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乱象是日苏杂交的结果 信力建的博客

2010-10-22 0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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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留日学生众多，有统计数据显示，1890年到1930年，留日学生高达10余万人，其中10%学生学成回国。日本是西学东渐史上至关重要的一站，西方的很多学术典籍都是先翻译成日文，然后再翻译为中文，传入中国。此外，清末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也都与日本有直接关系。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史有重大意义。

留日学生是中国最早的民主、自由政制的提倡者。著名代表人物有立宪派的汤化龙、张謇、谭延闿、蒲殿俊、沈钧儒、杨度、蒲殿俊、盂森等，革命派的宋教仁、黄兴、孙武、刘揆一、邹容、徐锡麟、秋瑾、陈天华、林觉民、何香凝、陶成章、蒋智由、赵恒惕、吴稚晖等。立宪派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认为“立宪之政体，为最优美之政体，其政府为责任制政府，其人民为自由之人民，无治者被治者之别，而皆对于国家负责任”。从今天的观点看，立宪派的主张最符合中国国情，既吸收了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又保持了本民族文化传统。实际上，“中华民国的建立客观上是由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孙黄为首的革命派和袁世凯为首的清廷维新派合力完成”，其中“立宪派的影响力至关重要”。但是，五四之后，革命运动越来越激进，民主无从谈起，传统惨遭遗弃。其实，革命派中也有温和派，比如宋教仁。他主张以国会、内阁为主的立宪证治，赞同温和的社会改良和国家社会政策，这完全不同于孙文后来所谓的军政、训政、宪证主张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民生主义。遗憾的是，由于在政治博弈中，宋教仁不幸遇刺身亡，暴力革命不可避免。

国民党系与革命派一脉相承，其杰出人士也多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如戴季陶、廖仲恺、蒋介石、阎锡山、蔡锷、蒋百里、张孝准、汤恩伯、邵元冲、何应钦、张群、胡汉民、汪精卫等。戴季陶后来成为国民党的著名理论家，蒋百里成为中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家，他在其军事论著集《国防论》（1937年初出版）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为白崇禧、毛泽东等人的军事理论所借鉴。共产党系也有不少人曾留学日本，如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董必武、周佛海、李达、周恩来、张闻天、廖承志、吴玉章、林伯渠、澎湃、邓子恢、王若飞等。他们多为中共的早期革命活动家，在日本首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不过五四之后，他们更倾向于学习苏俄。

留日学生中产生了众多杰出的文艺人才，如文学家周作人、鲁迅、夏衍、苏曼殊、田汉、郁达夫、谢冰莹、白薇、穆木天、张资平，画家张大千、陈师曾、丰子恺，文艺理论家周扬，音乐家李叔同、肖友梅、程懋筠等。周作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初入东京法政大学预科，后改入立教大学学习海军技术，不久又改学外国语，周作人现代最杰出的古典散文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著有《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瓜豆集》、《风雨谈》、《药堂杂文》等，他还翻译了一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作品。肖友梅，字雪朋，号思鹤，毕业于日本东京音乐学校，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是我国现代音乐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

留日学生中诞生了很多杰出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才，如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哲学家朱谦之、艾思奇，美学家蔡仪，语言文字学家郭沫若、黄侃、钱玄同，法学家何思敬、史尚宽，经济学家黄松龄，思想史家杨向奎，翻译家成仿吾、陈望道,教育家杨昌济、胡元倓、章士钊、徐特立等。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曾入东京物理学校，甲骨四堂之一，是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学科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梁启超誉之为“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黄侃（1886.4.3－1935.10.8），著名语言文字学家， 1905年留学日本时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杨向奎（1910.1~2000.7）字拱辰，曾入东京帝国大学做研究生，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他对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誉为一代宗师，主要学术专著有《西汉经学与政治》等。

留日学生中产生了不少杰出的科学人才，如数学家苏步青，林学家梁希，地质学家李四光，化学家范旭东等。苏步青（1902.9.23——2003.3.17），原名苏尚龙，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应著名数学家陈建功之约，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并与陈建功一起创立了“微分几何学派”。范旭东（1883年10月24日－1945年10月4日），湖南湘阴县人，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可以说，留日学生人才辈出，为日后中国文化和建设乃至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是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第一站。张之洞曾说学习日本比学习西方方便，“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成为学习西方文化的楷模，西文书籍也多已翻译为日文，以日文转译为中文的确简便快捷。有数据说，1901-1905年，中国译自日文的书籍占全部译书的60.2%，其中又以社会科学书籍居多。时至今日，中文的各类译著仍明显残留着日文式的语言习惯。在学习西方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也以留日学生为桥梁从日本传入中国。早在1903年，就有介绍社会主义的日文书籍被翻译为中文，从此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不断，并最终在中国酿成共产主义运动。对于革命者来说，日本还是一个庇护所，当时举事失败的革命者，通常都逃往日本。不仅如此，很多革命活动都是事先在日本策划，一些重要的革命团体在日本成立。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1914年7月，国民党在日本东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以至于在一段时期，日本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于1920年5月决定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招收苏联远东少数民族学生和亚洲革命青年入学，中国开始出现留苏浪潮。截至1930年，留苏学生总数超过1000人。留苏主要人物有共产党系的杨明斋、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邓小平、刘少奇、任弼时、王若飞、朱德、聂荣臻、李立三、张闻天、瞿秋白、刘伯坚、剪伯赞、叶挺、王稼祥、秦邦宪、王明、左权、杨尚昆、陈赓、陈伯达、陈昌浩、刘伯承、赵一曼、叶剑英、陈云、刘亚楼、康生等；国民党系的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康泽、劭力子、邵志刚、屈武、冯玉祥、屈武等。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留学苏联的主要是一些革命者，苏联为中国培养人才基本上都是共产党系的政治人才。

从上面的叙述，人们不难发现，清末民国时期留日学生所学专业甚广，涉及各个领域，归国后，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成绩斐然，于民国的各项事业建功甚伟。留苏学生则仅仅学到了苏联人政治斗争的技术。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同样可以说,日本悄无声息的为中国进献了“宪证民主”。但是，我们没能抓住机会学习好我们的近邻日本，宋教仁遇刺后，激进的革命派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中国重新进入暴力革命时代。最终，中国人只能接受一个最坏的结果：既无民主又丢掉传统的畸形社会——革命派为了取得胜利，一方面挥刀自宫，抛弃传统，另一方面背弃西方文明的主流，为各国所难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