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我才不关心未来怎么定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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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张艺谋   采访整理/张凌凌

先是《三枪》，再是《山楂树之恋》，很多人看完电影后，都说张艺谋变了。包括再之前的《英雄》、《黄金甲》，一直都有声音在批评我，主题大概就是说“这人变了”。其实我和以前一样，就是一年年长大，老了。但我心没老。去那段历史时期有很多很生动的故事，很多很特别的人性渴望。所以，我还会铆着劲、期待拍摄这么一个题材的好电影。我期待可以碰到好故事、好本子，也期待电影审查制度能够宽松，因为这类题材非常难拍。 有人褒奖《活着》，却诟病《山楂树》，我不想评判太多。两个故事完全不同。如果就“文革”说事，文革十年，看你选取哪个角度入手，《活着》就选取正面角度，写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和那个大时代底下的人的悲剧。《山楂树之恋》就绕开了主要的时代背景去选取一个角落，两个人窃窃私语的一个角落，在那个角落里解读和体味爱情，但当事人的行为、方法、内心又有很独特的时代烙印。其实对于电影导演来说，选择任何一个时代讲故事，不是在于那个时代的包装，在于去还原这个时代人的心理行为。我觉得这两部片子都做到了。 我说我想留出时间拍好电影，这种想法从未变过。很多人问我什么叫“好电影”？俗话讲的，三性统一啊——娱乐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当然这是很难的。十几年前的老口号了，但我觉得它很准，三条符合，这就是好电影。全世界你也可以拿中国发明的这个口号来概括好电影。但太难了，我自己认为全世界每年恐怕都不超过三部。 难在哪？就我个人经验来看，难在缺好剧本。为什么好剧本太少？因为好故事太少。有人也会指责，“你是导演，你拍电影都不会讲故事”。但我确实不是一个原创类型的导演，我不擅长自己写，通常都是借题发挥型的。所以一切还是需要有一个“题”——那怕我改得面目全非，我还是需要有一个基础——那就是能刺激到我的好故事。其实不仅是中国，你看好莱坞，有多少电影都是一流的导演、一流的演员、一流的特技，但看完后就觉得哪没对——就是因为剧本差，二流三流的故事。全世界都这样，不光是中国，所以才有那么多翻拍风。 像《活着》，属于“三性”都很突出的。但我要感谢那个时代的文学，我们很难碰到这样的剧本。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对很多导演来说，大家的高低差别也未必那么悬殊。能否拍出好电影就看两个条件：第一你有没有运气碰到一个好剧本，第二你有没有运气在工作状态中始终特别准确，不至于现场发挥时感觉跑了。于我而言，我依然觉得我有空间，有很多潜力。就是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和冲动去“拍个好的！”。我基本经常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热呼着，搓手等饭”的心态，等好剧本。 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其实是日渐成熟和日渐浮躁夹杂在一起。就像房地产一样，有泡沫，大家也都在开药方，我也没有妙方。我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今天它呈现的就是多元化，呈现的就是许多人有许多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这很正常。我们不仅评价过去的时代，我们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现在中国电影院线大概只有不到
我认为我一直是我，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改变。大家都不了解我，把我妖魔化了。说我黔驴技穷也好，拜金也好，妥协也好，在我看来都很可笑，我没必要去解释，我最不爱解释了。一是我不爱说话，我从小就是内向的性格，一直到做摄影师时都不爱说话，这是家族遗传基因。任何事我就喜欢自己远远地站在边上，包括现在所谓的电影圈、娱乐圈，我都不愿意介入。我不是江湖上的，也不是哪个山头的，这些我本性就看不惯。我不喜欢到前台来。出了新电影，我配合宣传出来讲讲，那是不得已的工作流程，躲也躲不掉。再说，受争议甚至挨骂都习惯了。我解释给谁听？该骂你还是骂，我自己也管不了。
要说变，其实是时代变了，我们进入另一个时代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包括视角、选择和评判标准。当年拍《秋菊打官司》、《红高粱》、《活着》的那个张艺谋，跟现在拍《三枪》、《山楂树》的张艺谋从本质上说没有什么两样。当然，经历不同的时代也给我留有不同的痕迹。所以才会看到，那个时代会有那样的作品，那个作品在今天这个时代未必能拍得出来。大环境、小环境、个人思考，整个影响到你的思路和你所拍的东西。当下这个时代所拍的作品，放到那时也未必可行。我才不去关心未来是怎么定位自己，我觉得这个都很累。我只想尽量拍好电影。
也有人拿导演创作生涯的不同阶段来说事。我想说的是，这也不是导演自己的选择，还是时代，不同的时代决定不同的意识。大家都爱回顾中国第五代导演，我也是第五代的一员，第五代成长的时代是八十年代。那是最好的时代吗？也许是。但我们不说最好和最差，叫做那个时代的独特性。那样一批独特的导演和作品，因为来自那个独特的时代。比起现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经济时代或者开放时代，当然是不同的。每个人都受时代的影响，不是你自己的选择，所谓的进步、所谓的退步都不是。我们对时代很难下具体的定义，说今不如昔，还是今如昔，就是不同时代的影响。那么再说小一点，对于我来讲，不同的电影，就是不同的类型。我在这个类型上去思考我该怎么做。
一直以来，我最喜欢拍的其实还是“文革”题材的电影。当年《活着》，故事便涉及文革背景，今天的《山楂树》也是依托文革时代——当然，它们没有可比性。我迷恋这个题材，是因为文革发生在我16岁到26岁之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时代，它对我而言有着特殊意义，给我的记忆和烙印也很多。我总觉得那个时代，过去那段历史时期有很多很生动的故事，很多很特别的人性渴望。所以，我还会铆着劲、期待拍摄这么一个题材的好电影。我期待可以碰到好故事、好本子，也期待电影审查制度能够宽松，因为这类题材非常难拍。
有人褒奖《活着》，却诟病《山楂树》，我不想评判太多。两个故事完全不同。如果就“文革”说事，文革十年，看你选取哪个角度入手，《活着》就选取正面角度，写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和那个大时代底下的人的悲剧。《山楂树之恋》就绕开了主要的时代背景去选取一个角落，两个人窃窃私语的一个角落，在那个角落里解读和体味爱情，但当事人的行为、方法、内心又有很独特的时代烙印。其实对于电影导演来说，选择任何一个时代讲故事，不是在于那个时代的包装，在于去还原这个时代人的心理行为。我觉得这两部片子都做到了。
我说我想留出时间拍好电影，这种想法从未变过。很多人问我什么叫“好电影”？俗话讲的，三性统一啊——娱乐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当然这是很难的。十几年前的老口号了，但我觉得它很准，三条符合，这就是好电影。全世界你也可以拿中国发明的这个口号来概括好电影。但太难了，我自己认为全世界每年恐怕都不超过三部。 口述张艺谋 采访整理张凌凌 先是《三枪》，再是《山楂树之恋》，很多人看完电影后，都说张艺谋变了。包括再之前的《英雄》、《黄金甲》，一直都有声音在批评我，主题大概就是说“这人变了”。其实我和以前一样，就是一年年长大，老了。但我心没老。 我认为我一直是我，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改变。大家都不了解我，把我妖魔化了。说我黔驴技穷也好，拜金也好，妥协也好，在我看来都很可笑，我没必要去解释，我最不爱解释了。一是我不爱说话，我从小就是内向的性格，一直到做摄影师时都不爱说话，这是家族遗传基因。任何事我就喜欢自己远远地站在边上，包括现在所谓的电影圈、娱乐圈，我都不愿意介入。我不是江湖上的，也不是哪个山头的，这些我本性就看不惯。我不喜欢到前台来。出了新电影，我配合宣传出来讲讲，那是不得已的工作流程，躲也躲不掉。再说，受争议甚至挨骂都习惯了。我解释给谁听？该骂你还是骂，我自己也管不了。 要说变，其实是时代变了，我们进入另一个时代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包括视角、选择和评判标准。当年拍《秋菊打官司》、《红高粱》、《活着》的那个张艺谋，跟现在拍《三枪》、《山楂树》的张艺谋从本质上说没有什么两样。当然，经历不同的时代也给我留有不同的痕迹。所以才会看到，那个时代会有那样的作品，那个作品在今天这个时代未必能拍得出来。大环境、小环境、个人思考，整个影响到你的思路和你所拍的东西。当下这个时代所拍的作品，放到那时也未必可行。我才不去关心未来是怎么定位自己，我觉得这个都很累。我只想尽量拍好电影。 也有人拿导演创作生涯的不同阶段来说事。我想说的是，这也不是导演自己的选择，还是时代，不同的时代决定不同的意识。大家都爱回顾中国第五代导演，我也是第五代的一员，第五代成长的时代是八十年代。那是最好的时代吗？也许是。但我们不说最好和最差，叫做那个时代的独特性。那样一批独特的导演和作品，因为来自那个独特的时代。比起现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经济时代或者开放时代，当然是不同的。每个人都受时代的影响，不是你自己的选择，所谓的进步、所谓的退步都不是。我们对时代很难下具体的定义，说今不如昔，还是今如昔，就是不同时代的影响。那么再说小一点，对于我来讲，不同的电影，就是不同的类型。我在这个类型上去思考我该怎么做。 一直以来，我最喜欢拍的其实还是“文革”题材的电影。当年《活着》，故事便涉及文革背景，今天的《山楂树》也是依托文革时代——当然，它们没有可比性。我迷恋这个题材，是因为文革发生在我16岁到26岁之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时代，它对我而言有着特殊意义，给我的记忆和烙印也很多。我总觉得那个时代，过
难在哪？就我个人经验来看，难在缺好剧本。为什么好剧本太少？因为好故事太少。有人也会指责，“你是导演，你拍电影都不会讲故事”。但我确实不是一个原创类型的导演，我不擅长自己写，通常都是借题发挥型的。所以一切还是需要有一个“题”——那怕我改得面目全非，我还是需要有一个基础——那就是能刺激到我的好故事。其实不仅是中国，你看好莱坞，有多少电影都是一流的导演、一流的演员、一流的特技，但看完后就觉得哪没对——就是因为剧本差，二流三流的故事。全世界都这样，不光是中国，所以才有那么多翻拍风。
像《活着》，属于“三性”都很突出的。但我要感谢那个时代的文学，我们很难碰到这样的剧本。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对很多导演来说，大家的高低差别也未必那么悬殊。能否拍出好电影就看两个条件：第一你有没有运气碰到一个好剧本，第二你有没有运气在工作状态中始终特别准确，不至于现场发挥时感觉跑了。于我而言，我依然觉得我有空间，有很多潜力。就是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和冲动去“拍个好的！”。我基本经常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热呼着，搓手等饭”的心态，等好剧本。
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其实是日渐成熟和日渐浮躁夹杂在一起。就像房地产一样，有泡沫，大家也都在开药方，我也没有妙方。我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今天它呈现的就是多元化，呈现的就是许多人有许多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这很正常。我们不仅评价过去的时代，我们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现在中国电影院线大概只有不到6000块银幕，按照大家常说的展望，中国电影院线到15000块银幕的时候是不远的将来，或许六七年。我现在不知道到，等到15000块银幕的时候，中国电影是什么样子？一部电影的单片的票房可能是15亿到20亿，中国会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直逼美国。这是一个基础，代表我们国家看电影人的一个基本量。那时候再回头来看我们的电影产业，我不知道，艺术、商业、创作、个性、市场等等是否也会呈现一个自己的状态？总体来说，我不怎么焦虑，你们也别担心，担心什么？你怕没有艺术了，你怕没有独立电影了，你怕没有艺术院线了，你怕没有所有我们所说的概念了？不会的。我期待也相信，最后的电影市场一定会摸索出个多元且规范的状态。6000块银幕，按照大家常说的展望，中国电影院线到15000块银幕的时候是不远的将来，或许六七年。我现在不知道到，等到15000块银幕的时候，中国电影是什么样子？一部电影的单片的票房可能是15亿到20亿，中国会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直逼美国。这是一个基础，代表我们国家看电影人的一个基本量。那时候再回头来看我们的电影产业，我不知道，艺术、商业、创作、个性、市场等等是否也会呈现一个自己的状态？总体来说，我不怎么焦虑，你们也别担心，担心什么？你怕没有艺术了，你怕没有独立电影了，你怕没有艺术院线了，你怕没有所有我们所说的概念了？不会的。我期待也相信，最后的电影市场一定会摸索出个多元且规范的状态。 另外，看了卡梅隆的《阿凡达》我也很受启发。就是我们的电影人才培养，我们太缺少多领域的电影人才了。国外许多导演的身份是很多元的，不像中国就是北影导演系、中戏导演系。我们是这一类人过来的，但是现在需要的是更丰富的、更综合的领域人才。比如建筑学、影像学、数学、计算机等等，甚至各种稀奇古怪的学科。只要你爱好电影，都可以再培养。因为电影是个技术，不能仅仅是艺术。所以我曾建议过，在电影学院这样的专业院校，能从社会的大学本科各个专业去吸收一个导演硕士班，就是让很多其他领域的人来学导演。可能今后在我的电影中很多不能实现的想法，靠他们才可以实现了。
另外，看了卡梅隆的《阿凡达》我也很受启发。就是我们的电影人才培养，我们太缺少多领域的电影人才了。国外许多导演的身份是很多元的，不像中国就是北影导演系、中戏导演系。我们是这一类人过来的，但是现在需要的是更丰富的、更综合的领域人才。比如建筑学、影像学、数学、计算机等等，甚至各种稀奇古怪的学科。只要你爱好电影，都可以再培养。因为电影是个技术，不能仅仅是艺术。所以我曾建议过，在电影学院这样的专业院校，能从社会的大学本科各个专业去吸收一个导演硕士班，就是让很多其他领域的人来学导演。可能今后在我的电影中很多不能实现的想法，靠他们才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