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造就“官二代”？

官僚们的直系亲属、姻亲、旁系近亲、熟人朋友等，形成“权力—财富—特权”网络，以暗流形式遍布社会各个角落，根据权力大小，低调、直接或间接地分享权力带来的等级性特权和财富

“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李启铭在大学校园醉驾肇事后发出这句“豪语”，使得“我爸爸是李刚”已经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语。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高衙内和薛蟠，也让社会再次关注所谓的“官二代”现象——通常指官员们的子女依仗父母的权力，或寻求资源特权(包括公务员入职作弊、商业垄断、信息垄断等)，或仗势欺人、枉法横行。

“官二代”现象深植于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也深植于历史传统，即古今同构、具象有异的中国官僚政治。至少长达3000年的国史(尤其秦以来2000年)，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十六字(土地“国”有制与权力等级制，前者为物质基础，后者为意识形态)，构造出世界史上蔚为独特的中国官僚政治统治现象。

官僚政治造就了权力本位，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社会生态。在其每一次崩溃到来之前，其社会生态似乎也存在某种类似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现象：王权及其官僚制搭建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官僚集团既是代表王权的执行机构，也是与王权相生相异的利益群体本身，它拥有掠夺一切资源的暴力。官僚集团所占据的权力位置本身就属于“稀缺资源”，未能进入官僚集团的人们，处于被掠夺地位，摆脱苦海的惟一出路就是跻身官僚集团，至少成为他们的帮凶、帮闲。

与官僚集团相比，人民反抗的能力通常弱小而分散，在严密的权力控制下，无法组织起与官僚集团相抗衡的力量，只能任人宰割，导致全社会普遍膜拜权力，盛行惟一的邪教——“权力拜物教”。

官僚政治下，权力对一切可掠夺的财富在上交王权的定额外，均有肆意分配的能力——这种能力未必本身属于具体执行者的权力内容，但当它发生之后，通常并没有常设的有效权力可以制约它，更没有相应的个体性私权和社会性权力能够制衡它。因此，经济史学家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认为，“一个为官僚把持操纵的社会，本来没有什么法度可言，要说有，不外是有关人民对于他们的义务的规定，或有关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权利的规定罢了。”这意味着，所谓的“法度”无非是官僚集团内部分赃的法度，与保护人民利益无关。

当古典官僚政治的宿主王有制和科举制结束之后，现当代中国虽然另换政治衣衫，官僚政治却海棠依旧。即使近30年来半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促成民间财富的增长以及公民精神的局部以及部分普及，这种力量一来受制于官僚政治本身，二来公民社会遭官僚政治围追堵截，至少在目前还无法对官僚政治构成真正的制衡与威胁。为此，权力本位纹丝未动，其衍生的整个社会生态并无根本性改观，权力崇拜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古代官僚政治形成了维护其存在与生长的一套伦理观念，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儒家伦理。马克斯•韦伯曾就中国古代的“家产官僚制”总结出一条基本规律：家产制下的官僚集团，也服膺家产制的资源掌控伦理，即古人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韦伯并且认为，掌权的官僚群体，其投资的方向主要还在权力领域，权力本身成为财富的首要来源——所谓“升官发财”，从而形成独特的官僚政治经济。

当代官僚政治与古代官僚政治的一大差异在于，后者的总代表是基于血缘的王族，前者则是更大范围的一个介于可确定与不可确定之间的群体。为此，当代官僚政治的权力结构在垂直效果上似乎比古代更为分散，非集聚于某个家族。同时，原先的官僚政治技术性宿主科举制也被置换为另一种门槛更低的会员制俱乐部。

因此，当代官僚政治比科举制时代更没有理想和章法，但也正是因为其除了物质性利益内核，缺乏真正精神内核，其凝聚力也大打折扣。不过，古代官僚政治中依托于家族、熟人为核心的权力社会关系依然延续进入当代官僚政治，官僚们的直系亲属、姻亲、旁系近亲、熟人朋友等形成“权力—财富—特权”网络，以暗流形式遍布社会各个角落，根据权力等级，低调、直接或间接地分享权力带来的相应的等级性特权与财富。

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的社会背景下，“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的“官二代”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以权力为核心，由血缘、姻亲、熟人等关系组织起来的“权力—财富”暗流，默默中几乎吞没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之基。不但掌权者及其分享者自认为可以法外横行，全社会也无奈接受，甚至许多人是在“热考公务员”“流着口水骂贪官”的嫉妒中接受。李启铭相信“我爸爸”可以肆意枉法，而社会大众也认为若无意外，“李刚们”定能办到。

但肇事者李启铭，由于年轻骄横，或者是因为酒后失言，将一个社会普遍的潜规则以血淋淋和蛮横的方式赤裸于众。社会舆论的关注与声讨，虽然未必定能促成此事公正处理，但至少会提高公正处理的概率。

其实这种“李氏骄狂”于社会反倒成了虽然扭曲但产生实效的“信息公开之举”，真正可怕的反倒是那些低调、隐秘甚至完全悄无声息的枉法——然而，可悲的是它们才是这个社会的常态。

附：

作者太侮辱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了。隋唐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实行以前，士族门阀多，权力更替与财富分配也在士族阶层间代际传递，但靠血统做社会权力交接原则的政权大多不稳，贵族上层的封闭性、骄淫奢侈与后代身体素质的恶化，都使得政权的变动性极为频繁并且血腥。但唐代以后门阀制度对整个社会政治权力的支配逐渐弱化，再未形成延续几代的豪门，但政权的延续性明显加强。

古代同今天的中国一样，也有官二代，比如长孙无忌等的子孙，娶配的都是公主、郡主，祖辈之功恩荫后世。但唐代历朝权倾一时的一品、二品官员的子孙，得以全终的也很少。大多因为骄奢成性，为人妄意恣睢，为事目无法纪，所以即使贵为公卿，也多治罪。并且即使到了晚清，时人说“政以贿成”、胥吏祸国，如此等等，清代的刑律也基本上能保持权责对等。今人常把杨乃武案做冤案来看待，以此证明晚清社会的黑暗，但地方官员的权力到清末已是难以约束，在如此情形下，仍有民间冤案上达高层从而得以翻转的机会，也不能不说是传统社会士绅阶层这一上传下达的传送带的意义。今天我们建立了信访制度，但国家的公安系统与地方政府花了多少警力与财政在截访堵访看守殴打甚至定性为“精神病人”强行送精神病院上。

并且，即使我们今天站在靠后的历史的优越感上去看传统社会，也要接受的基本事实是，基本上到北洋政府结束前，传统社会中士绅与士人的道统都还在发挥着作用，传统中国的言传身教、经学知识的内化与对官员个人行为的约束作用，绝不是我们嘲笑儒家是糟粕就能一笔勾销。而清代官员的经学、道学修养，更是今天的无神论并且也无所畏惧的官员所没有的。

今天暴露出的“官二代”问题，事发的不过是副局级或者更高级别的地方政府官员的子女的问题，我们在口诛笔伐“李刚”们时，却往往忘了权力更上峰者的二代，恐怕犯了事不会像李刚般被动，完全可以下令将罪恶消弭于无形。窃以为在这个宣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体制的弊病是自身结构与组织上的漏洞所致，而不能清算到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一群没这么胆大妄为的死人身上。别的不说，古代中国即使我们将其称为高度专制，即使那个时候生产力低下国家财政并不多金，国家尚且履行保护百姓、惩罚贪官与社会救助及保障，今天的中国，今天的政府，敢说自己做好了古代王朝国家承担的责任了吗？敢于朝自己开枪，履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

即使我们接受进化论与历史进步观，认为现代一定比古代先进，社会主义国家一定比王朝国家进步，王朝国家是人治而现在的国家是法治社会，在政府的权责对等、民族和谐共处、政治体制的开放性与流动性、监督与惩处官员及家属等问题上，谁敢毫不迟疑地说今天做得比古代好？所以，说今天的问题，都是古代余孽没有清除干净，纯粹是胡扯。

政治当然有古代现代之分，但政治治理的内容，对当政者权责对等的要求，官僚体制要清明如此等等，都该是中外古今一个合格称职的政权该有的起码准则。对于官员尚且有很多言行与品德的严苛要求，何况享受他们余荫的子女？古代跟今天一样，官员及其家人可以有钱、可以多房产、可以比普通人家的子女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可以更容易进入官僚体制分享权力的好处，但在唐代即使是房玄龄的儿子，即使是当朝驸马，犯了罪也一样削去爵位、革了官职并丧了命。

“我爸是李刚”事件引发公众的不满，大概也在这里：你们已经享受了那么多好处了，为何还要肆意践踏别人的生命？对照古代政治对此类事件的态度，我们便可以知道，今天政治体制的问题，绝不是古代政治的弊病所造成的，还是要从gcd自身的组织结构，从现代极权主义体制的弊病上寻找根本的原因，否则，就是适得其反，不仅是古代智慧而守规矩的人不得安生，也会让今天的中国人付出更多血的与生命的代价。

来源：《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2期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