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侨领董寅初:与三代领导人结下深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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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爱国侨领董寅初:与三代领导人结下深情(图)

时间:2009-07-15 09:05   来源:新安晚报

    6月23日晚7点多,三河镇宣传委员查鸿林打来电话: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董寅初先生,于6点38分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5岁,真是信息时代!一个小时,消息就从上海传到二、三千里之外的故乡!

    董寅初,是著名爱国侨领,我们的合肥乡贤,三河人民的骄傲!几年前,我和肥西县志办同志几次去上海采访董寅初先生和其家人,并在三河寻访董氏旧居,创办了“爱国侨领董寅初事迹展馆”,所以查委员首先想到告诉我。我打电话去上海表示悼念的同时,董寅初先生不平凡的事迹又一幕幕呈现在我的脑海。

 

青年董寅初

    南洋办报抗日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董寅初在上海继续未完成的学业。1938年交大毕业,到香港参加《申报》的编辑工作,成为报人。此时,董寅初兄妹6人,大哥早夭;二哥董晓存在老家主持家务,遭土匪洗劫,又惊又急,一病而亡;三哥董叔照在九江溺水而亡;妹妹随母亲逃难到四川江津,天各一方,讯息难通。青年董寅初把遭逢国难当头、家破人亡的痛苦,转化为极大的抗日热情。他以报纸为阵地,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军暴行,向海外侨胞报导国内抗战情况,争取援助。董寅初和港英当局斗智斗勇,巧妙地躲过了一次次审查(因为英国当时处于“中立”),撰写、编发大量文章,产生很大影响,受到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赞誉。

    1939年8月,董寅初从香港只身来到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到《天声日报》工作,随后创办《朝报》,任经理兼总编辑。不久又与陈嘉庚先生一起创办《南洋商报》等报刊,在华侨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成为东南亚闻名的爱国报人。

    1942年1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3月1日,日军在爪哇岛登陆,5日占据巴达维亚,大肆搜捕抗日人士。董寅初于3月3日离开巴达维亚,躲到茂场乡下。4月底,日军冲进他的报馆,逮捕7名员工,董寅初再次出逃,一路向东逃亡。在芝巴德附近与避难的张国基、李春鸣等人相遇,他们一起以保护侨民安全的名义,组织武装守夜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登陆。不久,他们与中国政府派驻爪哇的秘密情报小组取得联系,董寅初利用记者身份帮助他们搜集日军情报。

    不料1942年10月的一天夜晚,2个年轻人在运送无线电发报机途中,被日军发现,日军随即在爪哇开展大搜捕。董寅初逃往泗水乡间隐藏,于12月23日被日军宪兵逮捕。在审讯中,面对凶残的日寇,他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始终没有透露半点抗日组织的讯息。坚持说组织守夜队是为了保护华侨安全。日军给他定了三个罪名:办报发表抗日言论、逃避逮捕、写反日文章。判他7年牢狱。在狱中,他仍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同囚室的一位荷兰人难友很钦佩他,为他画了一张素描像赠给他。董寅初一直珍藏家中。

    1945年8月中下旬,日本已宣布投降,但爪哇日军封锁消息。董寅初通过秘密渠道获知消息,与原巴达维亚市市长(荷兰人)、印尼人校罗玛一起代表难友与日军谈判,据理力争,日方不得不将关押的人分批放出。8月底,坐日本法西斯3年半黑牢的董寅初出狱时,受到当地华侨热烈欢迎,他成为南洋华侨中闻名的抗日英雄人物和华侨领袖,担任了中华侨团总会总干事兼华侨治安总会主任。印尼“糖王”、建源公司老板黄仲涌慕名请他加盟,董寅初由此投身实业界。

    将门之后逞英豪

    1915年9月20日,黎明的微曦刚刚映在肥南三河镇丰乐河宽阔的河面上,河畔绿树浓荫笼罩下的“董家圩子”里,传出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的响亮哭声,伴随着人们的欢笑声,打破了古镇清晨的寂静。按辈分,这个男孩起名董必旭,字寅初——因为他生于旭日将出的寅时初刻。

    董家圩有百余间房屋,前后5进,沿河堤次第排开,另在三河西街也有数幢市房,是董寅初的祖父、著名淮军将领董履高所建。董履高和叔父董大义出身贫农,清咸丰年间太平军打到三河,参加了太平军。董大义功封将军,率部驻防江苏常熟时,淮军来攻。他听淮军将士讲的都是合肥家乡话,勾起乡情,遂率众投入淮军,编为义字二营,仍由叔侄二人统领,二人后来均官至提督。董履高历任贵州安义镇总兵、直隶正定镇总兵、江苏淮扬镇总兵、安徽寿春镇总兵等。1884年曾参加中法谅山战役,《清史稿》“董履高传”记述:“十月(1884年11月),徙屯枚,与法军血战数昼夜,左足中炮几断,当轴遽易之,谅山遂陷”。他身负重伤,被迫离开抵御外侮的战场。1905年,董履高任寿春镇总兵,适逢淮河发大水,寿春周围一片汪洋,“城不没者数尺,履高晨夜徼巡,修补救护,城得无虞。”1906年冬天,他在巡视泗州防营时坠马,引发旧伤,回三河故里疗养。1908年,这位叱咤风云的爱国将领在老宅与世长辞。他的爱国精神被其孙董寅初继承,发扬光大。

    1928年秋,董寅初离开家乡,到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初中,与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同班。他的哥哥董叔照读高中,兄弟俩是学校著名的体育明星——田径100米、400米冠军,都曾参加全国比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年仅16岁的董寅初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他与同学们一起坐火车到南京请愿,被关押2天后押回苏州。他们继续罢课,被校方开除。董寅初来到上海,于1934年夏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实业管理系学习。他喜爱写作,同时还担任交大校刊的记者兼编辑。“一·二九”学生运动时,董寅初组织召开学生大会,成立救国会,被选为3个执行主席之一,成为学生领袖。交大救国会联合各大学爱国学生组织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请愿抗日,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作为声援团的负责人,董寅初对这次活动作了精心策划。他们午夜行动,成功地避开军警的拦截,于清晨到达江湾国民党市政府,迫使吴铁城接见学生代表。董寅初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逐渐成熟起来。

    丹心一片献侨胞

    1956年,董寅初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侨联副主席、后任主席,从此献身侨务工作。他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40多万元,创办华侨大厦,成为联系海外华侨和归侨侨眷中心。华侨大厦几经改建,至今已成为几十层高的摩天大楼,巍然矗立在延安中路129号。踏上高高的台阶,进入大厅,迎面金光闪闪的“华侨之家”几个大字,便是董寅初先生亲笔题写。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以更大的热情向海外朋友宣传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号召“三胞”回祖国投资,主动做好外引内联。他先后担任很多重要职务,都与侨务工作有关。1980年,董寅初加入致公党,当选致公党上海市委会主任委员。1983年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并担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1986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兼外事联络委员。1988年4月当选为中国致公党中央代主席。1988年12月后,先后当选为致公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97年11月,在致公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老主动让贤,推荐原副主席罗豪才为接班人,他被推举为名誉主席。他任中国致公党主席期间,坚持以“侨”搭桥,10年间协助引进外资12.9亿(折合人民币),港币7.8亿元,美元14.1亿元。为祖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建设和扩大对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上海浦东的开发,更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他和交大老同学、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学家林同琰一起,提出开发浦东、修建浦东大桥等重要建议,并多次陪同邓小平、江泽民、吴邦国等领导人和各界专家学者考察浦东。他的很多重要意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专家们的肯定。

    实业宏图救国梦

    1947年,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回到阔别10年的上海,担任建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

    建源公司,是由福建人黄季信创办的一家华侨企业,有一百多年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大发展,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一家企业,因经营爪哇糖而名扬海外,被誉为“糖王”。1933年后,建源公司在上海、广东投资举办的糖厂、酒精厂、橡胶厂,先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灰飞烟灭,机器设备被日军拆卸运回日本。董寅初回来,便着手恢复建源公司的产业,发展民族工业。

    然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又发动内战,极力掠夺战略资源,工厂是一片废墟,市场物价飞涨,一片惨景。他“振兴实业”的美梦无法实现。1949年,当上海解放的炮声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又一再劝他出国。董寅初毅然决定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上海解放不久,在政府的支持下,董寅初用了一年时间,重建已倒闭18年的“建源公司”浦东陆家嘴的亚洲最大酒精厂,改为上海溶剂厂,恢复生产。为国家提供了急需的第一批高级化学溶剂,并有部分出口。为打破反华势力对我国实行的经济封锁作出贡献。1956年,董寅初把上海溶剂厂和后来创办的两家企业,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先后任合营总公司副经理,华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为上海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三代领导结深情

    “1956年,全国侨联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特地来看望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代表。那天我荣幸地见到了毛主席,还聆听了毛主席对华侨华人的殷殷教诲,并与大家一起和毛主席合影留念。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也成为我以后努力做好工作的动力。”

    董寅初每次回忆他与中共三代领导人建立的深厚情谊,总是从初次见到毛主席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交往就更多了:

    “1983年,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出席致公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和始终关注侨务工作的邓小平有了比较多的交往。此后不久我就到北京致公党中央担任工作,直到后来出任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与邓小平接触的机会更多了,邓小平对参政党的关心、我是深有体会的。共产党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关心,我是深受其惠的。由此,我更加认真负责地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责,努力反映社情民意,沟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交流,我的许多建议,受到国家和地方高层领导的重视,不少被政府在制定决策中采纳。”

    董老交往最多的领导人,还是他的交大校友江泽民总书记:

    “说到祖国统一,使我想起在1997年——香港即将举行回归大典的前夕,我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与江泽民总书记同坐一架飞机赴港时的情景。在飞机上,我坐得比较靠后,总书记上来后一眼看到我,高兴地走向我的座位,拉着我的手,然后在我身边的空座位上坐下。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总书记说:真高兴啊,我们一起去香港!尽管我和总书记都是交大的校友,而且总书记在上海任职和后来到中央工作,我们经常在各种场合里见面,时有面对面的交谈。但是像这次同在一架飞机上坐在一起,共同度过一段庄严而重要的行程,却还是第一次。” (马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