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忆衡阳保卫战：全城没挂白旗 怎么能算投降？_

本文摘自：《法制周报》2010年10月26日版，作者：朱春先，原题：《衡阳保卫战报务员讲述浴血47天》

他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战友杀掉日军看守“胜利大逃亡”

衡阳保卫战16岁报务员的浴血47天

湖南湘潭县姜畲镇建中村有一块一眼望不到边的广阔稻田。这是被称为湘潭粮仓的主要产稻区。82岁的卢庆贻与大儿子一起，就住在这片稻田中间的一栋小屋里。

这原本不是他的祖传之宅。他的家是在姜畲镇上，来到建中村之前，他的全家均是镇上城镇户口。而在更早之前的1938年，他的家则在长沙市登隆街附近的平房里。其时，祖父在附近开设小店铺经商，母亲在家带养他。父亲则在更早的时候外出打工，一直没有回来。

曾全程见证衡阳会战惨烈经历，并一度成为日军俘虏的卢庆贻，是近年来在其儿子卢定安成为“抗日老兵志愿者”之后，才慢慢为媒体所熟悉。

即使放到现在，卢庆贻仍然是最年轻的抗日经历者。他的全部抗战经历，都是在18岁以前。

14岁的电报班学员

卢庆贻被分配至第十军军部通讯营无线电班，任少尉报务员。

1928年1月，卢庆贻在长沙登隆街出生。

由于父亲长期在外谋生，出生之后的卢庆贻和母亲，一直与祖父母住在一起，依靠祖父做小生意维持家计。当卢庆贻长到八岁的时候，母亲改嫁回到姜畲镇老家。卢庆贻便与祖父相依为命。

1938年11月13日，长沙文夕大火后，卢庆贻的家也在这场旷世大火中化为灰烬。无奈之下，祖孙一起回到姜畲镇生活，他入读当地的新群小学。

1940年，祖父去世。成为孤儿的卢庆贻勉强继续读了一年书，坚持到1941年。已经没有了生活来源的卢庆贻，在乡人的引导下，决定参军谋生。当时仅有14岁的他来到长沙，报考第十军驻长沙的无线电速成班。

“那个无线电速成班，主要是招收初中肄业的学生，但有一个条件很苛刻，那就是必须懂英语。”卢庆贻说，“我去报名的时候，连高小都没有毕业，又没有学过英语，但我有一个优势是别人没有的，所以他们就录取了我。”

卢庆贻说的这个优势，是他在离开学校来到长沙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多次去在航空司令部工作的姑父工作的地方玩耍，“我在他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当时，他那里有一个电台，有空姑父就带我去，跟着学了一些收发报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

卢庆贻的这一经历，主考官听说后非常高兴，当即就将他收录进培训班学习。他也由此成为培训班里年龄最小的学员。

时为1941年6月。

在今长沙荷花池兑泽中学旧址，卢庆贻度过了为期半年的紧张学习生活。除了学习报务知识外，14岁的卢庆贻还要参加一些军事训练，这种经历为他以后在衡阳会战及其后的死里逃生，帮上了大忙。

结束在长沙的速成班训练，卢庆贻被分配至第十军军部通讯营无线电班，任少尉报务员。

1942年冬天，卢庆贻随部队一起驻防衡山，后调到衡阳留守处，继续从事报务工作。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爆发，驻防衡山的部队驰援常德，由于卢庆贻是非战斗序列人员，没有随同部队前往常德，仍坚守在衡山的电台，与友军保持通讯联系。常德会战结束后，部队再次回到衡山整训，卢庆贻仍在这里的电台工作。

47天的历史记忆

卢庆贻在发出电报的三天后，从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读到了方先觉军长的“最后一电”。

1944年6月1日，驻防在衡阳外围的部队逐步调入衡阳城，参加衡阳保卫战。

“根据当时的部署，上头估计最多一两个星期就能结束战事，所以只备了两个星期的粮食和弹药，但没有想到，战斗一直打了47天。”66年后，已经年迈的卢庆贻老人，仍能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每一个日子。身体尚算硬朗的老人，坐在自己几十平方米的地坪中，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稻浪，向《法制周报》记者清晰地讲述着当年的一切。

“衡阳会战打响以后，刚开始，我们的电台还需要与在城外的友军取得联系，但到了后来，友军全部入城以后，我们就只需与设在芷江的空军基地和重庆方面联系了。”卢庆贻等人奉命进入衡阳后，担负着军部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工作。电台共有四个报务员，每6小时一个班，24小时轮流值班。

“具体内容需要专门的译电员翻译。”卢庆贻说，密码只有重庆译电室的指定人员和军部随从参谋两个人知道，一般的人是译不出的。

“47天内，经我们手发出去的电报无数，但这些电报都讲了一些什么，我们始终不知道。”

衡阳会战的最后一电，是经卢庆贻手发往重庆的。电文的内容，卢庆贻在发出电报的三天后，从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读到了方先觉军长的“最后一电”。

在回忆这一细节时，老人显得特别激动。

“8月6日，军师长会议结束以后，参谋将一份拟好的电文送到电台，当时正是我值班。我按惯例将电文发到了芷江，此后，就再也没有向外界发出一封电报了。”

卢庆贻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在弹尽粮绝、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第十军与日军签订了停战协议。他所在的军部电台也在完成历史使命后静音。

卢庆贻说，此次停战协议，方先觉向日方提出了三个条件：保证官兵生命安全；收容治疗伤兵，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第十军保留建制，不出衡阳，就地驻防。“当晚，方先觉军长就与日军68师团长堤三树男正式谈判，日方向第十军的顽强战斗意志表示敬意，并完全同意所有的条件。历时47天的衡阳之战，到这里算是落下了帷幕。”

对于衡阳会战最后的结局，卢庆贻老人坚持认为不是投降。“8月8日，战斗停止以后，全城没有挂一面白旗，这怎么能算是投降呢？”在他的记忆中，衡阳守军共有17000人，最后只剩下不到2000人，“这其中还包括医务人员、后勤人员等非战斗人员”，除了6000余伤兵外，其余人员均已阵亡。

历史资料显示，此次衡阳会战，日军共发动三次总攻，战斗结束后，日军五个师团伤亡人数，美国统计是7万人，中国估计是3.9万到7万人之间。

“胜利大逃亡”

他赶紧回头来看时，发现那两个被特别信任的战俘抢了鬼子的枪，把鬼子杀了。

卢庆贻发出“最后一电”后，和军部所有的官兵一样，被日军俘虏了。他和另外的300余人一起，被集中关到衡阳城里的天主教堂。

“当时的那个屈辱，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们能理解军师首长的痛苦。如果不那样做，有可能全军覆灭。”

在天主教堂关了几天后，大家都在想着怎么样逃出去。“有一天，我被一个日本兵相中，拉我出去做苦力。”卢庆贻说，日军进城后，也没有吃的，就去附近的农村抢别人的秋收果实，“我当时被他们派遣去抢农民的谷子。”

几天后，一小股日军押着卢庆贻等被俘的十军战士，往零陵方向走。“由于害怕美国飞机的轰炸，日本鬼子不敢白天走，只能晚上走。”在走了几天后，来到零陵一个偏僻的山村，卢庆贻老人对《法制周报》记者说，具体什么地名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地方离公路比较近，山高林密。

“当时的日军小分队只有10多个人，都带着枪，我们是20多个人。我们一路走过去，从来没有去掉想要逃离的念头，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机会终于在一个日落时分到来了。

卢庆贻说，有一天傍晚，日本鬼子要他们去“打捞”（抢百姓人家的东西），抢一些老百姓的生活日用品。“这一天的情况很特殊，他们只派了一个日本兵押着我们上山，我们10多个人同时被派出去。”

“那个鬼子身上挎着一支步枪，手里拿着一支手枪，并安排他自认为信得过的两个战俘一起，陪他在山脚下等，我们10多个人则被赶上山去‘打捞’。”卢庆贻说，在上山时，其中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战俘，朝我们使了一个眼色。

“我当时就明白，逃跑的机会来了。”果然，上山不到半个小时，山脚下就传来了枪声。他们赶紧回头来看时，发现那两个被特别信任的战俘抢了鬼子的枪，把鬼子杀了。

“杀了鬼子后，大家躲进山里，首先毫无目的地转了两三天，所幸没有遇到搜山的日本鬼子。”

“你们吃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卢庆贻面对记者抛出的这一问题，哈哈大笑起来。

“进了山，吃根本就不成问题。老百姓只要一听说是打衡阳保卫战的，都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走到哪里都一样。他们自己舍不得吃，专门做饭给我们吃。”

在山连山、沟连沟的深山里转了几天后，大家开始思考到底往哪里逃。有人说，在邵阳武冈有74军的驻军，大家便提议往武冈走。也不知走了多少天，最后终于来到了武冈74军的驻地，“一听说我们的遭遇，74军当即就收留了我们，当时已经是冬天，他们发给了我们冬衣冬裤。”

在74军驻地，卢庆贻和同行中一个姓张的第三师无线电台的台长与第十军驻贵州留守处取得了联系。两人随后赶到贵州留守处报到。

“由于第十军的建制还在，不久之后，第十军再次组建成立，我亦升任中尉。”随后，新组建的第十军被调往陕西城固县整训，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

1946，卢庆贻在平汉会战时被解放军俘虏，并由此结束了军旅生涯，回到湘潭老家当了一名农民。这一年，卢庆贻才十八岁。

卢庆贻老人育有两男两女，现在居住在大儿子家。平时，身体健朗的老人还能参加一些劳动。对于自己的抗日英雄史，老人以前很少提及。近年来，却意外地成为一些媒体和民间老兵组织的追访对象。在姜畲镇，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很多人会主动带路。

看着眼前翻滚的绿色稻浪，卢庆贻老人显得很安详。老人说，历史总是要过去的，不能老是纠缠在历史的痛苦记忆中，但历史又是不能忘记的，忘记了历史就等于背叛了自己。

“还是朝前看吧”，卢庆贻老人最后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