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间阶层”是评价“十二五”重要指标

　　《瞭望》文章：中等阶层待崛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评价“十二五”成功与否，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在社会结构方面能否形成一个“中间阶层”

　　文/唐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在当今中国，随着“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及“包容性增长”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学理论中的“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的判断也已经得到学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

　　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大致可分为富裕阶层、中间（中等）阶层、劳工阶层和贫弱阶层四个阶层。中间阶层的出现，使原来的绝对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数列，收入和财产从富裕到贫穷逐级递减，这就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看到了拾级而上的希望，可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

　　通常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应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间阶层，富裕阶层大约占10%～15%，劳工阶层占10%～15%，社会底层占10%以下，这样“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才是稳定的。

　　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发现，衡量中间阶层的标准大致应包括收入和财产、职业声望，以及自我认同等三个方面。

　　在物质财富方面，“收入中等，宽裕有余”是中间阶层的基本追求。中间阶层的收入中等，并以其消费的方式和财产的拥有表现出来。一般来说，有房有车，有一定的金融资产，是中等阶层的显著标志，因此中等阶层也称为中产阶层。其实，这个衡量尺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生活水平应是异曲同工，或者说，“小康”生活水平其实是中等阶层的中国式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财产是收入的积累和固化，拥有财产对于中等阶层的形成很重要。

　　在职业声望方面，在当今社会，首先在乎的是职业的稳定性，因为由职业获取工薪收入，迄今为止仍是大多数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其次是社会的评价，一般而言，因为知本的崛起，“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会得到青睐。因此，知识分子、白领、专业人士常常是中间阶层的近义词。

　　在自我认同方面，由于中等阶层意味着一种个人和家庭有尊严、可持续的生活形态受到社会大众的追捧，进而形成一种时尚。不但在发达国家，而且在一部分发展势头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大众都热衷于跻身于中产行列。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认同率达到60%～70%，中产阶级认同率高，说明一个社会在生活态度上的积极上进，公众觉得有奔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等阶层在中国也正在逐渐形成。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研究指出，如今中国的中等阶层能占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陆学艺教授曾期望中国的中等阶层能够以每年1%的幅度增长，现在看来，这个期望正在变成现实。依此推算，“十二五”期间，中国的中产阶层能够占到总人口的28%，努力一下，达到30%以上。这就为2020年中产阶层达到40%甚至更多打下良好的基础。随着万众期盼的社会分配政策的调整，上述社会流动的前景可以说是一个有望实现的“中国梦”。

　　然而，也应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滞后于经济发展15年。从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社会，当前的很多社会问题其实与此直接相关。

　　社会学理论认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但中国的中等阶层在这方面显然还显得较为稚嫩。然而，在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志愿者自发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这应该是人们所期待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尤其是80后年轻一代中等阶层的作为。

　　遗憾的是，“中等阶层占23%”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很多人并不认可，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被中产”了。应该指出，这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房价高企、持续疯涨密切相关。因为拥有一套自有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中产阶层的标识，而当本来有望进入中等阶层的社会群体距离这个期望越来越远时，就会引起利益攸关者的骚动不安。于是，由“房奴”、“蚁族”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开始进入社会主流意识。尤其是对大多数已经成为产业工人主力的2亿农民工而言，这种发展趋势令人担忧。人们希望“十二五”期间的“包容性增长”能够扭转这些不乐观的态势。

　　一个社会中的中等阶层的形成并发展壮大，也是需要社会管理阶层理性地给予培育的。在发达国家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采取过譬如对购房者减免税收乃至予以补贴等政策措施帮助蓝领工人购买住房，让他们拥有自己的资产。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的政府以住房社会政策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在这个方面，新加坡通常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值得借鉴。

　　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今天，用社会学的语言可否这样表达：在“十二五”期间，让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先中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