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潜规则”为何在当下越来越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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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潜规则”说起来很神秘,其实无外乎两个“崇拜”、一个“侵入”:两个“崇拜”就是“权力崇拜”和“关系崇拜”,前者主要表现为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后者表现为担心恶化自己的生存环境,从怕得罪人到对歪风邪气随波逐流。当然,要达到升迁目的,仅靠吹吹拍拍的“技术手段”还不够,还得有真金白银甚至出卖色相等“硬投入”。因此,一个“侵入”就是市场原则侵入非市场领域,把不是商品的东西也商品化了。最典型为买官卖官,还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

本文摘自:《人民论坛》2010年9月(上),作者:黄苇町(作者为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原题:《潜规则下的“异类”官员》

“官场潜规则”说起来很神秘,其实无外乎两个“崇拜”、一个“侵入”:两个“崇拜”就是“权力崇拜”和“关系崇拜”,前者主要表现为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后者表现为担心恶化自己的生存环境,从怕得罪人到对歪风邪气随波逐流。当然,要达到升迁目的,仅靠吹吹拍拍的“技术手段”还不够,还得有真金白银甚至出卖色相等“硬投入”。因此,一个“侵入”就是市场原则侵入非市场领域,把不是商品的东西也商品化了。最典型为买官卖官,还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

为什么对“官场潜规则”产生认同感

“官场潜规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2000多年高度集权的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下,做官不仅是出人头地的最重要途径,也是投入最小、收获最大的发财捷径。而官场道路的拥挤、官场竞争的惨烈,也把中国的官场文化发展到“炉火纯青”、让其他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望尘莫及的地步,这也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加速走向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和人民群众一道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全国执政地位,建立了人民政府。那时,在领导干部的书架上,人们见得最多的就是摘编马恩列斯著作的“干部必读”,是《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半个多世纪后,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获得巨大成功、社会获得巨大进步的今天,《官场秘笈》、《官场厚黑学》一类“潜规则”读物,竟又被不少人视为从政“入门”书,再次热销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当前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主体,都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开拓精神上有不可否认的优势,但其中有的人缺少与群众的牢固感情纽带,对党的历史和传统的系统学习不多,成长过程又受到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的浸染,受“权力”意识、“关系”意识、“交换”意识这三种意识的影响较深,在价值观上很容易对“官场潜规则”产生认同感。而在党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现实中,仍有太多的东西同纸面上的党纪国法、行为规范差别过大。不折不扣地照章办事,很多事会做不成,甚至到处碰壁。这也导致有些人转而从“官场潜规则”中寻求答案。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有些干部从政的出发点,已发生本质变化。表面上讲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际上却是做官为私,甚至结党营私。“潜规则”读物的热销,不能不视为一个严重的警号。

“官场”就是权力场,是公共权力的集散地。“官场”规则所约束的,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授权者的关系。一个领导干部按照什么规则来行使权力,为谁行使权力,关系甚大。“潜规则”会复制出更多按“潜规则”办事的人,不肯同流合污的干部,势必被视为异类而遭到排斥。如曾挂职担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被同事和领导称为“官场怪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官场潜规则”严重侵入干部队伍,导致某些干部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用明规则要求别人,自己却信奉潜规则,党的道德感召力必然严重下降,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就会荡然无存,而脱离群众的“最大的危险”,也就为之不远了。

从制度上弱化官本位倾向

如何给敢说敢干、有责任感、有个性的异类官员政治舞台,消除“官场潜规则”的影响,除了要加强对干部的宗旨意识、纪律观念教育外,最重要的是要加快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改变“官场潜规则”存在的政治生态和制度环境。

要改变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的制度惯性。实际上,在某些单位的干部选任工作中,主要负责人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不仅表现在干部选拔的提名权上,也表现在对干部的突然调动上。换言之,那些颇有幽默感的“潜规则”,实质上是个人集权现象的一种反动和嘲弄。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无论我们颁布多少“条例”、“准则”,都会功亏一篑。因此,采取切实措施,消除这种制度惯性,让搞歪门邪道的人,跑官找不到门,买官找不到对象,或因参与决定者众多,而使跑官、买官的成本和风险都大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是从根源上消除“权力崇拜”的关键。

要进一步落实党员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的“四权”。大量事实证明,领导者在权力上具有优势,但由于面向全局,在局部信息上容易处于劣势。因此,封锁和扭曲信息,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是深谙“潜规则”者的升官之道。要改变信息不对称状况,就要依靠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但判断某人的品德如何,并非易事。一个干部如果为谋取经济利益,贪污受贿,作奸犯科,容易被发现;如果为获取政治利益,工于心计,搞“潜规则”,却不容易被发现,特别当他们善于在领导面前装扮自己时。只有能从不同角度长期观察他的广大群众,对于是做事还是作戏,是老实人还是不老实的人,看得最清楚。

要从制度上进一步弱化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官场潜规则”在今天仍有一定市场,反过来说明“官本位”对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依然影响很大。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不顾实际需要的提升职级,仍是调动积极性或安抚干部的几乎唯一手段。但这也带来两个潜在风险:一是当高的领导职级最终都挤满了人,会造成干部职级整体贬值。二是职务变动过频,使干部实际任期普遍缩短,不利于党的执政能力的积累和提高,还很容易把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而在职者缺乏安全感,又会使“官场潜规则”一类书获得更多市场。因此,要消除“官场潜规则”,必须从制度上弱化“官本位”倾向。例如公车改革的最大意义,不在于节省了多少财政开支,而在于它是拉近领导和群众距离,强化公仆意识,弱化“官本位”观念的重要一步。随着经济繁荣带来的党政干部收入增长,要适时推进职务消费货币化、市场化,取消或缩小具有排他特点的身份性、特权性消费范围。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能为每个人的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更多渠道和空间,就是“官本位”意识的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