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尽早把“人大”还给人民

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力，天经地义属于人民，否则经这些所谓的人大代表提议、制定和通过的法律，就不可能真正的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形式逻辑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因果相依、循序渐进，历史上有很多人试图从超逻辑观点出发，证明绝对偶然和绝对突变的存在，结果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诸如科学超人们在永动机研究上的遭遇，已经成为永远的笑料，原因就在于他们错误的把尚处于科学探讨中的能量不守恒假想简单的理解成了可以完全不需要能量。

社会问题尽管不能简单套用物理学现象，但就系统论的观点研究，二者之间是存在必然联系的，因此无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派还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派，都共同承认“爱”或“恨”都需要基本前提或原因这样的观点，简而言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此这必然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即：法律如果是人制定的，那么受人的主观立场影响也就是受人内心感情倾向的影响，法律必然会打上个人爱憎意识的烙印。

不特理论上如此，实践中也在不断证明着这个规律，这里不妨就以中国的“人民代表”为例，三十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里，举目四望，普通劳动者占了人民代表比例的一半以上，所以那些涉及普通劳动者利益的提案，总是能以高票通过。而来自其他阶层的代表，因人数不占优势，所以他们的提案，就常常被大会废止。正因此故，在那时像教师、演员、媒体编辑、播音员等，无论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与普通劳动者都没有多大差异，可能不满意，但是得接受和适应，除此别无它法。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像演员、媒体人、专家教授、证券交易人员、律师、企业高管以及负责设计、策划、广告投放等人群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高的让人咋舌，而同时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越来越低，特别是其中有那么一大部分人，其经济收入之低，甚至都不能保障其自身有尊严的生存。所以会出现这个强烈的反差，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大代表中已经看到不到普通劳动者的身影了。

多年前白克明同志曾经风趣的说：河北吃冷饭，那是寡妇睡觉——上边没人。这个理同样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谁在人大会议上有人，谁就能得到实惠，谁在人大会议上没人，谁就必然的要吃冷饭、搜饭，甚至根本就没饭吃。举例说，人大会议上没有下岗职工，所以下岗职工就没得饭吃，岂止是不给他们饭吃，进而还不许他们申诉，以至于有些人实在过不下去了，找个地方想自杀，都被斥责为“是不怀好意的消极抵抗”，由此足见“人大代表”对社会群体的的巨大价值。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消除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还人民代表的本来面目，让人民代表真正的体现出人民性，而不是像目前这样，寄希望于人民代表体现人性。就社会学和哲学的双重原理讲，人性是不能作为经济学术语使用的，因为人性首先体现的是阶层性，也就是说不同的阶层对人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在他们施舍或曰释放人性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将首先选择同一阶层的群体，正因此从古到今，有钱人把肉扔给狗而将乞丐乱棍打跑的事情一直层出不穷。就这个意义讲，人性是个无法用金钱量化的东西。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分析，捐助与应得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捐助属于道德行为，捐助的过程，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怜悯和救助，如果行为人对“高尚”不感兴趣，捐助就仅仅是个抽象的概念，正如今天的中国社会，富人集体无“高尚”意识，所以社会公益基金中来自私人的捐助少得可怜。但“应得”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应得是法律行为，是拿到法律所规定的酬劳，获益者即无需感谢谁，也不必为自己的所得诚恐诚惶，更不必把希望寄托在富人的良心发现上。

笔者从来不愿意像有些学那样，整天就知道抽象的谈论民主，而对弱势者的生存状况却视而不见。笔者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吃到肚子里顶饿，穿到身上保暖，搂在怀中管用，因此笔者观念里的民主，首先是保障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抛弃掉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尊严，仅仅保障少数人的利益，这样的民主，与其说是民主，毋宁说是对绝大多数人的饿杀。是故笔者一直认为，假如民主不可避免的要牺牲掉一部分人，那么选择牺牲少数人而保留多数人才是真正的理性。

有位客居美国的中国女学者，曾经在文章里说，民主是多数人才玩得起的游戏，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应该承认，这位女学者对民主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但心地未免歹毒，只因其自身属于中产阶层，就要一举灭亡中国90%的人口。不过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民主的确是个很难做到彼此兼顾的两难抉择，这大概也正是很多右翼学者一方面渴望民主一方面犹疑不定的原因，所以他们心中的民主，也就不停的扭曲着、煎熬着，进而迟迟不把“人大”交还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