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重建“限权之笼”

重建“限权之笼”

　　官场雷人雷语又添新例。连日来，一段31分30秒的录音文件广为传播。这份音频资料涉及的两人，被认为是重庆江津区委书记质问开发商：“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这话不容置疑地表明，“政府”绝对正确，“跟政府作对”统统都是“恶”。这份蛮横与张狂背后的实质是——“我”即“政府”；“跟我作对”也就是“跟政府作对”，也就是该打击的“恶”。

　　以这位区委书记的博士学历的智识，断不至于掂量不出这些“雷语”对政治前途的巨大杀伤力。换个场合，书记的言辞怕是“以民为本”口吐莲花又滴水不漏。正如在为澄清“事实”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王书记表白：“我要对得起江津区150万人民。如果领导人就是这样一个混账的话，那么江津人民就对我失去了希望，我还怎么领导这个地方往前走呢？正因为如此，我必须给我们的江津人民一个交代。”

　　王书记“交代”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言论，有本事就把录音发到网上来。”言毕，录音文件上网，书记从此哑火。

　　也有媒体和网友——比如重庆官网华龙网等，拿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来证明“言说未必该说，实录未必该录”。诚然，规定载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但这一条款规定的是证据的可采性：“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证据”是用以定案的“呈堂证供”，在“毒树之果”原理之下，法官被要求以证据材料采集方式的非法性，将之排除。

　　然而，业已公开的录音并非是用来为司法作供，它只是为“风水门”的报道提供了一个较可信的消息来源。我们不能用司法证明标准中的“合法性”，去要求新闻来源。就像我们不能用刑事司法证明标准来要求民事案件一样。如果“风水书记”没有证据证明这份音频资料系伪造，那么，围观群众只能“信以为真”。由此衍生出的一个新问题是：王书记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其说过的话信誓旦旦地否认，实则是当众撒谎。

　　录音中那个说“风水”、会“算计”的官员，绝非故意为之，亦非一时冲动。在和开发商谈补偿问题时，书记冷静而明白：“损伤你个鸡蛋，你要我赔偿几个亿，你是把蛋生鸡，鸡生蛋，再孵鸡的预期都考虑到了。谁不知道你修建的成本才每平方米1300多元。”对普罗大众，这便是一语点醒，原来房地产开发的暴利如此。

　　“风水论”也好，“打黑论”也罢，雷人背后是官员真实的内心表白。有了这些“雷语”，官员的形象也从呆板的文件里跳将出来，鲜活在公众面前。雷语暴露的是官员的价值认同，它触及心灵；而谎言则暴露了官员的一味欺瞒、不择手段，它触犯了法律。

　　官员实话实说，有助于公众更清醒地认识该官员的本质；官员满嘴妄语，则只会令本就脆弱的社会诚信堕入深渊。“民以吏为师”，无怪乎普通公众作如是想：官员都这样了，还能怎么样。

　　胡言妄语，谎话连篇，并不是某个官员的专利。责任机制的缺失，更令官员们有恃无恐。在“风水书记”之前，已有被揭穿谎言的官员。他们中所受到的最重责罚，不过是党纪处分或行政处分——官场惯例将官员说谎视为“作风问题”。而凭空消失了的司法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时代的“法不上大夫”提供了佐证。当年的“周老虎事件”曾被总结为：“虎真虎假，唬十亿；官上官下，关一人。”被法办的周正龙无比孤独，而一众责任官员至今多在逍遥。

　　与这里不同，在法治成熟的国家，官员只能站在“笼子”里说话——一旦成为官员，就等于自愿接受了法律所织就的一只限权之笼。

　　十余年前轰动一时的克林顿“拉链门”事件，国人对其中的桃色情节至今仍津津乐道。而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紧紧抓住克林顿不放的，却并非总统的性道德，而是总统大人被怀疑在应司法传召作证时，面对大陪审团撒了谎。法治的逻辑是，一个说谎的总统比一个闹绯闻的总统更让人恐惧，也更不可饶恕。

　　观察重庆“风水门”以及众多的官员雷语事件，不只是看个热闹，或领教个新鲜。在法治的视角下，当此应如何处理？《公务员法》在“惩戒”一章中，将“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列为禁止性行为。但遗憾的是，对违反此禁令的惩戒，却被模糊为“应当承担纪律责任的，依照本法给予处分”。这背后的原因之一是，立法机关中人民代表太少，官员代表太多，导致凡涉及官员责任立法的条款，多轻描淡写，操作性极差。

　　成熟法治社会的责任体系，对惯于撒谎的官员绝不放过，这样才能让公务员诚信起来。这个责任体系或曰“限权之笼”中最不可或缺的，绝不是纪律责任或行政责任——而只能是司法责任和选举责任。尤其不能让所谓“作风问题”成为司法责任的替代语，进而化身为官员的护身符。

　　只有司法真正握有独立权，不看上面的眼色就能“违法必究”；只有民众真正握有选举权，能将妄语的官员隔绝于官场之外——那时，官员们才会告别雷语不断、妄语频频，而主动学习法言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