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20世纪70年代我国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情况（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06:07:41
20世纪70年代我国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情况（上）
编者按：有人曾经散布说毛泽东时代不重视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工作，显然与事实不符。本刊从陈锦华《国事忆述》一书中摘编了一章“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就完全证明了毛泽东时代对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工作的高度重视，并为自主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了了解这一段光辉历史，陈锦华同志这篇“第一手资料”是值得我们一读的。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国务院业务组直接筹划和组织，中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掀起了自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装备之后，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高潮。这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对解决中国“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促进相关产业加快发展，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对建立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以至对后来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
我当时是轻工业部（1970年 7月，由纺织部、一轻部、二轻部三个部合并组成）计划组副组长，并兼任轻工业部成套设备引进办公室副主任，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这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对外实际签订的项目共26个，我直接参与领导、组织实施了5个，它们是：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和南京烷基苯厂。这5个项目均属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先进水平，投资额占26个项目全部投资的35.39%。加上解决吃饭问题的13套化肥项目，共18个项目，在“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投资共计 136.8亿元，占全部投资的 63.8%。“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原则，得到了认真而卓有成效的贯彻。
一、决策背景
1972年1月初，我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计划会议。有一天，国家计委顾秀莲同志找我说，中央决定引进化纤和化肥的成套技术和设备，要我代起草个报告。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当即召集曹鲁、焦善民、李正光、王瑞庭等同志一起研究，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应当尽快把这件事情办起来。报告起草以前，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组织了讨论，我在他们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交给了顾秀莲。1月 22日，报告由国务院业务组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3位署名上报。2月5日，周总理很快作了批示：拟同意，即呈主席等批示。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圈阅。两天后，即2月7日，李先念就把报告退余秋里、钱之光、白相国（外贸部部长）办。
为什么在1972年初决定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和设备，并且一开始把重点放在成套化纤技术设备上？当时的背景是：
第一，政治气候的变化和政策调整。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发陈伯达的问题。之后，在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从此，国内的政治气候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1971年10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包括对外工作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恢复政治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周总理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2年10月14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3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周总理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得到了党内外绝大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在当时“四人帮”动不动就扣政治帽子，批判“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情况下，周总理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和调整政策，对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必需的工作环境。
第二，中国国际交往的恢复和扩大，西方发达国家急于同中国做生意。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接纳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中国国际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打破了两国关系间20多年的坚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正式启动。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不断扩大、加深彼此间的交往。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的时候，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对外贸易领域闭关自守的错误做法，他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中美上海公报明确提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方便”。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的缓和，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推动产生了中国对外建交的又一次高潮，特别是日本、加拿大、西欧一些国家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新契机。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力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找出路，对同中国做生意十分感兴趣，这就为中国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国内纺织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纺织品产量上不去，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当时，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主要是天然纤维，而在天然纤维中又主要是棉花，但棉花的产量长期停留在年产4000多万担的水平上。毛泽东曾经讲过：“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待？”他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70年代前后，每年都要召开棉花会议，各级干部参加，把主要产棉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也找来，周总理亲自主持，给大家做工作，要求各地多种棉花、多卖棉花给国家。我记得有一次棉花会议，周总理对到会的重点产棉县的县委书记一个一个问情况。当问到常熟县委书记的时候，周总理还考了考他，问他：你知道你们常熟有个翁同龢吗？常熟县委书记说知道，翁同龢是清朝光绪皇帝的老师。周总理接着又问翁同龢有一个很有名的对联，你知道吗？常熟县委书记说不知道。周总理就讲：当时有一个讽刺清政府大官的对联，上联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宰相指的是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下联是“司农常熟四方荒”（翁同龢就先后任户部侍郎、尚书，江苏常熟人）。这看起来好像是周总理随便讲一个对联，讲一个掌故，实际上周总理有很深的用心，他是利用这个机会对干部进行教育，要干部一定胸怀四方，不能只看到自己，要看到国家，要看到天下，不能肥了自己的田就忘了别人的地，以此动员干部多种棉花。即使这样，实际上1971年中国的棉花产量才4300万担，比1970年减产7.6%。4300万担，扣除农民自己用的棉花，再扣除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能够用于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种棉花有一个粮棉争地的问题，如果增加棉花产量，就要扩大棉田面积，势必减少粮田，进而引起吃饭问题，那就会影响到全局，毕竟粮食还是最重要的。棉花生产的困难，导致纺织工业不能多生产，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
从1954年9月国务院第224次会议通过《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到1983年宣布取消布票，中国实行了长达30年发布票的政策。至于每年发多少布票，则要经过反复计算，由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最后批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来规定。根据气候冷暖的不同，各地发布票多少稍有差别，大体上就是16尺。18尺、20尺的样子。我现在工作快60年了，一半生涯是在纺织工业部门工作的，先后担任过部长秘书、研究室主任、计划组副组长等，我深深感到穿衣问题对家家户户的牵动。现在年轻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什么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现在哪有这种事情，都成了历史故事了，但是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穿衣问题的解决，上面牵动到中央，下面牵动到家家户户。当时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们解决穿衣问题的出路，都是走发展化学纤维工业、以工业原料代替农业原料的道路，化学纤维占它们纺织用原料的比重达到40%甚至更大。为了解决中国纺织业的原料问题，进而解决穿衣问题，纺织工业部曾借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专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化学纤维主要是合成纤维的技术问题国内解决不了，只能发展纤维素纤维，即粘胶纤维。后来发展了一些维尼纶纤维，由于纤维质量不好，品种适应面很窄，不受群众欢迎。人民群众最受欢迎的是涤纶（商业名称叫“的确良”）、睛纶（人造羊毛）这些纤维，而当时几乎没有，结果仍然解决不了穿衣问题。所以到了70年代初，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央领导同志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毛泽东就讲过，要为人民至今衣被甚少着想。中国引进成套化纤设备有着急需的紧迫性。
第四，国内石油生产的突破，使中国发展石油化工有了可能。1959年，中国石油产量373万吨，自给率只有40.6%。1965年，由于大庆等油田的发现和开发成功，中国石油产量达到1131万吨，完全实现了自给。到1972年，中国的石油工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用不完。“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省市区因为打派仗，闹无政府主义，煤炭工业瘫痪，没有煤炭发电，只好紧急把一些电厂由烧煤改为烧油，这是非常浪费、非常不应该的做法。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生产的石油，除了用做燃料之外，有可能拿出一部分作为生产化学纤维的原料。这就为中国引进成套化纤设备奠定了原料基础。
上述4个背景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得中国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决策时机成熟了，条件具备了。现在设想一下，这几个因素缺哪一个，当时从国外进行引进成套设备的工作都是困难的。由于周总理的高瞻远瞩，中国很好地把握了决策机遇，再早是不可能的，再晚一点就要受损失。
除以上4个背景因素外，还有一件事对当时引进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我是从李先念、余秋里同志那里听说的。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有一个习惯，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就是每到一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社会上做调查，看看社会上有什么反映。在长沙的时候，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泽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现在年轻人不懂，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过去穿裤子是讲究裤线的，棉布没有裤线，“的确良”有裤线，而且不皱，所以当时穿上一条“的确良”裤子是很神气的，但是很不容易买到。毛泽东对此很惊讶。“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主席同周总理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还说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事后周总理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我没有看到任何原始文字记录，但是从1972年1月我所起草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可以得到一点印证。这个报告算了一笔账：中国进口4套化纤生产设备以后，“的确良”的产量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报告》通篇都是讲大道理、算大账，没有讲具体的问题，惟独对“的确良”讲了具体数字。可见我听到的说法应该是事出有因，报告中特地讲了“的确良”就是一个回应。
我在《纵横》杂志2004年第3期上看到刘心格同志写的《我的第一件“的确良”衬衣》一文。这篇文章讲了他为获得6尺“的确良”布而长年朝思暮想、多方求购的情况，讲得很生动、很实际，凡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会引起共鸣。人民群众对“的确良”的渴望，在“四三方案”实施前后的变化，那篇记述文章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佐证。
二、引进计划的扩大与确定
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从最初4套化纤和2套化肥约合4亿美元的方案，到最终确定为26个大型项目约合43亿美元方案的出台，前后经历了1年左右的时间，国家计委有4个重要报告。
第一个报告，是由我起草的国家计委1972年1月16日《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充分利用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迅速发展化学纤维和化肥原料，拟向国外进口成套化纤、化肥装备和部分有关的关键设备。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进口 4套装置，约需2.7亿美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其中‘的确良’（涤纶）的产量，包括目前生产的数量（指进口原料由国内加工抽丝），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引进这4套设备的厂址，拟放在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化肥方面，进口2套30万吨大型合成氨厂设备，建在四川和大庆。《报告》还提出为在晋南建设用煤作原料的30万吨合成氨厂，同时加快全国正在建设的25个合成氨厂的进度，以及为改造、扩建老厂要进口的关键设备、部件和钢材，需要9000万美元。另外，再进口生产合成材料的部分单机、材料，需外汇4000万美元。共计4亿美元。《报告》提出，立即组织3个技术考察小组出国考察，并将国内配套工程分别列入长期和年度计划，争取在1974年、1975年建成或形成生产能力。
2月 7日，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后，正式组织实施。接着，由主管此事的轻工业部和工作上有密切联系的燃化部组成考察组，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选择引进对象。经过两个月的考察，5月给国务院写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案的请示报告。5月24日，李先念批准同意，并委派柴树藩同志主持同外商谈判。此前，柴树藩在干校劳动，是周总理提名把他紧急调回来的。柴树藩熟悉对外工作，为人正直。1975年底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时，国务院开会，王洪文在场，批判“洋奴哲学”。当有人指着柴树藩批判外贸部卖国时，柴树藩当场予以反驳，说外贸部错误很多，但“卖国主义”一条没有。一时语惊四座，全场哑然。但他讲得理直气壮，批判的人也拿不出任何证据，王洪文也奈何他不得。此是后话。当时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柴树藩向国务院写了《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9月2日，周总理将报告批给李先念、余秋里，并询问：“能否提前先搞一套日本化肥设备、一套三菱油化设备、一套日本‘旭化成’（公司），是否都是从石油中提炼。”9月19日，李先念对国家计委、外贸部《关于提前从日本进口化肥、化纤设备的报告》作了批示：“拟同意。（华）国锋、（纪）登奎同志批。（前已报中央）”由此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的报告正式决定下来。
在我起草《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的时候，由于全国计划会议正在召开，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多地方的同志纷纷要求把引进项目放在他们那里。当时初步确定，引进4套成套化纤设备，分别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如上海、天津、辽宁、四川。稍后由轻工业部和国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电部等组织工作组，由焦善民副部长带队，到辽宁、上海、天津、四川等省市实地调查厂址情况，考察厂址的各方面条件。经过预选和比较，最后确定上海市的建在金山县的全山卫，辽宁省的建在辽阳，天津市的建在北大港，四川省的建在长寿县。工作组将进口成套化纤项目选厂工作写成简报呈送国家计委并报李先念、华国锋。
经过半年多的谈判、选择厂址等准备工作，顺利解决了4套化纤设备和几套化肥设备、部件问题，迈出了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第一步。由于与国外谈判、出国考察、选址筹建等各方面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于是有的部门如冶金、燃化、机械、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等部门都跟了上来，要借此机会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纷纷写报告，提出引进项目和派团（组）出国考察，了解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了解国际市场行情，以便货比三家，把那些技术先进、价格合理、适合中国国情的设备引进来。这是后来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设备规模扩大的内部因素。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引进项目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辽阳化纤项目是从法国引进的，在谈判过程中，因为1000多万美元的价格分歧，合同迟迟签订不了。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亲自出面做工作，在法国驻华使馆宴请周总理，谈这件事情。我听周总理的随行人员讲，蓬皮杜说这个项目的签订，会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希望中国政府在价格上让步，最后周总理从大局考虑同意了，中法双方终于把这个合同签了下来。这个合同的签订，的确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西方国家由此看准了这个机会，纷纷要和中国做生意。这是导致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设备规模扩大的外部因素。
第二个报告，是武汉钢铁厂引进一米七轧机。1972年8月6日，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由此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从石化工业扩大到钢铁工业。长期以来钢铁工业一直是中国工业的重点行业，但质量、品种不行，满足不了国内需要，稍稍好一点的板材都要依靠进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1959年、1964年冶金部就曾两次提出报告，要求在武钢建设一米七热轧、冷轧薄板轧机。1971年冶金部第三次提出在武钢建设一米七轧机。国家计委同意冶金部的意见，向国务院呈送了这个报告。《报告》提出：“轧钢能力不足，钢材品种不配套，特别是板、管少，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冶金部要求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一套，包括热连轧机、冷连轧机、镀锌机组、镀锡机组、硅钢片机组等设备，以便增加200万吨左右钢板的轧制能力，其中冷轧钢板 80万吨左右。”《报告》还指出，在国内多生产一些轧机的同时，从国外进口少量关键品种轧机。经查询，进口一套新的连续轧板机约需2亿美元，虽然用外汇较多，但与每年进口 300万吨钢板所花约3亿美元相比，还是合算的。《报告》建议由冶金部、一机部、外贸部、国家计委指派人员成立专门小组来负责这项工作。周总理批示：拟照办，并批送毛主席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审批。8月21日，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引进一米七轧机，建在武钢。
第三个报告，是1972年11月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这时，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军工、水利、电力、交通、林业等其他工业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也相继提出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引进范围不断扩大。至此，各部门汇总的3批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包括新提出的引进项目，周总理感到很零碎，同时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一点，所以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要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第四个报告是“四三方案”。这个引进方案，因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1973年1月2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国务院业务组研究的意见，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周总理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即“四三方案”。李先念随即把这个报告送给周总理。经过讨论和修改，3月22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报告》提出：由于“我国的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想孤立我们反而孤立了他们自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我们研究，拟在今后三五年内，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争取在‘五五’计划期间充分发挥作用。目的是，引进新技术，支援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轻工业，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初步提出进口43亿美元的方案。”后来又追加8.8亿美元，用汇总额增加到51.8亿美元。
“四三方案”请示报告提出，在引进技术设备项目的时候，要遵循6条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二是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后来周总理针对有人提出的“左”的做法，即“一批二改三用”，认为不恰当，强调对引进技术，应当“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即在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改革。三是有进有出，进出平衡。四是新旧结合，节约外汇。引进项目尽量建在老厂，利用原有的公用工程及生活设施，减少投资。五是当前与长远兼顾。六是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这6条原则成为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指导方针。《报告》还建议，由国家计委及各部委组成“进口设备领导小组”，“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抓‘156’项进口项目那样，扎扎实实地把建设任务抓紧抓好，尽早投产见效。”
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共26个，包括：化学纤维4套，即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石化3套，1套是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现为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的30万吨乙烯，l套是吉林石化公司的11.5万吨乙烯及配套项目，另1套是北京化工二厂的氯乙烯设备；大化肥13套，具有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或52万吨尿素的生产能力，分别建在河北的沧州（沧州化肥厂）、辽宁的辽河（辽河化肥厂）、黑龙江的大庆（大庆化肥厂）、江苏的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安徽的安庆（安庆化肥厂）、山东的淄博（齐鲁第二化肥厂）、湖北的宜昌（湖北化肥厂）、湖南的洞庭（洞庭化肥厂）、广东的广州（广州化肥厂）、四川的成都（四川化工厂）。沪州（沪州天然气化工厂）、贵州的赤水河（赤水河大然气化肥厂）、云南的水富（云南天然气化工厂）；烷基苯项目1套（南京烷基苯厂），有材料说是10套，这是不准确的，从一开始就是定的1套，建在南京；大型电站3套，分别建在天津北大港、河北唐山陡河、内蒙古赤峰元宝山；钢铁项目2套，1套是武钢的一米七轧机，1套是南京钢铁公司的氯化球团。另外还有43套机械化综合采煤机组，以及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单个项目。这26个项目都是投资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特大型项目，其中投资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辽阳石油化纤总厂（29亿人民币）、武钢的一米七轧机（27.6亿人民币）、大庆化肥厂（因为是用日元贷款，受汇率调整影响，投资加大到26.7亿人民币）、上海石油化工总厂（20亿人民币）、天津石油化纤厂（13.5亿人民币）；只有两个项目相对较小，即北京化工二厂的氯乙烯设备和南京钢铁公司的氯化球团。
“四三方案”引进的26个成套设备项目，具体情况见下表：
项目名称 建设地址 引进国别 生产规模 签约日期
天津石油化纤厂 天津 日本
联邦德国 对二甲苯6.4万吨/年
苯2万吨/年
对苯二甲酸二甲酯9万吨/年 1975年
辽阳石化纤总厂 辽宁
辽阳 法国
意大利
联邦德国 乙烯7.3万吨/年
催化重整进料15.5万吨/年
芳烃抽提12.3万吨/年
环氧乙烷乙二醇4.4万吨/年
对二甲苯5.8万吨/年
对二甲酸二甲酯8.8万吨/年
聚酯8.7万吨/年
环氧乙烷4.5万吨/年
尼龙66盐4.6万吨/年
制氢4×10.6万立方米/年
硝酸5.4万吨/年
汽油加氢4万吨/年
聚丙烯3.5万吨/年 1973年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上海
金山卫 日本
联邦德国 乙烯11.5万吨/年
聚乙烯醇3.3万吨/年
丙烯腈5万吨/年
丙烯腈废液处理0.8万吨/年
聚酯2.5万吨/年
芳烃抽提10万吨/年
高压聚乙烯10万吨/年
乙醇3万吨/年 1973年
四川维尼纶厂 四川
长寿 法国
日本 醋酸乙烯9万吨/年
甲醇9.5万吨/年
乙炔2.8万吨/年 1973
北京石油化工总厂 北京房山 日本
联邦德国 乙烯30万吨/年 1992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 吉林 日本
联邦德国 乙烯11.5万吨/年
合成酒精10万吨/年
丁苯橡胶8万吨/年
辛醇5万吨/年
正丁醇6950吨/年 1976—1976年
北京化工二厂 北京
九龙山 联邦德国 氯乙烯8万吨/年 1973年
沧州化肥厂 河北
沧州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辽河化肥厂 辽宁
盘山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大庆化肥厂 黑龙江
大庆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栖霞山化肥厂 江苏
南京 法国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52万吨/年 1974年
安庆化肥厂 安徽
安庆 法国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52万吨/年 1974年
齐鲁第二化肥厂 山东
淄博 日本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湖北化肥厂 湖北
枝江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洞庭氮肥厂 湖南
岳阳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广州化肥厂 广东
广州 法国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52万吨/年 1974年
四川化工厂 四川
成都 日本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四川
泸州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赤水河天然气化肥厂 贵州
赤水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云南天然气化工厂 云南
水富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南京烷基苯厂 江苏
南京 意大利 正构烷烃5万吨/年
直链烷荃苯5万吨/年 1975年
大港电厂 天津
北大港 意大利 2×25万千瓦 1973年
唐山陡河电厂 河北
唐山 日本 2×32万千瓦 1973年
元宝山电厂 内蒙古
赤峰 法国
瑞士 1×30万千瓦 1974年
武汉钢铁公司一米七轧机工程 湖北
武汉 日本
联邦德国 冷轧板100万吨
热轧板300万吨
硅钢7万吨 1974年
南京钢铁公司氯化球团工程 江苏
南京 日本 年产30万吨硫酸渣氯化球团 1976年
1972年，中国决定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时，全国进出口总额只有48.4亿美元，其中进口为22亿美元，而根据《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四三方案”）的计算，引进这批成套技术设备需要43亿美元，加上利息，总数要达到50亿美元。总投资折合成人民币是214亿元。这在当时来说都是不小的数目、1972年，全国基本建设的总投资不过412亿，这26个项目就占214亿，实际上后来还超过了这个数字。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第二次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党中央、国务院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也只有像周总理这样的领导才能下这样的决心，而已实践证明这个决心是非常正确的，体现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现在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没有周总理那样的远见，那样的决心和魄力，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根本提不出来，即使提出来也可能做不到。
（《环球视野》摘自《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
陈锦华
编者按：有人曾经散布说毛泽东时代不重视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工作，显然与事实不符。本刊从陈锦华《国事忆述》一书中摘编了一章“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就完全证明了毛泽东时代对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工作的高度重视，并为自主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了了解这一段光辉历史，陈锦华同志这篇“第一手资料”是值得我们一读的。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国务院业务组直接筹划和组织，中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掀起了自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装备之后，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高潮。这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对解决中国“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促进相关产业加快发展，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对建立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以至对后来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
我当时是轻工业部（1970年 7月，由纺织部、一轻部、二轻部三个部合并组成）计划组副组长，并兼任轻工业部成套设备引进办公室副主任，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这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对外实际签订的项目共26个，我直接参与领导、组织实施了5个，它们是：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和南京烷基苯厂。这5个项目均属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先进水平，投资额占26个项目全部投资的35.39%。加上解决吃饭问题的13套化肥项目，共18个项目，在“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投资共计 136.8亿元，占全部投资的 63.8%。“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原则，得到了认真而卓有成效的贯彻。
一、决策背景
1972年1月初，我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计划会议。有一天，国家计委顾秀莲同志找我说，中央决定引进化纤和化肥的成套技术和设备，要我代起草个报告。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当即召集曹鲁、焦善民、李正光、王瑞庭等同志一起研究，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应当尽快把这件事情办起来。报告起草以前，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组织了讨论，我在他们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交给了顾秀莲。1月 22日，报告由国务院业务组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3位署名上报。2月5日，周总理很快作了批示：拟同意，即呈主席等批示。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圈阅。两天后，即2月7日，李先念就把报告退余秋里、钱之光、白相国（外贸部部长）办。
为什么在1972年初决定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和设备，并且一开始把重点放在成套化纤技术设备上？当时的背景是：
第一，政治气候的变化和政策调整。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发陈伯达的问题。之后，在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从此，国内的政治气候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1971年10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包括对外工作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恢复政治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周总理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2年10月14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3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周总理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得到了党内外绝大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在当时“四人帮”动不动就扣政治帽子，批判“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情况下，周总理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和调整政策，对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必需的工作环境。
第二，中国国际交往的恢复和扩大，西方发达国家急于同中国做生意。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接纳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中国国际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打破了两国关系间20多年的坚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正式启动。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不断扩大、加深彼此间的交往。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的时候，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对外贸易领域闭关自守的错误做法，他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中美上海公报明确提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方便”。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的缓和，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推动产生了中国对外建交的又一次高潮，特别是日本、加拿大、西欧一些国家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新契机。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力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找出路，对同中国做生意十分感兴趣，这就为中国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国内纺织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纺织品产量上不去，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当时，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主要是天然纤维，而在天然纤维中又主要是棉花，但棉花的产量长期停留在年产4000多万担的水平上。毛泽东曾经讲过：“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待？”他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70年代前后，每年都要召开棉花会议，各级干部参加，把主要产棉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也找来，周总理亲自主持，给大家做工作，要求各地多种棉花、多卖棉花给国家。我记得有一次棉花会议，周总理对到会的重点产棉县的县委书记一个一个问情况。当问到常熟县委书记的时候，周总理还考了考他，问他：你知道你们常熟有个翁同龢吗？常熟县委书记说知道，翁同龢是清朝光绪皇帝的老师。周总理接着又问翁同龢有一个很有名的对联，你知道吗？常熟县委书记说不知道。周总理就讲：当时有一个讽刺清政府大官的对联，上联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宰相指的是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下联是“司农常熟四方荒”（翁同龢就先后任户部侍郎、尚书，江苏常熟人）。这看起来好像是周总理随便讲一个对联，讲一个掌故，实际上周总理有很深的用心，他是利用这个机会对干部进行教育，要干部一定胸怀四方，不能只看到自己，要看到国家，要看到天下，不能肥了自己的田就忘了别人的地，以此动员干部多种棉花。即使这样，实际上1971年中国的棉花产量才4300万担，比1970年减产7.6%。4300万担，扣除农民自己用的棉花，再扣除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能够用于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种棉花有一个粮棉争地的问题，如果增加棉花产量，就要扩大棉田面积，势必减少粮田，进而引起吃饭问题，那就会影响到全局，毕竟粮食还是最重要的。棉花生产的困难，导致纺织工业不能多生产，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
从1954年9月国务院第224次会议通过《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到1983年宣布取消布票，中国实行了长达30年发布票的政策。至于每年发多少布票，则要经过反复计算，由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最后批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来规定。根据气候冷暖的不同，各地发布票多少稍有差别，大体上就是16尺。18尺、20尺的样子。我现在工作快60年了，一半生涯是在纺织工业部门工作的，先后担任过部长秘书、研究室主任、计划组副组长等，我深深感到穿衣问题对家家户户的牵动。现在年轻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什么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现在哪有这种事情，都成了历史故事了，但是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穿衣问题的解决，上面牵动到中央，下面牵动到家家户户。当时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们解决穿衣问题的出路，都是走发展化学纤维工业、以工业原料代替农业原料的道路，化学纤维占它们纺织用原料的比重达到40%甚至更大。为了解决中国纺织业的原料问题，进而解决穿衣问题，纺织工业部曾借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专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化学纤维主要是合成纤维的技术问题国内解决不了，只能发展纤维素纤维，即粘胶纤维。后来发展了一些维尼纶纤维，由于纤维质量不好，品种适应面很窄，不受群众欢迎。人民群众最受欢迎的是涤纶（商业名称叫“的确良”）、睛纶（人造羊毛）这些纤维，而当时几乎没有，结果仍然解决不了穿衣问题。所以到了70年代初，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央领导同志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毛泽东就讲过，要为人民至今衣被甚少着想。中国引进成套化纤设备有着急需的紧迫性。
第四，国内石油生产的突破，使中国发展石油化工有了可能。1959年，中国石油产量373万吨，自给率只有40.6%。1965年，由于大庆等油田的发现和开发成功，中国石油产量达到1131万吨，完全实现了自给。到1972年，中国的石油工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用不完。“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省市区因为打派仗，闹无政府主义，煤炭工业瘫痪，没有煤炭发电，只好紧急把一些电厂由烧煤改为烧油，这是非常浪费、非常不应该的做法。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生产的石油，除了用做燃料之外，有可能拿出一部分作为生产化学纤维的原料。这就为中国引进成套化纤设备奠定了原料基础。
上述4个背景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得中国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决策时机成熟了，条件具备了。现在设想一下，这几个因素缺哪一个，当时从国外进行引进成套设备的工作都是困难的。由于周总理的高瞻远瞩，中国很好地把握了决策机遇，再早是不可能的，再晚一点就要受损失。
除以上4个背景因素外，还有一件事对当时引进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我是从李先念、余秋里同志那里听说的。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有一个习惯，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就是每到一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社会上做调查，看看社会上有什么反映。在长沙的时候，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泽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现在年轻人不懂，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过去穿裤子是讲究裤线的，棉布没有裤线，“的确良”有裤线，而且不皱，所以当时穿上一条“的确良”裤子是很神气的，但是很不容易买到。毛泽东对此很惊讶。“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主席同周总理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还说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事后周总理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我没有看到任何原始文字记录，但是从1972年1月我所起草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可以得到一点印证。这个报告算了一笔账：中国进口4套化纤生产设备以后，“的确良”的产量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报告》通篇都是讲大道理、算大账，没有讲具体的问题，惟独对“的确良”讲了具体数字。可见我听到的说法应该是事出有因，报告中特地讲了“的确良”就是一个回应。
我在《纵横》杂志2004年第3期上看到刘心格同志写的《我的第一件“的确良”衬衣》一文。这篇文章讲了他为获得6尺“的确良”布而长年朝思暮想、多方求购的情况，讲得很生动、很实际，凡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会引起共鸣。人民群众对“的确良”的渴望，在“四三方案”实施前后的变化，那篇记述文章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佐证。
二、引进计划的扩大与确定
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从最初4套化纤和2套化肥约合4亿美元的方案，到最终确定为26个大型项目约合43亿美元方案的出台，前后经历了1年左右的时间，国家计委有4个重要报告。
第一个报告，是由我起草的国家计委1972年1月16日《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充分利用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迅速发展化学纤维和化肥原料，拟向国外进口成套化纤、化肥装备和部分有关的关键设备。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进口 4套装置，约需2.7亿美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其中‘的确良’（涤纶）的产量，包括目前生产的数量（指进口原料由国内加工抽丝），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引进这4套设备的厂址，拟放在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化肥方面，进口2套30万吨大型合成氨厂设备，建在四川和大庆。《报告》还提出为在晋南建设用煤作原料的30万吨合成氨厂，同时加快全国正在建设的25个合成氨厂的进度，以及为改造、扩建老厂要进口的关键设备、部件和钢材，需要9000万美元。另外，再进口生产合成材料的部分单机、材料，需外汇4000万美元。共计4亿美元。《报告》提出，立即组织3个技术考察小组出国考察，并将国内配套工程分别列入长期和年度计划，争取在1974年、1975年建成或形成生产能力。
2月 7日，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后，正式组织实施。接着，由主管此事的轻工业部和工作上有密切联系的燃化部组成考察组，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选择引进对象。经过两个月的考察，5月给国务院写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案的请示报告。5月24日，李先念批准同意，并委派柴树藩同志主持同外商谈判。此前，柴树藩在干校劳动，是周总理提名把他紧急调回来的。柴树藩熟悉对外工作，为人正直。1975年底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时，国务院开会，王洪文在场，批判“洋奴哲学”。当有人指着柴树藩批判外贸部卖国时，柴树藩当场予以反驳，说外贸部错误很多，但“卖国主义”一条没有。一时语惊四座，全场哑然。但他讲得理直气壮，批判的人也拿不出任何证据，王洪文也奈何他不得。此是后话。当时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柴树藩向国务院写了《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9月2日，周总理将报告批给李先念、余秋里，并询问：“能否提前先搞一套日本化肥设备、一套三菱油化设备、一套日本‘旭化成’（公司），是否都是从石油中提炼。”9月19日，李先念对国家计委、外贸部《关于提前从日本进口化肥、化纤设备的报告》作了批示：“拟同意。（华）国锋、（纪）登奎同志批。（前已报中央）”由此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的报告正式决定下来。
在我起草《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的时候，由于全国计划会议正在召开，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多地方的同志纷纷要求把引进项目放在他们那里。当时初步确定，引进4套成套化纤设备，分别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如上海、天津、辽宁、四川。稍后由轻工业部和国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电部等组织工作组，由焦善民副部长带队，到辽宁、上海、天津、四川等省市实地调查厂址情况，考察厂址的各方面条件。经过预选和比较，最后确定上海市的建在金山县的全山卫，辽宁省的建在辽阳，天津市的建在北大港，四川省的建在长寿县。工作组将进口成套化纤项目选厂工作写成简报呈送国家计委并报李先念、华国锋。
经过半年多的谈判、选择厂址等准备工作，顺利解决了4套化纤设备和几套化肥设备、部件问题，迈出了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第一步。由于与国外谈判、出国考察、选址筹建等各方面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于是有的部门如冶金、燃化、机械、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等部门都跟了上来，要借此机会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纷纷写报告，提出引进项目和派团（组）出国考察，了解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了解国际市场行情，以便货比三家，把那些技术先进、价格合理、适合中国国情的设备引进来。这是后来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设备规模扩大的内部因素。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引进项目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辽阳化纤项目是从法国引进的，在谈判过程中，因为1000多万美元的价格分歧，合同迟迟签订不了。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亲自出面做工作，在法国驻华使馆宴请周总理，谈这件事情。我听周总理的随行人员讲，蓬皮杜说这个项目的签订，会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希望中国政府在价格上让步，最后周总理从大局考虑同意了，中法双方终于把这个合同签了下来。这个合同的签订，的确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西方国家由此看准了这个机会，纷纷要和中国做生意。这是导致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设备规模扩大的外部因素。
第二个报告，是武汉钢铁厂引进一米七轧机。1972年8月6日，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由此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从石化工业扩大到钢铁工业。长期以来钢铁工业一直是中国工业的重点行业，但质量、品种不行，满足不了国内需要，稍稍好一点的板材都要依靠进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1959年、1964年冶金部就曾两次提出报告，要求在武钢建设一米七热轧、冷轧薄板轧机。1971年冶金部第三次提出在武钢建设一米七轧机。国家计委同意冶金部的意见，向国务院呈送了这个报告。《报告》提出：“轧钢能力不足，钢材品种不配套，特别是板、管少，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冶金部要求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一套，包括热连轧机、冷连轧机、镀锌机组、镀锡机组、硅钢片机组等设备，以便增加200万吨左右钢板的轧制能力，其中冷轧钢板 80万吨左右。”《报告》还指出，在国内多生产一些轧机的同时，从国外进口少量关键品种轧机。经查询，进口一套新的连续轧板机约需2亿美元，虽然用外汇较多，但与每年进口 300万吨钢板所花约3亿美元相比，还是合算的。《报告》建议由冶金部、一机部、外贸部、国家计委指派人员成立专门小组来负责这项工作。周总理批示：拟照办，并批送毛主席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审批。8月21日，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引进一米七轧机，建在武钢。
第三个报告，是1972年11月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这时，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军工、水利、电力、交通、林业等其他工业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也相继提出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引进范围不断扩大。至此，各部门汇总的3批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包括新提出的引进项目，周总理感到很零碎，同时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一点，所以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要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第四个报告是“四三方案”。这个引进方案，因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1973年1月2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国务院业务组研究的意见，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周总理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即“四三方案”。李先念随即把这个报告送给周总理。经过讨论和修改，3月22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报告》提出：由于“我国的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想孤立我们反而孤立了他们自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我们研究，拟在今后三五年内，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争取在‘五五’计划期间充分发挥作用。目的是，引进新技术，支援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轻工业，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初步提出进口43亿美元的方案。”后来又追加8.8亿美元，用汇总额增加到51.8亿美元。
“四三方案”请示报告提出，在引进技术设备项目的时候，要遵循6条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二是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后来周总理针对有人提出的“左”的做法，即“一批二改三用”，认为不恰当，强调对引进技术，应当“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即在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改革。三是有进有出，进出平衡。四是新旧结合，节约外汇。引进项目尽量建在老厂，利用原有的公用工程及生活设施，减少投资。五是当前与长远兼顾。六是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这6条原则成为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指导方针。《报告》还建议，由国家计委及各部委组成“进口设备领导小组”，“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抓‘156’项进口项目那样，扎扎实实地把建设任务抓紧抓好，尽早投产见效。”
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共26个，包括：化学纤维4套，即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石化3套，1套是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现为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的30万吨乙烯，l套是吉林石化公司的11.5万吨乙烯及配套项目，另1套是北京化工二厂的氯乙烯设备；大化肥13套，具有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或52万吨尿素的生产能力，分别建在河北的沧州（沧州化肥厂）、辽宁的辽河（辽河化肥厂）、黑龙江的大庆（大庆化肥厂）、江苏的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安徽的安庆（安庆化肥厂）、山东的淄博（齐鲁第二化肥厂）、湖北的宜昌（湖北化肥厂）、湖南的洞庭（洞庭化肥厂）、广东的广州（广州化肥厂）、四川的成都（四川化工厂）。沪州（沪州天然气化工厂）、贵州的赤水河（赤水河大然气化肥厂）、云南的水富（云南天然气化工厂）；烷基苯项目1套（南京烷基苯厂），有材料说是10套，这是不准确的，从一开始就是定的1套，建在南京；大型电站3套，分别建在天津北大港、河北唐山陡河、内蒙古赤峰元宝山；钢铁项目2套，1套是武钢的一米七轧机，1套是南京钢铁公司的氯化球团。另外还有43套机械化综合采煤机组，以及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单个项目。这26个项目都是投资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特大型项目，其中投资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辽阳石油化纤总厂（29亿人民币）、武钢的一米七轧机（27.6亿人民币）、大庆化肥厂（因为是用日元贷款，受汇率调整影响，投资加大到26.7亿人民币）、上海石油化工总厂（20亿人民币）、天津石油化纤厂（13.5亿人民币）；只有两个项目相对较小，即北京化工二厂的氯乙烯设备和南京钢铁公司的氯化球团。
“四三方案”引进的26个成套设备项目，具体情况见下表：
项目名称 建设地址 引进国别 生产规模 签约日期
天津石油化纤厂 天津 日本
联邦德国 对二甲苯6.4万吨/年
苯2万吨/年
对苯二甲酸二甲酯9万吨/年 1975年
辽阳石化纤总厂 辽宁
辽阳 法国
意大利
联邦德国 乙烯7.3万吨/年
催化重整进料15.5万吨/年
芳烃抽提12.3万吨/年
环氧乙烷乙二醇4.4万吨/年
对二甲苯5.8万吨/年
对二甲酸二甲酯8.8万吨/年
聚酯8.7万吨/年
环氧乙烷4.5万吨/年
尼龙66盐4.6万吨/年
制氢4×10.6万立方米/年
硝酸5.4万吨/年
汽油加氢4万吨/年
聚丙烯3.5万吨/年 1973年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上海
金山卫 日本
联邦德国 乙烯11.5万吨/年
聚乙烯醇3.3万吨/年
丙烯腈5万吨/年
丙烯腈废液处理0.8万吨/年
聚酯2.5万吨/年
芳烃抽提10万吨/年
高压聚乙烯10万吨/年
乙醇3万吨/年 1973年
四川维尼纶厂 四川
长寿 法国
日本 醋酸乙烯9万吨/年
甲醇9.5万吨/年
乙炔2.8万吨/年 1973
北京石油化工总厂 北京房山 日本
联邦德国 乙烯30万吨/年 1992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 吉林 日本
联邦德国 乙烯11.5万吨/年
合成酒精10万吨/年
丁苯橡胶8万吨/年
辛醇5万吨/年
正丁醇6950吨/年 1976—1976年
北京化工二厂 北京
九龙山 联邦德国 氯乙烯8万吨/年 1973年
沧州化肥厂 河北
沧州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辽河化肥厂 辽宁
盘山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大庆化肥厂 黑龙江
大庆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栖霞山化肥厂 江苏
南京 法国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52万吨/年 1974年
安庆化肥厂 安徽
安庆 法国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52万吨/年 1974年
齐鲁第二化肥厂 山东
淄博 日本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湖北化肥厂 湖北
枝江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洞庭氮肥厂 湖南
岳阳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广州化肥厂 广东
广州 法国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52万吨/年 1974年
四川化工厂 四川
成都 日本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四川
泸州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赤水河天然气化肥厂 贵州
赤水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云南天然气化工厂 云南
水富 美国
荷兰 合成氨30万吨/年
尿素48万吨/年 1973年
南京烷基苯厂 江苏
南京 意大利 正构烷烃5万吨/年
直链烷荃苯5万吨/年 1975年
大港电厂 天津
北大港 意大利 2×25万千瓦 1973年
唐山陡河电厂 河北
唐山 日本 2×32万千瓦 1973年
元宝山电厂 内蒙古
赤峰 法国
瑞士 1×30万千瓦 1974年
武汉钢铁公司一米七轧机工程 湖北
武汉 日本
联邦德国 冷轧板100万吨
热轧板300万吨
硅钢7万吨 1974年
南京钢铁公司氯化球团工程 江苏
南京 日本 年产30万吨硫酸渣氯化球团 1976年
1972年，中国决定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时，全国进出口总额只有48.4亿美元，其中进口为22亿美元，而根据《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四三方案”）的计算，引进这批成套技术设备需要43亿美元，加上利息，总数要达到50亿美元。总投资折合成人民币是214亿元。这在当时来说都是不小的数目、1972年，全国基本建设的总投资不过412亿，这26个项目就占214亿，实际上后来还超过了这个数字。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第二次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党中央、国务院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也只有像周总理这样的领导才能下这样的决心，而已实践证明这个决心是非常正确的，体现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现在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没有周总理那样的远见，那样的决心和魄力，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根本提不出来，即使提出来也可能做不到。
（《环球视野》摘自《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
20世纪70年代我国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情况（上）
20世纪70年代我国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情况（下）
上世纪70年代国外经典电影回眸
火热的年代，纯真的笑容（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体育锻炼在中国农村）
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组图）
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
中国式相亲进化史上世纪20年代
广州评出10座五星厕所 厕所设备国外引进
建议我国引进戒色瘾治疗技术
上世纪40年代中期南方大饥荒（上）
半个世纪我国电影海报大全（上）
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记忆[组图]
上世纪20年代的泸沽湖与纳西族老照片
上世纪20年代广州生活的“化石”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的旧上海（二）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的旧上海（一）
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图片）
上世纪中国50年代至90年代的邮票大观（一）[654P]
上世纪中国50年代至90年代的邮票大观（一）[654P]
上世纪中国50年代至90年代的邮票大观（654P）
上世纪中国50年代至90年代的邮票大观（一）
上世纪中国50年代至90年代的邮票大观（二）
上世纪中国50年代至90年代的邮票大观（三）
上世纪中国50年代至90年代的邮票大观（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