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人？

谁是中国人？

● 陈冰

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要问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恐怕都会把人的变化列为第一。无论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还是社会结构的变迁，都是人创造的。但是要问中国人究竟变成怎样了，则是褒贬不一，模糊不清。

过去判定“中国人”是件很容易的事。但现在似乎变得很复杂、很难琢磨。四川大地震中展现的是万众一心救援施善，而“三鹿病”又抖露出要钱不要命的集体施恶；神舟载人航天能做到毫厘不差、公开透明，但一系列的矿难、滑坡、大火灾又是漏洞百出、欺上瞒下。

撇开这些大事件，就说最近的一件小事，有个青年居然给教授掴耳光，居然还有人为此辩护，且有“挨了一个民族主义耳光”的言论登报。此等醉拳式情形，不要说外国人，就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都感到莫名。

真材实料的象征

现代中国人究竟该怎样，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尽管全球化浪潮冲涮着国界，人们的行为方式趋同，国家对国民个人吃什么、穿什么、到哪里、讲什么、信什么越来越无法干预，但国民性却越来越成为软实力竞争的核心。“中国制造”、中国成为第三个步入太空的国家、中国奥运金牌总数第一、中国婴儿遭遇毒奶粉袭击，这些语言取消了国别便变得毫无意义。

国家和国人总是联系在一起，好消息或坏消息都给世界留下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大致印象，软实力的强弱也因此显现。软实力包括良好的社会制度、健全的法律、安全的生活环境、科技创造力、经济增长潜能等，都是人为的。越能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如诚实、守信、创造、友善、自由等，软实力越强。所以英国学者认为，全球化时代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滋育健全的国民性，提升国家软实力。

中国人曾是地球上最容易辨认的一群。他们是写着方块字，吃着中国菜，黑头发黄皮肤，总是以学习和求教的眼神打量着外界，凭勤劳、刻苦和诚实改善生存状态，提升社会地位；他们尊重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对那些称得上“家”的人如专家、作家、科学家、思想家总充满敬意；他们讲究层次划分，在辈份、才学、官职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尊老爱幼、礼贤下士、爱民如子等道德教化又反向地润滑着不同阶层间的矛盾，维护着和气，遵循着中庸之道；他们把国与家并列，国运昌盛和家业兴旺是活着的双重目标。

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屡遭外国欺辱和贫困胁迫，拼搏色彩强烈，邓小平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既是总结也是期待。虽然历经剪辫子、穿长衫、换中山装、“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变化，但裹在里面的“心”是大体没变的——善良、质朴、进取、谦逊、守信。香港记者说，曾经在港出售的国货，浓缩着大陆人的形象：看上去也许一点不吸引，包装土气笨拙，但有一点是值得骄傲的，那就是绝对信得过，是最可靠和真材实料的象征。

形象模糊意味着进步

中国与世界融合的深度和力度增强，让国人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不喜欢黑头发，可以染成黄头发、红头发；不喜欢中餐、绿茶，还有麦当劳、可口可乐来吃喝；嫌中文名不时尚，可以把“张建国”改成“皮特·张”。除了领导人不能选举、居住环境不能挑选外，西方有的，中国几乎都有，甚至有更丰富的选择余地。当然，中国最大的成就是，洋务运动以来的先行者们倡导了百余年的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在过去30年竟顺畅地植根，已成为兴国目标；鸦片战争以来以御外为主旋律，而北京奥运会则实现了“迎外”的历史性转折。国家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性不变才是怪事。

警惕自我膨胀的危害

正因为发展得太快，中国人不免有自我膨胀的意识；因为物质追求超前于精神重塑，难免存在物质与精神间的失衡。胡锦涛出面讲解“八荣八耻”，不是针对少数人的，而是针对全民讲的，意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缺失已开始影响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很多人都看到无处不在的浮躁现象，但隐藏在背后的是自我膨胀，说通俗一些就是“我能”、“我好”。中国领导人尚承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发展和完善，但有人马上膨化为中国体制是世上最优越的模式之一；美国出现金融海啸，也有人断言资本主义走上穷途。

一些官员凡事“一个都不能少”，既是学者，也能为老板排忧解难，金钱美女样样不缺；大大小小的企业经理人员一律改名，统一为“总”，一旦成“总”则有了吆喝下属的通行证；博士、教授批量产出，专著论文成了批发产业，抄袭教材已不被视为侵犯知识产权；网络上骂语秽言蔓延；最有趣的当属文化人，可以把昔日的名家统统视为败笔……

自我膨胀的结果之一是欺骗盛行，因为都不想受约束，也少有人去追究，于是有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假冒伪劣争先后”的现象；结果之二是虚妄和骄狂成风，于是有了“政绩工程”这样的专用名词，有了毒奶粉的扩散、遇到事故欺上瞒下和国际竞争中的屡战屡败。自我膨胀的心态不仅会阻碍中国人开辟更广阔的新景，也会降低软实力。

一些习惯性错误如不及时警觉，就有可能演变成“习惯性文明”。因此笔者特别希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中，中国人能就再塑“现代中国魂”展开讨论，从全球视野反思“谁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