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  中国经济也许最难理解

    文汇报记者  姜澎  王乐
  
人物档案  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他目前担任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咨询顾问。2008年,克鲁格曼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是萨缪尔森和索罗的爱将（他们三人同处一个办公套间）。
   
题记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像旋风一样地来到中国，所到之处都摆放着大幅的宣传海报——“伟大的预言家来了”。北京-上海-广州-台北，4天，7场演讲，他连吃饭时间都被售票给希望共进午宴和晚宴的“粉丝”，据说还是一票难求。几乎每天从早晨8点钟到中午12点半，他都在演讲，其间还要应对嘉宾的提问和质疑；中午和晚上的就餐时间要应对花了5万8千元人民币购票共同进餐的热情“粉丝”。每到下午演讲的下半场时，他就露出疲劳的神态，但他对同场嘉宾或者听众的每个问题都认真地思考、回答，对于他不同意的话题，“一丝不苟”地争论得脸红脖子粗。
    5月14日早上8点多，这个一周要写两篇博客的专栏作家在回到美国的第一时间，是爬上他的BLOG上写了一篇博文：“上海、北京、广州、台北，很抱歉没有上来写东西。我在亚洲旅行，而且关于这次旅行，我有太多的话要说。但是日程太紧张，实在没有时间上来写，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在回到美国后的第二天，他写了一篇显然是有感而发的博文，甚至还发挥他的幽默本色，在文中提了一点“希望”——那就是“主办方能不能再改进一点，将来能够修改一下一场演讲加上讨论到底该持续多少时间。每天两场两个半小时的演讲，外加要和无数的商界和政界人士的会见，几乎要把人榨干了……”他还提到了他在中国的广告：“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那些海报上写的是‘伟大的预言家来到中国了’。真让人汗颜。”
    事实上，在每次演讲和讨论中，克鲁格曼都非常认真。精神高度集中的他，甚至因为过于紧张而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就严肃地皱着眉头埋头大步地噌噌噌迈上台准备开讲了，但其实主持人只不过是请克鲁格曼此次活动的赞助方上台致辞，而他的名字恰巧在这句话的最前面。当得知还没轮到他时，他的脸部线条又放松了，轻松地微笑着回到了座位。
    但是每当演讲一结束，他显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顾不上和嘉宾太多的寒暄，就赶快一溜烟地快步走出会场不见踪影了。而在接受专访时，当我们问完最后一个问题时，他长出一口气，一下子放松了，轻快地耸了耸肩膀，露出了放松的笑容：“哦，差不多了吧！”
   
性情中人让总统“头疼”
    听到感兴趣的问题，虽然对方没讲完，但他会不断试图发言；听到不感兴趣的话题，他会忍不住流露出无奈的神情；被问到个人问题，他会腼腆甚至脸红……不论是在连续两天跟随着他辗转在各个演讲场所，还是在后来的专访中，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他，那就是“性情中人”，直接而不加伪饰，喜欢或者不喜欢的表情几乎都可以在他的脸上找到。很难在他身上找到的，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所可能有的世故。
    真实，是克鲁格曼一贯的作风。和克鲁格曼同时期的不少经济学家和他的好友都在政府担任顾问的角色，甚至握有经济大权，但是克鲁格曼一直“在野”。其实以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造诣，和对政治和经济的精准眼光，毫无疑问可以用自己的学问“经世治国”。但他对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抨击，让他不止一次让总统感到“头疼”。
    克林顿刚刚就任总统时，曾经请克鲁格曼等一批经济学者前往他的家乡小石城聚会，听取这些经济学家的建议。聚会时克林顿问克鲁格曼：“我们可以做到平衡预算和医疗改革两者兼有吗？”克鲁格曼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行，你一定会受到惩罚，你必须在两者中作出选择。”而克林顿随后转头问劳拉·泰森同样的问题。她的回答是：“可以，一切皆有可能。”克鲁格曼说，当时他就意识到自己的回答是错误的，而泰森的回答是正确的。确实泰森后来成了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不过克鲁格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政治智慧不够多，也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直来直往的发言习惯。“我并不习惯华盛顿的官僚体系，因为当权者只想听好话，也习惯避重就轻。”
    在采访中，当记者问他自己喜欢扮演的角色究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或者是外界所称的公共知识分子时，克鲁格曼露出了有点腼腆的笑容：“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说该说的话。而且，我现在也很享受我的状态，毕竟我有对政府指手画脚发出声音的权利。”
   
对世界总抱有怀疑态度
    通常情况下，预言家有两大类。一类是“报喜鸟”，专门向人们预报好消息，而另一类则是截然相反的“乌鸦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贯保持着“悲观主义者”态度的克鲁格曼，无疑属于后者——这是因为他对世界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抑或是预言危机或者灾难。
    “因为预测危机，会更有意思吧。比如说，你是一个气象预报员，如果整天都预报好天气，就很没有意义。相反，飓风、暴雨雪等就会激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与兴趣。”“我为什么总是关注潜在的危机呢？因为这可能对于未来的世界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我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我不得不说，我非常感激目前世界经济的走势。在过去，我若要了解经济危机的现象，就必须乘飞机到雅加达或者是委内瑞拉去；而现在，我只消坐火车到纽约，就可以看到全世界危机的中心了。”
    克鲁格曼说，每次预测完危机后，他并不会等待或者“企盼”危机快速到来，因为事实也并不总会如此。“举个例子说，我相信我们有着很可怕的房地产泡沫。这一泡沫在2005年的早期就已经存在。但我感到好奇的是，这个泡沫是在2006年9月才开始破灭的，这实在太慢了。我很奇怪它对经济的影响时间会这么长，一直到2007年才开始显现。按照我的预测，这很早就应该发生了。所以，市场有很长一段时间会不甚理智，危机会延续很长时间，直到大崩溃很久以后才会显现。”
    即使是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伟大的预言家”的克鲁格曼，也并不可能永远保持着神奇与聪明的“天才”一面。也许，只要是一个凡人，谁都会有犯傻的时候；任何一个对着“水晶球”念着咒语的女巫师，亦同样会有走神的那一刻。克鲁格曼是芸芸众生之一，自然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演讲中，他非常坦率地对所有听众说，“我当然会犯傻，而且犯过很多次傻。在1990年代时，我没有预测到美国生产力的复苏，而是对早期的生产力复苏感到非常怀疑，我对那些持乐观态度的人感到非常不信任。但事实是，后来的美国生产力确实复苏了，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我非常的悲观，一度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克鲁格曼说，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他曾经大胆预测美元将要下跌，虽然预测的事实没有出现“太离谱”的偏差，但他的预言较实际情况早了很多。“其实，在我提出这个预测后的好几年，美元才开始下跌，这也成了那时是预测失误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想说自己永远是不会错的，那你就需要具有重新改写历史的“超能力”。如果你每次都对50%，那作为经济学家，就已经表现得非常不错了。“可能我每次可以对上54%，但我绝对不是个永不犯错的人——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克鲁格曼说。
    此次来中国前，克鲁格曼特地搜集了一些愚蠢的言论，而提出这些愚蠢言论的“傻人”，就是他自己。早在1997年时，克鲁格曼坚信货币政策可以解决任何危机。大部分经济学家、中央银行都相信，如果采用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所有经济问题，但后来的事实却与他的预判大相径庭。
    “1998年的时候，我才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看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论是不对的——货币政策不可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我看到了东亚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受到了很严重的危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日本，日本也深陷重重麻烦当中，他们无法使用简单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其经济问题。”
   
“我展露了一个丑陋美国人的形象”
    从北京到上海，从北京大学到上海交通大学，在与他一次次“近距离”的片断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克鲁格曼是一个睿智、真实的学者形象，叙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时思维缜密，从容不迫。然而，对于自己的观点，他也是坚持的，在与中国同行争论时，或者在他的观点受到挑战时，他的眼神中有一种单纯的执著。
    “从北京到上海，不同的中国学者，已经4次问过我相同的问题，每次提问的人都很激动。不过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愿意一次又一次解释，也愿意争论，即使对方不能接受我的想法。”和其他来中国演讲的“大牌学者”不同的是，克鲁格曼并没有“礼节性”地为“东道主”保留足够的面子——在遇上观点激烈交锋时，采取适度“折中”的态度，世故而委婉地在不否定对方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克鲁格曼的否定，基本上都是毫不含糊的“绝不”。
    在两天中，每次演讲都有人针对克鲁格曼关于人民币通过固定汇率来保持大量顺差的观点提出质疑，而每次，他都锲而不舍地和质疑者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是在下一场演讲中，他对自己的这一观点仍然没有温和地磨去棱角。
    克鲁格曼在5月11日上午的演讲中表示，中国巨大贸易顺差并不完全是比较优势的结果，而是由政策的原因造成的，如果减少官方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干预，赤字就不会这么大。但是他的演讲一结束，龙永图就质疑他：“一个国家不能因为自己的贸易顺差就成为指责对象。中国一直在试图通过增加进口和扩大内需来减少贸易顺差，事实上近年来贸易顺差也在减少，但是贸易顺差是市场的结果，是全球贸易格局决定的。”
    话音刚落，自称是“偏左的自由主义者”的克鲁格曼就针锋相对地说：“我不同意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比较优势带来的市场结果，我认为这是政策性的。虽然我不支持人民币自由浮动，因为资本市场太复杂了，但是我认为，如果人民币是可浮动的，那么贸易顺差不会那么大。尤其在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过大的贸易顺差就意味着别的国家收入的减少，那很可能就不被别的国家所欢迎……”
    龙永图立刻反击说：“总有国家是贸易顺差，有些则是贸易逆差，因为中国是贸易顺差就对中国施压，那是不合理的。而且中国的贸易顺差正在下降，现在政府也启动了内需。但是顺差仍然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真正的受益者是进口国，进口国得益了反而指责出口国显然并不公平。”
    “我并不这么认为，贸易顺差大多数时候是市场的结果。但是如果要说中国的大量贸易顺差是市场化的结果，那就太有想象力了”，克鲁格曼认真地听完了龙永图的话后说。虽然主持人在旁边半开玩笑地说：“别争了，龙永图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代表，肯定争不过的。”但是克鲁格曼仍然毫不客气地争论下去。
    “没办法，货币金融体系是美国主导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需要强大、健康的金融体系，而且WTO讨论的自由公平的贸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龙永图的回应引起了全场掌声一片。克鲁格曼聚精会神地听着，并且不时地在本子上记录。听到这里，克鲁格曼忍不住拿起了话筒，但是龙永图继续说：“总有国家选择固定汇率，有的选择浮动汇率，是不是不可自由兑换的都是操纵汇率？虽然现在中国购买外汇收益很低，甚至是负数，但是总比人民币可兑换的话，外汇储备全部变为零要好。”
    在龙永图发言期间，克鲁格曼几次拿起话筒要发言，但是都因为对方没有停下，而又微笑着把话筒放下了，虽然主持人在龙永图讲完后，示意这一话题可以结束了，但是克鲁格曼仍然执著地拿起话筒，而他的回答也显示了他一惯的幽默：“我也不支持人民币可兑换。当然，我已经展露了一个丑陋的美国人的形象，但是没办法，我只能这样说了，因为我确实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有像中国那样大的外汇储备，这才是我们所担心的。”
 

中国应该更关注国内市场

    文汇报：克鲁格曼先生，你好。你从高中毕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后，对历史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那时，你每天都去修历史课，而经济学的课反而修得很少。你是怎么想的呢？是不是想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历史学有否给你研究经济的灵感呢？
    克鲁格曼：我确实对历史很感兴趣，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更有结构感，与历史的框架感。从这点上来说，历史给我的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很多灵感。我最终选择经济学，是因为我更愿意去探寻事物背后的原因，而不仅仅是现象本身。
    文汇报：你在进入耶鲁大学后，因为性格强硬，得罪了不少人，甚至研究生奖学金也丢了。当时，在不被别人承认、学术观点不被认可的情况下，你有没有动摇过？有没有觉得，自己不该走研究经济的道路？对自己的观点，有没有产生过怀疑？
    克鲁格曼：每个人都有对自己怀疑的时刻。但现在，我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成功，可以使我更有理由相信自己，并捍卫我所接受的学术材料与观点。当然现在，对于我所不知道的东西，我尽量不发表意见，但只要是我讲的，那一定都是非常肯定的。
    文汇报：你成名后，开始在政府部门任职。但克林顿政府最终未选择你进入内阁，而是选择了其他人。你在华盛顿工作的那一年，很不得志，和别人关系也不好。那时，你最真实、细微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的？
    克鲁格曼：我在华盛顿工作的那一年，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不得不听很多“大脑袋”讲些傻话。1982年，我刚从瑞典参加完一个国际会议，接到了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我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的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
    当时我只有29岁，身份是经济学家，当然还没达到决策层面，我在美国经济咨询部监管部门工作。我是首席世界经济学家，而首席国内经济学家，也是个很有名的“角儿”，我们一起共事。我认为，自己对政策讨论保持着更健康的判断力，而有人在有些时候，对于现实生活真实状态的评论，却是愚蠢至极。
    在华盛顿，好的分析者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我就产生了厌倦。最终克林顿政府组阁时，也未选择我，而是选择了另一位经济学家。由于未入选内阁，我一连几个月感觉遗憾、消沉，既不问政治，也不做学问。但随着时间推移，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好的事情发生，这就叫“焉知非福”嘛。现在回头看，我确实不适合那里，不适合克林顿政府。
    文汇报：不久前，你受奥巴马邀请和斯蒂格利茨一起去白宫共进晚餐，这顿晚宴与你多年前与克林顿的聚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克鲁格曼：我觉得，一个人必须了解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成为一个很好的政府团队成员，这也许不是我的所长；相反，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倒是很不错。坦率地说，我现在也很同情美国政府，他们可都是好人，方向也正确。但我希望他们能尽快完成自己的目标。所以，我施加压力让他们做得更快、更好，但我确实非常同情他们现在的处境。
    和克林顿时期的美国政府相比，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和我保持了更多的联络与沟通。他们会从我这里获得“智力启发”。
    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还在继续下滑，形势还比较严峻。到今年下半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产业经济触底，GDP可能会出现缓慢的增长，但是就业率今年会一直下降，而失业率直到明年第一季度还会继续上升，没有迹象显示形势将会反转。美国需要第二轮的经济刺激方案。除此以外，美国也需要继续整顿银行系统。
    文汇报：你曾撰文认为危机的根源是过剩的报复——全球储蓄的过剩，但你又支持美国政府大幅度的刺激经济计划，你甚至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刺激计划力度不够。但是将利率保持在很低水平并放松信贷无疑会刺激新的金融泡沫的形成。请问你怎么看待？
    克鲁格曼：暂时地放松信贷我想是一个应急之计，减少债务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现在是非常之时的非常手段。等到形势缓和，我想应该会有所改变。而且现在也已经相应地加强监管了。至于中国，我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外部。中国是一个对对外贸易依赖程度很大的国家，而现在贸易情况非常糟糕。
    亚洲银行日前说中国经济已经触底，我想也许吧，但是很难说。因为中国采取了大量的经济刺激政策，一些人通过他们的测算方式测算得出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了很多，但另一些人用其他方法来衡量却并非如此。因此，所谓的触底我认为只是一种可能性。
    中国应该更关注国内市场，因为全球市场已经不能支撑中国继续现在的发展模式，再加上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显然，虽然中国的经济还将更加强大，但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结束了。
    文汇报：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国内有迹象缩减消费，逐步开始增加储蓄，而中国的问题在于消费不足，过度依赖于美国等国外市场需求。你对于中国解决这样问题有什么样的建议？
    克鲁格曼：中国应该想办法提高国内的支出，应该更多地刺激国内的消费和社会保障支出。以前中国和美国之间其实一直有一个“纽带”，那就是中国负责生产，而美国负责消费，但这种模式现在也不会持续下去，美国消费者意识到了他们需要储蓄，所以相应的中国人也应该扩大消费。至于为什么原因，说实话，我曾经看过10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严肃的学术研究书籍，但是10本书给出了10个答案，我也很难说现在中国的消费不足究竟用哪种方式更适合解决，但是拉动内需、加强公共投资也许是必须的。
    文汇报：如果国际经济重新回到平衡，中国的经济是否需要转型？按照国际分工的理论，中国经济将向什么方向转型？这个过程的时间与条件是什么？在全球贸易较为平衡的格局中，中国和美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现在有什么大的不同？
    克鲁格曼：在我看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会结束，现在还不清楚中国将会承担什么角色。中国的经济总量相比欧洲和美国来说还是比较小，但内需增长对全球经济发展肯定也会有所帮助。我现在也不知道全球经济发展的真正驱动力会来自于哪里。对于中国的发展预测，我还完全不清楚，很多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也对这个问题非常困惑。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也许是最难以理解的。 文汇报2009年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