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人张跃东

在张跃东看来，电影更像是游戏。这样的游戏，跟电脑游戏，或者扑克牌、桥牌、围棋什么的差不了很多。“就像围棋，你可以把棋下得境界很高，但它一定不是严肃的事儿，可以去指导别人生活的事儿。

张跃东随意地坐在鼓楼附近的某家咖啡馆里，二楼的天台虽小但景致不错，碎金满地，树荫婆娑，入秋后，北京迎来一年中最美好的午后时光。楼下好奇的游客混迹在老北京的吆喝声中，试图捕获胡同文化的一鳞半爪。

秋风起时，他会把身子狠狠往黑色夹克里缩缩。然后接着一边抽烟，一边不急不慢地吞吐着些许字。从初二就开始吸烟的他，至今养成每天一包烟的习惯，“我大部分时间都无所事事”，于是他拍纪录片和电影来填补这大块大块的时间坑洞。

生不逢时的独立电影人们

“中国的独立导演都生不逢时，命太苦了！”从2006年开始做自由导演的张跃东如是评价当下独立电影人的生存境况。

在他看来，这些独立电影人正好赶上了这个国家对版权最不尊重、最糟糕的阶段，“太惨了，没有人会支付他们钱的。你简直是傻子，你也不看看是什么时代环境，你还想以电影作者的身份来收钱？”

国外的独立电影状况则要好很多，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文学，都是这样，对作者尊重，有较好的保护措施，版权意识强，那是没有免费午餐的地方。

“但是在中国这样还不太现实。独立电影有几个买票看的？买两张盗版碟算是不错的啦。”张跃东无奈地说。而且国内的独立电影基本上是免费放映，“人家能坐车来看就不错了，那都得烧高香，完了还要接受他们的审查。”

“现实环境就是这样，你生不逢时，没辙了。你该干嘛干嘛，这跟你能干什么或者想干什么没有干系。”

做独立电影，在收入上是很被动的，没有渠道能够回收成本。故而现在没有什么固定的，就是撞到哪儿算哪，有资金源就开始拍。要花时间去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最起码得有固定的发行、固定的回收，才能谈到固定的投资。而这一切谈何容易。

这些都“很好，很珍贵”的独立电影和它的创作者一起举步维艰，艰难求生。

不过张跃东觉得那些商业片导演的困境也不小，他们也挺难的，拍片更不容易，因为需要很多钱，需要很多机会，需要上院线，需要成功。失败的结果也比独立制作要严重。他们砸进去的钱已经不是区区的几十万。

其实，这是整体大环境的问题，“中国现在很多事情没法去讨论，它基本上都是半调子，商业片也没有纯粹的商业片，类型片也没有纯粹的类型片，独立制作也纯粹不起来。”

张跃东不认为存在很多人以为的那种纯粹意义上的独立电影，独立电影不是和资本殊死搏斗的先锋派斗士，也不是反抗现代主义的不屈勇士。

独立电影也要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生存，“毕竟生存下去是第一位的，如果生存都生存不下去，它怎么纯粹啊。”

即便如此，张跃东已然是这些“傻子”中的一员。

2005年，张跃东辞去了BTV（北京电视台）谈话栏目主编一职，与朋友们组建了编剧工作室，从事剧本创作。

第二年，他小试牛刀，拍摄完成了自己的独立电影处女作《下午狗叫》，这部斥资仅仅二十多万的小制作一亮相便赢得了青睐，成为2007年独立制作市场上的绝对黑马，一举拿下 2007年7月韩国首尔数码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的评委会特别奖，8月第60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入围当代电影人竞赛单元，10月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竞赛单元的龙虎奖，以及同年10月入围第51届伦敦国际电影节。

面对这些纷至沓来的荣誉和掌声，张跃东很淡定地说一开始觉得是种激励，但是时间久了，那个东西很快就没了，它不会变成自己做电影的动力。“对我来说，做电影的动力，就是希望经历丰富一点，可以做的事情多一点。”

当然，国际电影节是个渠道，对于像张跃东这样的独立电影人而言，电影节越多，生命力越旺盛，这说明发行和推广的渠道也旺盛，这肯定是好事。“如果电影节越来越少，每一个电影节生存得很艰难，那不是很惨的事儿吗？”

拍电影本来就是开玩笑的事儿

“电影不是一个可以严肃讨论的东西，什么时候接触电影，哪一部电影对你影响最大，根本谈不上。”张跃东慢悠悠地说完后，附带着嘿嘿笑几声。

眼前这位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导演系的男人，眼中丝毫没有被电影理想燃烧的狂热，交谈中也从未流露出对电影的崇拜与匍匐，有的尽是朴实而真诚的调侃。

30年过去了，如今35岁的张跃东，体内还是那个整日玩耍在村头的孩子。

他出生在山东乡下，一直生活到四五岁才一家人搬到了城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学呢。”

脑海中充满了对农村生活的美好记忆，说到这时，张跃东舒心地微笑着。“就算当时不是好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成了特别美好的记忆。”

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早上睡醒了一天都在野地玩。想去哪玩去哪玩，树林子、麦子地、河沟子，都留下了快乐的身影。抓虫子抓鸟，抓完这个抓那个，天天都很忙。

“和现在小孩子的生活完全是两样。”现在小孩没有地方去，就算是那种不用学习的小孩，他也是从早到晚跟着爹妈，不能离人，身边没有小朋友，都是大人，“就是饿了吃，困了睡，要么就哭。反正看着挺可怜的。”

而张小时候，肚子饿了，只要到了饭点，谁看见你就把你领到家里吃饭。那个时代的人淳朴得分外可爱。

回首旧事，就连自己让村里孩子欺负一顿，或者被村里大点的小孩抬到井边去吓得大哭，“那种事现在想起来也特别美好，没有不好的阴影。”

1994年，怕考不上大学的他以艺术生的身份考入了山东美术学院油画系，四年之后，他又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研修电影导演。

提起这两段经历，他自认为跟其他经历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什么收获，浪费了很多青春时光。”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张跃东不会选择导演系，但他相信自己依然能够把电影做得不错。“本来可以把电影做得很好，学了之后，基本上被清洗了。”

他说，在以前估计还可以说自己是受什么东西的影响，但是现在没有必要，因为他做的事情根本不是严肃的事情，“拍电影本来就是开玩笑的事儿，扯淡的事儿，不是一个严肃的事儿。”

如果一个人在做严肃的事情，是要说清楚自己是哪一门哪一派，师叔是谁，师爷是谁，第几代。除了少林和武当的功夫，还有哪的，可能还练过内家拳，跟哪儿的师父学过铁砂掌、金钟罩。“好，这就说清楚了，大概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

在他看来，电影更像是游戏。这样的游戏，跟电脑游戏，或者扑克牌、桥牌、围棋什么的差不了很多。“就像围棋，你可以把棋下得境界很高，但它一定不是严肃的事儿，可以去指导别人生活的事儿。”

可以指导生活的事儿有很多，比如科学、宗教、哲学等等，“但这跟电影完全沾不上边”。

电影不仅不是什么严肃的事情，也不是什么高雅的事情，“电影有什么高雅的，它跟高雅太不沾边了。”

张跃东坦承自己在生活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务实主儿，从来不玩文艺青年的小情调，也不喜欢高雅的东西，“高雅的东西多烦啊，我又不是一个贵族。”

他说自己目前肯定还处于玩票阶段。“我也有可能随时就不拍了，就改行了。这个也没什么，拍电影也不是个严肃的事儿。”

讨厌讲道理的人，拍开放式的电影

“我的影片都有一个特点，没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张跃东此次参加的十一度青春计划拍摄的电影短片《阿泽的夏天》自然也不例外。

该片围绕着三个年轻人展开，讲述了他们的奋斗故事。阿泽是二十出头的乡下青年，梦想在城里打工，赚到钱后回乡创业。小韦，手工艺品店小老板。小丽，小韦的女友，普通上班族。某个夏天，阿泽来到城里借住在小韦家，一边努力找工作，一边帮小韦打理手工艺品店。阿泽找工作屡屡碰壁，小韦店里的生意也是举步维艰。为此，三个年轻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小韦和小丽跟着阿泽去乡下生活，开办农场，收获幸福生活。

“我非常不喜欢故事讲道理，也非常不喜欢通过讲故事强加给别人一个概念。”张跃东相信故事本身有它的呈现逻辑，读者在看故事一层一层地呈现出来时，就在跟故事的交流中拿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实在无须去强加什么。

很多事情的认识和判断有很多角度，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或者讲述它，它就会变得不一样。对青春亦然。

“对青春，不应该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去看它。以前的人对青春的认识就很单一，没有更多的角度去看待生命，去看待青春。那青春就会变得特别浅薄，特别不切实际。”张跃东说。

在他的理解里，青春最起码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性层面的解释，还有一个就是心理情感方面的解释。性方面的青春很容易过去，但是情感方面的青春就没那么容易。

“现在很多人年纪一大把了，还是停留在未成年的阶段，不愿意长大。”张跃东觉得自己是个不愿意做成年人的年轻人，“我基本上就是对成年人肯定的东西否定，就是拧着的。”

成年人很无聊，很笨很蠢，不会变通，且头脑简单，对世界的判断很单一很枯燥，自以为是，也不会再进步。那是很愚蠢的一种状态。而年轻人就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可能性。

“成年人觉得不要幻想了，没有很多可能性，想那么多是因为年纪小太幼稚。在这个层面上我算是个年轻人。”

张跃东说，一个人当然可以用某种模式或者概念去讲故事，但是讲故事的目的并不在于说明什么，告诉大家什么道理或是生活的意义。

这位自称对很多事情都很迷糊的人，希望《阿泽的夏天》带给别人一份轻松，“这原本就是个轻松的小故事，没那么严肃。”

尽管人们多猜测这样的故事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联，张却说没什么太大关系，他不过是在讲故事而已。

现在的年轻人对城市和农村的认识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城市是个天堂，城市带领农村，农村包围城市，农村人都往城市里面奔。

现在年轻人在情感上不会有这种认知，他们可能跨越起来更轻松点。可是对以前的人来说，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跨越城市和农村。

“在情感上，我更愿意一相情愿地去相信城里人是挺悲惨的一群人。”城市并不能给人好的生活，它只能给人一点机会或者让人看到很多人而已，但它并不是人可以完全放开自己的地方，不能在城市里撒野。

所谓撒野就是活得自然，忠于自己。“城市肯定是不自然的，它很尴尬。”

而三年前的《下午狗叫》有非常明确的讨论主题。

那时张跃东沉迷于对人和世界的关系。这与他当时的状态息息相关。按他的话来说就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被动地走来走去。

这里待一个月，那儿待一个月，这里晃几天，那儿晃几天，有一种强烈地穿行于这个世界的感觉紧紧揪住了他。“一方面停不下来，另一方面又很想理清楚我跟周边的关系是什么”。

如今，他早已是另外一种状态，居住在鼓楼附近草厂胡同里，除了外出吃饭和拍片，基本上很宅。

他很想和人聊天，去了解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只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不习惯主动跟陌生人说话的他，在路人问路时就分外热情，解释得非常清楚，有时候“恨不得把人家送过去”。

就这样喜欢被动搭讪的张跃东，在结束采访后，长舒一口气，吃着花生消失在四下都是游客的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