是黄金问题。第四就是黄金储蓄券问题了。

　　对傅斯年的质询，财政部的答复，有些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有些坚决否认。蒋介石怕事情闹大，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为孔祥熙说情，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傅斯年说：“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当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傅斯年说到这里有些激动，在座的人都不免为他担心，怕蒋介石发了火对傅斯年不利。不料这次蒋介石听了不光没有发火，还很感动，说想不到傅斯年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过后不得不另行设法，派财政部长俞鸿钧等人查办，一查肯定有问题。这时俞鸿钧是财政部长。抗战期间，部长常更换，孔祥熙不兼财政部长了，还是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行长。蒋介石没办法，只得免了孔祥熙的行政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

　　事情过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了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他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士人的气节，在中国是用来维持纲常名教的。只有读书人保持气节，才能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出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这是文天祥的话。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他最仰慕文天祥。他给儿子写过一幅字，写的是文天祥的《衣带赞》，就是文天祥临死前在衣带上写的那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前四句不必记，后四句请各位记住，当你有什么事可做、不可做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默默地念上两遍，就知道该做不该做了。读了先圣先贤的书，是做什么用的，就是让你从今天起一直到往后，不会做什么问心有愧的事。这四句话，应当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

　　赶孔祥熙下台是抗战中的事，赶宋子文下台是抗战胜利后的事。

　　孔祥熙下台后，接他的是宋子文。1945年6月接的，很快抗战就胜利了，国民政府又回到南京。一开始傅斯年还是支持宋子文的，过了一段时间，看见宋实在太差劲，就开始反对了。《世纪评论》是宋子文系统的一个社会评论刊物，傅斯年的一位朋友当主编，问他要稿子，他说你要是一字不改我就给，朋友说可以。他就给了一篇文章，叫《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这位朋友因为事先答应了，也就原文照发。

　　文章里说，国民政府自从广东打出来以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能决定中国将来运命的人，必须认识到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是因为党派的对立，也不是因为国际环境的恶劣，而在我们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而希望政府不垮台，以免于更大的混乱者，也要坐以待毙”。末了很沉痛地责问：今天善良的人谁无“人间何世”之感？

　　他还说，“我真是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傅斯年正好去国防部找陈诚，在楼梯上碰见了宋子文，他上楼，宋子文下楼，两人互相不理睬，擦肩而过。事后傅斯年对人说：“我们两个人都把头偏过两旁，装作互相没有看见的样子。”

　　傅斯年的这篇文章一发表，各地报刊纷纷转载，用这样激烈的言辞批评政府大员，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在是惊世骇俗。事情闹大了，蒋介石也不好再袒护这个小舅子，宋子文只好辞去行政院长之职。

　　傅斯年不断批评国民党要人，对他的动机，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评价是不一样的。当时有人说他是受人利用，也有人说他是哗众取宠，实际上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并不是被什么人利用的，也不是要哗众取庞，或是谋个一官半职。他这样做，全是基于一个读书人的良知，一个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文天祥说的，“读圣贤书，所学何学，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真可以说是做到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了。

　　1949年，傅斯年随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任台湾大学校长。他当台大校长，在整顿台大校风上下了大力气，他曾在报上说：“我现在运用我曾三次在报纸上披露的一段话重说一遍，就是假如有人发现我，或是其他台大主持人，以人情收容任何一个学生，那么我们便是作弊，应该受国法的惩罚，并受社会的制裁。”同时在校长室门旁写着这样一行大字：“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年仅五十五岁。开追悼会时，蒋介石亲临致祭。来祭奠的有五千多人，好多人都哭了。

　　这个人可说一生清贫，身无长物。临死前一两年，他的西装旧了，看见朋友买了套新西装，样式很好看，也想买一套，一听价钱很贵，就不买了。一个大学校长，买套好西装不应当算什么事，可他就是买不起。这样的人，真可说做到了孔子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傅斯年说得多了，下面来说说黄万里。

　　我省作家赵诚先生写了本黄万里传，书名叫《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的人生沧桑》，不久前刚出来。我要说的事情，都是从这本书上看到的。

　　黄万里1911年出生，傅斯年1896年出生，比傅斯年要小十五岁。黄万里的父亲是中国的一位名人，叫黄炎培（1878—1965），清代的举人。进入民国后，是著名的教育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老同盟会员，解放前很有影响。解放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工业部部长，还当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当过民建中央的主任委员。

　　黄万里这个人，少年时爱写作，很有文才。他小的时候，他父亲请当时的沪江大学校长刘恩湛，考察一下他这个儿子将来适宜学什么专业。为什么要请教一位大学校长呢，因为这位校长是留美的博士，学的是教育学，博士论文就是《从孩子在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察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经过一番考察，刘博士的结论是适宜学文学。黄万里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水利专家，没有从事文学工作。但这不能说刘博士的考察出了问题，黄万里后来写过小说，写过大量的诗词，可说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是黄炎培不同意儿子学文学。黄炎培是主张实业救国的，认为还是学工科对国家有好处。这样黄万里就上了唐山交通大学，学的是桥梁建筑，1932年毕业。1933年年参加庚款赴美留学考试被录取，取得官费留美的资格。这一年黄河十几处决口，死人无数，很是悲惨。黄万里受到这个刺激，又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的，决定改学水利。黄炎培对他说：“中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希望儿子将来好好报效农民。

　　1934年元月，黄万里去美国留学，进的是康奈尔大学，第二年就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又去伊利诺大学学习，隔了一年，1937年2月获得工程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水平很高，首创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的方法。直到十几年后，另一位外国学者才提出了相似的方法。

　　这个人很重视实地考察，不光有理论，也有实践经验。留学期间，曾独自驾车走了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个大型水利工程。1937年春天回国，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在四川搞水利勘测和水利工程，徒步勘测了金沙江、岷江、涪江和嘉陵江，主持过四川三台县的航道修建工程。

　　1947年黄万里去甘肃当了省水利局长，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参与治理黄河的事了。解放后先在唐山交通大学教了两年书，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唐山交大水利系撤销，到清华大学水利系当了教授。几乎可以说，从此以后，就开始了他为黄河请命的不平常的岁月。

　　1952年中国请苏联专家组帮助规划黄河治理。这些专家都是搞水利工程的，不是真正的水利专家。擅长建坝，不太懂水利，对河流治理是外行。1954年完成《黄河综合利用规划》，主要内容是在黄河干流上建四十六座拦河坝，每座坝都是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其中最大的一个工程，是建造三门峡大坝。这样一个有明显缺陷的规划，1955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竟顺利通过了。那个时候，正是一边倒的时候，只要是苏联老大哥说的，谁也不会表示反对意见。

　　按照苏联专家的这个规划，前景是非常美好的，说是黄河洪水灾害可以完全避免。一座三门峡水库就可以把设想中的黄河最大洪水流量，从37000秒立方减到8000秒立方，这么大的流量可以经过山东境内狭窄的河道安然入海。万一三门峡和三门峡以下的黄河支流伊河、南洛河、沁河同时发生特大洪水，那么三门峡水库也可以关闭达四天之久，这样加上伊河、洛河、沁河三个水库的拦蓄，黄河下游的流量就能减少到8000秒立方，下游仍能确保安全度过汛期。最为美妙的是，黄河泥沙已被三门峡水库和三门峡以上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拦截，下游河水将变成清水，河身将不断刷深，河槽将更加稳定。下游各种防洪负担，将来都可以解除。至于河套以上，等刘家峡水库建成以后，就可以把最大洪水流量8330秒立方，减至5000秒立方，往后黄河流域，就可以完全避免洪涝灾害了。

　　建国初期，万象更新，人们的干劲大得不得了。1955年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其中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12.2亿元（包括移民费），计划淹没耕地200万亩，移民60万。并提出“政府将保证他们在迁移的时候不受损失，并且帮助他们在到达移民点后尽快走上安居乐业的道路”。邓子恢在报告中还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几十年过去了，大坝早就建成了，现在的黄河是什么样子呢，从1955年到1990年，经过三门峡的泥沙，从以前的1.9亿吨，增加到16亿吨。而修建的大坝还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自古以来终年流水的黄河，已经变成一条一年断流上百天的季节河，最多时一年断流两百多天，下游的防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三门峡水库修建后，四十年来，下游旧河道上又淤积起新河道，被称为二级悬河。其过洪能力最小处不及1957年黄河过洪能力的七分之一。最为严重的80多公里河段，主河槽高出滩地四米多。2002年七八月间，利用小浪底水库进行调水冲沙实验中，二级悬河的河段漫滩流量已不足3000秒立方，个别河段在流量不足2000秒立方的情况下也发生了漫滩。一旦发生较大洪水，甚至有冲决黄河大堤的危险，对滩区167万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就因为没有听黄万里的话，还要把他打成右派。

　　1955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黄河规划会上，当时许多专家交口称赞，黄万里对周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说黄河泥沙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地也最多。黄河是要治理的，但不能用这个办法。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发表在《中国水利》1957年第8期。他在文章里说：“认为水土保持后黄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6000秒立方的清水可能要比短期的10000秒立方的浑水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对付的。”

　　他认为：“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他还说，规划报告中关于洪水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大坝蓄水的高度和在一百多公里外的水库尾部的水位高度并不一样，从上游下来的运动中的水流，在库尾肯定要高于坝前的蓄水线。

　　这是怎么回事呢，听起来复杂，实际上道理是很简单的，一说就明白了。苏联专家计算洪水，是以库容量算的，而库容的多少，则是以大坝蓄水的高度，乘上坝底的面积（假定坝底是平的）。这样计算，等于是说洪水从坝的里侧冒出来，慢慢往后溢，水库的表面是平的。实际绝不会是这样，水是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的，库区说不定就有一百里，库尾的水平面，肯定要高过坝前的蓄水线许多，这些超过原先假设水平面的库容量，就没有计算进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这是洪水呀，一旦发起威来，岂是儿戏？

　　黄万里在“意见书”里，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综合规划及三门峡筑坝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难以挽回，三门峡大坝建设时，一定要考虑刷沙出库，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1957年三门峡工程要上马了，几次重要的会议上，争论很激烈，有高坝派，有低坝派，就黄万里一个人是“反上派”，反对修坝。一次专题讨论会上，黄万里再一次反对在三门峡建大坝。他说，三门峡不宜建坝，修了坝是把下游的灾难移到上游。建起高坝，水流在库区放缓，肯定会增大淤积，特别是地势较低的潼关一带黄河西岸，渭河河床会急速淤积，渭河入黄河的堑口也会抬高，这样一来对关中平原必将形成威胁。也就是说，1957年决定修三门峡大坝之前，黄万里就已经预见到库区必定要淤积并且还要延伸到西安。就是因为他反对修三门峡大坝，反右中被定为右派，不让他上讲台了，还把他送到农场、水库去劳动。后来的事实，果真证明了黄万里的判断是正确的。2003年渭河发大水，造成多少亿财产的损失，真的危胁到西安。可惜这样的建议，当时没有人听。因为黄万里是右派，连他提出的不要堵死大坝底孔的建议也不采纳。直到数年后，不得已才又炸开了大坝底孔。

　　三门峡大坝给中国的国计民生造成的灾难就不必说了。这个大坝迟早是要炸掉的。原定13个亿，1960年建成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相当于建40个长江大桥的造价。正是三年困难期间，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如果用这40亿元购买粮食，能买下800亿斤粮食，可以使几千万人不至于饿死。

　　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黄万里受到许多磨难，但他一直不忘向中央上书，尽量减少三门峡大坝造成的灾难。先是向周总理上书，不行，又向毛主席上书，也不行。最后一次他向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上书。董必武和他父亲有交情，真的把他的意见书转到水利部了。他写的是《修改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目的是“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中央指示水利部一位副部长接见黄万里，听取黄的意见。关于这次副部长接见，黄万里的一位内侄写过一篇文章，说1964年春天的一天，他姑父风尘仆仆地从城外的清华大学来到他家，恰巧他父亲认识这个副部长，说这个副部长是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很低，不过一村长之材也，即使同你谈话恐怕也于事无补。黄万里觉得怎么可能呢，毕竟是中央的副部长嘛，就匆匆赶到水利部，中午时分回来了，一进门就连连摇头叹气，说此人连村长的水平都不具备，算个保甲长吧，简直是对牛弹琴。黄万里不明白，为何这等人竟然身居执掌国计民生之要津高位？这位内侄说，这正验证了他父亲的话：“有人不爱人才，爱奴才。”

　　这些年我常听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文化大革命前社会环境多么好，干部多么好，一般我不想解释，说得多了，我只说：“要是真的那么好，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各级干部，尤其是一些主要部门的干部，相当多的都是这位水利部副部长一类的人。为什么，原来的革命队伍里大都是农民，革命成功了论功行赏，大都身居要津。县委书记初中毕业，就是高的了，多数是小学毕业生，能识几个字，批得了公文的，就是有文化的了。他们的好处是“忠”，上面说咋干就咋干，要咋干就咋干，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就这么搞成的。必须承认，受过教育的和没受过教育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是有区别的。政治态度和个人品质，不是一回事。光有政治态度，没有个人品质，那个政治态度也成问题。受过高等教育，个人品质又好的人，对国家对社会更负责任。用不用这样的人，是政治开明、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昨天我看《报刊文摘》（2004年9月10日）上有篇文章《承德文物大案与“中国第一个慈善家”》，七十年代故宫给承德外八庙拨了一批珍贵文物，全是国家级的。一个叫李海涛的，是外八庙管理处文物部主任，陆续卖给一个叫李春平外籍华人86件文物。这种监守自盗，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抗战开始前，国民党政府把故宫的文物，相当一部分是国宝级的，装了好几千箱，先运到南京，南京危急时，再运到甘肃、四川，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南京。八九年间，行程几万里，直到运到台湾打开箱子清点时，只少了一页纸，后来再查，才发现这一页纸夹在一本书里。要是给了我们现在的干部，还不把其中最珍贵的全偷去了。

　　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我前面说了，不打算总结几条，那样太枯燥。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感想。这些人，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在国内读的是好学校，到了国外也读的是好学校。再一个是，大都出身于名门望族，至少也是仕宦人家，读书人家，爱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这两个特点，实际上是互相关联的。读书人家，大体说来也是富裕人家，也是仕宦人家，少年时能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长大后也能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对这些人，有的人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学问好一些，别的方面未见得怎么样。前不久看过一篇文章，说陈寅恪的学问很好，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观有问题，说他评价历史人物过分强调门第出身，不可取。我觉得，说这话的人，还是读书不多，不懂得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所以几千年历经战乱，却能平稳地发展下来，中国文化所以屡受摧残，却能几千年兴盛不绝，与讲究门第出身大有关系。正是这些所谓的门阀世家，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种子。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好多人都说这是说世道变化快，没有长久存留的名门望族，我看不全是这个意思，也有慢的意思。整句是说，有道德的人的恩泽，要五代才能慢慢地没落下去。是说好的家族维持的时间长，而不是维持的时间短。真要是那个意思，他就不这样说了，他会说君子之威，三世而亡，再世而竭。君子、泽，都是好字眼，后面跟着的，不会是那么坏的意思。

　　前不久，我和一位朋友聊天，说到中国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所以中国人没有敬畏之心，道德一旦沦丧，就不可收拾。这位朋友说，中国人最怕历史，怕把他的坏名声写进历史，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它可以说明高层人士、知识人士的敬畏之心，不能说明民间人士的敬畏之心。再就是，从敬畏上着眼，总是一种防御，而不是一种向善之心，向上之心。我觉得，读书，可能是中国人的一种等同宗教的理想和追求。中国社会上，对人的文明程度，是以识字多少来衡量的。“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从来就是对一个人的鄙视。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坐拥书城，这些量化了的字眼，就是以字（书本）来论知识与文明的程度的。这是因为汉字是方块字，字形也就是字意，字形里有着文化的蕴含，识字多，文化程度就高。英语只有26个字母，俄语只有33个字母，就不能这么说了。崇敬识字，崇敬读书，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近似乎宗教的感情。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几千年绵绵不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再宣扬论书无用论，毛主席还有句名言，“书读的越多越蠢”，但在社会上，除了别有用心的人，还有那些真正愚蠢透顶的人，没有人说读书是坏事，没有人不敬重读书的人。

　　基本上可以说，哪个时代崇尚读书，尊重读书人，哪个时代就繁荣，就进步，哪个时代不崇尚读书，不尊重读书人，哪个时代就贫穷，就落后。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到处书声琅琅，人人看书学习，鸟语——鸟儿都会说话，花香——花儿都闻着喷香，怎么能不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好时代？

　　傅斯年、黄万里那一茬知识分子，确实是很优秀的。再要有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行，你们不要听他的。不是知识分子不行，是没有把他们当作国家的栋梁之材，不信任，不委以重任。怎么那个时候就行，解放以后就不行了。怎么文化大革命那些年不行，这几年又行了。可见还是个认识问题，认识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认识到了，才能重用。这些年，大致说来，知识分子的待遇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应有的重用。就是在科技文化部门，也很少有知识分子是一把手的，这就说明还是不是真正的信任，真正的重用。真要是重用了知识分子，委以重任，充分信任，国家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前几天我查书，看到谢泳的一篇文章，里面有句话说得很好：“我们要尽力维护畅所欲言的宽容的社会环境，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以人类发展的长远目标为自己的言论的基本原则，一个正常的社会绝不能因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声音不符合自己眼前的利益而对其加以责难。”我们相信，这样的一天总会来到的。这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等是等不来的。

　　希望大家都能以上世纪那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为榜样，做一个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也是对自己负责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