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躁动的夜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1:06:20

十一月六日傍晚的台北,潮湿和微热,空气中紧张与兴奋夹杂。台北正在实行交通管制,一些道路被封锁了,车子绕来转去,或挤在一处。大批民进党的支持者正集结在圆山饭店门口,继续抗议陈云林的到来和马英九的政府。

称谓仍是个敏感的话题。我们到达的这天上午,马英九在台北宾馆会见了海协会长陈云林。他们笑容满面的握手、互示温情,但后者是无法叫上一句“马总统”。不管北京多么欣赏此刻的台北,在中国官方的语汇里,马英九只能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我在一个敏感的时刻到来。它既与陈云林的访问有关,十一月三日,陈云林前往台北的新闻,像是一桩尚未发生、就已被定义的“历史事件”——一九四九年以来前往台湾的最高规格的中国官员。全球的媒体蜂拥至台北的机场,记录着专机着陆时的历史性一刻。陈云林的前任,风雅而望重的汪道涵,离去前仍在抱憾未能和同样风雅而望重的辜振甫在台北相见,如今陈云林和江丙坤实现了它。

我们生活在词语滥用的年代,这也包括“历史性的时刻”。它频繁的出现,不断贬值,以至于经常变成政治人物和新闻记者语言上的自我满足。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缺乏勇气的年代,以至于一点微小的进步、姿态性的改变,都变成了自我庆祝的理由。在电视画面上,我看着那架机身上喷绘了五个福娃的专机的起飞,也知道这一行将双方将签署的协议,但直航、直邮、更多的包机,这是双方政府与社会早有的共识,不是什么意外之举。而且,多年以来,双方最大胆的举措,也仍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认定只要一起赚钱,就必定达成统一。如果海峡两边都仅仅是商人的话,一切早已迎刃而解。但是,社会总是由更复杂的人群构成,而每个人的需求也不仅仅是利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热衷于将大熊猫送到台北的动物园、购买台南的水果,但收效却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显。而陈水扁或许对经济一窍不通,却深谙如何挑动族群与身份意识,稳固自己的权力。

陈云林的到来,也适逢台湾社会自身的转折时刻。有关陈水扁贪腐案的报导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台湾正准备将自己前总统送上被告席,曾令人惊叹的民主尝试中充满了幻灭。而台湾社会似乎也正为此而撕裂,一种空前的混乱、迷惘与失落似乎正在到来。这一切,似乎就像是台湾电视街头抗议、国会打架的新闻画面。但是,媒体上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经常不是一回事。

站在抗议人群中,和透过电视画面上观看的是两回事。夜晚九点,才走过圆山捷运站,我就听到了远处的喧闹。有高音喇叭传出的讲话声,人群的吵闹,还有一种刺耳的汽笛声——不知它从哪里发出。

我们循人群与声响而去,走过酒泉街旁的中山足球场时,看到蓝色衬衣的警员们正松散的或站或立。他们很年轻,大多鼻梁上架着眼镜,斯斯文文像是一群正在军训的学生。在五号门口,我看到了整齐排放在地面上的防暴服,透明盾牌、深蓝色的警帽、制服、黑黑的警棍,一堆堆整齐的排列在一起,在黄色的路灯照耀下,像是一幅静物写生,国家机器的暴力色彩被稀释了、凝固了。一个警员孤零零的站在一旁,左手持一瓶矿泉水,远远的看着我,既没有表情,也没有言语。

从酒泉街拐到中山北路时,悠闲安静的气氛消失了,喧闹扑面而来。这是我第三次身处这样的人群中。第一次还是一九九九年,那时我念大学,和同学们聚集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前,表达对美军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抗议。我们按照学校,被划分成不同的方阵,走过大使馆。我忘记了自己是否也喊了口号,只记得对身处这样的人群很不自在,像是一场意料之中的表演。况且,我对于周围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同学们也很不舒服,为了一张美国签证,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分日夜的背单词,想法设法的了解不同签证官的脾气。第二次是二零零五年的上海,我乘坐的出租车被堵在路上,等那些正在抗议日本的游行队伍们通过,其中的一些年轻人还砸了日本汽车和日本餐厅——尽管它们的主人都是中国人。我怀疑这些抗议,是因为它们的高度虚伪性——他们标榜自己的民族义愤,却又深深的崇拜与渴望美国与日本;年轻人想表明自己的参与感,却从来只对安全的、得到官方授权的话题表示异议;他们看似热情亢奋,却又是那么的昙花一现,短暂的热闹过后,一切恢复常态。

六日夜晚的中山北路,是另一幅图景。外围的人群松散,景象纷杂。青年、老人、孩子、恋人们拥挤在那里,有人义愤填膺,头上缠着黄色布条,上面是中英文的黑字标语“台湾是我的国家”,一些更为激进的的标牌用红字写着“共匪”,另一些则在要求马英九下台,但更多的则是无所事事的站着、走着。卖烤香肠的小贩生意不错,三支烤得焦黄、油亮、香喷喷的香肠,不过五十元,它们是“民主香肠”。更有趣的是汽笛喇叭,它是个20公分高桔红色的灌子,上面有红色的喇叭,摁下顶上的机关,罐内的气体喷出,发生尖利的声音,像是警报。本地人前往体育场时最喜欢带着它,比喉咙里的助威声有力得太多了。

于是,这场抗议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它像是一场嘉年华。沿着中山北路继续向北,人群更密集了。到了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立美术馆一带时,我看到了挂满标语的游行指挥车,一位指挥者正在喊话,但很显然,情绪激动、却缺乏感召力,另一辆车正在发放瓶装水与面包。喇叭的声音更强了,有时后是杂乱的尖声,有时是同时鸣响,我感觉得到耳膜的刺痛。

靠近中山桥时,铁丝网、全副武装的警员,他们的头盔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桥已被封死,以防止示威群众冲向圆山饭店,陈云林正住在那里,这是他在六天台湾之旅的最后一夜。台湾政府出动了七千名警员确保大陆代表团的安全。一天前,陈云林在晶华饭店被示威的群众整整围困了八个小时,它变成了马英九政府无能的标志。

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和抗议群众,正隔着黑色的铁丝网相互对视。无处不在的摄影机镜头,正试图捕捉、或者创造紧张的、戏剧性的气氛。不管抗议的人群多么声嘶力竭的,警员们无动于衷,一些人甚至保持着微笑,泰然的面对抗议和镜头。

天气有点闷热,拥挤的人群让我的汗流得更快。那刺耳的鸣笛声从未减退过,有时候人们会同时按响喇叭,声音是如此凄厉,以至于我像是突然失了聪,世界归于寂静,空气像是凝滞一般。我抬起头,正看到夜幕下的圆山饭店的黄色的、屋檐上翘的房顶。是蒋介石决定了最初的设计方案,中国宫殿式房舍和庭院,凭借其庄重宏伟的外观、典雅精致的陈设,向外宾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是一九五零年代初了,它是第一家五星级饭店。在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接待来访的外宾的首选之地,宋美龄是它的第一任会长。在那个国民党政府的困顿时刻,外来的援助与承认,显得至关重要。

房檐以下部分的视线则被巨大混凝土构造的中山高速公路档住了。在道路上,小小的汽车在夜幕中无声的跑动,像是另一个时空的故事。于是寂静的高速公路、圆山饭店,和眼前的喧闹、冲突,构成了奇特的对比。

当我走到基隆河畔的中山桥时,这种对比显得更加显著。我爬上河畔的高墙时,浅浅的、发黑的基隆河水正有条不紊的流淌,岸边野草茂盛,有一人多高。那座废弃了的中山便桥上堆满了建筑材料,一架停工的黄色吊车的吊臂上悬挂着白色的条幅——安全第一。

我丝毫没有感受到紧张。身边那些愤怒的公众,彼此之间是如此的客气、温和。帮助我爬上河畔高墙的是一个穿白运动鞋、蓝色棒球帽的小伙子。他站在墙头,帮助每一个想上来的人。他的脸短而紧凑,上面还有青春痘的痕迹,一点也不像他三十七岁的真实年龄。

他来自中南部彰化,是一家餐厅的经理。今天早晨,他和同伴们从坐着旅行大巴来到台北,准备去“呛”马英九与陈云林原定在下午的会谈。他显然被激怒了,马英九将会面提前到上午的十一点,使得这些抗议失去了目标,现在他把所有的愤怒都转向了圆山饭店。

他是个热心、单纯而倔强的人,给我烟抽,对身旁另一个遭受警员喝斥的年轻姑娘说,我帮你报仇,然后走到警察的队伍那边大声斥责。但是,至于他的诉求到底是什么,他却并不很清楚。从彰化赶到这里,是为了表现它对于民进党的支持。民进党昔日的领导者陈水扁正丑闻缠身,新的领导者蔡英文,廉洁、理性,却像是一位突然被推到舞台中央的大学女生——还不足以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他将气愤转向了国民党,转向了来访的陈云林。在一瞬间,我似乎突然明白为何在二十世纪的历次革命中,为何福建人与广东人经常是其中的主导。他们是一群仗义、却也经常轻信的人,只要认准一个道理、一种信念,他们就会奋不顾身的投身其中,热血战胜了个人的得失。

示威现场的人们似乎生活在混乱的价值中。他们支持台湾独立,打出了“共匪”的标语,却忘记了在他们深恶痛绝的“二·二八事件”及后来的白色恐怖主义,“共匪”是国民党政权最主要的敌人。他们不了解中国,也不会真正反对达成三通协议。他们也被一种懊恼所左右,即使再怎么支持民进党,陈水扁的劣迹也是无法消除的,对于马英九政府的愤怒,变成了他们逃避自身困境的方法。

在更多的时刻,我觉得它就像是一场狂欢。与其说愤怒来自党派、意识形态之争,不如说是个人情感的宣泄。高墙上坐在左侧的是三位浓妆的少女,像是刚刚从夜店里出来。最漂亮的一位正在把蓝色牛仔裤向白皙的双腿上套,那条短裙实在太短了,走在墙上实在不方便。穿上牛仔裤,她大大咧咧的起身,对两个同伴说,我去“呛他们”,就直奔防暴警察而去。

十点钟,我离开混乱的现场。带者一丝兴奋,像是目睹一场社会运动的表演,感到了身处人群中的亢奋和身不由己,并多少有点震惊于防暴警员的克制。十二点,吃过宵夜,我再返回中山北路时,气氛发生了变化。

当我坐在空旷的圆山公园的长凳上时,一位中年女士走过来劝我快走,防暴警察开始行动了,他们要清场。我犹记那位女士的关怀、恳切神情,刹那间,我们像是成了亲密的盟友。中山北路上已经乱作了一团。抗议的民众正一步步后退,盾牌与头盔武装起来的警员正步伐一致的向前推进。一方混乱,而和另一方的整齐。当刚才那些斯斯文文的警员当排列在一起、行动一致时,单纯的个体消失了,他们变成了一个强大的、不尽人情的国家机器。

看着他们一步步逼近,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公众跑跑停停,伸出中指,大声的叫骂。路旁高大树木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脸上,林忆莲演唱会的广告画清晰可见。一些摩托车手,焦躁的在路上转圈,马达发出轰鸣声音,其中一位最大胆的说:“不能再退了,我们就不走,看他们能怎样。”但人群仍在后退,那些拒绝后退的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我看到了警棍的挥舞。我也看到电视台的摄影师正四处穿梭。

那真是个混乱的景象,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激情,仿佛正在亲历历史。到了民族西路与中山北路的路口,我决定离开人群,回去睡觉。离开现场,台北又变得宁静祥和,路过一家饮品店时,电视里播放着警察攻击一名记者的场景,小小的屏幕上反复是警棍的形象……报导里尽是冲突与暴力,而我之前看到了松散、平和与警察的克制,都消失了。

台北的第一夜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