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娘”胡耀邦

      身受深愧胡公恩，热泪盈眶荐此文。
    本文原题是《胡耀邦最看重“神”对他的看法》，本题是我未经口述者与整理者同意另拟的，特此说明并致歉。
贝璐瑛，女，1945年生，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曾为方毅、朱镕基、李鹏等人接见外宾时当过翻译。父亲龙潜，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母亲贝海燕，1936年参加革命。

                   偶然被胡耀邦认识

     我很早就知道胡耀邦，但胡耀邦并不认识我。他是我的父辈，比我大差不多30岁。他当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我还是个六七岁的娃娃；而当他“文革”中被批斗、靠边站的时候，我只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一名学生。
说起来是1971年的事情了。我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按四年学制，1969年就该毕业。可赶上了“文革”，到1971年还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1969年，我们学校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一部分学生到“东方红炼油厂”参加劳动，一部分随同“二外”的教职员工下到河南明港办“五?七”干校。我先是去“东炼”，后来也到了明港，真正像农民一样参加农业劳动，同时参加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直到1971年末，我们才回到北京的学校。不过这时的学生们，由于林彪事件，不但早已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政治热情，更对所谓的政治产生了怀疑和反感，于是消极、躲避便成了当时许多同学的选择。我也是如此。
    刚解放的时候，我父亲龙潜在湖南省革命大学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务长，胡克实当时任副教务长。他们算是同事。后来我父亲和胡克实都调到北京工作，相互来往也并不多。“文革”时，作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克实也不能幸免，靠边站了。我当时无所事事，加上在湖南时就熟识，于是就去看望他。他住在北京富强胡同甲6号，是一所不大的平房四合院。当时具体见面的情况都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我在跟他说话时，从一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我一看，这不是胡耀邦吗？胡耀邦本来住在胡克实的隔壁，也是一所平房四合院，但比胡克实这边大一些。“文革”开始，胡耀邦一家被赶了过来，同胡克实挤在一个院子里了。
    胡耀邦身材矮小，但很精神，更给人亲切的感觉。他坐在我们旁边随便聊了起来。当他得知龙潜是我的父亲时，连说“龙潜我知道”，胡耀邦就这样认识了我，从此我有事没事就往富强胡同跑，把那里当“解放区”。我和他逐渐熟了起来。去他那里的年轻人、干部子弟很多。有的是为父母的政治“问题”去找他的，有的就是去闲谈。他对大家都很亲切，像长辈对待晚辈一样，大家也把他当作父亲一样的长辈，都叫他耀邦叔叔。他总是以“小贝”称呼我。有时闲谈到吃饭的时候，许多人起身告辞，他总是挽留大家，但由于人太多，大部分都走了。我则常常留下来，同他的家人一起吃饭，因此也同他的几个孩子，如大儿子胡德平、二儿子刘湖很熟悉。

                      给我介绍对象

    耀邦叔叔认识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男朋友。有一次去他们家，开始先同耀邦叔叔和克实叔叔的孩子们聊天，另外还有两三个年轻人。聊着聊着他们一个个都离开了，只剩下一个男青年。他个子很高，但看上去像个娃娃，我还以为他是一名中学生。这青年很健谈，高谈阔论，颇有一点炫耀自己，我也没在意。半个多小时后，胡德平过来，把我叫到一边，问：“你看那人怎么样？”我随口说：“不怎么样。”胡德平说：“这是我爸爸给你介绍的男朋友。”我大吃一惊，便进屋去问耀邦叔叔是不是这么回事，他只是笑，不说话。我说：“耀邦叔叔，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了解他吗？”他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郭化若是那青年的父亲。我又问：“你了解他吗？”他却仍然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很有才，但和同级、上级的关系往往不太好。不过，这么多年来，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我说：“我是问你了解他的儿子吗？”他笑着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至于他的儿子，你自己去了解，你自己去看嘛。”我当时真有点哭笑不得。不过，这青年后来真成了我的丈夫。我们的“红娘”就是胡耀邦。我儿子出生后，便叫耀邦叔叔为“红爷爷”。
    后来听我婆婆说，一次，耀邦叔叔请客，我公公婆婆，还有莫文骅夫妇和外交部一位老副部长夫妇。席间我婆婆对耀邦叔叔说：“感谢你给我们找到这样一个好媳妇。”莫文骅夫妇和另一对夫妇听了笑着说，你还管这事啊，那好，我们刚巧两个孩子都还没有成家，你也帮着介绍一个。耀邦叔叔说，好，你们两家孩子一男一女，正好可以当亲家。其实那女孩子比男孩子大好几岁，根本不合适。胡德平事后很埋怨他父亲乱开玩笑。耀邦叔叔后来对我说，“中央文革”曾指责他开婚姻介绍所，他说他介绍成功的，其实只有我们这一对。
    我在北京上学和工作后，妈妈一直在长沙工作和居住，所以时不时回趟长沙。耀邦叔叔是湖南人，我返京时，经常给他带点家乡的东西。耀邦叔叔是不收礼的，通常别人送的东西他都谢绝，但我带给他的东西，他收。记得一次我给他带了一筐湖南的桔子，这种桔子很好吃，他很高兴，说：你开桔子铺啦？我说我是打你的旗号向人家要的。他一惊：怎么打我的旗号？我解释：“我给长沙的同学说，弄些好桔子，我回京看望耀邦叔叔时带给他。他们都特别乐意，所以找了最好的。”他听是我的同学，这才放心，马上把胡克实家的孩子叫过来——分桔子。
    当时，我妈妈在长沙轻工部门工作。一次回长沙，我要妈妈给我弄了一套72头的瓷器餐具，回京看望耀邦叔叔和克实叔叔时带了去。耀邦叔叔说：小贝，你这是干什么呀？看那样子要拒收了。我说，你以后请我吃饭，就用这个。他这才说：好呀好呀。在他眼里，我是孩子，又从来无求于他，所以我给他的东西他才收。这套餐具大部分他都分给了克实叔叔家。

               “革命的人道主义总该有”

     吴自立很早投身革命，参加过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打仗很勇敢。解放后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他口述过自己的革命经历，由人写成回忆录，一部叫《怒潮》的电影就是根据他的回忆录改编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倒台，《怒潮》被视为给彭德怀歌功颂德和翻案的作品，受到严厉批判，吴自立自然也倒了霉。“文革”中，湖南出现了一个群众组织叫“湘江风雷”。这个组织打人特别厉害，以至当时湖南的一些干部见面，必互相问候“挨打了没有？”解放初，我母亲在长沙裕湘纱厂当书记，从工人中提拔了一个女干部，这个人“文革”前是厂工会主席，“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派”批斗，又被装在麻袋里打，差点打死，大夏天都得捂着厚被子。我母亲闻知，后悔地说，当初不提拔她，她也不会受此大难了。“湘江风雷”如此残暴，在湖南很少有干部支持。但吴自立竟支持“湘江风雷”，因此大遭人恨。他本来就因替彭德怀翻案靠边站，再加上支持“湘江风雷”，在“湘江风雷”倒台后，他被关了起来，也屡遭毒打。
    吴自立的三儿子叫吴东征，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高中时不在一个班了，但还是同学。他爱好新闻，1964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却因父亲的政治问题，没被录取。他的心情当然不好。“文革”中有一次我从北京的学校回到长沙，在街上碰见他，说了几句话后，邀他到我家吃饭。他大为诧异，问方便吗？我说家里只有母亲和阿姨，没有什么不方便。从此他时不时到我家来玩。他当时在一家工厂打杂，没人给笑脸。他也没有家，住在工厂给的一间小破屋里。不过他很爱看书，自己学习了不少东西。1971年夏天的一天，天气特热，吴东征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来学校找我。他说他以为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学，找到那里，人家说没我这个人。他这才想起我的学校还有“第二”两个字，遂又从北京西郊骑车到东郊，找到我。他说他父亲坐牢，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做孩子的想让父亲住院治疗，掌权的却说他父亲罪行很严重，因此被拒绝。于是他到北京找人帮忙。但找了好几个他父亲的老战友、老领导，都爱莫能助。实在没有办法了，找到我，看我有什么门路。我说我只是一个学生，能有什么办法，表示为难；并抱怨说，你爸为什么支持“湘江风雷”？吴东征当时竟大哭起来，说：我爸早年也立过功，支持“湘江风雷”已无法改变了；如果不给他治疗，他就要死了。一个男子汉竟这样哭起来，我一时很感动。又听说他们做儿女的，对父亲特别孝顺。父亲被拉去批斗时，他们在父亲路过的地方隔一段距离守候一个人，端着茶水。父亲路过时，给父亲喝。连押送人员也暗受感动。于是我说：我带你去见胡耀邦，试试看。
    见了耀邦叔叔，我说这是吴自立的三儿子。耀邦叔叔当然也知道吴自立，很耐心地听了吴东征的陈述，听完后说：你父亲为何支持“湘江风雷”？“湘江风雷”打死打伤不少人，可以说血债累累，名声太坏。像你父亲有这样历史的军人竟支持它，实在太不应该。也好像要表示为难。吴东征又大哭起来，哽哽咽咽地说，再怎么样，总得有点人道主义。耀邦叔叔为之动容。吴东征说，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只是请允许住院看病、治伤，仅此而已，期间也可以照常监护。还掏出一封信来，那上面写着家属的请求事项。耀邦叔叔细细看过信，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吴自立打仗很勇敢，军功累累；是的，革命的人道主义总该有。把信改了改，给了吴东征，叫他去找叶剑英元帅，并讲了如何找，进哪个门，找哪个秘书。吴东征很快去找了叶帅，经叶帅过问、关照，吴自立才被允许送进医院治疗，保住了性命。后来吴自立当了飞行员的大儿子还专门去看望耀邦叔叔，向他表示感谢。胡耀邦逝世后，吴自立的小儿子坚持给胡耀邦守灵，守了好长时间。这是一家知恩感恩的人。
    过了些日子，我再去耀邦叔叔家。他说：“小贝，你倒管起事来了。”问吴东征是不是我的好朋友，我说，他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就不是了，关系也一般。只是见他这样爱父亲，不忍心不管。耀邦叔叔听了，连说：“小贝，这好，这好，应该这样。”我明显感到，这件事后，他倒对我另眼相看了。我也从此更常去他家。


              “黑帮子弟窝”

    1964年，我所上的长沙一中是“四清”试点单位，原来的校长、书记全被撤职，派了一个军官来当校长兼书记。他一讲话就是脏话一大串，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当时特别强调学生的出身，而且要追到三代以上。一时间，出身不好的学生特别受打击，情绪低落，觉得自己前途渺茫。而一些所谓出身好的学生又趾高气扬。我那时上高二，是学校团委的委员。我觉得这种成份论太偏激，也不符合党的讲成份、又不唯成份论的政策，于是想找一个出身不好、但由于自己的努力却有光明前途的人来给大家作一次报告。有一个国民党的将军，解放前夕夫妇两人逃往台湾，却留下5个孩子在长沙。他们由政府养大，大孩子考上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十分严格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毕业，分到一家军工厂工作，报到前回到长沙看望自己的弟弟妹妹。我觉得他是个好典型，他的经历对那些出身不好、精神不振的学生应该是个很好的鼓舞。我去找他时，他本人不在，他的弟弟妹妹听说我的来意，都说没问题，替自己的哥哥一口答应了。我回去也安排了时间，写出了通知。但第二天他打电话到学校的办公室，对我说，他不能作这个报告，至于原因，他不能告诉我。我一再求他，说一切都安排好了，不好收场，他还是坚决不答应。我也无可奈何（后来我猜想，他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谍报人员）。但此事却使那位校长开始怀疑我父亲有政治问题，不然我也不会那样热心为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奔忙了，我的“团委委员”职务被撤了，还被变相批判。我感到失落和窝火，忍不住冲进校长兼书记的办公室，质问为什么不准我参加出身好的学生参加的会议？这不是整人吗？他听了一会，突然问我，你母亲为什么同你父亲离婚？我半天没转过神来：“解放后离婚的多了，是别人从中插了一杠子。”他这才说，搞错了，搞错了，还以为你父亲有政治问题，你母亲才和他离婚。又问我父亲在北京做什么。我说当历史博物馆馆长，他说官还不小。后来许多会又让我参加了。而我考大学时，他对我的鉴定评语写得特别好，以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到湖南招生的人说，我是他们在湖南招到的最好的学生。原来那位校长完全是按出身论人了。
    我之所以这样详细地叙述此事，是因为我后来曾对耀邦叔叔说起，并说这样的唯成份论对许多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打击和影响很大。在我们班，只有一个出身不好但高考成绩极为优异的学生考上了大学。我说我很为他们感到不平。一些人，父母一生当教师，但因为爷爷是地主或富农，也被当作地主或富农出身。怎么能按爷爷定他们的成份呢？耀邦叔叔听了，说：“你是对的，我一贯主张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你们学校那样太过分了。像你们都是红旗下出生的；即便不是红旗下出生的，也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他们若表现不好，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失败了？如果表现好，大学的门也应该向他们敞开。”后来我回长沙，见到一些因出身问题没考上大学的同学，说起耀邦叔叔的这段话，他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中的不少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又考上了大学，有的成了著名学者。
    我想这样的看法，耀邦叔叔一定也给其他和我一样的年轻人讲过，可能更给那些所谓的“黑帮子女”讲过。随着“文革”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怀疑，也越来越厌倦，在他这里，却是不用顾忌的，可以暂时躲避“文革”的纷扰、传播各种“小道消息”。同他聊聊，倾听他长辈一样的亲切教诲，也可以诉说自己的心里话。至少我是这样的。也有年轻人是向他反映自己父母冤情的，请求帮助。他很耐心地听他们说。如果他们写有材料，他仔细地看，还帮助修改。一些孩子觉得自己父母的问题大，不敢求助，他还主动托人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找来，了解情况。耀邦叔叔总是安慰他们：慢慢来，先多去看望，送东西，争取待遇有所改善。这些孩子都很感动。我就多次看见耀邦叔叔帮他们修改申诉材料。傅连的冤案，因有毛主席表态，周恩来总理几次作出重要批示，借这个机会改变了一大批在冤狱中的干部的非人待遇。耀邦叔叔更借这个机会帮助一些蒙冤干部的子女申诉。
    1974年，“批林批孔”，“中央文革”发话，说胡耀邦家里是“黑帮子弟窝”。去的人一下子少了，但我还去。胡德平惊讶地说：“‘中央文革’说我们家是‘黑帮子弟窝’，你怎么还敢来？”我说：“我父母都已经出来工作了，不是‘黑帮’，我当然也不是‘黑帮子弟’了。”胡德平连说：“真勇敢！真勇敢！”
     “文革”中去耀邦叔叔家的，不仅有所谓“黑帮子女”，还有所谓“黑帮夫人”。耀邦叔叔搬到胡克实这边院子后，住房很挤。他的一间屋子全是书架，上面全是书。因而他常在院子里接待来访者。常常是他在一边同来访者谈话，我们年轻人在另一边聊天。他接待完后，把来访者送走了，再过来和我们说话。偶尔他的孩子告诉我们刚才接待的是谁。我记得的有贺龙夫人、罗瑞卿夫人。罗瑞卿在“文革”前就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中的一员被打倒了，贺龙则在“文革”初期就被当作“土匪”、“军阀”打倒，很快又被迫害而死。耀邦叔叔竟敢接待他们的夫人，这得冒多大的风险啊，这得有多大的勇气啊。

                    “没有那么多叛徒”

    “文革”时，到处抓叛徒，最大的叛徒集团是所谓“61个大叛徒”。有次在谈及这个话题时，耀邦叔叔说：我有自己的看法，对这件事我在延安时也了解一些。当时国共合作抗日，我们党特别需要干部，急需把那些被国民党关押的干部解放出来。这是一个特殊情况，由河北局报党中央，张闻天亲自批准。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就代表党中央；而且又经过集体讨论。明明是中央批准的，怎么能说是叛徒！他特别强调：“没有那么多叛徒。若有那么多叛徒，共产党早就垮了。”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们党有多次路线斗争，曾经有过非常困难的时期，最后总是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真理战胜邪恶。我们党有几千万党员，“真相总会大白！”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关于荣高棠的问题。“文革”中荣高棠被打成叛徒，抓了起来。他夫人有心脏病，大儿子也是先天性心脏病患者。荣高棠被抓后，荣的夫人找过一位高层领导的夫人，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这位夫人对她说：好好保养身体，不要等了。这可以说是来自最高层的信息，由此也可想见荣高棠的问题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当荣高棠的小儿子荣乐弟找到耀邦叔叔时，耀邦叔叔还是帮助了他。荣乐弟当时还只是初中学生，写不好材料。耀邦叔叔亲自帮他写了，写了好几页。主要是申诉，同时提出几点要求，比如允许家人探望，允许养病等。耀邦叔叔怕荣乐弟一些字不认识，写完后还让他念给自己听了一遍，然后关照他：回去后同他母亲、哥哥商量，自己抄写了，把原稿烧掉。耀邦叔叔当时自己就坐着冷板凳，可以说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要是一般人，对这样几乎是板上钉钉的“铁案”肯定避之唯恐不及，哪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帮“叛徒”说话？而且只要说出他帮助写材料的事，就可能遭受不测。但耀邦叔叔仍然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大义凛然怎能不让人敬仰！邓小平主政后荣高棠获得平反，一度担任国家体委主任。1982年11月18日，胡耀邦邀请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队员到中南海做客，荣高棠也参加了。有一张胡耀邦接见女排队员的合影，精神焕发的荣高棠就站在胡耀邦旁边。我想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胡耀邦当初的援助吧。
    我曾在耀邦叔叔家里多次见过伍绍祖。伍绍祖原在团中央的青年联合处工作。“文革”中他受到严厉的批判，日子很不好过。当时耀邦叔叔自己还没有工作，却把伍绍祖介绍到王震身边工作。从此伍绍祖常在耀邦叔叔和王震之间传话。一次我听伍绍祖对耀邦叔叔说，很多老同志有这样的想法：胡耀邦是他们中最年轻的，希望他为党、为革命注意保护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意思是耀邦叔叔在“文革”中的一些行为太显眼了，会给他带来麻烦。耀邦叔叔当然知道他们的好心，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文革”中受苦受难的人。这既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他自认为的责任的驱使。
    我在耀邦叔叔那里，几乎没有听到过他说哪个干部不好的话，唯一说过的是当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但也不是说安政治上不好，只是说安待人接物上好像有什么不妥。安子文的女儿是耀邦叔叔儿子的女朋友，耀邦叔叔并没因此就反对他们相处。他说，安子文有毛病，但女儿是女儿。他说安子文的“坏话”，大约也是因为这层关系吧。
    后来耀邦叔叔从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到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给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从上到下、从个人到集体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包括胡风冤案、反右派冤案、彭德怀及反右倾冤案、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文革”中冤案、“61个叛徒”冤案等等。这实际在他靠边站时就在他的头脑里酝酿着了。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志，而是全党的意志，是全民的意志，邓小平更起着主导作用。

              “没有什么反动学术权威”

     1972年，我总算从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再去耀邦叔叔家时，就常讲一些科学方面和科学院里的事情。耀邦叔叔对科学非常关注，他常问去他家的年轻人，近来有什么新发明、新发现，他很愿意听。他说：我现在虽没工作，但我不能跟时代脱节。中国在科技上落后人家，这些年差距更大。他对文盲下了新定义：“不懂科技，就是文盲。”年轻人爱说“小道消息”，他有时就引导大家不说这些，而说科技方面的事。
    记得陈景润刚刚出名时，有许多与常人不同甚至在常人看来可笑的地方。一次美国一个代表团来华访问，指名要见陈景润。科学院给他做了新衣服，又事先检查了身体，送他去宾馆见了，好像出了一些所谓“洋相”，于是很有一些人认为他有“毛病”。他什么会都不参加，这在当时是不可以的，但因为他有“毛病”，所以也例外了。有一次他突然去参加一个学习会，会上有人批判“苏修”，批判赫鲁晓夫，他竟认为有问题，反而向领导告发“怎么批判起苏共第一书记来了”，大家哭笑不得。我们正说陈景润的笑话，耀邦叔叔听见了，说：笑什么！科学家就是这样，就应当有这种献身精神。又说：科学家，开那么多会干什么！还责备我们：你们这些孩子，学不到人家全部，也至少应学到人家一部分。
    当时有个荷兰国的科技展览，是个小展览，以仪器为主。对这个展览感兴趣的人不多。我弄了两张票，送给胡德平。第二天，胡德平打电话来，“小贝，我爸爸也想去看。那司机也得去吧，怎么办？”我说，我在门口等你们，然后对展览会的领导说胡耀邦要来看展览。虽然当时耀邦叔叔还没有出来工作，他们也很高兴，请了最好的讲解员做讲解。耀邦叔叔来后，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对一些我不认识的仪器，他都叫得上名字。足足看了两个多小时。展览会的领导很高兴，对胡耀邦说，以后凡有展览，都给您送票去。耀邦叔叔还给他们写下了自己家的地址，说送或寄都行。
    邓小平复出后，派胡耀邦去科学院，这正对胡耀邦的胃口。他先去找科学院的历任领导（有的还住在被打倒后的小黑屋里），向他们请教。然后再找许多科学家调查，该找的人都找了，其中有不少是当初冲破重重阻力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的，却在“文革”中被打成这样那样的“分子”，当作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受批判。胡耀邦说，没有什么反动学术权威，你们是我们国家宝贵的财富，要你们这些权威带领我们向科学进军。这时他胸有成竹，作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报告，会场里群情激奋，许多科学家当场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我在科学院，听到的几乎是一片对胡耀邦的称颂声。可惜过了不久，就随着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再次遭到批判。

                         对领袖的态度

     去耀邦叔叔家的年轻人，都是对“文革”不满的。大家坐在一起，除了传播“小道消息”，就是对“文革”发泄怨气。这中间，当然会提及“中央文革”，提及江青。冷嘲热讽，说什么话的都有，破口大骂的也有，好像耀邦叔叔家是个自由的天地，只有在这里可以无所顾忌地说三道四。大家说这些时，耀邦叔叔若在场，也听着，从来不管，更不制止。但当有人说到毛泽东，表示某种埋怨时，他就常常制止，说：你们要注意了，要把“中央文革”和毛主席分开。大家尊重他，也就不说了。我想他并不是怕惹祸，因为允许大家骂江青也同样会惹祸；不让说毛泽东，乃是出于对毛的崇敬之情。这可以说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种经历的人共有的情结。
    记不得具体时间了，一次我去耀邦叔叔家，只见他和他的大儿子胡德平的脸色都很不好看，好像两个人刚刚争执过什么。我就问怎么了？耀邦叔叔不说话，胡德平则颇为愤愤地说：你听爸爸说的什么话！他说毛主席知道他和胡克实挤在这所小院子里，很快就会要他出来工作了！事到如今，他怎么还这样想！他们这些人，怎么还这样！正是因为他们这样，才有今天的境况！我当然不好说什么。耀邦叔叔见我来了，把话岔开，尴尬地说：开个玩笑嘛！我责备胡德平：耀邦叔叔是大家很尊敬的人，你怎么对爸爸这样说话！德平这才不说什么了。
    胡耀邦受邓小平委派当科学院院长的那段时间，是科学院最有生气的一段时间；但好景不长，只干了半年，就下来了。我去看他，他的情绪很不好。我把我听到的科学院广大群众对他的肯定和赞扬告诉他，他默默地听了，说：群众我相信，群众我相信。然后用手向上一指说：但是，他怎么想，我不知道。可见他最看重的还是他心目中的“神”对他的看法。

                     不给锦上添花

    大概是1972年，我还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院副院长是唐恺，他是一位有名的法语专家，《毛泽东选集》的法译本由他最后定稿。一天，在校园里他碰到我——给我的感觉是他在专门等我。他问我：听说你是高干子女。我说了我父母，当然主要是我父亲的情况。他说：我不想在学校工作了，想去中联部，你能不能通过你认识的高干向什么人说一说？唐恺院长是我尊敬的人，“文革”开始，学生“造反”，几个院领导都被批斗，其他领导在那种情势下都不得不低头弯腰，独他昂首挺胸，同学生对着干。一次，是个冬天，他又和学生对吵起来，一激动，头一甩，连戴的毡帽子都甩得掉了下来，真是“怒发冲冠”了。一些人因此恨他，但也有很多人因此敬佩他。我当然愿意为他跑腿，便说我倒是常去胡耀邦家。他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由我送给胡耀邦。耀邦叔叔看了信，说：唐恺，我知道我知道，而且对他很熟。他是我党最好的法语专家。他去中联部工作，很好。不过又笑着说：他想去中联部，可以直接同我联系，怎么找你这个小姑娘。
我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唐恺，他很高兴，直接去找胡耀邦。不久，他果然被调到中联部担任了一个司的司长。后来我多次在报纸上看见他陪同周总理接见外宾的新闻报道。
    我被分到科学院工作时，科学院还有不少下属单位，我不想去下属单位，而想在院部工作。我请求耀邦叔叔给科学院有关领导说句话，谁知他只是笑，不说话，闹得我摸不着头脑。胡德平在旁边说：我爸爸帮人有一个原则，就是困难时帮，雪中送炭；但想好上加好，锦上添花，他就不帮了。我这才知道他笑的含意了。
     那时上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被称为“工农兵学员”。耀邦叔叔只有一个女儿，就是满妹，几个孩子中她最小。耀邦叔叔也很爱女儿，他要找门路让女儿上大学，简直易如反掌，可他没有这样做。

                         无助的日子

    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我去耀邦叔叔家，到处都是黑纱。我一见他，泪水就滚落下来。在他家的所有人都在哭，他脸色阴沉。有年轻人说，总理这一走，天要塌下来了。他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大家，又像自言自语，说：不会的，不会的。
    那时，他名义上还主持科学院的工作，但已受到批判。科学院举行了周总理的追悼会，由他主持。会开完了，人都散了，我还站在那里，默默看着他。他也久久地站着，显得瘦小、苍老，用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四周。一时间，我觉得他像个孤立无援的孩子，像个孤儿那样无助。我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刚才是为周总理，现在则是为他。他就这样站了许久，直到有人招呼他，才缓缓地走了。我一直在他身后，没让他看见我——恐怕当时的他对什么都“视而不见”。
    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科学院“革委会”的领导找我去，逼问胡耀邦跟我说过什么？我说，他说我理论水平不高，要我好好学习马列。那些人说：你现在还给他涂脂抹粉！他们气坏了，说我年纪轻轻，立场竟然如此。威胁我说，科学院是绝密单位，像我这样的立场，在科学院呆不住。我已不太在乎，呆不住就呆不住，总得给一碗饭吃吧。过了两天，我去耀邦叔叔家，路上东看西看（看有没有人盯梢），转了一圈才走进去。结果第二天领导找我去，说你又去胡耀邦家了，原来还是有密探盯着我。我反而因此出了名，不时有人来对我说当时运动的一些内幕情况和群众的反映，希望我转告胡耀邦。
     接下来是胡耀邦被科学院的各个局轮流批判。到我所在的外事局的时候，领导还事先找我谈话，要我发言，说我同胡耀邦接触多，知道他的“右倾言行”，要我揭发。我当然不会发言，但那时的会还不能不参加，再说，我也想见见耀邦叔叔。我去了，找了一根柱子后面不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坐下。一会，耀邦叔叔来了，那时他还可以坐在台下。我从后面看他，人好像又瘦了许多，颜色憔悴，完全是个老头。我的眼眶又湿了。批判时，一些问题时不时要他回答。有人问邓小平对他说过什么，他总是说他在科学院做的一切由他自己负责，不说邓小平一个不字。还有人逼问他，都有谁给你反映过问题？他说：人家反映情况，是正当的，因为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我听了，那是我的责任，不能怪人家。他从不上推下卸。
    发言者中有个姓蒋的，也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到科学院的，可说是我的同学。她拿着厚厚一叠纸，对着胡耀邦挥舞：胡耀邦，你不要猖狂！你私下对唐恺说了好多话，问题很严重，唐恺都交待了，这里有一大堆材料。你必须老实交待！我听了不太相信，按我所知道的唐恺的为人，他不可能这样。姓蒋的雷声大，没雨点，到底也没有拿出什么材料来。
    后来又在红塔礼堂召开过一次全科学院系统对胡耀邦的批判会。这次，胡耀邦、李昌（时任科学院副院长）都在台上接受批判。我早早去了，找了个比较靠前的位置，想再看看他现在怎么样。批判会中间不时喊口号，喊“文革”万岁、毛主席万岁时，我举手；喊打倒邓小平、“胡耀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时，我不出声，也不举手。旁边没人认识我。
    粉碎“四人帮”后，我去耀邦叔叔家。家里一片欢腾，和当初周总理逝世时的气氛真是两个世界。耀邦叔叔也精神焕发，赞赏地对我说：“小贝，那次批判我的会上，我在台上看到了，凡是喊小平和我的口号，你都没举手。我当时真是很欣慰，没有白疼你们！”我没想到当时的情景他竟看到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就是后来我见到唐恺，说了我那个蒋同学批判会上声称有唐恺揭发耀邦叔叔材料的事情。唐恺一听，就跳了起来，说：这小姑娘，太不像话了！她根本就没有找过我，又何来什么材料！他气得脸都变色了。不过，他突然又坐了下去，说：耀邦是了解我的，是相信我的，不会被谎言所骗。我也相信唐恺，只是不知以后耀邦叔叔和唐恺是否再见过面。

                     背包上识字

     耀邦叔叔很爱读书，主要读三种书：一种是马列、毛主席的书，一种是古书，再一种是科技方面的书。“文革”中被批斗，回到家，洗一洗，就读书，还分门别类地做读书笔记。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多在房里读书，我便同其他人聊天。他读书累了，要休息，这才出来参与我们的谈话。
    他曾向我讲起，他参加革命时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文化低，底子薄，必须好好学习，好好读书。他规定自己再累、再艰苦，每天至少也得认10个字。那时常常行军打仗，他就把自己当日要认的10个字贴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边走边看边记。他说，我个子矮，贴在前面人的背包上，正好对着我的眼睛。偶尔找到一本书，看见认不得的字，圈出来，写了，行军时也贴到人家的背包上读。他主要就是靠这种办法认字的。
    耀邦叔叔的二儿子叫刘湖。人们奇怪他怎么姓刘，有的人随母亲姓，但刘湖的妈妈姓李，叫李昭。原来刘湖生下不久，蒋介石发兵进攻延安。他们没法带孩子走，就把这孩子托付给别人收养。这家人姓刘，刘湖也就姓刘了。刘湖的“湖”本来是“胡”，表示他本是胡家的孩子，后来添了三点水，叫刘湖。解放后，许多干部把当初寄养在老百姓家的孩子领了回来，耀邦叔叔没有领，他对刘湖的养父母说，既然你们把他养了那么大，就是你们的孩子。刘湖初中毕业后，养父带他来北京见耀邦叔叔，说为了孩子的前途，要送孩子到北京上学。耀邦叔叔本不答应，说有困难我可以帮助。养父坚持，说不留下孩子，我就不走。耀邦叔叔这才把孩子留下了，但仍然让他跟着养父姓。刘湖也很爱自己的养父母，每年假期都回陕北看望自己的养父母。后来他找女朋友，一个条件就是要回养父母家结婚，以后必须尊重自己的养父母。他的养父母来北京，耀邦叔叔总是十分热情地接待。

                     最后一次见耀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政，耀邦叔叔也重新出来工作，先是担任中组部部长，后来很快便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中组部部长后，他搬回了原来的院子。这院子同胡克实家的院子是相通的，一些来找耀邦叔叔的人就先到胡克实家，再去找耀邦叔叔。胡克实可能觉得这样不好，再说他自己也去地震局担任了职务，工作很忙，便把那相通的门堵上了。耀邦叔叔担任总书记后，再次搬家到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随着地位的高升，他工作越来越忙，我也再没去打扰过他。
    1986年，耀邦叔叔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我想去看他，但不敢造次，先去问胡克实，可不可以。胡说可以，但不要说是去找胡耀邦，要说找他的孩子。我去了，警卫果然问找谁，我说找胡德平，我们是好朋友，这才放我进去。这是个很大的院子，他的四个孩子也都住在这里。德平见我来了，颇有点惊讶，然后同我聊天。他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没事。过了会他又问：有什么事？我这才说：可不可以看看你爸？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免了吧。我只好说：那请你代我向他问好。德平说：谢谢。我心里想，好不容易来一次，还不知道以后来不来得了，就这样走，很不甘心，于是又去看刘湖。刘湖当时是经贸部科技司的司长，很健谈，我们便聊了起来。到吃中饭的时间了，我起身要走，他说在这儿吃饭吧。我当然想留下吃饭，这样就可看到耀邦叔叔了，但嘴里却说：不太方便吧？刘湖痛快地说：有什么不方便的，过去又不是没吃过，今天怎么“装”起来了。
    我终于又看见耀邦叔叔了。他好像更瘦了，整个精神状态同我此前在电视上看到他主持中央工作时生气勃勃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我说：耀邦叔叔好！我们大家都很怀念你。他说：我相信，我相信。我还想告诉他一些外面的消息，他的夫人李昭说：吃饭吃饭，莫谈政治，莫谈政治。我只好收住了话题。耀邦叔叔的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本来都是很淘气的，吃饭时也都默默地吃，不说话。耀邦叔叔吃了菜里的一块肉，看样子还想吃一块，却看着李昭。因为身体的原因，李昭限制他吃肉。李昭看了一眼，轻轻说：吃吧，吃吧。他这才又夹了一块。我当时真想哭，忍住了。饭桌上没什么话，刘湖正要和我说什么，李昭再次说莫谈国事，刘湖也闭上了嘴巴。我当然更不好说什么了，就这样默默吃完饭，大家到院子里。我问：耀邦叔叔，身体怎么样？他说：还好还好。我说：没别的希望，只希望耀邦叔叔保重身体。他说：谢谢，谢谢。给我的感觉，他整个人都憋在那里。这时孩子拿出围棋来，他便和孩子下起棋来。我也过去看了一下，好像孩子们都故意让他赢。
    回来后，我对一些朋友说起耀邦叔叔的情况。不少人都想去看他，但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据说是耀邦叔叔自己叮嘱不要放看望他的人进去。
    这一年的春节，我再去看望耀邦叔叔。对警卫说找胡德平，答说不在；又说找刘湖，也说不在；谁都不在，到远郊疗养去了。后来从德平那里得知，耀邦叔叔是不想那么多人去看他，躲出去了。记得“文革”时去看望他，在我们议论“文革”的种种不是时，他还时不时插话。当然不像我们那样激烈，但可看出他的态度。这次，他竟什么都不说，连一句怨言都没有。
    我心里总是惦念着他。记得他刚下台时，一些人又习惯性地要批判他。据说有一次胡耀邦接见一些日本人时，扣子没有扣好，有人便借此批判胡耀邦，甚至说这是丧权辱国。我当时就愤怒了，说，这算什么事！就算事，也是礼宾司的事，怎么扣这么大的帽子！好多人出来劝解，也指责那人的帽子太大，太没来由。后来有个领导问我：你与胡耀邦什么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他连说不对头，不对头，要没特别关系，哪来那么大的火。我说：就是一个非党群众和党的总书记的关系，和你这党员又是领导比，和他的关系差得远了去了。
    我惦念着什么时候再去看他。

                      永远的遗憾

     可是，我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1989年4月15日晨，胡耀邦逝世。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去他家。到了灵堂前，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号啕大哭。我心里想：耀邦叔叔，我们对不起你。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给了我们那么多帮助，我们在你这里找到了光明，找到了温暖，找到了勇气，找到了信心；可你困难时，我们却不能给你任何帮助！现在想起来，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又能给胡耀邦什么帮助？这也不是我能帮助得了的，可我当时就是这样想。我的哭声惊动了德平，他出来拉我起来，并劝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哭有什么用。刘湖的爱人也哭，说：爸爸，你有什么就说呀，为什么对你的亲人都不说，为什么对医生都不说，你硬是心病憋出来的呀！刘湖的爱人是医生，知道耀邦叔叔完全是因为心病的原因身体才迅速垮了下去。
    胡耀邦追悼会，分给国家计委8张票，有我一张。我同丈夫共拟了一幅挽联，上联是“高山仰止，拓荒总履险”，下联是“瓢浆甘兮，饮水常思源”。我想请人写，人家说最好自己写。我的字写得不好，但练了练，还是自己写了，送到灵堂里。后来好多文章都引用了这副对联。
    时光如梭。我同耀邦叔叔相识往来，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而他逝世，距今也已整整18年。在他逝世后的头两三年里，我的情绪一直无法平复，一想起他，就不由流泪，尽管我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谁也躲不过。现在，虽然情绪早已平静，但我仍然深深怀念着他。说来也怪，我对胡耀邦的感情，比对我父亲还深沉。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不清楚。我同胡耀邦有过那么多的接触，却没有一张合影。现在，当我怀念他的时候，只能回忆我同他交往中的一个又一个画面和镜头，回忆他当时的音容笑貌。这是永远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