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为北京老城流泪-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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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为北京老城流泪
2010-09-03 08:57:52  作者:马玲  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他为保护北京古城所受的磨难,让今天的人们极其感慨,人们不仅为梁思成的命运感慨,更为北京城所遭受的严重破坏感慨。
    错批一个梁思成,让北京城失去了古都风貌。
    曾经在战火中保护下来的东方最美的北京古城,却毁在了和平建设时期的无法妄为里。
    1948年冬,北平已被共产党的军队围了数月,一天梁启超北平清华园的家里,忽然来了几位共产党的军人,他们让梁启超在一张北平军事地图上标明,如果不得已攻打北平,哪些古建筑需要保护。对此,梁启超深为感动,对共产党军队留下好印象。
    后来,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挂到了西柏坡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的墙壁上。毛泽东命令:“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一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北平城的全面保护被列为第一级。在解放军的攻城演习训练中,力求勿使炮弹损毁文化古迹。  
    一个月后的1949年1月,傅作义召集北平学者名流开会。著名画家徐悲鸿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也陈辞道:“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后来,傅作义率部队投降,北平和平解放。
    但新中国成立后,未被攻城战火摧毁的北京城,却在和平建设时被一块块毁灭。
    1949年12月,在北京市政府主持召开的城市规划会议上,苏联市政建设专家巴兰尼克夫提交了一项规划方案,其总体思路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拆建出一座首都行政中心。梁思成闻之表示反对。1950年2月,梁思成和曾留学英国的建筑家陈占祥一起提交了与苏联专家观点相左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他们提出,在旧城西直门外建设一座新城,把旧城整体留下作为中国的城市博物馆,新城则建成新中国的政治心脏,然后用一条便捷的东西主道连接新旧二城,有如一根扁担,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文化中心。
    梁思成把留下的39.75公里的古城墙设想的很浪漫,他说,“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再安放些圆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的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然而,他的美好设想显得太天真。被大规模批判后的梁思成曾经这样回忆:“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
    按照当时的规定,古建的维护和拆除,每次制定的方案都要由市政府委托建设局,通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组委会召开座谈会来探讨,通过了才能执行。时任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基本上不同意任何拆改城墙城门的项目。他始终强调,中央机关就不应该在老城里,应该建到其它地方去。结果每次都是不欢而散。 到了1953年,北京市建设局在动物园东面一幢小楼里搞了个“策划小组”,直接受市委领导,专门组织召开座谈会,探讨城建方案,梁思成已被排除在外。
    梁思成之所以坚持保卫古城,乃在于见多识广,且有相当国际和专业视野。1928年,梁思成在留学回国前,曾在欧洲参观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40年代中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都在着手战后的和平建设,讨论着如何保护古建筑并另行规划新城市。但政府一味独行,根本听不进不同专客的意见。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承担起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梁思成力争四朝古都留存的牌楼街不能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结果与作解释工作的吴晗发生了激烈争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不久后,在一次文化部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时,梁思成夫人林徽因亦与吴晗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事实上,当时不仅副市长吴晗主张拆,连北京市长彭真、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都不得不主张拆,因为这是呼应毛泽东的态度。
   1957年,伴随着“反右”运动的劲风,北京古城墙也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那时人们认为,拆除城墙和城门,可得到砖头,可获得地皮,还可以腾空建公路,只有益而无害。一天,梁思成进城去看炮声轰轰的城门,发现地安门没有了,广安门也消失了,听说正在拆广渠门,他急忙赶去,却发现只剩下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这时,毁城大军正向另两个有瓮城的城门进军——崇文门和西直门。梁思成泪流满面,他说要去找周总理,但又有什么用?
   北京内城九门都是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门楼均为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修建很难,但拆毁很容易,短短数日过去,就纷纷不见了。
   北京市的领导曾经直接发话:“拆除城墙是中央的决定,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就开除他的党籍!”
   梁思成痛心疾首地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1944年夏天,美军对日军占领区和日本本土开始战略轰炸。在重庆,梁思成在学生罗哲文协助下,在地图上标明古迹遗址位置,建议盟军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最终梁思成的建议被美国军方高层采纳,京都和奈良得以保全。
   虽然梁思成担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的弟弟梁思忠,梁思成的内弟飞行员林恒先后阵亡于与日军的作战中,但梁思成对人类文化财产的保护超越了民族仇恨。
   日本视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 称永远不会忘记他,并决定为梁思成在日本奈良树立一尊铜像,以纪念和表彰他的贡献。
节选自马玲《胡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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