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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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过去的隐士,就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者“不同意”的主张,他不反对,反正个人超然独立,这是民主政治的自由精神。这个比方表明上看起来很对,实际上还是不大对,因为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中,走隐士路线的人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关心,也许可以说关心得太过了,往往把自己站开了,而站开并不是不管。印度的思想,绝对出家了,去修道了,就一切事务不管;中国的隐士并不是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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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疑问著名隐士及相关文字资料魏晋清谈风气之盛、之烈魏晋风尚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山水诗和“隐逸诗”六朝的山水诗点评
简介
研究中国的隐士,每一个对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都有绝对的关系,不过所采取的方法,始终是从旁帮助人,自己却不想站到中间去,或者帮助他的朋友,帮助他的学生,帮助别人成功,自己始终不站出来。在中国过去每一个开创的时代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像这一类,也属于隐士之流的思想,明知道时代不可以挽回,不勉强去做,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人应有中流砥柱的气概,但能不能把水流挽回呢?这是不可能的,只可以为自己传忠臣之名而已,对时代社会则无法真正有年贡献。道家说要“因应顺势”,这类人的做法,就形成了后世的隐士。当然在当今如此开放如此尊重人才的社会,大可不必做隐士了。
疑问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慈禧,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著名隐士及相关文字资料
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的形成,既和当时道家崇高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魏晋以迄南北朝,因卷入这种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大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这种情况不但赋予魏晋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魏晋清谈风气之盛、之烈
后人很难想象。清谈又称“微言”、“清言”、“清议”、“清辩”等。这种清谈经常通宵进行,所谓“微言达旦”;有人耽溺清辩,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谓“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为了在清谈中应对制胜,竟至彻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晋人卫体弱而好清谈,一次在和谢鲲的通宵辩论中发病而亡,大概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这种清谈并不是漫无目标,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比如“才性之辩”,就是当时一个热点问题。又比如,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也成了清谈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秀,西晋时期的郭象、裴等。
魏晋风尚
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就是一例。“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
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山水诗和“隐逸诗”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有人认为,六朝诗风过于浮靡,这如果是指部分诗作,特别是后期的某些所有的诗都归结为浮靡,是失之偏颇的。有人喜欢把六朝的诗同汉赋相比,认为后者气势雄浑,而前者则纤巧有余,凝重不足。这是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犹之听惯了黄钟大吕声响的人,往往会不喜欢丝竹轻音。其实,汉赋也好,六朝诗作也好;黄钟大吕也好,丝竹轻音也好,凡是优秀的,都有其美学价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来衡量。
六朝的山水诗点评
拿六朝的山水诗来说,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谢的诗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