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写了历史

    １９９０年夏秋之交，我父亲来到了德国。父亲是位学识渊博的老知识分子，在国内政治运动中饱受煎熬历尽磨难，却丝毫不改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他对德国问题始终满怀兴趣，这次到德国，名为探亲旅游，实际上他心里有一个大计划，要考察了解柏林墙的历史，考察了解德国对待二战的态度……（回国后他撰写了一篇论文：《德国和日本对待二战态度的比较》，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父亲刚到柏林，就嚷嚷着要去看柏林墙。一天，姐姐和我陪他同往，来到了勃兰登堡门前。远远的，我们便看见，柏林墙已经没了，这一段最有代表性的墙体全部拆除了。父亲深感遗憾，一个劲儿说：不应全部拆掉，应该留下一段作为历史遗迹，历史文物。（后来我们发现在柏林的其它地方，还保留有柏林墙遗迹，于是，满头华发的父亲像个冲动少年一样走过去，摆了一个凿墙的姿势让我拍照——他要做一个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勃兰登堡门前，柏林墙虽然没有了，但新的景观出现了，那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市场，许多人在摆地摊，出售各种与柏林墙有关的东西。最多的当然是柏林墙石块，五颜六色，大小不同，形状各异，有些用塑料袋包装好，更讲究一点的放在有机玻璃框中，做成一件工艺品，但是大多数还是不加任何包装，原汁原味。价格从一马克到数十马克不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德国人突然发现，这个把东西两德隔开几十年的可咒的柏林墙，竟变成可爱的“宝贝”，成了他们的生财之道。那些墙石，有艳丽的色彩和粗糙的立体质感，堪称工艺品，并有很大的收藏价值。据报道，当时的西德外长根舍访问美国，就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带去了一块柏林墙石作为贵重的礼品。
    我对父亲说：多买些，带回国送人，这是最好的纪念品，而且还是总统级待遇呢！
突然我们发现，除了柏林墙石，还有不少苏军物品在摊上出售，军帽、军用望远镜、皮包、徽章等等。
这场“最后的拍卖”预示着，苏军已完成使命，将撤出德国。
    苏联军队在东德土地上有35万驻军，是惟一能够阻止德国统一的力量。在以前的几十年中，苏军用坦克和刺刀维持着东欧集团的团结统一，50年代，苏军镇压了东德的民众起义，扼杀了匈牙利的民主派势力，６０年代末，坦克轧平了“布拉格之春”，这些事件，人们记忆犹新。那么，今天呢？
    德国人对苏联的感情很复杂，他们把苏联称为“CCCP”（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俄文缩写），我记得看过德国人画的一幅漫画，将 CCCP画成一副镣铐，绑在德国人身上。我曾经问过几个德国人（包括西德人和东德人）对苏联怎样评价，他们的反应很微妙，有人耸耸肩手一摊不说话，有人鼻子里哼一声，脸上露出讥讽的表情。
战后几十年，苏联不仅是战胜国、占领者，而且是社会主义集团的“老大哥”，在双重身份的重压下，东德人只有俯首贴耳，亦步亦趋，无论是第一任党和国家领袖沃尔特·乌布利希，还是第二任铁腕人物埃里希·昂纳克，都要惟苏联马首是瞻。任何一项重大决定，没有苏联点头，就无法做出。如1961年修建柏林墙，是经过赫鲁晓夫的批准，才开始了闪电般的行动。
“苏联老大哥”对东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控制着东德，同时也牢牢地扼住了东德的经济命脉。
　　英国作家艾伦·沃森在一本书中写道：“当西德享受着马歇尔计划的各种优惠和西方不断涌入的投资时，东德正在对付苏维埃窃贼。”
　　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和苏军的占领费压得东德喘不过气来，这些费用相当于１９４９年东德全部国民收入的１６·９％。整座整座的工厂被拆掉了，运往苏联。强制获取的德国物资用封闭的火车，由警犬和武装部队看守着，运过了边境。那时候东德人的食品、生活用品都是配给制，面包、土豆，菜汤，每人每天就那么点。这样的生活到１９５８年才结束。
    经济重建终于开始了。“老大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后来又叫“经互会”）的招牌下，给东欧各国作了分工，你生产这个，他生产那个，不能不服从。东德的任务是制造船只和重型机械，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现在的原材料只能来自东方，煤炭、钢铁都要从苏联进口，这些进口还必须以“老大哥”指定的出口偿还。
　　“东德的计划经济被打败了。”艾伦写道。“在它最后的五年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从５·５％下滑到１９８９年的２·８％，外债大幅度增长，４０年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生产力还不如在７０年代仍远远落后的西德所取得的一半，烟雾和粉尘的污染使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大工业中心萨克森成了贫民窟，褐煤的露天开采场在乡村的土地上撕开了几公里长的伤口，住宅楼破败不堪，像哥利茨和阿尔富特这样的古老而依旧美丽的城市已在市民眼中失去了光彩。”
    上点年纪的东德人或许还记得，他们曾在1953年6月对严酷的工作规范进行过抗议，很快便遭到苏联坦克的镇压，从此，他们似乎学会了驯服。
    “年年岁岁花依旧，岁岁年年人不同。”80年代末，充满“新思维”的改革领导人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他一改前几任的强硬态度，给予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伙伴们更多的自由。他许诺“尊重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方式”，承认“谁也不能垄断真理。”在1988年6月的苏共十九大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否定了苏联过去对东欧的做法，确认了自由选择的原则，并对“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或政治强加于人”予以谴责。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推动了东欧国家的改革，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都出现了民主运动，苏联均不插手不干预。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东德爆发了惊天动地的“1989年革命”。
    戈尔巴乔夫本来可以拒绝给东德人以自由，拒绝给德国以统一机会的，但他决定不这样做，并使柏林墙的推倒成为他立下的最伟大的一座丰碑。
    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与科尔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德国自决的权利，表明了他愿意接受德国统一的信条。前东德领袖埃利希·昂纳克认为自己1989年10月的下台，戈尔巴乔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那以后通往“革命”的道路便是不可逆转的了，推倒了柏林墙，开放了边界。在1989年11月那些大事件发生时，戈尔巴乔夫虽然看到了两德统一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统一之路还很遥远，并且没有路标指引，需要摸索。然而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所有人意料，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戈尔巴乔夫明智地顺应了这一潮流。1990年1月30日这一天，科尔提出统一计划后仅仅两个月，戈尔巴乔夫就认同了德国统一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7月，科尔和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举行了会晤，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组织，同时他还同意在四年之内撤离在东德的35万军队，新德国应拥有“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
    这一协议对双方来说是“双赢”，对于科尔，这意味着统一将马上成为现实，而他将同俾斯麦一样作为一名统一的总理而名垂青史；对于戈尔巴乔夫，这是他为建立共有的欧洲大厦而实行的严谨外交及缓和政策达到的顶点。在他的推动下，旧的联盟不复存在，旧的恩怨一笔勾销，一个新欧洲诞生了。
无论以后历史怎样评价戈尔巴乔夫，德国人都会感谢他，两德统一，他功不可没。戈尔巴乔夫因此获得了１９９０年诺贝尔和平奖。
    几年以后，一位德国记者采访了已经卸任的戈尔巴乔夫，请他谈谈当时的情况和想法。戈尔巴乔夫说：
    “我相信，我们和联邦总理科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行动是顺乎时代精神和具体的历史瞬间的要求的。……１９８９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和东欧、中欧国家的民主改革越来越明显地为人们所察觉，新思维的政策开始在现实中结出硕果。关于德国问题的决定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形成的。……此外，德国人本身所表达的意愿不容忽视。如今情况表明，当时形势所迫，不可能把一切都考虑得面面俱到。但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目的已经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