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烈士最新确认为197653名

2014年10月29日15:29  新华社

伟大的抗美援朝-抉择
伟大的抗美援朝-较量
伟大的抗美援朝-英雄伟大的抗美援朝-后盾 

　　记者从29日举行的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上获悉，现已确认的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长期以来，民政部、总政治部对抗美援朝烈士的姓名、性别、籍贯、出生时间、入伍时间、立功受奖情况、牺牲时间及战斗战役地点等要素逐一进行核实甄别。

        抗美援朝期间，先后约有240万志愿军指战员赴朝参战，70多万民工民兵赴朝支前，近20万先烈英勇牺牲。战争胜利后，志愿军成立了“墓地注册委员会”“陵建委员会”负责查找、接收志愿军遗骸并修建烈士陵园，朝鲜各地烈士陵园共安葬志愿军烈士约10.5万人。
     地方纪念馆统计志愿军超18万人牺牲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6日03:07  大洋网-广州日报

伟大的抗美援朝-抉择
伟大的抗美援朝-较量
伟大的抗美援朝-英雄 伟大的抗美援朝-后盾 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吸引了不少烈士的后人前来观瞻。
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

　　一个地方纪念馆耗时6年、行程8万公里统计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死伤人数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战争馆”内，走过“志愿军烈士墙”的人们都忍不住停下脚步——这面墙的正中间标着一个数字：183108——这是最新统计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数目。

　　抗美援朝的烈士数目，曾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敏感话题。183108，这个数目来自一家地方纪念馆耗时6年行程8万公里的追问。

　　辽宁省丹东市英华山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说：“一切只能以事实来说话，这个工作必须得有人来做。”

　　文/图 本报特派丹东记者 邱瑞贤 王丹阳

　　尹继波是1986年到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工作的。一开始，他把事情想得很简单。

　　一项艰难的工作

　　抗美援朝纪念馆被丹东本地人俗称为“抗馆”，这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系统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题材馆。1993年开馆后，前去丹东寻找先烈、缅怀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亲人的外地人特别多。

　　然而，很多人都失望而归。除了战后遗体被运回国的战斗英雄和团级以上干部，许多普通烈士毫无音信，加之资料缺失，许多家属都找不到亲人。

　　“我们有个想法，能否收集一套完整的烈士名录？”尹继波说，“做这项工作，是对那段历史最好的怀念。”

　　他承认，自己当时低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1993年开馆的时候，为了有数字公布，我们专门派人去国家民政部清点志愿军烈士名单。一页一页地翻，当时去了两个人，点了半个多月。”

　　然而，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份专门记载抗美援朝烈士的名录，就志愿军烈士人数，众说纷纭。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单独公布牺牲人数。

　　在国家民政部等部门的名单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烈士都被混在了一起。“这个数字比较笼统，比如1952年牺牲的，有可能是在国内反敌特斗争中牺牲的。我们自己定了个标准，明确标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才算在内。”尹继波说。

　　搁置了一段时间后，纪念馆又想出了第二个办法——到各个省市县的民政局去问。“从1996年开始，抗馆向全国两千多个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发出了抗美援朝烈士征集函。”纪念馆当时认为，只要发信给各地民政部门，对方统计后一回信，就大功告成了。

　　然而，尹继波没有想到，最终民政部门的回信只有可怜的几十封。“不知道是没有收到还是不愿做这项工作。”他很苦恼。就这样，统计工作再次搁置。

　　追问是为了获取真相

　　2002年~2003年间，这个老大难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我们决定派专人专门做这件事。先到国家民政部寻找支持，再到全国各地民政部门一一实地拜会，要求落实。到2008年，纪念馆派出的专人历时6年，跑遍了全国30多个省市。”

　　当时具体负责统计工作的抗馆研究部主任詹奇说：“从2003年到2008年，我到过全国2788个县，行程8万公里。多亏全国民政系统的大力支持和全力配合，最终收集到了目前为止国内最完整的抗美援朝资料，足足装满了一辆三轮车。这项工作填补了抗美援朝战争史上没有一套完整的烈士统计资料的空白。”

　　在这份最终得出总数为183108的烈士统计名单上，详细记载了每名烈士的姓名、籍贯、参军年代和职位、牺牲等情况，十分具体。 “不能给烈士的家属再留遗憾了。”尹继波说，抗馆准备将全部的烈士资料汇编成册、印刷出版，并建立电子查询系统，以方便后人查询和缅怀。

　　“我们尽力了，当然，这个数字也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烈士，只能说是目前能收集到的比较稳定的一个数字。”尹继波说，“事实上，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地域广，战线长，战场情况复杂，战时不可能将烈士全部安葬到烈士陵园，很多都是就地埋葬，或分散葬在朝鲜各地。战争本身的惨烈程度给战后的烈士伤亡数字统计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正因如此，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得出统计数字之后，马上就被军事博物馆引用了。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是由于经费问题，我们只能派出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人出去，投入的经费就要十多万元。现在我们不光抢救人，还要抢救文物、史料。老兵去世后，他的亲属可能认为抗美援朝不算古董，如果重视就留下，不重视就可能扔掉了。我们心里很急。”尹继波感慨地说。

　　“做这个追问，我们想法很简单——让烈士安息，让年青一代知道抗美援朝留下的精神价值。西方国家有人总纠缠我们的伤亡数字，我们就要提供事实，告诉他们那些想法都是想当然的。”  

朝鲜战争必须要知道的12件事 战争是平局但中国大胜

2016年08月24日 12:09                1、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开始时是朝鲜内战，与中国无关，中国也不想参与。朝鲜韩国都决心统一朝鲜半岛，双方军事冲突不断，只不过是朝鲜先准备好了，先下手而已。

　　2、部分朝鲜人在朝鲜亡国后来到中国东北，抗战时在中国东北和中国战友一起抵抗日本侵略者，这些人在抗战胜利后编入东北野战军，组成三个朝鲜师，朝鲜独立后这些人要求回到故乡朝鲜是天经地义，不是中国对朝鲜的支持。

　　3、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是由于美国入侵中国，时间是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地点是台湾，美军占领中国领土台湾，美国阻止中国统一，与中国大陆为敌，中国是被动迎战和反击。

　　4、 中国当时国力弱小，不希望参战，表示朝鲜战争是内战，即便是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统一朝鲜半岛，中国也不会介入，只是要求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美国置若罔 闻不予理会，结果在朝鲜遭遇惨败，后来在越南战争中就非常听话了，中国要求美国陆军不能过17度线，美国听话极了，无论仗打的多艰苦坚决不过线。

　　5、苏联一直支持朝鲜和中国，由于当时苏联要求中国大陆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抗议国民党霸占联合国席位，苏联代表马利克暂时离开联合国会场表示抗议，此时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谴责朝鲜组建联合国军的决议。

　　6、朝鲜战争是平局，但中国参与的抗美援朝战争获得大胜，与美军开战在鸭绿江，结束在38线，美军丢盔弃甲一泻千里。

　　7、中国通过朝鲜战争维护了国家安全，获得经济军事援助等巨大利益，得到了几十个陆军师的装备，几百架飞机，提早归还中东铁路和旅顺大连，还有苏联援助的156个重工业项目，成为工业化国家。

　　8、朝鲜现在的穷困与朝鲜战争无关，天下没有一场战争要过60年才知道胜负。朝鲜以前富裕程度超过韩国，在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崩溃，朝鲜才陷入困境。

　　9、朝鲜对中国参战非常感激，在朝鲜平壤建造了志愿军纪念碑等。朝鲜从来没有砸毁志愿军烈士墓之类的行为，这是谣言。

　　10、朝鲜现在对中国的态度是羡慕和戒备，因为朝鲜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不可能走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担心开放会带来严重后果，这是朝鲜自己的选择，中国不宜干涉。

　　11、朝鲜为自身安全坚持研制核武器和导弹，中国目前要制裁朝鲜，但也要保障朝鲜的安全，朝鲜的覆灭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12、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最符合中国和美国利益，半岛的现状将维持下去，这也是小国的悲哀，中国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博弈不会停止。（作者署名：胡杨麟）

  

金日成一意孤行欲统江山引发朝鲜战争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11月04日 19:10  

朝鲜战争中的金日成

　　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北半球仍寒风呼啸，冰天雪地，雪花飘飘。

　　可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曙光已经透过厚厚的乌云瘴气，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齐聚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又称克里米亚会议，会议时间为1945年2月4～11日。根据丘吉尔的提议，确定会议代号为“阿尔戈航海者”，罗斯福明白代号暗中的“求金”含义，对丘吉尔提出的“阿尔戈航海者”的名称特表欢迎。该代号名称，依据传说一些古希腊的勇士曾到黑海沿岸去寻找金羊毛的故事。雅尔塔会晤就是美英两国领导人到黑海沿岸来寻金羊毛的机会。苏联对当时在西战场陷入困境的盟军的援助，以及最终同意对日作战就是金羊毛。

　　会议巩固和维护了三国战时联盟，对协调盟国对德、日作战，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和促进战后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起到重要积极作用，为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会议的某些协议未经有关国家同意，具有明显的大国强权政治和绥靖政策的倾向，严重损害了中国等国的主权、利益和领土行政完整；会议同意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决定美、英、法、苏、中五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规定实质性问题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原则，朝鲜半岛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共同托管。

　　这两颗空头支票软糖倒是让作为反法西斯的小兄弟(中华民国)得到一点甜意。乐吱不久，时至8月15日日本投降，就在朝鲜半岛获得解放，美国和苏联二巨头也随即改变计划，商定以北纬38度为在朝鲜半岛接受日军投降的分界线(三八线)，同时，苏联、美国两国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朝鲜半岛北、南半部，朝鲜半岛从此处于分裂状态。在美苏的各自支持下，朝鲜半岛南部于1948年8月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即南朝鲜)，朝鲜半岛北部于1948年9月成立了以金日成为元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即北朝鲜)。

　　就这样，原本血浓于水的高丽族人就开始在这个南北跨度三千华里的半岛上同室操戈！在苏联、美国两大袍哥大爷为各自利益的操作下，“三千里江山”从此枪声不断，血流如河，横尸遍野。

　　1950年1月，又是一个北半球的严冬，可是暖暖的阳光已让人感到春的惬意。

　　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和韩国的驻军后，朝鲜政府与苏联政府反复密切协商。1月底，斯大林终于同意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

　　斯大林嘴刁烟斗，神色凝重，措辞严厉：“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在进攻南方时，应有详细、周密的计划，既要采取行动，又不能让美帝国主义进行干预；第二，一定要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金日成很自信：他完全相信不依赖中国，就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半岛；对于战后的美国来说，此时正是修身养性的时候。更何况有一个苏联老大哥撑腰，以利益为重的美国人绝对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

　　然而，像这种傻事，斯大林愿意一个人去挑？除非他愿意让自己宝座不保，或者让伟大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用“天然气”把自己活活闷死。

　　斯大林烟雾一吐，反复强调：“中国与我们是邻邦，政治路线又是在一条道上，何况他们的实力也不可小觑.....。.凡是都要取得国际上的兄弟支持！”

　　在苏联老大哥抬举、厚爱下，金日成不得不抽出百忙之身，蹩着双脚，于5月30日直驱北京，秘密向新中国第一届国家主席毛泽东通报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

　　进攻南方？！

　　松柏苍翠的双清别墅里，毛主席真的感觉很意外，但他仍然笑语如旧，态度诚恳：“按照设想，等我们攻占了台湾，统一了全中国，你们再进攻南方如何？到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人民充分的支援。”

　　可毛主席俯视全局的建议金日成没有接受。在他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首肯给予援助，他此番到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而行！因此会谈刚一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所有问题都达成了一致意见。

　　居然好心当着烂肝肺！

　　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主席的尴尬是可以想象的。朝鲜此后即对中国封锁军事情报，战争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

　　对于毛主席来说，朝鲜战争的爆发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这个一意孤行的朝鲜小弟。

　　1950年6月25日，策划已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首金日成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一声令下，朝鲜人民军即挥师南进，朝鲜战争爆发了！

　　美国佬呵护下的韩国军队似乎有些养尊处优，在朝鲜军队的强大攻势下，手持美式先进武器的韩式太极虎们却节节败退。战火纷纷，江山宝座摇摇欲坠，沉不住气的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百里加鞭，万里飞鸽传书，心急火燎的向美国、极其英国、加拿大、土耳其、泰国等一帮难兄难弟求救！

　　美国是谁？

　　一心想称霸全球、一心想挤兑苏联、一心想打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袍哥大爷此时岂能坐视不理？更可况，韩国小兄弟就此被火拼，那么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岂不是岌岌可危？ 于是，在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做过杂工、后在家乡农场干了12年农活的美国大总统杜鲁门压不住性子了，这个对社会 主义极端仇视、曾经在警卫队服役的人耸了耸高鼻梁上的镜框，然后就迅速授权于他的军事顾问。他提笔写到：“对任何人来说都能完全地、无可争辩地接受这样的观点：面对这种侵略需要做什么就必须去做什么。没有任何人建议联合国或美国可以退缩。”(来直网页)同时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并公然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就在朝鲜人民元首金日成的事业干得如日中天的时候，也就是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6月27日再度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防备中国人民解放军趁着乱子渡海进攻台湾。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交了动议案，授权组成“联合国军”帮助韩国抵抗朝鲜军队的进攻(来自网页)。在苏联代表因抗议联合国拒绝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成员国而自1950年1月起缺席的情况下，动议以13对1(南斯拉夫投了反对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美国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韩国以“必要的援助”(来自网页)。

　　当时的联合国安理会真的惹不起这个有权有势的“娘家人”。

　　于是，美国式袍哥大爷高举合法的“牌坊”，怂恿着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南非等一大帮一丘之貉气势汹汹地直扑朝鲜半岛而去！

　　驻日的美军远东军指挥司令官、麦克阿瑟上将理所当然的忙碌起来。可他人累，心里却美滋滋的，因为这一场该死的战争把自己彻底推上世界耀眼的政治舞台上，至于如何表演，就看使出招数是否击中对方要害！

　　然而势头正猛的朝鲜人民军并不想买这个“西点军校”校长的帐。他们节节胜利，先后发动了汉城战役、铁原战役、大田战役和洛东江战役，占领了韩国90%的地区和92%的人口，把韩、美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的狭小地区。8月31日，又发动了釜山战役，先遣部队打到了北纬35度线上，但是此后战局处于胶着状态。

　　居然不给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校长的面子？！

　　出任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狠狠地敲了敲手中的玉米烟斗，勃然大怒起来。在美国第24步兵师被歼之后，麦克阿瑟便组织指挥仁川登陆获得成功，进而指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鸭绿江推进！

　　可美国佬似乎天生就是喜欢惹事的种！

　　他们自持武器先进、仗着美元的雄厚，就以武力开道，不停地试探别人的承受底线！

　　他们在打朝鲜人军队的同时，于8月27日起，即以其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悍然侵入中国领空，轰炸扫射我国东北地区的城镇乡村，残害我国人民，严重破坏我国财产，粗暴地侵犯我国尊严！其侵略之野心昭然若揭，中国人民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朝鲜人民军进攻神速，惹恼了鼻架墨镜、嘴叼玉米芯烟斗的美国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这个“联合国盟军”总司令烟斗一敲，便抽调两个美军师组成第10军，加上李承晚的大韩民国一些部队共7万余人，在260余艘军舰的航炮和500架飞机炸弹的掩护下，对朝鲜半岛西海岸仁川一线实施猛烈轰炸，于9月15日，就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牛皮哄哄地搞了一个“诺曼底登陆”，显而易见，此战术就是为了分割开朝鲜人民军的首尾，企图截断朝鲜人民军的后路！

　　于9月16日，在洛东江正面战线的美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发起了反攻。致使前线的人民军部队腹背受敌，被迫实施战略退却，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9月28日，美第10军攻占汉城，29日，美第8集团军进抵三八线，这时，麦克阿瑟已经作出一个野心勃勃的决定，并上报美国军事当局，即挥师美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北上，准备在“感恩节”吞并整个朝鲜，并进而威胁中国大陆！

　　形式严峻！

　　金日成得知苏联老大哥为了国际大局不肯出兵朝鲜时，于是就完全期望着中国这根救命稻草。

　　正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中国领导人不禁忧心忡忡，在埋怨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不顾大局、盲目冲动做事之余，也对美国当局野心勃勃的侵略之心警惕起来----

　　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的讲话中，严厉地警告美国当局：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利欲熏心的美国当局居然不理，他们继续干着自己在东亚的“大事业”，战车、装甲车继续北上，空军飞机仍然对我国领土不停地骚扰。

　　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北进，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朝鲜的联合国军队必须马上撤退！

　　10月3日，周恩来总理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时，再次严厉警告美国当局。可是这美国佬就不是一个好东西，他们认为中国建国初期，国力薄弱，军事准备落后，根本不敢同他们一试高低。那盟军司令麦克阿瑟更是觉得中国政府是在无底气的“叫嚣”，不值得一屑的“恫吓”，他仍然把玉米芯烟斗一敲，继续试探着中国人民的底线：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继续指挥战机多次轰炸丹东地区，把战火向烧到鸭绿江边引过来。

　　“好惨啊！安东的父老小孩被炸得手脚断裂，血肉模糊！就是连地上跑的牛羊也不放过！”原国民党军第60军起义后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的149师446团的一个战士抵达安东后，痛楚地说道。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来自网页)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命令。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又以第13兵团部为基础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并组成以彭德怀为书记、邓华为副书记的中共志愿军委员会。

　　10月下旬，中央军委调动第50军、第66军作为志愿军战役预备队，连同第一批入朝的部队第38、第39、第40、第42军共有6个军、18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总兵力约30万人开向鸭绿江！  

1950年斯大林因何决心支持金日成攻打韩国？

2016年11月21日 18:01 新华网                         1953年，毛泽东与金日成热烈握手（资料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9月下）?浏览封面及目录?购买本期杂志，原肩标题为“寻求斯大林支持朝鲜打韩国”，正标题为“金日成访苏秘闻”，转载请注明来源

　　斯大林：你怕韩国军队吗？金日成：不怕。1949年初，金日成秘密访苏，极力向斯大林宣传其武力解放韩国的计划。为了寻求苏联在太平洋出海口，随着美国政府宣称朝鲜等不在美国防御圈内，斯大林最终同意了金日成的请求，大量武器装备随即运抵朝鲜。1950年6月25日，震惊世界的朝鲜战争爆发了……

　　2011年8月24日下午14时许，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会晤坐着专列到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地点在西伯利亚重镇乌兰乌德市附近一处军事基地，距离莫斯科约5500公里。

　　在历时2个多小时的会谈中，金正日表示，朝鲜准备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并将在谈判期间做好停止核试验的准备。俄朝商定，将制定通过朝鲜向韩国出口天然气的管道铺设方案。对于朝鲜在苏联时期欠下的110亿美元债务等问题，双方也进行了商讨。

　　这是时隔9年之后，金正日对俄罗斯进行的第三次国事访问。在朝鲜饥荒、美韩联合军演的阴云下，金正日此行一时引发多方关注。朝鲜领导人访苏、访俄历来是朝鲜半岛局势风云变幻的晴雨表。60多年前，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多次秘密访问苏联，直接推动了朝鲜战争的爆发，由此改变了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历史走向。

　　斯大林：你怕韩国军队吗？

　　金日成：不怕。 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爆发“冷战”，各以美国和苏联马首是瞻。美苏争霸虽以欧洲为主战场，但远东地区南北对峙的朝鲜半岛，因其扼守东北亚门户，也成为两大阵营的角斗场。

　　1948年8月、9月，朝鲜半岛南北地区先后建立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李承晚和金日成分别出任国家元首。

　　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朝鲜民族分裂成两个国家，从此擦枪走火、同室操戈。虽然各自都想吞并对方，实现半岛统一，但双方均感到自身实力不足，于是各自寻找靠山：韩国投身美国，朝鲜依靠苏联。

　　随着半岛军事冲突日益频繁和严重，在金日成一再要求下，苏联政府决定与朝鲜签订一系列条约，给予朝鲜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上的全面援助。

　　1949年2月22日，鸭绿江跨境大桥上，一列火车疾驰而过。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率朝鲜政府代表团离开首都平壤，首次正式赴苏联访问。代表团其他成员包括副首相兼外相朴宪永、民族保卫省副相金一等。

　　3月3日，金日成专列行程一万多公里后抵达莫斯科。金日成、朴宪永随即两次会见斯大林。斯大林与金日成的密谈记录，作为机密保存在俄罗斯总统档案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解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研究员杨昭全所著《金日成传》，披露了相关解密档案。根据档案，3月5日，金日成、朴宪永与斯大林首次就进攻韩国问题进行密谈。

　　金日成：南朝鲜（韩国）还有美军，反动势力对北朝鲜（朝鲜）的挑衅愈来愈激烈。我们虽也有陆军，但海军防御几乎等于零。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苏联的支援。

　　斯大林：美军在南朝鲜有多少人？

　　金日成：最多时有两万人。

　　斯大林：南朝鲜有军队吗？

　　金日成：有，大约有六万人。

　　斯大林：这个数字包括警察吗？

　　金日成：不包括，这是正规军的数字。

　　斯大林：你怕他们吗？

　　金日成：不怕，但我们想要海军。

　　斯大林：谁的军队更强，是你们还是他们？

　　朴宪永：我们的军队更强些。

　　斯大林：援助你们成立海军，军用飞机也给些。你们的人有在南朝鲜军队内部的吗？

　　朴宪永：有，但都是低级军官，什么事也干不了。

　　斯大林：这是件好事，现在什么事也不能干。南朝鲜也向你们北边派了间谋，所以要提高警惕。 得知三八线附近南北双方互有攻防的情况后，斯大林强调：三八线应该是和平的。这点非常重要。对于朝鲜半岛局势，斯大林似乎有所顾忌，不想让其恶化。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资料图）

　　苏联提供朝鲜100架战斗机

　　3月7日，金日成、朴宪永与斯大林进行第二次密谈。金日成、朴宪永虽两次强烈要求苏联军事援助，支持其对韩国的进攻，但终为斯大林所婉拒。

　　斯大林告诫金日成：“南侵是不允许的。第一，北朝鲜人民军并未对南朝鲜军队形成真正的优势，人数上处于劣势。第二，南朝鲜还有美军，战事一发，他们要介入。第三，要记住苏美之间三八线分割协定仍然有效。如果我们首先违反，就不能名正言顺地阻止美国的介入。”不难看出，斯大林一方面考虑到朝鲜军事力量并不强大，贸然行动未必获胜，他更担心美国介入，进而引发苏美双方直接的军事冲突。

　　尽管如此，斯大林对于朝鲜方面军事援助和经济合作的请求，还是给予了极大满足。3月17日，双方签订《朝苏经济文化合作协定》和《朝苏军事秘密协定》。

　　《朝苏军事秘密协定》约定：苏联补充援助朝鲜武器装备，以满足朝鲜编制6个步兵师和3个机械化部队需求，为保证空军充分训练，苏联提供朝鲜侦察机2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架。另外，1949年5月20日前，苏联派遣120人组成的特别军事顾问团赴朝，同时援助朝鲜10亿卢布物资。

　　此次访苏，金日成满载而归。几个月后，苏联军事人员以及大批苏联军事装备运抵，这极大增强了朝鲜的军事实力。

　　金日成自称为统一问题睡不着觉

　　回国后，金日成并没有因斯大林的婉拒而放弃统一的计划。1949年8月，金日成向苏联驻朝大使斯蒂科夫提出攻打瓮津半岛韩国一侧的计划，没有得到斯大林正面的回应。

　　1949年，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路南下，解放了大半个中国，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胜利鼓舞了金日成用武力统一朝鲜的决心。5个月前，毛泽东曾对金日成特使金一表示：只要中国战争取得胜利，就支持朝鲜统一行动。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宣布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圈，不包括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金日成据此认为，朝鲜发动对韩国的进攻，美国军队不会介入。

　　1月17日晚，朝鲜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在朴宪永官邸举行宴会，欢送朝鲜首任驻华大使李周渊出使中国。宴会上，金日成向斯蒂科夫等人表示：中国已经解放了，现在是解放韩国人民的时候了。他要求苏联代表再次安排访问苏联，以便与斯大林会晤，寻求支持。此时，朝鲜人民军总数已达11万人，一批新的战斗师正组建中。

　　两天后，斯蒂科夫致电斯大林，报告金日成提出的要求：金日成说，南朝鲜人民相信我，会跟着我，近来我睡不着觉，就是担心统一问题。再推迟解放南朝鲜和实现祖国统一，我将要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我要再去见斯大林同志，获准进攻南部。斯大林同志的命令对我来说，就同法律一样，得到他的许诺是必须的。

　　电报中，斯蒂科夫记录说：金日成还表示，万一见不到斯大林同志，那就等毛泽东一结束对莫斯科的访问，就去找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对苏联进行为期2个月的访问。经过谈判，双方于2月14日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收回长春铁路和旅顺港的一切权利。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资料图）

　　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我们仍然应该帮助小金”

　　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激变，斯大林悄然改变了对远东以及世界形势的判断。为了寻找替代旅顺港的太平洋出海口，斯大林把目光投向了朝鲜半岛的四个天然良港，它们分别是位于朝鲜的元山，韩国的仁川、釜山和济州岛。

　　关于金日成攻打韩国、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斯大林曾对毛泽东说：“金日成告诉我，他想对南方采取行动。金年轻而勇敢。然而，他过高估计了有利因素。”毛泽东说：“我们仍然应该帮助小金”，但接着又说：“朝鲜现在面临着复杂的局面”。

　　师哲曾担任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时的翻译，他在《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中记载：其实在毛泽东访苏中，同斯大林会谈时，斯大林就已经谈到金日成想打一仗。而且说金氏只听得进'打’的意见，听不进'不打’的意见。但斯大林说这话时，并不是在征求毛泽东的意思，所以毛泽东未置可否。

　　其后，斯大林与毛泽东并未就朝鲜问题作进一步讨论。斯大林之所以转而支持金日成的武力行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政策影响。美国杜鲁门政府既然声明中国的台湾和朝鲜不在美国防御圈内，那么美国就不会干涉金日成攻打韩国，这样也不会引起美苏在朝鲜半岛直接的冲突。另外，苏联情报系统还得到麦克阿瑟给华盛顿的一份秘密报告，其中主张美国不要干预南北朝鲜之间发生的冲突。

　　鉴于此，1月30日，斯大林给斯蒂科夫发去一封密报：若金日成想就攻打韩国问题与我会面，我随时准备同他谈。请将我的立场转达给金日成，你要强调我已做好准备帮助他，我们希望每年得到2.5万吨铅。

　　当斯蒂科夫告知金日成斯大林的复电后，金日成兴奋异常，一再追问：斯大林同志真的同意攻打南部吗？在得到肯定回复后，他表示将在10至15天内，如约发出苏联要的铅。

　　2月2日，斯大林再次致电斯蒂科夫：叮嘱金日成，对攻打韩国、用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要绝对保密。电文中称：“无论是朝鲜的其他领导人，还是中国的领导人都不要知道，这是为了向敌人保密…… ”

　　两天后，金日成会见斯蒂科夫，要求将朝鲜人民军扩编，增到10个师，并请求提前使用1951年的苏联贷款，金额为7000万卢布。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金日成随即为再次访苏作准备。

　　斯大林同意支持朝鲜打韩国，但强调要征得毛泽东同意

　　1950年3月30日，一架苏联专机徐徐降落在莫斯科机场，金日成偕朴宪永再次开始为期近一个月的秘密访问。期间，金日成、朴宪永与斯大林共进行三次会谈。

　　从已解密的苏联档案来看，这三次会谈，主要内容涉及斯大林支持金日成攻打韩国，但强调应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一份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会谈的机密报告记载了他们谈话的内容。

　　金日成：毛泽东同志一直支持我们解放整个朝鲜的想法。毛泽东同志曾几次说过，只要中国革命成功了，就帮助我们。必要时也可支援兵力。但是，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朝鲜的统一，我们相信可以办得到。

　　斯大林：需要有完善的战争准备。要增加师的武器存量，要实现机动和战斗手段的机械化。我想满足你这方面的全部要求。必须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作战基本上按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兵力向三八线附近指定地点集结；第二阶段，北朝鲜当局继续就和平统一提出新建议，对方将肯定拒绝；第三阶段，对方拒绝和平建议后，进行突然攻击。战争必然是突然的，快速的，不能给南朝鲜和美国喘息的机会，不要给他们强烈的抵抗和动员国际援助的时间。

　　斯大林强调说：不要指望苏联会直接介入战争，这是因为苏联在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方，面临着挑战。要再同毛泽东商量，他对亚洲问题了如指掌。

　　在这次会谈中，金日成与斯大林达成一致意见：决定1950年夏，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在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制订具体攻打南方计划。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外交部档案机构编写了一份名为《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的备忘录，用以苏联援助越南作参考。备忘录中记载了1950年金日成访苏期间，斯大林同意其对韩国作战计划的内容。

　　备忘录记载：“开始时，斯大林对金日成的反复要求持保留态度，认为'这样一个与南朝鲜有关的重大问题？？需要做非常周密的准备’，但他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个计划。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随后，金日成于5月访问了北京，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至1950年5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共同报告，在三八线的军事集结已经完毕。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的发起时间定为1950年6月25日。”该报告书还记载：由于朝鲜的军队大大超过了韩国（南、北力量的对比是1：2。枪支1：2；机枪1：7；轻机枪1：13；坦克1：6.5；飞机1：6），朝鲜制定了速战速决的进攻计划，每天前进15-20公里，主要军事行动准备在22-27天结束。

　　金日成此次访苏，其攻打韩国的计划终于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其后，苏联应朝鲜的请求，提供价值1.38亿卢布的武器弹药，这足以武装3个师。朝鲜则以9吨黄金、40吨白银和1.5万吨其他矿石作为回报。

　　金日成、高岗赴苏联商谈停战问题

　　1950年6月25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彭德怀为总司令。经过5次战役后，交战双方在三八线一带形成对峙。

　　1951年6月3日，金日成到达北京，与毛泽东举行会谈。鉴于解放朝鲜全境已无可能，双方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

　　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派高岗和正在北京的金日成共同赴苏，进一步商量如何破除朝鲜战争困局。斯大林复电同意。6月10日，高岗、金日成自北京乘机赴苏。13日，高岗、金日成会晤斯大林。关于会谈情况，时任翻译的师哲在其回忆录中记载，在询问了前线情况后，斯大林最后问道：立即停火好，还是再打一下，修正战线地位后，再谈停战好？朝中方面回答说：我们的愿望是停战。

　　接着，斯大林又问：是就地停战，还是要求双方在作某些调整后再停战？有否某方被包围的部队或地方？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得清楚？？斯大林对此不满，因为前来商谈的人对许多情况不清楚。

　　历史学者杨奎松在其专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记载：当高岗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时，斯大林觉得十分不妥。他有些激动地表示：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在高岗和金日成反复解释了中朝方面面临的困难之后，斯大林最终作了让步，说，你们一定要停战也可以，那就试一试吧，也许是件好事。

　　6月15日，高岗回国，金日成则返回朝鲜。中国、朝鲜、苏联三国领导人就朝鲜停战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1952年8月30日，就朝鲜战争战俘交换等问题，金日成、朴宪永再次从北京与彭德怀同机秘密访苏，准备与斯大林面谈。9月4日，中朝苏三方会谈举行，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会谈结束后，三方代表到斯大林别墅赴宴。斯大林向大家祝酒，又特意到彭德怀面前，二人对饮，一口而干。斯大林很高兴，望着彭德怀，端详了好一会儿。16日，彭德怀回国，金日成、朴宪永也同机到北京，然后返回朝鲜。

　　70年代后苏朝关系逐步陷入冰点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7月，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在板门店签署协议，战争结束。9月1日上午10时，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自平壤乘专列启程，途径我国安东、沈阳、哈尔滨，于9月10日到达莫斯科，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访问。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会见了金日成一行。此后，金日成又多次访问苏联，议题大多围绕双方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则先后换成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金正日曾三次陪同金日成出访苏联，在1959年那次出访时，17岁的金正日当着众人的面，跪在地上给父亲穿鞋。

　　由于朝鲜在中苏论战中支持中国，朝苏关系一度跌入低谷。上世纪70年代，朝苏之间几乎停止了互访。

　　1986年《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25周年。同年10月，金日成率团最后一次出访苏联。此后，戈尔巴乔夫政府逐步改善与韩国的双边关系。1988年，苏联不顾朝鲜方面的反对，派出100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出席汉城（今首尔）奥运会。两年后，苏韩建交，两国元首随即互访，朝苏关系由此陷入冰点。金日成访苏以及朝苏关系的变迁再次表明：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994年7月，金日成因每天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操劳过度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丧礼结束后，52岁的金正日守孝3年，不履行新职，以示悼念。守孝期满后，金正日才出任劳动党总书记，成为最高领导人。

　　（参考资料：杨昭全《金日成传》；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等）

 
援朝战争的八个军长
www.eastmoney.com2011年11月25日 08:59军事观察室

　　一。38军军长梁兴初

　　38军是原东北野战军1纵，是东野的主力部队。在国内战争中，相对于其他野战军的兄弟部队来说，38军虽然战绩赫赫，但要说全军排头，那肯定会有许多部队不服气。如果没有朝鲜战争，38军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

　　38军初入朝鲜第一仗就是打熙川，本来是要包了韩8师，结果却夹生了。原因仅仅是得到了误报，说熙川有一个美国黑人团。梁兴初一含糊，韩8师就跑了。为此，老彭发了雷霆震怒，连“斩马谡”的话都出来了。

　　二次战役可以说是38军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初，梁兴初就打了包票，要独个打下德川，结果一仗就端了韩7师。接着38军插向军隅里、价川方向，准备大迂回兜住美第9军。在戛日岭，38军和土耳其旅练开了刺刀对长刀，把这帮突厥人的后裔打了个落花流水。突破之后，38军迅猛穿插，其113师14小时跑了 145里，终于抢占了三所里和龙源里，卡住了美第9军的南逃之路。接着，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38军独自一个军顶住了南逃的美第9军美2师、美25 师、韩1师的进攻，又击退了北援的美骑1师和土耳其旅。南北之敌最近处只相距1公里，可就是冲不过去。后续中国军队源源赶到，整个价川地区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战场。

　　万般无奈之下，美第9军只好抛弃全部重装备，向西翻山越岭逃至肃川沿海公路，会合美第1军南逃。整个二次战役中，38军独自毙伤俘敌11000 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39门，汽车1500余辆，歼敌总数占全军歼敌总数的33%。彭德怀大喜，当即去电嘉奖，高呼“38军万岁！”梁兴初和他的部队终于一战成名，奠定了中国陆军部队中的老大地位。

　　在四次战役中，38军担负西线战场的阻敌任务，为保障东线横城反击战役的胜利，拚死阻击美军的进攻。这一路都是美精锐部队，包括美骑1师、美24师、英 27旅、韩6师、希腊营等。在火力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38军官兵以血肉之躯苦苦拒敌。当时的报纸就幸灾乐祸的称这一仗为“火海洗人海”。在左右友邻部队都撤过汉江后，38军仍独守南岸，终于完成了保障东线进攻的任务。在接令后撤不久，汉江就解冻了，好险全军覆没。这一仗几乎将38军的精锐打光了一半， 是其军史上最惨烈的一仗。

　　38军参加了朝鲜战争一至四次战役，然后奉调回国休整。1952年，38军再次入朝，前往中部战线担任守备任务。在当年的秋季攻势中，38军负责攻取白马山。因战前一个参谋叛变投敌，导致军情泄露。结果这一仗打成了艰苦的攻坚战。当面之敌韩9师极为顽强，双方反复拉锯，白马山打成了红血山。经9天苦战，38军伤亡6700余人，仍然没能攻占全部高地，不得不撤出战斗。韩9师也伤亡9000余人，几乎打光。这一仗成全了韩9师，战后被韩国国防部授予“ 白马部队”称号。后来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时任韩9师参谋长。其后不久，38军撤回西海岸守备，再就奉调回国，结束了其“万岁军”的朝鲜征程。 　二。20军军长张翼翔

　　20军原属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南昌起义余部。抗日战争时为新四军第1纵队，后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在任何一支军队中，能有第一的称号，如果不是有显赫的战功，则必有辉煌的历史。20军亦不例外。

　　9兵团原是作为解放的主攻部队，一直在江浙沿海进行渡海登陆作战训练。因朝鲜战争局势急转直下，转而作为第一批入朝部队急趋东北。

　　1950年11月11日，20军在辑安渡过鸭绿江，秘密进入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给9兵团的任务是：赶往东线长津湖地区，接替42军的防务，力争在运动中痛击长驱北犯的美第10军。其时朝鲜东部盖马高原已是天寒地冻，最低气温达零下40度。9兵团官兵因入朝紧急，未能装备寒带冬装，大部分人穿着薄薄的温带冬装，还有很多人穿着夏装。这使9兵团在接下来的作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成为了兵团高级指挥员们心中永远的痛。

　　其时阿尔蒙德指挥的美第10军进展很快，陆战1师和美7师冲在前面，几乎与9兵团同时对进。宋时轮因敌而动，部署9兵团20军和27军部队沿下碣隅里至柳潭里地段设下埋伏，静待美军入伏。9兵团的隐蔽伪装做得非常出色，美军竟毫无察觉。

　　11月27日，战斗打响。9兵团两个军迅猛出击，一举将美军前锋部队切成五段。张翼翔率领20军集中围攻下碣隅里的陆战1师主力，并以2个师部队分别攻占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死鹰岭、下碣隅里和古土里之间的富盛里，掐死了陆战1师北进南逃的通路。

　　陆战1师是美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拥有数百门火力强大的重炮，并且有空军支援。20军没有重炮，只有一些轻型火炮，因天冷，好多还打不响。战士们只好依靠手榴弹作为进攻武器。白天美国空军飞来进行狂轰滥炸，志愿无法进攻，只好隐蔽。惨烈的血战每天夜里都在进行。志愿军战士反穿着与雪地一样颜色的白色棉衣，不停地扑向美军阵地，顽强地争夺各个制高点。美军则依仗充足的火力，向志愿军的进攻方向进行彻夜不停地炮和式轰击。在这场钢铁与血肉的搏斗中，20军部队反复冲击，牺牲重大。尽管屡次突入下碣隅里，但因后备兵力不足，又全被击退。由于武器的威力不足，给美军造成的伤亡也并不严重。双方大量的减员则主要是由于过于寒冷的天气。

　　为避免被全歼，陆战1师开始拼死突围。在死鹰岭及下碣隅里周围的高地上，双方展开了血腥的搏杀。志愿军因火力薄弱，堵不住美军正面进攻，只能化整为零，层层阻击，反复进攻，死死缠住美军。在下碣隅里东南的1071高地上，一位志愿军连长杨根思在打到弹尽援绝后，怀抱炸药包扑入美军人群中，产生了志愿军部队中的第一个特级战斗英雄。

　　陆战1师出动兵力拼死向北接应，终于救出了柳潭里的两个团，又全军向南突击。在漫天的大雪中，激战再度展开。负责阻击的20军部队，衣着单薄，已断粮多日。但仍顽强苦战，直到全部战死或失去战斗力。陆战1师在优势火力的支援下，冲破层层阻击，终于逃出志愿军的包围圈。

　　在长津湖之战中，张翼翔的20军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奋勇作战，尽管没能全歼敌军，但击溃了陆战1师，完成了东线作战的战略任务。同时，全军伤亡 7000余人，冻伤11000余人，付出了巨大牺牲。长津湖之战后，9兵团部队足足休整了5个月。在五次战役中，20军以极快的速度攻过了昭阳江，然后猛插五马峙，一举包围了韩3师和韩9师，成为志愿军各军中进攻最快的部队。20军继续发起猛攻，韩军2个师完全溃散，战前23000余人的部队只剩下了 2000余人。

　　五次战役后，20军随9兵团担任东海岸守备任务。1952年10月，张翼翔率20军班师回国。       三。27军军长彭德清

　　27军隶属于三野9兵团，为原华野9纵，第一任军长是赫赫有名的“黑虎”聂凤智。这支军队打仗一贯勇字当头，敢打先锋，曾打出过“济南第一团”和“渡江第一船”。在渡江南下后，聂凤智调任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23军副军长彭德清接任27军军长。

　　27军也是攻打的主力部队，因朝鲜军情紧急才奉调北上。二次战役中，27军担负的任务是与20军一起围歼美陆战1师和美7师。彭德清部署是：27军80师和81师一个团攻击新兴里的美7师31团；27军79师攻击柳潭里的陆战1师2个团；81师主力则阻击美7师后续部队北援；27军94师为预备队。

　　陆战1师是公认的美军中最强的部队，曾参加过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硫磺岛之战和冲绳岛之战，战斗力自不待言。相对而言，可能很多人对美7师有些轻视。实际上这个师曾参加过二战中的夸贾林岛之战、菲律宾莱特岛之战和冲绳岛之战，也是个能打硬仗的部队。

　　与美军的优势火力和装备相比，志愿军的火力不仅弱，而且缺乏御寒装备。当时长津湖地区的温度已降到零下40度，战斗还没打响双方就出现了大量的减员，而志愿军的冻伤人员更是数倍于美军。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为了抓住战机，中国军队仍奋勇出击了。

　　朝鲜北部多山，柳潭里和新兴里地区都是山岭围绕的盆地。因此，争夺各个山头制高点则成了控制战场的关键，争夺激烈的血战亦于此展开。志愿军穿着与雪地同色的棉衣与白色披风，利用暗夜从四面八方扑向美军阵地。美军用所有战车与重火器将阵地围成一圈，猛烈地向四面发射。士兵们则用自动火器扫射攻到近处的中国军队。中国士兵在这样的疯狂弹雨下伤亡惨重，却仍然不停地以小集群反复发起冲击。

　　在夜间，中国军队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经常能突破美军防守，在一片白刃战中攻下阵地。到了白天，美军则在空军的狂轰助阵下，发起反冲锋夺回阵地。双方在各个高地上殊死争夺，战斗一时陷入胶着。经过仔细判断，彭德清决定改变战法，集中力量先攻下力量较弱的新兴里之敌。其时9兵团副司令员陶勇也赶到助阵，27军集中了80师和81师主力及全军炮火，于11月30日夜向新兴里发起猛攻。 新兴里守军为美7师31团3营及团直属队、32团1营和57炮兵营阻成，共3000余人，由31团团长麦克莱恩指挥。中国军队集中所有火力新兴里发射，然后发起了一波一波地猛烈进攻，四面八方都响起了令美军心惊胆战的军号和哨子声。志愿军战士全身挂满手榴弹，一边投弹一边攻击前进，拼死突近美军环形防御阵地。

　　在一片嘁哩喀嚓的白刃格斗中，美军防线被突破了。被围美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阵地内到处是一片混战。到了第二天天亮，美军已成溃乱之势，只好在空军掩护下，进行全力突围。志愿军层层阻击，一直打到长津湖边，终于歼灭了这支美军。31团团长麦克莱恩被击毙，团旗被缴获。中国军队统计歼敌3191人，击毁缴获各种车辆300余辆，火炮137门。美军战史则承认损失近2000人。成为了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歼灭美军团级战斗单位的唯一一个战例。

　　在27军攻击新兴里之时，柳潭里的陆战1师2个团则出动突围，突破了27军和20军的重重阻击，伤亡1500人后终于回到了下碣隅里。随后陆战1师全军开始向南突围。此际27军已伤亡冻饿减员过半，但仍组织能战斗的人员进行了顽强追击。

　　休整了五个月后，27军随9兵团参加了五次战役。彭德清率全军从正面攻破了美24师的防线，其后向南猛插，与兄弟部队一起击溃了韩国第3军团，取得了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东线的大胜。在战役后期转移阶段，因志愿军战术组织不严密，遭到了美军机械化兵力的穿插分割。27军因向南突进过远，结果全军被阻于敌后。当时27军不但面临美军空降187团和坦克部队的前堵后追，而且全军已断粮，处境极为险恶。彭德清临危不惧，指挥27军各部队交替掩护，在美军包围圈的空隙中穿来插去。遇到敌大部队就绕路而行，遇到小股部队则坚决击溃。最后在没有遭到什么损失的情况下安然回归北方，沿路还抓了数百俘虏。

　　五次战役后，27军在金城地区担负守备任务，后又担任东海岸守备。1952年10月，彭德清率27军回国。        四。15军军长秦基伟

　　15军隶属第二野战军，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1947年8月由几支地方部队组建起来的。军长秦基伟出身红四方面军，曾是警卫徐向前的手枪营连长，参加过西路军远征，被马家军俘获又寻机逃出，可谓大难不死。

　　9纵最初在中野是敲边鼓的角色，大仗轮不上，只能捡捡瓜落。到了郑州战役，终于时来运转。在中野四个纵队参与的围歼战中，9纵腿最快，迎头堵住国军一顿好揍，结果独立歼敌1万余人，缴获无数，装备和士气一下就上来了。在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中，9纵实力保存得最好，是中野各部队中最先恢复元气的。在淮海战役中，9纵大挖地道，第一个攻入了黄维的兵团部。1949年全军整编后，9纵成为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15军，跟着陈赓渡过长江，直下云南。

　　15军入朝就赶上了第五次战役。在第一阶段的进攻战中，15军先重创了菲律宾营，然后又歼灭了美3师二个连。在大水洞和沙五郎峙，又和美2师38团大战了一场，俘获美军300余人。

　　在后撤转移阶段，志愿军遭到美军机械化兵力的穿插分割，一时陷于混乱之中。15军此时已全军断粮，但在秦基伟的指挥下灵活机动地迅速撤出了险境。为了稳住整个战线，奉彭老总的命令，15军在角圪峰、朴达峰一线迎头堵住美25师、美3师和加拿大旅，整整苦战了10天，终于完成了战略任务。此役15军伤亡 1200余人，伤敌数千，打掉4架敌机，还打出了一个一级英雄柴云振。

　　五次战役后，15军休整了9个多月，又被放到了朝鲜中部的平康谷地担任守备任务。

　　1952年10月14日，范佛里特指挥的联合国军向上甘岭地区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发起了突然进攻，这就是着名的上甘岭战役。

　　守卫这两个高地的是15军第45师。联合国军以美7师进攻597.9高地，以韩2师进攻537.7高地北山。在火力上，联合国军占有极大优势，在进攻第一天就集中了320门大口径火炮和27辆坦克同时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猛烈轰击，远东空军的30多架轰炸机也飞到战区上空轮番轰炸，平均每秒钟就落下6发炮弹。轰炸了一个小时后，美韩军凶猛地向高地扑来。

　　面对如此突然而猛烈的打击，45师守备部队顽强地挺住了。他们与美韩军苦战了一天，打退了敌人的十几次进攻，拼死保住了一部分阵地。入夜后，志愿军发起了反攻，将高地上的美韩军全部赶了下去。第二天，美韩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又攻了上来，志愿军顽强抵抗，最后伤亡惨重退守坑道。到了夜里，志愿军再次组织部队反攻，一夜苦战夺回阵地。如此的情景日夜不断，双方进行了你死我活的反复拉锯战。

　　上甘岭战役是由小到大打起来的，后来则成了牵动整个战争的敏感神经。这两个高地价值并不是很大，但双方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到更多的筹码，也是为了军人的荣誉，而必须要死战到底。在火力劣势的情况下，15军集中了全部人力物力支援上甘岭的战斗。整个战役经历了阵地攻防战、坑道战、炮战，打得精彩纷呈，是15 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为了向前线运送物资弹药，多少战士牺牲在了炮火封锁线上，甚至连秦基伟的警卫连指导员也一去不返。志愿军战史上着名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就是在反击597.9高地战斗中牺牲的。

　　15军在上甘岭大战中一直打到了11月5日，才将两个高地的守备交给了新上来的12军部队，而战役指挥仍由秦基伟负责。在这二十天的血战中，45师牺牲 3076人，负伤5676人，1万多人的步兵师几乎打光。在整个上甘岭战役中，15军伤亡1.14万人，其中牺牲5260余人，占15军建军以来牺牲总数的三分之一。

　　上甘岭战役一直持续到了11月25日，联合国军进攻43天，只夺下了537.7高地北山的两个小阵地，而伤亡惨重，终于停止了攻势。15军一战成名。

　　上甘岭战役后，15军后撤担任了东海岸守备任务。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15军凯旋回国。因为上甘岭打出了15军的知名度，综合各种因素，日后中央军委将15军改编成了我军中唯一的空降军，成为了更加精干的快速反应部队。而秦基伟，后来则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长。        五。39军军长吴信泉

　　39军的前身是徐海东大将指挥过的红25军，万里长征的开路先锋。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参加过平型关大战。解放战争时发展成为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49年全军整编时被列为第四野战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是1930年参军的老红军，曾是东野2纵6师师长。

　　39军是第一批入朝的六个军之一。在第一次战役中，奉彭德怀的命令，吴信泉率39军赶往云山阻击韩1师的北进。11月1日，云山地区大雾弥漫，周围的森林又突然燃起了大火，浓烟烈焰飞腾，能见度变得很差。吴信泉原定于当晚7时半发动总攻，下午5时许，前沿观察员发现云山守敌调动频繁。吴信泉判断韩军要逃跑，于是命令部队提前发动进攻。39军以116师的3个团担任主攻，凶猛地向云山扑去。

　　在漫山遍野的军号和哨子声中，中国军队迅速席卷了云山外围阵地，然后杀入城中。一交起手来，才发现当面之敌竟是美军。原来美骑1师第8团已于当日早晨和韩军换防接管了云山，因大雾的关系志愿军没有发现。骑1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在二战中表现很出色，是一支能打的部队。尽管如此，第一次和中国军队交手的美军一时无法适应那种凶猛的近战，手忙脚乱，很快就被冲垮了阵地。39军四面攻入了云山，将骑8团和韩1师留守的一个团打得四分五裂，满城都是攻杀和围歼。

　　骑1师盖伊师长急命骑8团撤退，同时命令骑5团北上救援。其实不用命令骑8团也不行了，拼了命从云山东南侧冲了出来，一路连遭中国军队阻击，死伤累累，还丢掉了所有的坦克汽车和重武器。结果骑8团的第3营没有跑出来，被39军全歼。战后，这个营的番号被撤销。前往救援的骑5团在龙头洞被39军115师一个团阻住，反复冲击而不能过，连骑5团团长约翰逊也在战斗中阵亡，只好撤兵而去。

　　云山之战39军首战告捷，共毙伤俘敌2000余人，其中美军1800余人，击毁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余辆、各种火炮119门，缴获飞机4架，击落飞机3架。日后，{被屏蔽内容}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将这个战例收入了《作战理论入门》一书，作为军官的基本教材。

　　云山战后，39军又参加了第二次战役，从正面攻破了美25师的防线，一路南推。在上草洞地区，39军部队喊话迫降了一个美军黑人连，创造了朝鲜战争中的一个记录。12月6日，39军116师冲入平壤，收复了沦陷49天的朝鲜首都。在第二次战役中，39军歼敌1800余人，自己伤亡1700余人。

　　在第三次战役中，39军率先突破了被韩军称为“铜墙铁壁”的临津江防线，连续取得上釜谷里和回龙寺战斗的胜利。1月4日，39军116师再次率先冲入汉城，占领了李承晚的“总统府”。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攻入外国的首都。

　　在第四次战役中，39军参加东线的横城反击战，其117师迅猛穿插，一举堵住了韩8师和美2师一个团的南逃道路。美韩军在优势炮火的掩护下拼死突围，而据守横城的美军也出动坦克和步兵向北接应。117师南敌北拒，打得十分出色。经过浴血苦战，不但顶住了敌军的攻势，还主动出击，利用夜暗将美韩军分割成数段，打起了歼灭战。在整个战役中，39军117师共毙伤俘敌3300余人，其中俘虏美军800余人，创造了一次俘虏美军最多的记录。

　　打完横城后，39军115师的2个团和116师一部又参加了围攻砥平里的战斗。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志愿军6个团苦战3天不下，伤亡惨重。最后只好在漫天大雪中撤出战场，留下了遍地的英雄血。

　　五次战役时，39军转归9兵团指挥，作为预备队没有参战。

　　运动战阶段结束后，39军在中部战线担任了一段守备任务，后又回撤成为西海岸守备部队。1952年末，39军班师回国。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39军共牺牲7298人，负伤10254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六。40军军长温玉成

　　40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3纵。3纵则是由鲁中军区和冀热辽军区的老八路组成，司令员是赫赫有名的韩先楚上将。3纵在东野中以神速奔袭闻名，被称为“旋风纵队”。着名的四保临江战役，主要依靠的就是3纵。在辽沈战役中，3纵攻势凶猛，攻锦州，克义县，战辽西，歼敌3.9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第9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全军大整编后，3纵改编为第四野战军40军。在进军中南的战役中，40军连战湘赣、衡宝、广西，登陆海南岛，建功赫赫。

　　40军是第一批入朝的部队，1950年10月19日由辽宁安东跨过鸭绿江。其时的军长是生的威风凛凛的温玉成。彭德怀先于志愿军大部队入朝勘察军情。他原定要在清川江以北的德川、宁远一带建立一条防御线，先阻挡住联合国军，再寻机破敌。不料联合国军大胆冒进，速度极快，已越过了原定防御线。于是，一场遭遇战发生了。

　　40军118师和120师最先赶至前线，迎头遇上联合国军先头？挡住了韩军第1师的北进，双方发生激战。初次与韩军交手的中国军队打得勇猛顽强，将优势敌人阻挡了3天2夜，歼敌280余人，击毁击伤坦克3辆。在120师打响两小时后，118师也与敌军接了火。在云山以东的温井地区，韩6师的一个营加炮兵分队大摇大摆地北进，一直深入了118师354团的设伏阵地。一声令下，354团凶猛出击，一顿手榴弹迫击炮，然后就是漫山遍野的白刃追杀。这仗打得干净漂亮，20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共毙伤韩军325名，俘虏161名，缴获汽车38辆，榴弹炮2门。

　　40军首战告捷，打出了国威军威。后来，10月25日就定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纪念日。

　　旗开得胜后，118师和120师乘势进攻温井，经一夜激战，歼灭韩6师第2团大部。当时韩6师第7团已进入中国军队后方，前锋直抵鸭绿江边的楚山。118 师回头去收拾韩7团，120师和119师则阻击前来增援的韩6师和韩8师部队。可怜的韩7团正在鸭绿江边洋洋得意，隔江向中国境内开枪放炮。突遭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顿时溃败，被收拾了大半，其余散入深山逃命去了。118师光俘虏就抓了700多。

　　与此同时，119师和120师在立石洞和龟头洞地区分路出击，击溃了韩6师和韩8师各两个营部队，俘敌近千人。其后，40军乘胜追击，直插宁边、博川地区。一路连破韩8师、美骑1师、美24师数道阻击线，一直将联合国军赶至清川江边。

　　在整个第一次战役中，40军连续战斗12昼夜，共歼灭美韩军5600余人，缴获火炮235门、汽车477辆。在第二次战役中，40军紧靠38军和39军， 从正面猛攻美2师。其118师攻占新兴洞，击退美2师第9团；120师抢攻清川江西岸的龙头站，击溃美25师24团一部；119师一路向西仓穿插，毙伤俘敌1400余人，缴获汽车303辆、坦克5辆，各种火炮67门，一直追到安州。40军部队配合39军解放了平壤，又一直向南追到三八线地区。

　　第三次战役中，40军不顾伤亡，在冰天雪地中徒涉临津江，突破联合国军的防线，击溃韩6师，再强渡南汉江，进攻至水原附近地区。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减员严重，急待休整。此时，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却发起了北进攻势，第四次战役又开始了。为打破优势敌军的进攻，40军转到东线与39、42、66三个兄弟军一起发起横城战役，全歼韩8师和美2师一个营，共1.22万余人。其后，40军出动3个团围攻中部战线结合部砥平里。这场战斗打得极为惨烈，被围的美法军缩成一团，以过于猛烈的炮火顽强阻击。志愿军6个团反复冲击3天，遗尸遍野，却无法拿下这个钢铁堡垒。在美军增援部队的攻势下，志愿军只好洒泪撤退。其时被大雪掩盖在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尸体就有2000多具。40军在此战中伤亡亦达2000余人。

　　在四次战役后期的防御阶段中，40军在金化以南地区节节抗击，苦战42天，连战美陆战1师、骑1师、美24师、美25师、韩6师各路部队，杀伤敌军5000余人。

　　不久后，五次战役发起。40军向南穿插加平地区，以割裂联合国军防线。40军一路猛进，经5天穿插，突进60公里，完成了预定任务。但全局并不乐观，美军且战且退，用火力消耗中国军队的进攻，直至攻势且尽。在中国军队全线后撤之际，联合国军发起了迅猛反击，一时打得中国军队措手不及。40军先于全军后撤， 回至金化以北地区。整个战役中，40军歼敌2200余人，缴获坦克18辆、汽车223辆、大炮60余门。

　　五次战役后，40军撤回后方休整。1952年4月，40军再次进至中部战线担任守备任务，参加了冷枪冷炮运动、坑道战、战术反击作战等。1952年12月，40军又后撤执行西海岸反登陆任务。

　　40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程，在三年作战中，统计毙伤俘敌43300余名，40军自身伤亡2万余人。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40军胜利回国。        七。42军军长吴瑞林

　　42军是原东北野战军5纵。说起来挺有意思，解放军各大野战军除东野外都没有5纵。为何？盖因1936年西班牙内战，颠覆共和国为纳粹开路的就是内奸“第 5纵队”，此后便成了共产党人的忌讳。林彪则不信这个邪，在全军来了个独一无二。5纵的首任司令也很有名，便是人称“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的万毅中将。

　　5纵在东野各部队属于资历甚浅、排名靠后、战绩一般的部队。值得一提的亮点是辽沈战役中打廖兵团，5纵在黑山以东地区吃了个肚满肠肥，歼灭国民党军1.7 万余人，生俘新编第1军中将军长文小山。1949年全军整编，5纵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42军。在进军中南时，42军没有过长江，一直在河南剿匪。1950 年2月，42军奉调东北从事生产，已有了全军转业的趋势。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42军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作为最早入朝的志愿军先头部队，42军于1950年10月16日秘密入朝，比其他兄弟军早了3天。其时的军长是出身红四方面军的“瘸子”名将吴瑞林。

　　之所以这样早入朝，是因为联合国军北进速度太快。为了不使东西两路敌军达成会师合围，彭德怀制订了“西攻东防”的第一次战役计划，集中三个军在西线打美第8集团军，由42军在东线阻击美第10军。

　　东线战场在长津湖附近地区。当时朝鲜东海岸只有一条纵向公路通向鸭绿江边，位于长津湖以南的黄草岭和赴战岭成为了进行阻击的要点。美第10军由精锐的美陆 1师、美7师、韩军首都师、韩3师等部队组成，在人数和火力上都远远超过42军。10月25日上午10点多，韩军首都师部队大摇大摆地向黄草岭攻来，结果迎头挨了42军一顿机关枪手榴弹，被打了下去。韩军还以为当面之敌是残兵败将的朝鲜人民军，颇为不服，又连续发动进攻，但都被击退。双方一直打到10月 31日，首都师和韩3师伤亡甚重，终于退了下去。韩军阵地没打下来，收获却还是有：他们俘虏了一些42军的士兵，证实了中国军队已经参战。

　　11月1日，美陆战1师参战，美军先以极为猛烈的炮火轰击中国军队的阵地，然后步兵再发起冲锋。42军部队顽强奋战，顶住了美军的攻势。到了夜里，吴瑞林派出部队，夜袭敌营，炸毁火炮和坦克二十余门(辆)，搅得美军终夜不得安宁。就这样，42军白天守、晚上攻，死死拖住了美军。美军遇到这样顽强的敌人，十分恼火，只好发挥优势地空炮火的优势，强攻死打。42军部队主动防御，打得英勇灵活，将美军顶在原地13天。11月7日，西线战斗已达成胜利，42军奉命撤出黄草岭地区。

　　黄草岭阻击战是42军战史上的辉煌。在13天作战中，42军完成了阻击任务，杀伤美韩军3000余人，同时也付出了1800余人的伤亡。

　　在第二次战役中，42军在西线左翼担负了大迂回任务。吴瑞林先打宁远，三个师互相配合，一举打垮了韩8师。其后，42军向顺川、肃川地区进行穿插，准备一举兜住西线美军主力。非常遗憾的是，42军穿插部队在新仓里遭到了美骑1师的阻击，指挥员临阵犹豫，攻击决心不坚决，没有穿插到位，使西线美军抢先夺路而逃。二次战役中，38军因穿插成功而一举成名，奠定了中国陆军部队老大的地位；42军则错失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在第三次战役中，42军和66军担任左翼攻击部队，互相配合，突破了当面韩军防线，纵深穿插，将汉江以北的敌军全部肃清，攻进到加平地区。共歼灭韩军6个团大部，毙伤俘敌39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45门、汽车98辆、各种枪支2463支。

　　第四次战役中，42军主力参加了东线的横城反击战，配合兄弟部队歼灭美韩军1万2千余人。其后，42军的3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参加了对砥平里的围攻战。 天有不测风云，42军的炮兵团在开进途中因马受惊暴露了目标，被美军飞机炸了个一塌糊涂，无法进行火力支援。砥平里之战中国军队屡攻不克，伤亡惨重，只好在漫天大雪中撤出战斗。42军后来在东线进行了40余天的防御作战，顶住了联合国军的北进攻势，稳定了整个战线。

　　五次战役发起前，42军后撤到阳德地区休整。不久，五次战役遭到挫折，联合国军发起猛烈反击，中国军队的防线一时出现了很多漏洞。彭德怀的指挥部位置竟也唱起了空城计。吴瑞林率42军放弃休整，急忙赶到前线保卫总部。只差一天，美军就到了。

　　五次战役后，42军担负了西线的守备任务，参加了反秋季攻势等作战。

　　1952年11月，吴瑞林率42军奉命回国。

　　在2年多的抗美援朝作战中，42军共歼敌2.8万余人，终于从二流部队中脱颖而出。日后中国陆军经历了数次裁军整编，42军这支年轻的部队总是得到了保留，应当是和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大有关系。如今，42集团军驻防广东，有“岭南雄师”之称。         八。60军军长韦杰、张祖谅

　　60军的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首任司令员是上将王新亭。后改为华北野战军8纵，隶属华北军区第1兵团，直接归徐向前指挥，参加了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该纵队第23旅，在临汾战役中，英勇奋战，首先登城，被授予“光荣的临汾旅”称号。在当时，以攻下的城市命名部队可是一种巨大的军人荣誉。 1949年全军进行整编，8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第60军，王新亭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张祖谅任副军长兼参谋长。

　　60军先是参加了解放西北的扶眉战役，然后又跟着贺龙南下秦岭，一直解放了成都。1950年，60军在川西进行剿匪作战，在11个月内作战57次，肃清了川西匪患。1951年3月，60军作为第二批部队入朝参战。当时的军长张祖谅因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由韦杰继任军长。

　　1951年4月，60军归志愿军3兵团指挥，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在战役的第一阶段，60军突破土耳其旅的阻击，插入釜谷里，渡过汉滩川，占领永平、东豆川里地区，割裂了美25师、土耳其旅？军、法军各一部，又连续与美军发生激战，一直进攻至北汉江以南地区。不久，美军发起反击，学中国军队打起了机械化穿插，一举割裂了中国军队的战线。60军左右两翼都已暴露，恰此时3兵团电台车被炸，军部与兵团部失去了联系。韦杰命60军180师在北汉江以南组织防御， 以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运。

　　然而因美军进军速度太快，志愿军的通讯联络系统又严重滞后，180师很快陷入了被敌四面包围的险境。韦杰急命60军其他两个师进行解围，但都被美军击退。而180师的领导却临阵犹豫，突围决心不坚决，反而下了分散突围的命令，终于使局面不可收拾。最后，180师师部领导机构突围出来了，但全师1万余人损失了7000人，其中5000余人被俘，成为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奇耻大辱。战后，60军撤回后方进行整训，军长韦杰被撤职。

　　1952年秋季，60军配属第20兵团，接替第68军担负东起文登里、西至北汉江一线的防务。此时张祖谅已入朝复任60军军长。当面之敌为韩3师、韩5师和韩6师，60军先是组织了26次小型的战术反击，其中25次胜利完成任务，歼敌数千人。

　　1953年5月，中国军队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在第一阶段中，60 军连战14天，作战13次，歼敌1735人，推进阵地0.5平方里，自己伤亡500余人。在第二阶段中，60军大胆采用敌前潜伏战略，在韩5师眼皮底下埋伏了179师和181师共3500人的大部队。结果一战成功，夺占全部阵地，创造一战歼敌一个团的阵地战纪录。而180师如法炮制，以2000人的部队进行敌前潜伏，也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其后60军击退了韩军数百次进攻，巩固了新夺占的阵地。统算下来，60军在此战中扩展阵地45平方公里，歼敌 14800余名。这在志愿军阵地战阶段，可算是各军中独一无二的战绩了。

　　1953年7月13日，在金城战役中，60军加入东集团作战，突破韩8师防线，勇渡金城川，进至白岩山和黑云吐岭一线。其后背水作战，顽强阻击联合国军发起的凶猛反击。最后，才在兵团首长的命令下将主力撤至金城川以北防御，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的最后一仗。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60军奉命班师回国。在2年多的作战中，60军共毙伤俘敌54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80余门，各种枪支6200余支。其歼敌数量在志愿军各军中仅次于38军居第二位。60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绩是相当不俗的，但长时间内却被180师的五次战役失利掩盖了，因而甚少为世人所知。对于 60军来说，这是极为不公平的。

志愿军180师在朝全军覆没，到底谁该负责？

(2014-09-11 09:05:04)

 

 

 

 摘自《高端军事决策：共和国重大军事行动实录》，人民出版社，杨英健、彭建东著。

 

 

 

 1951年春夏之际，声势浩大的第四次战役后，新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19兵团于4月上中旬到达指定集结位置，并做好了发动攻势的准备，中朝联合司令部随即决定发起第五次战役。

 

4月22日至29日为战役第一阶段，西线以志愿军第9、3、19兵团组成左、中、右三个突击集团，实施主要突击；东线以人民军第3、5军团实施钳制性突击。22日黄昏，中朝军队迅速突破对方防御，发展顺利，23日各部队向前推进15至20公里，24、25日，先后歼灭美第24师、第3师、英军第29旅及南朝鲜军第l、6师各一部，“联合国军”为保存实力，主动后撤。志愿军各突击集团继续发展进攻，相继占领清平川、加平、春川，再次逼近汉城，至29日停止进攻，进行休整。“联合国军”乘机反攻，但进展不大。中朝军队调整部署后，于5月16日发起第二阶段攻势，以志愿军第3、9兵团和人民军第3、5军团转向东线实施主要突击，以19兵团在西线牵制对方，配合东线作战。17日，中朝军队在县里地区切断南朝鲜军第9、3师退路，达成合围，经两天激战，将其大部歼灭，在“联合国军”战线中间打开一个大缺口，继续向南发展进攻。美军第3师由西线迅速东调，20日到达下珍富里一带，封闭了战役缺口。志愿军连日作战，粮弹供应困难，遂停止进攻，向后转移。 

 

    在紧急后撤中，5月23日，“联合国军”动用13个师，以坦克打头阵，发起了进攻。在60军180师正面上，进攻之敌是美军第7师、陆战第1师；在西侧进攻的，是美军第24师、伪军第2师、第6师。早饭后，60军军长韦杰正在军指挥所，突然，参谋报告：

 

“从侦察得来的情况，了解到从洪川方向出发的敌人坦克机械化部队沿公路向正屏山、春川方向开来。”

韦杰一听，紧张起来，因为若不采取措施果断阻敌，敌军在2个小时左右就可能突进到军指挥所附近，中午就有可能推进到3兵团指挥所附近。他急令180师控制正屏山以南公路，抗击阻敌。 

   180师538团、539团紧急行动，在汉江南岸击退了敌人先头部队，延迟了敌军进攻的速度。 

    不久，韦杰又接到180师的报告，右翼友邻部队已经撤离阵地。在此情况下，军指挥部作出了一个决定：180师主力撤过北汉江，在北岸组织防御。

180师击退敌人进攻后，立即收拢部队，准备转移。可是，23日中午，军部接到3兵司令部的电令，说道：“由于运力缺乏，现战地伤员尚未运走，12军5000伤员全部未运。15军除已运走外，现泗水洞附近尚有2000不能行动之伤员，60军亦有伤员1000余名，为此决定，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之后再行撤收，望各军以此精神布置并告我们。此外，各部除以自己运输力量搬运伤员外，并组织动员部队，特别是机关人员甚至干部全体参加抬运伤员，以期将伤员迅速转运下来。”

60军很快将这份电报发给了180师，结果，180师主力撤过北汉江的决心就无法实现了。180师师长郑其贵立即召集师级干部研究当前的形势，众人认为要完成转运伤员的任务，决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掩护部队首先要争取主动，占领有利地形，否则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于是，副师长段龙章建议：

“我们还是将师主力撤过北汉江以北，江南只留一些精干的小分队控制要点阻击敌人，一旦受到威胁可以迅速撤过北汉江，以免陷入被动。”

    但郑师长说：“那么多伤员还没有来得及转运，上级又明确要求我们暂不撤退，我们怎么能违背上级指示？并且还放弃江南阵地？”

郑其贵是一位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执行上级指示态度非常坚决。这样，180师作出了坚守江南的决定。

此时，驻扎在四万隅的敌人出动1个连及坦克10余辆，攻占了426.4高地，这本来是180师的阵地。另外，九万里敌人的8辆坦克已推进至揪谷里，还有几辆坦克进至君子里。这时，位于180师右翼的187师已经撤离，东面之敌已经威胁到杜武洞，有向456.0高地、386.9高地、正屏山阵地进攻的企图。为迟滞敌人北犯，保证兵团主力转移及伤员的安全，179师以1个营的兵力进至连叶山、607.0高地、405.7高地一线阻击敌北犯，确保180师左翼的安全。180师开始在426.3高地及155.8高地构筑翼侧阵地，以保障翼侧安全，准备在北汉江以南坚持5天时间。

结果，180师在正屏山与敌人苦战。部队已经断粮了，战士们挖野菜充饥。没有弹药了，战士们只能到敌人尸体上收集。谁知，敌人枪炮的口径与志愿军的不同，缴获了也无法使用。迫击炮，我军使用的是82口径，而敌人是81口径。手榴弹，我军用的是木柄的，敌人的手榴弹像个小地瓜，许多战士缺少知识，拿在手里不知道怎么用。到了下午，美军第7师一部向开始正屏山发起进攻。美24师、伪第6师利用19兵团与3兵团之间的空隙，占领了江村、城隍堂、济宁里，控制了北汉江渡口。180师右侧后已被切断，结果三面受敌。

但是，538团、539团依托着正屏山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扼守城隍堂的3营教导员任振华指挥全营，击退了敌人的6次冲击，伤亡很大。子弹打光了，当敌人逼近时，任振华拿起最后一枚手榴弹冲入敌群。只听“轰”的一声，任振华拉响了手雷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战至晚里，180师试图避开敌人封锁的渡口，但由于在汉江南岸背水作战，时值雨季，江水位上涨，徒涉过江已不可能，只好采用各种简易的办法渡江。538团在可以徒涉过江的地段拉起铅丝，一部分指战员攀沿而过。有的战士拉着马尾巴过江，也有不少指战员被急流卷走，但全师还是渡过了北汉江。

25日拂晓，538团在西上里、上芳洞、下芳洞一带布防，539团在明月里、九唇岱山一线布防，540团占领了鸡冠山、北培山。

此时，全师已不足6000人了，仍布防在10多公里的正面上。在缺粮、缺弹药的情况下，还面临着美24师、韩6师的进攻。尽管179师占领了马迹山、水利峰、阳通岭、沙坪里一线，但180师态势仍然三面受敌，形势非常不利。

天刚亮，激烈的战斗就开始了。敌人的几十架飞机对180师新占领的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接着又以坦克拥护步兵实施冲击。在鸡冠山前沿阵地，战斗异常残酷。540团3连干部全部伤亡，剩下的10多名战士自发地组织起来抗击敌人。539团2营营长马兴旺、教导员关志超率领全营在306.9高地上勇敢地抗击敌人。这天，敌人约1个营的兵力企图抢占九唇岱山，马兴旺命令5连迅速抢占主峰阵地，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于是，双方同敌兵在山的北、南两面展开了爬山竞赛。敌人有坦克、汽车，耀武扬威，可是，他们下车后徒步，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5连指导员杨小来跳到一块石头上，大声喊道：“同志们，加油啊！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头。”

听了指导员的话，战士们争先恐后，终于赶在敌人前面，占领了主峰。前卫排长张天有命令全排迅速展开，给敌人迎头一击。战至中午，全排杀伤敌人120余名。16时，敌人又冲上来了。这时，他们的子弹也打光了，杨小来和战士们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将敌击退。

经过一番激战，张杰、王逸民率师部机关勤务分队及1000多名伤员越过敌人的合围圈，但师主力陷入了重围。韦杰要通了179师副师长张国斌电话： “张国斌，现在180师的处境很危险，你赶到536团指挥反击，接应180师。”

“军长，我认为最好派师主力去接应。”

“不要争执了，你马上赶到536团去。”

“是。”

张国斌刚转身，电话铃又响了，他拿起电话，还是韦军长的声音。

“你去指挥535团、537团，536团由查玉升副军长指挥。”

26日中午，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538团指挥所开会，研究执行军部的命令，准备向北突围，决定在黄昏时全师分两路，主力纵队为538团、师直、540团，另一路为539团，以2营为先头，实施突围。会议要求轻装，要快，突围前实施火力准备，把炮弹全部打出去，减轻负荷，坚决突破敌人的合围圈。

谁知，会议讨论来讨论去，开了3个多小时，结果失去了宝贵的突围时间。

536团在副军长查玉升在指挥下，同敌人展开一场激战，遭受很大伤亡，无力反击。结果，全师被包围于芝岩里以南地区。面对极为严峻的形势，师部依然决定，于当晚向西北方向突围。

黄昏，538团参谋长胡景义率2营、3营先行一步，在驾德山突过公路时与敌人遭遇，他们以勇猛的动作打开一个缺口。敌人拼命地以火炮和自动武器严密封锁突破口，2营、3营伤亡很大。2营命令5连堵住口子的一侧，3营命令7连堵住口子的另一侧，掩护后续梯队通过。

可是，敌人集中兵力火力封闭缺口。5连的一侧遭到敌人坦克、步兵的强大攻击，连长乔迁虎连忙组织战士用炸药包、手榴弹打坦克。炸药用光了，战士们就爬上敌人的坦克，用手榴弹炸堵塞坦克的瞭望孔，同敌人进行反复搏斗。在敌人的连续冲击下，5连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只剩下10多人，但他们守住了阵地。在另一侧，7连指导员贺永国指挥战士们与敌人反复拼杀，大部牺牲。 

    次日凌晨，180师主力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到达鹰峰山下。因为上级通报，过了公路就是我方阵地。此时，部队断粮已经7天了，十分疲劳。按军部的计划，在这里应该有部队来接应。可各接应部队都在与敌激战，不可能到达。唯一能接应的181师542团因为天下大雨，山大路小，受山洪影响，且距离有远，无法赶到接应地区。没有部队接应，180师处境更加困难了。

很快，敌人在鹰峰山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合围圈内。

鹰峰山，海拔1436.9米，丛林密布，敌人已经占领了主峰东侧的高地。怎么办？郑其贵、段龙章决定全力拿下主峰东侧高地。随即，他们把攻打东侧高地的任务交给了538团。接到任务后，团长庞克昌、胡景义将到达鹰峰的300余人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突击队，由1营参谋长潘辉指挥，趁敌立足未稳，攻下了高地。与此同时，539团奉命占领主峰。团长王至诚，政治处主任李全山集中本团能战斗人员，控制要点，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这样，180师在鹰峰占领了阵地。

下一步怎么办？韦杰在报话机里对段龙章说：“你们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军部派部队接应。你们一定组织好，把部队带出来。”

这时，敌人已从两翼合击占领了史仓里，以飞机、火炮猛烈突击在鹰峰山下的180师。全师在鹰峰山下只有1000人，而且极度疲劳、饥饿。段龙章将韦杰的指示向在场师领导作了汇报。师首长当即决定，兵分两路行动：539团1营为前卫，由郑其贵和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指挥，打开一个口子。段龙章指挥其余部队跟进，黄昏出发，向史仓里突围。若遭遇阻击，可自行选择敌人间隙突围。

夜幕降临了。师部集中400多人，编为3个连，有组织地向前突进。郑其贵、吴成德率先头部队出发，没有向导，道路又少，仅靠朝鲜发的30年代日本人印制的一幅地图，结果前卫部队走错了方向，误入滩甘里，结果遭到敌人的阻击，伤亡很大。师保卫科长燕宏义、538团1营参谋长刘吉耀、教导员赵国太，3营营长郭光业，539团政委韩启明，3营教导员杨彬、副营长罗彦义、副教导员郭春玉、师宣传股长杨长彩、担架营长、教导员和其他几名股长英勇牺牲。部队只好返回鹰峰。

这时，天已大亮。敌人已经控制了鹰峰各山头和道路。为打开通道，担负前卫任务的2个连与敌人展开激战。因伤亡过大，失去了战斗力。

撤出战斗后，部队在鹰峰西边名一片名叫东野川的灌木丛中休息。

师部首长分析了眼前的处境。突围又没有重火器，坚守又没有吃的，大家一时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在此情况下，郑其贵提出：“我们以团为单位，利用夜暗林密向北突围，到伊川、铁原集结。”

但吴成德、段龙章表示：“还是看看军部的意见如何？”

正好539团王至诚团长还带有一部完整的报话机，于是，郑其贵又召集各团团长在东野川一面开会，一面与军里取得联系。

韦杰得知同180师联系上后甚为激动，因来不及用密码发报，就在报话机上对郑其贵大声说道：“你不能那么干，命令你们集中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军部派部队接应。”

这里距史仓里还有20多公里，师部立即改变了突围方案，决定集中兵力向北突围。但此时已人心涣散，集中突围的命令有的单位传达了，有的单位没有传达，有的已经自由行动了。 

    15时以后，军部与180师失去了联络。

原来，敌人从对面山上用迫击炮向180师师部射击。一颗炮弹正好落在师指挥所中间，报话机被炸坏，背机员小刘被炸死。郑其贵立即命令机要科长文青云：“将密码全部烧掉！”

文青云是位一直在机关工作的老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危急的场面，听说要烧掉密码本，吓得哭了，边哭着边和译电员赵国友、通讯员小尹来到一个山崖边，把汽油泼在密码本上点火烧了起来，不料，山上敌人看到烧密码的火光，立即又以迫击炮和机关枪朝点火处同时射击，郑其贵命令：“警卫班掩护烧密码。”

这时，突然几个美国兵摸到了译电员跟前，想抓活的，在紧急关头，小尹将手榴弹投向了敌群，敌兵应声倒下，接着一颗炮弹炸来，赵国友用身子护着火堆，壮烈牺牲，小尹负伤滚下了山崖。

29日晚上7点钟，大雨倾盆，闪电雷鸣。洪学智正在楠亭里新成立的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一个潮湿阴暗的矿洞里，电话铃忽然响了。他立即拿起听筒，电话里响起了彭德怀沉重而沙哑的声音：“你是洪副司令吗？”

“是我，彭总，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事，你赶快回来，有重要事情。”

洪学智一听这话，心里一惊。他昨天冒着倾盆大雨连夜从空寺洞赶到楠亭里。怎么才来一天的时间，又让回去？于是就问道：“昨天晚上刚来的，才住了一个晚上怎么就让我回去？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彭德怀有点不耐烦，语气坚定地说：“你别问了，让你回来，你就回来，马上回来！”

说完后，彭德怀就撂下了电话。

洪学智二话没说，连忙吩咐司机发动汽车。几分钟后，他和警卫员就坐上了汽车，冲进茫茫夜雨之中。

楠亭里距空寺洞有50多公里，如果在平时，汽车跑起来，不过一个小时。但雨大天黑，山高路险，加上敌人空袭，不敢开大灯，所以，车走得很慢，等他们到了空寺洞，已经是半夜两点多种了。洪学智跳下车，急急忙忙地彭德怀的住处。

一进洞，他就见里面点着洋蜡烛，彭德怀一个人站在那儿，只穿着一条短裤，打着赤膊，满头大汗，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子。彭德怀已经是一夜没有合眼了，听见动静，停下脚步，抬起熬得发红的双眼看着洪学智：“噢，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看！”他一边说着一边递给洪学智一份电报，“你看看，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发生了。” 

“怎么了？”洪学智吃了一惊。

“60军出问题了，那个180师同军部，同3兵团和志司都失去了联络。电台怎么也联络不上。韦杰昨天还说，这个师还在行军，还在往回撤，可派部队去找呢，又找不到。”

彭德怀说着，叹了一口气，急得要命地说道：“现在让哪个军去接应呢？有的军离它不远，可是电台忽然又不通，接他也没法子接呀！” 

洪学智看了电报后也很着急，担心地说：“我们的部队正在往后撤，敌人正在跟踪追击，现在联系不上，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吧？” 

“还要想办法继续联系，整整一个师，不能就这么白白地丢了。”彭德怀停了一下又说，“3兵团、60军的领导太犹豫，迟疑不决，联系不上就干等着，也不赶快派人去找，去接应，把好几天的时间白白地耽误了！”

说着，他又递给洪学智一份电报：“刚才，我给60军发一份紧急电报，命令他们立即派人救援180师。” 

    洪学智一看电报：“应即以181师、45师解180师之围。60军、并15军首长并王王：至现刻止，无反映我180师被消灭。据悉：27日有2个营袭击美军指挥所，被其援军赶到未成。另悉：在纳实里、退洞里获得我一部分武器。据上判断：我救援部队如是坚决，一定可以救出该师，如再延迟不决，必严重损失。”

此时，已经陷入困境的180师各团、营开始各自选择突围方向。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带领50余人已于28日晚突围出来，与541团会合。180师能战斗的人员已经不多了，因负伤、饥饿，在鹰峰山下掉队的人也不少。

这时，179师、181师已逐步靠拢，但敌人已经向北合围，若用这两个师进行反击，伤亡势必很大，难以奏效。在60军指挥所，韦杰、袁子钦、查玉升、邓仕俊焦急万分。查玉升、邓仕俊主张坚决反击。双方各执己见，60军只好将处置意见报告3兵团。

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考虑了60军的意见，最后指出：“鉴于该师已分散突围，反击将付出很大伤亡，令他们派得力干部、战斗英雄和侦察分队渗入敌纵深寻找失落人员。”

这天，539团团长王至诚、政治处主任李全山带领1营及机关干部40余人突围归来。该团1营营长丁占胜、2营教导员关志超、团卫生队长郭富明带领50余人于6月1日成功突围。

几乎同时，段龙章、王振邦、庞克昌及538团政治处主任张启率部分人员同537团7连会合。郑其贵率20余人回到537团阵地。537团3营营长杨树华派人引导，他们来到179师指挥所，同张向善、张国斌、姚晓程会合。

539团3营副营长邢春生、教导员卫福善指挥本营及收容的人员360余人回到181师阵地上。 

    军务科长张杰、直工科长王逸民带领机关干部和直属分队400余人突围归来。

5月31日上午9时，志愿军总部致电60军，转达了毛泽东对180师的关心。电文是：“韦袁查：毛主席31日2时来电询问180师情况如何，甚以为念，请你们将180师详细情况电告。”

下午，韦杰将180师情况作了报告：“180师由于连续突围，伤亡在2000以上，由于没饭吃，沿途搞野菜，中毒不少，有的饿得走不动，有的掉了队，到达鹰峰时约有1000人，27日晚攻下三个阵地后已无力再突围，因而分散利用敌空隙突围，现已在零散地回来，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已到我处，似此已无成大股者，他们渡过北汉江即将第二梯队人员及笨重火炮不分白天夜晚后撤，现已收容约1300人……”

第二天，韦杰又向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报告说：“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539团团长、538团参谋长等已先后归队，加上零散人员及该师二梯队540团2营共约2000余人。全师损失近8000人，其中伤亡约2000人，其余大部掉队失散。在突围中山炮、82迫击炮已全部炸毁，密件密本已全部焚烧，只留一份报话机密话，必要时亦予焚烧。我们已派员到各交通要道收容流散人员、马匹、车辆。另该师于渡江后白天坚守、夜间突围部队作战表现了英勇顽强，并毙伤敌1000余名……”

洪学智后来回忆说：“五次战役第二阶段，60军在东线的最西面，插得最浅。美军猛插我军以后，我们本想让60军很好阻止一下，掩护东面的3兵团主力和9兵团撤回来，让60军断后。180师又是在60军的最西面，所以要180师掩护该军的侧翼。撤退时，180师过了北汉江到了北培山和驾德山之间，正好赶上美军在山中一条斜的公路上插过去。他们就隐蔽在山里。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没想那儿会藏着1个师。180师师长叫郑其贵，他看见白天公路上有敌人的坦克轰轰隆隆地开过很多，就以为是被包围了。其实他那个地方离我们控制地区很近，就隔了一条公路，他们完全可以在晚上撤回来。但是师长害怕了，他怕敌人测向，测出他们位置，就命令把电台砸了，把密码烧了。这样军、兵团和志司就都同他联系不上了。他们藏的那个山很大，树林很密，他们不发信号，也不知他们藏在哪儿，也就无法派人去接他们。以后180师师长又命令干部扔下战士分散突围。最后，除了师长及少数跑散了的同志陆续回来了一些，其余大部失散未回。这是我军入朝以来，损失最严重的一次。180师师长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他如果不命令分散突围，是可以把部队撤回来的，因为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只是把他们同我们大部队隔断了。另外，美国的机械化部队晚上是不敢行动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夜晚往回走嘛。12军的第91团，也被包围在了敌后，插到敌后，脱离大部队已经100多公里了，还一直同师部保持着无线电联系。这个团比180师插得远多了，孤军深入，还是很有秩序地，完整地撤回来了。180师师长只看见公路上敌人汽车、坦克不停地过，就慌了，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这次被俘的人员，是我们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大头，这对我们以后的停战谈判中有关战俘问题的谈判造成了很大不利。”

6月3日，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副参谋长李懋之向志愿军司令部、中央军委报告了180师损失的经过及检讨。他们在报告中说：“60军180师在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向北转移时遭受严重损失，使我们万分痛心。现该师仅有事前撤出的第二梯队及随军后勤担任掩护任务的540团第二营，突围出来的539团一营及该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等共计4000人，损失7000余人。这7000人中，估计突围战斗伤亡2000人，被敌俘去五六百人，吃野草中毒及饿死一部分，失散一部分。”

6月中旬，志愿军总部在空寺洞召开了一次由各军长、政委参加的会议。

会上，彭德怀总结了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当讲到180师的情况时，他当着军长、政委们的面，把韦杰叫起来，说道：“韦杰，你们那个180师，是可以突围的嘛，你们为什么说被包围了？你们并没有被包围，敌人就是从前面过去。晚上还是我们的天下嘛，后面也没有敌人，中间也没有敌人，晚上完全可以过来嘛，为什么要说被包围了？哪有这样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

接下来，彭德怀的话说得就很尖锐了：“你这个韦杰，军长怎么当的？命令部队撤退时，你们就是照转电报，为什么不安排好？你像不像个指挥员？把部队搞成什么样子了？这是我们志愿军的耻辱！”他还说：“我们的教训在哪里？主要是指挥员用将的问题。” 

这时，会场上鸦雀无声，除了彭德怀的声音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大家都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弄不好真要杀人呢！邓华见状，连忙问洪学智：

“怎么办？”

刚刚入朝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的陈赓正好在场，洪学智就让他出面求请：“陈司令，你说说吧。”

陈赓听了，站起身，说了一句：“老总，该吃饭了，肚子饿了。”

“好，吃饭。”彭德怀也同意开饭。

不久，志愿军总部发出指示，对180师的问题作了总结：必须承认损失是非常重大的，我军建军以来少有，我们很惭愧，要以悲痛心情总结经验，从各方面想办法挽救此损失。造成此次损失的原因，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误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造成的。倘若我们一方面搞得好，损失完全可以减少，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有：1.初战时部队对敌人不够熟悉，对朝鲜战场与中国战场、对美帝与对国民党军队认识不够深刻，因此，在指挥与通信联络方面有很大缺点；2.从领导方面来说，对部队不大熟悉，因此在战役结束时，部队收缩未像过去那样认真部署，以防止敌人追击、截击。尤其是五次战役胜利结束后，领导上有些轻敌。另外，补给问题上存在很大弱点，不能及时按需要补给……

但是，志愿军是打不垮的，英勇的志愿军又开始了反击，中朝军队随即展开8个军进行防御，遏制“联合国军”反攻，至6月10日，双方在汶山、铁原、金化、构口、明波里一线形成对峙，战役结束。此后，双方均转入战略防御。

随后，敌我双方开始了漫长的停战谈判，在打打停停中较量着。

 

历史惊人巧合明朝竟因抗日而败亡？

(2014-07-18 09:40:57)

日本做为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扩张计划，而做为日本最近的邻居，朝鲜和中国一直都是日本的对象，早在四百多年前日本就几乎占领了整个朝鲜，而此时万历皇帝被迫出兵援朝，最后虽取得了惨胜的成绩，但却自伤元气，为最后被清朝代替埋下了祸根。巧的是这次大战三百多年后历史几乎重演，日本还是占领了朝鲜，还是最终被打败，同样，当政的蒋家王朝也因抗日大伤元气，最后被老毛代替。这当然是后话了——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结束历时七年抗倭援朝战争，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的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由于此役，明朝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打击。也由于此役，日本侵华战争拖延到二十世纪。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六月至二十六年(1598年)十二月，明军应邀两次大规模入朝，援助朝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又称“东征”。与明朝官军征播州杨应龙(参见明平杨应龙叛乱)、征宁夏哱拜(参见明平哱拜叛乱)，并称为“万历三大征”。

　　16世纪末，日本关自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为满足国内封建主和商人的扩张欲望，把侵略矛头指向国防松弛的朝鲜。万历二十年四月十四日，日军先遣军小西行长部1.8万余人，乘船700余只，由对马海峡渡海，占领釜山(今属韩国)。继而加滕清正等部相继在釜山登陆，分道北进，突破朝鲜军临津江防线，相继占领国都王京(今韩国汉城)、开城(今属朝鲜)、平壤(今属朝鲜)等地，朝鲜国土大部沦丧。国王李呛北逃义州(今朝鲜新义州)，向明朝求援。
        明廷以朝鲜为属国，唇齿相依，且“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决定立即派兵援朝。六月二日，明廷令辽东发兵两支为先遣队，后续大军随后跟进。七月十七日，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军5000至平壤，因不谙地形，轻敌冒进，在攻平壤时遭重创，全军伤亡大半。八月十八日，明廷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加紧入朝战备。十月十六日，以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任防海御倭总兵官，率师援朝。
        十二月二十五日，援朝明军4万人(一说7万人)设左、中、右三军，由副将李如柏、张世爵、杨元分统，东渡鸭绿江向平壤挺进。二十一年正月八日，中朝联军以5万对2.4万的优势兵力，一举收复平壤(参见平壤之战)。日将小西行长率余部逃往开城。明军乘胜向南推进，开城日军弃城他去。十九日，明军占领开城。小西行长再退汉城。沿朝鲜东海岸北上深入的加滕清正闻平壤、开城失守，从咸镜道南撤，亦向汉城退却。平壤会战，中朝联军共歼灭日军1.2万人，收复平壤、开城等朝鲜北部大片领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正月二十六日，明军南渡临津江，兵锋直指王京。二十七日，李如松听信误传，督军疾进，在王京北30里碧蹄馆之大石桥，陷入日军重围，精锐损失大半。遂退回开城布防：李宁驻开城，杨元驻平壤，扼守大同江，掩护明军饷道；李如柏扎宝山(今地不详)等地为声援；查大受驻临津，李如松率精兵来往策应。二月，李如松督奇兵突袭日军龙山(今地不详)一带粮仓，焚毁粮食数十万石。四月十九日，日军因平壤之败及军粮不继，被迫放弃王京，退守釜山。
        同月，宋应昌遣使与日军议和，以图早日结束战争。日军为迟缓明军进攻，重新集结力量反攻，遂进行议和。七月一日，明廷令援朝明军撤归。宋应昌因日军仍留釜山，请留刘綖川兵5000，吴惟忠、骆尚志南兵2600合蓟、辽兵共1.6万人，协助朝鲜军驻守全罗、庆尚(今均属韩国)等地。明兵部尚书石星一意主和，以转运粮饷困难为借口，只留刘蜒驻守大丘(今属韩国)。二十四年九月，谈判破裂。朝鲜再次遣使请求援军。

　　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明廷命麻贵为备倭总兵官，杨镐为经理朝鲜军务，兵部侍郎邢玠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五月，麻贵统兵1.7万人先渡鸭绿江，邢玠征调四川、浙江、蓟州、辽东、宣化、大同、山西、陕西及福建、吴淞水兵继进。杨元部迅速进屯南原，吴惟忠部进屯忠州(今均属韩国)。六月，日军战船数干艘渡海增援，七月，攻夺梁山(当今釜山北)、三浪(釜山西北)、庆州、恭山岛(疑今珍岛)、闲山要塞。邢玠急令明军严守汉江、大同江，以阻日军北上。八月十九日，加滕清正围攻南原，守将杨元败退，损兵2700人，马3400余匹。全州陈愚衷部闻南原失守，弃城北逃。麻贵急令游击牛伯英赴援，与陈愚衷合兵屯公州(今属韩国)。日军由东、西两路北上，来势凶猛。明军遂收缩兵力，据汉江天险，退守王京。九月，日军进至汉江，旋即退回东南沿海。十一月，明军毕集，分兵三协，由李如梅、高策、李芳春分统，拟集中兵力攻击盘踞蔚山(今属韩国)的加滕清正部。二十三日，明军攻克蔚山，击毙日军400余名。二十四日，明军进攻岛山，连破3寨，毙敌661名。在岛山日军防线即将被突破之时，明军收兵，致失战机。二十五日，李如梅督师再攻，伤亡惨重，遂改变策略，围困日军达10昼夜。二十六年正月二日，杨镐误以小西行长东上增援，策马先逃。明军大溃，遭加滕清正追击，死亡2万余人，被迫退守王京。杨镐以战败免职。二月，陈璘、刘綖、邓子龙率江南水兵相继开赴朝鲜。
九月初，援朝明军增至9万人(一说7万)。二十日，明军发兵四路，向屯据东南各地的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东南会战。二十日至十月三日，明军4路皆败，伤亡惨重，被迫撤军；日军也遭重创，无力反攻，只困守釜山、顺天、南海等据点。十一月初，丰臣秀吉死讯传到朝鲜，日军全线退却。十七日夜，加滕清正弃蔚山退回日本。明军闻讯，迅速发动露梁海战，截击撤退中的日军，重创西上增援小西行长的石曼子部。石曼子仅以50余只战船逃脱。明将陈璘乘胜挥师西进，与陆路刘綖夹攻顺天，焚毁日军船只百余。小西行长困守顺天孤城，求援不得，乘混战之际，率亲信逃脱。未及逃走之余部逃匿乙山。十二月初，陈璘率队围剿乙山，遍搜崖洞丛林，歼灭日军干余名。
至十二月中旬，日军余部全部肃清，朝鲜战争至此结束。

原军区副司令:朝鲜半岛历史上就“拖累”中国

2013年10月08日10:31  人民网   　王洪光

　　中国历代王朝，对外防御或进攻，分若干个战略方向。为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向北一般是战略防御方向；向西新疆(古西域)、中亚方向，历来是中原政权的主要战略方向，强盛时取攻势，衰弱时取守势；向南对岭南诸国，一般取攻势。东亚朝鲜半岛方向，因战略纵深不深，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经济落后，内战不止，对中央政权威胁不大，理应不是主要战略方向。可是在历史上，这个方向往往发展成主要战略攻防方向，常常对中央政权形成威胁，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隋唐时期就是难啃的骨头

　　秦汉及前，在朝鲜半岛相继有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汉武帝平朝鲜，在半岛和辽东建置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史称“汉四郡”。其后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高句丽古国发展壮大，公元二、三世纪，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也发展起来，史称“三国时代”。

　　高句丽强盛起来，不断侵占汉、魏、唐地域，半岛三国之间也争战不断。总之，半岛在汉至唐前期都很不平静，对中央政权时时产生威胁，经常干扰和牵制中央政权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行动。因此，中央政权只要北部和西部边境相对平静，就会腾出手来，剿抚朝鲜半岛各国，以求得东界的安定。为此，中央政权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隋唐两个朝代，前后七十年间，有隋文帝、炀帝、恭帝、唐高祖、太宗、高宗六任皇帝，九次战略性战役行动，始得平定辽东和朝鲜半岛。高句丽古国消亡，遗民大部被迁入关内，少部流散于渤海国、突厥和新罗。

　　隋朝就是因为四次向朝鲜用兵，并大兴土木(其中大多是军事设施)，导致国库空虚，人丁锐减，农军蜂起。当时，山东民军领袖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大意是“如果在辽东战死，现在被砍头又何妨！”有学者认为，隋朝就是被朝鲜战争拖累，才迅速灭亡的。

　　“贞观之治”和高宗的永徽时期，是唐走向强盛的战略机遇期。唐平定周边战争中，东北经常成为主要战略方向，前后通过五次大的作战行动，平定了辽东和朝鲜半岛。因为受东线的牵制和拖累，唐在北线对东突厥、薛延陀作战和西线对吐谷浑、吐蕃、西突厥作战都受到很大影响，常常陷入战略被动，兵不敷用。

　　当时唐中央高层对是否出兵朝鲜也是有不同看法。时任宰相的房玄龄临终前告诫太宗，“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向使(如果)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拖累)中国，内为前代(指隋朝)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收益)小，所损者(代价)大乎？”房玄龄不同意对朝用兵，其意让朝鲜半岛各国顺其自然，自生自灭，既对中央政权构不成严重威胁，也不影响唐抓住战略机遇期发展壮大。房玄龄的话从唐朝发展大局来看，是很有道理的。当然，最终唐朝灭了高句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辽东问题，但朝鲜半岛问题并没有解决。

　　为了稳定对半岛的统治，唐采用羁縻政策，改严密的郡县制为宽松的都护制，设都护府于平壤。后为了迁就半岛当地势力，步步后撤都护府于辽东故城(今辽阳)、新城(今抚顺附近)，以至河北卢龙。当倭国进攻新罗时，唐又及时派出援兵，作为主力的唐军经过艰苦作战，最终“灭倭军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经此一战，直至明朝万历年间近千年内，日本不敢再染指半岛。然唐太宗由于亲征高丽鞍马劳顿(“太宗发定州，亲佩弓矢，结雨衣于鞍后”)，身体受到很大损害(也有作战受伤一说)，英年(52岁)早逝。总之，朝鲜半岛的战事，是唐前期中央政权的一大负担。

　　明清两朝被朝鲜拖垮

　　公元十世纪，王氏高丽建国并发展起来，与同时期的后百济、新罗并称“后三国时代”。这时朝鲜半岛各国与中国是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或曰朝贡关系。所谓朝贡，中国“赐予”很是不少，各国“朝贡”倒是不多，甚至几年、十几年一次，无事冷淡中国，有事找中国帮忙，中国还要经常调解半岛各国的争战纠纷，往往还不听劝，中国其实挺累。

　　到了明朝，朱元璋为笼络藩属国朝鲜，把朝鲜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首。至万历年间(1592年)，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开始大规模向朝鲜用兵，并企图经过半岛侵占我国东北以至内地，引发了明朝抗日援朝(万历壬辰)战争。明、朝联军与日本艰苦作战七年，互有胜负，及待丰臣秀吉病死，日本国内不稳，明军在露梁海战中一举消灭日军主力，才取得战争胜利。但明朝的援朝作战，国力消耗巨大，国库空虚，时文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时朝鲜方用兵，国用大匮。是年三月，乾清、坤宁二宫火灾，欲营建二宫，因财乏而不能办。”穷得连皇宫失火都修不起了。

　　明末水旱蝗灾连绵，民饥人相食，流寇蜂起，进剿无兵，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轻易推翻了明政权。同时，明朝也无暇顾及其他战略方向的安全，使东北女真族的努尔哈赤所部割据建立后金政权。明军进剿努尔哈赤时，要求朝鲜出兵，朝鲜却不记明“壬辰拯救”之恩，推三阻四，还暗通后金，用“两端外交”两边讨好，敷衍明朝，毫无信义可言。尽管明朝的抗日援朝战争是反侵略性质的、正义的，但从史实来看，这一战争对明朝的拖累是致命的。

　　清朝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缘起，是朝鲜东学党起义引发内乱，日本借机干涉，登陆半岛，作为朝鲜宗主国的中国不得不加以保护，进而引发战争。中国甲午战争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赔付大量白银，还割让台湾、辽东半岛(后以钱抵换)，使清政府国力大伤。一是严重降低了国际地位和国内执政的合法性，英法俄德借机调停，摄取在中国的权益，加快了中国殖民化进程；二是革命党人彻底丧失了对清廷维新改革的希望，成为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的直接动因。

　　朝鲜问题至今尚未结束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不稳固，台湾未收回，百废待兴的时候，中国不得不为朝鲜打的一场战争。战争的起因是在新兴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金日成背着中国在斯大林同意下，越过二战后确立的分界线“三八线”向美国支持的南韩政权发动进攻，企图一举统一朝鲜。在北朝鲜军队即将达成企图的情况下，美军仁川登陆，美韩联军(后联合国军)发起战略反击，一直攻到中朝边界鸭绿江边，金日成政权眼看就要灭亡。中国在相当不利的态势下不得不出兵朝鲜，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反攻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签订了停战协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一改放弃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借机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隔大陆向台湾进军。当时粟裕担任攻台总指挥，率领五十万大军正做攻台准备，预期1951年发起进攻。由于美军挡在台湾海峡，以及中共不得不把主要战略方向转至对朝方向，致使台湾得到喘息，自此分离于大陆，后又发展出台独势力。

　　尽管美国政府在1950年6月重新支持蒋介石政权有多种考量，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共高层当时对出兵朝鲜也是有重大分歧的，确为不得已而为之。朝鲜战争已过去60多年，但它对中国的拖累，至今还在影响着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行文至此，“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就拖累中国”的判断，应该可以成立。当下朝鲜半岛的稳定和核问题却推到了中国面前。很可能像历史上一样，朝鲜半岛不得不成为影响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因素。

　　2013年3月，朝鲜劳动党提出“核武建设和经济建设并进”党的总路线，我们对朝鲜的拥核决心决不能低估。当前必须明确向朝鲜指出，不论其是否再行核试验，务使核污染不能直接影响我国土。

　　(王洪光，生于1949年8月，祖籍山东新泰。196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1950年毛泽东决策抗法援越的惊人内幕

(2014-07-21 09:08:39)    
       在抗美援朝之前,在新中国刚刚诞生之时,面对法国大举入侵越南,面对我国西南边陲受到的威胁,中国共产党毅然派出了中国军事顾问团,秘密入越指挥作战,最终迫使法国人退出了越南。
在这一战争中,毛泽东与胡志明一道,运筹帷幄,英明果断,捍卫了越南的领土完整,保卫了祖国的边界安全。请看《文史精华》刊署名阿惠的文章。
     面对危局,胡志明赴莫斯科同毛泽东会晤,抗法援越的重大决策形成
       1945年8月,一直进行艰苦抗战的越南人民终于迎来了日本投降。9月2日,在河内的巴亭广场,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向50万群众宣读《独立宣言》,越南人民共和国成立。
        就在越南人民共和国独立仅一年多的1946年12月19日,法国对越南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在遭到越南人民的英勇抵抗后,他们不甘心失败,于1949年底大量增兵越南战场,并对越南人民军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和“扫荡”。
陈赓在援越抗法战役中被授权指挥越军

    在法军的大举入侵面前,越南的抗法战争陷于低潮。焦急万分中,胡志明在越北的原始森林里,从仅有的一台小收音机广播中,听到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他欣喜异常,一方面致函周恩来总理,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另一方面,他毅然作出决定,立即动身赴中国,到北京向毛泽东请求支援。

        已是花甲之年的胡志明拖着瘦弱的身躯,在越北的原始森林里徒步行走了17个昼夜,进入中国境内。当他赶到北京时,毛泽东恰巧刚刚离开北京,赴苏联莫斯科访问去了。胡志明在与刘少奇短暂会晤后,又马不停蹄,于1950年2月3日赶到莫斯科,去会见毛泽东,请求支持,请教打败法国侵略者的战略。

    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第二别墅,胡志明来不及休息,便急切地向毛泽东介绍了越南战场的困难形势:当时,法国在越南战场总共部署了23万部队,其中法国本土部队5万人,欧洲、非洲雇佣军7万人,越南傀儡政权伪军11万人。法军都是一色的现代化武装,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具有较强的立体作战、机动作战能力。他们已占据了越南的所有大中城市,控制着全国所有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网。而越南人民军虽号称有16万部队,但正规部队不足六七万人,其余为民兵组织。人民军的武器装备落后得惊人,只有少量的步枪,仅有的几门大炮因炮弹奇缺,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更没有飞机军舰。

    在法军的大举进攻面前,部队的建制几乎全被打乱,化整为零地分散在方圆几百公里的山林里,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胡志明还向毛泽东拉出了长长的援助单子———武器弹药、粮食、药品、军需品、交通工具等,一应俱全。毛泽东听完情况后,大手一挥,爽快地答复:“援助越南兄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已经商量定了,准备派出军事顾问团赴越协助作战,军援如数满足。”听完毛泽东的话,胡志明非常激动,动容地说:“得到你的支持,我就有信心了。”就这样,抗法援越的重大决策出台了。
        4月17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决定:派遣中国顾问团赴越协助指挥对法作战。同时,越南提出急需的1200门战防炮,42万余发美式三○步、机枪弹,9万余发英式三○机枪弹等武器装备,也开始运往越南战场。军事顾问团由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并通晓军事理论的人组成。

       具体组成情况是:从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抽调1个师（包括师、团、营）的全套顾问,从第四野战军抽调1个军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从第三野战军选调部分人员,共计40多人。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组成,由韦国清任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任副团长,顾问团下设军事、政治、后勤3个顾问组。赴越后,韦国清被聘请为越南军委和越军总司令顾问,梅嘉生为军事顾问组组长,邓逸凡为政治顾问组组长,马西夫为后勤顾问组组长。同时,我又向越军主力部队第304师、第308师、第312师派驻了顾问组。陈赓虽然没有在顾问团,但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已提前秘密入越,有权相机处理一切事务。
        向兄弟党和友好邻邦派遣军事顾问团,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尚无成熟的经验,对此中央十分重视。在军事顾问团临行前,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顾问团全体成员,对赴越工作的意义、任务作了明确指示。中央赋予军事顾问团有两项任务:一是帮助越南打胜仗,驱逐法国侵略者；二是帮助越南建设正规部队。

    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件大事、新事,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第一次往国外派顾问团,意义很大,任务很光荣。”到越南后,“要多向他们介绍经验教训,少讲'过五关斩六将’。”毛泽东最后勉励大家:“祝你们胜利！”带着领袖们的嘱托,军事顾问团踏上了征程。
        边界战役是顾问团参与指挥的第一场战役,陈赓说:“毛主席批准的战斗还没有打不胜的。”
        鉴于当时中越边境地区的主要交通线仍在法国侵略军的控制之下,中越双方商定,首先在边境地区发起边界战役,打破法军对越北的攻势和对边界的封锁,打通越南和中国的交通联络。边界战役是中国顾问团赴越后的第一战,亦是两国间的第一次联合作战,此仗能否打好,事关抗法援越能否顺利进行,十分重要。毛泽东对边界战役十分关心,对战役的每一阶段都了如指掌,进行具体指导。

    7月23日,他电告陈赓:“你的几个电报均已收到。越军高平作战十分重要,请你自己帮助越南同志充分研究情况。务做充分准备,确有把握,然后动手,期于必胜。此战胜利后,应估计古街之敌可能逃跑。因此越军要准备打第二仗,歼灭古街逃跑之敌。你在越南应帮助他们打几个仗,打开一个相当局面。”
        在以后的几天里,毛泽东继续思考边界作战问题。7月26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对陈赓的指示电:“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越军应先打小仗,逐步锻炼能打稍大一点的仗,然后才可能打大仗。目前不要直接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
        战役进行到胶着状态,毛泽东致电陈赓,对战役指挥工作作重要指示。这是一封十分重要的电报,毛泽东在肯定了陈赓作战指挥的同时,又准确地预见到了高平之敌弃城南下这一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提醒陈赓要准备连打几仗,从而弥补了战役计划的不足。

        战役进行到关键时刻,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几次致电陈赓,就作战问题予以重要指示。电报指出:“敌军重点放在东溪,给我以运动战的机会,你们的部署是对的,敌人一定要增援的,敌人还不知道你方的虚实。”电报还指出,“如能在与敌争夺边界地区的作战中,大量消灭法军的有生力量,是很有利的。要准备进行几个月的战斗。如果粮食供应有困难,可从中国增拨接济。”
        战役决战的时刻临近,陈赓向中央发去了战斗设想的电报,同时报告了越方领导人对此战役还有点犹豫、动摇和举棋不定的情况。犹豫是有原因的。主要是越军缺乏攻坚经验,第一次筹划打这样的大仗,缺乏思想准备,也缺乏打大歼灭战的信心和勇气。

        几十年军事统帅的生涯,使得毛泽东不仅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争理论和思维方式,还铸就了他对战争大形势的总体把握的熟稔和对战役关键之处的透辟认识。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写了一封言简意赅、豪气干云的复电:“首战务须打胜”,“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要对高平之敌确实抓住,不使逃脱,并要对谅山等可能出援之敌有所部署。只要对上述三点处理得当,胜利就是你们的。”毛泽东的电报传到了越军前线总指挥部,陈赓以肯定而自豪的语气对司令部的越南同志说:“毛主席批准的战斗还没有打不胜的。”胡志明也将毛泽东的电报兴奋地读了好几遍,当即向前线将士发出了《告全军指战员书》:“人民军全体指战员,现在形势非常有利于我,因此,全军将士务必坚决全歼敌人,争取全胜。”胡志明的《告全军指战员书》,连同毛泽东的来电,一同传达到作战部队。

        胡志明、毛泽东的书电,如同一股强大的电流,振奋了越南全军将士的斗志。他们以慷慨赴死的决心,高喊着“毛泽东、胡志明”的名字,冲向敌阵……结果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边界战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此役共毙俘敌8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收复5个市,长达750公里的边界地区获得解放。此战役基本改变了越南北部战场的敌我态势,抗法战争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对于战争相持阶段的几个战役,毛泽东都高度关注,认真研究,并作出正确指示为扩大边界战役的成果,1950年末到1951年全年,中国军事顾问团和越南人民军共同研究作战方案,报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后,主动出击,先后在平原地区组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分别为红河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以上战役共歼敌6000余名,其中近一半是法军的机动部队。

       之后,又于1951年12月至1952年2月,决定发动和平战役,以4个师的兵力组织较大规模的运动战,以2个师的兵力进行游击战,歼敌2.2万人。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越南战场,对几大战役的作战方针、作战方案、作战准备及战役指挥等都亲自审阅、研究,并作出指示。1952年初,报中共中央批准,军事顾问团建议越南人民军1952年完成三大任务,即政治整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组织西北战役。9月下旬,胡志明秘密访问北京,就开辟西北战场、进行西北战役以及夺取抗法战争的胜利的战略问题,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行商谈。中共中央向胡志明提出先夺取西北和上寮,逐步向南推进,以创造条件最后夺取胜利的建议。胡志明接受了这一建议。西北战役于1952年10月14日拉开序幕,在历时两个月的西北战役中,共歼敌1.38万名,解放3万平方公里土地和25万人口,整个西北多为越南人民军所控制。越北根据地更加巩固扩大了。

    在打西北战役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攻坚战遇到了困难,越南领导人非常着急。胡志明、武元甲几次找负责军事顾问团工作的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罗贵波,强烈恳求我国派出部队出兵参战。罗贵波在和其他同志商量后,给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根据越方的要求,建议在攻取封土和莱州时,请中国派云南的部队直接配合作战。”中国军事顾问团出兵越南的建议,使毛泽东发火了。毛泽东说:“不出兵,这是早已确定了的一个重要原则,现在再出兵,就会把整个部署打乱,对全局不利。”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派部队出境作战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事,当时我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作战正酣,如果再在越南战场与法国人打起来,就会形成两个战场的情况。两面作战是兵家之大忌,对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极为不利。况且,越南战场也没有危机到必须由我们派部队直接参战的地步,战争应由越南人民军为主打。

    我们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武器弹药,培训越共部队,也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当罗贵波把中央军委的电报通报给胡志明,并向他讲清原因后,胡志明当即表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决定。西北战役结束不久,韦国清奉命帮助越南组织上寮战役。这一战役从1953年3月20日开始,5月3日结束,共歼敌3个营和11个连,解放了桑怒全省,从此,越南的西北、越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整个印度支那抗法战争的大后方。

         1953年10月10日,韦国清回北京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汇报工作。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读中国情报部门获得的驻越法国将军纳瓦尔的对越作战计划文本,调侃地说:“这个纳瓦尔的胃口大得很哪,要在两年之内把越南人民军全都消灭,我看他这个计划搞得头头是道,可惜这只是一个本本,我们和越南同志都不会按他那个计划去做,仗打起来,要看谁指挥谁了！”

       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于8月27、29日两次复电中国驻越代表罗贵波并转告越南劳动党中央,对纳瓦尔计划作了通报和分析,并提出了长远的战略计划。在8月29日的电报中指出:越南人民军应“首先消灭莱州地区之敌,解放寮北部和中部,然后将战场推向寮国南部及高棉,威胁西贡”。这一方针是与纳瓦尔计划针锋相对的,将使纳瓦尔计划成为一张废纸。韦国清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经与越方反复研究,帮助拟订了人民军1953年冬季作战的全面计划。
        毛泽东运筹帷幄,奠边府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签订,法国在印度支那撤出了全部军队
        奠边府紧靠越、老边界,是越西北高原上较大的盆地,南北长约18公里,东西宽6－8公里,四面环山,人烟稀少,交通闭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是联结越西北及上寮的“战略十字口”和上寮的屏障,法军在此部署了2万多人,除配有步兵、伞兵外,还有两个105榴炮营,1个155榴炮连两个120迫击炮连,1个工兵营和两个坦克连,1个空军飞行队。法军声称奠边府是东南亚不能攻克的“凡尔登”。顾问团团长韦国清提出了歼灭奠边府法军的设想,并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征得了同意。1954年1月24日,还在战役的准备阶段,针对敌人装备先进、机动作战能力强、兵力分散等特点,毛泽东在代中央军委致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的电报中指出:“攻击奠边府时,首先不要四面围攻,平均使用力量,要以分割包围的办法,一股一股地歼灭敌人。”1月27日,复电:“对奠边府的攻击,应采取分割包围,一股一股地歼敌,每次大约歼敌一个营左右。只要能全歼敌四五个营,奠边府敌可能发生动摇,或向南撤逃,或继续增援。两种情况均对我有利。”

        3月13日,越军发起攻击,奠边府战役打响。至4月下旬,扫除了奠边府周围的据点。就在双方进行较量的时候,美国为了挽救法军在奠边府的败局,紧急援助法军10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50架运输机,并借给法国29架配有飞行员的C－119型运输机。对此,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4月9日两次致电韦国清,对奠边府的战术作了如下指示:第一,要协助越军很好组织炮火,不要吝惜炮弹,我们要及时补充；第二,对敌南北两集团,从中间切断分割之；第三,对敌可集中炮火分段分点逐渐摧毁；第四,打下一点后,迅即改造工事,巩固一点,而后逐段发展,紧缩包围；第五,广泛组织狙击兵,限制敌人活动；第六,乘敌已动摇,展开政治攻势。此外,中共中央军委还根据军事顾问团报告的情况,紧急从中国人民志愿军选调数名工兵干部赶赴奠边府前线,帮助人民军部队挖掘通向敌据点的坑道,准备用炸药将其炸毁。可见,毛泽东对奠边府战役不但在战略上作出指示,而且对具体的战术问题都考虑得非常细致。

          5月6日,总攻开始。整个奠边府上空响起了震天动地的炮声,由中国援助装备的6管火箭炮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一排排火箭炮弹,呼啸着飞向敌人的阵地,敌人的碉堡、据点在猛烈的炮击下一个个飞上了天。越南人民军排山倒海般冲向敌人,法军阵地防线彻底崩溃了。
        5月7日,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莱准将下令投降,奠边府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1.62万人,其中俘虏1.09万余人,计有法国少将1人,上校3人,中校10人,少校27人。击落飞机62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法军在印度支那战场的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
        6月12日,法国主战的拉尼埃政府在一片反对声中倒台。1954年7月22日,在日内瓦会议上,在中国的斡旋下,法国被迫和印支三国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法国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撤出了全部军队。在整个抗法援越的过程中,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国无偿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援助,其中各种枪15.5万支,各种炮3700多门,各种枪弹5785万发,各种炮弹108万发,以及大量的通讯、工兵、后勤器材和其他军用物资。这些装备,有的是从解放军的现役装备中抽调的,有的是从苏联进口的,有的是用有限的外汇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为了将这些装备物资及时运送到前线,中国组成了专门的汽车运输部队,开辟了1000多公里的运输线。可以说,这些援助对越南抗法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55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外交部联合发出《关于撤消我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改派军事专家的决定》。此后,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陆续回国,到1956年3月中旬全部回国。至此,抗法援越胜利结束。摘编自文史精华

中国人民志愿军攻克汉城辉煌瞬间


图集：http://slide.history.sina.com.cn/z/slide_61_40602_51165.html#p=1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因被俘埋名数十年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06日06:25  中国青年报 蒋庆泉在自家房前
蒋庆泉和老伴儿在集上卖鞋垫
蒋庆泉（右）、洪炉（中）和陆洪坤
                           蒋庆泉的复员证

　　今年春节，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的蒋庆泉老汉接到北京老战友洪炉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要再拍一部《英雄儿女》，想请你去开机仪式现场。”

　　蒋老汉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甚至开始筹划，让正在上高中的孙女教自己几句“简单的英文”。

　　但家里人有点担心这个83岁老人的健康。去年年底，一个电视编导专门带来一张电影《英雄儿女》的光碟为老人播放。片子刚放了几分钟，蒋老汉便开始不停地发抖，随后大喊着“不看，不能看”，冲出了屋门。

　　在场的孙女惊慌失措地跑出去追爷爷。她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电影中的那个叫王成的年轻战士出现的时候，爷爷会如此激动。

　　事实上，即便是这个家庭中对“王成”耳熟能详的那些成员，也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了老人隐藏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最初的原型便是在朝鲜战场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蒋庆泉。

　　父亲与王成

　　天刚蒙蒙亮，蒋庆泉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再用麻绳将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然后招呼老伴儿坐上来准备出发。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家离集市只有二里地，却是个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赶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就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蒋庆泉83岁了，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11年。

　　如果不是因为亲戚偶然间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生活在辽西偏僻村庄里的老人。

　　那是2004年的一天，蒋庆泉的儿子蒋利接到舅舅冯自元的电话。冯自元说，看到一个叫《电影传奇》的电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嘉宾说《英雄儿女》中喊“向我开炮”的那个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蒋庆泉。

　　“我问你爹了，他说是媒体炒作呢，炒作呢。”冯自元在电话里焦急地问，“可电视里说蒋庆泉是23军的，你爹不就是23军的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对于47岁的蒋利来说，《英雄儿女》并不陌生，这部战争影片曾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蒋利不在父亲身边，他在葫芦岛市当小学老师。但他很早就知道，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名老兵。父亲桌上常年备着《抗美援朝纪实》、《志愿军战事全纪录》、《三十九军在朝鲜》这些书籍，大多翻得已经掉角。然而对于当兵时的故事，蒋庆泉从不愿多谈，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过问。

　　在蒋利的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主动提起打仗的事，还是在40年前。那次，蒋庆泉从村里带回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指着里面一篇描写志愿军攻打石岘洞北山的文章对儿子说：“这场仗爹打过。”

　　挂了舅舅的电话，蒋利当晚就赶回锦州，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

　　“喊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开炮啊！”蒋庆泉沉默许久，说出了这样一句让蒋利觉得“没头没尾”的话。随后，老汉开始浑身发抖，却再不发一言。

　　蒋利没有继续追问，但已确定父亲身上一定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回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他将“蒋庆泉”三个字输入搜索引擎。

　　这个沉默的老汉在网上并非默默无闻。以寻找蒋庆泉为主题的文章竟然有好几篇，累计达数万字，题目包括《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的又一轶闻》、《呼唤“王成”：你在哪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

　　这些文章明确指出，23军步话机员蒋庆泉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上喊出了“向我开炮”。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一位叫做洪炉的老作家，他曾经是23军《战地报》的一名记者。

　　蒋利随后又在网上搜到了舅舅所说的那一期《电影传奇》，节目中提到父亲的老嘉宾竟然也是洪炉。

　　“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还有人一直在寻找我的父亲。”蒋利还记得，当时自己“眼泪差点掉了下来”。随后，他在一个论坛的转帖《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下面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子邮箱。

　　州长与小兵

　　两年前，洪炉在北京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聊天中，朋友无意间提到的一个故事却触动了老人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朋友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前州长迈克·奥卡拉汉。这位州长是一位残疾人，只有一条腿。州长告诉他，残疾是在朝鲜战场上落下的。

　　奥卡拉汉回忆，1953年在三八线附近，他带领100多个美国士兵攻上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发现只有一个小兵还活着，也没有武器。“按照战争的游戏规则”，奥卡拉汉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围拢到跟前时，他们却发现这个中国士兵拿着步话机在喊。美军不知道他在喊什么，结果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这个中国兵和几乎全部美国兵被炸死在阵地上。

　　最终只有3个美国人幸存下来，奥卡拉汉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对中国人很愤恨，觉得对方不遵守战争规则，“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都打死”。

　　“这不就是《英雄儿女》的现实版吗？”朋友随口开起了玩笑。

　　朋友没有发现，此时洪炉的双肩开始微微颤抖，他也并不知道，这一幕画面已经在对面老人的心中演过无数次。

　　1953年4月的石岘洞北山战场，一场惨烈的攻坚战结束后，22岁的年轻记者洪炉听说志愿军中有一名叫做蒋庆泉的步话机员，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面对几乎攻到面前的敌人，曾在暗堡中向指挥所大声呼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他很快找到了当时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两名战士进行采访，并完成了一篇战地通讯。

　　然而就在部队准备为蒋庆泉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其英雄行为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协议交换战俘时，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烘炉的这篇通讯也被压下不能发表。

　　“整个步话机排都知道蒋庆泉的故事啊，大家觉得他可怜，被俘了就什么都没了。”洪炉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笔记本，翻到其中的一页手稿。这页手稿写于1953年5月18日，题目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

　　如今80岁的洪炉说，过去的许多年里，每当翻到这份手稿，便会想起那位未曾谋面的“故人”。

　　1953年7月，在另一场战役中，通信连的步话机员于树昌同样喊出了“向我开炮”，并在战斗中牺牲。洪炉将两位战士的相近事迹融合在一起，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

　　后来，这篇报道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在那次与朋友的交谈中，经过时间和地点上的核实，洪炉发现美国州长口中“调来炮火”的小兵，竟然就是在蒋庆泉之后也喊出“向我开炮”的于树昌。

　　于树昌已经牺牲在战场上并成为战斗英雄，那个因被俘而被禁止宣传的蒋庆泉，如今身在何方呢？

　　真假王成

　　从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开始，洪炉便尝试着寻找蒋庆泉。但23军在后来的裁军中整编到了其他部队，并没有保留这些战士的资料。

　　“为他抱不平，他是活着的'王成’，却因为被俘而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洪炉这样解释自己寻找蒋庆泉的动机。

　　他曾找到过民政部门的负责人，希望对方帮助寻找这位“或许尚在人间的战士”，结果负责人告诉他，“电影中的王成已经死了，怎么还能让他活过来？”

　　更让洪炉觉得“特别难受”的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至少有5个不同的“王成”原型站了出来，并纷纷召开专题座谈会，接受各大报刊的“典型人物”采访。

　　这些典型的制造路径大多相仿：《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而巴金曾下到部队中体验生活，因此便出现了一些“对号入座”的“英雄”。

　　事实上，在巴金的《团圆》里，王成只是一个过场式的人物，对其战斗画面的交待只有“王成没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一句。

　　1994年，《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专门给洪炉写信，表示自己在塑造“王成”的过程中，曾经“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动笔写成一个字”，直到和导演武兆堤看到《向我开炮》的故事时，才决定塑造这样一个英雄形象。

　　“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洪炉说。

　　从1990年代初开始，洪炉在《解放军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了关于“寻找王成”的文章。

　　2000年4月，在那篇《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中，他首次提到了曾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谷德泰和陆洪坤两人的名字，并希望找到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记忆。

　　近10年的时间过去，蒋庆泉仍然音讯全无。洪炉几乎要放弃了。

　　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也几乎要放弃了。在《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网帖下留言后，整整4年，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馈。

　　直到2008年9月，他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的长途电话。电话是陆洪坤打来的。

　　当时正值暑假，陆洪坤的孙女正在家中上网。老爷子突发奇想，让孙女在网上搜搜爷爷的名字，无意间发现了《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帖子和蒋利留下的联系方式。

　　多年来，陆洪坤同样没有忘记那个当年住在同一间屋的老战友。2006年，江苏宜兴官林镇文化馆搞志愿军老兵聚会，他便提出了寻找蒋庆泉的想法。但一说到蒋庆泉后来成为战俘的事情，在座的老兵们便不再接话，“一个都不讲了”。

　　通过蒋利，陆洪坤获得了蒋庆泉家的电话。电话打去，当听到老战友的声音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当时也在锦州的家中，据他回忆，交谈的时间并不长，父亲几乎是在“大喊”一样地和老战友叙旧。电话中，陆洪坤叫父亲“小鬼”，父亲则叫陆洪坤“小胖子”，那是两位老人50多年前对对方的称呼。

　　放下电话后，蒋庆泉“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个20多年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当即决定，让蒋利陪同自己下江南，去看老战友。

　　国庆期间，父子俩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宜兴。在陆家，蒋利终于听到父亲亲口讲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

　　那是1953年的朝鲜战场，在狭窄的三八线两侧，密集部署着双方200多万人的大军。每一块阵地都被反复争夺，“人肉堆成山”，战士们没有时间修筑工事，就把尸体堆成坎，趴在上面打仗、进食、喝水。

　　4月18日，蒋庆泉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5连接到命令攻占石岘洞北山，然后“扼守阵地，组织炮火大量杀伤反击之敌”。

　　出发前，连长便开始指定若他死后谁来指挥，一直从排长指定到了年岁最小的一位班长。攻山成功后，165人组成的加强连，已经只剩下十几名战士，连长阵亡，排长阵亡，班长阵亡。

　　在阵地的暗堡中，幸存的战士围着担任步话机员的蒋庆泉，以保护他可以顺利向炮兵指挥部通报“撒花生米(炮弹)”的位置。

　　“就看着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蒋庆泉说，他亲眼看见一个拦着他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

　　敌人则越来越近。

　　陆洪坤至今仍记得当年步话机中蒋庆泉的嘶吼声，“最后他不喊暗语了，就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我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别废话，废话，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然而蒋庆泉并未等到他要的炮火，却被敌人的弹片轰中了后背的步话机。后来他得知，我方炮兵在那个当口的弹药供给出现了问题。

　　负伤的他在地上爬，想找枪自杀。他看到另一名战士也在爬着找枪。

　　蒋庆泉回忆，当时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当俘虏”。后来，一枚瓦斯弹打入碉堡，他晕了过去。

　　蒋庆泉睁开双眼的时候，正躺在一辆卡车里——被俘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朝鲜战争结束后，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他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不讲功，只讲过”。

　　16名战士仍然穿着军装，用着印有“抗美援朝”的陶瓷缸喝水，却不再被认为是军人。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最终蒋庆泉被组织上给予了保留党籍、党内处分的结论。

　　在“文革”中，档案被造反派翻出后，他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运动的时候要斗争他，说他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批他的大字报，墙上是，绳子上挂着也是。

　　1981年12月的一天，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

　　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大哭了一场。

　　从那一年开始，民政部门每个月都会给蒋庆泉发放一定额度的补贴，一开始是4块钱，如今涨到七八百元。      恨不死在战场上

　　“你父亲这些年什么都憋在心里，委屈啊！”从陆家离开的时候，陆洪坤偷偷对蒋利说。

　　为了让父亲能够“宽心一点”，2009年夏天蒋利专程陪他到丹东给当年的老战友曹宅水扫墓。57年前，部队过鸭绿江大桥时，蒋庆泉看到路边有一块木制的墓碑，写有“曹宅水之墓”几个字，那是曾和他在同一个连队战斗过的吹号员。当时蒋庆泉二话没说就从队伍中跑了出去，对着木牌敬了个军礼。

　　57年过去了，蒋庆泉倚着栏杆，向鸭绿江对岸举起右手敬礼，久久没有放下。

　　随后，他们去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一进馆，蒋庆泉便开始急迫地寻找与23军有关的图片。结果在石岘洞北山战役的展台，他看到的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

　　蒋利回忆，当时老父亲就犯了倔脾气，愣是要把那张照片撕下来。再三劝阻后，他才将父亲拉了出去。

　　“我恨啊，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坐在屋里的炕头边，当年的年轻战士已经变成了83岁的老人。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白了一大半，脸上满布皱纹，脑门上还留着一道弹片的疤痕。

　　“战争，把我爸的一辈子都打没了，他却记了战争一辈子。”蒋利说。

　　蒋庆泉的确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大清楚，看过的书转天就记不住了，连日子都要每天重新问问儿媳妇才能搞得明白。但只要一提起那段与战争有关的岁月，老人的语气就会变得急促而亢奋，有时说着说着就得捂住心口，休息很长时间。

　　老人说，有些事情，他永远都忘不掉。

　　1948年春节刚过，为了能吃上口饭，20岁的蒋庆泉跟着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堂兄蒋庆云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后来，辽沈战役打响，他们随着大部队坐船向南溃败。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大举过江，前一天的白天，蒋庆泉找到蒋庆云，他告诉堂兄，自己想家，想爷爷和奶奶，“就是枪毙了我也要回家”。蒋庆云举着枪犹豫再三，最终放走了他。

　　兄弟俩这一别竟是整整41年。直到1990年，蒋庆云才从台湾回乡探亲，那次，他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个金戒指和一套西装。

　　当年，蒋庆泉一路往家的方向跑，结果在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我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小鬼过来过来，吃饭吗？管够！”

　　就这样，他加入了解放军，掉过头开始追击国民党军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战斗足迹踏过了江苏、浙江等几个省份，因为在解放上海的战役里表现英勇，还荣获了一个三等功。在浙江剿匪期间，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蒋庆泉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回家了，但他的军旅生涯还未结束。1952年，部队开赴朝鲜，准备接替当时的38军。从浙江坐火车到丹东，途经锦州站，蒋庆泉没下车，只在车上喝了两杯家乡的水。

　　入朝前，蒋庆泉由通讯员被调入步话机排当步话员。那段时间，他觉得自个儿是“一步登天”，不出操也不站岗，一门心思地研究、练习步话机的操作与联络。

　　年轻的士兵当然不会想到，这部步话机将如何烙进他的命运里。

　　从战场归来，除了脑门上的一道弹伤，肚脐上的一块刀伤，便只剩下那段难以碰触的经历。如今蒋庆泉还能清楚地记得，回国时见到家里还挂着烈属的牌子，结果发现他没死后，补助烈属的小米就没了。

　　他再也不愿向任何人提起那些往事。

　　务农的日子里，村里常有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聚在一起聊当年打过什么胜仗。每当这时，蒋庆泉总是说“我没打过多少仗，我就会唱歌”，然后他就开始哼革命歌曲，把话题遮过去。

　　1960年代放映《英雄儿女》，蒋庆泉也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喊出“向我开炮”的情节时，他开始偷着抹眼泪，回家后，又躲在被窝里哭。打那以后，他再也没看过这部电影。

　　陆洪坤曾问过蒋庆泉，为什么不把这段经历告诉家里人？

　　“那不是我，那是英雄。我是战俘啊，一辈子都烙在心里，抠不掉的。”蒋庆泉这样回答。

　　蒋利一度以为，父亲心里的这个疙瘩，永远都解不开。

　　荣誉与耻辱

　　2010年的一天，刚上完课的蒋利打开电脑，一封新邮件出现在邮箱里。发件者是记者山旭。他也看到了洪炉那篇《寻找“王成”》的文章。

　　生于1970年代的山旭在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长大，厂里有个巨大的电影院。在他的印象中，过去的英雄往往是在影片的最后牺牲，而只有这部电影，往往孩子们还没在座位上坐稳，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呼喊声便会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时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渴望跳脱“宏大的历史叙事”，去找寻这个“活生生的人性故事”。

　　但寻找的过程却是一段让人近乎绝望的经历。

　　尽管知道蒋庆泉的部队番号，但对他的籍贯年龄却全然没有了解。后来山旭得知，67师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其主要人员来自苏北。整整3个月时间里，他几乎打遍了江南地区所有省市甚至县的新四军研究会的电话，又联系了北京地区的新四军研究会和志愿军老战士组织。

　　他一无所获。

　　转机出现在2010年4月，一个军事爱好者朋友激动地找到山旭，说在一篇网帖上发现了一个叫蒋利的人，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蒋庆泉。

　　此时，蒋利7年前留下的电话已成了空号，山旭尝试着向他留下的电子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当天晚上，他便收到了蒋利的回复。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旭也联系上了住在北京部队大院里的洪炉。他清楚地记得，当自己把这个消息告诉洪炉时，这位稳重的老作家突然站起身，开始在狭小的屋子里不停地踱步，用手指头盘算着时间，急不可耐地问他，“带我去见见蒋庆泉吧！”

　　两天后，山旭开车来接洪炉，结果烘炉几乎把家里能找到的所有保健品都搬进了车里。

　　一进大岭村的蒋家院子，山旭回忆说，蒋庆泉便“腾腾腾”地从门口的石阶上跑了下来，绷直身板敬了一个军礼。

　　在蒋家，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洪炉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当年在战地为他写的《顽强的声音》的手稿。

　　这是时隔50多年后，蒋庆泉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昔荣誉的证物。

　　在去蒋家之前，洪炉和山旭先到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查阅了蒋庆泉的档案。他们发现，在泛黄的档案袋中，大部分材料都是被俘人员的登记材料与认罪书。其中，“这是叛变行为，完全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感觉没脸见人，愧对党的教育”……这样的认罪语言随处可见。

　　洪炉将其中一些材料复印后带到了蒋庆泉面前。看到这些当年亲笔写下的字句，蒋庆泉用双手扣住头，半响不语。

　　洪炉记得，他颤抖着肩膀，噙着浑浊的眼泪对自己说：“我是俘虏，但我不是叛徒啊！”

　　对蒋庆泉来说，那段战俘营中的经历像刀子。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的后方医院，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一天，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国翻译陪着一个大肚子的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

　　翻译告诉蒋庆泉：“出于怜悯，出于对你的爱，出于联合国军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你三条路，第一条去日本，送你去学习；第二条上台湾；第三条你回大陆。”

　　蒋庆泉当即选了回大陆，翻译提醒他：“共产党对俘虏是最痛恨的，比恨我们还邪乎。”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记得，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对方要在他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以强行令其就范的威胁。

　　“要想刺可以，取刀去，这两臂你砍去，你随便刺。你这是断了我回家的归路，要硬给我刺，我宁可把舌头咬断了！”回忆到这里时，老汉挺直了腰板。

　　字最终没有刺成，他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他用发来的药向韩国伙夫换来铅笔头，在纸上写下“我要回家”，还组织战俘营的志愿军们一起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他觉得，回国了，要把所有耻辱的印记都扔掉。然而他最终发现，有些印记是永远扔不掉的。

　　如今蒋庆泉的桌子上，常年摆放的一本书叫《荣辱悲歌——一名志愿军女俘的坎坷人生》。

　　让我重活一回人

　　洪炉决定帮助蒋庆泉解开心结。

　　他曾经和几个志愿军老兵去过一次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现在城市的中轴线上，林肯纪念碑的西侧立着韩战的纪念碑，东侧则是越战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刻有所有战死士兵的名字。这让他感动不已，“对于失败的纪念，是对战士生命价值的尊重”。

　　“战或许是错，但败不是错。战争或许有错，但战士没有错。”洪炉说。

　　离开蒋家半个月后，洪炉和山旭把蒋庆泉请到了北京。这是蒋庆泉第一次参加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

　　在那次聚会上，有这样一幕场景令洪炉感动不已。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坐着一位志愿军某兵团的老政治部主任。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吃过两片药后，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

　　“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

　　“谢谢首长！”蒋庆泉敬了个军礼大声说道。

　　“这一天不晚呐，不晚。”每当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便开始颤抖，“让我重活一回人，真正在人前当个实实在在光明磊落的人。”

　　从2010年开始，由于洪炉和陆洪坤这两位当年的亲历者站出来为蒋庆泉“王成般的英雄事迹”作证，多家媒体都跟踪报道了此事。慰问电话纷纷从全国各地打来，最远的甚至包括旅美的华侨。

　　但蒋庆泉的生活依然平静，他仍然要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上集卖鞋垫，仍然抽着1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牌香烟，仍然要照料院外种下的小葱和韭菜。

　　不过子女们说，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父亲身上悄悄地发生。

　　他管小孙女要来了破旧的新华字典，闲了便写上几首关于那场战争的“对仗句儿”。不到一年的时间，稿纸便堆起了半米多高。他还常常念叨起一个美国大兵，那是在一次近身肉搏战中被他打跑的对手，他会指着自己肚子上的伤疤笑着对老伴儿念叨：“这就是他留下的呀，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洪炉曾跟蒋庆泉讲起过关于美国州长的故事。

　　他告诉蒋庆泉，奥卡拉汉州长在看过《英雄儿女》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进而觉得，双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同，“那个中国兵只是坚持了他的价值观”。

　　后来，奥卡拉汉一家都成了促进中美友好的积极人士。他也一直在筹划，想以自己的经历拍摄一部美国版的《英雄儿女》。前几年奥卡拉汉因病辞世，去世的时候还特意交待家人，一定要完成这部影片。

　　最新的消息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将在联合国大厦前开拍，那里有一座给枪管打上结的反战雕塑。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专门托洪炉转告蒋庆泉，“这将是一部为了历史和人性而拍摄的反战电影”。

　　“好事，这当然是好事。”提起这件事，蒋庆泉朗声笑起来，“我还想去给那个州长扫扫墓，替于树昌，也替我自己。” 

蒋庆泉：一个人和他的战争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21日17:59   《英雄儿女》中王成原型之一 蒋庆泉

　　“我对农民蒋庆泉说，我想知道你所经历的战争。他回答：战争就是一场演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蒋庆泉这个人

　　我对农民蒋庆泉说，我想知道你所经历的战争。他回答：战争就是一场演义。

　　我和洪炉老师良久无语。

　　我们刚走进院子，他就快步从屋子里迎出来，蒋庆泉是位高个削瘦的老人，皮肤黝黑，极其普通的农民，虽然已经82岁高龄，但是精神矍铄。背只是微微有点驼，并不像那些常年从事农活的老人那样有着深深弯的背。因为一只眼睛有病，所以戴了厚厚的眼睛。当他和洪炉见面的时候都很激动，两位老战士互致以庄重的军礼。

　　蒋庆泉喜欢看书，学知识，他家有一个小小的书柜，里面最显眼的是四大野战军战史。洪炉老师送给他自己写的抗美援朝书籍和一本23军战史，他爱不释手，当场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他很想知道自己4年的从军生涯，从国内到国外，到底打了两场什么样的战争。

　　正因为蒋庆泉很喜欢学知识。所以他以文盲的身份到部队后1年就当了步行机员，这是个技术兵种。他写的字让洪炉老师很惊讶：根本不像乡下农民的笔迹。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趣的老人：说话抑扬顿挫，快速而有力。当叙述到一个段落后，他会停下来想一想，然后用一些对仗的短句进行高度概括。就好像评书里经常出现的那样。

　　不过，当洪炉老师跟他讲，根据最近公布的资料，朝鲜战争是北方打了第一枪。他第一次沉默了。也许是这种心态使他能够相对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命运。但是，正如我在文中所说，他内心的战争从未停止。

　　报道背后的蒋庆泉

　　蒋庆泉的命运转折出现在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这也是其他6000人最不愿意回首的一段往事。而对于整个抗美援朝，这是一段隐蔽的历史。

　　根据曾任193师政委、参与志愿军战俘回归事宜的贺明少将了解，6064名归来人员中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多人只承认被俘前军籍。2900多名共产党员中只有120多人保留党籍，但也分别给予了各种党内处分。

　　但是，无论是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还是国内的宣传材料，都曾记载他们在战俘营升五星红旗、以血肉之躯与坦克机枪对抗的事情。

　　绝大部分人在审查的压力下，违心地上纲上线、承认“右倾保命”、“丧失气节”等情节。1954年4月，除部分营以上干部转业外，大部分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

　　根据我们看到的蒋庆泉的档案，他所在的部队——23军67师政治部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使他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幸运地保留了党籍和军籍。

　　蒋庆泉的档案有五分之四涉及被俘经历。和许多归国志愿军战俘一样，在压力下他在不同的自述和材料中，描述了不同的情况。在最为“不利于”他的一份材料中，蒋庆泉写到，“是投降的，原因是自己当时右倾保命，没有和敌人拼到底的决心”，“我给党丢了人，给我军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这是我的罪，我有罪。”

　　在讲述如何接受敌人审问时，他说，自己告诉敌人“每人一挺小轻机枪”、“吃大米白面猪羊肉”。每个正常人都知道，这是为了对抗敌人的审讯。但是，审查的最后结果认定：他被俘后暴露部队的武器装备。

　　蒋庆泉现在和二儿子住在一起。这个东北乡村的普通农户家里，只有一台电视。二儿子看起来有些木讷，通过土地微薄的收入与大哥一起负担年迈的父亲和母亲。

　　大儿子蒋立是葫芦岛一所小学的教务人员，妻子是中学的老师，家里有个正上学的儿子。他们像普通城市居民一样有自己的生活和压力。几乎每周他都会坐长途车回去看蒋庆泉。

　　蒋立对于我们的到来本来有些犹豫。他最后说，你们能让他感觉自己的付出还是有人承认，他心里高兴多活几年，我们做儿女的就满足了。

　　被俘的屈辱感一直困扰着蒋庆泉。这使他对今天所得到一切都感到满足。但每个听到他的故事的人，包括区民政局的副局长，都深感命运对他的不公。

　　《英雄儿女》中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还有多少个蒋庆泉就在你我身边？  

电影英雄儿女“向我开炮”原型亲述战俘营经历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17日10:32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201022期封面：寻找“王成”

　　寻找“王成”

　　--- 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

　　“王成”还活着

　　那个高呼着“向我的碉堡顶开炮”的步行机员蒋庆泉，战斗结束后出现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锦州报道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他的原型之一 还活着。

　　电影《英雄儿女》中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但是，在那场艰苦的战争中，只有一名战士，他的事迹直接激发人们创作了“向我开炮”的经典情节。

　　1953年4月，陆军23军67师201团步行机员蒋庆泉及战友，在朝鲜石岘洞北山遭到强敌围攻。绝境中，他向步话机高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蒋庆泉的故事被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了解后，写成了通讯《顽强的声音》。同年7月，23军73师217团的步行机员于树昌也在战斗中呼唤炮火，与敌同归于尽。

　　洪炉根据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以于树昌为主角另写了一篇《向我开炮》。

　　与洪炉相熟的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创作电影《英雄儿女》时用“向我开炮”的情节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并根据另一位烈士杨根思的事迹设计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壮烈结局。

　　于树昌与杨根思确已牺牲。但是蒋庆泉，这个最初促动洪炉写下“向我开炮”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默默生活在辽西平原的乡村里。

　　《顽强的声音》因何未能发表？活着的“王成”为什么没能获得引人瞩目的荣誉？带着这些疑问，《瞭望东方周刊》对蒋庆泉---当了56年农民的老战士进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采访。

　　在长江边摘下国民党帽徽

　　辽宁锦州松山新区大岭村，1928年蒋庆泉就出生在这里。父亲蒋福林一直在外做工，土改前家里有房子两间半，成分“贫农”。小时候蒋庆泉给地主打小工、在店铺当学徒，还去黑龙江放过羊。1948年春节刚过，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表兄蒋庆云找到了他，拉他加入国民党军队。

　　师管区就是国民党拉壮丁、训练新兵的地方，当兵可以有饭吃。秋天打辽沈战役之前，我们都被拉到葫芦岛在海边等着。如果锦州打赢了，我们回去；如果打输了，就坐船撤退。

　　葫芦岛离锦州100多里地，我听见打炮打得厉害，但不能回家。后来上船去了南方，驻扎在长江边上。我当兵是在国民党54军198师539团2营5连。都知道长江是守不住了，肯定还要往南撤。我想，再撤离家就越来越远，而且我们老家都是共产党的地方。我再跟着国民党，就更回不了家了。解放军是晚上过江的，这天白天我找到蒋庆云说要回家。

　　蒋庆云说，你要跑我就枪毙你。我说我要回家，枪毙我也要回家！他就放我走了。

　　第二天白天，我走到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有过江的解放军在那吃饭，我说我要加入解放军！那时候也不换衣服，我自己还带了一支枪。摘了帽徽，我就跟着解放军追击国民党。我参加的这个部队是第三野战军23军67师199团1营3连。

　　解放军有意思：吃饭、洗脚、学写字都是任务。领导看我脑子好使、学习快，就让我当步行机员，就是步话机员。

　　虽然我1949年4月才加入解放军，但1950年10月就在浙江新昌入党了，入党介绍人是后来67师202团3营的参谋长邢德良。别人入党都是班长、连长当介绍人，我表现很好，所以营领导给我当介绍人。我一共立了两次三等功，奖给我日记本、授奖状。

　　我们部队一直打到上海，又打到浙江，剿匪后驻扎在那里。我当了解放军，但离家也越来越远。我本来想，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在部队受到很大教育，解放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我们还要解放别的穷人。老家土改又给了我家土地，我就老老实实地跟着部队。

　　我们在1952年入朝，是第一批轮换部队。

　　入朝第一夜看见战友墓碑

　　坐上火车，蒋庆泉从浙江回到东北。路过锦州站，他没下车，在车上喝了两杯慰问者送来的家乡水。

　　列车终点是丹东。蒋庆泉记得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他和战友们站在鸭绿江边，面朝着火光闪耀的朝鲜宣誓。他们唱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然后踏过鸭绿江大桥奔向战火。

　　过江没走多远，一颗照明弹让蒋庆泉看清了路边墓碑上的名字：那是他的一个战友，先期入朝。蒋庆泉跑过去向墓碑郑重地敬了个军礼。他的心情沉重而庄严，虽然并不知道战友牺牲的细节，但烈士的墓碑震撼着蒋庆泉年轻的心。

　　我们先在东海岸修工事，防止敌人登陆。12月底，到“三八”线接替38军防务。跟我对口交代工作的那个步行机员一见面就说，我们是38军、万岁军！牛气啊！

　　我们在丹东和东海岸时，部队教育我们，讲烈士的故事：黄继光、邱少云。听了他们的事迹，心里很激动，很期待到前线去。文工团给我们表演节目，国内慰问团发的糖我是吃了的。他们鼓励我们勇敢杀敌。我心里就想，我如果不勇敢战斗，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不过，那时并不知道战斗有多残酷。

　　我们在石岘洞北山，对面是美7师，王牌。这个地方山很矮，比较高的是346.6高地，就是346.6米高。北山分主峰和次峰，在西南边有个很长的小山梁，我们叫西南山腿。头两次就打它这个西南山腿。

　　第一次是1953年3月初，我是跟着5连上去的。那个姓朱的连长就是这次进攻时阵亡的。打完以后我们就撤下来了。

　　第二次是3月底，我又跟着5连。这次连长姓刘，也阵亡了。我回来时候在交通壕里突然遇到两个美国兵，都举着枪，大高个、胳膊上全是毛。前边那个上来一枪就扎在我肚子上。我用手抓住枪头，和他滚在一起。那美国兵也害怕，扔下枪转身就跑了。结果又立了一次三等功。4月16日这天晚上，我们三打石岘洞北山。

　　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此时朝鲜战争已进入尾声，双方在“三八”线附近进行拉锯战。时任67师201团副团长的黄浩后来回忆说，经过前两次战斗他们总结可以在占领阵地后留少数部队扼守，然后组织火力配合，“借此大量杀伤反击之敌，并与敌人反复争守。”

　　这一战术，力求以最小代价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志愿军普遍使用的对敌策略。在第三次攻打石岘洞北山的计划中，由201团5连和团警卫连一个排攻占北山，然后指引炮兵打击敌反击部队。在战前，炮兵还将敌人的运动通道及各类目标都进行了标记，火炮也做了测距和试射，“以求准确打击反击之敌。以4、6、1连依次担任轮番守备。”

　　我们大概是晚上8点进攻，5连打头阵，然后 4连接应，再后边是6连。5连是加强连，一百五六十人，营长带队。我们冲上去就剩十几个人，连长、排长都牺牲了。我本来是要跟营长下去的，但是后来上来的4连的步行机员也都牺牲了。我就留下来。4连也没上来几个人，打到第二天天黑时，又剩十几个人了。

　　6连没上来啊！我们晚上先打退了两次进攻。敌人叫红烟炮，就是先打一发，落地冒红烟，然后根据这个烟再打。晚上亮得跟白天一样，满天都是“天灯”，就是照明弹。敌人的炮打得像下雨，我们后来枪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地上的土被炸起来，呛的。用布包着枪都不行，就扔手榴弹。

　　我们最后退到碉堡里。除了伤员，就几个人能打枪。我没怎么受伤，因为他们拦着我，让我呼叫炮火。

　　我说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弹就打在我们附近，敌人不能过来。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见咱们的炮了呀！敌人就在我们碉堡外边10米的地方，围着我们打，用机枪封锁我们的射击口。

　　我就向步话机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们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战死在这吧。那时候没想别的，就是让炮弹向我们开炮，把敌人也炸死。 

经历战俘营的阴影笼罩蒋庆泉一生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17日10:32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但是，我还是没看到炮弹。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堵着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们。那时候耳朵都震聋了，就见火箭弹打进来一闪光，一下就把我打晕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过来，血从头顶流下来把眼皮都粘住了，还有腿、后背都受了伤。

　　那个拦着我不让我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血。我使劲起来，敌人又扔了一个毒气弹，好像是蓝光、灰烟。我们被呛得不行了，在碉堡里还呆了有20多分钟，就想往外冲，大概是刚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英雄的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上

　　在志愿军主阵地和部队出发阵地之间有上千米空旷地。战斗开始后，敌人的炮火就彻底覆盖了这条必经之路，支援部队伤亡惨重。

　　当时团部与蒋庆泉直接联系的是步行机员陆洪坤。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67师不仅使用了自己的全部炮火，还借用了其他部队的火炮和炮弹，“后来军首长让把喀秋莎也开上去了！”

　　陆洪坤在步话机中听见蒋庆泉不断报告敌人的位置：200米、100米、50米、20米，“他说，直接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问他，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他说，别管了，快开炮吧！”

　　但这时，志愿军方面已经没有炮弹了。

　　后来的两个多小时里，炮兵断断续续向北山阵地支援。陆洪坤听见蒋庆泉说敌人把炸药吊到了碉堡门口，“炸我了！炸到我了！”还听见他高喊：“共产党万岁！”??一直到步话机中完全沉寂下来。

　　惨烈的第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一直持续到4月18日晚，小小的北山饱浸鲜血。前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中，几经补充的201团5连前后有200多人阵亡，包括3名连长、1名政委，12名正、副排长。

　　7月，67师以14个步兵连、30个炮兵连、16辆坦克再次进攻石岘洞北山。经过几乎一周时间的反复争夺，终于彻底控制了石岘洞北山，使其在停战协议签订时划归中朝一方。

　　洪炉就是在第四次进攻时登上石岘洞北山的。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战士们在挖工事时根本没法下铁锹，因为沙土下就是敌我两军阵亡者的尸体，层层叠叠。

　　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发现蒋庆泉的遗体，但是他呼叫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事迹却在步行机员中广为传播。洪炉根据对陆洪坤和另一位步行机员谷德泰的采访，写出了《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员蒋庆泉》，政工机关也准备为他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他的英雄壮举。

　　然而，就在5月，政治部传来消息：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有蒋庆泉的名字。

　　从战俘营回家

　　我突然感到头和身上都很痛，特别是后脑勺蹭着痛，昏昏沉沉地感觉有人倒拖着我的腿。我哼了一声，不拖了。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话，还笑，但是听不明白说什么。我眼皮都肿了，睁开一条缝，脑子嗡的一下：哎呀，我没死，还活着，被抓了俘虏！我心里难受啊，眼泪就流下来了，身上却没劲动。

　　4个敌人把我从山上架下来，我看到还有碉堡里一起战斗的人也被俘了。敌人用卡车把我拉走。我躺在车厢里，上边架的就是美国人的尸体，血滴在我下巴上、脖子上，都凝成血块了，我也没劲抹一下。

　　那天晚上敌人第一次审问我，问我去哪？我说我要回家！

　　我先被拉到汉城的医院，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后来转到釜山战俘营。刚到战俘营时，战友们不相信我，把我衣服都扒光了检查。结果看见我有俩肚脐---另一个是刺刀扎的。后来又转移到济州第八战俘营，我所属的那个队都是要回大陆的，曾经在战俘营里升五星红旗。为了升旗，牺牲了很多同志。这都是我去了以后知道的。

　　我们还偷偷组织学习。我写字好，发给我一根铅笔，是战友们用药品和敌人私下换的。敌人来搜查我就把铅笔藏到肛门里。咱们在战俘营有组织，领导我们和敌人斗争，我都是参加过的。

　　送我们回来那天，板门店搭了一个很大的门。我把战俘上衣脱了，使劲扔在地上。裤子没敢脱，因为敌人不给发内衣。我就这样光着膀子走过去了。

　　走过去，就抱着哭，那真是鬼哭狼嚎啊！180师那个团参谋长是先回来的，他给我们讲话，说祖国欢迎你们回来！我记得特别清：给我们发慰问品，有一盒“大中华”，抽到这个烟，我们就是回家了。

　　被俘的阴影笼罩一生

　　按照当时的规定，被俘人员不得进行宣传。洪炉写好的通讯也没能发表。后来担任23军军长的黄浩在回忆石岘洞北山战斗时特别提到，虽然于树昌“与蒋庆泉事迹相同，被宣扬出去，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连他的名字都被忘了！我为此深深感到遗憾。当年的战斗中，有多少这样的无名英雄”。

　　洪炉和战友后来以于树昌为主人公写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顽强的声音》。这篇文章由《志愿军一日》主编刘亮、申述将标题改成《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还被编入语文课本。几年后，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改编巴金小说《团圆》时遇到一个问题：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团圆的故事为主，哥哥王成是个过场人物，只有几行文字，并没写他牺牲的事迹。

　　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商量后，用“向我开炮”和杨根思的情节重新塑造了一个王成，从而突出“英雄儿女”的主题。

　　蒋庆泉并不知道这些。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回到国内后就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本刊记者意外地查询到了保存完好的蒋庆泉的档案。厚厚的被俘登记材料占据了蒋庆泉档案的主体，而那段被俘经历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一生。

　　想见见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

　　大约在60年代的一个夏日傍晚，蒋庆泉和老伴去公社看电影《英雄儿女》。回来的路上，蒋庆泉哭了。他想起那个亮如白昼的夜晚、那部被打坏的步话机，想起那个喷洒鲜血的阵地。回到家，他在被窝里又哭了。

　　2004年前后，崔永元的《电影传奇》请了洪炉等老同志去讲《英雄儿女》的幕后故事。洪炉谈到了这位他从未见过面、已下落不明的英雄。看过电视，蒋庆泉的妻兄和同村一个农民找到他，问他是不是就是这个蒋庆泉。蒋庆泉说，没这事。

　　心有不甘的妻兄又找到蒋庆泉的儿子蒋立询问，他却从来没听父亲讲过抗美援朝的经历。蒋立又去问蒋庆泉，他沉默许久后说，“没有开炮那不是我的原因。”

　　蒋庆泉不让儿子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但2009年他还是让儿子带自己去了一趟丹东。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岘洞北山战斗展台，蒋庆泉看到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这个沉默的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气，一定要把照片撕下来。蒋立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架了出去。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50多年，可蒋庆泉内心的那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

　　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的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有当兵的会讲在前线的事儿，我就听着，不说话。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

　　运动的时候要斗争我，说我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我的大字报，墙上也是，绳子上挂着也是。结果没几天林彪就摔死了，没斗争起来。我算是躲过一劫。我们这一片儿有两个被俘回来的，一个在山海关车站那边，被关起来了；还有一个，大粪都归他挑。

　　早些年，蒋庆云从台湾回来。我们俩就说当初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去台湾的，我是怎么投解放军的。我回来就是农民了，但我不后悔！

　　八几年，有一天突然市里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在大队部公开宣布，取消对我的党内处分。我在石岘洞北山那么苦都没哭，这次哭了。30多年了，我委屈啊！

　　后来每个月给我发钱，从4块、6块，现在一个月是七八百块。政府对我好。前几年右眼突然不行了，走路走到路边的沟里，医院说是白内障。我儿子找到民政，民政给我写了个条子，拿着去医院看病不花钱。可是大夫说我眼睛里有东西，一做手术就影响另一个眼睛。他知道我以前打过仗，说可能是打仗时留在眼睛里的。其实好几十年了，天天头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难受。姑娘结婚时，我自己跑外边溜达去了。儿子说是什么神经官能症。

　　去年我儿子领我去丹东，纪念馆里那个石岘洞北山的地方只有炮兵的照片，我为啥要撕它？我后来看不见他们打炮了呀---他们打炮我就死了，就不会被俘了。

　　不管怎么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想，要是能找着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就好了，我们见见面，现在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 

抗美援朝年纪最小文艺兵回忆战场生活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17日10:32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小兵小香

　　她最喜欢的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他们围坐成一圈，自己在中间跳舞，“不停地转啊，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今年71岁的艺兵曾经叫沈一香。那时候，她也许是朝鲜战场上年纪最小的志愿军战士：入朝那年未满11岁。

　　这个小小的战士，在她还没有步枪高的时候，就用文艺演出的方式大胆嘲笑原子弹和坦克带来的威胁。这让那些心有“恐美病”的军人们备受鼓舞。

　　不过在那个残酷的战场，她也会有自己的小麻烦---比如掉牙之后不知所措。

　　她想起在家时妈妈曾经说，下边的牙掉了要扔在高的地方，于是艰难地爬上防空洞，把小小的牙齿用力扔在上面。

　　战友们都叫她小香。她既是工程兵部队的一员，还是一名文艺兵。所以，讲述小香的故事，也是为了纪念那些不拿武器的英雄们，虽然他们的身影已日渐模糊。

　　拆弹部队

　　沈一香本来是不该加入志愿军的。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在江阴要塞任职。解放军渡江前，他不仅遣散了军中一直跟随他的江苏乡亲，还让随军的沈一香母女离开要塞。

　　后来江阴要塞的国民党部队起义，这个固执的军人却没有选择顺从大势，结果成为战犯。

　　母亲带着沈一香辗转到长沙时，生活已开始窘迫，无法让10岁的沈一香继续上学，“她说让我找个地方当学徒什么的，只要能养活自己就可以。”

　　沈一香的一个姨夫曾是地下党，在他的介绍下，沈一香找到了驻扎在长沙的解放军工程兵重机械团宣传队。宣传队长赵崇喜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1950年时宣传队正在扩编，没有过多考虑出身。而且沈一香4岁就开始读书，很懂事，“队里还有个9岁的小女孩，家长是咱们队伍上的，但她一是尿炕，二是爱吃零食。”

　　当时让沈一香说自己为什么要加入解放军。小女孩在纸上写，为人民服务。看见这句话，大家都喜欢得不得了。于是，10岁的沈一香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因为不太会唱歌，沈一香就跟着演话剧。第二年春天，重机械团以志愿军工程兵第18团的身份前往朝鲜。本来宣传队没带沈一香，把她和另外“两老一小”留在本溪，不过4月初她还是去了朝鲜。“当年要是像大机关那样正经在国内有个留守处，也不会让他们过去。”赵崇喜说。

　　志愿军刚入朝时，战斗机都是从国内起飞。但是由于飞机航程比较短，很难掩护深入朝鲜的部队，18团因此受命在平壤西面的永柔修建机场。1951年4月15日，沈一香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她的11岁生日。

　　敌机几乎每天都会轰炸机场。赵崇喜说，普通炸弹只会炸出一个大坑，很快就能填埋上，“敌人后来用定时炸弹，短的几小时、长的几十天爆炸，阻止我们修机场。”

　　大多数时候，缺乏器材的志愿军工程兵不会像电影中那样用金属探测器来搜寻钻入地下的定时炸弹和延迟炸弹。他们几个人排成一字形横列，沿着不到100米宽、2000米长的跑道用铁锹查探。铁锹尖刺进去有金属声，就是炸弹：它可以形成直径超过10米、深度超过5米的弹坑。

　　一旦炸弹在拆除过程中爆炸，以班、排为单位的小组往往当场全部牺牲。有一天上午1营2连的一个小组已经把炸弹尾翼挖了出来，结果突然爆炸。现场十几个人被炸碎的肢体装了几麻袋。这天下午，另一个连的拆弹小组又全部牺牲。

　　不过工程兵们相信，定时装置只要是人装上去的，就可以再由人卸下来。

　　拆弹的办法之一是用小锤子敲击炸弹尾翼上的引信螺丝，使其松弛，然后拆除。敲击的力度完全依靠感觉，稍微用力就可能引爆炸弹。一次正在拆除的战士突然感觉到尾翼里的爆炸装置启动，于是用尽全力将其推进弹坑，才躲过一劫。

　　宣传队的作用是，既要缓解部队的心理压力，又不能过分轻视炸弹的威胁，防止战士在拆弹时掉以轻心。

　　从普通一兵成为英雄

　　曾任《解放军报》高级编辑的洪炉认为，志愿军之所以能在朝鲜战场与美军抗衡，战斗精神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大概是人类近现代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他说，战争的实质是志愿军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如果没有必死献身的精神是无法实现的，“这要归功于政工宣传的作用”，特别是像小香这样的文艺兵。

　　他举例说，英雄事迹的传播和宣传曾给战士们带来无穷勇气。比如黄继光看过描写苏联英雄马特洛夫用胸膛堵抢眼的电影《普通一兵》后，曾和战友讨论很久。黄继光牺牲后，政工人员不仅组织部队学习他的事迹，还把他的故事编入歌曲和评书、相声，结果又出现了很多黄继光式的英雄。

　　23军67师步话机员蒋庆泉在阵地上呼唤“向我开炮”的事迹，也曾在这个军的步话机员中广泛传播。几个月后23军73师就出现了另一位呼唤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英雄于树昌。

　　每个烈士的事迹经过传播，都带动一批新英雄的产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宣传队和文艺兵就是传播链条上的关键环节。

　　在《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中志愿军政治部总结说，在鼓动与宣传结合中一是要宣传胜利，“对整个的胜利消息，兄弟部队的胜利消息，尤其是友邻班、友邻排、友邻连的消息都要向大家及时传播；特别是英雄人物的事迹对人们的鼓励更大。”此外，还要宣传经验、宣传情况。“如果战场上当时有功，当时就记，当时就传播。”

　　有效的鼓动办法还包括表扬、壮胆、激发、解释、比喻等10项。以“比喻”为例，在战斗中，美军溃乱，胡闯乱撞，就说：“美国兵像一群羊似的，比国民党好打多啦。”“这些比喻有效地增强了大家的必胜信念。”

　　赵崇喜回忆说，刚开战时政工工作的一个重点是消除部队的恐惧心理：“美国有坦克，有原子弹。”很多人对与美军作战心存疑虑。

　　沈一香记得，根据宣传要求她排了一个相声叫《一片阿司匹林》。“什么能治感冒？阿司匹林；什么能治发烧？阿司匹林；什么能治'恐美病’，你还要吃阿司匹林吗？”沈一香说，这个相声就是批判“恐美病”。

　　小孩子在笑话“恐美”，这不仅能够消除一些战士心中的胆怯，也会促使他们更加勇敢地战斗。这个相声讲了一年。

　　“要仇视敌人、鄙视敌人、蔑视敌人，这叫'三视’。”赵崇喜举例说。

　　不过，在“鼓动工作必须掌握的几个问题中”，志愿军政治部也提到，不能以假情况和不正确的情况鼓动部队，“如果那样的话，战后战士了解了便会很不满意，降低政治工作的威信。这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注意。”

　　意外的香椿炒鸡蛋

　　虽然在战友面前要表现出对敌机的蔑视，但轰炸还是在幼小的沈一香心理留下了重重阴影。

　　有一天沈一香在半山坡上遇到敌机，她躲在林子里清楚地看见敌机向山谷扫射，路上的人中弹倒地。沈一香连忙跑回连队，蹲在正洗衣服的生活组长身边，“我说，小香回到你身边，就不害怕了。”

　　在朝鲜，有三个组长负责小香：生活组长、行政组长、学习组长。在她记忆中没有任何与玩耍有关的内容。她最喜欢的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他们围坐成一圈，自己在中间跳舞，“不停地转啊，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这些舞蹈的场地往往是半山上偶然出现的平地。有一次她一下从斜坡掉了下去，被上年纪的战友一把拽了上来。

　　脚摔伤后没有药，慢慢肿了起来。但是宣传队往往要在部队出发前就启程，在半路上化妆、安置演出器械鼓舞战士前进。

　　她就骑在分队长的脖子上行军，“我还在上边左右晃、比画跳舞的姿势，他在下边说，好了、好了，别动、别动。”

　　晚上走到老乡家休息。小香坐炕上，看着夕阳把山水都染成金黄色，眼泪还是一滴一滴地掉了下来。“组长来问我，我说我想家，想妈妈。”

　　为了消除战士沈一香的恋家思想，宣传队专门组织了政治学习。“作检查，后来上级还让我看《马蹄钉思想杂谈》，写读书笔记。”当时北京有几个政工人员和作家在报刊上写专栏，谈青年问题。最后结集出版，就叫《马蹄钉思想杂谈》。

　　沈一香说，她确实一字一字看完了这样一本理论书籍。

　　1952年4月14日，12岁生日前一天，沈一香正好在下边连队。连长问：“小香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她想想说，香椿炒鸡蛋。

　　“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吃的。咱们部队有纪律，苹果掉在地上才能捡起来吃，在树上的都不能摘。”没想到，第二天战士们真的给她端来一盘香椿炒鸡蛋，“就一点点儿鸡蛋，是战士们凑钱给我买的。哎呀，我高兴死了！”正是由于缺乏营养、发育晚，她在十几岁才开始换牙。

　　虽然身处后方，但小香还是看到了牺牲。

　　有一次，她在半路上临时改变了去一个连队的计划，“回来的路上看见敌机向那个方向飞去。”等她第二天到连队时，看见小板凳上都是血迹，正在上课的班长和许多战士都牺牲了。

　　还有一次拉材料的卡车翻了，团参谋被压在下面没法挖出来，两天后眼睁睁地死去。沈一香自己也经历过翻车：拉着宣传队的卡车倒进弹坑形成的水泡子里，圆号把号手的肋骨顶断了，小提琴也摔坏了，湿淋淋的小香被战友拉出水面。

　　受了很多苦，宣传队始终是部队最欢迎的。沈一香记得很多次说完相声后，全场雷鸣般的喊口号：欢迎小香再来一个！

　　小香的名字，就这样在工程兵部队中传播开了。

　　1953年停战后，沈一香调到了仍在朝鲜驻扎的23军文工团，还成为洪炉的战友。这个时候她给自己改了一个很符合身份的名字：艺兵。

　　生产线上的舞蹈演员

　　1955年，小香写给妈妈的信被退了回来。部队派人去了解才知道，她自杀了。

　　沈一香觉得，父亲带来的压力以及她在前线的安危一直折磨着母亲，令她作出这样选择。其实从4年前离开长沙，小香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1956年，在得知母亲的死讯一年后，沈一香才利用汇演的机会回国，见到了母亲的骨灰盒。

　　沈一香后来在朝鲜国立艺术剧院等单位学习，继续着自己的舞蹈事业。她的舞姿让朝鲜姑娘也非常钦佩。到1958年志愿军从朝鲜全部撤军时，18岁的小香已经长成楚楚动人的大姑娘。

　　洪炉回忆说，有一次他们去板门店演出，中立国代表团的一位波兰军官约沈一香散步，向她示爱，要带她回波兰。“我说那怎么行呢，我们是有纪律的。”沈一香还记得，同行的捷克军官拿巧克力给另一位文工团姑娘，而这个年轻帅气的波兰军官送给她鲜花，“我觉得他还是挺好的。”遭到拒绝后，波兰军官的上级还找到文工团负责人，也未能如愿。

　　回国后，沈一香进入总政文工团。她差不多是当时中国朝鲜舞跳得最好的人。在一场演出中曾经7次上台，独舞或者领舞。

　　60年代，有一天团领导领来一个姑娘向她学习朝鲜舞。姑娘在学习之余，很喜欢听她讲朝鲜战场上文艺兵的故事。这个女孩叫刘尚娴，后来在电影《英雄儿女》中饰演王芳。

　　10岁参军的沈一香在授衔时是中尉。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舞会时，周恩来问这些文艺兵的军衔，“别人都是少尉，我骄傲地说我是中尉。周总理想了想说，那你没有多少社会经验。”意思是，这个姑娘肯定从小就在部队上。

　　不过，她只参加过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从来没有去过中南海。“她是台柱子，但就是不让宣传她。”洪炉回忆说。

　　后来有人对她说，是她那个以死“与人民为敌”的母亲、而非正在改造的父亲影响着她。

　　沈一香后来被调往大西北、国防科工委的文工团，在那里与话剧团的战友结婚。几年后，沈一香生下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后来成为著名主持人，叫许戈辉。

　　60年代末，原子弹基地解散了文工团。本来广州军区文工团想调沈一香，但是她却被转业到长沙的一个劳改农场。从此，她就远离了心爱的朝鲜舞。

　　在老首长和战友们的帮忙下，沈一香后来调到了北京，在展览馆附近、北京二轻局下属的一个电子仪器厂工作。这个厂子之所以愿意接收她，是因为厂长也是部队转业干部，收了一大批像她这样的文艺兵。

　　沈一香就在流水线上组装电子器件，丈夫因为是演话剧的口才好，去搞供销。

　　1975年中共特赦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在此之前的26年间她从未见过父亲。虽然父女都希望在一起生活，但是她的家庭因为怕受牵连而反对。老人于是去了上海的妹妹家。沈一香为此一直感到内疚。

　　沈一香曾经有机会去考文艺团体，只需要在一个星期内复习好文化课。但在最后时刻她生病了，“一生病我就想，完了。”沈一香说，这时她已经快40岁了，于是就安心待在工厂里。

　　不过，从军经历还是深深影响着她。换饭票不小心多给了，她就会退回去，这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

　　90年代以后，退休的沈一香和老战友们的聚会多了起来。那些漂亮的金达莱、背着她行军的战友、半山上旋转的天空，又经常浮现在她眼前。如今，还有文化团体找她辅导舞蹈。这样，她又能和心爱的朝鲜舞在一起了。 

 

优劣悬殊：抗美援朝敌我装备差距有多大

2013年11月18日15:17
         　　文章摘自《你不了解的抗美援朝战争》
　　作者：齐德学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差距有多大

　　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战的主要对手是美军。美军武器装备是世界上所有军队中现代化水平最高的。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志愿军武器装备与美军相比，就像“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可以用“敌有我无，敌多我少，敌好我差”十二个字来概括。这种差距，在志愿军初入朝时尤为突出。

　　敌有我无：此时，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上的空军和海军的飞机约1200架，包括战斗截击机(歼击机)、战略轰炸机、轻轰炸机、战斗轰炸机和运输、救护、指挥等飞机，此外，地面部队每个师还编有22架炮兵校正机；投入到战场上的海军各种舰艇300余艘，其中包括航空母舰、巡洋舰、战列舰、驱逐舰、登陆舰、扫雷艇等。美军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或摩托化，共有坦克1000余辆(每个步兵师和陆战师各编有140余辆)、装甲车330余辆(每个师各编有35辆)，每师还编有各种车辆3800余辆。志愿军既没有空军参战，也没有海军参战，地面部队也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编制，每个军只临时配有100辆左右负责物资运输的汽车。

　　敌多我少：除上述武器装备敌有我无外，敌我双方都有的主要武器，志愿军也远比美军少。美国地面部队每个师除装备坦克外，还有各种火炮959门，包括榴弹炮72门、各种直射炮(山炮、野炮、无坐力炮)120门、各种迫击炮160门、高射炮64门、火箭筒543具，其中7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330余门。美军在朝鲜有7个师和第八集团军总部，总计有各种火炮6049门，其中榴弹炮568门、高射炮784门(不包括南朝鲜军和其他“联合国军”的)。志愿军一个军才编有各种火炮522门，包括有直射炮108门、各种迫击炮333门、火箭筒81具，而且没有坦克，也没有榴弹炮和高射炮，其中7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仅190余门。志愿军一个军的火炮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火炮装备的54%。志愿军第一批入朝6个军(其中第五十军和第六十六军火炮编制更少)，加上志愿军炮兵的火炮在内，共有各种火炮不足3000门(其中榴弹炮320门、高炮36门)，仅相当于美军火炮总数的45%左右。志愿军没有空军、没有坦克，而防空和反坦克武器也少得可怜。另外美军一个师装备各型无线通信机1400部，有线电话机1100部。志愿军一个军装备无线通信机只有69部，有线电话机375部，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同类装备的5%和34%。

　　敌好我差：志愿军不但没有空军和海军参战，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编制，而且火炮和枪支在性能和质量上也都不能与美军相比。美军火炮新、口径大、射程远、弹药足，最大射程可达20多公里，均有汽车牵引或吉普车载运，威力大，机动性能好。志愿军装备的火炮几乎全部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装备，火炮陈旧、型号杂、口径小、射程近(最远10公里)、弹药不足，多由骡马驮载或由人员携行，威力小，机动性能差。美军步兵的枪支都是自动半自动的；志愿军步兵装备的枪支，美制、俄制、德制、日制和旧中国制造的都有，自动枪极少。

　　这就是志愿军武器装备与美军武器装备的现实，这就是志愿军武器装备与美军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如此悬殊，使双方在战场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作战空间上，美军握有整个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实行陆、海、空军联合的全方位的立体作战；志愿军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只是单一地面部队(步兵在少量炮兵支援下)的平面作战，所谓以平面对立体，以一军(陆军)对三军(陆海空三军)。美军可以攻击志愿军的后方和海岸；志愿军则没有能力攻击美军后方和海岸。

　　在作战时间上，美军能进行全天时作战，受限较少；志愿军则主要利用夜间和气象条件不利于美军飞机出动的昼间组织部队行动。

　　在作战组织上，美军机动力、火力突击力、后勤补给力均强，并且通信畅通，指挥灵敏。志愿军则防空压力大，运输补给困难，部队机动困难，火力弱，作战指挥不畅通。

　　志愿军就是在武器装备这样优劣悬殊的条件下与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的。

　　美军优势武器装备在战场上是如何耍威风的

　　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进行的是陆、海、空军联合的全方位的立体作战。在作战中，充分发挥了其现代化武器装备尤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的作用。

　　美军作战飞机的运用。美军依靠其空军的巨大优势，掌握了整个战场的制空权。一般每天出动数百架次到1000余架次飞机执行作战任务，并昼夜出动。在志愿军参战后的运动战阶段，志愿军没有空军参战，也缺乏对空作战武器，因而美军飞机肆无忌惮，在志愿军和人民军活动区域，钻山沟，钻桥洞，掠房顶，掠树梢，追打单个行人和单辆车辆，极为疯狂。美军飞机作战，根据其性质大体上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用于轰炸和封锁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这一任务主要由远东轰炸机指挥部的战略轰炸机和第五航空队的轻轰炸机执行，第五航空队的战斗轰炸机和海军舰载机，也部分地执行了这一任务。每日出动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几十架次到几百架次不等。1950年11月5日，出动B-29型战略轰炸机21架轰炸江界，投下170吨燃烧弹。11月8日，轰炸新义州，一次即出动B-29型战略轰炸机70 架次，投掷500磅燃烧弹584吨，另有9架B-29使用1000磅的炸弹轰炸了鸭绿江上的桥梁。从11月8日到12月5日，远东轰炸机指挥部出动全部90架B-29飞机，对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进行了空中摧毁。并从1951年1月起，对朝鲜北纬37度线以北地区，划分为11个封锁区，按区轰炸封锁。美军飞机轰炸使用的炸弹有100 磅、200磅、500磅、1000磅、2000磅和4000磅的普通炸弹，1000磅和12000磅的制导炸弹，M-83弹束(志愿军称其为“蝴蝶弹”)等，还大量使用了凝固汽油弹和定时炸弹。整个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后方地区直至鸭绿江，所有大小城镇、铁路桥梁，重要公路桥梁、铁路车站和工业设施以及美军认为所有可能的志愿军和人民军物资囤积地、部队集结地，均被其严重摧毁、破坏，大小城镇已变成废墟。

　　1951年8月至1952年6月，美军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目标发动的“绞杀战”，集中其用于朝鲜战场空军和海军作战飞机的80%轰炸朝鲜北方铁路和桥梁，9月至12月朝鲜北方铁路80%的时间不能通车。

　　1952年6月23日下午，美国远东空军和海军出动各种飞机305架，对水丰电厂进行了猛烈轰炸，投掷炸弹145吨。同一天下午，美第五航空队和舰载航空兵的飞机，还轰炸了长津、赴战、虚川等地发电厂。6月23至27日，美国远东空军和舰载航空兵，先后出动1514架次飞机，对朝鲜北方4处水电系统共13个电厂，连续进行了4天大轰炸，使朝鲜北方的水电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7月11日，美军空军和海军出动飞机1254架次对平壤市进行了轮番轰炸。据平壤7月13日广播，有1500座建筑物被摧毁，7000人伤亡。8月29日，“联合国军”先后出动飞机1403架次，从上午9时30分至下午5时30分，轮番出动，对平壤市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轰炸。

　　二是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攻击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线作战部队和向第一线机动的部队。这一任务主要是由美第五航空队和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的战斗轰炸机执行，一般每天出动飞机100余架次，最多时达340余架次，对美第八集团军每个陆军师的作战，每日各以十余架次至数十架次飞机进行支援，除发射炮弹、火箭弹外，也大量投掷普通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第四次战役中，美军攻击志愿军第三十八军第三三四团九连防守的213.8高地，仅200平方米地区，一天内即投掷凝固汽油弹70余枚。

　　三是实施空战和为轰炸机护航。这一任务主要由第五航空队的战斗截击机和护航大队的飞机执行，一般每天都出动数十架次至百余架次F-86战斗机，还有F-82、F-80、F-51战斗机进行空中巡逻，由F-86和F-84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1951年9月，志愿军空军以师为单位参战后，美军出动空战的飞机最多时一次就达200架以上。

　　据美国空军战史统计，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共投掷炸弹69万余吨，朝鲜北方12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弹5.8吨。

　　此外，美军还用其空军运输机空运作战部队，在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后方实施战术空降和机降，配合正面部队作战。1951年3月23、24日，美空军运输机分5批共110 余架次，在战斗机掩护下，在汶山地区空降4000余人(空降第一八七团)，企图截断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第十九师后路；3月28日，美军首次实施了世界战争史上的直升机机降作战，以直升机1架载步兵1个排，机降于志愿军第二十六军第二三三团防守的旺方山阵地，配合正面部队攻击；5月24日，美军在九万里地区昭阳江北岸空降2个连，截击向北转移的志愿军第二十七军部队；6月5日，美军在志愿军第六十三军第五六五团防守的古南山阵地以直升机空降1个营，配合正面部队攻击。

　　美军舰艇的运用。主要以各种舰炮轰击志愿军和人民军侧后海岸浅近纵深内的目标和封锁海岸，并以各种舰艇进行海上袭扰活动。航空母舰停泊于朝鲜东西海域，供舰载机作战起降。地面部队遭到攻击，海军舰船可从海上接应撤退，最典型的就是志愿军入朝后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美第十军指挥的部队遭到歼灭性打击或重创后，美军出动近300艘舰船从海上接应撤退。

　　美军坦克和火炮的运用。美军坦克、火炮广泛使用于地面部队作战，一般是按其部队编成分在各步兵师中支援步兵作战，并且每战均有空军支援，以充分发挥其火力优势。

　　美军坦克一般以营、连为单位，分散配属步兵作战。在对志愿军1个连至1个团防守的阵地发动攻击时，多数情况下，使用坦克10余辆至50余辆配合其步兵作战，少数情况下，也曾以陆军师为单位集中坦克100余辆至200余辆配合步兵作战。如1951年3月30日，美第二十五师向志愿军第二十六军1个营防守的抱川以北加郎山阵地发动攻击时，即集中坦克200余辆、大炮100余门、飞机90余架次，配合两个步兵团的攻击。

　　美军视志愿军缺乏反坦克武器，因此在作战中，其坦克横冲直撞，极为疯狂，并且几乎每战必有坦克。进攻时，以坦克参加火力准备，逼近志愿军阵地摧毁工事，待步兵发动冲击时，则以坦克(或搭载步兵)从侧翼向志愿军实施浅近纵深的战术包围，和在正面掩护步兵冲击；追击时，以坦克、炮兵和摩托化步兵组成混合先遣支队，沿公路山谷、河床等快速向志愿军侧后突击；防御时，以坦克布于其前沿和主阵地之间，形成活动碉堡，支援前沿步兵杀伤志愿军攻击部队；被围时，以坦克组成环形防御圈，保障其步兵的安全，使志愿军围攻部队难以靠近，等待外围增援；突围时，以坦克和炮兵火力开路；撤退时，以坦克断后，掩护步兵撤退。此外，还广泛使用坦克进行战役、战术侦察。在运动战阶段，美军地面部队作战，其坦克是最为活跃的。

　　美军空军、炮兵、坦克作战协同密切，对志愿军和人民军1个连到1个团防守阵地的攻击，往往使用飞机数架至数十架，大口径火炮十余门至百余门，坦克数辆至百余辆进行毁灭性轰击，即所谓“火海战术”，有时一天即行7～10次火力突击，发射、投掷各种炮弹(含坦克炮弹)、炸弹数百发(枚)乃至上万发(枚)。1951年1月26日，美军攻击志愿军第五十军第四五○团1个连防守的阵地，即出动飞机42架次、大口径火炮20余门、坦克和装甲车数十辆，对该连1个排阵地即攻击10余次，发射炮弹1000余发；3月初，志愿军第三十八军第一一四师防守的5000平方米阵地内，1小时即落各种炮弹1.5万余发，该军第三三五团一营防守的580高地仅400平方米地区，4天内落各种炮弹2万发，凝固汽油弹数十枚。3月30日，美第二十五师向志愿军第二十六军第二三○团一营防守的加郎山阵地攻击，出动飞机90余架次、大炮100余门、坦克200余辆，攻击一天。6月3日，美军集中200余门重炮攻击志愿军第十五军第二十九师纵深道口和炮兵阵地。1952年10月14日到11月下旬发动的“金化攻势”，向志愿军上甘岭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发射炮弹190余万发，其中最多的一天就发射30万发。

　　此外，其地面部队机械化和摩托化装备水平高，实施作战机动快。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东线县里地区作战时，美军为堵住丰岩里、下珍富里地区的战役缺口，急调在西线汉城东南京安里地区的预备队美第3师东进，仅用10余个小时，即东进85～120余公里，到达上述地区。

　　美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在战场上的运用，虽也受到一定限制，如其飞机的出动即受不利天候和夜间的限制，其机械化和摩托化装备受道路和地形的限制。但其武器装备占有绝对优势，给劣势装备的志愿军作战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给志愿军作战造成了哪些困难

　　抗美援朝战争是劣势装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次同高度现代化装备的敌军作战。虽然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的正确指导下，充分发挥特有的政治优势，激发广大官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同美军斗智斗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志愿军的武器装备落后，尤其没有制空权，造成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一、在作战全局上造成的困难

　　(一)限制了志愿军昼间行动自由

　　由于美军具有强大的空中优势，掌握着整个战场的制空权，而志愿军没有空军支援作战，又严重缺少对空作战武器，特别是前三次战役，志愿军对空作战部队只有1个高炮团，共36门高炮，各步兵每军也只有十几挺高射机枪。到第五次战役高炮最多时，志愿军也不过编有中、小高炮800门左右，因此，美国空军活动肆无忌惮，不但攻击固定目标，而且攻击活动目标；不但攻击运输车队和运动的部队，甚至单个车辆和行人也成为其攻击的目标，曾出现其飞机因追逐攻击目标，飞行高度过低撞山或撞上高压电线而炸毁的情况。因此志愿军昼间行动受到严重限制，除在同“联合国军”部队作战形成胶着状态，美军飞机无法施展其威力的情况下可进行昼间作战外，部队运动、作战和运输活动均在夜间或不利于飞机活动的气象恶劣的昼间进行。这样，极大地限制了作战能力的充分发挥，作战只能夜攻昼防，昼间难以调动纵深部队发展战果，许多时候坐失战机。虽然后来逐渐增加了高炮部队，1951年9月志愿军空军也出动作战，打击了美军飞机的疯狂气焰，但只在清川江以北地区掌握了局部时间的制空权。因此，整个战争期间志愿军的昼间行动一直受美国空军制约。如何在昼间没有行动自由的情况下争取主动，并争取昼间作战，一直是困扰作战指导的重大问题。

　　(二)造成防空的压力

　　对于志愿军来说，整个战场不分前方和后方，不分昼间和夜间，都必须时刻注意防空袭问题，不但人员、车辆在昼间需要疏散隐蔽和严密伪装，而且医院、仓库和临时物资存放点也都必须严格隐蔽或伪装，夜间必须严格火光、灯光管制，否则稍一疏忽，就会遭到不必要损失。战争期间，志愿军各军和炮兵部队、后勤部队都有遭受空袭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仅半个月时间，即遭美军空袭伤亡数百人，损失大小汽车330余辆、火车皮30节、各种炮7门、汽油99桶，遭空袭的单位包括志愿军直属队，第39军和第42军指挥所，第112、第114、第126师指挥所，后勤第1分部等。其中，尤以第112师指挥所11月5日拂晓遭受空袭损失最为严重，牺牲团级干部4人、营级干部10人、连级干部18人、排级干部36人、战士129人，伤75人，共计伤亡272人，另毁汽车4辆、电台和总机各1部。11月25日，志愿军司令部遭空袭，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牺牲。12月12日至14日，仅两天时间，前方作战部队、汽车第四、第九团和后勤第二分部即被炸毁汽车101辆。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遭受空袭的师、团两级指挥所有8个，其中被炸伤师长、师政委、师副政委、师参谋长和主任各1人。志愿军在战场上牺牲的师以上领导干部绝大部分是遭美军空袭牺牲的，1952年5月15日，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师部遭空袭就牺牲了师长和参谋长两名师领导；1953年6月26日，志愿军第一军第七师第十九团团部遭空袭，牺牲团长、团政委、团副政委、团参谋长、团副参谋长、师组织科长、师后勤处长和政委等8名团职领导。志愿军全部行动均在美军飞机炸扰的威胁下进行，影响了整个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志愿军没有制空权，如何有效地解决防空问题，成了能否生存，能否坚持作战的第一要务。

　　(三)给作战物资运输补给造成严重困难

　　志愿军作战物资补给，几乎全部从中国境内运输。运输手段落后，没有海上和空中运输工具，只靠陆路运输，主要是靠火车和汽车。运力有限，特别是运输汽车数量严重不足，中国不能制造，全靠从苏联购买，第一次战役时志愿军后勤部门全部运输汽车共约700辆，到第五次战役时也只有3000余辆，阵地战时期有了明显增加。而美军1个步兵师即有专门物资运输车(含武器弹药车和各种军用货车)910余辆，另有1100余辆卡车。更为严重的是，志愿军作战物资的运输是在美国空军严密轰炸封锁下进行，铁路、公路运输车辆只能在夜间闭灯行驶，并且道路和车辆遭美国空军严重破坏。运动战阶段志愿军汽车损失率，初期几乎达到50%，到1951年第二季度为22%。作战物资在向前线运输过程中，约有30%～40%因美空军轰炸而损失。这就造成了志愿军运输效率低下，国内物资堆积如山，而前运量则远远达不到作战需要，粮食供应在前三次战役只能保证25%，第四和第五次战役只能保证50%，弹药只能做到重点补给，而作战中跟进保障更加困难。因此，往往影响了作战的决心和胜利。1951年8月至1952年6月，美军集中参加朝鲜战争空军和海军80%的飞机实施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目标的“绞杀战”，其中1951年9月至12月，平壤以北“三角地区”铁路4个月内80%的时间未能通车。9、10两月志愿军第一线部队已发生粮荒，二线部队只能靠野菜充饥。

　　(四)威胁侧后安全

　　朝鲜半岛三面环海、地幅狭长，美军具有强大的海、空军优势，志愿军和人民军侧后的朝鲜东西海岸均在其海、空军控制之下。美军有过仁川登陆进攻的先例，并且经常进行登陆作战演习和袭扰志愿军和人民军侧后海岸，因此，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正面战线作战时，必须顾及到侧后的安全，部署部队防止美军海、陆、空军联合的侧后登陆进攻。作战不能打得太远，越远海岸线越长，受到的威胁越大。这是作战指导上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志愿军和人民军将战线从鸭绿江边推进到三八线及以南后更为突出。直到1953年春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正面战线和侧后海岸均建成了坚固防御阵地体系，才解除了这个后顾之忧。

　　(五)造成部队减员比例增大，影响作战力量的保持

　　由于美军作战具有巨大火力优势，所以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同以往解放军在国内作战相比，减员比例明显增大。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同国民党军作战，双方作战减员总对比为1∶5.3，就是在解放军作战最困难的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双方的作战减员对比尚为1∶3.13。在抗美援朝战争整个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减员18.9万余人，毙伤俘“联合国军”方面23.3万余人，双方作战减员对比为1∶1.23。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作战减员36.6万余人，歼敌71.8万余人，双方作战减员对比为1∶1.96。据统计，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伤亡，70%～80%为美军火炮所致，7%～8%为美军飞机所致。部队作战减员大，补充赶不上消耗，因而影响战斗力量的保持，影响坚持长期作战，这种情况在运动战阶段第四次战役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所以中央军委采取轮番作战方针解决这个问题。

　　(六)战争空前残酷，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

　　美军依靠现代化武器装备，进行立体战争，给志愿军造成多方面的巨大威胁。而志愿军依靠劣势武器装备，难以对付美军飞机的肆无忌惮和坦克的横冲直撞；粮食弹药供给往往接济不上。在运动战阶段战局变化急速，攻防转换频繁，战役没有间隙，或间隙很短，人员物资损失大，人员体力消耗大。因此，这场战争对于志愿军来说是空前残酷的，作战行动是空前艰难的，物质生活是极为艰苦的。这是参加志愿军部队以往在国内作战时，从来未遇到过的。这就对志愿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加了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对志愿军进攻作战的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志愿军进行的五次战役主要是进攻作战，包括第一次战役的西线作战、第二次战役、第三次战役、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的东线作战和第五次战役前两阶段作战。虽然志愿军取得了每次战役的胜利，但是，美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给劣势装备的志愿军进攻作战带来了严重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易达成战役包围

　　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实施战役包围多数是成功的。但当第三次战役后，双方形成了连贯的战线，志愿军实施战役包围必先实施突破。由于装备差，突破火力弱，有时突破不够顺利，待突破后，敌军主力已跑掉，有时虽突破较顺利，迂回部队徒步赶到迂回终点时，敌军依其摩托化和机械化装备也已跑掉。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第三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的作战中。第三次战役，志愿军的攻击目标主要是南朝鲜军，计划以6个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在人民军3个军团配合下，共歼其3个多师。部署是：右纵队以4个军配属炮兵6个团，在突破南朝鲜军三八线防御后，以第三十九军主力和第五十军围歼南朝鲜军第一师，以第三十八、第四十军和第三十九军1个师围歼南朝鲜军第六师；左纵队第四十二军和第六十六军并配属炮兵1个团，两军突破后，以主力5个师围歼南朝鲜军第二师，另以1个师抓住南朝鲜军第五师一部，以配合主力作战。虽然志愿军各军突破较顺利，但因没有摩托化装备，担任战役穿插迂回的部队全靠徒步行进。战役实施结果，左纵队基本实现战役目标，包围并歼灭南朝鲜军第二、第五两师共3个团大部；右纵队穿插部队虽完成了对南朝鲜军第一师和第六师的分割，并截断了南朝鲜军第六师退路，但南朝鲜军这两个师在志愿军尚未完全形成合围或刚刚到达合围位置，即已乘隙南逃。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志愿军以11个军共配属炮兵7个团又2个营，在人民军3个军团配合下，采取突破后两翼向心迂回和正面突击相结合的部署，计划围歼“联合国军”共5个师又2个旅，其中美军3个师，英军、土耳其军各1个旅。虽然“联合国军”方面在部署上只有战术纵深，而没有战役纵深，但战术纵深较长，一般约10公里，逐山部署兵力依靠其现代化武器装备设防。志愿军第五次战役攻击发起后，战役突破即不够顺利。右翼第十九兵团担任战役迂回的第六十四军突破“联合国军”临津江防御后，遭到强烈抗击，作为兵团第二梯队的第六十五军以2个师加入战斗，与第六十四军同时受阻，遭到美军飞机、炮火杀伤较大；担任中央突击的第三兵团突破“联合国军”前沿防御后，也受到顽强抵抗，发展缓慢；只有左翼第九兵团和右翼第十九兵团的第六十三军突破后发展较为顺利。由于“联合国军”在部署上齐头靠紧，没有间隙，前进时步步为营，后撤时节节抗击，因此，志愿军没有实现战役合围计划，整个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形成了平推。

　　(二)对美军形成战役战术包围后，难以达成聚歼

　　运动战阶段的作战实践表明，志愿军对南朝鲜军达成战役战术包围后，基本可以做到全歼和大部歼灭。但对美军达成战役战术包围后，则很难将其聚歼。这主要是由于志愿军的攻击火力太弱。这个问题在第二次战役、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东线的砥平里作战和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充分利用战略和战役上的突然性，在西线首先以第三十八、第四十二两军和第四十军1个师，在“联合国军”进攻的右翼打开战役缺口(战役突破口)，分别包围歼灭南朝鲜军第七、第八师大部。尔后根据战役发展的顺利形势，迅即扩张战果，以第四十二军和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向进至清川江以北的“联合国军”侧后实施战役上的双层迂回和包围，虽第四十二军中途受阻，未达成迂回目的，但第一一三师及时赶到指定地点三所里，并及时抢占了龙源里，截断了美第九军南撤退路。整个西线战场，三面包围了美第九军指挥的美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和土耳其旅全部，另美骑兵第一师和南朝鲜军第一师各一部。在东线，第九兵团第二十和第二十七两军在发起战役反击的当夜，即按计划将美陆战第一师大部和美步兵第七师1个多团分割包围于长津湖地区的3个点上。但是由于“联合国军”武器装备强，坦克多，被围后，夜间由坦克组成环形防御掩护步兵，并充分发扬火力，固守待援；到了昼间，被围部队在其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接应下(东线还有海军接应)，以坦克为先导，由炮兵火力开路，组织突围。因此，虽遭志愿军歼灭性打击，但终于突出包围逃跑。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战斗，志愿军以6个团的兵力已将美第二师第二十三团及法国营团压缩于砥平里，但是美第二十三团等依靠优势的武器装备顽强抵抗。志愿军围攻部队火力太弱，只有3个炮兵连支援作战，并且每门炮只有20～30发炮弹，连续两个夜晚攻击，虽予美第二十三团等以重大杀伤，但未能将其歼灭。第三天，美军援兵骑兵第一师第五团赶到，30余辆坦克在飞机掩护下攻击志愿军阻援部队。志愿军缺乏反坦克武器，只能将其增援步兵击溃，但有20余辆坦克突入砥平里，同美第二十三团等会合，更增加了志愿军歼灭该部的困难。志愿军遂根据整个战场形势的变化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志愿军虽未达成战役包围的目的，但实现了十余股战术包围，每股包围“联合国军”多者1个多团，少者2个连，但由于兵力火力弱，除少数几股全歼或大部歼灭外，有10股未能全歼，大部突围逃跑。

　　这些情况正如毛泽东在1951年5月26日所指出的：“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①

　　(三)“联合国军”突围或撤退后，往往难以达成追歼

　　“联合国军”在突出包围和遭到打击后，依靠现代化装备，组织战役撤退快。志愿军依靠两条腿往往难以实现大规模的追歼，只能抓住“联合国军”担任阻击的一些小部队。这在第二次战役的东线作战、第三次战役、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表现得较为明显。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美陆战第1师经苦战突破志愿军第九兵团的层层阻截后，美第十军指挥的美军3个师(其中2个师遭到歼灭性打击)和南朝鲜军2个师，全部撤往兴南海岸港口。志愿军第九兵团虽昼夜兼程，层层阻截、跟踪追击，予美陆战第一师以歼灭性打击，但徒步赶到兴南港时，美第十军指挥的部队约10万人，全部登上其前来接应的海军舰船，从海上南撤。志愿军见此情景，只能是望洋兴叹。

　　第三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志愿军全线突破“联合国军”防御后，“联合国军”依靠现代化装备，组织战役撤退，并且每日只后撤30公里，刚好是志愿军徒步追击的一夜行程。当志愿军一夜疲劳追击赶到后，“联合国军”再行后撤30公里。这样，志愿军的战役追击，虽然抓住并歼灭其一些担任阻击掩护的小部队，但不能追歼其主力，徒行疲劳，战果不大。

　　(四)缴获易被摧毁，战场补充困难

　　志愿军装备落后，技术人员力量较少，除汽车驾驶员外，其余极少掌握汽车驾驶技术，至于坦克驾驶技术更谈不上，因此，战役缴获的车辆物资等，来不及疏散即被美军飞机摧毁。这种情况，在运动战阶段的每次战役中都有。

　　第一次战役云山战斗，志愿军缴获飞机4架、坦克28辆、汽车170余辆、各种炮110余门，因来不及疏散，大部被美军飞机炸毁。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志愿军缴获2300余辆汽车、近100辆坦克及其他大批物资，除开出少量汽车外，其余全被美军飞机炸毁。同一次战役中东线第二十七军缴获汽车187辆，仅开出30余辆，其余全被炸毁；第二十军第六十师缴获汽车105辆，也大部被炸毁。第三次战役中，第五十军第一四九师高阳追击战斗，缴获英第二十九旅坦克25辆，除开出或隐蔽10辆外，其余全被美军飞机炸毁。据第六十六军统计，该军在第一至第四次战役中，共缴获榴弹炮31门，也大部被美军飞机炸毁。整个运动战阶段，特别是第二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虽缴获不少，但美军飞机迅即将其摧毁，因此，志愿军难以利用其进行战场补充。

　　综上所述，志愿军以劣势的武器装备同高度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美军进行进攻作战的困难，主要是不能大量歼灭其重兵集团，特别是难以成建制地歼灭美军师、团部队。整个运动战阶段，志愿军曾予美第二师、第七师、陆战第1师、土耳其旅以歼灭性打击，并予美第二十五师、骑兵第一师以重创。但真正成建制歼灭的，只有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中，第二十七军新兴里战斗全歼美第七师的1个多团。此外，在第一次战役中，第三十九军云山战斗歼灭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大部。然而，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进攻作战，成建制全部或大部歼灭武器装备不如美军，但强于志愿军的南朝鲜军的师、团战例，每次战役中都有：第一次战役中，第四十军歼灭南朝鲜军第六师2个团大部；第二次战役中第三十八、第四十二军分别歼灭南朝鲜军第七、第八师大部；第三次战役中，第六十六军和第四十二军歼灭南朝鲜军第二师、第五师共3个团大部；第四次战役中，第四十、第四十二、第六十六军和第三十九军1个师歼灭南朝鲜军第八师3个团全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第九兵团指挥3个军和人民军3个军团并肩作战，歼灭南朝鲜第三、第九、第五、第七共4个师大部。这说明，武器装备居于悬殊劣势的志愿军，实施进攻作战困难很大，也说明志愿军进攻作战的能力是很强的。

　　给志愿军进攻作战造成的上述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运动战阶段，到阵地战阶段这些情况有明显改变，越到后来改变越明显。

　　三、对志愿军防御作战的影响

　　志愿军依靠劣势武器装备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军进行防御作战，其艰难程度更为严重。运动战阶段的防御作战主要有：第一次战役的东线作战、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的西线作战和第二阶段的全线运动防御作战、第五次战役转移阶段的阻击作战。阵地战阶段在战略上双方都是防御，但在战役上双方都有攻防，这一阶段志愿军战役性质的防御作战主要有1951年夏季防御和秋季防御，1952年上甘岭防御作战。武器装备对志愿军防御作战造成的困难主要是在运动战阶段，有以下两点表现。

　　(一)依托野战工事实施坚守防御困难

　　美军的进攻作战，是空军、炮兵、坦克、步兵密切协同的作战，集中兵力火力对志愿军防守的阵地发动攻击，特别是集中空军、炮兵、坦克火力进行毁灭性轰击，美军称之为“火海战术”。志愿军没有制空权，高射炮兵和地面炮兵均少，因此，对上难以对空作战，对下难以压制美军等地面炮火，依托一般野战工事，实施坚守性质的防御是相当艰难的。运动战期间美军进攻，对志愿军团以下部(分)队防守的阵地，一天即可发射炮弹和投掷炸弹(包括凝固汽油弹和蝴蝶弹)数百发(枚)、上千发(枚)乃至上万发(枚)。志愿军防守的阵地土石被掀翻数尺，甚至成为一片火海。多数阵地只能坚持数小时，人员伤亡极大，许多阵地在弹药耗尽、人员大部或全部伤亡的情况下失守。这种情况，在各次防御作战中都有表现，在第四次战役中表现尤为突出。

　　据第五十军报告，1951年2月1日，美第二十五师以坦克10余辆、步兵800余人，在炮兵和10架飞机支援下，攻击该军第一四九师第四四七团两个连防守的兄弟峰阵地，大量投掷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阵地工事全被摧毁，形成一片大火，该两连大部牺牲，阵地失守；同日，美第三师第十五团在榴弹炮12门、坦克30余辆、14架飞机支援下，攻击该军第一四九师第四四五团6连防守的麻谷里以北阵地，炮击500余发，该连顽强抗击，苦战13小时，击退美第十五团4次冲锋，最后弹药耗尽，全部牺牲，阵地失守。至2月4日，在汉江南岸实施坚守防御的第五十军已减员过半，全军只有4个营另4个连可以勉强坚持作战。与第五十军同时展开防御的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二师，也已减员过半。据第三十八军报告，1951年2月11日，美军1个团，在坦克52辆、飞机24架的支援下，攻击第一一四师第三四二团两个连防守的阵地，工事全被摧毁，两连顽强抗击，击退美军3次冲锋，最后弹药耗尽，人员大部伤亡，阵地失守。战至3月7日，第三十八军第一一四师第三四二团仅剩1个完整建制连，第三四○团仅能组织2个班勉强坚持作战，计该军第一一三、第一一四两师，仅有第三三八团是完整的建制，其余5个团共有15个连兵力可以勉强作战。第四十二军在防御中，也多次出现类似上述的情况，至3月8日，该军全军仅有1个刚整编后的团和21个连可以勉强作战。

　　作战实践表明，志愿军在劣势装备条件下，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仅仅依靠野战工事，是不宜实施坚守防御的。因此，彭德怀司令员1951年6月曾指出：在“联合国军”“空军坦克大量轰击下，固定防御是不存在的，但采取积极的机动防御，在一定地段坚持一定时间，杀伤敌人，是可以的”。邓华副司令员也曾指出，“多次经验证明，对美敌作战，坚守防御是不利的”，但可以采取“运动防御方针，节节阻击敌人”。

　　在第四、第五次战役防御作战中，“联合国军”进攻兵力火力密集，在部署上齐头靠紧，很少空隙，而志愿军本来攻击火力就弱，加之粮弹补给不足，因此难以组织有效的反击，特别是昼间反击更加困难。

　　转入阵地战以后，志愿军逐渐加修加固了工事，特别是创造了坑道工事，形成了坚固防御阵地体系，解决了能不能守的问题。

　　(二)转移时必须防止“联合国军”的反扑

　　“联合国军”依靠其优势的武器装备，在志愿军进攻时，其组织战役撤退快，而在志愿军结束进攻主力向后转移时，其组织反扑也快。特别是在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和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以后，“联合国军”充分发挥其空军、炮兵、坦克和摩托化的优势，采取所谓“磁性战术”，在志愿军向后转移时，立即发动全线进攻，以消耗和疲劳志愿军的有生力量。在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连续进攻两个多月，在第五次战役转移阶段连续进攻20天。因此，志愿军完成战役进攻任务，主力向后转移时，必须要有防御部署，防止“联合国军”反扑。

　　总体而言，尽管志愿军在运动战阶段实施的防御作战十分艰难，但是由于多年的革命战争锻炼和考验，人民军队具有顽强的战斗意志，致使所有防御作战，都达成了战役上的目的。

　　抗美援朝战争实践表明，志愿军以极端劣势的武器装备，是可以同完全现代化的敌军进行作战的，并且取得了重大胜利。志愿军入朝作战，首先遇到的重大问题就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运动战7个半月的作战，最主要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重大战略问题。毛泽东在1952年总结志愿军的作战情况时说：“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这一阶段的顽强作战，共毙伤俘“联合国军”23.3万余人，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但是，由于武器装备严重落后，作战是十分艰难的，所以志愿军只能挫败敌军的进攻，而难以像国内战争那样成建制地歼灭敌军的师、团部队，特别是难以成建制地歼灭美军师、团部队，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并且自身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正如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1951年8月曾指出的：“在这样敌我装备技术悬殊的情况下，我们争取了五次战役的胜利。但由于装备技术上过于劣势，致未消灭更多敌人，胜利是不完满的。”到了阵地战阶段，尤其到1952年下半年后，由于武器装备得到改善、阵地得到巩固、运输补给已有保证，志愿军则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

　　同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军作战，必须根本改善和加强自身的武器装备。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武器装备是战争力量的重要物质基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曾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邓华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指出：这场战争证明，“现代战争一定要有必需的现代技术装备。没有必需的火炮，既不能摧毁敌人的坚固阵地，也不能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没有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便不能击毁敌人的坦克；没有空军和防空武器，便不能打击敌人的空军，掩护自己的战场。”

美媒评美军五大惨败：朝鲜战争被志愿军击溃上榜

2014年11月03日 08:56  环球网       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0月23日报道，原题：《美军历史上五个最大的失败》，作者：美国帕特森外交和国际商业学院助理教授罗伯特·法利。文章称，各个国家往往对自己军事上的失败耿耿于怀，正如它们对打了胜仗念念不忘一样。科索沃战役是塞尔维亚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毁灭性的军事失败也使法国、俄罗斯和美国南部的历史记述大为生色。美国军事历史上最大的失败有哪些？它们又对美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入侵加拿大

　　1812年战争一开始，美国军队攻打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美国人以为会轻松取胜，关于加拿大是大英帝国“软肋”的看法一度在美国政界盛行。文职领导人和军队将领都以为加拿大会立刻投降。然而，美国人不仅高估了加拿大人对他们的支持，也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却唯独低估了英国人的能力。美国不仅没能轻松取胜，相反，英国人予以美国一次毁灭性失败。

　　美军(主要由刚动员起来的民兵组成)准备三路发起进攻，但并没有同时出击，又缺乏相互支援。美国军队在打击正规军方面缺乏经验，后勤也跟不上。这限制了他们集中力量打击英国薄弱环节的能力。美军还缺乏战术预案，而且没有一位美军指挥官(以威廉·赫尔为首)表现出打这场战争的热情，也没有任何指挥官愿意冒险取胜。

　　当年8月，这场战争的失败征兆已在底特律变得十分明显——英国和印第安人的联合部队迫使赫尔投降，尽管美军人数占优，但英军乘胜追击，占领并烧毁了几处美军前沿哨所。只是由于英军兵力或后勤保障不足，才没有马上直捣美国本土。另外两路美国军队则干脆没动窝。后来，美军虽取得几场重大胜利，夺回了其在边界的阵地，却从未真正对英属加拿大构成威胁。

　　这次进攻的失败打碎了美国人的迷梦，他们本以为会轻松取胜，且获利丰厚，谁知最终却变成了一场防御战。此役打碎了一些美国人的内心憧憬，即建立一个完全由美国主宰的北美。

　　安蒂塔姆之战

　　1862年9月，罗伯特·E·李率北弗吉尼亚军团挺进马里兰州。李的目的是要利用寻找粮食的机会，支持在马里兰州的起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重创北方联军。然而，很不幸，有关李战场部署的情报落入乔治·麦克莱伦将军手中，麦克莱伦调集了兵力雄厚的波托马克军团进行截击。

　　安提塔姆之战双方伤亡2.2万人，使之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场战役。尽管具备兵力优势、了解敌情且地形有利，但麦克莱伦还是未能击垮南方邦联军。李将军的部队能够秩序井然地撤退，虽遭受较多伤亡，但其仍保持了完整建制，并安全撤回到南方邦联控制的地盘。

　　或许麦克莱伦本来就不可能在安提塔姆战役中歼灭北弗吉尼亚军团(鉴于当时技术上的原因，19世纪时军队极难被彻底消灭)，但是，他原本可以给予李将军更沉重的打击。他高估了后者的兵力规模，动作迟缓错失了良机，而且与其下级指挥官联络不畅。如果安提塔姆战役能够取得更大战果，或许波托马克军团就不会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战斗中失利。在那场战斗中，北方联军对严阵以待的南方邦联军的阵地发起了毫无意义的直接进攻。

　　安提塔姆战役并不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北弗吉尼亚军团蒙受了一定损失，而且麦克莱伦迫使李将军的军队退出了马里兰州。林肯总统在这一战役后觉得有足够信心发布《解放黑奴宣言》，承诺解放叛乱各州的所有奴隶。尽管如此，安提塔姆是北方联邦本应抓住并消灭北弗吉尼亚军团的最佳机会。结果直到1865年，安提塔姆仍然是南方联邦重镇之一。

　　击鼓行动

　　1941年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德国对日本的条约义务并没有规定如果日本发动进攻，德国必须采取行动。但是，德国竟然决定正式开战。之前，德国就与美国在大西洋上有过非正式交火。历史上，此举一直被认为是希特勒的一个重大错误。不过，当时它给了德国潜艇“饱餐”美国沿海航船的好机会。

　　在1942年的头6个月，由海军元帅邓尼茨指挥的潜艇部队就部署到了美国东部沿海地区。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德国方面一直保持克制，以免招致美国全面干涉。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这种情况才终结。德国的U艇取得巨大成功，因为美国空军、海军和民防部门无一做好了防御潜艇袭击的准备。沿海城市仍灯火通明，使U艇的指挥官更易于选择打击目标。由于担心缺乏护卫，美国海军拒绝把沿海航船组织成船队。此前，美国海军和空军激烈已争吵了几年，也未能制定出共同反潜的必要程序。

　　结果是灾难性的。盟国航运船队的损失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而且整个1942年损失依然很大。德国人的胜利令英国人深为忧虑，于是他们迅速派顾问前往美国帮助制定一个协调的反潜教纲。反潜战过去(和现在)是非常复杂的，想要正确实施，就要求密切配合与丰富经验。战前美国既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也没有花时间向英国取经。不过，美国海军吸取了教训，在后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支非常有效的反潜部队，并部署了自己的潜艇，沉重打击了日本军队。

　　1950年越过三八线

　　在成功保卫釜山和取得仁川登陆惊人胜利之后，美军在韩国军队的支持下，深入挺进朝鲜，力图摧毁平壤政权并使整个半岛处于韩国全面控制下。美国认为，这次反攻是紧随中国革命之后击退共产主义势力的一个机会。

　　但这是一场行动和战略上的彻底失败。随着美军兵分两路(相互无法支援)靠近中国边境，中国军队早就集结在朝鲜北部山区。北京的外交警告越来越严厉，但美国上下被刚刚取得的仁川胜仗冲昏了头脑，没有几个人对这些警告引起重视。中国贫穷，而且军事上不够强大，且苏联早已表示对直接干预没有半点兴趣。

　　当1950年11月中国军队开始反攻时，其以巨大生命代价击退了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可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击溃了“联合国军”。

　　这场战争失败有诸多诱因。当麦克阿瑟将军积极力主发动一场决定性攻势时，他在国会中有众多朋友和支持者。杜鲁门总统也根本没尝试制止麦克阿瑟，直到这场失败变得显而易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目的或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缺乏准确了解。这场侵略导致了2年多的战争，其中，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能驱使另一方远离三八线。它还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导致两国断交长达一代人的时间。

　　解散伊拉克军队

　　2003年5月23日，保罗·布雷默(时任美派驻伊拉克最高行政长官)命令伊拉克军队解散。该决定显然十分愚蠢。我们也不需要作“事后诸葛亮”，但正如许多人认识到的，这在当时是个可怕的决策。瞬间，伊拉克军史的整体性被丢到了脑后，其中包括伊拉克军队的传统和团队精神。此举将伊拉克社会最可能从事叛乱活动的那部分人推到了美国的对立面。

　　不难看清作出这个决定的逻辑——伊拉克军队深深卷入了统治该国数十年之久的复兴社会党的权力结构，许多军官犯有战争罪，伊拉克军队很大程度上倾向于逊尼派，很少有什叶派或库尔德人担任重要职位等等。最后，在美国看来，伊拉克军队在近代历史上表现极差。正如布雷默所辩称的，这支军队在应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时，基本上是一触即溃。

　　但是，很多伊拉克人并不这么看待这支军队。上世纪20年代初，当伊拉克还是大英帝国的保护国时，伊拉克皇家军队就已存在。它曾于1941年起义，但英国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完整地保留了这支军队以维持秩序。1948年，伊拉克部队参加了阿拉伯联军打击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它还参加了1967年战争，尽管时间并不长。上世纪80年代，它又与伊朗打了8年战争。虽然其留下的影响颇为复杂，但对于多数伊拉克人来说，效力于这支军队仍是个人荣誉和国家自豪感的来源。

　　很难说重建伊拉克军队会产生不同结果，但想不到的是它会比现在更糟。在没有美国军队直接支援的情况下，伊拉克军队在执行一些最基本军事任务时都连连失利。它在伊拉克社会中仍不受欢迎，其打击“伊斯兰国”的表现已成为坊间笑料。

我们为什么不敢拍抗美援朝战争？

2014年11月11日09:58  新闻专栏  作者：逍逍客说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逍逍客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在炒作冯小刚筹备拍摄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据说是长津湖题材。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

　　2009年，《国际在线》12月17日消息称：以执导《地心历险记》闻名的埃里克-布里维格将导演朝鲜战争为题材的好莱坞大片。我听后万分惊讶！随后写下一段文字。现在看来，依旧有理。

　　不久前的一天，我与朋友频阳客闲聊，说到抗美援朝，觉得有些蹊跷：改革开放至今，我们为什么不拍一部抗美援朝大片？这个题材中的大片因素超过了任何题材，可与抗战等量齐观。但我们为什么总没有一部或者一批这样的大片？我们在回避什么？我们究竟遇到了什么禁忌？我们不是要提振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凝聚力么？为什么逃避朝鲜战争？

　　从1950年10月25日中国开始参战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第一次硬碰硬单挑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头狼美国(美国身后还有19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战争历时3年多，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有一项数据表明，中国军人共阵亡114000余人，最终确定的战斗伤亡减员总数为366000余人。而美军共计阵亡33629人，共计损失169300余人。据近年美国方面的数据，战争中美军共计阵亡33629人，共计损失169 300余人。战争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他们的英雄行为甚至超越了人类勇气、道德和能力的极限，比如既有的两名“特级英雄”杨根思、黄继光，十九位“一级英雄”之一的邱少云，把他们的行为放在人类战争史上来考量，依然体现着超人式的精神魅力。按照中国人习惯说法，抗美援朝是一场伟大胜利；依据已退休的美国迪拉堪贝宁中将在他《如何公正看代我们与他们》所说，这场战争无分胜负。但总的来说，中国人通过战争逼停了了老美的步伐，让一个雄心勃勃不可一世的上升帝国，坐在了年轻的新中国面前谈判解决问题。

　　据说，埃里克-布里维格的3D写实电影《朝鲜战争》，投资将达1.3亿美元，2012年夏天上映。“国际在线”的介绍说，该片主要内容取材于“长津湖战役”。

　　关于“长津湖战役”， 一种说法是，1950年冬，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咸镜北道长津湖附近被中国军队的7个师包围。在险峻的山地和寒冷中，美军战死6000多人。还有一说是，志愿军投入九兵团的三个军十二个师，总兵力约15万人，其中20军50569人，26军48894人，27军50501人，全兵团总兵力约十五万人。此战九兵团减员高达四万余人，其中冻伤达三万多人，冻死4000多人(见《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维基百科”说，“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12个师完成战役集结，以至少七个师(79、80、81、58、59、60、89师)的兵力在长津湖地区发起反击。当时气温降至零下30度左右，至11月28日晨，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主力及美军第7步兵师1个团北极熊团包围，……12月12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在第3步兵师的接应下撤回五老里。其间，志愿军层层阻截，步步紧追，但未能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全歼”。

　　无论怎么说，这一仗双方要同时对付敌手和严寒双重对手，惨烈、悲壮！我们常说数字说话，赢输不用我说。好莱坞的《朝鲜战争》描写了参与该战斗的美海军陆队队员的故事，我猜，美国人一定要借此重造又一个拯救世界的《泰坦尼克号》，或者拯救世界伦理堕落的大兵瑞恩。

　　我就奇怪，改革四十年来，我们的艺术为什么不敢面对抗美援朝战争？是不是有三种原因——

　　第一，我们不愿得罪老美？因为世界要阔步前行，中国要和谐发展，老美是起决定性的杠杆作用的，因此与老美对抗不符合老邓提出的韬光养晦50年治国方略。其实大可不必。我认为，作为一个未来必然要主宰世界的大国之一，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术谋、分寸与禀赋，必须有勇气面对甚至反思既往，尤其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巨大事件，有能力完善自己成为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的执行楷模。只要心里有主张，别人的眼色可以不看。

　　第二，我们恐惧朝鲜这个烫手的山芋？朝鲜问题之棘手，朝鲜政局的莫测，令世界侧目。我们恐惧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朝鲜对近年掀起的对抗美援朝的再评价，引起中朝纠纷。这一点大可不必。历史就是历史，如果没有志愿军，金正日政权能否存在是大问题，这不是任何教科书再评价可以抹杀的历史事实；二是怕引起彼方混乱，对中国大治环境有碍，这也不必，事实上，朝鲜人一直以来恰恰利用这一点才得以在各大国之间摸鱼混水纵横捭阖休养生息发展壮大。根本性解决朝鲜这个火药桶问题，由乱而治，是必由之路。既然如此，何必惧乱？

　　第三，恐怕是最主要的，尴尬面对数百万志愿军的几万孑遗者。从1950年算起，这些残存的老军人今年也就是70多到80多岁的样子。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战争摧残，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已经过世了或是风烛残年了。他们会提出待遇问题而且他们的后代也会提出，而且一直在进行。我相信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些年，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者其子女已经从获得了某些抚恤或补偿(笔者的农民伯父刘兴忠是韩战老兵，90年代开始每月领15元钱，最近几年每月领500元)。如果说因为怕承担对保家卫国军人的责任而无视这个日渐没落的群体，我想，这恐怕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政府和党的选择。

　　据说，中央电视台曾全额投资3300万元拍摄了一部长篇战争题材电视连续剧《抗美援朝》，原定于抗美援朝50周年时，即2001年元旦期间作为中央电视台的新年献礼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导演是中国电影基金会会长、著名导演李前宽，李说，他拍摄的30集的《抗美援朝》动用了美国、俄罗斯等17个国家的演员和部队10多万人次，采取大规模、大制作、集团化作战方式，历时一年多才完成。古月饰毛泽东，丁笑宜饰彭德怀，《拯救大兵瑞恩》中扮演老瑞恩的美国演员，出演了艾森豪威尔。该片曾经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领导小组审查。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播出。

　　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至巨，人员伤亡与伤财不用说(有数字说耗费了62亿元人民币)。据说还有最重要的一项，由于美国第七舰队直接介入，原定1951年春天进行的收复台湾的作战被迫中止了。

　　正视历史，直面现实。正因为如此，我建议我们要立即着手，系统拍摄或开发朝鲜战争的各种片子，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漫，游戏等等。只有如此，才对得起列祖列宗和社稷臣民。

 

美国原版高清照：让你记住被遗忘的朝鲜战争

图集(67张)：http://slide.history.sina.com.cn/z/slide_61_40602_54506.html#p=1



朝鲜战争期间的美军坦克兵





 

军史6大传言真相曝光 志愿军到底多少女兵被俘

2014年12月08日 16:07  新华网


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女兵(19张)
 

　　网络的普及为人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巨大便利，同时也带众多不良和虚假信息的传播。网络中有关军事和历史问题的虚假传言，长期以来也为数甚多，且以讹传讹、一用再用，导致不少人信以为真。为向广大读者澄清谬误，笔者特地针对近年来流传甚广的一些不实传言来说明真相。

　　国民党政府在西藏有过“驻军”吗？

　　近年一些重要网站上多次发出过题为“驻西藏的国民党军”的照片，有些人就此炒作，其实这是张冠李戴编造出的标题。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1911年清王朝崩溃时西藏分裂势力在英印当局支持发动暴乱宣称“独立”，将清朝驻藏的5000余名川军解除武装并通过印度驱逐回内地。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一直不承认其所谓“独立”，坚持认为西藏是“五族共和”的民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还算体现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不过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的其他政府乃至国民党政府都因忙于内战，从来没有向西藏派遣过军队驻扎以行使主权。只是1940年十四世达赖作为灵童在青海被选定要入藏时，重庆国民政府指定青海军阀马步芳派出一个营护送其从西宁去拉萨，随即返回。网站上所发的身着国民党军装而以藏区为背景的部队照片，是驻在四川西部康区(当年为西康省)的国民党川军第24军刘文辉部，该部也从来没有派兵越过金沙江进入西藏。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人民解放军便开始了进行雪域高原大进军，翌年进入拉萨，这才真正使西藏重新回到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怀抱。

　　出兵抗美援朝“影响”了台湾问题解决吗？

　　近年不少网站上的文章谈及1950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得失时，认为这“影响了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错误认识主要是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因果关系所致，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人故意混淆视听以图以否定抗美援朝战争。

　　看一下历史进程的顺序便可知道，远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前的四个月，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便发表声明派兵入朝参战，并宣布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以“阻止对台湾的攻击”。当天，第七舰队的军舰便从日本驶入台湾海峡，美军第13航空队随即也进驻台岛基地，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还于7月间访问台湾同蒋介石达成“共同防御”协定。后来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称，当时他连天在夜间“祈祷中共军队能渡海攻台”，这样便可用美国的飞机军舰歼灭那些木船。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也非常清楚，解放军几乎没有可使用的海空作战力量，在美国强大海空军拦堵下用木船渡海攻台湾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后来曾对此解释说，美国在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上对中国形成威胁，可选择来进行较量的三个战场中只有在朝鲜最为有利，因为在此最有利于发挥中国军队的陆战优势。同年10月19日，鉴于台湾问题已无法解决，美军又逼近中朝边境，新中国的军队才以“志愿军”的名义正式入朝参战，10月25日正式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了解历史进程人都能清楚看到，不是出兵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了台湾问题解决”，恰恰是美国阻止新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出兵朝鲜。至于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内战是否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呢？以前国内外曾有很多人对此持肯定观点。不过1983年美国政府关于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解密后，研究者从中可看到美国出兵台湾的计划从1949年起便开始讨论，远东美军司令部和五角大楼积极主张干预，国务院则认为这可能把中共推向苏联一边，杜鲁门总统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决定采取“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1950年2月毛泽东在访苏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军政首脑认为离间中苏已不可能，4月间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发出的第68号文件便确定要干预台湾，远东美军也积极进行出兵准备，只等待一个借口。

　　1950年6月25日朝鲜北方同南方爆发了内战，美军马上利用这一原本与台湾无关的事出兵台海。有些人认为朝鲜战争(并不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使台湾“绝处逢生”，从表面看虽是如此，若是细读美国解密的档案却能发现，中苏结盟后不论朝鲜是否爆发内战，美军阻止解放军攻台的态度已确定下来。冷战时代铸成的战略格局，特别是美国对新中国的敌意，才造成了台湾问题在当时无法解决。

　　西沙海战时蒋介石是否“协助”过大陆？

　　从9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小报和文学作品叙述1974年1月西沙反击战时，曾以小说式笔法说蒋介石得知解放军舰只穿越台湾海峡时下令“放行”。近年网上一些文章不仅引用此传言，还为美化蒋介石越写越玄，甚至还有“护航”、“供应”和“打开航标灯”等离奇细节。

　　真实的历史事实是，1974年解放军海军同南越海军发生西沙海战时，因南海舰队力量不足，从东海舰队调几艘舰通过台湾海峡南下，途中未遭国民党军拦截，却并非台湾当局故意“放行”。1965年八六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后，台方海军因遭痛击已不再向解放军海军主动攻击，解放军也不主动打击对方，大陆的舰船在台湾海峡的活动未受拦截已成多年惯例，至于“护航”“供应”等说纯属向壁虚构，“打开航标灯”是属违反航海常识的胡编。了解台海地理的人都知道，海峡宽度最窄处也有130多公里，而并非狭窄水道，在如此宽阔的航道打开岸边“航标灯”，船上的人谁看得见？

　　如果看一下1974年1月西沙反击战时的国际战略背景，恰恰可看出当时蒋介石仍同侵犯中国西沙群岛的南越政权站在一边。南越当局从1956年起便开始侵占中国的西沙和南沙岛屿，而从50年代后期起台湾当局就同美国、韩国一起援助南越政权，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在西贡派驻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并和参战的空运人员，由蒋介石欣赏的将领胡琏长年以“大使”身份在那里主持并向南越军提供“剿共”经验。1973年春美国从南越撤军后，台湾军事顾问团仍留西贡，此后两年间继续向其提供军事援助。1975年4月南越政权遭越南人民军总攻而崩溃时，台湾军事顾问团才最后撤离，西贡政权末代“总统”阮文绍因怨恨被美国抛弃，选择了台北作为逃亡后的栖身地，以显示感激之情。这些史实，在当年是关心国际时事的人所共知的。说蒋介石在大陆与南越政权发生冲突时“协助”大陆，这岂不是因别有用心而颠倒历史的谬谈？岂不是在有意欺骗那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中青年人？

　　中印边界反击战时中国军队是否进入了印度境内？

　　近些年来网站的文章谈及1962年的中印边界反击战时，在宣扬胜利时使用了不少夸张描述，甚至说中国军队已经深入对方境内纵深，逼近某主要城市等。其实仔细看一下国内出版中印边界反击战的战史及地图，以及看一下国外负责任的书籍便可知道，当时中国军队进行的反击战在东西两段进行，西段反击只拔除了印军跨境建立的43个据点，东段的反击虽越过了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前进了百公里左右，也没有越过中国地图上标明的边界线即“传统习惯线”。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的规模是很有限的，中国军队动用兵力只有四个师4万多人(根据当时的后勤能力和边境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不可能大量调兵)，歼敌不到万人，对印度这样一个大国给予了一定的教训，使其后来不敢再进犯便达到了战略目的，中方并未想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在反击战期间，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深入印境，反击成功后乘胜即收，很快又撤回到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之内(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后勤能力决定了这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至于反击战的主战场东段距离新德里有千公里之遥，也根本不在一个战略方向，对那些荒诞无稽的传言，只要看看相关的严肃的历史书和地图便可知其错谬。

　　中国在抗美援朝和南疆反击战中有多少女兵被俘？

　　近年一些网站的贴文中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绘声绘色地描写抗美援朝和1979年南疆作战有多少“被俘女兵”，并大篇幅地描述所谓悲惨细节。真实的史实却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只有一名女兵成为战俘，即1951年第五次战役期间被俘的第180师护士杨玉华。美军因感到对单个的中国女俘不便关押，便将其送入朝鲜人民军女战俘的战俘营。1953年停战后，杨玉华被遣返时在板门店交换场地展示了自己在战俘营中缝制的国旗，受到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当面慰问。

　　在1979年南疆反击作战中，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女兵被俘，被俘的240人全系男性。在那场作战的阵亡军人中也只有一名女军人，系在汽车上遭伏击中弹牺牲。至于网上的诸多炒作和描写，都纯属子虚乌有，从某种意义上还反映出编造者的一种不健康心理。

　　中国军队有“文职将军”吗？

　　网站上提到解放军近年授衔的将军时，有些人将一些从事文艺、科技工作的文职人员称为“文职将军”，甚至还把某些人具体地说成什么“文职少将”。事实上，中国军队的军语和衔级中根本没有“文职将军”，军队报纸上对此也专门有过澄清，未注意到这一点的网友仍相信或沿用这种不正确的称呼。

　　解放军和武警中的文职人员(包括演艺人员)只有专业技术级别，而没有军衔。社会上一些人误将他们中间某些级别高的人称为“文职将军”，主要源于2001年2月军队四总部提高高级专家待遇规定中对服饰的更改。根据这一待遇规定，文职专业技术三级以上的人员的军装帽饰改金黄色，肩章加将军松枝叶，由此从外观看有点像已授军衔的少将(若看将星还是有重大区别)。这些人享受的待遇，也相当于军级干部，甚至在收入方面更高些。

　　军队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演艺人员)得到较高级别待遇，发给的军装上有些饰物变化，体现了中央军委对他们的关怀，却并非授予“将军”这一有很高军事荣誉的军衔。类似情况在地方部门也有很多，例如一些高级专家和演员也享有相当于部长、副部长乃至更高的待遇，却不能根据“官本位”的观念和待遇级别将他们称为“部长级专家”、“副部级演员”，社会上和网站上对“文职将军”这一流传甚广的错误称呼自然也应予以纠正。

　　网络上谈到军事和历史问题时，错误的传言可谓不胜枚举。例如近年网站上转载的一些长篇的战史文章，有许多是从胡编乱造的“地摊书”和一些人为谋利杜撰出的所谓“纪实”、“实录”中抄来，在许多问题上误导了读者。再如一些讲述抗日战争史的网贴，也大量引用当年国民党政权和台湾方面夸大吹嘘的虚假资料。在如今的信息社会中，出现这类混淆视听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对待方式应是及时揭露其谬并说明真相，这才是对读者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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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期间，先后约有240万志愿军赴朝参战。一组鲜为人知的数字是，停战后，21000多名志愿军战俘，7000多人回了大陆，14000多人去了台湾，这是为什么？志愿军在战俘营里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后来命运如何？

在东方传统文化中，投降即是不忠，被俘就是变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传统教育和作战纪律都有“决不当战俘”这一条。志愿军战士在被俘时甚至要求敌方士兵将自己打死而不愿意活命。志愿军在朝鲜共进行了五次战役。图为第三次战役巨林川战场一角。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22000多人。伤病、冻饿和弹尽粮绝是被俘主要原因。其中近千人因各种原因死在战俘营。到停战后战俘遣返时，还有21000多人。图为1951年6月，朝鲜战场，被俘的志愿军。他们有的躺在地上睡觉，有的盯着看守他们的美国大兵。

1951年3月2日，韩国横城，两个志愿军被美国陆战一师的士兵俘获。横城反击战于1951年2月11日打响，志愿军取胜后撤回三八线。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两个志愿军被俘，他们神色哀伤。一个美国宪兵和一个韩国宪兵用吉普车押送他们去最近的战俘营地。

志愿军被俘后，在“前方战俘临时收容站”集中，然后押往水原战俘转运站进行初步审讯和组队，再运往釜山战俘收容所登记编号，最后大部分被送往巨济岛战俘营关押。图为1951年4月，釜山战俘营里的中朝战俘。

巨济岛是现在韩国的第二大岛。巨济岛战俘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俘营，1951年11月建成，最多时关押15万朝鲜人民军战俘和2万多志愿军战俘。其中71、72、86和602战俘营为志愿军战俘营。图为巨济岛战俘营部分营房和帐篷，战俘们正在排队接受检查。

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交战停止后，战俘当毫无拖延地遣返。朝中方面提出双方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的建议，但美国反对，并提出“把那些原是国民党和那些害怕因投降而受共产党惩罚的中国战俘送到台湾去。”图为1953年9月，志愿军战俘在板门店控诉在战俘营里的遭遇。

志愿军战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誓死回大陆，一部分坚决回台湾。反共战俘发动刺臂运动，刺“反共抗俄”、“誓灭共匪”等字样，甚至写血书声明去台湾。反共战俘营里挂国民党旗，塑“自由女神像”，以各种手段迫害亲共战俘。图为被遣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讲述被迫刺字的情形。

1952年4月，美军开始对全体朝中战俘进行“志愿遣返甄别”，结果是中国大部分人选择去台湾，朝鲜大部分人要求去韩国。“坚持回国”的战俘认为战友受到威胁要求重新甄别。为达目的，1952年5月7日，在几名中国战俘协助下，朝鲜76号战俘营活捉了美军巨济岛总管杜德准将。

在杜德准将以及美国方面答应朝中代表的四项条件（其中包括停止对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之后，杜德被释放。此后，美方对朝鲜76号战俘营进行了大规模血腥镇压，朝方战俘伤亡300余人。参与该事件的四名中国战俘被押往巨济岛最高监狱。图为坦克上的美军监视战俘营。

1952年6月和7月，杜德事件爆发后，美军将巨济岛战俘营里的全体中国战俘迁往济州岛关押。1952年10月1日，在济州岛第八战俘营的志愿军战俘升起五星红旗，遭到美军镇压，志愿军战俘65人死亡。图为1952年12月，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岛修缮战俘营。

中美双方大规模遣返和交换战俘从1953年8月5日开始，到9月6日结束，历时33天，5640名志愿军战俘被直接遣返回国。大牌子上写着“通往自由之门”。此后还有间接遣返人员被遣返回国。图为1953年8月11日，板门店，直接遣返战俘现场。

中央对待志愿军被俘归国人员有个20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经过严格审查后，同时保留军籍和党团籍的人少之又少。连以下干部战士保留军籍者全部复员还乡，开除军籍者资遣回乡。图为1953年9月，选择回国的志愿军战俘被遣返。

还乡之后，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屡遭厄运，被打上叛徒、反党、特务的标签……一辈子得不到重用，有的甚至家破人亡。直到1980年，中央发布第74号文件，复查被俘归来人员的问题，大部分人的军籍、党籍终被恢复。图为1953年12月，23名中方被俘人员被间接遣返归来。

那14000多名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后来怎样呢？他们被台湾当局称为“反共义士”，为了把他们从韩国迎接到台湾，蒋介石关怀备至、蒋经国亲自指挥，台湾各界热烈欢迎。1954年4月5日，台湾当局宣布“全体反共义士宣誓加入国军部队。”图为志愿军战俘赴台途中。

赴台志愿军战俘从融入国军到退役之后，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较为艰辛，很多人终生未婚、孤独终老。台湾政府专门在桃园县远郊为退役的原志愿军战俘修建了一所“反共义士之家”，最多时收容超过三千人。图为1954年1月23日，台湾国民党人员将一个生病的志愿军战俘送到救护车上。

1988年台湾当局规定：韩战期间来台反共义士可依规定前往大陆探亲。荣民总医院免费为他们去除身上的反共刺青。1989年，大陆出台了《关于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的处理意见》，原则上应予批准，予以妥善安置。图为1954年1月25日，来台志愿军受到台湾人欢迎。

有一些回来探亲的原志愿军战俘最终选择在大陆定居，他们仍然可以收到台湾“退辅会”的退休金。图为赴台志愿军战俘、一人还抱着小狗。【参考资料：《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金城出版社）。

抗美援朝五大史实揭秘：林彪是因为害怕才拒绝领军？

2016年03月14日 11:21 新浪历史        

志愿军入朝作战跨过鸭绿江    

　　高岗、林彪不同意出兵抗美援朝吗？

　　在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饶漱石事件作出决定后，就有关于高岗反对出兵抗美援朝的说法。1971年“9·13”事件后，又有关于林彪反对出兵抗美援朝的说法，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在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个别著作和文章中还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从目前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军事文稿来看，在东北边防军组成后，高岗对边防军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在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援朝后， 高岗的态度也是积极的。1950年10月13日和14日，毛泽东两次给在苏联与斯大林等会谈的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至于林彪在中共中央决策出兵后是什么态度，没见到有关历史资料，但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3次会议上，高岗和林彪同时被增补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1951年底至1952年初，林彪还主持过三个月左右的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抗美援朝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如果认为高岗和林彪 不同意出兵抗美援朝，认为林彪是装病，那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会那么信任他们，也不会在抗美援朝开始一年后增补他们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是黄炎培建议中共中央才决定以“志愿军”名义抗美援朝的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人撰文提出：中共中央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初定的名称是“支援军”，在作出抗美援朝出兵决策前夕，毛泽东主席征求党外民主人士意见，听取了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建议后，才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的。

　　近年的研究表明：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中，确实将军委作战部起草命令中的“中国人民支援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但这并不能说明是因听取了黄炎培的建议。早在7月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当天会后，由其主持整理一个给毛泽东的会议情况报告。在这个报告整理稿上，周恩来将“支援军”均改为“边防军”；将后勤工作准备的服装改装一项中“决定参战部队均改穿朝鲜军装，待由朝鲜取回样式后，由后勤部布置”一句，改为“决定参战部队均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式样待取到后，由总后勤部布置”。另8月13日，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受中央军委委托在边防军军事会议上报告，讲到边防军将来可能到朝鲜作战时说：“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这些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边防军出动作战时以志愿军名义在7月7日周恩来主持整理的情况报告中就是明确的；二是毛泽东可能听取过黄炎培的建议， 但不可能在8月13日之前，更不可能在7月7日之前。因此，关于听了黄炎培的建议才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的说法，是难以立足的。

　　是“小参谋”最早判断出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吗？

　　1989 年出版的一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纪实文学问世，首次披露了原军委总参作战室主任雷英夫（有人称其为“小参谋”）于1950年8月下旬最早作出美军可能在仁 川登陆的判断。雷英夫本人也多次发表回忆文章，谈到此事。一些史学研究者和纪实文学作者对此大加引用，直到最近出版的有关著作中还在这样说。而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一书中，引用了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未发出）。这个电报中说：“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做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 利。”由此可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早在雷英夫之前一个多月就对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作出明确判断。因此，说雷英夫是中国最早作出美军可能在仁川登 陆判断的人，是不确切的。

　　林彪不出任志愿军司令员是因为害怕与美国军队作战吗？

　　关于林彪不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网上和小报传的很多，基本说法是林彪怕与美军作战故装病不出任志愿军司令员。有的回忆录中也说：“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 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东北边防军组成时，中央军委决定粟裕为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粟裕有病，中央军委批准其在青岛休养一个时期。毛泽东也确曾考虑边防军出动时由林彪任统帅。但1950年9月3日毛泽东在复高岗8月30日关于边防军准备工作有关问题请示的来信中，指 出：“林、粟均病，两萧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从毛泽东复高岗的信中看，林彪确有病。在中共中央作出出兵决策后，林彪就去苏联养病，并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了关于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会谈。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的伤亡是多少？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亡人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和《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已明确公布。有的关注者可能没看到，有的看到了则表示怀疑，而宁肯相信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公布的志愿军伤亡数字。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的伤亡情况，有根据的中国官方权威统计如下：一是1953年8月15日志愿军作 战处统计作战减员，阵亡115786人，战伤221264人，失踪、被俘和投降29095人，共计366145人。二是1953年9月8日军委作战部关于志愿军非作战减员统计，非作战减员共556146人。其中病亡4204人，事故亡10808人，自杀786人，处决64人，逃跑17715人，转业 53135人，回乡生产20554人，清洗2473人，解雇450人，犯人3089人，其他228133人，病和非战伤入院214735人。在非作战减员 556146人中有173405人归队，实际非作战减员为382741人

 

　　此外，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通过全国县以上民政部门统计的在册志愿军烈士17万余人至18万余人，据看过这个名册的有关档案部门人员说，有些同一姓名、同一 单位出现不同职务，或同一姓名、同一单位、同一职务出现不同籍贯，因此肯定有一些是重复的。上述统计说明，无论作战减员还是非作战减员并非都是死亡，即便作战减员阵亡也仅占减员总数的1/3左右；这种统计是极为复杂的工作，只能是基本准确和接近准确；同一事情，不同部门统计，其结果也不相同。

抗美援朝一王牌部队横扫美军 歼敌数万吓倒李奇微

1950年11月7日，吴信泉率部投入到“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第二次战役。期间，他指挥部队飞快突破清川江，神奇地俘获美军一个黑人连，震惊了美 军最高统帅部，使五角大楼对美军编制从法律上做了重大修改，形成了今天美军黑白人种混合编队的体制。[详细]3月8日 10:38

1958年周恩来访朝时凭吊毛岸英：静默良久哽咽无语

2016年11月18日 17:12 人民网政务               周恩来走到毛岸英烈士墓前时，静默良久，右臂有伤的他用左手抚摸着毛岸英的墓碑，哽咽无语。“岸英的牺牲，对党，尤其对主席，都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周恩来对陈毅元帅说。

　　毛岸英墓 资料图（来源：人民网）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曜歌，原题：周总理1958年春节访问朝鲜凭吊毛岸英哽咽无语，节选

　　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正式率团访问朝鲜。周恩来此行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要会见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商谈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

　　那一年的2月17日是大年三十，周总理一行前去凭吊桧仓陵园，桧仓陵园在朝鲜平壤以东100公里外，是一座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陵园。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内的134名志愿军烈士长眠于此。那天天降大雪，同行的有陈毅元帅与粟裕大将。周恩来走到毛岸英烈士墓前时，静默良久，右臂有伤的他用左手抚摸着毛岸英的墓碑，哽咽无语。“岸英的牺牲，对党，尤其对主席，都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周恩来对陈毅元帅说。

　　2月18日正值春节大年初一，周总理与金日成叫上了随行的陈毅等相聚，在融洽的气氛中一起过了春节，席间还喝了不少中国的茅台酒，吃了朝鲜过节的打糕、八宝饭和珍贵的“野鸡年糕汤”。就是在那次春节酒宴上，双方达成一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

　　2月19日大年初二，这一天上午，周总理和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全部撤出朝鲜。 

美国人眼中的东方之谜：揭秘中国为何出兵朝鲜

2016年11月22日 17:37 新浪军事               

　　中国人为何出兵朝鲜，直到今天对美国人来说，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东方之谜”。

　　当年，困扰美国政府官员和将军的难题是“中国会不会介入”。杜鲁门在对朝鲜事务作决策的时候，感到最重要又最拿不准的就是这个问题。为此，他在飞了4000多千米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见面时，特意向这个在亚洲生活了几十年、自诩同时也被美国人公认的“东方专家”询问：“中国人会不会出兵？”麦克阿瑟非常有把握地回答，绝对不会。显然，此时的他并非像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对中国和俄国的介入都看得一目了然。他分析说，中国出兵的时机是在美军被困在釜山或是在仁川登陆的时候，现在他们怎么会引火烧身？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与美军作战，那会成为战争史上最大的屠杀，没有一个清醒的司令官会在这时与美军作战。

　　到后来，这个问题成了由谁来承担朝鲜战争失败责任的关键时，麦克阿瑟却否认曾经说过这类话，他进一步辩解，即便说过，也是从军事角度而言。跟随总统的国务院官员，拿出会谈时躲在门后的速记人员的原始记录，来证明麦克阿瑟的确讲过类似的话。麦克阿瑟固然难辞其咎，杜鲁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总统作政治决断时不应只听将军的话。显然，“中国会否出兵”不只是个军事问题，也是个重要的政治判断。对这一点，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少将在当时虽然已经很清醒地意识到了，但唯麦帅马首是瞻的习惯使他很快就从心里否定了这份清醒。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

　　10月14日，麦克阿瑟去威克岛见杜鲁门的前一天，也就是中国出兵的前5天，威洛比召集参谋会议，分析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一份名为“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少将在参谋会议上发表的正式见解”的记录稿，记载了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国在东北集中了9个军—38个师。苏联不会直接介入。因为在经济上是不利的。如果有介入的必要，可能让中国军队介入。我们的情报机关已集中一切力量注意难以捉摸的林彪和鸭绿江，但是无法获得可靠的资料。中国领导人发表的“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就介入”的声明，是威吓、外交恐吓、策略之类，是试图阻止美军北进。然而，如果中国的声明表示的是它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克里姆林宫和北京定下的战争决心，所以这在我远东军能够收集到的情报范围中，属于不能判断其真伪的高级情报。

　　作为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威洛比也是前者的崇拜者。这位情报部部长坚信，这一次对中国人的判断仍然是麦克阿瑟而不是其他人的判断更正确。对所有的情报，威洛比都放在了这个取景框下进行观察。他在情报记录中写道，“在这个时期，中国军队不会大规模介入”。迷信产生的盲从取代了威洛比最初的清醒。他要用情报证明，麦克阿瑟的判断从来都不会错。

　　在“命运之日”的混战中，南朝鲜1师捕获了一名服装不常见、语言又不通的俘虏。这个后来被命名为“第1号”的中国兵说出了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情报，在云山西北的山里埋伏有1万人的中国军队。尽管他级别很低，说出的情况值得怀疑，但因事关重大，师里还是向上级作了报告。26日，被送到集团军部的俘虏2、3、4号，说自己属于第54、55、56部队，“各部队从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各抽3000人组成，总共渡江的有9000人”。（现在看来这像是精心策划的假情报。可在当时，这被认为是中国参战部队虽然有许多叫师或军，但实际上是团以下的小部队的证明。“兵不厌诈”，战争总是充满欺骗，战时的人们奉行着与和平时的人们不同的另一套伦理规则。）

油画《跨过鸭绿江》

　　10月28日，威洛比将军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应该认识到，大部分中共军队都没有与一个主要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斗的有效经验。此外，他们的训练也像原来的北朝鲜军队一样，由于缺乏统一的装备和弹药供应而大受阻碍。从战术的角度看，大获全胜的美国军队已经全面展开，这标志着武装干涉的最佳时机早已过去了；如果有计划采取此种行动，会推迟到残余的北朝鲜军队已处于战斗力极低的状态时，才付诸实施。

　　这种由己及人的推理方式在战争中一向有害无益。

　　在10月31日的情报记录中，威洛比记录了第8集团军抓获俘虏的口供和南朝鲜第2军已被歼灭的情况，他写道，“战争由于中国人的介入趋于严重化了”，但结论却又是“没有中国军队入朝的确凿证据”，真是“矛盾”。

　　到11月2日，威洛比承认，从前线的情况看，中国人的干涉不是对实战效果有没有用的理论问题，而是“一种近在眼前的严重威胁”。但他补充说，“到目前为止，迹象表明参战的仅是零星部队，从表面上看，目的有限”。

　　11月3日，五角大楼向麦克阿瑟发来急电：“怀疑中国军队正式参战，已成为华盛顿关心的重大问题，想听取您的意见。”麦克阿瑟回电，目前下结论还太早。五角大楼又质问，如何看待北京广播的关于抗美援朝的声明？威洛比回答：“我们认为，那个声明充满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中国的骄傲自大。”

　　11月初，美第10军参谋长认为情报部门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军队的介入程度，“至少有几个师的番号了”。威洛比解释说，“的确有许多师的番号，但不是全师过来了，而只是来了一部分”。他甚至还用太平洋战争时日本关东军各抽调一部援助守岛部队的战例来证明这一点。

　　其后的几天，情报部门根据激烈的战况作出分析：现在交战中的中国军队编为4个军8个师，其兵力达51600人。包括与一线部队换班的2个师，加上尚未与第10军接触的2个师，一共是12个师，76800人。尽管这一结论仍大大低估了志愿军的参战兵力，但也算最大胆的估计了。对此，威洛比将信将疑。他需要新的情报来推翻它。彭德怀提供了他所需的一切例证。

　　从11月5日起，中国军队停止了进攻，并开始后撤。在进行大量空中侦察后，威洛比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军队只是以营规模的部队介入了战争。

　　在第一线与中国军队交过手的美军将领对此看法感到难以置信。他们责问：“在云山周围已证实的中国师是3个，按您的估计其实际兵力是3个营。如果是这样，那么第8骑兵团为什么会败得那样惨？”威洛比解释，“因为该团缺乏警惕。为少数敌人果敢的奇袭所压倒，在暗夜中陷入了溃败。而我们的侦察，不论是电子侦听还是飞机巡视，都没有发现有大兵团活动的迹象”。

被击毁的美军装备

　　惠灵顿说过，“在山后边的敌人企图干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所以，高明的统帅，在于他有看穿山背面的能力”。美国人喜欢用技术去了解“山那边的敌人在干什么”，就像当年尼米兹通过破译密码知道山本五十六要打中途岛一样，直到20世纪90年代，曾任美国防部部长并参与过海湾战争的佩里也觉得当代技术已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技术只能提供先进的手段，但不能提供正确的结论，特别是在洞察人心上。

　　也许还是旁观者清。比兰德公司没有卖出的“中国将出兵朝鲜”的报告更进一步的是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事务科科长柯乐布的估计。他在7月到10月间，三次递上警告性的备忘录，作为在中国当过总领事的老“中国通”，柯乐布明确地说，“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将是消极的想法可以断然排除”，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就不能指望中国人会置身于战争之外。他在11月1日的备忘录中再次提醒政府，中国参战已是事实，中国不可能只派小规模部队来抵抗美军。其目的也不是“保卫水丰电力站”，而是要“恢复到6月25日的状态”。可惜，有洞察力的见解往往并不出自军事专家，因而当它们被注意到的时候通常已经太晚了（几个月后，在麦卡锡领导的美国式的“文化大革命”中，柯乐布被麦卡锡认定为“危险人物”而清理出国务院）。

　　对“中国会否出兵”的争执，简直就像一部浓缩的人类认识史：其中有经验主义的错误，也有主观主义的臆断；不断发明的新技术对感官的延长而增强了认知的灵敏度，而永恒的“测不准定理”也在不断展示技术手段的无奈；一连串“试误”在接近真理的过程中贻误了战机，每一次天才“顿悟”都因难以找到说服人的论据，而被湮灭在政治程序和等级体制之中；再加上文化上的隔膜等等。不要说当时的美国人，就是今天的中国人也未必能说清在1950年我们为什么一定会出兵朝鲜。历史的必然由许多偶然性组成，而战争永远充满迷雾。

　　威洛比的情报判断一错再错非常具有典型性，不足为奇。  

美很早发现朝鲜战争空中对手是苏军 为何秘而不宣

冷战结束后人们才知道，当时美国领导人与莫斯科有着同样的顾虑，他们需要和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因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当时美国的决策机构曾经进行辩论，是不是应该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诸于众，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保守秘密，给这个事做出[详细]10月13日 1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