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众目睽睽之下大声质疑毛泽东雅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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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 月版）对毛梁之争语焉不详，略而不谈，但却提到了两人争执的缘起。书中写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目标，所以建国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个需要来投入大量资金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但是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一国情所决定的。1949年，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的68·4％；1952年是57·7％；直到“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的1957年，还占到46·8％。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资金来源。虽然国家采取了缩小剪刀差的政策措施，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
说这句“九天九地”话的人，就是梁漱溟。他何来的胆量与勇气、清高与自负？敢于廷争面折，犯颜直言；又何来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能在中国现代史上记下如此奇特的一笔？正如有人称梁漱溟是一个“最后的儒家”，关心国事民瘼和人间疾苦是他终生的情怀与实践。自他于1924年辞去任职七年的北大教授后，便将人生的视觉转向农村与农民，长期在农村基层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企求寻找一条改造旧乡村的道路。所以，就在9月11日的扩大会议上，他即席发言，完全以一个农民的代言人自居，批评农村的乡村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为农民生活现状叫苦，为农民不能进城打工叫屈，其中特别提醒到：“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是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话在今天听来，还是那样忠言逆耳，犹如镜鉴。
第二天，毛泽东开始反击了：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和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毛泽东还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
明眼人都听得出来毛泽东的这番话是针对梁漱溟而来的。梁本人也颇感意外和委屈，马上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会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13日上午，梁把信面交毛泽东，对方约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梁要求毛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则坚谓梁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双方言语频频冲突，结果是不欢而散。16日，梁漱溟再次大会发言，除复述11日发言内容、把“九天九地之差”这句不该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外，再三陈说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此时，除毛泽东一人外，尚没人公开站出来批评他。
到了17日，形式却急转直下，让人出乎意料。
中午过后，梁漱溟循例进场入座后，发现座前有一份印刷件，是他在1949年春在重庆发表在《大公报》的一篇文章。当年的文章是两篇，一篇是针对国民党的，指出国民党人是共方所提和谈八项条件第一条的战犯，定要追究责任；另一篇则对中共说话，好战者即去，请不要再打，不要以武力求统一。梁漱溟一看会上只印发《敬告中国共产党》，而不印发姊妹篇《敬告中国国民党》，就明白要批判他。果然，先由章伯钧发言，指斥梁漱溟许多。
继而，中共方面有位领导人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说梁某人“一贯反动，暗中帮助蒋介石”，还表示对梁漱溟要老账新账一起算。其间，毛泽东三次插话，分量很重：
“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次政协委员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
这位作长篇发言的“中共方面领导人”是谁？1988年，有一本畅销书《梁漱溟问答录》中就是按这样方式称呼的。去年，新版的《梁漱溟先生年谱》和今年新版的《梁漱溟问答录》，都明确指出了1953年9月17日第一个对梁漱溟作长篇批判发言的是周恩来。当年没有指明姓名的原因有二，一是考虑到那场历史公案主要责任人是毛泽东，周恩来是次要的；二是考虑到当年的广大读者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周身上存在有缺点错误的史实。时至今日，为尊重历史事实，不必再为贤者讳，想来今天的读者一定会理解周恩来当年所处的艰难处境的。在周总理当年对梁漱溟要老账新账一起算的长篇发言中，有着若干地方不符合历史事实。所谓的旧账，指的是在1946年国共争端中，梁漱溟作为第三方的民盟秘书长，曾提出一项让共产党让出东北部分根据地的折中方案，结果周恩来大为震怒，直斥梁漱溟：“原以为你是伪君子，其实你是真小人！”
虽然矛盾越来越激化，可梁漱溟还是没有认输服软。第二天（18日）登台发言时依旧“气势甚胜”，而且引发了“看一看毛泽东有没有雅量”的更大冲突，甚至还讲出了“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重。”
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
“您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是不会给的！”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你实行那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继续争执的结果是全场哗然，群情激愤，梁漱溟成为众矢之的，可他依旧僵持着，不下讲台。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关于梁漱溟讲不讲话的问题现在进行表决。大多数人举手不让梁漱溟讲话，毛泽东和少数人却举手赞成，毛边举手边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呵！”梁漱溟还想再申述一句，但会场上有人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去！”于是，梁漱溟被剥夺发言权，轰下讲台归座，也从此失去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能够倡言建议的政治舞台。
在这场冲突以后的梁漱溟，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新版《梁漱溟问答录》有补遗9篇，可资了解。其中《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补遗指出，所谓的直属学习组，肇始于1957年反右派之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几近三十年的历史。而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的成员，有三、四十人，大多是全国政协委员中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在阶级斗争的这根“红线”贯穿始终的非常岁月，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处于被改造的地位，但鉴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批判归批判，生活待遇照常不变。就在这个直属学习组，曾旷日持久地对梁漱溟进行过四次大批判。第一次是1965年，梁漱溟提出“科学道德”是新中国的成就主流，并非是阶级斗争，由此而展开长达四个月的批判梁漱溟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第二次是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梁漱溟提出宪法就是为了限制王权，不宜写上毛泽东个人的名字，更不宜写上什么接班人林彪的名字。时值文革高峰，自然难逃革命大批判。第三次批判是1974年批林批孔时期，83岁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亮明的观点是“批林、但不批孔”。面对压力，他的态度“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由此而招致长达一年、范围扩大到二百多人的大批判。第四次在1978年2月，梁漱溟再次语惊四座，明确指出毛泽东去世应成为人治的结束、真正法制的开始，为此又遭到几个月的批判。
其实，看看毛梁两人的人生历程，在这两个同庚的名人身上，很有些历史契合，命运常常使他们不期而遇，或交流，或探讨，或冲突，或反目。梁漱溟初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18年，当时梁漱溟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到北大哲学系任教时，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亦在哲学系任教。梁先生族兄梁焕奎是杨昌济的老师，杨去日本留学，就是梁焕奎选中的。因此两家之间的交流往返很是密切，与毛泽东也常常见面，但很少交谈。抗战时期，梁漱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先后谈话八次，其中通宵达旦的就有两次。1953年9月的这场冲突过后，两人中断了联系，梁再未见过毛泽东，但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个老朋友完全忘记，在毛泽东辞世前的1975年10月16日，他还在《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政工简报》上，写下的那段著名的批语中，专门提到了梁漱溟，有明显的保护之意：“打破‘金要足赤’、‘人无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而梁漱溟则始终认为毛泽东是本世纪中国仅有的少数几个伟大人物，他始终不接受任何说他反对毛泽东的指责，只承认两人之间有误会或政见不同。可以说，这是与他们的这些人生经历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