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邓子滨:“人本”理念下的艰难选择(新京报 2006-2-18)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8 11:21:40
“人本”理念下的艰难选择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2-18 3:37:03· 来源：
史学家经常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其他人可能出于好奇或者为了分析思考，喜欢对历史做一些有趣的假设。
比如，美国“9·11”那一天，在第一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世贸中心”之前，如果历史让全世界有机会重新选择，那么，是让两座摩天大楼按照既有的历史版本轰然倒塌，还是先击落被劫飞机，避免“更大的”损失？历史没有让美国政府做这样痛苦的选择，而由德国的一家法院“代劳”了。选择的答案是：不能击落被劫持的飞机。
“不能击落被劫持的飞机。”这说到底是一个价值判断，而这个判断背后所蕴含的逻辑，其实适用于我们面临的所有人质危机。尽管我们缺乏有效的数据，但很多人确信，在世界范围内，公然劫持人质的事件正在增多，并且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最不愿面对的选择。回想各种人质事件，我们在恐惧与痛恨之余，似乎心存了一丝安慰：也许“人”之可以为“质”的背后，正反映了社会、政府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珍视。
可想而知，如果某个社会和政府视人命如草芥，只要它们断然发布并坚守“劫持者与被劫持者一律格杀”的律令，那么，就一定能够从根本上消灭劫持事件，因为在这种律令之下，劫持人质，除了自杀与他杀而外，再无其他任何意义。
然而，这一最有效或许也是成本最低的防范之道，之所以不为当今各国政府所采用，是因为这条律令本身比它要惩治的犯罪更加野蛮和残酷。一个人本的政府，即使是为了“终极之善”，也不会不择手段地采纳这种律令。换个角度说，劫持者之所以选择劫持人质来达到目的，也正是因为他相信，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会像人质的家属一样珍爱人质的生命，进而投鼠忌器，妥协让步。这是多么有趣，又多么残酷的“知己知彼”。
可以这样说，政府的某些软弱和犹疑，正说明它是人道的。然而，政府对社会及其未来所负的责任，又使它不能任何时候都无条件地满足劫持者的要求。不言而喻，一味地妥协退让无异于鼓励其他人模仿效法，从而导致劫持频仍，最终使社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这也正是政府同劫持者英勇奋战乃至生死对决的道义底气所在。
在所有的人质危机中，政府及民众无不期望一种理想状态：消灭劫匪，拯救人质。问题在于，如果不能两全其美，消灭和拯救，哪一个应当是我们的优先选择？统一的答案是没有的。
美国也好，德国也罢，都只有个案，而没有公式。
在涉及生命的危机事件中，有没有对人质来说风险最小的选择，即使这意味着暂时的妥协退让，尤其是当劫持者要求的只是物质利益的时候。毕竟，人质的生命太珍贵、太无辜，任何目的，包括打击和预防犯罪的目的，都不足以构成用生命来冒险的理由。
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对于代表政府出面解决人质危机的人而言，勇于斗争并最终胜出，无疑是风险最小的政治选择。但是，这种政治选择必然衍生出两种危险倾向：一是对于那些原本可以通过巧妙周旋和真诚交流化解的危机，却轻率地动用武力解决，完全漠视了人质的生命。这样的人质危机处置者与劫持者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将人质作为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目的，永远不能用来论证手段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为劫持者也经常有“高尚”的目的。
二是忽视了劫持者铤而走险的可能原因，客观上使劫持者虽无必胜之念，而具必死之心，最终以同归于尽的悲剧收场。极端的事例中，还会使公众的同情倒向劫持者一边。由此，留给人本政府的选择只有一个：以保障人质生命安全为人质危机是否成功解决的惟一标准。面对人质危机，人本政府始终处在两难之中，它的困惑与犹疑，缘于它用枪炮瞄准劫持者时对生命的珍重。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艰难选择。
□邓子滨（北京学者）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2-18 3:37:03· 来源：
史学家经常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其他人可能出于好奇或者为了分析思考，喜欢对历史做一些有趣的假设。
比如，美国“9·11”那一天，在第一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世贸中心”之前，如果历史让全世界有机会重新选择，那么，是让两座摩天大楼按照既有的历史版本轰然倒塌，还是先击落被劫飞机，避免“更大的”损失？历史没有让美国政府做这样痛苦的选择，而由德国的一家法院“代劳”了。选择的答案是：不能击落被劫持的飞机。
“不能击落被劫持的飞机。”这说到底是一个价值判断，而这个判断背后所蕴含的逻辑，其实适用于我们面临的所有人质危机。尽管我们缺乏有效的数据，但很多人确信，在世界范围内，公然劫持人质的事件正在增多，并且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最不愿面对的选择。回想各种人质事件，我们在恐惧与痛恨之余，似乎心存了一丝安慰：也许“人”之可以为“质”的背后，正反映了社会、政府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珍视。
可想而知，如果某个社会和政府视人命如草芥，只要它们断然发布并坚守“劫持者与被劫持者一律格杀”的律令，那么，就一定能够从根本上消灭劫持事件，因为在这种律令之下，劫持人质，除了自杀与他杀而外，再无其他任何意义。
然而，这一最有效或许也是成本最低的防范之道，之所以不为当今各国政府所采用，是因为这条律令本身比它要惩治的犯罪更加野蛮和残酷。一个人本的政府，即使是为了“终极之善”，也不会不择手段地采纳这种律令。换个角度说，劫持者之所以选择劫持人质来达到目的，也正是因为他相信，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会像人质的家属一样珍爱人质的生命，进而投鼠忌器，妥协让步。这是多么有趣，又多么残酷的“知己知彼”。
可以这样说，政府的某些软弱和犹疑，正说明它是人道的。然而，政府对社会及其未来所负的责任，又使它不能任何时候都无条件地满足劫持者的要求。不言而喻，一味地妥协退让无异于鼓励其他人模仿效法，从而导致劫持频仍，最终使社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这也正是政府同劫持者英勇奋战乃至生死对决的道义底气所在。
在所有的人质危机中，政府及民众无不期望一种理想状态：消灭劫匪，拯救人质。问题在于，如果不能两全其美，消灭和拯救，哪一个应当是我们的优先选择？统一的答案是没有的。
美国也好，德国也罢，都只有个案，而没有公式。
在涉及生命的危机事件中，有没有对人质来说风险最小的选择，即使这意味着暂时的妥协退让，尤其是当劫持者要求的只是物质利益的时候。毕竟，人质的生命太珍贵、太无辜，任何目的，包括打击和预防犯罪的目的，都不足以构成用生命来冒险的理由。
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对于代表政府出面解决人质危机的人而言，勇于斗争并最终胜出，无疑是风险最小的政治选择。但是，这种政治选择必然衍生出两种危险倾向：一是对于那些原本可以通过巧妙周旋和真诚交流化解的危机，却轻率地动用武力解决，完全漠视了人质的生命。这样的人质危机处置者与劫持者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将人质作为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目的，永远不能用来论证手段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为劫持者也经常有“高尚”的目的。
二是忽视了劫持者铤而走险的可能原因，客观上使劫持者虽无必胜之念，而具必死之心，最终以同归于尽的悲剧收场。极端的事例中，还会使公众的同情倒向劫持者一边。由此，留给人本政府的选择只有一个：以保障人质生命安全为人质危机是否成功解决的惟一标准。面对人质危机，人本政府始终处在两难之中，它的困惑与犹疑，缘于它用枪炮瞄准劫持者时对生命的珍重。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艰难选择。
□邓子滨（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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