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黄永玉与汪曾祺：从亲密到疏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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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剑客”黄裳，自五十年代后一直生活在上海。黄永玉与他的交往，从来没有中断过。前几年，听说我在搜集黄永玉书信，黄裳陆续找出一批交我整理。这些信，成为记录他们的友谊与文化烟云的珍贵史料。在这些书信里，黄永玉时常向黄裳通报汪曾祺的消息。兹摘录几段如下:
曾祺常见面，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
曾祺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实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态，因为时间少，工作忙，也想写东西，甚至写过半篇关于读齐老画的文章，没有想象力，没有“曾祺”，他自己不满意，我看了也不满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纯粹地挂念他去看他，谈谈，喝喝茶抽抽烟(我抽烟了)，这种时间颇短的。(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林风眠先生的文章没时间写，对这位老人的作品评介可不是玩儿，随便写，就显得很不尊重了。估计十天至十五天我还要刻一批小东西，是急活，是大师汪曾祺文集的插画。出版社来了一位女同志，女编辑，黄胄的爱人，为这事受到批评，说她抓不紧，于是昨天来了两趟，非干不可。这样一来，文章不写了，很对不起，请为此事少生点气。(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即为汪曾祺儿童小说《羊舍一夕》作插图和设计封面，出版时书名改为《羊舍的夜晚》。李辉注)汪兄这十六七年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他的确是富于文采的，但一个人要有点想想朋友的念头也归于修身范畴，是我这些年的心得，也颇不易。((约七十年代后期)七月十八日)从这些书信片段，不难读出随着各自取向和局势的变化，黄、汪交往虽然继续着，但早在“文革”之前，关系已渐趋疏远，并在“文革”期间增加了新的不解与困惑。
汪曾祺与黄永玉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六年冬天。自一九八九年春天旅居香港后，这是黄永玉时隔七年后的首次返京，几位热心人为欢迎他的归来，在东三环长虹桥附近的德式餐厅“豪夫门啤酒”，先后举办了两次大型聚会。其中有一次，由黄永玉开列名单，请来许多新老朋友，其中包括汪曾祺。
那一次在豪夫们，汪曾祺的脸色看上去比不久前显得更黑，想是酒多伤肝的缘故。每次聚会，他最喜饮白酒，酒过三巡，神聊兴致便愈加浓厚。豪夫门则只有啤酒，故那天他喝得不多，兴致似也不太高。参加聚会的多是美术界人士，汪曾祺偶尔站起来与人寒暄几句，大多时间则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那一天的主角自然是黄永玉，他忙着与所有人握手、拥抱。走到汪曾祺面前，两人也只是寒暄几句，那种场合，他们来不及叙旧，更无从深谈。
我很后悔，为何没有带相机，为他们的久别重逢、隔膜化解，留下瞬间的影像纪录？
不到一年，一九九七年五月，汪曾祺因病去世。三个月后，同年八月，黄永玉在北京通州的万荷堂修建完工，他从香港重又回到北京定居。
“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他一定很开心！”黄永玉这样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