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 清朝：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

清朝：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
□    陶短房（旅加学者、资深媒体人）
清朝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西汉和东汉、北宋和南宋分别按两个朝代计算），它的覆灭，标志着中国皇权时代的结束。
清朝到底由何而亡，直到今天还在争议。一些逊清遗老曾将亡清之责推给袁世凯，认为清军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倘非袁逼宫在先，攘夺在后，清朝何至于作孤儿寡母之叹；也有人认为，革命是推翻清朝的主要推手；还有“外因说”、“财政说”等。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俗话说得好，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清朝也不例外。拖垮清朝的，是晚清时相互纠结的各个利益集团。
政治：从大一统到“十八个小国”
1900年庚子之变，清朝惨败在八国联军之手，丧失了大量主权，也让原本尚对朝廷抱有希望的大多数国民因绝望转而同情革命。康有为曾尖锐地指出，清朝内部四分五裂，各省仿佛“十八小国”，是造成主场作战、军力占优的清军一败涂地的关键。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封建统治最牢固、中央集权最完整的朝代。但到了清代，被称为“中枢”的军机处实际上已成为代皇帝票拟意见、向皇帝提供顾问的大秘书班子；地方上，总督、巡抚、布政司权力重叠，相互牵制，又被皇帝通过“密折”、“纠举”等谍报网严密监视。不仅如此，原本多少可以制约一下皇权的监察体系——御史台，以及意见部门——台谏官员，在皇权的压迫下，也形同虚设。
太平天国运动的14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在太平天国血泊中兴起的、以湘淮军为代表的汉族新兴权贵集团夺取了多个省份的政治实权。等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清廷试图重建旧的中央集权体制，却遭到顽强抵抗。这种较量的结果，使得“同治中兴”仅表面上恢复了旧制，而实际上权力结构已悄然生变。同治朝之后，并非湘淮集团核心人物的广东人骆秉章依靠湘淮军的支持，就可以“易置提镇，庭见两司”，其他地方实力派人物就可想而知了。
地方实力派对中央集权的抵制，导致清朝后期事权不一，中央政府实力孱弱，无法在内政、外交等层面保持统一协调。为了与汉族既得利益集团对抗，清廷千方百计扶持皇族、八旗贵族，同治时代最重要的“外事部门”——总理衙门，始终掌握在皇族手中；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信用端王、援立“大阿哥”（端王的儿子），试图废黜光绪；庚子国变后，慈禧不得不在1906年宣布改制，实行内阁制。后来成立的内阁，12名阁员中皇族、贵族占了3/4，就是明显的例子。
这些被提拔、信用的满族贵族，又形成了满族、皇族利益集团，他们同样出于一己私利，与地方实权派勾心斗角，甚至不顾全局，拆对方的台。甲午战后，端王集团为确保自身获得执政权，更为“大阿哥”能够早日当上皇帝，一面百般排斥汉族权贵集团，一面不惜利用义和团，掀起排外情绪，甚至制造中外摩擦，酿成八国联军之役。为了夺权，他们不顾国际法，调动军队围攻使馆区；不仅杀死反对派大臣许景澄等，还将义和团引入皇宫，试图趁乱杀死光绪。他们的胡作非为让原本理直气壮的反侵略运动变味，最终引狼入室，让清朝丧失了最后一点元气。
战后，这些满清权贵并未汲取教训，1906年的改制，他们照样要抢“大头”，不论办洋务、办新军还是出国考察，领衔的几乎都是八旗贵胄。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后，清廷建立了以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同样把汉族权贵排斥在边缘甚至圈外。
耐人寻味的是，满清权贵集团在汉族权贵中却拥有一个同盟军：清流派。
清流派大多是科举出身、长期担任京官，尤其是做了“言官”的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清朝政治结构的变化让这些人惶恐，也让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成“既失利益者”；他们对八股取士、儒家治国等也念念不忘，担心这些“国本”动摇，令他们的地位、荣誉和未来都变成问号。正因如此，清流派中的不少人，如徐桐、赵舒翘、倭仁等，成为与满清贵族集团结盟、与地方汉族实力派针锋相对的势力。
地方汉族实力派自然不甘失去既得利益，面对满清贵族—清流派的联盟，它们的对策是强化地方权力，积极影响中枢。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地方割据的局面非但没有削弱，反倒逐步增强，最终到了庚子时代，出现了不听命于中央而单独与列强和平共处的“东南互保”，甚至差点弄出个“独立国”来。
公平地说，三股势力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是利益各不相同，它们彼此争斗，内部也经常互相拆台（如皇族中端王和醇王、恭王之争，地方实力派中湘淮之争、李鸿章和左宗棠之争等），最终让清廷形不成内政、外交的合力，在一次次内忧外患的打击下被逐渐掏空。
军事：从“皇军”到私兵
清代的军制，原本是地道的“皇军”制度，由八旗军（满蒙族和关外汉族组成，主力驻扎京城）和绿营（由汉族组成，人数众多而分散，控扼全国各地）组成。
然而，由于八旗、绿营兵腐朽不堪，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被大量歼灭、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湘淮实力派组建的勇营——湘军、淮军、左系湘军等。打仗是最花钱的，太平天国之战刚开始的1851年，仅广西军事，咸丰皇帝就不得不额外拨出内库银100万两，而太平军占领南京的1853年，咸丰为筹措军费，不得不采取了三项饮鸩止渴的措施：卖官鬻爵、发行大钱及推广厘金制度。
卖官鬻爵破坏的是吏治，发行大钱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厘金制度的推广，却成为致使地方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固化的关键。
所谓厘金，指地方军政首长有权设立关卡，从各项交易中征收额外税款，以补充军事需要。厘金制度的推广造成中国大地上关卡林立，层层盘剥导致商业停滞，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更严重的是，因为有了厘金这个法宝，地方实力派可以完全不依赖中央财政，自己养兵。自1863年起，湘淮军相继建立起近代军事工业，掀起洋务运动高潮，并一度建立起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和可观的军事工业。但这些国防项目却因为厘金制的普及和财政的地方化，几乎都被地方实力派等既得利益者把持。洋务运动搞了30年，清廷竟没有一个直属中央的军工厂。各地自行其是的结果，不但造成中国军队“勇怯不一，枪械异式”，无法发挥合力，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也让战后军力的恢复变得十分缓慢、困难。
据统计，1874年，厘金用作军费者占73.7%，1885年占77.6%，其中90%以上被各省用于“私兵”，即本省军费开支。这种省内军事开支主要起到对内镇压、控制作用，对国防意义很小。全盛时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14%的厘金收入，却被用于和国防无关的军事用度，清末军费捉襟见肘，国防废弛，又何足为奇。
对于地方军事势力的坐大，清廷始终是抵制的。太平天国战争还未完全结束，朝廷就压迫湘军裁撤解散，压缩淮军编制，在天津设立皇族管辖的军工厂和洋枪队，并一再下诏，要求各地恢复旧的八旗、绿营体制。但地方势力已成，中央财权已失，各地阳奉阴违，加上八旗、绿营腐朽至极，根本无法恢复成经制之师，此事不了了之。退而求其次的清廷转而企图按照湘淮军模式改造八旗为神机营，绿营为练军，但腐朽的八旗、绿营根本不堪寄任，清廷等于是花了额外的钱财，却多养了一支毫无用处的纸面军队，不但无助于抑制中央和地方的既得利益集团，反而加重了财政负担。
既得利益集团对晚清军事的控制，以及满汉既得利益集团的对抗，让清朝白白养了庞大的军队和军事机器，却始终难以建成强大的国防体系。不但满汉既得利益集团互相对抗、拆台，清廷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也不能免俗。清朝一度建立过4个水师，却分属4个地方大臣指挥，不是互不相救，就是协调不力。中法战争激战方酣时，李鸿章唯恐新建成的北洋舰只被用于作战，造成损失，授意正从英国、德国赶回的军舰放慢行程；甲午海战时，南洋、广东水师态度消极，广东水师3艘军舰虽然最终参战，却一方面系李鸿章强压，另一方面拜3舰舰长程璧光等人积极请战所赐。
国防战略思想也同样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内争的牵制。同治、光绪之交，左宗棠和李鸿章著名的“塞防”、“海防”之争，就是这种牵制白热化的结果。尽管这一争议最终以“海塞并重”的妥协方式解决，但长期的争议不下和清朝中央财政的虚弱，最终埋下了“海塞都不重”的隐患，其消极影响甚至直到今天仍有余波。
既得利益对新政的扭曲
应该承认，晚清上自皇室，下至督抚，危机意识还是比较重的，几度推行新政，目的正是为了“救亡图存”，但在既得利益集团的纠葛下，大多被扭曲。
晚清最早开展的救亡图存是洋务运动，但在实施过程中，满清权贵和清流派为争夺控制权，对汉族实力派百般掣肘，汉族实力派内部也为了势力划分相互争权夺利。最终在中国形成了一系列自成体系的“建设项目”，看上去轰轰烈烈，实际上却如当年外国报章所评，不过是“一堆精致而昂贵的玩具”而已。
八股取士的旧科举制度已不合时宜，这点除了少数顽固的清流派，满汉上层大多已逐渐形成共识。但改变科举制度，就意味着几百万“功名之士”和几千万读书人“功名路断”，导致这些人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不惜一切，百般阻挠。早在同治年间就已热烈讨论的废八股，居然直到1905年才落实，此时离辛亥革命只剩6年了。
庚子国变后，清廷痛定思痛，认为缺乏现代军事人才是关键，并派出大量留学生赴欧美深造。但军队中的既得利益者唯恐“洋学生”留学归来，夺取他们的晋升机会，在制定规则时故意压低留学生待遇，规定留学归来、学满预定年份的军事留学生，只能被任命为守备以下的低级军官，而各地督抚和新军负责人为扩大实力，又不顾这些规定，以高官厚禄吸引留学生加盟。这种混乱做法，显然只能增大留学生对清廷的离心力，辛亥革命中，新军成了革命军的中坚，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修铁路、兴学校、办实业……种种新政，无不在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博弈下，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曾国藩家族在湖南湘乡兴办新式教育，原本借用了清廷“兴办新学”的编制和号召，实施过程中却加以干涉，定下“非湘乡人不录取”的陋规，离湘乡不远的湘潭人毛泽东也望门而不得入，最终不得不假造籍贯入学。被称为“亡清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背后，是路权之争，而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
清朝皇帝雍正、乾隆都曾撰文批评汉朝、唐朝和明朝末年既得利益集团间的内耗，甚至说“汉明亡于党争”。为防止重蹈覆辙，他们对党争百般打击、高度警惕，雍正甚至亲自撰写《朋党论》，对主张“君子无朋党（意思是君子即使聚集在一起，也不是朋党），是道义之合”的北宋名臣欧阳修口诛笔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清朝末年，既得利益集团间的倾轧、内耗，比东汉、晚唐、明末的党争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可谓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的“老大帝国”。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