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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翻译文章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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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有趣之人戴尔引退 公司总裁Kevin Rollins将兼任戴尔电脑公司CEO
摘要：戴尔引退 公司总裁Kevin Rollins将兼任戴尔电脑公司CEO    （全文共2273字）——点击此处阅读全文
发表于 @2004年07月16日 7:27 AM |评论 (0)
甘地传－完结篇
时至1947年8月底，印度独立刚满半月，旁遮普省的12个县已在血泊与火海中挣扎了
2周，倒是加尔各答这个火药库因为甘地的坐镇一直没有爆炸。参加甘地祈祷会的人以空前
规模在扩大，1万、10万、继而50万，甚至高达100万，在一个宗教狂热的国度里，当亿
万信徒聆听一种声音的时候，它所创造的奇迹与神话可想而知。甘地在加尔各答创造的奇
迹，曾引起举世瞩目。当时《伦敦时报》这样评说：“这座城市是印度的奇观。”蒙巴顿从
新德里致函甘地，盛赞他的功德无量：“在旁遮普，我们有一支55000名士兵组成的别动
队，他们被大规模的暴乱弄得一筹莫展，在孟加拉，我们的干预部队只有1个，那里却没有
发生任何暴乱。”
1947年8月31日早晨，奇迹出现16天之后，宗教仇恨之火终于还是点燃了加尔各答
这个火药库。当晚10点，一群狂热的印度教青年突然闯进海达利公馆院内，要求与甘地谈
话。当时甘地正躺在草垫上，身边是他的侄孙女摩奴和阿巴。甘地被吵声惊醒，站起身来，
说：“嚷什么，我在这儿，你们杀我吧？”说话间，两位浑身是血的穆斯林挣脱人群，躲藏
到甘地身后，但一根根棍子向他们飞去，好在甘地个子不高，才没被击中，直到增援的警察
赶来才解了围。随后，对穆斯林贫民窟一系列的袭击行为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这些都是国
民公仆团极端分子策划的。
加尔各答事变给甘地以致命的打击，这位终生致力于非暴力理想的老人似已有一种幻灭
感。为了使加尔各答恢复理智，拯救千百万无辜者免于死亡，甘地只有拿生命孤注一掷了。
他对外发表声明，决定从9月1日起开始绝食，一直到动乱结束，不成功便成仁。
这次绝食无论对他本人和他的同志们来说都是一次冒险。此时甘地已78岁高龄，最近
长时间的焦虑与奔波又使他精疲力竭，绝食开始后他的体力很快衰竭，几小时后便出现心律
不齐，时至午夜，他说话的声音就含糊不清了。
甘地绝食的消息几小时就传遍了加尔各答城。多少年来，甘地的绝食斗争已成为激发人
们斗争的信号。整个印度虽然85％的居民不识字，没有收音机，但人们总能了解他绝食的
各个阶段的详细情况，每当甘地受到死亡威胁时，人们都一致本能地为他担忧，一批又一批
焦虑不安的群众纷纷来到海达利公馆看望他。但疯狂的暴力行为似脱缰的野马一时难以遏
制，纵火、杀人、抢劫仍在进行。
从第2天早晨起，前来海达利公馆询问甘地健康状况的人越来越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知名人士纷纷来到甘地卧榻前，请求甘地停止绝食。
第3天凌晨，甘地健康恶化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加尔各答沉浸在焦虑与悔恨之中，一
股友善的浪潮突然席卷了这座难以驾驭的大都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暴行肆虐的贫民
区游行，呼吁恢复秩序与平静。中午时分，27名市区的极端分子来到海达利寓所门前，承
认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当晚，全城恢复平静。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显要人物起草了
一项共同声明，庄严保证阻止宗教仇恨再起。
1947年9月4日晚，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汁，宣告结束了73小时的绝食斗争。甘地不惜
牺牲生命以捍卫和平的举动终于制止了加尔各答暴乱的蔓延，他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甘
地的老友，独立印度的首任孟加拉省督拉贾戈帕拉戛查理说：“甘地建树过许多丰功伟绩，
然而最为神奇的乃是他在加尔各答战胜了邪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印度独立。”
在确信加尔各答不会再有问题时，甘地决定前往被血与火吞噬的旁遮普省。然而，还没
来得及到那里，首都新德里又发生了新的暴力事件。由于周围的农村极不安全，成千上万的
穆斯林都涌到这里避难。9月3日早晨，印度教徒从杀害中央车站的穆斯林苦力开始，接着
大规模洗劫穆斯林的商店，打死商店老板。新德里的暴乱将对整个印度半岛产生不可估量的
影响，由于警察多半开小差，仅有的部队人心涣散，公共秩序严重瘫痪，新总理尼赫鲁甚至
不得不亲自挥舞棍棒，驱散暴乱分子。
新政府对于局势几乎一筹莫展。这些人执政前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人的监狱中度过，而
且一直从事不合作斗争，从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和治理这个国家。现在英国人丢下一个烂摊子
让他们收拾，他们哪里应付得过来。9月6日，总理尼赫鲁和内政部长帕迭尔急电招回当时
正在西姆拉休假的蒙巴顿，由他出面组织应急委员会。
9月9日，甘地前往旁遮普时路过新德里。一下火车，帕迭尔便一脸沮丧地告诉他德里
的情形，甘地于是决定留下来。由于原先甘地住过的“贱民”区已挤满难民，他只好住到了
国大党的支持者、甘地的忠实拥护者比尔拉的寓所。甘地当即发表声明，一定要尽力使德里
的空气恢复平静。
9月10日，甘地来的第一天就作了40公里旅行，视察了许多难民区。当天的祈祷会
中，他发表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演讲（全文向全国转播），追述了他初到新德里的印象。他感
到这里就像一座死城，没有欢笑，没有希望，只有恐怖、混乱与仇恨。他感到不理解，在独
立自由的印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被赶出家园，在自己的国家内还
会出现难民问题。他认为“政府应负责，人民也有责任”。甘地每天都去视察难民营，试图
打动那些因仇恨而咬牙切齿、面容扭曲的人们，然而收效甚微，一次，在一座难民营出口
处，一位男子把他小孩的尸体扔到甘地怀里，再有一次，甘地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进入难民
营，一群被仇恨激怒的人围住他的汽车狂喊乱叫。一天晚上，当甘地一如既往地在祈祷会上
把《雅歌》、《可兰经》、《新约》、《旧约》与《薄伽梵歌》一起颂读时，人群中有人大
叫：“以你赞美真主的名义，我们的妻子和姐妹遭到强奸，我们的兄弟被屠杀！”“打死甘
地！”甘地不得不停止祈祷。尽管如此，甘地并不灰心，他每天照例去乱区视察，安抚民
心，排忧解难，并照例每天举行晚祷，发表他的观点与见解，抨击人们的失去理智，谴责政
府的办事不力，建议人们该如何遵纪守法，勿施暴力；同时，他还得应付外界的各种问题与
来访者，并替《哈里真报》撰稿。
1947年10月2日，甘地78岁诞辰。数千封来自世界各国和独立印度的电报和信件向
他表示祝贺。各界领导人、难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相继来到比尔拉官邸，向他
敬献水果、糖果和鲜花。尼赫鲁总理及其他各部部长、新闻记者、外国使节和蒙巴顿夫妇亲
临甘地卧室向他表示祝贺。然而甘地的状况令来访者无比震惊，他一反惯常的生动表情与狡
黠神色，一脸的忧郁与沉闷。他决定以祈祷、斋戒与手摇纺车来过生日。在这天的晚祷上，
他语气低沉：“你们要祈祷神灵，以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或者为我早日离开人间祷告上
苍，我不想在烈日纷争的印度过生日。”
11月末的一天晚上，新德里东北90公里的小城帕尼帕特又发生锡克教徒屠杀穆斯林事
件，甘地只身驱车前往那里，平息动乱。在市政当局临时搭起的一座小平台上，甘地对潮水
般涌来的群众进行演讲，并与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争论。他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地讲述信仰
自由、宗教平等的理论，用整个心灵设身处地地安抚受苦受难的难民，恳请他们摒弃暴力和
仇恨，发扬理智和宽容。他的逻辑那样不可辩驳，他的言辞那样恳切真诚，他的意志那样坚
韧不拔，人们的狂怒与伤痛渐渐平息。仅仅几小时后，帕尼帕特的居民倾城而出，拥戴他们
的圣人离去。
1947年岁末的日子，甘地始终沉浸在莫大的悲伤之中，印度的分治给他的心灵以致命
的创伤，终生宣扬非暴力却无法改变印度内乱四起的现状，旧日印度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并未
在新生的印度中消逝，这一系列现实令甘地无限感伤；而现在他又发现那些追随他革命的同
志登上政权宝座后丝毫无意执行他的理想。他与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甘地指责印度政
府日益腐败，谴责各部部长举行盛大豪华的酒宴而不顾数百万难民的饿死，指责印度的新生
知识分子打算使国家工业化，而不关心农民利益，他建议这些知识分子应到农村去，与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要。
由于他的尖锐言论，令新政府领导大为不悦，他们渐渐不愿再征询甘地的意见。
除了这些烦恼外，当时困扰甘地的还有两大问题，一是首都新德里的局势。政府借助于
武力而不是甘地所倡导的人民心灵的力量暂时维持平静，但是各种隐患大量存在，一些人骨
子里暗藏杀机，暴乱随时可能再度发生。二是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国大党拒不偿还分给
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甘地认为这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有
损印度的精神传统。
为使以上这两个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甘地决定再次进行无限期绝食，直至新德里恢复
平静和政府答应偿还巴基斯坦的款项。
1948年1月13日，甘地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这天早上，甘地在比尔拉寓所的
花园内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出席这一仪式的有尼赫鲁、摩奴、阿巴、秘书普雅雷拉
尔·纳耶尔等，还有印度新闻界和其他国家驻印度首都的数10名记者。11点55分，绝食
开始了，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慢慢进入梦乡。
甘地宣布进行绝食和停止绝食条件，使很多人感到震惊和沮丧，甚至反感。当时新德里
的局势与加尔各答有所不同，这里到处挤满难民，不少难民为逃避难民营内寒冷和恶劣的生
活条件，纷纷占领清真寺和穆斯林的住宅，现在甘地要他们归还栖身之地，再回到难民营
去，他们极不情愿。而且，甘地要求偿还巴基斯坦巨额款项，也令一些人愤恨不平。不少印
度教徒认为甘地绝食自毁是有偏见的阴谋诡计。甘地停止绝食的条件也激怒了大多数部长，
他们认为拒偿这笔款项理所当然。
由印度教极端分子组成的国民公仆团获悉甘地进行绝食的原因，增加了他们的仇恨心
理，他们认为甘地此举无异于政治讹诈，他们准备立即铲除甘地。
绝食当晚，甘地例行晚祷，他用发自内心的微弱声音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
有人间的纷争，让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处。他说：“我要使德里经受
一场考验，无论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多么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请首都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
义务……各个教派，全体印度人必须以人道主义取代野蛮行径，必须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
印度人，如果你们不能如此，我也无需继续活在尘世。”
这一次甘地的体力消耗更快。自上次加尔各答城的绝食后，甘地的肾功能已开始减弱；
加上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打击，他的血压急剧上升，一直靠一种特制的镇静剂维持。因为绝食
之故，镇静剂的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
14日上午，甘地体重仅有49．5公斤，这意味着绝食一天后体重即下降了1公斤，用
不了多么，甘地瘦弱体内的营养储备将消耗殆尽。而对绝食的人来说，当机体已开始消耗蕴
藏在肌肉内的蛋白质时，危险即已来临，其结果必然导致死亡。
1月15日，可能危及甘地生命的危险征兆出现。这天的小便化验结果中发现了含有丙
酮和酸性成分的毒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症状，证明导致死亡的过程业已开始。医生力劝甘地停
止绝食，但甘地置若罔闻。
这一次人们对甘地的绝食反应迟缓，直到绝食的第3天，新德里街头才开始出现小规模
游行，呼吁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生命。这天下午，印度政府经过长期的争论和犹
豫，终于决定立即偿付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尼赫鲁在红堡广场向德里市民发表演讲，
希望人们以实际行动拯救甘地生命，“因为丧失圣雄的生命，也就是丧失印度的灵魂”。
1月15日的晚祷会，甘地因极为虚弱，无力行走，甚至无法支撑起来，没有出现在比
尔拉寓所外的草坪上。他竭尽全力，用麦克风向聚在草坪外的数百名群众说了几句话，他的
声音细如游丝，人们预感到圣雄的生命已危在旦夕。这一不祥之兆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良知和
麻木的神经，群众排成长阵，人人双手合十，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依次从甘地的阳台前走过。
1月16日的清晨，第一号有关甘地的健康公报发布，告之印度人民甘地健康状况已严
重恶化，这一不幸消息使印度全国的气氛发生巨大变化。各个城市内，人们纷纷涌向广场，
高呼“亲善”、“团结”和“拯救甘地”的口号。各教派与各界领袖代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
立了“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数10万人举行聚会，为甘地祈祷。
尼赫鲁率领由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甘地草垫前，安慰甘地，希望他停止
绝食。
现在无动于衷的却是甘地。不管人民多么激动，也不管尼赫鲁如何劝导，他依然不肯停
止绝食。他期待的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反应，是真心诚意的幡然悔悟，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
动”。
1月17日上午，新的健康公报表明急性尿毒症即将夺去甘地的生命，这时甘地已进入
绝食的第3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他的精神突然好了起来，整个地沉浸在安静之中，除
了关节痛外，没有其他不适。他向秘书口授了停止绝食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几乎涉及到新
德里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必须把改成住房的117座清真寺归还给
穆斯林，取消对德里穆斯林商人的抵制，保证乘坐印度火车旅行的穆斯林的人身安全等。甘
地要求新德里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包括他的敌手印度教大会的极端分子必须在他的声明上
签字。
当晚，整个京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尽快让甘地终止绝食上。商业活动停止了，机
关、商店、作坊、工厂、咖啡馆关闭了，在大清真寺广场上，来自各种族和各教派的数10
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强烈呼吁他们的领导人接受甘地声明的条款。
比尔拉寓所内，甘地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短暂的清醒后是长时间的虚脱，同时伴有谵
妄现象，医生与身边工作人员焦虑万分，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再次来到甘地卧榻前，见到他敬爱的“巴布”（“巴布”即父亲）奄奄一息，禁
不住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蒙巴顿也来到甘地身旁，此情此景，也令这位戎马一生的异域军
人倍觉酸楚。
1月17日晚，甘地大部分时间陷入昏厥与谵妄状态，脉搏微弱而不规则，身体各重要
器官的功能已经开始崩溃。秘书拿来各派领袖在他的口授声明上的签字，这上面除了没有印
度教大会地方代表和国民公仆团的代表签字外，新德里几乎所有派别组织的领导都签字保证
恢复平静，和睦相处。医生劝甘地喝点东西，甘地轻轻叹息了一下，而后摆摆头说：“不，
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在我中断绝食前，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心的。”
1月18日上午，甘地处境危急，很快将进入长时间的人事不省。国大党主席紧急动
员，他派出一帮人前去寻找甘地所要的签字，自己带了一帮人亲自前往比尔拉寓所。不一
会，各派代表终于聚齐，其中包括印度教极端分子及国民公仆团的神秘代表，他们都已在7
项声明上庄严签字，并依次走到甘地卧榻前，亲自确认自己的庄严保证。
甘地获得了这场绝食的全部胜利，但执著的老人仍不肯中止绝食，他在死亡的边缘，用
尽浑身力气，口授了一项声明。他希望各派代表不仅要保证新德里的平静局面，而且应使全
印度都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他说：最大的错误观点，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
徒，或认为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虽然要改变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意识是件艰苦的
事，但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成的。甘地讲话后，在场的所有人一一俯身
表示了他们的庄严承诺，当最后一个人立下誓言后，甘地宣布停止绝食。一场令世界人民惊
心动魄的绝食斗争终于圆满结束。
绝食胜利似乎给垂暮之年的甘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来自世界各国舆论的赞誉是一个重要
原因。伦敦《新闻纪事报》报道：“一位78岁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
赋予世界新的希望；它所显示的力量，可以胜过原子弹的威力。”始终敌视甘地的《泰晤士
报》也不得不承认“甘地先生推崇的勇敢的唯心主义，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加充
分的肯定”。法国《世界报》发表评论，“善良的甘地再次证实，他自己乃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伟大的叛逆者”。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获悉甘地安然脱险的消息后，慰藉的浪潮
席卷全球。这足以说明甘地的圣洁之心受到人们普遍颂扬”。埃及报纸颂扬甘地是“东方世
界一位品德高尚的儿子，将其毕生精力献给和平、宽仁与博爱事业”。印尼报纸认为甘地的
功德“为把亚洲人从苦难中救出来带来了曙光”。“巴基斯坦之父”真纳也在甘地绝食停止
的当日宣布欢迎昔日的政敌前来访问他的新国家。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美誉，甘地感到由衷
的欣慰，他认为这意味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为世人瞩目和接受，此时他又萌生一个宏
伟的计划，准备以步当车，穿越刚被冲突弄得伤痕累累的旁遮普大地，沿着难民逃亡的大道
一步一步走向巴基斯坦。这样他既可以体察民情，安抚民心，又可以广泛传播非暴力和博爱
思想。为了这一计划，他必须养精蓄锐。
1948年1月20日下午，甘地按时举行晚祷，进行中，突然有人向平台上投掷炸弹，炸
弹在甘地身边响起，引起人群慌乱，然而甘地却安然无恙。投掷炸弹的凶手当场被警察抓
获，另一批来不及下手的凶手落荒而逃。
暗杀事件发生后，新德里警察局从刺客口中得知了炸弹案的幕后操纵者及活动计划的若
干情况，但后来却因至今仍不为人知的真实原因和各种阴差阳错，没有将所有阴谋分子一网
打尽，以致最终甘地为之付出了生命。
比尔拉寓所挨炸后，警方为加强对甘地的安全保障，德里警察局副局长来到比尔拉寓
所，请求甘地允许他加强比尔拉寓所的警力，并建议搜查前来参加祈祷会的所有可疑分子。
但甘地对此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警察不能干预正在做祈祷的信徒。还说：“神是我的唯
一保护人，如果它想结束我的生命，任何人也不能拯救。”他还威胁说：“如果你坚持这样
做，我立即离开德里。我将宣布，你对我的出走负全部责任。”对此警方也无可奈何，只能
派出一些便衣警察和保安人员出席甘地每日例行的祈祷会，并指定专人随侍在甘地左右，以
防不测。
1月26日是印度国庆日。甘地应尼赫鲁请求，开始着手为国大党起草新党章，以确定
国大党在印度独立后的新目标和作用。现在甘地已恢复正常。
此时甘地正准备开始他前往巴基斯坦的长征。他指示医生兼秘书苏悉拉女士立即动身前
去巴基斯坦，为这一行动作准备，并要求她必须在1月30日返回。他准备在2月3日离开
比尔拉寓所，开始他的巴基斯坦之行。
1月29日，甘地一如既往，手摇纺车，练习书写孟加拉文，给几位友人写信，同客人
交谈，然后进行清水灌肠和1小时的泥土糊汁治疗。他接见了美国女记者并对她讲美国必须
放弃原子弹，非暴力是原子弹难以摧毁的武器。这一天下午，有40名从巴基斯坦逃出来的
锡克教和印度教难民来到比尔拉寓所，要求会见甘地。有人高声叫嚷：“你使我们吃了不少
苦头，滚开这里，你应该立即退到喜马拉雅山的山洞里去。”甘地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
所遵循的唯一指示来自神，神在我内心深处。我看你们如兄弟姐妹或儿女，你们的痛苦也是
我的痛苦，为什么你们认为我不知道你们所受的苦呢？”“我不受任何人的差遣为社会服
务，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停止服务。”“我诚愿住在喜马拉雅山，在那儿不用愁吃、愁
穿、愁住。那将是宁静的住处。但我不要那种宁静，我愿从痛苦中求宁静，我的喜马拉雅山
就在这里。”这天晚上，甘地在十分郁闷的心境下继续新党章的起草，并在21时15分完成
了他的这一遗作。
1948年1月30日是星期五，这是耶稣受难日，也是甘地人生的最后一天。这一天甘地
接待了很多客人，下午4点，甘地处理了他这一天最后的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桀傲不
驯、注重实际的内政部长帕迭尔与刚烈执著、富于理想的尼赫鲁无法合作共事，帕迭尔已提
出辞呈，并给甘地送来辞呈副本。甘地力图说服帕迭尔改变主意，因此之故，一向守时的甘
地耽误了10分钟才赶到晚祷会场。
5点10分，甘地在摩奴与阿巴的扶持下走向通往晚祷会场的草坪，但平日随侍左右的
两位关键人物不在场：苏悉拉医生尚未从巴基斯坦返回，负责保护他的警官因市政部门的职
员计划罢工而被紧急招回警察局。
甘地平日走路时，常把双手搭在摩奴和阿巴肩上，当靠近人群时他习惯地收回手臂，然
后独自走上台阶，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此时就在甘地收回双手即将走向平台的一霎那，早
已潜伏在此的国民公仆团的头目纳图拉姆·戈德森跑到甘地面前，他先向甘地鞠躬行礼，口
中低声说道：“圣父，您好！”摩奴以为此人想要抚摸甘地的脚，伸手礼貌地将他挡开，纳
图拉姆猛然推开摩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顶住甘地赤裸的胸口连开几枪，殷红的血立刻染
红了洁白的土布拖地，甘地双手合十，似乎想迈出最后一步，口中喃喃念到：“神啊！”随
后徐徐倒地。倒地时，这一双手合十的姿势依然未变。这位终身提倡“非暴力”的老人就这
样死在了狂热分子的枪口之下，结束了他那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此时正是1948年1月30
日下午5点17分。
凶手打死甘地后并未趁机逃走，反而大声呼喊警察，束手就擒。凶手纳图拉姆·戈德森
是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出身婆罗门，他奉行素食，节欲，早年崇拜甘地，投身不合作运
动，并因此而入狱。1937年，他受沙瓦迦尔的影响，参加了以复兴印度教统治地位为目标
的印度教大会，并创办了“国民公仆团”。1944年买下一家报纸《印度民族报》，自任社
长，宣传反甘地和反伊斯兰教及其他非印度教等派的政治主张，不遗余力宣传暴力和种族至
上，并因此而刺杀了甘地。
甘地被抬进房间，人们把他放在卧榻上，阿巴在血迹斑斑的“拖地”上盖上被子。人们
开始清理他的遗物：一架木纺车，一双拖鞋，3只小猴雕像①，一本《薄伽梵歌》，一只怀
表，一个痰盂和从耶拉伏达监狱带回来的一个金属洗脚盆。
甘地遇刺极有可能导致全印宗教仇杀的大混乱，印度政府决定全国处于戒备状态。18
点，即甘地遇刺43分钟后，政府发表了一个经过审慎推敲的公报，向全国人民通告圣雄甘
地于17点17分在新德里遇刺身亡。
①三只雕猴，一只掩耳，一只盖眼，一只捂嘴，象征德性的三大秘诀：勿听邪恶；
勿视邪恶；勿传邪恶。
总督蒙巴顿得悉甘地遇刺的噩耗后，立即赶到比尔拉寓所。他来到时，房间里已挤满了
人，尼赫鲁面色惨白，脸上留有泪痕。帕迭尔紧挨尼赫鲁坐着，两眼迷惘愣视前方，他实在
难以接受刚才还同他热烈争执的领袖已永难复生。甘地周围的女眷们强忍悲痛，低声念祷
《薄伽梵歌》。房间内点燃了数盏油盏和香烛，甘地安祥地躺在由灯光与烛光映成的金黄色
的光环中。蒙巴顿接过装有玫瑰花瓣的杯子，在死者身上撒下片片花瓣，表示印度最后一任
总督对这位终身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人的敬意。
总督蒙巴顿亲自负责安排葬礼，他本想采用防腐香料保存甘地的遗体，周游印度各地，
以使甘地爱戴和终身为之效劳的人们能瞻仰他的遗容，但由于甘地生前立有遗嘱，遗体将在
他死后24小时内按印度教的习俗火化，蒙巴顿只有按甘地的遗愿安排他的后事。为防止群
众太多，无法维持秩序，蒙巴顿建议动用军队护送灵柩和准备葬礼。虽然甘地的很多信徒明
知此举有悖甘地的心愿和非暴力理想，但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了。
印度举国上下因失去他们的精神领袖而无比悲伤，人们以传统的方式寄托哀思。一望无
垠的恒河平原上，再也看不到一缕炊烟，大地一片沉寂，只有甘地生前最喜欢听的赞美诗在
上空低回盘旋。在浦那城，愤怒的群众难以遏制对夺去甘地生命的仇敌的满腔怒火，他们力
图冲破警察的警戒线，要捣毁国民公仆团及其机关报《印度民族报》社址。在孟买城，1000
多名群众拥入沙瓦迦尔的住处。在其他城市，极端主义政党——印度教大会的成员如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其办事机构也被群众捣毁。在巴基斯坦，数百万妇女打碎戴在手上的玻璃手
镯，以传统方式表达她们哀痛的心情。
甘地殉难的比尔拉寓所成为全国最催人泪下的所在。甘地的遗体安放在比尔拉寓所一楼
的平台上，上面洒满玫瑰和茉莉花瓣，五盏油灯环绕四周，象征自然界的四大组成部分——
火、水、空气和土地以及将他们连为一体的阳光，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到这里，最后看一眼他
们的救星。
新德里的另一隅，印度广播电台传出了尼赫鲁沉痛的声音：我们生命中的光辉消失了，
整个国家沉浸在黑暗之中。我们敬爱的首领，我们称之为巴布或国父的人离开了我们。我刚
才说光明消逝了。不，我说错了，因为照射在这一国土上的光辉并非普通的光芒，千年之
后，它将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世人们将看到这灿烂的光辉，因为它将为所有人带来慰
藉，它代表生命与永恒的真理，带我们古老的国家走向自由。
2月1日，新德里成了世界人民寄托哀思和祭奠英灵的圣地。印度各地的群众已走了整
整一夜，一清早，街头巷尾挤满了哀悼的群众，哭啕声、呜咽声和啜泣声响彻街区上空。世
界各地的唁电也雪片似的飞向新德里，吊唁这位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乔治六世国王、艾德礼
首相乃至甘地的宿敌温斯顿·丘吉尔；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数千名英国人纷纷对甘地遇难一
事表示慰问。史末资将军也从南非发来唁电，称“全人类的巨擘刚刚离开了人世”。在梵蒂
冈，教皇庇护十四盛赞甘地是“和平世界的捍卫者、基督教徒的朋友”。在华盛顿，杜鲁门
指出：“全世界同印度一起悲哀地哭泣。”真纳在唁电中提到：“面对死亡，一切争论已不
复存在。因为甘地是印度教派空前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上午11时，灵床放置到平板灵车上，灵车将穿过首都，然后到亚穆纳河附近的拉杰加
特火葬场，那里是火化历代国王的地方。甘地的遗体上覆盖白红两色布单和独立印度的三色
国旗。为了尊重甘地极为厌恶现代机械化的思想，灵车由250名士兵用四条长麻绳牵引徐徐
移动。送葬行列以4辆装甲车和总督卫队为前导，这是有史以来驻印总督的古老卫队的骑兵
们第一次向一位印度人致敬。
送葬队伍后面跟着首尾不能相望的不同种姓、宗教、种族、肤色的群众队伍。在通往亚
穆纳河长达8公里的路上，撒满了玫瑰花与茉莉花。沿途各处的人行道上、河堤上、树枝
上、窗户上、屋顶上和电线杆上，到处是等候与甘地诀别的人群。整整5小时，人流不断加
入送葬队伍。在亚穆纳河河滨广场，还有数10万群众等候在那里。
下午4点，火化仪式开始。甘地的两位儿子把甘地的遗体安放在檀香木柴堆上，按照印
度教葬仪规定，头部朝向北方。当火舌开始吞噬檀香木时，人群中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哭叫声
和难以抑制的激动表现。随着来自河边的凉风扇起一阵阵冲天火焰，甘地安祥的面孔终于消
失在金色火焰与彩霞交织的帷幕后面。
遗体火化的第12天，甘地的骨灰像千百万印度亡灵的骨灰一样，撒入了一条注入大海
的河流之中。
发表于 @2004年03月22日 9:11 PM |评论 (0)
甘地传－完结篇
时至1947年8月底，印度独立刚满半月，旁遮普省的12个县已在血泊与火海中挣扎了
2周，倒是加尔各答这个火药库因为甘地的坐镇一直没有爆炸。参加甘地祈祷会的人以空前
规模在扩大，1万、10万、继而50万，甚至高达100万，在一个宗教狂热的国度里，当亿
万信徒聆听一种声音的时候，它所创造的奇迹与神话可想而知。甘地在加尔各答创造的奇
迹，曾引起举世瞩目。当时《伦敦时报》这样评说：“这座城市是印度的奇观。”蒙巴顿从
新德里致函甘地，盛赞他的功德无量：“在旁遮普，我们有一支55000名士兵组成的别动
队，他们被大规模的暴乱弄得一筹莫展，在孟加拉，我们的干预部队只有1个，那里却没有
发生任何暴乱。”
1947年8月31日早晨，奇迹出现16天之后，宗教仇恨之火终于还是点燃了加尔各答
这个火药库。当晚10点，一群狂热的印度教青年突然闯进海达利公馆院内，要求与甘地谈
话。当时甘地正躺在草垫上，身边是他的侄孙女摩奴和阿巴。甘地被吵声惊醒，站起身来，
说：“嚷什么，我在这儿，你们杀我吧？”说话间，两位浑身是血的穆斯林挣脱人群，躲藏
到甘地身后，但一根根棍子向他们飞去，好在甘地个子不高，才没被击中，直到增援的警察
赶来才解了围。随后，对穆斯林贫民窟一系列的袭击行为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这些都是国
民公仆团极端分子策划的。
加尔各答事变给甘地以致命的打击，这位终生致力于非暴力理想的老人似已有一种幻灭
感。为了使加尔各答恢复理智，拯救千百万无辜者免于死亡，甘地只有拿生命孤注一掷了。
他对外发表声明，决定从9月1日起开始绝食，一直到动乱结束，不成功便成仁。
这次绝食无论对他本人和他的同志们来说都是一次冒险。此时甘地已78岁高龄，最近
长时间的焦虑与奔波又使他精疲力竭，绝食开始后他的体力很快衰竭，几小时后便出现心律
不齐，时至午夜，他说话的声音就含糊不清了。
甘地绝食的消息几小时就传遍了加尔各答城。多少年来，甘地的绝食斗争已成为激发人
们斗争的信号。整个印度虽然85％的居民不识字，没有收音机，但人们总能了解他绝食的
各个阶段的详细情况，每当甘地受到死亡威胁时，人们都一致本能地为他担忧，一批又一批
焦虑不安的群众纷纷来到海达利公馆看望他。但疯狂的暴力行为似脱缰的野马一时难以遏
制，纵火、杀人、抢劫仍在进行。
从第2天早晨起，前来海达利公馆询问甘地健康状况的人越来越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知名人士纷纷来到甘地卧榻前，请求甘地停止绝食。
第3天凌晨，甘地健康恶化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加尔各答沉浸在焦虑与悔恨之中，一
股友善的浪潮突然席卷了这座难以驾驭的大都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暴行肆虐的贫民
区游行，呼吁恢复秩序与平静。中午时分，27名市区的极端分子来到海达利寓所门前，承
认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当晚，全城恢复平静。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显要人物起草了
一项共同声明，庄严保证阻止宗教仇恨再起。
1947年9月4日晚，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汁，宣告结束了73小时的绝食斗争。甘地不惜
牺牲生命以捍卫和平的举动终于制止了加尔各答暴乱的蔓延，他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甘
地的老友，独立印度的首任孟加拉省督拉贾戈帕拉戛查理说：“甘地建树过许多丰功伟绩，
然而最为神奇的乃是他在加尔各答战胜了邪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印度独立。”
在确信加尔各答不会再有问题时，甘地决定前往被血与火吞噬的旁遮普省。然而，还没
来得及到那里，首都新德里又发生了新的暴力事件。由于周围的农村极不安全，成千上万的
穆斯林都涌到这里避难。9月3日早晨，印度教徒从杀害中央车站的穆斯林苦力开始，接着
大规模洗劫穆斯林的商店，打死商店老板。新德里的暴乱将对整个印度半岛产生不可估量的
影响，由于警察多半开小差，仅有的部队人心涣散，公共秩序严重瘫痪，新总理尼赫鲁甚至
不得不亲自挥舞棍棒，驱散暴乱分子。
新政府对于局势几乎一筹莫展。这些人执政前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人的监狱中度过，而
且一直从事不合作斗争，从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和治理这个国家。现在英国人丢下一个烂摊子
让他们收拾，他们哪里应付得过来。9月6日，总理尼赫鲁和内政部长帕迭尔急电招回当时
正在西姆拉休假的蒙巴顿，由他出面组织应急委员会。
9月9日，甘地前往旁遮普时路过新德里。一下火车，帕迭尔便一脸沮丧地告诉他德里
的情形，甘地于是决定留下来。由于原先甘地住过的“贱民”区已挤满难民，他只好住到了
国大党的支持者、甘地的忠实拥护者比尔拉的寓所。甘地当即发表声明，一定要尽力使德里
的空气恢复平静。
9月10日，甘地来的第一天就作了40公里旅行，视察了许多难民区。当天的祈祷会
中，他发表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演讲（全文向全国转播），追述了他初到新德里的印象。他感
到这里就像一座死城，没有欢笑，没有希望，只有恐怖、混乱与仇恨。他感到不理解，在独
立自由的印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被赶出家园，在自己的国家内还
会出现难民问题。他认为“政府应负责，人民也有责任”。甘地每天都去视察难民营，试图
打动那些因仇恨而咬牙切齿、面容扭曲的人们，然而收效甚微，一次，在一座难民营出口
处，一位男子把他小孩的尸体扔到甘地怀里，再有一次，甘地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进入难民
营，一群被仇恨激怒的人围住他的汽车狂喊乱叫。一天晚上，当甘地一如既往地在祈祷会上
把《雅歌》、《可兰经》、《新约》、《旧约》与《薄伽梵歌》一起颂读时，人群中有人大
叫：“以你赞美真主的名义，我们的妻子和姐妹遭到强奸，我们的兄弟被屠杀！”“打死甘
地！”甘地不得不停止祈祷。尽管如此，甘地并不灰心，他每天照例去乱区视察，安抚民
心，排忧解难，并照例每天举行晚祷，发表他的观点与见解，抨击人们的失去理智，谴责政
府的办事不力，建议人们该如何遵纪守法，勿施暴力；同时，他还得应付外界的各种问题与
来访者，并替《哈里真报》撰稿。
1947年10月2日，甘地78岁诞辰。数千封来自世界各国和独立印度的电报和信件向
他表示祝贺。各界领导人、难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相继来到比尔拉官邸，向他
敬献水果、糖果和鲜花。尼赫鲁总理及其他各部部长、新闻记者、外国使节和蒙巴顿夫妇亲
临甘地卧室向他表示祝贺。然而甘地的状况令来访者无比震惊，他一反惯常的生动表情与狡
黠神色，一脸的忧郁与沉闷。他决定以祈祷、斋戒与手摇纺车来过生日。在这天的晚祷上，
他语气低沉：“你们要祈祷神灵，以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或者为我早日离开人间祷告上
苍，我不想在烈日纷争的印度过生日。”
11月末的一天晚上，新德里东北90公里的小城帕尼帕特又发生锡克教徒屠杀穆斯林事
件，甘地只身驱车前往那里，平息动乱。在市政当局临时搭起的一座小平台上，甘地对潮水
般涌来的群众进行演讲，并与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争论。他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地讲述信仰
自由、宗教平等的理论，用整个心灵设身处地地安抚受苦受难的难民，恳请他们摒弃暴力和
仇恨，发扬理智和宽容。他的逻辑那样不可辩驳，他的言辞那样恳切真诚，他的意志那样坚
韧不拔，人们的狂怒与伤痛渐渐平息。仅仅几小时后，帕尼帕特的居民倾城而出，拥戴他们
的圣人离去。
1947年岁末的日子，甘地始终沉浸在莫大的悲伤之中，印度的分治给他的心灵以致命
的创伤，终生宣扬非暴力却无法改变印度内乱四起的现状，旧日印度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并未
在新生的印度中消逝，这一系列现实令甘地无限感伤；而现在他又发现那些追随他革命的同
志登上政权宝座后丝毫无意执行他的理想。他与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甘地指责印度政
府日益腐败，谴责各部部长举行盛大豪华的酒宴而不顾数百万难民的饿死，指责印度的新生
知识分子打算使国家工业化，而不关心农民利益，他建议这些知识分子应到农村去，与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要。
由于他的尖锐言论，令新政府领导大为不悦，他们渐渐不愿再征询甘地的意见。
除了这些烦恼外，当时困扰甘地的还有两大问题，一是首都新德里的局势。政府借助于
武力而不是甘地所倡导的人民心灵的力量暂时维持平静，但是各种隐患大量存在，一些人骨
子里暗藏杀机，暴乱随时可能再度发生。二是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国大党拒不偿还分给
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甘地认为这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有
损印度的精神传统。
为使以上这两个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甘地决定再次进行无限期绝食，直至新德里恢复
平静和政府答应偿还巴基斯坦的款项。
1948年1月13日，甘地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这天早上，甘地在比尔拉寓所的
花园内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出席这一仪式的有尼赫鲁、摩奴、阿巴、秘书普雅雷拉
尔·纳耶尔等，还有印度新闻界和其他国家驻印度首都的数10名记者。11点55分，绝食
开始了，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慢慢进入梦乡。
甘地宣布进行绝食和停止绝食条件，使很多人感到震惊和沮丧，甚至反感。当时新德里
的局势与加尔各答有所不同，这里到处挤满难民，不少难民为逃避难民营内寒冷和恶劣的生
活条件，纷纷占领清真寺和穆斯林的住宅，现在甘地要他们归还栖身之地，再回到难民营
去，他们极不情愿。而且，甘地要求偿还巴基斯坦巨额款项，也令一些人愤恨不平。不少印
度教徒认为甘地绝食自毁是有偏见的阴谋诡计。甘地停止绝食的条件也激怒了大多数部长，
他们认为拒偿这笔款项理所当然。
由印度教极端分子组成的国民公仆团获悉甘地进行绝食的原因，增加了他们的仇恨心
理，他们认为甘地此举无异于政治讹诈，他们准备立即铲除甘地。
绝食当晚，甘地例行晚祷，他用发自内心的微弱声音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
有人间的纷争，让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处。他说：“我要使德里经受
一场考验，无论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多么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请首都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
义务……各个教派，全体印度人必须以人道主义取代野蛮行径，必须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
印度人，如果你们不能如此，我也无需继续活在尘世。”
这一次甘地的体力消耗更快。自上次加尔各答城的绝食后，甘地的肾功能已开始减弱；
加上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打击，他的血压急剧上升，一直靠一种特制的镇静剂维持。因为绝食
之故，镇静剂的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
14日上午，甘地体重仅有49．5公斤，这意味着绝食一天后体重即下降了1公斤，用
不了多么，甘地瘦弱体内的营养储备将消耗殆尽。而对绝食的人来说，当机体已开始消耗蕴
藏在肌肉内的蛋白质时，危险即已来临，其结果必然导致死亡。
1月15日，可能危及甘地生命的危险征兆出现。这天的小便化验结果中发现了含有丙
酮和酸性成分的毒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症状，证明导致死亡的过程业已开始。医生力劝甘地停
止绝食，但甘地置若罔闻。
这一次人们对甘地的绝食反应迟缓，直到绝食的第3天，新德里街头才开始出现小规模
游行，呼吁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生命。这天下午，印度政府经过长期的争论和犹
豫，终于决定立即偿付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尼赫鲁在红堡广场向德里市民发表演讲，
希望人们以实际行动拯救甘地生命，“因为丧失圣雄的生命，也就是丧失印度的灵魂”。
1月15日的晚祷会，甘地因极为虚弱，无力行走，甚至无法支撑起来，没有出现在比
尔拉寓所外的草坪上。他竭尽全力，用麦克风向聚在草坪外的数百名群众说了几句话，他的
声音细如游丝，人们预感到圣雄的生命已危在旦夕。这一不祥之兆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良知和
麻木的神经，群众排成长阵，人人双手合十，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依次从甘地的阳台前走过。
1月16日的清晨，第一号有关甘地的健康公报发布，告之印度人民甘地健康状况已严
重恶化，这一不幸消息使印度全国的气氛发生巨大变化。各个城市内，人们纷纷涌向广场，
高呼“亲善”、“团结”和“拯救甘地”的口号。各教派与各界领袖代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
立了“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数10万人举行聚会，为甘地祈祷。
尼赫鲁率领由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甘地草垫前，安慰甘地，希望他停止
绝食。
现在无动于衷的却是甘地。不管人民多么激动，也不管尼赫鲁如何劝导，他依然不肯停
止绝食。他期待的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反应，是真心诚意的幡然悔悟，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
动”。
1月17日上午，新的健康公报表明急性尿毒症即将夺去甘地的生命，这时甘地已进入
绝食的第3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他的精神突然好了起来，整个地沉浸在安静之中，除
了关节痛外，没有其他不适。他向秘书口授了停止绝食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几乎涉及到新
德里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必须把改成住房的117座清真寺归还给
穆斯林，取消对德里穆斯林商人的抵制，保证乘坐印度火车旅行的穆斯林的人身安全等。甘
地要求新德里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包括他的敌手印度教大会的极端分子必须在他的声明上
签字。
当晚，整个京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尽快让甘地终止绝食上。商业活动停止了，机
关、商店、作坊、工厂、咖啡馆关闭了，在大清真寺广场上，来自各种族和各教派的数10
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强烈呼吁他们的领导人接受甘地声明的条款。
比尔拉寓所内，甘地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短暂的清醒后是长时间的虚脱，同时伴有谵
妄现象，医生与身边工作人员焦虑万分，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再次来到甘地卧榻前，见到他敬爱的“巴布”（“巴布”即父亲）奄奄一息，禁
不住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蒙巴顿也来到甘地身旁，此情此景，也令这位戎马一生的异域军
人倍觉酸楚。
1月17日晚，甘地大部分时间陷入昏厥与谵妄状态，脉搏微弱而不规则，身体各重要
器官的功能已经开始崩溃。秘书拿来各派领袖在他的口授声明上的签字，这上面除了没有印
度教大会地方代表和国民公仆团的代表签字外，新德里几乎所有派别组织的领导都签字保证
恢复平静，和睦相处。医生劝甘地喝点东西，甘地轻轻叹息了一下，而后摆摆头说：“不，
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在我中断绝食前，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心的。”
1月18日上午，甘地处境危急，很快将进入长时间的人事不省。国大党主席紧急动
员，他派出一帮人前去寻找甘地所要的签字，自己带了一帮人亲自前往比尔拉寓所。不一
会，各派代表终于聚齐，其中包括印度教极端分子及国民公仆团的神秘代表，他们都已在7
项声明上庄严签字，并依次走到甘地卧榻前，亲自确认自己的庄严保证。
甘地获得了这场绝食的全部胜利，但执著的老人仍不肯中止绝食，他在死亡的边缘，用
尽浑身力气，口授了一项声明。他希望各派代表不仅要保证新德里的平静局面，而且应使全
印度都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他说：最大的错误观点，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
徒，或认为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虽然要改变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意识是件艰苦的
事，但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成的。甘地讲话后，在场的所有人一一俯身
表示了他们的庄严承诺，当最后一个人立下誓言后，甘地宣布停止绝食。一场令世界人民惊
心动魄的绝食斗争终于圆满结束。
绝食胜利似乎给垂暮之年的甘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来自世界各国舆论的赞誉是一个重要
原因。伦敦《新闻纪事报》报道：“一位78岁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
赋予世界新的希望；它所显示的力量，可以胜过原子弹的威力。”始终敌视甘地的《泰晤士
报》也不得不承认“甘地先生推崇的勇敢的唯心主义，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加充
分的肯定”。法国《世界报》发表评论，“善良的甘地再次证实，他自己乃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伟大的叛逆者”。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获悉甘地安然脱险的消息后，慰藉的浪潮
席卷全球。这足以说明甘地的圣洁之心受到人们普遍颂扬”。埃及报纸颂扬甘地是“东方世
界一位品德高尚的儿子，将其毕生精力献给和平、宽仁与博爱事业”。印尼报纸认为甘地的
功德“为把亚洲人从苦难中救出来带来了曙光”。“巴基斯坦之父”真纳也在甘地绝食停止
的当日宣布欢迎昔日的政敌前来访问他的新国家。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美誉，甘地感到由衷
的欣慰，他认为这意味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为世人瞩目和接受，此时他又萌生一个宏
伟的计划，准备以步当车，穿越刚被冲突弄得伤痕累累的旁遮普大地，沿着难民逃亡的大道
一步一步走向巴基斯坦。这样他既可以体察民情，安抚民心，又可以广泛传播非暴力和博爱
思想。为了这一计划，他必须养精蓄锐。
1948年1月20日下午，甘地按时举行晚祷，进行中，突然有人向平台上投掷炸弹，炸
弹在甘地身边响起，引起人群慌乱，然而甘地却安然无恙。投掷炸弹的凶手当场被警察抓
获，另一批来不及下手的凶手落荒而逃。
暗杀事件发生后，新德里警察局从刺客口中得知了炸弹案的幕后操纵者及活动计划的若
干情况，但后来却因至今仍不为人知的真实原因和各种阴差阳错，没有将所有阴谋分子一网
打尽，以致最终甘地为之付出了生命。
比尔拉寓所挨炸后，警方为加强对甘地的安全保障，德里警察局副局长来到比尔拉寓
所，请求甘地允许他加强比尔拉寓所的警力，并建议搜查前来参加祈祷会的所有可疑分子。
但甘地对此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警察不能干预正在做祈祷的信徒。还说：“神是我的唯
一保护人，如果它想结束我的生命，任何人也不能拯救。”他还威胁说：“如果你坚持这样
做，我立即离开德里。我将宣布，你对我的出走负全部责任。”对此警方也无可奈何，只能
派出一些便衣警察和保安人员出席甘地每日例行的祈祷会，并指定专人随侍在甘地左右，以
防不测。
1月26日是印度国庆日。甘地应尼赫鲁请求，开始着手为国大党起草新党章，以确定
国大党在印度独立后的新目标和作用。现在甘地已恢复正常。
此时甘地正准备开始他前往巴基斯坦的长征。他指示医生兼秘书苏悉拉女士立即动身前
去巴基斯坦，为这一行动作准备，并要求她必须在1月30日返回。他准备在2月3日离开
比尔拉寓所，开始他的巴基斯坦之行。
1月29日，甘地一如既往，手摇纺车，练习书写孟加拉文，给几位友人写信，同客人
交谈，然后进行清水灌肠和1小时的泥土糊汁治疗。他接见了美国女记者并对她讲美国必须
放弃原子弹，非暴力是原子弹难以摧毁的武器。这一天下午，有40名从巴基斯坦逃出来的
锡克教和印度教难民来到比尔拉寓所，要求会见甘地。有人高声叫嚷：“你使我们吃了不少
苦头，滚开这里，你应该立即退到喜马拉雅山的山洞里去。”甘地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
所遵循的唯一指示来自神，神在我内心深处。我看你们如兄弟姐妹或儿女，你们的痛苦也是
我的痛苦，为什么你们认为我不知道你们所受的苦呢？”“我不受任何人的差遣为社会服
务，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停止服务。”“我诚愿住在喜马拉雅山，在那儿不用愁吃、愁
穿、愁住。那将是宁静的住处。但我不要那种宁静，我愿从痛苦中求宁静，我的喜马拉雅山
就在这里。”这天晚上，甘地在十分郁闷的心境下继续新党章的起草，并在21时15分完成
了他的这一遗作。
1948年1月30日是星期五，这是耶稣受难日，也是甘地人生的最后一天。这一天甘地
接待了很多客人，下午4点，甘地处理了他这一天最后的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桀傲不
驯、注重实际的内政部长帕迭尔与刚烈执著、富于理想的尼赫鲁无法合作共事，帕迭尔已提
出辞呈，并给甘地送来辞呈副本。甘地力图说服帕迭尔改变主意，因此之故，一向守时的甘
地耽误了10分钟才赶到晚祷会场。
5点10分，甘地在摩奴与阿巴的扶持下走向通往晚祷会场的草坪，但平日随侍左右的
两位关键人物不在场：苏悉拉医生尚未从巴基斯坦返回，负责保护他的警官因市政部门的职
员计划罢工而被紧急招回警察局。
甘地平日走路时，常把双手搭在摩奴和阿巴肩上，当靠近人群时他习惯地收回手臂，然
后独自走上台阶，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此时就在甘地收回双手即将走向平台的一霎那，早
已潜伏在此的国民公仆团的头目纳图拉姆·戈德森跑到甘地面前，他先向甘地鞠躬行礼，口
中低声说道：“圣父，您好！”摩奴以为此人想要抚摸甘地的脚，伸手礼貌地将他挡开，纳
图拉姆猛然推开摩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顶住甘地赤裸的胸口连开几枪，殷红的血立刻染
红了洁白的土布拖地，甘地双手合十，似乎想迈出最后一步，口中喃喃念到：“神啊！”随
后徐徐倒地。倒地时，这一双手合十的姿势依然未变。这位终身提倡“非暴力”的老人就这
样死在了狂热分子的枪口之下，结束了他那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此时正是1948年1月30
日下午5点17分。
凶手打死甘地后并未趁机逃走，反而大声呼喊警察，束手就擒。凶手纳图拉姆·戈德森
是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出身婆罗门，他奉行素食，节欲，早年崇拜甘地，投身不合作运
动，并因此而入狱。1937年，他受沙瓦迦尔的影响，参加了以复兴印度教统治地位为目标
的印度教大会，并创办了“国民公仆团”。1944年买下一家报纸《印度民族报》，自任社
长，宣传反甘地和反伊斯兰教及其他非印度教等派的政治主张，不遗余力宣传暴力和种族至
上，并因此而刺杀了甘地。
甘地被抬进房间，人们把他放在卧榻上，阿巴在血迹斑斑的“拖地”上盖上被子。人们
开始清理他的遗物：一架木纺车，一双拖鞋，3只小猴雕像①，一本《薄伽梵歌》，一只怀
表，一个痰盂和从耶拉伏达监狱带回来的一个金属洗脚盆。
甘地遇刺极有可能导致全印宗教仇杀的大混乱，印度政府决定全国处于戒备状态。18
点，即甘地遇刺43分钟后，政府发表了一个经过审慎推敲的公报，向全国人民通告圣雄甘
地于17点17分在新德里遇刺身亡。
①三只雕猴，一只掩耳，一只盖眼，一只捂嘴，象征德性的三大秘诀：勿听邪恶；
勿视邪恶；勿传邪恶。
总督蒙巴顿得悉甘地遇刺的噩耗后，立即赶到比尔拉寓所。他来到时，房间里已挤满了
人，尼赫鲁面色惨白，脸上留有泪痕。帕迭尔紧挨尼赫鲁坐着，两眼迷惘愣视前方，他实在
难以接受刚才还同他热烈争执的领袖已永难复生。甘地周围的女眷们强忍悲痛，低声念祷
《薄伽梵歌》。房间内点燃了数盏油盏和香烛，甘地安祥地躺在由灯光与烛光映成的金黄色
的光环中。蒙巴顿接过装有玫瑰花瓣的杯子，在死者身上撒下片片花瓣，表示印度最后一任
总督对这位终身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人的敬意。
总督蒙巴顿亲自负责安排葬礼，他本想采用防腐香料保存甘地的遗体，周游印度各地，
以使甘地爱戴和终身为之效劳的人们能瞻仰他的遗容，但由于甘地生前立有遗嘱，遗体将在
他死后24小时内按印度教的习俗火化，蒙巴顿只有按甘地的遗愿安排他的后事。为防止群
众太多，无法维持秩序，蒙巴顿建议动用军队护送灵柩和准备葬礼。虽然甘地的很多信徒明
知此举有悖甘地的心愿和非暴力理想，但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了。
印度举国上下因失去他们的精神领袖而无比悲伤，人们以传统的方式寄托哀思。一望无
垠的恒河平原上，再也看不到一缕炊烟，大地一片沉寂，只有甘地生前最喜欢听的赞美诗在
上空低回盘旋。在浦那城，愤怒的群众难以遏制对夺去甘地生命的仇敌的满腔怒火，他们力
图冲破警察的警戒线，要捣毁国民公仆团及其机关报《印度民族报》社址。在孟买城，1000
多名群众拥入沙瓦迦尔的住处。在其他城市，极端主义政党——印度教大会的成员如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其办事机构也被群众捣毁。在巴基斯坦，数百万妇女打碎戴在手上的玻璃手
镯，以传统方式表达她们哀痛的心情。
甘地殉难的比尔拉寓所成为全国最催人泪下的所在。甘地的遗体安放在比尔拉寓所一楼
的平台上，上面洒满玫瑰和茉莉花瓣，五盏油灯环绕四周，象征自然界的四大组成部分——
火、水、空气和土地以及将他们连为一体的阳光，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到这里，最后看一眼他
们的救星。
新德里的另一隅，印度广播电台传出了尼赫鲁沉痛的声音：我们生命中的光辉消失了，
整个国家沉浸在黑暗之中。我们敬爱的首领，我们称之为巴布或国父的人离开了我们。我刚
才说光明消逝了。不，我说错了，因为照射在这一国土上的光辉并非普通的光芒，千年之
后，它将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世人们将看到这灿烂的光辉，因为它将为所有人带来慰
藉，它代表生命与永恒的真理，带我们古老的国家走向自由。
2月1日，新德里成了世界人民寄托哀思和祭奠英灵的圣地。印度各地的群众已走了整
整一夜，一清早，街头巷尾挤满了哀悼的群众，哭啕声、呜咽声和啜泣声响彻街区上空。世
界各地的唁电也雪片似的飞向新德里，吊唁这位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乔治六世国王、艾德礼
首相乃至甘地的宿敌温斯顿·丘吉尔；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数千名英国人纷纷对甘地遇难一
事表示慰问。史末资将军也从南非发来唁电，称“全人类的巨擘刚刚离开了人世”。在梵蒂
冈，教皇庇护十四盛赞甘地是“和平世界的捍卫者、基督教徒的朋友”。在华盛顿，杜鲁门
指出：“全世界同印度一起悲哀地哭泣。”真纳在唁电中提到：“面对死亡，一切争论已不
复存在。因为甘地是印度教派空前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上午11时，灵床放置到平板灵车上，灵车将穿过首都，然后到亚穆纳河附近的拉杰加
特火葬场，那里是火化历代国王的地方。甘地的遗体上覆盖白红两色布单和独立印度的三色
国旗。为了尊重甘地极为厌恶现代机械化的思想，灵车由250名士兵用四条长麻绳牵引徐徐
移动。送葬行列以4辆装甲车和总督卫队为前导，这是有史以来驻印总督的古老卫队的骑兵
们第一次向一位印度人致敬。
送葬队伍后面跟着首尾不能相望的不同种姓、宗教、种族、肤色的群众队伍。在通往亚
穆纳河长达8公里的路上，撒满了玫瑰花与茉莉花。沿途各处的人行道上、河堤上、树枝
上、窗户上、屋顶上和电线杆上，到处是等候与甘地诀别的人群。整整5小时，人流不断加
入送葬队伍。在亚穆纳河河滨广场，还有数10万群众等候在那里。
下午4点，火化仪式开始。甘地的两位儿子把甘地的遗体安放在檀香木柴堆上，按照印
度教葬仪规定，头部朝向北方。当火舌开始吞噬檀香木时，人群中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哭叫声
和难以抑制的激动表现。随着来自河边的凉风扇起一阵阵冲天火焰，甘地安祥的面孔终于消
失在金色火焰与彩霞交织的帷幕后面。
遗体火化的第12天，甘地的骨灰像千百万印度亡灵的骨灰一样，撒入了一条注入大海
的河流之中。
发表于 @2004年03月22日 9:11 PM |评论 (0)
甘地传9
1945年下半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极大变化。反法西斯战争
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秩序，推动了战后世界的进步。英国虽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却元气大
丧，维持其庞大殖民统治的基础受到了严重削弱，经过反法西斯战争考验的一大批国家民族
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各地冲击着英国的殖民统治。
同时，随着战争胜利的来临，印度国内的革命形势也日益成熟。1945年下半年起，罢
工运动更趋活跃，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都转入了斗争。农民斗争也开始活跃，并以各种
形式表现出来，差不多蔓延到印度所有省份。军队也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与骚动情绪。印度民
族资产阶级政党经过20～30年代的政治斗争锻炼，影响强大且日益成熟。
长期经受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冲击，至今心有余悸的殖民政府在新形势下不得不改弦易
辙，加快了它的非殖民化过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面临工农运动强大威胁的情况下，也急
于通过与殖民当局的合作来解决印度的独立问题。
1945年6月14日，印度总督魏菲尔发表广播讲话，表明了英国的立场。其要点是：①
英国政府不能将一个自治机构强加给印度，新宪法由印度自拟。同时政府将竭尽所能根据现
行制度，与印度人民及各教派合作；②中央政务会议（行政议会）即将改组，除总督及统帅
外，所有其他委员均由印度人士担任，印度政治领袖、印度教及穆盟领袖各占三分之一，外
交部长及国外代表也考虑由印度人充任；③总督准备立即召集会议，以便改组行政议会，会
中将由各党领袖、各省现任及前任首席部长提出政务委员会参考名单；④中央合作，各省自
当推行责任政府制。
25日，改组行政议会的筹备会议由总督主持在西姆拉举行。国大党的活动家中，除甘
地外，有尼赫鲁、帕迭尔，他们是刚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尽管真纳认为国大党只能代表印度
教派，坚决反对国大党穆斯林代表出席会议，但阿萨德还是应邀出席了西姆拉会议。甘地没
有参加会议，他主要在会外指示。
出席会议的各派代表依总督建议，提出了组成政务委员会人选的参考名单。国大党坚持
其名单中要包含2名国大党藉穆斯林的代表，即萧克·阿里与阿萨德。真纳则要求议会中的
穆斯林成员都必须由穆斯林联盟提名。双方立场不可调和，使会议再陷破裂。
1945年7月26日，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的丘吉尔保守党政府因漠视
人民进步要求与顽固坚持帝国主义政策而被主张改革的工党政府取代。工党政府针对新形势
下殖民统治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的现实情况，决定加快推行英帝国非殖民地计划，他们认为
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从印度开始。
8月21日，英国政府宣布印度中央与地方议会选举将于1945年～1946年冬季举行。9
月19日，新任首相艾德礼发表广播讲话：一旦印度选举完毕，经与各方代表磋商后，英国
将尽速促成印度的制宪机构，使其立即考虑英印关系的最后安排，同时希望政务委员会早日
建成。
9月18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孟买会议通过决议：主张由民选的制宪会议制定能为
各方所接受的印度宪法。印度应组成联邦，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权制，人民的基本权利应列专
章载入宪法。
11月10日，总督韦维尔约见甘地，他希望利用甘地的威信和非暴力主张，协助英国人
解决印度问题，以保证英国政权平安地移交给以国大党为主的资产阶级手中，防止爆发内战
以避免英国在印度泥足深陷。
甘地为“不辱使命”，立即开始在各地旅行演讲，宣传他的非暴力主张和社会政治观，
既为防止独立时刻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宗教冲突与流血事件，也为防止工人阶级暴力斗争的发
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针对当时共产党与社会党十分活跃的形势，甘地竭力宣传自己不同于社会主义者的社会
政治思想：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说如果他们执政，就可以强迫平等；依我的计划，国家
应照着人民的意志行事，而不是强迫人民屈服于国家的意志。我劝人民接受我的主张，用爱
胜恨，用非暴力求得经济平等。我并不需要等到整个社会都接受了我的主张才开始实行，我
自己首先来作。我并不认为假如我有50辆汽车、1000亩土地便不能作到经济平等，我可以
使自己的财产减到与穷人相等，这便是过去50多年我所努力的。
针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人类又面临原子弹威胁，非暴力再次面临挑战的情形，甘地仍
表示他对“非暴力”坚信不疑。“在真理与非暴力面前，原子弹不发生丝毫作用，而且二者
间截然不同。一个代表道德的精神力量，一个代表纯物质的力量。要比较他们之间的优越
性，就看到何者能达到有价值的目的，精神力量是进步、无止境的。它的发扬可使举世无
敌。同时这种力量存在于每一男女老幼身上，不分肤色，不过有的是潜伏着，只需加以适当
训练，便能奋发。我们如果不承认真理，不实现真理，就难逃自我毁灭。”
印度独立的曙光在现，令甘地精力充沛，情绪高昂。他不仅不辞辛劳，往返各地演讲，
鼓吹非暴力，而且还不时激发印度人民的生活热情。他一再说他能活到125岁。他解释道，
人类的身体是为了服务而不是为了享乐而存在的。生活愉快的秘诀就在为而不有，为而不有
便是生活。享乐加速死亡。所以人如服务而不计收获，便有权且应能活到125岁。这样的生
命应该是完全贡献于服务，为而不有所获的至乐来自内涵，所以非任何人所能剥夺，因此便
没有忧伤与苦恼。如果不是这样，长寿实不可能，即使可能，也不值一文。
1946年，印度各地饥馑肆虐，由于严重粮荒及医疗设备的缺乏，印度的死亡人数大
增。甘地亲临灾区安抚民心，推广他在南非所实验过的自然疗法，并正式在乌诺里创办一所
自然疗养院，亲自指导。他要人们注意吸收新鲜空气，保持户外睡眠和正确睡姿，注意讲究
卫生，保持房屋、厨房、厕所以及周围环境的清洁整齐。
甘地不愧为印度各种苦行先知中的典型代表。为促进解救“贱民”工作，从1946年3
月起，他决定无论到哪里，都将尽量住进“贱民”区。为此他特在3月31日的《哈里真
报》上发表文章，说明他此举的动机。他说自己曾多次讲过要自视为“贱民”，但一直未能
以身作则，言行相符。听说古吉拉特和卡拉底西处的“贱民”只有一口水井、一座庙的消
息，他深为所动而决定住进“贱民”区。他希望这样能起到榜样，让全社会都善待“贱民”。
甘地的行动遭到一些印度教徒的不满。4月1日，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准备住进“贱
民”区，当日便有50多人手举黑旗，叫着反国大党的口号，向甘地投掷石子，试图阻止甘
地。甘地不为所动，还是毅然搬进了一间仅容一人活动的陋室。服务人员只得在室外另搭帐
篷。不过，甘地并不认为这样就算与“贱民”同甘共苦了，因为他清楚这里是特意整理过
的，而一般的“贱民”区则还要糟糕得多，所以他希望将来可以随意住进任何“贱民”区。
1946年2月，发生了孟买水兵起义。鉴于印度反帝斗争日趋高涨，英国政府决定尽快
给予印度以自由独立，以免夜长梦多。它立即派出由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勋爵、商务大臣克
里浦斯和海军大臣阿·维·亚历山大先生组成的一个内阁大臣特别使团前往印度，和印度政
治领袖讨论关于建立一个制宪机构和产生一个有主要政治党派支持的行政议会的事宜。3月
底，这一使团已抵印。4月，代表团将与各方领袖在新德里共商此事。全国人民正翘首盼望
这一时刻，世界人民也都关注着这一重大行动。
4月中下旬，甘地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与内阁代表团连续举行会议，但未达成协
议，预定留待第二次西姆拉会议中商榷。
4月29日，甘地以《独立》为题撰文，展示了他对独立的理解：独立应该是政治的经
济的和道德的独立。政治的独立是必须撤走任何形式的英属管制；经济的独立是不再受英国
的资本和资本家的剥削，包括印度的合伙人在内。换言之，最卑鄙的应该与最高贵的平等。
这只有资本家以其技术与资本和最贫弱的人共享才能办到；道德的独立是必须取消国防军。
“我的人间天国不允许以印度兵代替英国兵，国家如靠军队保护，国民的道德决不会好。如
果内阁代表团是来推销货物的，印度便应当抉择。如想变成军国主义，则多年以后，印度可
能成为第五大强国，而毫无贡献于世界。如果选择以非暴力为政策，则终必能成为世界第一
等的国家，且能以其首创的自由，拯救世上其他被压迫民族。”
1946年4月27日，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爵士要求国大党与穆盟各派4名代表出席与内
阁代表及总督的谈判。国大党派出了以阿萨德、尼赫鲁、迦法罕及帕迭尔组成的谈判阵容。
甘地应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和内阁使团的邀请参与了西姆拉会外协商。这次会谈和以往各次会
议一样，因印度两大政党无法达成协调而破裂。最后英国代表团于5月16日宣布了他们自
己的方案，提议以建立印度教徒区和穆斯林区作为和解的基础。这个方案要点是：英属印度
各省组成联邦政府，掌管外交、国防、交通与财政，各省享有完全的自治，掌管除联邦权利
以外的一切事务。印度教占多数的省区组成印度教联区，穆斯林占多数的省区则组成穆斯林
区。各省完全自治和基于联区组织的规定意味着给予穆盟以“巴基斯坦”之实。
对制宪机构的选举机构规定也是以教派划分为基础，每一个省立法议会的议员分成3个
主要教派组成的集团，按一定比例，选举他们自己参加制宪机构的代表。
至于印度各土邦，当新宪法生效时，英国政府将停止实施最高权力。这样，在法律上土
邦可以自由加入印度联邦或保留他们的分散、独立状态。
甘地当然理解这份方案的实质，不过他内心清楚，由于教派冲突及英国殖民者长期统治
造成的后遗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只要双方尚能保持在统一的民族国家之内，他准备接受
并努力维持这种局面。所以，他虽不满于该方案，却认为该方案是当时形势下“英国所能提
出的最好方案”。他表示理解英国的苦心经营，认为方案起草者并非草率从事，而且主观上
也是想撤走时留下一个团结的印度。甘地积极呼吁各党各派能赞成这一计划。
6月初，穆盟表示同意调查团的方案，并宣布了它将根据已提出的条件参加临时政府的
决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经讨论研究，也于6月26日由主席致函总督，表示决定参加拟议
中的制宪会议，同时希望能尽早成立过渡时期的政府。29日，当甘地赶火车前往浦那时，
有人预先埋好炸弹想置甘地于死地，结果机车受损，甘地则无事，这是甘地第7次幸免于难。
在浦那作短暂停留后，甘地赶往孟买参加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对6月26日德里决议的表
决。这次会议上左派势力对决议强烈反对。甘地在会中致辞，尽力说明参加制宪会议是唯一
正确抉择，尽管建议中的制宪会议并非代表人民的国会，有许多缺点，但是作为久经考验的
战士，不应求全责备，应该有勇气接受挑战而不是消极拒绝。
7月7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以204票对51票批准工作委员会所已采取的步骤。
随着独立临近，一些人的私欲急剧膨胀，开始为在未来的政府中捞一官半职而挖空心
思。许多人写信给甘地，要求被提名竞选为议员。甘地公开撰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
这是一种病态现象，他提醒人们切莫对他的影响力存在丝毫的期望。他指出：以为这样的选
举含有教派斗争的意义，是错误的想法；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制宪会议的议员，也是错误
的想法；认为只要能作工人运动的人就可以把握一个服务的岗位，而且是很光荣的服务，这
也是很错误的想法；希望借此赚钱生活，那更是荒谬的想法。制宪会议的议员们至少要了解
各国的宪法和议会政府，特别是要懂得印度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立法。倘以为只要争到一个席
位，那才是真正的服务，便是低劣的念头，真正的服务是在议会以外。
这一时期，甘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阐述他对国际时局和印度独立问题的看法及他
的非暴力理想。
内阁使团的计划曾为各党派接受，因而制宪议会的选举于1946年7月在全印举行。在
210个“一般人”的席位中，国大党获198席，在78个穆斯林席位中，穆斯林联盟获得73
席。另外的若干席位被国大党所提名的人和国大党的同盟者所获得。这种情况使真纳大吃一
惊。7月29日，穆斯林联盟决定撤消对内阁使团计划的同意，同时准备“借助于直接行动
来建立巴基斯坦”，并决定以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
8月16日，一场空前规模的仇杀事件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发生了。事件发生在加
尔各答城，持续24小时之久，殖民政府听任其发展，没有警察出来维持秩序，甚至连交通
警也消失了。加尔各答大屠杀时，诺阿卡利县也爆发了流血冲突，内战阴影笼罩在印度。甘
地深感愤怒，他即写下《暴力有何用途》的社论，谴责加尔各答的暴力行为。他说：暴行的
结果，只会延长英国的统治，英国人是要在印度和平的状态下，将政权交还给印度手里。假
如我们用得着英国的刀枪，他们是不会走的。就是他们走了，别的外国人也会取而代之……
假如每一次当英国人的刺刀亮出来，我们便得意扬扬地鼓噪，那便是大错特错了。无疑的，
有人是在这样做了。
我们必须要悬崖勒马……。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注意到局势的严重性，于8月27日至30日紧急讨论后通过决议，呼
吁大家尽力阻止暴乱，维护和平，要能宽容并忘记已有的痛苦，同时利用惨痛的教训，在最
近发生的不和关系中，重建教派间友善的关系。
9月2日，尼赫鲁组成了一个由国大党提名的临时政府，尼赫鲁任临时政府总理。在这
一历史性时期，甘地呼吁国人捐弃前嫌，要善待英国人。不论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是兄弟
手足，必须相亲相爱。同时，甘地对临时政府该作些什么事都一一予以指点，他认为临时政
府就职后所作的首先是取消盐税，其次是致力于教派间的亲善，其三是解放“贱民”，最后
便是土布运动。他特别强调自治以后的印度是推广土布运动的最好时机。他主张由政府禁止
机器布进口，并且不准设立新的机器织布厂。甘地也反对由政府来合营机器布厂，以免资本
家剥削工人。他认为机器布厂本身就是坏的东西，政府不应出资经营，政府应鼓励民间土
布，好让全国人民服用。他的这种观点无疑得不到新政府的拥护，甘地也意识到他的呼吁就
像是旷野的孤鸿，已难发挥作用，但他自己仍是坚信的。
临时政府成立后，穆斯林联盟在真纳领导下，没有参加制宪会议，也没有参加临时政
府，后来由于总督的从中调停，其代表于9月底加入临时政府，但它未放弃抵制制宪会议策
略。甘地忧心忡忡，他感到黑夜茫茫，看不到一线光明，50年来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真
理、仁爱、非暴力原则看来已失去他所赋予的意义。
1947年新年伊始，穆斯林领袖们要求分治，不少英国人也对此表示同情。甘地认为印
度各族人民及其宗教信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块经纬交错的东方地毯不可分割，
他决心为维护统一贡献余热。这一次，他准备像古代印度贤哲一样，游说四方，祈求神明拯
救印度。
1947年1月至3月，甘地在孟加拉的各地苦行游说，前后行程185公里，走访47个乡
村。3月4日转往比哈尔各地，4月1日回德里。
甘地每次抵达一村庄后，首先走进一间茅屋，当然最好是穆斯林居住的茅舍，请求主人
予以款待，如遭拒绝就找下家。如果大家都不接待他，他就到树荫下歇脚。甘地依靠村民施
舍的水果、蔬菜、山羊奶和椰子汁等度日。
甘地每天凌晨2点起床，诵读《薄伽梵歌》，然后进行晨祷。之后，他蹲在地上，用铅
笔书写回信。据说他的每一支铅笔一直要使用到手握不住笔头才肯扔掉，因为在他眼里，铅
笔是某个兄弟的劳动成果，如果浪费它，意味着对别人劳动成果的无动于衷。每天清晨同一
时刻，他饮用掺盐凉水，清洗肠壁，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因为甘地热衷于自然疗法，他相信
这有助于消灭肠内毒素。及至日出，甘地便走出茅屋，边散步边和村民们会晤交谈。
甘地的若行游说不仅仅致力于消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隔阂，呼吁他们和睦相处，而且
他还相机行事，涉及更广泛的内容。对他来说，印度是由广大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农村
组成，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印度农村。他殷切期望新生的印度深深植根于广大农村，为此必须
使它们摆脱陈规陋习，诸如要注意饮水卫生，讲究个人卫生，利用日光浴，建造公共厕所等
等。每晚他还要举行祈祷大会，同时邀请穆斯林参加。有时晚祷会上愤怒和不满的叫声震耳
欲聋，甘地不得不双手塞耳，但他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和控制局势的能力。晚祷会上，他先读
《薄伽梵歌》，然后有意识地背诵几段《可兰经》经文，会上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问。多年
来晚祷会已成为他与群众交流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晚祷会的话题除宗教仪式外可以说无所
不包。在这里，甘地曾宣传过糙米的营养价值，抨击过原子弹罪恶，畅谈过《薄伽梵歌》的
壮美，也讨论过禁欲的深义，鞭挞过近代文明的罪恶，宣传过真理与非暴力学说。
甘地每天的讲话，经过各种途径传遍印度各地。
启程奔向另一村庄时，往往是甘地在前面疾走，后面紧随一帮信徒，抵达目的地时，甘
地赤裸的双脚已鲜血淋漓。几十年来，为实现印度的民族解放事业，甘地拖着这双伤痕累累
的双脚，走遍印度各地的偏僻地区，巡视成千上万的农村，穿行在肮脏不堪的麻疯病人和衣
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贫民窟中。
甘地的执著、认真，令他的国大党同志不能苟同。一向认为甘地做事不分轻重缓急的尼
赫鲁谈起他敬爱领袖的巡视活动时说，甘地弄错了事情，他希望在伤口上敷点药膏就能医治
整个印度的躯体，而不愿诊出引起疾病的原因。
当甘地正在印度各地为平息冲突奔走呼号，为医治裂痕清洗创口的时候，印度的政治局
势迅速变化，整个国家的分治已日益迫切。
1947年2月20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宣称它的明确愿望：不迟于1947年6月，把
权力转移给负责的印度人手里。
3月，刚刚卸任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统帅蒙巴顿继任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这位声名卓
著、仪表轩昂的海军上将的使命是尽快地安排英国撤离印度，以免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
蒙巴顿计划是与印度3位主要领导人进行单独谈判。如达不成协议，他将让印度分治。
他首先会晤了身为英属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他们两人很快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意
见，即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分治印度必将导致一场悲剧。
新任总督要实施他的计划，必须取得甘地同意，他认为，甘地虽然未在临时政府和国大
党内任职，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却影响和支配着国大党的政策。而且，甘地在分治问题上态度
坚决，他曾说过只要一息尚存，决不同意分治，所以蒙巴顿早在登基大典之前，就亲自致函
甘地，邀他前来会晤，还主动向甘地表示，愿派专用飞机把他从比哈尔省接到德里。甘地婉
言拒绝“年轻人”的盛情，表示愿像平常一样乘着三等硬座车厢旅行。
1947年3月31日甘地与蒙巴顿的第一次会晤历时2小时，虽未取得重大成果，但双方
建立了亲切友好的关系。
甘地第2次觐见蒙巴顿时，初夏时节的德里已炎热逼人。当甘地骤然从骄阳似火的外面
走进凉爽宜人的蒙巴顿办公室时，顿时冻得浑身发抖，蒙巴顿不得不关闭空调，并取来一件
宽大的皇家海军粗呢绒衫披在瑟瑟颤抖的甘地身上。
蒙巴顿早已耳闻甘地是位桀骜不驯的对手，知道他工于心计，极善使对手陷入被动，同
时又精于使用变幻莫测的思维方式，使谈判的对手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因此，当蒙巴顿开
始同甘地正式谈判时，难免心怀戒惧。他向甘地指出，英国历来的政策是决不屈从武力，但
是鉴于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已取得胜利，英国现已决定撤离印度，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甘地强调指出，“重要的是，请您不要分裂印度，即使这一拒绝会招致一场血战。”
蒙巴顿说：“分治乃是我打算采取的最后一步棋，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
“您可以把整个印度送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能分裂印度，请您委托真纳及其同僚组成政
府，把英国的主权移交给他们。”
蒙巴顿为甘地的此种建议惊愕不已。他心情不安地问：
“您根据什么理由认为，您的党会接受这项建议呢？”
“因为国大党首先希望避免分治。”
在蒙巴顿看来，甘地的建议纯属空想，但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为尽快从印度脱身，他
也准备试一下这种可能性。蒙巴顿最后说：“如果您能正式保证，国大党确实打算批准这项
方案，同时准备诚心诚意地通力协作使之付诸实施，那么我也担保将予以答复。”
甘地从沙发上跳起：“我完全是肺腑之言，如果您同意此项决定，我打算周游印度各
地，说服人民接受这项方案。”
数天之后，甘地召集国大党的领袖们到他栖身的一处“贱民”区的破房子里开会，他试
图说服这些由他一手培养并安置在领导岗位的国大党现任领袖。
虽然甘地再三呼吁，费尽口舌，始终未能说服尼赫鲁以及国大党的其他负责人。这些
25年来始终不渝拥戴甘地，为他的事业脱掉西装，身着土布，手摇纺车，解救“贱民”，
并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昔日同志，虽然过去有过分歧，但共同的斗争曾使这一切分歧退居次
要。而今在独立已成为现实，政权唾手可得之时，甘地要他们把胜利成果让给对手，是无论
如何难得被说服的。因此甘地与他们之间再次出现严重裂痕。
最后甘地只好无可奈何地动身前去告诉蒙巴顿这一结果。
实际上，当时操纵着印度命运的最关键人物是那位多年来为维护印度穆斯林利益坚韧不
拔的人物真纳。1947年4月上旬，总督和真纳共进行了6轮关键性会晤，在这些决定印度
命运的会晤中，无论蒙巴顿怎样善于雄辩，工于心计，都丝毫未能打动对方建立巴基斯坦国
的决心。
真纳认为，印度目前已超越讨价还价的阶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快解决巴基斯坦问
题，他对蒙巴顿表示：此项手术一旦结束，动乱即告终止，两国从此将和睦相处，就像两兄
弟为对家父遗产分配不均而打官司一样，法院判决2年之后，一定又会重归于好，亲密无
间。他还进一步强调，印度从未形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国家，它不过是在地图上以一个国家的
形式出现而已，而印度穆斯林构成一个国家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它拥有自己的文化、文
明、语言、文学、艺术、建筑、法律、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历法以及明显的历史和传统特
征。
他提出，为了建立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国家，穆斯林居大多数的省份必须全归巴基斯坦。
在这些问题上，真纳的态度十分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
4月11日，蒙巴顿和同僚一起研究分析了时局，便起草分治印度方案。他很快召集了
英属印度11个省督，向他们介绍了分治计划的概况，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下一步的问题是争取国大党的同意。甘地显然对分治计划满怀忧虑，但是情况表明，他
已不能对国大党领袖们发生作用，一般的国大党领袖认为分治虽令人痛心，但还是愿意选择
分治换取独立。此时最为难的是尼赫鲁。尼赫鲁对甘地非常尊重，圣雄在良心深处对他的呼
唤不可等闲视之，再说他也本能地反对分治；但理性又告诉他，分治乃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最后，蒙巴顿的分治计划得到尼赫鲁及国大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1947年5月2日，
蒙巴顿的助手伊斯梅前往伦敦呈送印度分治方案，交由国王陛下政府批准。蒙巴顿向印度领
导人宣布，将在5月17日，当他返回德里后，向他们公布解决方案。
方案送抵伦敦后，蒙巴顿邀尼赫鲁去西姆拉作客并向他透露了方案副本。尼赫鲁研究过
方案后，立即致函蒙巴顿，认为这一方案给人一种制造分裂，孕育冲突和混乱的强烈印象，
因而它必然会遭到国大党的严厉谴责和断然拒绝。
最后尼赫鲁和蒙巴顿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删去了一些条款，赋予11个省份和各王公土
邦唯一的选择：或者与印度合并，或者加入巴基斯坦。磋商完毕，蒙巴顿指令火速起草一份
新的印度独立方案，其基本精神不变——分治印度，责任要由印度人承担。
5月对于甘地是一段苦难的日子，印度分治已成定局。可是国大党的同志们不顾他再三
呼吁，已接受了分治作为换取独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使甘地神情沮丧，心灰意冷。甘地
第一次对自己失去信心，担心人民将不会与他一道前进。
5月8日，甘地致函蒙巴顿，希望英国人不要分裂印度，并认为任何情况下瓜分孟加拉
和旁遮普都是错误的。同时提出英国不应交权于土邦，以造成其独立，而应还政于国家等
11点要求。
6月1日，总督从伦敦回到德里，决定命运的时刻即将来临，全国的空气再度紧张。2
日，蒙巴顿召开印度各领袖的圆桌会议，为了防止把会议变成一场讨论，蒙巴顿独揽了会议
的发言权。他向与会者叙述了自己临危受命的来龙去脉，扼要阐述了方案的要点，并只给与
会者一天的考虑时间。
为防止甘地在这一关键时刻挫败他的方案，6月2日中午12点30分，即在圆桌会议结
束后的1个半小时，总督在办公室约见甘地。这天正是甘地静默日，当蒙巴顿叙述完方案
后，甘地从“拖地”的下摆里掏出一团破旧信封和一支短得可怜的铅笔头。甘地舔舔铅笔
心，开始书写答复，他写满了5张信封的背面，大意是：“我为不能和您谈话感到难过，当
我决定每周一静默时，我规定必遇下列两种情况方可破戒：一是与主要人物商谈紧急要事，
二是医治病人，我心里明白，今天您不希望我打破静默，但我有一二件事需秉告于您，然而
今天不宜交谈，如有机会，来日再谈。”写完之后，甘地起身离去，这意味着他暂时保持沉
默。
6月3日，各派领袖集会，再三表明他们赞成分治的态度。当日晚上，总督蒙巴顿和各
教派代表走进新德里广播电台播音室，向各自代表的人民宣布，印度已划分为2个独立的主
权国家。
6月4日，甘地准备在当天晚上的晚祷会上公开谴责分治方案，蒙巴顿得悉这一消息，
急忙派特使前往甘地处，邀他前来觐见。
蒙巴顿使出浑身解数，力图说服甘地相信蒙巴顿方案的精神也合乎甘地一直主张的让印
度人民自由选择的思想。因为方案规定，由各省人民选举产生的省议会将仲裁每个省的前途
问题，各省议会举行投票，决定本省加入印度或与巴基斯坦合并。甘地听了似有所动。
在当日的晚祷会上，面对水泥平台前摩肩接踵前来聆听他发表反对分治方案宣战书的听
众，甘地没有发表任何谴责言论，在独立前夕、分治在即的非常时期，甘地表现了极大的冷
静与理智。当有人向甘地提出疑问，他是否坚持原来的立场而再一次绝食时，甘地表示，他
现在不能听任何人的指使来绝食。这种绝食不是随心所欲的，也是完全不需要的。不能因愤
怒而绝食，愤怒仅次于疯狂，除非来自神谕。他是国家的公仆，因此也是国大党的仆人，不
能因为国大党的主张与他不同就绝食，他必须冷静观察，再作行动。他表示愿和真纳前往乱
区。他请求参加晚祷会的听众们和那些批评家，宽恕国大党，宽恕穆盟，宽恕他自己。
由于分治，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种意见和想法包围了甘地。有不少人对分治不满而
迁怒于甘地，认为正是甘地迁就真纳，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也有不少人拿甘地曾经说过的一
些前后矛盾的话，质问甘地，认为他现已软化，向虚伪低头。6月9日，甘地用书面文告，
说明他为何不积极反对国大党接受新的分治方案的原因。他说：“我得坦率承认，我已成为
或已被认为是落伍的人物了。我们都忘记了过去30年的教训，我们也忘记了唯有真理可胜
过虚伪，非暴力才能战胜暴力；坚韧可以克服浮躁；冷静可以镇压激动。我们已开始畏惧自
己的影子了。很多人请我来领导反抗，但除了反抗一事外，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一点是相同
的，他们的反抗动机和我完全不同。爱与恨怎能合作呢？”他安慰人们不要悲伤，不必恐
惧，因为没有人能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和地位。
国大党全印委员会6月14日～15日在德里举行会议，讨论6月3日的分治方案。会上
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土邦问题。会议作出决议，不准许印度任何一个土邦有宣布脱离印度
独立的权力。甘地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认为，不过问土邦的时代已经过去，独立来临之际，
任何不顾整个印度利益，不顾人民意愿的土邦王公们将得不到允许。会议在审议通过6月3
日分治方案时，赞成与反对的人意见尖锐对立，争执不休。甘地力劝大会接受分治。他说，
既然主席和工作委员会已同意，我劝大家必须通盘考虑，慎重行事，不要轻易否决。因为接
受与否，不只取决于国大党一方，还有英国、穆盟，在各方已接受方案时，国大党却反悔，
显然不当。最后，大会批准了工作委员会决议。
此一时期，甘地不断接受来访者，回答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疑问、误解和谴责，安抚他们
的担心，并不断撰文著述和利用晚祷会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还亲自前往难民区。
6月29日，甘地写《权利与义务》一文，在论及印穆关系时，他说，印度教徒对于信
奉伊斯兰教的邻居的义务就是要和他交朋友，欢乐同享，患难与共，只有这样做，他才能有
权希望得到穆斯林朋友的善待。假如在一个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村里，只有少数穆斯林杂居其
间，那么，这多数的居民就有义务特别善待异教邻居，让他们感到并不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
受歧视。然后，印度教徒才有权希望作穆斯林的朋友，在遇到困难时得到他们的通力合作。
至于王公和人民，也应遵守同样的原则。王公的义务是作人民的仆人，他们不应凭外国政府
所赋予的权势来统治，不应依仗刀剑来统治。他们应以服务为权利，以最高的智慧来治理。
假如王公们不能履行此一简单的基本义务，则老百姓不仅不必服从，而且有义务反抗暴政。
但如用谋杀或强取豪夺的方式履行反抗的权利，那便是犯罪。唯有经过非暴力与不合作的精
神力量，才是实践上述理论的力量。
7月4日，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独立法案并明确规定：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自治
领将分别独立。届时，英国政府将放弃英属印度政府任何领土上所负责任及国会在两个自治
领内的管制。同时，英国在印度土邦及边远地区的最高权利，也予放弃。
随着独立与分治临近，各种不祥之兆开始大量出现。在印度全国管理上堪称首屈一指的
旁遮普省，悲惨事件开始露头。全省的公路和铁路运输已失去安全保障，暗杀和洗劫浪潮席
卷拉合尔城。由于土著警察多开小差，维持治安的只是少数英国警察。
就在国大党发布指示，准备在8月15日那天关闭所有屠宰场，全国电影院免费开放，
各地学校为学生发放糖果和纪念章的同时，恐怖组织也发出行动指令。如旁遮普刑事调查部
获悉，一小群锡克族的极端分子，已与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组织串通一气，准备联手
采取恐怖行动。锡克人担任炸毁开往巴基斯坦的专用列车的任务，印度教徒则乔装成穆斯
林，潜入卡拉奇城，埋伏在8月14日真纳乘车离开国民议会前往官邸的沿途，伺机刺杀巴
基斯坦之父——真纳。
在人口稠密、管理混乱，素以血腥和恐怖事件著称的加尔各答城，前景更是不妙。这里
的街头巷尾除了往昔的肮脏、贫穷和悲惨外，到处充满了血腥与恐怖的幽灵。1年前的大屠
杀使这里的宗教仇恨愈演愈烈，此刻双方正摩拳擦掌，随时准备血洗这座拥有250万人口的
印度古城。如果加尔各答发生骚乱事件，将会引起一场血流成河的大屠杀。
还有最易引发巨澜的秘密尚未揭开，这就是旁遮普和孟加拉最后的边界划分。8月13
日，这一结果已送至总督府，但为了防止在8月15日这天引发灾难性事件，总督吩咐下
属，在8月16日之前实行严格保密。
为了对付如箭在弦的暴力和流血事件，蒙巴顿在旁遮普已派遣部队增援，同时发布48
小时宵禁令，还决定建立一支由55000人组成的特种部队。但是，如何遏制加尔各答可能爆
发的疯狂暴力行为，蒙巴顿无计可施。最后，他灵机一动，找到了他认为唯一有效的武器。
7月底，蒙巴顿会晤甘地，希望他能发挥他个人的威望和非暴力学说，遏制可能出现的大屠
杀。他解释说，在旁遮普军队的支持下，他尚可控制该省的局势，但如果加尔各答发生骚
乱，整个城市将会化为灰烬。除蒙巴顿外，当时的孟加拉省省长、穆斯林领导人赛义德·苏
拉瓦尔蒂也前来向甘地求援。
甘地早已预见印度独立时会有一场大规模灾难性事件发生，而绝不可能像兄弟俩分家产
那样分手道别，所以他已打定主意，在印度独立的日子里进行祈祷、纺线，并在位于孟加拉
南部的诺阿卡利县惶恐不安的少数族居民中绝食。就在甘地准备动身前往诺阿卡利县的前一
日，苏拉瓦尔蒂急冲冲地赶来见甘地，恳求甘地不要抛弃加尔各答。他表示现在唯有甘地能
拯救加尔各答，平息时刻威胁该城的强大怒潮与燎原烈火。
为了群众的利益，甘地历来不惜冒险甚至贡献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欣然同意留在加尔各
答，但他也提出两项条件：首先，苏拉瓦尔蒂必须向诺阿卡利县居多数的穆斯林作出庄严保
证，绝对保证印度教居民的生命安全。如果有一名印度教徒遭到杀害，甘地将绝食至死；第
二，苏拉瓦尔蒂必须日夜和甘地住在一起，生活在加尔各答城最肮脏不堪的贫民窟中心，同
时不带任何武器和保镖。在贫民窟内，两人一起用生命作抵押，以换取加尔各答城的平静。
1947年8月13日下午，甘地来到加尔各答印穆杂居的乱区贝利亚加达大街，下榻在一
处穆斯林的老宅——海达利公馆，据说该屋的主人是在去年的血洗中被印度教徒所杀。这里
年久失修，已成虫蛇、蟑螂出没之地。
印度教徒对甘地寄居穆斯林居所十分震怒，他们聚在甘地的房子外高声抗议，有些年轻
人还厉声质问甘地为什么去年印度教徒遭屠杀时他不出来，而现在却要保护穆斯林。甘地出
门时，也经常有人向他投掷石头与砖块。
甘地极善驾驭群众情绪，他时而声色俱厉，咄咄逼人；时而缄默不语，以不变应万变。
初到贝利亚加达大街时，群众围在车外投掷石头、砖块，甘地索性打开车门，面对示威群众
高喊：“你们恨我？好吧，我来了。我是为捍卫印度教徒，也是为捍卫穆斯林而来！你们有
权反对我，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我的一生也快到头了，我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但
是，与其看着你们陷入疯狂中，还不如我马上死去。”领袖的威仪使人们的急躁情绪逐渐缓
和下来，而后，他便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地进行说服疏导工作，暴怒不安和惊恐万状的人都
能从他温和、质朴而饱含真知灼见的语言和大慈大悲的胸怀中，感受到宁静与慰藉。
8月14日，在真纳参加巴基斯坦成立的盛大庆典时，加尔各答没有出事，甘地住处周
围尤为平静。甘地像平常一样在为印度祈祷。下午5时，甘地骨瘦如柴的身影在他的两根
“拐杖”——侄孙女摩奴与阿巴的左右搀扶下，出现在海达利公馆门口，参加每日一次的晚
祷。
独立和分治前夜的最后一次祈祷活动盛况空前。这是甘地在充满仇恨的加尔各答举行的
首次群众祈祷活动，前来参加者达1万人之众。甘地在会上宣布：“从明天起，我们将摆脱
大不列颠的桎梏，但是从今日子夜起，印度将一分为二，喜庆之时也是痛苦的日子。”“如
果加尔各答恢复理智，维持手足之情，那么整个印度也许能得救。但如果兄弟残杀的战火蔓
延到全国，我们刚刚获得的自击将不复存在。”他表示他本人不参加独立庆祝活动。在他看
来，虽然祖国独立值得庆幸，但国家分治，兄弟相残，人民缺衣少食，领袖殚精竭虑之时，
应该向人民忏悔，向神祈祷。他要求他的弟子们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同他一样为印度
的解放绝食24小时，并且祈祷、纺纱。
8月14日午夜时分，苦难深重的印度终于挣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宣告独立。在这庄
严的时刻，印度议会代表团正式进驻新德里王宫，接替政权。卜纳沙德以新的立法议会主席
资格，郑重邀请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出任独立印度的第一任总督。新总理尼赫鲁对全国
发表划时代的演说：“多年以前，我们曾相信命运，如今命运注定的时刻已经来临。午夜时
分，当世界正在酣睡之中，印度奋起获得了新生和自由。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时刻业已来临，
这正是我们告别旧世界，迈向新世纪，宣告结束一个旧时代，一个长期备受压抑的民族心灵
获得解放的伟大时刻。”在这历史性的讲话中，尼赫鲁代表全印人民表达了对甘地的崇高敬
意：“在今天，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自由的缔造者，我们的国父。他弘扬了印度立国
的传统精神，高擎着自由的火炬，驱散了四周的黑暗。我们时常不配作他的追随者，违背他
的指示，但不只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均将铭记国父的指示，铭记这个伟人，他的信心与力
量、勇敢与仁爱的精神。我们将决不让自由之火熄灭！”
在印度举国上下庆祝独立与新生的历史性夜晚，独立印度的缔造者，在他终身为之奋斗
的理想实现的时刻，却孤独地躺在海达利公馆地上的草席上沉睡。
8月15日，加尔各答市民川流不息、成群结队地来到海达利公馆，向他们的国父表示
由衷的敬意。但甘地却不愿抛头露面。当政府宣传广播部派员来进行录音访问时，他表示自
己无话可说。随后英国广播公司来人要求甘地向世界听众讲话，他希望来人忘记他是懂英文
的，他将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他对祖国新生的祝愿：绝食、纺纱、祈祷。祈求神灵保佑正深陷
苦海的人民。
独立之夜，灾难事件首先在古城拉合尔发生，大规模的仇杀开始在旁遮普全省蔓延。蒙
巴顿为维持旁遮普秩序而建的55000人的别动队紧急出动，却只见成片的尸体和熊熊燃烧的
火焰。首都德里和孟买东南的浦那城，也开始出现了威胁、恐吓和骚乱，一些狂热的极端分
子还发誓要为印度复仇，铲除甘地。
独立之夜的加尔各答却出奇地平静。由于甘地的祈祷，暴力之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智
与宽容，24小时前还准备互相切断对方喉管的狂热分子一起上街游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女人和孩子互赠甜食。
甘地丝毫没有陶醉于暂时的胜利，他在公馆里一边手摇纺车，一边接待前来会见他的各
色人等。这天下午，有3万人赶来参加晚祷会。甘地坐在临时设置在一片空地上的木制讲坛
上讲话。他高度赞扬和感谢众人在加尔各答所表现出的理智与宽容，也希望大众再接再励，
成为全国的榜样。晚祷会后，甘地与苏拉瓦尔蒂乘坐陈旧的雪佛莱汽车绕城一周，亲眼目睹
了人民庆祝节日与印穆亲善的真实情形。8月16日，甘地以《奇迹或偶然》为题，发表重
要社论，阐释加尔各答的奇迹是因为“喝过仇恨之酒，再接受了友爱的甘露，将更应珍视这
来之不易的胜利”。
16日，揭开新国家边界走向的时刻来临。这天清晨，蒙巴顿把新的边界走向结果交给
了双方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列雅格林·阿里汗。新边界的公布乃成为各种悲惨事件
总爆发的引火线，各种难以想象的过火行为顷刻之间在这两个新生的国家爆发出来，印度北
部为之陷入了一场持续一个半月的疯狂厮杀和混乱之中，到处是少数袭击多数，报复报之以
反报复。政府对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警察部队瓦解了，行政机构的权威消失了，它们甚至
不能指望部队效忠。滥杀造成50万无辜平民丧生，不到半年，从印巴两自治领相互逃亡的
人数达1200万之多，这次空前的逃难造成的难民比“二战”造成的流离失所者还要多4倍。
发表于 @2004年03月21日 9:09 PM |评论 (0)
甘地传9
1945年下半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极大变化。反法西斯战争
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秩序，推动了战后世界的进步。英国虽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却元气大
丧，维持其庞大殖民统治的基础受到了严重削弱，经过反法西斯战争考验的一大批国家民族
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各地冲击着英国的殖民统治。
同时，随着战争胜利的来临，印度国内的革命形势也日益成熟。1945年下半年起，罢
工运动更趋活跃，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都转入了斗争。农民斗争也开始活跃，并以各种
形式表现出来，差不多蔓延到印度所有省份。军队也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与骚动情绪。印度民
族资产阶级政党经过20～30年代的政治斗争锻炼，影响强大且日益成熟。
长期经受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冲击，至今心有余悸的殖民政府在新形势下不得不改弦易
辙，加快了它的非殖民化过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面临工农运动强大威胁的情况下，也急
于通过与殖民当局的合作来解决印度的独立问题。
1945年6月14日，印度总督魏菲尔发表广播讲话，表明了英国的立场。其要点是：①
英国政府不能将一个自治机构强加给印度，新宪法由印度自拟。同时政府将竭尽所能根据现
行制度，与印度人民及各教派合作；②中央政务会议（行政议会）即将改组，除总督及统帅
外，所有其他委员均由印度人士担任，印度政治领袖、印度教及穆盟领袖各占三分之一，外
交部长及国外代表也考虑由印度人充任；③总督准备立即召集会议，以便改组行政议会，会
中将由各党领袖、各省现任及前任首席部长提出政务委员会参考名单；④中央合作，各省自
当推行责任政府制。
25日，改组行政议会的筹备会议由总督主持在西姆拉举行。国大党的活动家中，除甘
地外，有尼赫鲁、帕迭尔，他们是刚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尽管真纳认为国大党只能代表印度
教派，坚决反对国大党穆斯林代表出席会议，但阿萨德还是应邀出席了西姆拉会议。甘地没
有参加会议，他主要在会外指示。
出席会议的各派代表依总督建议，提出了组成政务委员会人选的参考名单。国大党坚持
其名单中要包含2名国大党藉穆斯林的代表，即萧克·阿里与阿萨德。真纳则要求议会中的
穆斯林成员都必须由穆斯林联盟提名。双方立场不可调和，使会议再陷破裂。
1945年7月26日，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的丘吉尔保守党政府因漠视
人民进步要求与顽固坚持帝国主义政策而被主张改革的工党政府取代。工党政府针对新形势
下殖民统治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的现实情况，决定加快推行英帝国非殖民地计划，他们认为
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从印度开始。
8月21日，英国政府宣布印度中央与地方议会选举将于1945年～1946年冬季举行。9
月19日，新任首相艾德礼发表广播讲话：一旦印度选举完毕，经与各方代表磋商后，英国
将尽速促成印度的制宪机构，使其立即考虑英印关系的最后安排，同时希望政务委员会早日
建成。
9月18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孟买会议通过决议：主张由民选的制宪会议制定能为
各方所接受的印度宪法。印度应组成联邦，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权制，人民的基本权利应列专
章载入宪法。
11月10日，总督韦维尔约见甘地，他希望利用甘地的威信和非暴力主张，协助英国人
解决印度问题，以保证英国政权平安地移交给以国大党为主的资产阶级手中，防止爆发内战
以避免英国在印度泥足深陷。
甘地为“不辱使命”，立即开始在各地旅行演讲，宣传他的非暴力主张和社会政治观，
既为防止独立时刻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宗教冲突与流血事件，也为防止工人阶级暴力斗争的发
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针对当时共产党与社会党十分活跃的形势，甘地竭力宣传自己不同于社会主义者的社会
政治思想：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说如果他们执政，就可以强迫平等；依我的计划，国家
应照着人民的意志行事，而不是强迫人民屈服于国家的意志。我劝人民接受我的主张，用爱
胜恨，用非暴力求得经济平等。我并不需要等到整个社会都接受了我的主张才开始实行，我
自己首先来作。我并不认为假如我有50辆汽车、1000亩土地便不能作到经济平等，我可以
使自己的财产减到与穷人相等，这便是过去50多年我所努力的。
针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人类又面临原子弹威胁，非暴力再次面临挑战的情形，甘地仍
表示他对“非暴力”坚信不疑。“在真理与非暴力面前，原子弹不发生丝毫作用，而且二者
间截然不同。一个代表道德的精神力量，一个代表纯物质的力量。要比较他们之间的优越
性，就看到何者能达到有价值的目的，精神力量是进步、无止境的。它的发扬可使举世无
敌。同时这种力量存在于每一男女老幼身上，不分肤色，不过有的是潜伏着，只需加以适当
训练，便能奋发。我们如果不承认真理，不实现真理，就难逃自我毁灭。”
印度独立的曙光在现，令甘地精力充沛，情绪高昂。他不仅不辞辛劳，往返各地演讲，
鼓吹非暴力，而且还不时激发印度人民的生活热情。他一再说他能活到125岁。他解释道，
人类的身体是为了服务而不是为了享乐而存在的。生活愉快的秘诀就在为而不有，为而不有
便是生活。享乐加速死亡。所以人如服务而不计收获，便有权且应能活到125岁。这样的生
命应该是完全贡献于服务，为而不有所获的至乐来自内涵，所以非任何人所能剥夺，因此便
没有忧伤与苦恼。如果不是这样，长寿实不可能，即使可能，也不值一文。
1946年，印度各地饥馑肆虐，由于严重粮荒及医疗设备的缺乏，印度的死亡人数大
增。甘地亲临灾区安抚民心，推广他在南非所实验过的自然疗法，并正式在乌诺里创办一所
自然疗养院，亲自指导。他要人们注意吸收新鲜空气，保持户外睡眠和正确睡姿，注意讲究
卫生，保持房屋、厨房、厕所以及周围环境的清洁整齐。
甘地不愧为印度各种苦行先知中的典型代表。为促进解救“贱民”工作，从1946年3
月起，他决定无论到哪里，都将尽量住进“贱民”区。为此他特在3月31日的《哈里真
报》上发表文章，说明他此举的动机。他说自己曾多次讲过要自视为“贱民”，但一直未能
以身作则，言行相符。听说古吉拉特和卡拉底西处的“贱民”只有一口水井、一座庙的消
息，他深为所动而决定住进“贱民”区。他希望这样能起到榜样，让全社会都善待“贱民”。
甘地的行动遭到一些印度教徒的不满。4月1日，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准备住进“贱
民”区，当日便有50多人手举黑旗，叫着反国大党的口号，向甘地投掷石子，试图阻止甘
地。甘地不为所动，还是毅然搬进了一间仅容一人活动的陋室。服务人员只得在室外另搭帐
篷。不过，甘地并不认为这样就算与“贱民”同甘共苦了，因为他清楚这里是特意整理过
的，而一般的“贱民”区则还要糟糕得多，所以他希望将来可以随意住进任何“贱民”区。
1946年2月，发生了孟买水兵起义。鉴于印度反帝斗争日趋高涨，英国政府决定尽快
给予印度以自由独立，以免夜长梦多。它立即派出由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勋爵、商务大臣克
里浦斯和海军大臣阿·维·亚历山大先生组成的一个内阁大臣特别使团前往印度，和印度政
治领袖讨论关于建立一个制宪机构和产生一个有主要政治党派支持的行政议会的事宜。3月
底，这一使团已抵印。4月，代表团将与各方领袖在新德里共商此事。全国人民正翘首盼望
这一时刻，世界人民也都关注着这一重大行动。
4月中下旬，甘地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与内阁代表团连续举行会议，但未达成协
议，预定留待第二次西姆拉会议中商榷。
4月29日，甘地以《独立》为题撰文，展示了他对独立的理解：独立应该是政治的经
济的和道德的独立。政治的独立是必须撤走任何形式的英属管制；经济的独立是不再受英国
的资本和资本家的剥削，包括印度的合伙人在内。换言之，最卑鄙的应该与最高贵的平等。
这只有资本家以其技术与资本和最贫弱的人共享才能办到；道德的独立是必须取消国防军。
“我的人间天国不允许以印度兵代替英国兵，国家如靠军队保护，国民的道德决不会好。如
果内阁代表团是来推销货物的，印度便应当抉择。如想变成军国主义，则多年以后，印度可
能成为第五大强国，而毫无贡献于世界。如果选择以非暴力为政策，则终必能成为世界第一
等的国家，且能以其首创的自由，拯救世上其他被压迫民族。”
1946年4月27日，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爵士要求国大党与穆盟各派4名代表出席与内
阁代表及总督的谈判。国大党派出了以阿萨德、尼赫鲁、迦法罕及帕迭尔组成的谈判阵容。
甘地应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和内阁使团的邀请参与了西姆拉会外协商。这次会谈和以往各次会
议一样，因印度两大政党无法达成协调而破裂。最后英国代表团于5月16日宣布了他们自
己的方案，提议以建立印度教徒区和穆斯林区作为和解的基础。这个方案要点是：英属印度
各省组成联邦政府，掌管外交、国防、交通与财政，各省享有完全的自治，掌管除联邦权利
以外的一切事务。印度教占多数的省区组成印度教联区，穆斯林占多数的省区则组成穆斯林
区。各省完全自治和基于联区组织的规定意味着给予穆盟以“巴基斯坦”之实。
对制宪机构的选举机构规定也是以教派划分为基础，每一个省立法议会的议员分成3个
主要教派组成的集团，按一定比例，选举他们自己参加制宪机构的代表。
至于印度各土邦，当新宪法生效时，英国政府将停止实施最高权力。这样，在法律上土
邦可以自由加入印度联邦或保留他们的分散、独立状态。
甘地当然理解这份方案的实质，不过他内心清楚，由于教派冲突及英国殖民者长期统治
造成的后遗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只要双方尚能保持在统一的民族国家之内，他准备接受
并努力维持这种局面。所以，他虽不满于该方案，却认为该方案是当时形势下“英国所能提
出的最好方案”。他表示理解英国的苦心经营，认为方案起草者并非草率从事，而且主观上
也是想撤走时留下一个团结的印度。甘地积极呼吁各党各派能赞成这一计划。
6月初，穆盟表示同意调查团的方案，并宣布了它将根据已提出的条件参加临时政府的
决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经讨论研究，也于6月26日由主席致函总督，表示决定参加拟议
中的制宪会议，同时希望能尽早成立过渡时期的政府。29日，当甘地赶火车前往浦那时，
有人预先埋好炸弹想置甘地于死地，结果机车受损，甘地则无事，这是甘地第7次幸免于难。
在浦那作短暂停留后，甘地赶往孟买参加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对6月26日德里决议的表
决。这次会议上左派势力对决议强烈反对。甘地在会中致辞，尽力说明参加制宪会议是唯一
正确抉择，尽管建议中的制宪会议并非代表人民的国会，有许多缺点，但是作为久经考验的
战士，不应求全责备，应该有勇气接受挑战而不是消极拒绝。
7月7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以204票对51票批准工作委员会所已采取的步骤。
随着独立临近，一些人的私欲急剧膨胀，开始为在未来的政府中捞一官半职而挖空心
思。许多人写信给甘地，要求被提名竞选为议员。甘地公开撰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
这是一种病态现象，他提醒人们切莫对他的影响力存在丝毫的期望。他指出：以为这样的选
举含有教派斗争的意义，是错误的想法；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制宪会议的议员，也是错误
的想法；认为只要能作工人运动的人就可以把握一个服务的岗位，而且是很光荣的服务，这
也是很错误的想法；希望借此赚钱生活，那更是荒谬的想法。制宪会议的议员们至少要了解
各国的宪法和议会政府，特别是要懂得印度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立法。倘以为只要争到一个席
位，那才是真正的服务，便是低劣的念头，真正的服务是在议会以外。
这一时期，甘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阐述他对国际时局和印度独立问题的看法及他
的非暴力理想。
内阁使团的计划曾为各党派接受，因而制宪议会的选举于1946年7月在全印举行。在
210个“一般人”的席位中，国大党获198席，在78个穆斯林席位中，穆斯林联盟获得73
席。另外的若干席位被国大党所提名的人和国大党的同盟者所获得。这种情况使真纳大吃一
惊。7月29日，穆斯林联盟决定撤消对内阁使团计划的同意，同时准备“借助于直接行动
来建立巴基斯坦”，并决定以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
8月16日，一场空前规模的仇杀事件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发生了。事件发生在加
尔各答城，持续24小时之久，殖民政府听任其发展，没有警察出来维持秩序，甚至连交通
警也消失了。加尔各答大屠杀时，诺阿卡利县也爆发了流血冲突，内战阴影笼罩在印度。甘
地深感愤怒，他即写下《暴力有何用途》的社论，谴责加尔各答的暴力行为。他说：暴行的
结果，只会延长英国的统治，英国人是要在印度和平的状态下，将政权交还给印度手里。假
如我们用得着英国的刀枪，他们是不会走的。就是他们走了，别的外国人也会取而代之……
假如每一次当英国人的刺刀亮出来，我们便得意扬扬地鼓噪，那便是大错特错了。无疑的，
有人是在这样做了。
我们必须要悬崖勒马……。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注意到局势的严重性，于8月27日至30日紧急讨论后通过决议，呼
吁大家尽力阻止暴乱，维护和平，要能宽容并忘记已有的痛苦，同时利用惨痛的教训，在最
近发生的不和关系中，重建教派间友善的关系。
9月2日，尼赫鲁组成了一个由国大党提名的临时政府，尼赫鲁任临时政府总理。在这
一历史性时期，甘地呼吁国人捐弃前嫌，要善待英国人。不论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是兄弟
手足，必须相亲相爱。同时，甘地对临时政府该作些什么事都一一予以指点，他认为临时政
府就职后所作的首先是取消盐税，其次是致力于教派间的亲善，其三是解放“贱民”，最后
便是土布运动。他特别强调自治以后的印度是推广土布运动的最好时机。他主张由政府禁止
机器布进口，并且不准设立新的机器织布厂。甘地也反对由政府来合营机器布厂，以免资本
家剥削工人。他认为机器布厂本身就是坏的东西，政府不应出资经营，政府应鼓励民间土
布，好让全国人民服用。他的这种观点无疑得不到新政府的拥护，甘地也意识到他的呼吁就
像是旷野的孤鸿，已难发挥作用，但他自己仍是坚信的。
临时政府成立后，穆斯林联盟在真纳领导下，没有参加制宪会议，也没有参加临时政
府，后来由于总督的从中调停，其代表于9月底加入临时政府，但它未放弃抵制制宪会议策
略。甘地忧心忡忡，他感到黑夜茫茫，看不到一线光明，50年来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真
理、仁爱、非暴力原则看来已失去他所赋予的意义。
1947年新年伊始，穆斯林领袖们要求分治，不少英国人也对此表示同情。甘地认为印
度各族人民及其宗教信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块经纬交错的东方地毯不可分割，
他决心为维护统一贡献余热。这一次，他准备像古代印度贤哲一样，游说四方，祈求神明拯
救印度。
1947年1月至3月，甘地在孟加拉的各地苦行游说，前后行程185公里，走访47个乡
村。3月4日转往比哈尔各地，4月1日回德里。
甘地每次抵达一村庄后，首先走进一间茅屋，当然最好是穆斯林居住的茅舍，请求主人
予以款待，如遭拒绝就找下家。如果大家都不接待他，他就到树荫下歇脚。甘地依靠村民施
舍的水果、蔬菜、山羊奶和椰子汁等度日。
甘地每天凌晨2点起床，诵读《薄伽梵歌》，然后进行晨祷。之后，他蹲在地上，用铅
笔书写回信。据说他的每一支铅笔一直要使用到手握不住笔头才肯扔掉，因为在他眼里，铅
笔是某个兄弟的劳动成果，如果浪费它，意味着对别人劳动成果的无动于衷。每天清晨同一
时刻，他饮用掺盐凉水，清洗肠壁，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因为甘地热衷于自然疗法，他相信
这有助于消灭肠内毒素。及至日出，甘地便走出茅屋，边散步边和村民们会晤交谈。
甘地的若行游说不仅仅致力于消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隔阂，呼吁他们和睦相处，而且
他还相机行事，涉及更广泛的内容。对他来说，印度是由广大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农村
组成，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印度农村。他殷切期望新生的印度深深植根于广大农村，为此必须
使它们摆脱陈规陋习，诸如要注意饮水卫生，讲究个人卫生，利用日光浴，建造公共厕所等
等。每晚他还要举行祈祷大会，同时邀请穆斯林参加。有时晚祷会上愤怒和不满的叫声震耳
欲聋，甘地不得不双手塞耳，但他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和控制局势的能力。晚祷会上，他先读
《薄伽梵歌》，然后有意识地背诵几段《可兰经》经文，会上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问。多年
来晚祷会已成为他与群众交流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晚祷会的话题除宗教仪式外可以说无所
不包。在这里，甘地曾宣传过糙米的营养价值，抨击过原子弹罪恶，畅谈过《薄伽梵歌》的
壮美，也讨论过禁欲的深义，鞭挞过近代文明的罪恶，宣传过真理与非暴力学说。
甘地每天的讲话，经过各种途径传遍印度各地。
启程奔向另一村庄时，往往是甘地在前面疾走，后面紧随一帮信徒，抵达目的地时，甘
地赤裸的双脚已鲜血淋漓。几十年来，为实现印度的民族解放事业，甘地拖着这双伤痕累累
的双脚，走遍印度各地的偏僻地区，巡视成千上万的农村，穿行在肮脏不堪的麻疯病人和衣
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贫民窟中。
甘地的执著、认真，令他的国大党同志不能苟同。一向认为甘地做事不分轻重缓急的尼
赫鲁谈起他敬爱领袖的巡视活动时说，甘地弄错了事情，他希望在伤口上敷点药膏就能医治
整个印度的躯体，而不愿诊出引起疾病的原因。
当甘地正在印度各地为平息冲突奔走呼号，为医治裂痕清洗创口的时候，印度的政治局
势迅速变化，整个国家的分治已日益迫切。
1947年2月20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宣称它的明确愿望：不迟于1947年6月，把
权力转移给负责的印度人手里。
3月，刚刚卸任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统帅蒙巴顿继任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这位声名卓
著、仪表轩昂的海军上将的使命是尽快地安排英国撤离印度，以免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
蒙巴顿计划是与印度3位主要领导人进行单独谈判。如达不成协议，他将让印度分治。
他首先会晤了身为英属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他们两人很快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意
见，即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分治印度必将导致一场悲剧。
新任总督要实施他的计划，必须取得甘地同意，他认为，甘地虽然未在临时政府和国大
党内任职，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却影响和支配着国大党的政策。而且，甘地在分治问题上态度
坚决，他曾说过只要一息尚存，决不同意分治，所以蒙巴顿早在登基大典之前，就亲自致函
甘地，邀他前来会晤，还主动向甘地表示，愿派专用飞机把他从比哈尔省接到德里。甘地婉
言拒绝“年轻人”的盛情，表示愿像平常一样乘着三等硬座车厢旅行。
1947年3月31日甘地与蒙巴顿的第一次会晤历时2小时，虽未取得重大成果，但双方
建立了亲切友好的关系。
甘地第2次觐见蒙巴顿时，初夏时节的德里已炎热逼人。当甘地骤然从骄阳似火的外面
走进凉爽宜人的蒙巴顿办公室时，顿时冻得浑身发抖，蒙巴顿不得不关闭空调，并取来一件
宽大的皇家海军粗呢绒衫披在瑟瑟颤抖的甘地身上。
蒙巴顿早已耳闻甘地是位桀骜不驯的对手，知道他工于心计，极善使对手陷入被动，同
时又精于使用变幻莫测的思维方式，使谈判的对手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因此，当蒙巴顿开
始同甘地正式谈判时，难免心怀戒惧。他向甘地指出，英国历来的政策是决不屈从武力，但
是鉴于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已取得胜利，英国现已决定撤离印度，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甘地强调指出，“重要的是，请您不要分裂印度，即使这一拒绝会招致一场血战。”
蒙巴顿说：“分治乃是我打算采取的最后一步棋，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
“您可以把整个印度送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能分裂印度，请您委托真纳及其同僚组成政
府，把英国的主权移交给他们。”
蒙巴顿为甘地的此种建议惊愕不已。他心情不安地问：
“您根据什么理由认为，您的党会接受这项建议呢？”
“因为国大党首先希望避免分治。”
在蒙巴顿看来，甘地的建议纯属空想，但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为尽快从印度脱身，他
也准备试一下这种可能性。蒙巴顿最后说：“如果您能正式保证，国大党确实打算批准这项
方案，同时准备诚心诚意地通力协作使之付诸实施，那么我也担保将予以答复。”
甘地从沙发上跳起：“我完全是肺腑之言，如果您同意此项决定，我打算周游印度各
地，说服人民接受这项方案。”
数天之后，甘地召集国大党的领袖们到他栖身的一处“贱民”区的破房子里开会，他试
图说服这些由他一手培养并安置在领导岗位的国大党现任领袖。
虽然甘地再三呼吁，费尽口舌，始终未能说服尼赫鲁以及国大党的其他负责人。这些
25年来始终不渝拥戴甘地，为他的事业脱掉西装，身着土布，手摇纺车，解救“贱民”，
并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昔日同志，虽然过去有过分歧，但共同的斗争曾使这一切分歧退居次
要。而今在独立已成为现实，政权唾手可得之时，甘地要他们把胜利成果让给对手，是无论
如何难得被说服的。因此甘地与他们之间再次出现严重裂痕。
最后甘地只好无可奈何地动身前去告诉蒙巴顿这一结果。
实际上，当时操纵着印度命运的最关键人物是那位多年来为维护印度穆斯林利益坚韧不
拔的人物真纳。1947年4月上旬，总督和真纳共进行了6轮关键性会晤，在这些决定印度
命运的会晤中，无论蒙巴顿怎样善于雄辩，工于心计，都丝毫未能打动对方建立巴基斯坦国
的决心。
真纳认为，印度目前已超越讨价还价的阶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快解决巴基斯坦问
题，他对蒙巴顿表示：此项手术一旦结束，动乱即告终止，两国从此将和睦相处，就像两兄
弟为对家父遗产分配不均而打官司一样，法院判决2年之后，一定又会重归于好，亲密无
间。他还进一步强调，印度从未形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国家，它不过是在地图上以一个国家的
形式出现而已，而印度穆斯林构成一个国家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它拥有自己的文化、文
明、语言、文学、艺术、建筑、法律、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历法以及明显的历史和传统特
征。
他提出，为了建立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国家，穆斯林居大多数的省份必须全归巴基斯坦。
在这些问题上，真纳的态度十分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
4月11日，蒙巴顿和同僚一起研究分析了时局，便起草分治印度方案。他很快召集了
英属印度11个省督，向他们介绍了分治计划的概况，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下一步的问题是争取国大党的同意。甘地显然对分治计划满怀忧虑，但是情况表明，他
已不能对国大党领袖们发生作用，一般的国大党领袖认为分治虽令人痛心，但还是愿意选择
分治换取独立。此时最为难的是尼赫鲁。尼赫鲁对甘地非常尊重，圣雄在良心深处对他的呼
唤不可等闲视之，再说他也本能地反对分治；但理性又告诉他，分治乃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最后，蒙巴顿的分治计划得到尼赫鲁及国大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1947年5月2日，
蒙巴顿的助手伊斯梅前往伦敦呈送印度分治方案，交由国王陛下政府批准。蒙巴顿向印度领
导人宣布，将在5月17日，当他返回德里后，向他们公布解决方案。
方案送抵伦敦后，蒙巴顿邀尼赫鲁去西姆拉作客并向他透露了方案副本。尼赫鲁研究过
方案后，立即致函蒙巴顿，认为这一方案给人一种制造分裂，孕育冲突和混乱的强烈印象，
因而它必然会遭到国大党的严厉谴责和断然拒绝。
最后尼赫鲁和蒙巴顿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删去了一些条款，赋予11个省份和各王公土
邦唯一的选择：或者与印度合并，或者加入巴基斯坦。磋商完毕，蒙巴顿指令火速起草一份
新的印度独立方案，其基本精神不变——分治印度，责任要由印度人承担。
5月对于甘地是一段苦难的日子，印度分治已成定局。可是国大党的同志们不顾他再三
呼吁，已接受了分治作为换取独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使甘地神情沮丧，心灰意冷。甘地
第一次对自己失去信心，担心人民将不会与他一道前进。
5月8日，甘地致函蒙巴顿，希望英国人不要分裂印度，并认为任何情况下瓜分孟加拉
和旁遮普都是错误的。同时提出英国不应交权于土邦，以造成其独立，而应还政于国家等
11点要求。
6月1日，总督从伦敦回到德里，决定命运的时刻即将来临，全国的空气再度紧张。2
日，蒙巴顿召开印度各领袖的圆桌会议，为了防止把会议变成一场讨论，蒙巴顿独揽了会议
的发言权。他向与会者叙述了自己临危受命的来龙去脉，扼要阐述了方案的要点，并只给与
会者一天的考虑时间。
为防止甘地在这一关键时刻挫败他的方案，6月2日中午12点30分，即在圆桌会议结
束后的1个半小时，总督在办公室约见甘地。这天正是甘地静默日，当蒙巴顿叙述完方案
后，甘地从“拖地”的下摆里掏出一团破旧信封和一支短得可怜的铅笔头。甘地舔舔铅笔
心，开始书写答复，他写满了5张信封的背面，大意是：“我为不能和您谈话感到难过，当
我决定每周一静默时，我规定必遇下列两种情况方可破戒：一是与主要人物商谈紧急要事，
二是医治病人，我心里明白，今天您不希望我打破静默，但我有一二件事需秉告于您，然而
今天不宜交谈，如有机会，来日再谈。”写完之后，甘地起身离去，这意味着他暂时保持沉
默。
6月3日，各派领袖集会，再三表明他们赞成分治的态度。当日晚上，总督蒙巴顿和各
教派代表走进新德里广播电台播音室，向各自代表的人民宣布，印度已划分为2个独立的主
权国家。
6月4日，甘地准备在当天晚上的晚祷会上公开谴责分治方案，蒙巴顿得悉这一消息，
急忙派特使前往甘地处，邀他前来觐见。
蒙巴顿使出浑身解数，力图说服甘地相信蒙巴顿方案的精神也合乎甘地一直主张的让印
度人民自由选择的思想。因为方案规定，由各省人民选举产生的省议会将仲裁每个省的前途
问题，各省议会举行投票，决定本省加入印度或与巴基斯坦合并。甘地听了似有所动。
在当日的晚祷会上，面对水泥平台前摩肩接踵前来聆听他发表反对分治方案宣战书的听
众，甘地没有发表任何谴责言论，在独立前夕、分治在即的非常时期，甘地表现了极大的冷
静与理智。当有人向甘地提出疑问，他是否坚持原来的立场而再一次绝食时，甘地表示，他
现在不能听任何人的指使来绝食。这种绝食不是随心所欲的，也是完全不需要的。不能因愤
怒而绝食，愤怒仅次于疯狂，除非来自神谕。他是国家的公仆，因此也是国大党的仆人，不
能因为国大党的主张与他不同就绝食，他必须冷静观察，再作行动。他表示愿和真纳前往乱
区。他请求参加晚祷会的听众们和那些批评家，宽恕国大党，宽恕穆盟，宽恕他自己。
由于分治，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种意见和想法包围了甘地。有不少人对分治不满而
迁怒于甘地，认为正是甘地迁就真纳，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也有不少人拿甘地曾经说过的一
些前后矛盾的话，质问甘地，认为他现已软化，向虚伪低头。6月9日，甘地用书面文告，
说明他为何不积极反对国大党接受新的分治方案的原因。他说：“我得坦率承认，我已成为
或已被认为是落伍的人物了。我们都忘记了过去30年的教训，我们也忘记了唯有真理可胜
过虚伪，非暴力才能战胜暴力；坚韧可以克服浮躁；冷静可以镇压激动。我们已开始畏惧自
己的影子了。很多人请我来领导反抗，但除了反抗一事外，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一点是相同
的，他们的反抗动机和我完全不同。爱与恨怎能合作呢？”他安慰人们不要悲伤，不必恐
惧，因为没有人能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和地位。
国大党全印委员会6月14日～15日在德里举行会议，讨论6月3日的分治方案。会上
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土邦问题。会议作出决议，不准许印度任何一个土邦有宣布脱离印度
独立的权力。甘地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认为，不过问土邦的时代已经过去，独立来临之际，
任何不顾整个印度利益，不顾人民意愿的土邦王公们将得不到允许。会议在审议通过6月3
日分治方案时，赞成与反对的人意见尖锐对立，争执不休。甘地力劝大会接受分治。他说，
既然主席和工作委员会已同意，我劝大家必须通盘考虑，慎重行事，不要轻易否决。因为接
受与否，不只取决于国大党一方，还有英国、穆盟，在各方已接受方案时，国大党却反悔，
显然不当。最后，大会批准了工作委员会决议。
此一时期，甘地不断接受来访者，回答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疑问、误解和谴责，安抚他们
的担心，并不断撰文著述和利用晚祷会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还亲自前往难民区。
6月29日，甘地写《权利与义务》一文，在论及印穆关系时，他说，印度教徒对于信
奉伊斯兰教的邻居的义务就是要和他交朋友，欢乐同享，患难与共，只有这样做，他才能有
权希望得到穆斯林朋友的善待。假如在一个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村里，只有少数穆斯林杂居其
间，那么，这多数的居民就有义务特别善待异教邻居，让他们感到并不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
受歧视。然后，印度教徒才有权希望作穆斯林的朋友，在遇到困难时得到他们的通力合作。
至于王公和人民，也应遵守同样的原则。王公的义务是作人民的仆人，他们不应凭外国政府
所赋予的权势来统治，不应依仗刀剑来统治。他们应以服务为权利，以最高的智慧来治理。
假如王公们不能履行此一简单的基本义务，则老百姓不仅不必服从，而且有义务反抗暴政。
但如用谋杀或强取豪夺的方式履行反抗的权利，那便是犯罪。唯有经过非暴力与不合作的精
神力量，才是实践上述理论的力量。
7月4日，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独立法案并明确规定：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自治
领将分别独立。届时，英国政府将放弃英属印度政府任何领土上所负责任及国会在两个自治
领内的管制。同时，英国在印度土邦及边远地区的最高权利，也予放弃。
随着独立与分治临近，各种不祥之兆开始大量出现。在印度全国管理上堪称首屈一指的
旁遮普省，悲惨事件开始露头。全省的公路和铁路运输已失去安全保障，暗杀和洗劫浪潮席
卷拉合尔城。由于土著警察多开小差，维持治安的只是少数英国警察。
就在国大党发布指示，准备在8月15日那天关闭所有屠宰场，全国电影院免费开放，
各地学校为学生发放糖果和纪念章的同时，恐怖组织也发出行动指令。如旁遮普刑事调查部
获悉，一小群锡克族的极端分子，已与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组织串通一气，准备联手
采取恐怖行动。锡克人担任炸毁开往巴基斯坦的专用列车的任务，印度教徒则乔装成穆斯
林，潜入卡拉奇城，埋伏在8月14日真纳乘车离开国民议会前往官邸的沿途，伺机刺杀巴
基斯坦之父——真纳。
在人口稠密、管理混乱，素以血腥和恐怖事件著称的加尔各答城，前景更是不妙。这里
的街头巷尾除了往昔的肮脏、贫穷和悲惨外，到处充满了血腥与恐怖的幽灵。1年前的大屠
杀使这里的宗教仇恨愈演愈烈，此刻双方正摩拳擦掌，随时准备血洗这座拥有250万人口的
印度古城。如果加尔各答发生骚乱事件，将会引起一场血流成河的大屠杀。
还有最易引发巨澜的秘密尚未揭开，这就是旁遮普和孟加拉最后的边界划分。8月13
日，这一结果已送至总督府，但为了防止在8月15日这天引发灾难性事件，总督吩咐下
属，在8月16日之前实行严格保密。
为了对付如箭在弦的暴力和流血事件，蒙巴顿在旁遮普已派遣部队增援，同时发布48
小时宵禁令，还决定建立一支由55000人组成的特种部队。但是，如何遏制加尔各答可能爆
发的疯狂暴力行为，蒙巴顿无计可施。最后，他灵机一动，找到了他认为唯一有效的武器。
7月底，蒙巴顿会晤甘地，希望他能发挥他个人的威望和非暴力学说，遏制可能出现的大屠
杀。他解释说，在旁遮普军队的支持下，他尚可控制该省的局势，但如果加尔各答发生骚
乱，整个城市将会化为灰烬。除蒙巴顿外，当时的孟加拉省省长、穆斯林领导人赛义德·苏
拉瓦尔蒂也前来向甘地求援。
甘地早已预见印度独立时会有一场大规模灾难性事件发生，而绝不可能像兄弟俩分家产
那样分手道别，所以他已打定主意，在印度独立的日子里进行祈祷、纺线，并在位于孟加拉
南部的诺阿卡利县惶恐不安的少数族居民中绝食。就在甘地准备动身前往诺阿卡利县的前一
日，苏拉瓦尔蒂急冲冲地赶来见甘地，恳求甘地不要抛弃加尔各答。他表示现在唯有甘地能
拯救加尔各答，平息时刻威胁该城的强大怒潮与燎原烈火。
为了群众的利益，甘地历来不惜冒险甚至贡献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欣然同意留在加尔各
答，但他也提出两项条件：首先，苏拉瓦尔蒂必须向诺阿卡利县居多数的穆斯林作出庄严保
证，绝对保证印度教居民的生命安全。如果有一名印度教徒遭到杀害，甘地将绝食至死；第
二，苏拉瓦尔蒂必须日夜和甘地住在一起，生活在加尔各答城最肮脏不堪的贫民窟中心，同
时不带任何武器和保镖。在贫民窟内，两人一起用生命作抵押，以换取加尔各答城的平静。
1947年8月13日下午，甘地来到加尔各答印穆杂居的乱区贝利亚加达大街，下榻在一
处穆斯林的老宅——海达利公馆，据说该屋的主人是在去年的血洗中被印度教徒所杀。这里
年久失修，已成虫蛇、蟑螂出没之地。
印度教徒对甘地寄居穆斯林居所十分震怒，他们聚在甘地的房子外高声抗议，有些年轻
人还厉声质问甘地为什么去年印度教徒遭屠杀时他不出来，而现在却要保护穆斯林。甘地出
门时，也经常有人向他投掷石头与砖块。
甘地极善驾驭群众情绪，他时而声色俱厉，咄咄逼人；时而缄默不语，以不变应万变。
初到贝利亚加达大街时，群众围在车外投掷石头、砖块，甘地索性打开车门，面对示威群众
高喊：“你们恨我？好吧，我来了。我是为捍卫印度教徒，也是为捍卫穆斯林而来！你们有
权反对我，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我的一生也快到头了，我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但
是，与其看着你们陷入疯狂中，还不如我马上死去。”领袖的威仪使人们的急躁情绪逐渐缓
和下来，而后，他便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地进行说服疏导工作，暴怒不安和惊恐万状的人都
能从他温和、质朴而饱含真知灼见的语言和大慈大悲的胸怀中，感受到宁静与慰藉。
8月14日，在真纳参加巴基斯坦成立的盛大庆典时，加尔各答没有出事，甘地住处周
围尤为平静。甘地像平常一样在为印度祈祷。下午5时，甘地骨瘦如柴的身影在他的两根
“拐杖”——侄孙女摩奴与阿巴的左右搀扶下，出现在海达利公馆门口，参加每日一次的晚
祷。
独立和分治前夜的最后一次祈祷活动盛况空前。这是甘地在充满仇恨的加尔各答举行的
首次群众祈祷活动，前来参加者达1万人之众。甘地在会上宣布：“从明天起，我们将摆脱
大不列颠的桎梏，但是从今日子夜起，印度将一分为二，喜庆之时也是痛苦的日子。”“如
果加尔各答恢复理智，维持手足之情，那么整个印度也许能得救。但如果兄弟残杀的战火蔓
延到全国，我们刚刚获得的自击将不复存在。”他表示他本人不参加独立庆祝活动。在他看
来，虽然祖国独立值得庆幸，但国家分治，兄弟相残，人民缺衣少食，领袖殚精竭虑之时，
应该向人民忏悔，向神祈祷。他要求他的弟子们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同他一样为印度
的解放绝食24小时，并且祈祷、纺纱。
8月14日午夜时分，苦难深重的印度终于挣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宣告独立。在这庄
严的时刻，印度议会代表团正式进驻新德里王宫，接替政权。卜纳沙德以新的立法议会主席
资格，郑重邀请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出任独立印度的第一任总督。新总理尼赫鲁对全国
发表划时代的演说：“多年以前，我们曾相信命运，如今命运注定的时刻已经来临。午夜时
分，当世界正在酣睡之中，印度奋起获得了新生和自由。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时刻业已来临，
这正是我们告别旧世界，迈向新世纪，宣告结束一个旧时代，一个长期备受压抑的民族心灵
获得解放的伟大时刻。”在这历史性的讲话中，尼赫鲁代表全印人民表达了对甘地的崇高敬
意：“在今天，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自由的缔造者，我们的国父。他弘扬了印度立国
的传统精神，高擎着自由的火炬，驱散了四周的黑暗。我们时常不配作他的追随者，违背他
的指示，但不只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均将铭记国父的指示，铭记这个伟人，他的信心与力
量、勇敢与仁爱的精神。我们将决不让自由之火熄灭！”
在印度举国上下庆祝独立与新生的历史性夜晚，独立印度的缔造者，在他终身为之奋斗
的理想实现的时刻，却孤独地躺在海达利公馆地上的草席上沉睡。
8月15日，加尔各答市民川流不息、成群结队地来到海达利公馆，向他们的国父表示
由衷的敬意。但甘地却不愿抛头露面。当政府宣传广播部派员来进行录音访问时，他表示自
己无话可说。随后英国广播公司来人要求甘地向世界听众讲话，他希望来人忘记他是懂英文
的，他将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他对祖国新生的祝愿：绝食、纺纱、祈祷。祈求神灵保佑正深陷
苦海的人民。
独立之夜，灾难事件首先在古城拉合尔发生，大规模的仇杀开始在旁遮普全省蔓延。蒙
巴顿为维持旁遮普秩序而建的55000人的别动队紧急出动，却只见成片的尸体和熊熊燃烧的
火焰。首都德里和孟买东南的浦那城，也开始出现了威胁、恐吓和骚乱，一些狂热的极端分
子还发誓要为印度复仇，铲除甘地。
独立之夜的加尔各答却出奇地平静。由于甘地的祈祷，暴力之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智
与宽容，24小时前还准备互相切断对方喉管的狂热分子一起上街游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女人和孩子互赠甜食。
甘地丝毫没有陶醉于暂时的胜利，他在公馆里一边手摇纺车，一边接待前来会见他的各
色人等。这天下午，有3万人赶来参加晚祷会。甘地坐在临时设置在一片空地上的木制讲坛
上讲话。他高度赞扬和感谢众人在加尔各答所表现出的理智与宽容，也希望大众再接再励，
成为全国的榜样。晚祷会后，甘地与苏拉瓦尔蒂乘坐陈旧的雪佛莱汽车绕城一周，亲眼目睹
了人民庆祝节日与印穆亲善的真实情形。8月16日，甘地以《奇迹或偶然》为题，发表重
要社论，阐释加尔各答的奇迹是因为“喝过仇恨之酒，再接受了友爱的甘露，将更应珍视这
来之不易的胜利”。
16日，揭开新国家边界走向的时刻来临。这天清晨，蒙巴顿把新的边界走向结果交给
了双方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列雅格林·阿里汗。新边界的公布乃成为各种悲惨事件
总爆发的引火线，各种难以想象的过火行为顷刻之间在这两个新生的国家爆发出来，印度北
部为之陷入了一场持续一个半月的疯狂厮杀和混乱之中，到处是少数袭击多数，报复报之以
反报复。政府对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警察部队瓦解了，行政机构的权威消失了，它们甚至
不能指望部队效忠。滥杀造成50万无辜平民丧生，不到半年，从印巴两自治领相互逃亡的
人数达1200万之多，这次空前的逃难造成的难民比“二战”造成的流离失所者还要多4倍。
发表于 @2004年03月21日 9:09 PM |评论 (0)
甘地传8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印度总督宣
布印度已进入战争状态，应负起战争责任。
印度的参战完全没有与印度人民磋商，甚至印度立法议会事前也未曾听说，这不能不引
起印度舆论的强烈不满，并遭普遍反对。
印度国大党早在战前即已表明它一贯的反战立场。在1936年的竞选宣言中，它表示将
坚定不移地“反对印度参加一次帝国主义战争”。1938年初，国大党领导人曾抨击张伯伦
的绥靖政策，斥之为对民主的叛卖。1939年春，国大党曾警告说，它不会为别人的利益而
战。尼赫鲁更是明确宣告，印度是否参战只能由人民决定，英国强加的任何决定都必将遭到
反抗。
印度总督为试探国大党领袖时英国政策的态度，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首先召见甘
地，对此广大群众和国大党要人都表示反对，但甘地执意前往总督府。他以个人的名义向总
督表示，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不可能支持战争，但出于纯人道的考虑，他同情英法。他
还就自己与总督的会谈发表了公开声明。
甘地与总督会谈的声明发表后，引起各方论议和猜疑，甘地为此在9月8日发表了题为
《我的同情》一文，解释自己对英法的同情是基于理智，因而希望和他持同一观点的人支持
他的看法。
9月10日，大印度教会党通过一项决议，支持英国作战以保卫印度，但盼扩大中央政
府，并多征募印度兵员。18日，穆斯林联盟决议，对过去2年的联省自治深表不满，除非
能给穆斯林以公平待遇或征询穆联的意见以制定新宪法，否则，任何形式的应变措施均不能
获得穆斯林在战争上的支持与合作。
国大党的正式立场由它的领导机构决定。工作委员会于9月8日～14日举行会议，讨
论并通过了一个长篇决议，为国大党拟订了对战争的政策基础。该决议由尼赫鲁起草，经过
仔细斟酌，它谴责法西斯主义，谴责德国纳粹政府对波兰的侵略，对那些遭受德国侵略和进
行反侵略斗争的人表示同情。但它指出，关于印度战争与和平问题，必须由印度人民决定，
如果英国不把印度作为一个平等国家对待，国大党就不可能支持英作战。决议要求英国政府
直截了当地说明它在这场战争中的目的，是否包括消灭帝国主义，给战后印度以独立。国大
党提出的具体要求是战时成立对选举产生的而不是总督委派的中央立法议会负责的印度政
府，它还呼吁印度人民停止内部斗争和矛盾，随时戒备，加强团结，表现出一个统一的民族
精神，冷静地提出目标，争取印度的自由。这表明国大党准备有条件地支持战争。
对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决议，甘地于9月15日发表了个人声明。声明表示，虽然他
发现自己的看法，即“任何对英国的可能援助都应是无条件的，只有在非暴力的基础上才能
办到”没有人附议，但他对决议起草人尼赫鲁所采取的原则性立场予以称赞，认为他的声明
不仅是对不列颠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同胞，也是对所有像印度一般被压迫民族的宣言。他
希望工作委员会的声明能得到党内各方面的支持，也希望其他党派人士尽可能采取同样的行
动要求英国政府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标，承认印度独立。
总督邀请了50名印度各方领袖，于9月26日赴西姆拉会商，其中包括甘地、卜纳沙
德、尼赫鲁、鲍斯、帕迭尔及真纳等人。9月25日，甘地在赴西姆拉会见总督途中，在他
主笔的《哈里真报》上发表《甘地的难题》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甘地认为，这场战争
比以往那场战争更可怕，虽然他同情盟国，但却不打算像上次那样招募志愿兵参战。他希望
印度即使困难再多，但在追求和保证一个完善的民主秩序方面能起积极作用，并尽量使用非
暴力。不过甘地表示：“假如我抛弃我最好的同志，因为他们不能追随我扩大使用非暴力，
那么我也不能达到非暴力的目的。因此，我仍将维持对他们的信心。他们所采取的暴力手
段，将是极其狭窄的、暂时的。”对于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甘地表示，除了奉行非暴力，
尚无其他具体方案，一切将相机行事。这些话表明，甘地已公开披露了他与国大党领导机构
之间的歧见，但甘地对弥合分歧抱有希望。
同时，甘地对与穆斯林联盟在这关键时刻重修旧好也抱有希望。9月26日，甘地参加
了与总督的会谈，返回瓦尔达途中，他撰写《印穆团结》一文。文中他盛赞穆斯林联盟是一
伟大的组织，它的主席一度是国大党的杰出人物，是国大党新起的希望。他满怀感情地回顾
了昔日他们共同斗争的历史，借以证明印穆之间将会出现实际的永久的团结。
10月2日，甘地71岁诞辰。人们聚会庆贺，甘地写了一篇《谢》，呼吁同志们支持他
毕生所致力的工作。此时，甘地和工作委员会之间的歧见日趋明显。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
英国是否作有利于印度的宣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一旦遭到侵略，国大党将用什么方式
进行抵抗。在这个问题上，甘地和工作委员会长谈的结果，是他发现他们对非暴力的估价仅
限于用作对抗英国政府的武器，而且并不准备采取非暴力抵抗未来的进攻。甘地在10月10
日的社论中说，“我相信，所有国大党的党员们都极欣赏20多年中，运用非暴力与世界最
强的帝国主义斗争的合于逻辑的结果，即抵抗敌人进攻的方法应该和赶走敌人的方法相配
合，而前者显然比较容易。事实上我们过去所采取的是弱者似的非暴力抵抗，而不是一个强
者的非暴力抵抗。因此在这紧要关头，没有人敢响应非暴力的方式。形势如此严重，如果工
作委员会决定了采用武装暴力来保卫印度，那么过去20多年国大党所接受的非暴力训练便
等于徒劳。而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将印度不曾好好武装的悲剧责任，放在领导非暴力的我
的身上。”“我从不会鼓吹或支持武装的训练。相反地，我全力反对这种想法或作法。就是
眼前，我也并不反悔过去，我有不变的信心。世界各国中只有印度能学非暴力艺术，哪怕就
在今天来考验，我也相信必有成千上万的人，宁死也不会对侵略者以牙还牙”，“印度即便
是为了保卫边疆，最好也还是完全放弃暴力，因为印度参加武装竞赛就等于自杀。印度既丧
失了非暴力，整个世界便无希望。我必须保持过去半世纪我所坚持的信条，希望最后印度会
服从非暴力，保持人类的尊严，不要自己堕落。”
英国的态度却使甘地与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分歧暂时退居次要。10月17日，林利兹戈再
任印度总督。他在伦敦发表《白皮书》，其中重申了不实现“联邦机构”，而在战争结束后
召开各政党、宗教团体和王公代表会议来制定印度新宪法的原则立场。同时宣布可以采纳穆
盟得以代表印度穆斯林的主张。至于国大党要求立即自治，该声明说，“考虑时局应依世界
政治和印度政治的现实，取得进展应以实际可能为前提，试图做成现实政治中未必能成功的
事，到头来准是一事无成”。在这里英国政府所作的唯一让步就是放弃实际上早已破产的
“联邦机构”计划，没有满足国大党的合理要求。
对此甘地和国大党深感失望。甘地认为这种声明不过是英国传统分而治之策略的翻版，
国大党领导机构对此激愤异常，它决定不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并警告英国，国大党将发动
群众不合作运动，国大党执政的各省政府辞职将是第一步行动。同时，它又告诫人民，不要
匆忙开展文明不服从运动，这实际上是向英国政府施压，想迫使其作出更大让步，结果英国
政府没有积极反应。10月27日，从马德拉斯开始，国大党执政的印度8个省的省政府便先
后辞职。英国政府曾以扩大总督行政参事会安抚国大党，仍未奏效。11月初，林利兹戈不
得不又一次约见甘地进行磋商，陪同甘地的是卜拉沙德，他们两人在讨论中明确表示，除非
满足关于澄清战争目的的要求，否则不会考虑任何次要的建议，谈判破裂。
1940年1月10日，林利兹戈在孟买东方俱乐部发表演说，其中指出，英国准备在战后
尽可能短时期给印度自治领的地位，但各少数派和印度各王公的合法权益与要求应得到保
障，这一让步使国大党中的妥协派看到一线希望。甘地也说：“总督的声明包含着对双方都
光荣地解决的萌芽。”于是，国大党和英国政府间又开始接触，林利兹戈会见国大党的议会
领袖德赛，德赛表示，他个人同意自治领的地位，认为自治领与独立并无实质性差异，但他
无权就此作出决定，总督必须与甘地磋商。2月5日，甘地与总督再次会谈，但英方不肯作
出实质性让步，会谈又归失败。28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巴特拉开会，会议通过了一项
决议，严厉控诉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重申国大党不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决心争取印度的
“完全独立”，并声明在省政府辞职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发动不合作运动，并授权甘地在
他认为已准备好时开展运动。同年3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于拉姆加尔召开会议，批准了上
述决议。同月，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会议中通过要求成立巴基斯坦的决议。
战局在继续发展。5月10日，希特勒发起对西欧的进攻，英国张伯伦内阁倒台，丘吉
尔组成战时政府。在印度，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动荡的时局加剧了国大党的政见分歧，并
促使甘地与国大党领导机构分道扬镳。
德国之占领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的投降，都向印度资产阶级表明，法西
斯危险威胁印度。国大党的主战派为谋求与英国达成妥协而降低了它的要求。国大党领导机
构决定，暂时搁置不合作运动的议论，表示只要英国承认印度自治，战时在中央建立一个临
时国民政府，它即愿在战争中给予充分合作。尼赫鲁认为，这是他们经过痛苦的斗争与深思
熟虑而作出的抉择。国大党内以鲍斯为首的另一派，则力图迫使甘地采取行动。这年6月，
鲍斯会见甘地，呼请他发动文明不服从运动。
甘地本人立场依旧。7月3日，甘地发表了有名的对每一个英国人的公开呼吁。他以一
个非暴力信仰者的思维方式对于正在与纳粹浴血奋战的人们说：“我不揣冒昧，向你们建议
一种最勇敢的战士使用的著名而勇敢的方法，我想要你们不使用武器与纳粹作战。你们可以
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拿走他们所要的你们所有的国土，征服你们称作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
以让德国人踏上你们的美丽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即使要你们的家园
也不妨让出，如果他们不让你们安全撤退，就让你们自己和妇女与孩子任他们屠杀，但决不
可丧失心志，也不要对他们效忠。”
甘地的立场，纯属无稽之谈。即便在国大党内，甘地的极端非暴力立场也难找到支持
者。在国大党可能用什么方式向英国提供战争合作的问题上，甘地一直主张非暴力同样适用
于抵御外侮，因而他反对任何形式下的直接参战。但除他以外，几乎所有国大党领导人都主
张，只要英国答应印度的民族要求，一切形式的合作均可提供，自然不排除直接参战。
7月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不顾甘地的强烈反对，提出一
项新的决议，要求在印度立即建立中央临时政府，与各省政府密切配合，以动员一切力量共
起卫国。会议决定不能接受甘地极端非暴力立场，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在会上说，“国大党是
个政治组织，誓为国家赢得政治独立，它不是一个争取世界和平的机构。坦白地说，我们无
法做到圣雄甘地要我们做的那些。”会后甘地宣布引退。7月底，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浦那
开会，会议通过决议，表示有条件地支持战争。条件依然是立即宣布印度独立和建立临时国
民政府，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原则和非暴力抵抗战争的政策。
国大党抛弃自己的领袖是为了与英国人达成妥协，然而正是丘吉尔使甘地与他们又重归
于好。丘吉尔政府一贯忠于自己确立的政策，根本无意满足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林利兹
戈于8月8日发表声明答复国大党的要求时，依然老调重弹，表示英国政府赞成制订一项印
度新宪法，只是在英国正作生死存亡斗争的时候，不宜讨论此事。
英国的态度打破了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幻想。甘地对英国态度也极为不满，8月13日，
他向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谈话：“我已退出国大党的实际政治活动，我尽量忍耐不评述
总督的声明，但英国及印度若干朋友极盼我能表示一点意见。我认为，总督的声明更加深了
印度的混乱，也扩大了国大党所代表的印度与英国之间的距离。即使站在国大党外看，印度
也不欢迎这个声明。”9月15日，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要求甘地重新出
来领导。大会还确信非暴力政策不仅可用于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而且能适用于未来自由的
印度。
9月16日，全印委员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请甘地恢复领导国大党。
9月27日和30日，甘地两度与总督林利兹戈在西姆拉会谈，总督直接了当地告诉甘
地，“你是全心全意的反对履行作战义务，并且曾公开表示过，但我不能让你向任何人包括
战士或军火厂的工人等，进行任何反战的宣传，削弱民心士气。因为说反战而不危害印度利
益，包括你们所要求的言论自由在内都是不可能的。”甘地反驳：“你和印度殖民事务大臣
都说我们是自愿支持作战的，这一点必须弄清楚。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民对这一战争毫无兴
趣，人民不愿支持一个为帝国主义而战的战争。老实说，印度人民更反对纳粹得胜，不过他
们不以参战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看不出纳粹主义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任何区别，如果政
府承认了印度所要求的自由，那么政府就可以说是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主战与非战者之
间，本可立于平等地位，只要他们相互之间不使用暴力。”
10月5日，甘地宣告与总督谈判破裂。13日，甘地在瓦尔达向工作委员会宣布了他的
行动方案，2天后通告全国。这个行动方案称为“个人的萨蒂亚格拉哈”，目的是争取言论
自由，参加者须经甘地挑选，逐个地投入运动，而且和以往一样，一切活动均公开，关于何
时何地由谁举行象征性抵抗均一一告之政府。甘地挑选的第一个人是维诺巴·巴维，一个早
年就追随甘地的梵文学者，非暴力主义的忠实信徒，也是一位反战斗士。10月17日，巴维
在华达附近的波拉村发表反战演说，宣称出钱出力帮助英国人作战是错误的，唯一有效的办
法是遵循非暴力途径反战。此后三天，巴维徒步在乡村作同样的演讲。21日，他被判三个
月的监禁。随即政府实行严厉新闻封锁，不准发表巴维演讲与活动的新闻，严禁登载反战消
息。18日，甘地主持的《哈里真报》和其他两个姊妹刊，也接到政府通知。24日，甘地发
表声明：“如我必须将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文字都送往新德里审查，我将不能自由执行编者任
务。我所主编的3个周刊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是单为了某一方面的利益。显然，如果稿
件随时受到事先审查，当然并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新闻自由乃是我们所珍爱的特权，与民
事反抗无关。所以我对政府实施新闻检查的命令，不能保持沉默。”
11月10日，《哈里真》周刊及其他两刊终于向读者告别停刊。
个别民事反抗仍在继续，继巴维之后是尼赫鲁。他原被指定是在11月7日发表反战演
讲，但在10月31日他就被逮捕，被判4年徒刑。11月7日顶替尼赫鲁演讲的是布拉
姆·道塔，他在演讲时当场被捕，判刑半年。
11月中旬，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被称为代表性的非暴力运动。抵抗代表从个别改为
团体。由甘地指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印委员会、中央及地方议会中的国大党藉议员集体
发表反战演讲。过去在各省担任部长级职务的党员也纷纷到街头巷尾，高呼反战口号。其中
第一个发难者是帕迭尔，他在11月17日被捕，许多高级领袖等也被关进监狱。到1940年
底，计有11个中央常务委员，176个中央执行委员，29个以前的部长，400个民意代表都
被捕下狱。甘地随即下令从12月24日到第二年1月4日暂停非暴力抵抗14天，以表示对
耶稣圣诞的善意。
1941年1月5日，开始了甘地所组织的第3阶段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规模扩大。这一
次的抵抗代表由各级党部推选名单，送由甘地批准并亲自派遣任务。这些非暴力抵抗者一经
出发便决不回头，直到被捕为止。他们从一个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呼着反战口号，召集群
众大会。到1月底陆续被捕的达2250人。
时至4月，运动发展到第4阶段。所有各级党部的中下级干部均报名参加为志愿队员，
进行反战宣传，让政府逮捕。非暴力抵抗人数超过2万，入狱的人也是成千成万，他们准备
长期住进监狱。如果不是甘地加以限制，入狱的人还会更多。
这次运动看起来松散而缺乏活力，和20—30年代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相比大为逊色。
甘地这种作法在当时也遭到批评，有人认为这并不能削弱英国的战斗力，但甘地自有他的道
理。他认为非暴力抵抗本身就是一种道义的抵制，是3亿5千万印度人民非暴力组织的一种
争取自由的斗争，谁也不能让它停止。
由于国大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相继入狱，运动不久就很难开展，同时，国际局势也在急
剧变化，使国大党再次面临考验。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德军以强大攻势向苏联腹
地推进，日本也在全力鼓噪南进，英国政府预感到日本即将参战，故印度的战略地位更显重
要，军事上急需全面动员印度的战争资源。1941年12月3日，印度政府决定将参加非暴力
抵抗而被捕的人，包括尼赫鲁与阿扎德在内全部释放。
形势发展使甘地与国大党领导机构的矛盾重新突出。刑满出狱和提前释放的国大党人眼
见抵抗运动大势已去，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更使他们不满于老一套的作法，在世界人民积极
投身反法西斯斗争，印度前途命运攸关之际，他们不希望置身事外。这些人在党内逐步聚成
一股势力，强烈要求甘地改变计划，放弃不合作运动，重管各省行政权。但甘地寸步不让，
他认为参加运动人数的多少无关紧要，哪怕只有10个人，甚至只有2个人，却仍然代表国
大党。他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努力推进，以支持个别民事反抗运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日本迅速占领印度支那、马来亚、新加坡，
战火直逼印度国门。对此严峻形势，国大党工作委员会12月23日开会，声明国大党同情遭
受侵略的，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各国人民，同意与他们努力合作以制止侵略。甘地则固执
己见，认为这显然违背非暴力信条，他致函阿扎德，重申反对参加战争。甘地在信中说：
“我确实相信，只有非暴力才能使印度和世界免于灭绝。正因为如此，我必须继续完成我的
使命，不论我是否孤立，是否遭到个人或组织的攻击，故请你解除孟买决议所托付给我的责
任。”
工作委员会讨论了甘地的信，不能赞同甘地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因此通过一项补充决
议，免除甘地的职务。1月10日，甘地向国大党建议尼赫鲁作为他的继承人。
亚洲战局的剧变使英国处境极为不利，它急切希望印度在人力、物力与道义上给英国以
最大限度的支持，这一需要迫使英国当局考虑采取措施，团结印度，为盟国的作战努力服务。
英国保守党首相，英帝国利益最顽固的维护者丘吉尔在华盛顿方面及其亲近同僚的敦促
下，最终同意对国大党作出让步。3月11日，丘吉尔在下院宣布将派战时内阁阁员、掌玺
大臣克里浦斯前往印度。克里浦斯为英国工党要人，被认为是同情印度的自由派人士，据说
还与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私交甚笃。他性格温和，办事老练，此次受命赴印谈判，当然是最佳
人选。
3月22日，克里浦斯抵达新德里，29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从英国带来的计划
草案，这就是所谓的“克里浦斯方案”。
克里浦斯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各点：
1．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并将给予它以自治领地位。
2．军事行动结束后，将成立省和土邦的代表会议来制定新宪法。各省将举行立法会议
的选举，并由立法会议从自己的议员中选出各省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各土邦出席立宪会议
的代表应由王公指派。
3．不愿加入印联邦的那些省和土邦，可以保持与英国旧有的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
治领。
4．在战时，对印度的统治将不做任何变更，印度各政党应帮助政府作战，全部国防责
任应由英国政府担任，它只允许在总督以下设立的执行委员会里加入一名军事顾问来监督作
战的物质供应。
克里浦斯到德里第3天，即约见国大党主席阿萨德，说明方案全部内容。阿萨德立即召
开工作委员会加以研究。
此时，甘地虽已被免职，但他的态度对国大党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深知其中奥妙的克
里浦斯转而请求与甘地会晤，双方会晤长达2小时，克里浦斯力图说服甘地，但甘地态度非
常明确。他毫不客气地告诉谈判对手：“假如你的提议不过如此，何苦劳神费力从伦敦来到
新德里。老实说，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方案，我劝你还是趁早搭下一班飞机回去。”
国大党领导机构一开始对克里浦斯的使命抱有希望，但仔细研究英国方面的建议后，他
们又一次失望了。这不仅因为方案本身没有答应在战时建立责任政府，而且更由于其中包括
一些国大党极不赞同的条款，如允许印度各省和土邦有权不加入联邦，特别是其中规定英国
仍将掌管、统治和指挥印度国防一条最难令人接受。4月2日，国大党通知克里浦斯，表示
不能接受方案。虽然克里浦斯又提出关于国防问题的另一方案，扩大其中印度人的权利，并
且有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翰逊从中斡旋，但由于甘地的态度坚决，加以英国政府始终不肯
作出重大让步，4月1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发表正式拒绝接受方案的公报。
克里浦斯调查团并没有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奠定基础，局势的发
展使甘地产生了要英国退出印度的设想。甘地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
上，同盟国将难以抵抗日本的攻势，英国没有力量守住印度。而如果英国退出，独立的印度
将用它全部的力量抵抗日本侵略。4月，甘地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坚定看法是英国
现在就应有秩序地退出印度”。甘地在接受美国记者路易·费舍尔的谈话中详细说明了国大
党对克里浦斯建议的观点，并声明，英国人应放弃印度，只有那时的印度才能捍卫自己，并
帮助中国、俄国。而且印度抗击日本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的唯一武器乃是非暴力。甘地想
象将有一排排印度人，纪律严明，手无寸铁，面无惧色地向日本人的刺刀冲去，他们前赴后
继，勇往直前，直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而使敌人心慈手软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希望落空之后，1942年7月6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尔达召开会议，经过9天讨
论，通过了甘地起草的“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宣称“本党鉴于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以
及印度人民的切身经验，确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必须立即结束”。“本党主张英国撤出印
度，并无意和英国为难，妨碍联合国家正在进行的战争，更非鼓励侵略者来到印度，或增加
日本对中国的压力……本党更不想削弱盟国的防御力量。因此，本党同意盟军在印度驻防，
倘有此需要，为抵抗日本及其他方面的侵略，以保障援助中国。”“如果这一要求不被接
受，本党将不惜一切牺牲，运用一切非暴力的力量来达到目的。由于事关重大，本会特决议
此项建议提交于1942年8月7日在孟买召开的中执会（全印委员会）作最后决议”。这实
际上是给殖民当局提出最后通牒，但却留有余地。事实上，当时无论是国大党的领导机构，
还是甘地本人都没有明确的计划和具体行动，这显然只是在施加压力。
面对这一信号，英国殖民当局无动于衷。国大党就这样等待、观望、请求、宣传，又拖
了很长时间，最后全印工作委员会于8月7日在孟买召开会议，审批工作委员会决议草案。
次日，会议通过了决议，重申“英国政权从印度撤退，任何未来的承诺或保证都已无济于
事，唯有得到自由才能使人民乐于发挥潜力，勇于战斗。印度宣布独立后，自由的印度将组
成临时政府，与联合国家为友，分担争取自由斗争的义务”。决议要求全体同胞，面对艰
危，奋勇前进，在甘地领导之下，奉行命令，严守纪律，为印度的自由而奋斗，而且必须恪
守非暴力原则。
8月8日子夜时分，甘地袒胸赤足，在孟买一间空气闷热的大厅里向全国发出呼吁。他
讲话的声音平静而庄重，但却饱含着异乎寻常的激动和兴奋：“我要求立即获得自由，为
此，我向你们提出一个神圣而极为简单的办法：或者行动起来，或者走向死亡。我们将解救
印度，或许我们将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奴隶制度继续存在下去。”
黎明来临时刻，甘地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幽暗的牢房。英国人经过精心策划，一举将
甘地和出席孟买会议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全国委员会成员以及各省市组织负责人悉数
逮捕，国大党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
逮捕甘地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国大党基层组织领导了群众反英斗争，斗争方式既有和
平示威抗议，也有武装暴动，双方冲突与流血事件不断。到1942年底，全国约有250个火
车站被毁，500个邮电局受袭击，150个警察局被攻打。政府采取高压手段控制了局势，从
8月至11月，据官方统计，死亡群众近千人，被拘押者超过6万。殖民当局还大造舆论，
把暴力斗争的责任完全加在甘地身上。
以往数度入狱，甘地都有心理准备，且都欣然就范，政府也都煞有介事的进行君子式审
判。可这一次入狱出乎甘地意料，就在他被捕前1小时，他还在对秘书说：“我昨晚讲话
后，他们就不会逮捕我了。”更可气的是，政府不由分说就将他关押起来，而且准备一直关
到大战结束。对于这种蛮不讲理的行为，甘地深感愤怒。他在狱中不断给政府当局写信，表
示抗议，政府根本不予理睬。
1943年2月8日，在被囚的第5个月，为了抗议政府的镇压行动和歪曲宣传，甘地对
外宣布，决定从2月10日开始绝食21天。但英国政府执意不肯让步，丘吉尔在致总督的信
中指示，如果甘地打算绝食至死，也随他的便。
2月10日，甘地绝食开始之日，政府即颁布一项长达数千字的公报，称甘地坚持在狱
中绝食3周，这不是政府的过失。
此时甘地已是74岁高龄，又经过了长时间的监禁，长达3周的绝食对他是严峻考验。
绝食进入第4天，他便不能起床，心脏益见衰弱，8天之内，体重减轻了14磅，性命已有
不保之虞，12天以后，甘地已进入了弥留阶段，只有一息尚存。印度乃至全世界以极其焦
虑的心情关注着这位垂危老人的微弱心跳。眼看这位终身为印度民族事业奋斗的老人的生命
即将逝去，全印度人民及各派领袖与中美等国报界纷纷呼吁英国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然而
英国政府却无动于衷，甚至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心态暗中为他准备后事。但是这位耄耋老人似
乎有着神奇的力量，他居然再一次躲过了死神之手，从第13天开始，他的神志又渐渐清
醒，3月3日上午9时，他顽强地挺过了21天绝食。
对于一个无视生命和道义的政府，甘地已不再呼吁、呐喊、抗议，他准备以监狱作为自
己永久的归宿。他恢复了惯有的平静心态，并以书为友，打发着漫无天日的狱中生活。宗教
书籍仍是他的必读之物，从那里面，他似乎找到尘世之外的无限慰藉；莎士比亚、白朗宁、
萧伯纳的选集他也爱不释手；在狱中，他还接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狱中的这段日子也是甘地同夫人患难与共的最后日子。甘地夫人是在甘地入狱后的第2
天被捕的。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已共同走过了人生的一程又一程。在甘地的辅导下，嘉斯
杜白这位当年目不识丁的女子，现在不仅能读会写，而且成为英勇不屈的非暴力抵抗战士。
现在她又一次与甘地生死与共，栖身囚室。面对两鬓斑白、老态龙钟的妻子，甘地百感交
集，他替夫人编写简易读物，教她史地与诗歌。可惜甘地夫人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眼下更是
每况愈下，竟至一病不起。
1944年1月27日，甘地写信给政府，希望能准许孟买的马太医生前来狱中为夫人治
病，让他的侄孙女摩奴来狱中看护病人和允许他们的儿子常来狱中探视。
政府不仅不理会甘地的请求，而且对前来狱中探访的亲人也严加限制。2月16日，甘
地再次要求政府派一位印度医生看护病人，如果政府不同意，就请立即释放病人出狱，如果
二者均得不到批准，那么他本人要求另到他处接受监禁，因他不忍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在痛苦
中毫无照顾，但这一请求仍然得不到回音。
1944年2月22日，这对早已弃绝世俗欲念，却依然终身厮守的患难夫妻在一起走过了
64载风雨人生后，终于永别，嘉斯杜白偎在甘地怀中，安详地与世长辞。
对于夫人的遗体安葬，甘地恳请政府最好能不予干涉，交由他的儿子和亲友们公开安
葬，如果这一点办不到就请亲友们到狱中送葬。一再不肯对甘地夫人施以人道救助的政府这
回总算答应了甘地的要求，2月23日，150名亲友前来狱中为甘地夫人送葬，陷入极度悲伤
的甘地守在夫人的遗体旁，神思恍惚地对前来的亲友点头致意。
在鲜花簇拥的灵床上，甘地夫人身着甘地亲手纺制的洁白土布纱丽，身上覆盖着一床囚
犯用的床单，额上点着吉祥点，像是沉睡在甜美的梦乡。嘉斯杜白一生以丈夫的事业为己
任，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她牺牲了作为一般女人所希望拥有的一切，如金银首饰、荣
华富贵、安逸享乐，这种牺牲虽算不上惊天动地，但却是甘地生活与事业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甘地夫人的葬礼简单而隆重。在囚禁他们的阿格罕内搭了一处临时火化场，颂完几段
《薄伽梵歌》与《可兰经》后，遗体便被放上支架，点燃了檀香木，火花一点点吞噬了她圣
洁的躯体。望着老伴在如炽的烈火中渐渐消逝，甘地老泪纵横。整整6个小时，他扶着一根
棍子倚在火前，不肯移动半步，老人的心久久沉浸在生离死别的极大悲哀之中。
夫人逝世的伤痛尚未抚平，新的灾难降临到甘地头上。4月初，甘地身染虐疾与阿米巴
痢疾，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生命危在旦夕。16日，政府首次对外披露甘地的健康状况，此
时已度过危机的丘吉尔政府不希望他在战争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死在自己的监狱里，5月5
日，监狱长前来通知甘地，政府将于次日上午8点无条件释放甘地和与他同囚的人。
第2天早上，钟声敲过8响，甘地手拄拐杖，获准走出了囚禁他1年9个月又15天的
监狱，结束了甘地一生中最后一次囚徒生涯。截止当时为止，他已在狱中整整渡过6个春
秋，共计2338天，其中249天在南非，2089天在印度。然而这一次的出狱，他的心情异常
沉重，夫人生前一直盼着早日出狱，然而她将永远留在这里了。但他认为，夫人死得其所，
因为她是为争取自由而死，虽死犹生。
甘地出狱后，前往孟买，住在一位富有的支持者的别墅里，身体渐渐康复，进而又开始
投身火热的政治斗争。
印度的革命形势在甘地及国大党领袖被捕入狱后，虽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政府凭
借武力很快控制了局势，国大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几乎完全停止了活动。在这个时候，
穆斯林联盟实力增强，关于建立巴基斯坦主权国家的态度也日趋坚决。自由党人此时也积极
开展活动。他们力图充当英印政府同国大党领导之间的调解人，主张用立宪手段解决“印度
问题”，根据这个计划，英国人必须给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而不应把它分成两个国家。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妄想，因为当时英帝国主义根本无意对印度资产阶级作出让步。
国大党的许多领袖1944年初相继获释和5月6日甘地的出狱给印度政治生活注入了活力。
是年夏天，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袖通过沙甫诺和前马德拉斯省省督拉贾戈帕拉戛查
理进行了谈判。谈判的目的在国大党领导方面是为了吸引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参加争取立即
成立印度责任政府的斗争，因为英国当局反对成立这种政府的主要口实是穆斯林联盟不参加
这个政府。但谈判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1944年9月4日～27日，甘地和真纳在孟买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谈判以极秘密的
通讯方式进行。由于真纳坚持要在举行公民投票前国大党就应同意穆斯林联盟建立巴基斯坦
的计划，因而谈判失败。国大党和穆盟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对印度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即将胜利，印度反英情绪高涨，印度各阶层人民要求完全摆脱英国
统治的愿望更趋强烈，反帝群众运动也日趋激进。此时，国大党在建设性工作与议会斗争方
面均趋活跃，它已放弃抵制中央议会策略转而与其他党派合作，多次击败政府所提出的法
案。国大党的势力和影响上升。与此同时，为在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中获得有利地位，英
国忙于粉饰太平。为使印度有资格在联合国中取得一席之地，英国政府准备指派印度代表参
与会议。
甘地表示抗议。4月18日，他在孟买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和平不可分的前提之
一乃是印度必须脱离外国统治，得到完全的自由。”“和平的真义如果为大国所接受，则大
英帝国主义者所指定的代表就不应为国际间所承认。这比没有代表更坏。在未来的旧金山会
议中，印度必须自选代表出席，否则便不参加。”
此时，有关甘地及其与国大党关系的流言，又多了起来。5月4日，针对有人提出甘地
是亲日派，主张释放尼赫鲁来代替甘地的领导的说法，甘地发表声明予以回击：“我坚持印
度的真正独立，当然不会对日本或其他与英国作战的国家示弱。我的目的是经由不合作与非
暴力结束英国或任何外人在印度的统治。”至于他与尼赫鲁的关系，他说：“应当知道我曾
指定尼赫鲁作我的继承人，他毋需走到前台来，他已经在前台上了。政府不允许他做他要做
的工作。他和我是朋友，不是政敌，对于独立的观点我们没有分歧。我们是携手合作的兄
弟，是忘年交。当然，政府释放尼赫鲁和其他政治犯，我们非常欢迎。”
发表于 @2004年03月20日 5:46 PM |评论 (0)
甘地传8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印度总督宣
布印度已进入战争状态，应负起战争责任。
印度的参战完全没有与印度人民磋商，甚至印度立法议会事前也未曾听说，这不能不引
起印度舆论的强烈不满，并遭普遍反对。
印度国大党早在战前即已表明它一贯的反战立场。在1936年的竞选宣言中，它表示将
坚定不移地“反对印度参加一次帝国主义战争”。1938年初，国大党领导人曾抨击张伯伦
的绥靖政策，斥之为对民主的叛卖。1939年春，国大党曾警告说，它不会为别人的利益而
战。尼赫鲁更是明确宣告，印度是否参战只能由人民决定，英国强加的任何决定都必将遭到
反抗。
印度总督为试探国大党领袖时英国政策的态度，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首先召见甘
地，对此广大群众和国大党要人都表示反对，但甘地执意前往总督府。他以个人的名义向总
督表示，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不可能支持战争，但出于纯人道的考虑，他同情英法。他
还就自己与总督的会谈发表了公开声明。
甘地与总督会谈的声明发表后，引起各方论议和猜疑，甘地为此在9月8日发表了题为
《我的同情》一文，解释自己对英法的同情是基于理智，因而希望和他持同一观点的人支持
他的看法。
9月10日，大印度教会党通过一项决议，支持英国作战以保卫印度，但盼扩大中央政
府，并多征募印度兵员。18日，穆斯林联盟决议，对过去2年的联省自治深表不满，除非
能给穆斯林以公平待遇或征询穆联的意见以制定新宪法，否则，任何形式的应变措施均不能
获得穆斯林在战争上的支持与合作。
国大党的正式立场由它的领导机构决定。工作委员会于9月8日～14日举行会议，讨
论并通过了一个长篇决议，为国大党拟订了对战争的政策基础。该决议由尼赫鲁起草，经过
仔细斟酌，它谴责法西斯主义，谴责德国纳粹政府对波兰的侵略，对那些遭受德国侵略和进
行反侵略斗争的人表示同情。但它指出，关于印度战争与和平问题，必须由印度人民决定，
如果英国不把印度作为一个平等国家对待，国大党就不可能支持英作战。决议要求英国政府
直截了当地说明它在这场战争中的目的，是否包括消灭帝国主义，给战后印度以独立。国大
党提出的具体要求是战时成立对选举产生的而不是总督委派的中央立法议会负责的印度政
府，它还呼吁印度人民停止内部斗争和矛盾，随时戒备，加强团结，表现出一个统一的民族
精神，冷静地提出目标，争取印度的自由。这表明国大党准备有条件地支持战争。
对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决议，甘地于9月15日发表了个人声明。声明表示，虽然他
发现自己的看法，即“任何对英国的可能援助都应是无条件的，只有在非暴力的基础上才能
办到”没有人附议，但他对决议起草人尼赫鲁所采取的原则性立场予以称赞，认为他的声明
不仅是对不列颠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同胞，也是对所有像印度一般被压迫民族的宣言。他
希望工作委员会的声明能得到党内各方面的支持，也希望其他党派人士尽可能采取同样的行
动要求英国政府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标，承认印度独立。
总督邀请了50名印度各方领袖，于9月26日赴西姆拉会商，其中包括甘地、卜纳沙
德、尼赫鲁、鲍斯、帕迭尔及真纳等人。9月25日，甘地在赴西姆拉会见总督途中，在他
主笔的《哈里真报》上发表《甘地的难题》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甘地认为，这场战争
比以往那场战争更可怕，虽然他同情盟国，但却不打算像上次那样招募志愿兵参战。他希望
印度即使困难再多，但在追求和保证一个完善的民主秩序方面能起积极作用，并尽量使用非
暴力。不过甘地表示：“假如我抛弃我最好的同志，因为他们不能追随我扩大使用非暴力，
那么我也不能达到非暴力的目的。因此，我仍将维持对他们的信心。他们所采取的暴力手
段，将是极其狭窄的、暂时的。”对于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甘地表示，除了奉行非暴力，
尚无其他具体方案，一切将相机行事。这些话表明，甘地已公开披露了他与国大党领导机构
之间的歧见，但甘地对弥合分歧抱有希望。
同时，甘地对与穆斯林联盟在这关键时刻重修旧好也抱有希望。9月26日，甘地参加
了与总督的会谈，返回瓦尔达途中，他撰写《印穆团结》一文。文中他盛赞穆斯林联盟是一
伟大的组织，它的主席一度是国大党的杰出人物，是国大党新起的希望。他满怀感情地回顾
了昔日他们共同斗争的历史，借以证明印穆之间将会出现实际的永久的团结。
10月2日，甘地71岁诞辰。人们聚会庆贺，甘地写了一篇《谢》，呼吁同志们支持他
毕生所致力的工作。此时，甘地和工作委员会之间的歧见日趋明显。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
英国是否作有利于印度的宣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一旦遭到侵略，国大党将用什么方式
进行抵抗。在这个问题上，甘地和工作委员会长谈的结果，是他发现他们对非暴力的估价仅
限于用作对抗英国政府的武器，而且并不准备采取非暴力抵抗未来的进攻。甘地在10月10
日的社论中说，“我相信，所有国大党的党员们都极欣赏20多年中，运用非暴力与世界最
强的帝国主义斗争的合于逻辑的结果，即抵抗敌人进攻的方法应该和赶走敌人的方法相配
合，而前者显然比较容易。事实上我们过去所采取的是弱者似的非暴力抵抗，而不是一个强
者的非暴力抵抗。因此在这紧要关头，没有人敢响应非暴力的方式。形势如此严重，如果工
作委员会决定了采用武装暴力来保卫印度，那么过去20多年国大党所接受的非暴力训练便
等于徒劳。而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将印度不曾好好武装的悲剧责任，放在领导非暴力的我
的身上。”“我从不会鼓吹或支持武装的训练。相反地，我全力反对这种想法或作法。就是
眼前，我也并不反悔过去，我有不变的信心。世界各国中只有印度能学非暴力艺术，哪怕就
在今天来考验，我也相信必有成千上万的人，宁死也不会对侵略者以牙还牙”，“印度即便
是为了保卫边疆，最好也还是完全放弃暴力，因为印度参加武装竞赛就等于自杀。印度既丧
失了非暴力，整个世界便无希望。我必须保持过去半世纪我所坚持的信条，希望最后印度会
服从非暴力，保持人类的尊严，不要自己堕落。”
英国的态度却使甘地与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分歧暂时退居次要。10月17日，林利兹戈再
任印度总督。他在伦敦发表《白皮书》，其中重申了不实现“联邦机构”，而在战争结束后
召开各政党、宗教团体和王公代表会议来制定印度新宪法的原则立场。同时宣布可以采纳穆
盟得以代表印度穆斯林的主张。至于国大党要求立即自治，该声明说，“考虑时局应依世界
政治和印度政治的现实，取得进展应以实际可能为前提，试图做成现实政治中未必能成功的
事，到头来准是一事无成”。在这里英国政府所作的唯一让步就是放弃实际上早已破产的
“联邦机构”计划，没有满足国大党的合理要求。
对此甘地和国大党深感失望。甘地认为这种声明不过是英国传统分而治之策略的翻版，
国大党领导机构对此激愤异常，它决定不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并警告英国，国大党将发动
群众不合作运动，国大党执政的各省政府辞职将是第一步行动。同时，它又告诫人民，不要
匆忙开展文明不服从运动，这实际上是向英国政府施压，想迫使其作出更大让步，结果英国
政府没有积极反应。10月27日，从马德拉斯开始，国大党执政的印度8个省的省政府便先
后辞职。英国政府曾以扩大总督行政参事会安抚国大党，仍未奏效。11月初，林利兹戈不
得不又一次约见甘地进行磋商，陪同甘地的是卜拉沙德，他们两人在讨论中明确表示，除非
满足关于澄清战争目的的要求，否则不会考虑任何次要的建议，谈判破裂。
1940年1月10日，林利兹戈在孟买东方俱乐部发表演说，其中指出，英国准备在战后
尽可能短时期给印度自治领的地位，但各少数派和印度各王公的合法权益与要求应得到保
障，这一让步使国大党中的妥协派看到一线希望。甘地也说：“总督的声明包含着对双方都
光荣地解决的萌芽。”于是，国大党和英国政府间又开始接触，林利兹戈会见国大党的议会
领袖德赛，德赛表示，他个人同意自治领的地位，认为自治领与独立并无实质性差异，但他
无权就此作出决定，总督必须与甘地磋商。2月5日，甘地与总督再次会谈，但英方不肯作
出实质性让步，会谈又归失败。28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巴特拉开会，会议通过了一项
决议，严厉控诉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重申国大党不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决心争取印度的
“完全独立”，并声明在省政府辞职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发动不合作运动，并授权甘地在
他认为已准备好时开展运动。同年3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于拉姆加尔召开会议，批准了上
述决议。同月，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会议中通过要求成立巴基斯坦的决议。
战局在继续发展。5月10日，希特勒发起对西欧的进攻，英国张伯伦内阁倒台，丘吉
尔组成战时政府。在印度，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动荡的时局加剧了国大党的政见分歧，并
促使甘地与国大党领导机构分道扬镳。
德国之占领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的投降，都向印度资产阶级表明，法西
斯危险威胁印度。国大党的主战派为谋求与英国达成妥协而降低了它的要求。国大党领导机
构决定，暂时搁置不合作运动的议论，表示只要英国承认印度自治，战时在中央建立一个临
时国民政府，它即愿在战争中给予充分合作。尼赫鲁认为，这是他们经过痛苦的斗争与深思
熟虑而作出的抉择。国大党内以鲍斯为首的另一派，则力图迫使甘地采取行动。这年6月，
鲍斯会见甘地，呼请他发动文明不服从运动。
甘地本人立场依旧。7月3日，甘地发表了有名的对每一个英国人的公开呼吁。他以一
个非暴力信仰者的思维方式对于正在与纳粹浴血奋战的人们说：“我不揣冒昧，向你们建议
一种最勇敢的战士使用的著名而勇敢的方法，我想要你们不使用武器与纳粹作战。你们可以
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拿走他们所要的你们所有的国土，征服你们称作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
以让德国人踏上你们的美丽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即使要你们的家园
也不妨让出，如果他们不让你们安全撤退，就让你们自己和妇女与孩子任他们屠杀，但决不
可丧失心志，也不要对他们效忠。”
甘地的立场，纯属无稽之谈。即便在国大党内，甘地的极端非暴力立场也难找到支持
者。在国大党可能用什么方式向英国提供战争合作的问题上，甘地一直主张非暴力同样适用
于抵御外侮，因而他反对任何形式下的直接参战。但除他以外，几乎所有国大党领导人都主
张，只要英国答应印度的民族要求，一切形式的合作均可提供，自然不排除直接参战。
7月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不顾甘地的强烈反对，提出一
项新的决议，要求在印度立即建立中央临时政府，与各省政府密切配合，以动员一切力量共
起卫国。会议决定不能接受甘地极端非暴力立场，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在会上说，“国大党是
个政治组织，誓为国家赢得政治独立，它不是一个争取世界和平的机构。坦白地说，我们无
法做到圣雄甘地要我们做的那些。”会后甘地宣布引退。7月底，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浦那
开会，会议通过决议，表示有条件地支持战争。条件依然是立即宣布印度独立和建立临时国
民政府，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原则和非暴力抵抗战争的政策。
国大党抛弃自己的领袖是为了与英国人达成妥协，然而正是丘吉尔使甘地与他们又重归
于好。丘吉尔政府一贯忠于自己确立的政策，根本无意满足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林利兹
戈于8月8日发表声明答复国大党的要求时，依然老调重弹，表示英国政府赞成制订一项印
度新宪法，只是在英国正作生死存亡斗争的时候，不宜讨论此事。
英国的态度打破了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幻想。甘地对英国态度也极为不满，8月13日，
他向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谈话：“我已退出国大党的实际政治活动，我尽量忍耐不评述
总督的声明，但英国及印度若干朋友极盼我能表示一点意见。我认为，总督的声明更加深了
印度的混乱，也扩大了国大党所代表的印度与英国之间的距离。即使站在国大党外看，印度
也不欢迎这个声明。”9月15日，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要求甘地重新出
来领导。大会还确信非暴力政策不仅可用于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而且能适用于未来自由的
印度。
9月16日，全印委员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请甘地恢复领导国大党。
9月27日和30日，甘地两度与总督林利兹戈在西姆拉会谈，总督直接了当地告诉甘
地，“你是全心全意的反对履行作战义务，并且曾公开表示过，但我不能让你向任何人包括
战士或军火厂的工人等，进行任何反战的宣传，削弱民心士气。因为说反战而不危害印度利
益，包括你们所要求的言论自由在内都是不可能的。”甘地反驳：“你和印度殖民事务大臣
都说我们是自愿支持作战的，这一点必须弄清楚。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民对这一战争毫无兴
趣，人民不愿支持一个为帝国主义而战的战争。老实说，印度人民更反对纳粹得胜，不过他
们不以参战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看不出纳粹主义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任何区别，如果政
府承认了印度所要求的自由，那么政府就可以说是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主战与非战者之
间，本可立于平等地位，只要他们相互之间不使用暴力。”
10月5日，甘地宣告与总督谈判破裂。13日，甘地在瓦尔达向工作委员会宣布了他的
行动方案，2天后通告全国。这个行动方案称为“个人的萨蒂亚格拉哈”，目的是争取言论
自由，参加者须经甘地挑选，逐个地投入运动，而且和以往一样，一切活动均公开，关于何
时何地由谁举行象征性抵抗均一一告之政府。甘地挑选的第一个人是维诺巴·巴维，一个早
年就追随甘地的梵文学者，非暴力主义的忠实信徒，也是一位反战斗士。10月17日，巴维
在华达附近的波拉村发表反战演说，宣称出钱出力帮助英国人作战是错误的，唯一有效的办
法是遵循非暴力途径反战。此后三天，巴维徒步在乡村作同样的演讲。21日，他被判三个
月的监禁。随即政府实行严厉新闻封锁，不准发表巴维演讲与活动的新闻，严禁登载反战消
息。18日，甘地主持的《哈里真报》和其他两个姊妹刊，也接到政府通知。24日，甘地发
表声明：“如我必须将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文字都送往新德里审查，我将不能自由执行编者任
务。我所主编的3个周刊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是单为了某一方面的利益。显然，如果稿
件随时受到事先审查，当然并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新闻自由乃是我们所珍爱的特权，与民
事反抗无关。所以我对政府实施新闻检查的命令，不能保持沉默。”
11月10日，《哈里真》周刊及其他两刊终于向读者告别停刊。
个别民事反抗仍在继续，继巴维之后是尼赫鲁。他原被指定是在11月7日发表反战演
讲，但在10月31日他就被逮捕，被判4年徒刑。11月7日顶替尼赫鲁演讲的是布拉
姆·道塔，他在演讲时当场被捕，判刑半年。
11月中旬，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被称为代表性的非暴力运动。抵抗代表从个别改为
团体。由甘地指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印委员会、中央及地方议会中的国大党藉议员集体
发表反战演讲。过去在各省担任部长级职务的党员也纷纷到街头巷尾，高呼反战口号。其中
第一个发难者是帕迭尔，他在11月17日被捕，许多高级领袖等也被关进监狱。到1940年
底，计有11个中央常务委员，176个中央执行委员，29个以前的部长，400个民意代表都
被捕下狱。甘地随即下令从12月24日到第二年1月4日暂停非暴力抵抗14天，以表示对
耶稣圣诞的善意。
1941年1月5日，开始了甘地所组织的第3阶段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规模扩大。这一
次的抵抗代表由各级党部推选名单，送由甘地批准并亲自派遣任务。这些非暴力抵抗者一经
出发便决不回头，直到被捕为止。他们从一个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呼着反战口号，召集群
众大会。到1月底陆续被捕的达2250人。
时至4月，运动发展到第4阶段。所有各级党部的中下级干部均报名参加为志愿队员，
进行反战宣传，让政府逮捕。非暴力抵抗人数超过2万，入狱的人也是成千成万，他们准备
长期住进监狱。如果不是甘地加以限制，入狱的人还会更多。
这次运动看起来松散而缺乏活力，和20—30年代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相比大为逊色。
甘地这种作法在当时也遭到批评，有人认为这并不能削弱英国的战斗力，但甘地自有他的道
理。他认为非暴力抵抗本身就是一种道义的抵制，是3亿5千万印度人民非暴力组织的一种
争取自由的斗争，谁也不能让它停止。
由于国大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相继入狱，运动不久就很难开展，同时，国际局势也在急
剧变化，使国大党再次面临考验。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德军以强大攻势向苏联腹
地推进，日本也在全力鼓噪南进，英国政府预感到日本即将参战，故印度的战略地位更显重
要，军事上急需全面动员印度的战争资源。1941年12月3日，印度政府决定将参加非暴力
抵抗而被捕的人，包括尼赫鲁与阿扎德在内全部释放。
形势发展使甘地与国大党领导机构的矛盾重新突出。刑满出狱和提前释放的国大党人眼
见抵抗运动大势已去，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更使他们不满于老一套的作法，在世界人民积极
投身反法西斯斗争，印度前途命运攸关之际，他们不希望置身事外。这些人在党内逐步聚成
一股势力，强烈要求甘地改变计划，放弃不合作运动，重管各省行政权。但甘地寸步不让，
他认为参加运动人数的多少无关紧要，哪怕只有10个人，甚至只有2个人，却仍然代表国
大党。他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努力推进，以支持个别民事反抗运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日本迅速占领印度支那、马来亚、新加坡，
战火直逼印度国门。对此严峻形势，国大党工作委员会12月23日开会，声明国大党同情遭
受侵略的，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各国人民，同意与他们努力合作以制止侵略。甘地则固执
己见，认为这显然违背非暴力信条，他致函阿扎德，重申反对参加战争。甘地在信中说：
“我确实相信，只有非暴力才能使印度和世界免于灭绝。正因为如此，我必须继续完成我的
使命，不论我是否孤立，是否遭到个人或组织的攻击，故请你解除孟买决议所托付给我的责
任。”
工作委员会讨论了甘地的信，不能赞同甘地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因此通过一项补充决
议，免除甘地的职务。1月10日，甘地向国大党建议尼赫鲁作为他的继承人。
亚洲战局的剧变使英国处境极为不利，它急切希望印度在人力、物力与道义上给英国以
最大限度的支持，这一需要迫使英国当局考虑采取措施，团结印度，为盟国的作战努力服务。
英国保守党首相，英帝国利益最顽固的维护者丘吉尔在华盛顿方面及其亲近同僚的敦促
下，最终同意对国大党作出让步。3月11日，丘吉尔在下院宣布将派战时内阁阁员、掌玺
大臣克里浦斯前往印度。克里浦斯为英国工党要人，被认为是同情印度的自由派人士，据说
还与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私交甚笃。他性格温和，办事老练，此次受命赴印谈判，当然是最佳
人选。
3月22日，克里浦斯抵达新德里，29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从英国带来的计划
草案，这就是所谓的“克里浦斯方案”。
克里浦斯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各点：
1．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并将给予它以自治领地位。
2．军事行动结束后，将成立省和土邦的代表会议来制定新宪法。各省将举行立法会议
的选举，并由立法会议从自己的议员中选出各省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各土邦出席立宪会议
的代表应由王公指派。
3．不愿加入印联邦的那些省和土邦，可以保持与英国旧有的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
治领。
4．在战时，对印度的统治将不做任何变更，印度各政党应帮助政府作战，全部国防责
任应由英国政府担任，它只允许在总督以下设立的执行委员会里加入一名军事顾问来监督作
战的物质供应。
克里浦斯到德里第3天，即约见国大党主席阿萨德，说明方案全部内容。阿萨德立即召
开工作委员会加以研究。
此时，甘地虽已被免职，但他的态度对国大党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深知其中奥妙的克
里浦斯转而请求与甘地会晤，双方会晤长达2小时，克里浦斯力图说服甘地，但甘地态度非
常明确。他毫不客气地告诉谈判对手：“假如你的提议不过如此，何苦劳神费力从伦敦来到
新德里。老实说，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方案，我劝你还是趁早搭下一班飞机回去。”
国大党领导机构一开始对克里浦斯的使命抱有希望，但仔细研究英国方面的建议后，他
们又一次失望了。这不仅因为方案本身没有答应在战时建立责任政府，而且更由于其中包括
一些国大党极不赞同的条款，如允许印度各省和土邦有权不加入联邦，特别是其中规定英国
仍将掌管、统治和指挥印度国防一条最难令人接受。4月2日，国大党通知克里浦斯，表示
不能接受方案。虽然克里浦斯又提出关于国防问题的另一方案，扩大其中印度人的权利，并
且有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翰逊从中斡旋，但由于甘地的态度坚决，加以英国政府始终不肯
作出重大让步，4月1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发表正式拒绝接受方案的公报。
克里浦斯调查团并没有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奠定基础，局势的发
展使甘地产生了要英国退出印度的设想。甘地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
上，同盟国将难以抵抗日本的攻势，英国没有力量守住印度。而如果英国退出，独立的印度
将用它全部的力量抵抗日本侵略。4月，甘地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坚定看法是英国
现在就应有秩序地退出印度”。甘地在接受美国记者路易·费舍尔的谈话中详细说明了国大
党对克里浦斯建议的观点，并声明，英国人应放弃印度，只有那时的印度才能捍卫自己，并
帮助中国、俄国。而且印度抗击日本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的唯一武器乃是非暴力。甘地想
象将有一排排印度人，纪律严明，手无寸铁，面无惧色地向日本人的刺刀冲去，他们前赴后
继，勇往直前，直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而使敌人心慈手软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希望落空之后，1942年7月6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尔达召开会议，经过9天讨
论，通过了甘地起草的“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宣称“本党鉴于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以
及印度人民的切身经验，确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必须立即结束”。“本党主张英国撤出印
度，并无意和英国为难，妨碍联合国家正在进行的战争，更非鼓励侵略者来到印度，或增加
日本对中国的压力……本党更不想削弱盟国的防御力量。因此，本党同意盟军在印度驻防，
倘有此需要，为抵抗日本及其他方面的侵略，以保障援助中国。”“如果这一要求不被接
受，本党将不惜一切牺牲，运用一切非暴力的力量来达到目的。由于事关重大，本会特决议
此项建议提交于1942年8月7日在孟买召开的中执会（全印委员会）作最后决议”。这实
际上是给殖民当局提出最后通牒，但却留有余地。事实上，当时无论是国大党的领导机构，
还是甘地本人都没有明确的计划和具体行动，这显然只是在施加压力。
面对这一信号，英国殖民当局无动于衷。国大党就这样等待、观望、请求、宣传，又拖
了很长时间，最后全印工作委员会于8月7日在孟买召开会议，审批工作委员会决议草案。
次日，会议通过了决议，重申“英国政权从印度撤退，任何未来的承诺或保证都已无济于
事，唯有得到自由才能使人民乐于发挥潜力，勇于战斗。印度宣布独立后，自由的印度将组
成临时政府，与联合国家为友，分担争取自由斗争的义务”。决议要求全体同胞，面对艰
危，奋勇前进，在甘地领导之下，奉行命令，严守纪律，为印度的自由而奋斗，而且必须恪
守非暴力原则。
8月8日子夜时分，甘地袒胸赤足，在孟买一间空气闷热的大厅里向全国发出呼吁。他
讲话的声音平静而庄重，但却饱含着异乎寻常的激动和兴奋：“我要求立即获得自由，为
此，我向你们提出一个神圣而极为简单的办法：或者行动起来，或者走向死亡。我们将解救
印度，或许我们将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奴隶制度继续存在下去。”
黎明来临时刻，甘地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幽暗的牢房。英国人经过精心策划，一举将
甘地和出席孟买会议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全国委员会成员以及各省市组织负责人悉数
逮捕，国大党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
逮捕甘地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国大党基层组织领导了群众反英斗争，斗争方式既有和
平示威抗议，也有武装暴动，双方冲突与流血事件不断。到1942年底，全国约有250个火
车站被毁，500个邮电局受袭击，150个警察局被攻打。政府采取高压手段控制了局势，从
8月至11月，据官方统计，死亡群众近千人，被拘押者超过6万。殖民当局还大造舆论，
把暴力斗争的责任完全加在甘地身上。
以往数度入狱，甘地都有心理准备，且都欣然就范，政府也都煞有介事的进行君子式审
判。可这一次入狱出乎甘地意料，就在他被捕前1小时，他还在对秘书说：“我昨晚讲话
后，他们就不会逮捕我了。”更可气的是，政府不由分说就将他关押起来，而且准备一直关
到大战结束。对于这种蛮不讲理的行为，甘地深感愤怒。他在狱中不断给政府当局写信，表
示抗议，政府根本不予理睬。
1943年2月8日，在被囚的第5个月，为了抗议政府的镇压行动和歪曲宣传，甘地对
外宣布，决定从2月10日开始绝食21天。但英国政府执意不肯让步，丘吉尔在致总督的信
中指示，如果甘地打算绝食至死，也随他的便。
2月10日，甘地绝食开始之日，政府即颁布一项长达数千字的公报，称甘地坚持在狱
中绝食3周，这不是政府的过失。
此时甘地已是74岁高龄，又经过了长时间的监禁，长达3周的绝食对他是严峻考验。
绝食进入第4天，他便不能起床，心脏益见衰弱，8天之内，体重减轻了14磅，性命已有
不保之虞，12天以后，甘地已进入了弥留阶段，只有一息尚存。印度乃至全世界以极其焦
虑的心情关注着这位垂危老人的微弱心跳。眼看这位终身为印度民族事业奋斗的老人的生命
即将逝去，全印度人民及各派领袖与中美等国报界纷纷呼吁英国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然而
英国政府却无动于衷，甚至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心态暗中为他准备后事。但是这位耄耋老人似
乎有着神奇的力量，他居然再一次躲过了死神之手，从第13天开始，他的神志又渐渐清
醒，3月3日上午9时，他顽强地挺过了21天绝食。
对于一个无视生命和道义的政府，甘地已不再呼吁、呐喊、抗议，他准备以监狱作为自
己永久的归宿。他恢复了惯有的平静心态，并以书为友，打发着漫无天日的狱中生活。宗教
书籍仍是他的必读之物，从那里面，他似乎找到尘世之外的无限慰藉；莎士比亚、白朗宁、
萧伯纳的选集他也爱不释手；在狱中，他还接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狱中的这段日子也是甘地同夫人患难与共的最后日子。甘地夫人是在甘地入狱后的第2
天被捕的。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已共同走过了人生的一程又一程。在甘地的辅导下，嘉斯
杜白这位当年目不识丁的女子，现在不仅能读会写，而且成为英勇不屈的非暴力抵抗战士。
现在她又一次与甘地生死与共，栖身囚室。面对两鬓斑白、老态龙钟的妻子，甘地百感交
集，他替夫人编写简易读物，教她史地与诗歌。可惜甘地夫人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眼下更是
每况愈下，竟至一病不起。
1944年1月27日，甘地写信给政府，希望能准许孟买的马太医生前来狱中为夫人治
病，让他的侄孙女摩奴来狱中看护病人和允许他们的儿子常来狱中探视。
政府不仅不理会甘地的请求，而且对前来狱中探访的亲人也严加限制。2月16日，甘
地再次要求政府派一位印度医生看护病人，如果政府不同意，就请立即释放病人出狱，如果
二者均得不到批准，那么他本人要求另到他处接受监禁，因他不忍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在痛苦
中毫无照顾，但这一请求仍然得不到回音。
1944年2月22日，这对早已弃绝世俗欲念，却依然终身厮守的患难夫妻在一起走过了
64载风雨人生后，终于永别，嘉斯杜白偎在甘地怀中，安详地与世长辞。
对于夫人的遗体安葬，甘地恳请政府最好能不予干涉，交由他的儿子和亲友们公开安
葬，如果这一点办不到就请亲友们到狱中送葬。一再不肯对甘地夫人施以人道救助的政府这
回总算答应了甘地的要求，2月23日，150名亲友前来狱中为甘地夫人送葬，陷入极度悲伤
的甘地守在夫人的遗体旁，神思恍惚地对前来的亲友点头致意。
在鲜花簇拥的灵床上，甘地夫人身着甘地亲手纺制的洁白土布纱丽，身上覆盖着一床囚
犯用的床单，额上点着吉祥点，像是沉睡在甜美的梦乡。嘉斯杜白一生以丈夫的事业为己
任，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她牺牲了作为一般女人所希望拥有的一切，如金银首饰、荣
华富贵、安逸享乐，这种牺牲虽算不上惊天动地，但却是甘地生活与事业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甘地夫人的葬礼简单而隆重。在囚禁他们的阿格罕内搭了一处临时火化场，颂完几段
《薄伽梵歌》与《可兰经》后，遗体便被放上支架，点燃了檀香木，火花一点点吞噬了她圣
洁的躯体。望着老伴在如炽的烈火中渐渐消逝，甘地老泪纵横。整整6个小时，他扶着一根
棍子倚在火前，不肯移动半步，老人的心久久沉浸在生离死别的极大悲哀之中。
夫人逝世的伤痛尚未抚平，新的灾难降临到甘地头上。4月初，甘地身染虐疾与阿米巴
痢疾，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生命危在旦夕。16日，政府首次对外披露甘地的健康状况，此
时已度过危机的丘吉尔政府不希望他在战争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死在自己的监狱里，5月5
日，监狱长前来通知甘地，政府将于次日上午8点无条件释放甘地和与他同囚的人。
第2天早上，钟声敲过8响，甘地手拄拐杖，获准走出了囚禁他1年9个月又15天的
监狱，结束了甘地一生中最后一次囚徒生涯。截止当时为止，他已在狱中整整渡过6个春
秋，共计2338天，其中249天在南非，2089天在印度。然而这一次的出狱，他的心情异常
沉重，夫人生前一直盼着早日出狱，然而她将永远留在这里了。但他认为，夫人死得其所，
因为她是为争取自由而死，虽死犹生。
甘地出狱后，前往孟买，住在一位富有的支持者的别墅里，身体渐渐康复，进而又开始
投身火热的政治斗争。
印度的革命形势在甘地及国大党领袖被捕入狱后，虽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政府凭
借武力很快控制了局势，国大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几乎完全停止了活动。在这个时候，
穆斯林联盟实力增强，关于建立巴基斯坦主权国家的态度也日趋坚决。自由党人此时也积极
开展活动。他们力图充当英印政府同国大党领导之间的调解人，主张用立宪手段解决“印度
问题”，根据这个计划，英国人必须给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而不应把它分成两个国家。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妄想，因为当时英帝国主义根本无意对印度资产阶级作出让步。
国大党的许多领袖1944年初相继获释和5月6日甘地的出狱给印度政治生活注入了活力。
是年夏天，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袖通过沙甫诺和前马德拉斯省省督拉贾戈帕拉戛查
理进行了谈判。谈判的目的在国大党领导方面是为了吸引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参加争取立即
成立印度责任政府的斗争，因为英国当局反对成立这种政府的主要口实是穆斯林联盟不参加
这个政府。但谈判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1944年9月4日～27日，甘地和真纳在孟买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谈判以极秘密的
通讯方式进行。由于真纳坚持要在举行公民投票前国大党就应同意穆斯林联盟建立巴基斯坦
的计划，因而谈判失败。国大党和穆盟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对印度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即将胜利，印度反英情绪高涨，印度各阶层人民要求完全摆脱英国
统治的愿望更趋强烈，反帝群众运动也日趋激进。此时，国大党在建设性工作与议会斗争方
面均趋活跃，它已放弃抵制中央议会策略转而与其他党派合作，多次击败政府所提出的法
案。国大党的势力和影响上升。与此同时，为在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中获得有利地位，英
国忙于粉饰太平。为使印度有资格在联合国中取得一席之地，英国政府准备指派印度代表参
与会议。
甘地表示抗议。4月18日，他在孟买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和平不可分的前提之
一乃是印度必须脱离外国统治，得到完全的自由。”“和平的真义如果为大国所接受，则大
英帝国主义者所指定的代表就不应为国际间所承认。这比没有代表更坏。在未来的旧金山会
议中，印度必须自选代表出席，否则便不参加。”
此时，有关甘地及其与国大党关系的流言，又多了起来。5月4日，针对有人提出甘地
是亲日派，主张释放尼赫鲁来代替甘地的领导的说法，甘地发表声明予以回击：“我坚持印
度的真正独立，当然不会对日本或其他与英国作战的国家示弱。我的目的是经由不合作与非
暴力结束英国或任何外人在印度的统治。”至于他与尼赫鲁的关系，他说：“应当知道我曾
指定尼赫鲁作我的继承人，他毋需走到前台来，他已经在前台上了。政府不允许他做他要做
的工作。他和我是朋友，不是政敌，对于独立的观点我们没有分歧。我们是携手合作的兄
弟，是忘年交。当然，政府释放尼赫鲁和其他政治犯，我们非常欢迎。”
发表于 @2004年03月20日 5:46 PM |评论 (0)
甘地传7
运动已进入低潮，甘地身陷囹圄，深感暂无回天之力。为避开政府锋芒，维系民心士
气，甘地再次决定将注意力从直接的政治斗争转向建设性工作。
解救“贱民”是甘地建设性方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不可接触制乃是印度教社会
的一大痼疾，是英国赖以维护其分而治之统治的基础，因此甘地决定从狱中发起一场消除不
可接触制、解救“贱民”的社会宗教革新运动，他称之为“哈里真”①运动。
①“哈里真”即“神之子民”的意思，是甘地对“贱民”的称呼。
当时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是依照麦克唐纳的宪制方案，“贱民”将以少数族的地位参加保
障名额分区选举，他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开始斗争。8月18日，甘地对外宣布：除非首相撤
销“贱民”阶级分区选举的规定，否则他将绝食至死。
当日，甘地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表明了心迹。他说：“我虽不是‘贱民’出身，却一向
自认为是一个‘贱民’，我努力使自己有资格代表他们。我不是要代表他们中的前10名，
使他们感到‘贱民’中还有阶级。我是要代表那些最低层的、看不到的、不可接触的、时常
萦绕在我心头的可怜大众。我想要提高他们，不在于给他们在议会中保留席位，主要在努力
推行革新印度教的工作。现在准备实行的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阻碍印度教的革新，是我最
反对的……作为一个自愿的‘贱民’，我将决不满意‘贱民’与非‘贱民’的整批交易。我
所要的、赖以生存的、誓死争取的乃是根本铲除‘贱民’的阶级。”甘地要求“贱民”与非
“贱民”的领袖立即签字，在一种真实的兄弟情谊之下合作。
甘地的绝食斗争，在印度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许多印度教领袖呼吁甘地不要绝食，但
同时保证支持他。泰戈尔的来信对甘地是雪中送炭，诗人表示：“为印度的团结，社会的正
义，即使牺牲宝贵的生命，也是值得的，我们忧伤的心，带着我们的敬爱与你崇高的自苦同
在。”社会各界要求取消不可接触制的呼声很高。迫于压力，有关方面不得不作出让步，将
留给“贱民”阶级的席位增加一倍，而且全印宗教领袖达成了一项协议，取消印度教中所谓
“贱民”阶级。任何过去被视为“贱民”阶级的人，今后均享有和普通印度教徒一般的平等
权利，包括使用公用水井，公共学校、公路及准许其入庙朝拜等。初战告捷，9月26日，
甘地停止绝食。
当然，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决非易事。一些顽固的印度教徒依然视不可接触制是印度教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维护旧俗。1932年底，甘地得知契拉诺邦一所印度教
庙宇不准“贱民”入庙礼拜，十分恼火，他指名要那些人纠正错误，并声称如不纠正错误，
他将在狱中再度绝食。那些印度教徒则指责甘地离经叛道，动辙以绝食相逼乃是一种讹诈。
甘地便与之展开论战，他发挥自己对宗教经典熟谙的优势，旁征博引，去劣取优，从理论和
实证的角度证明所谓“贱民”与生俱来便低人一等的说法，“不过是可怕的宗教偏见和陈规
陋习”。他认为绝食乃是有宗教教养的人的最后武器，即“当其他办法都行不通时，他便只
有牺牲最后的生命”。一些顽固的印度教徒也如法炮制，拿绝食来对抗他，反对他绝食，甘
地不为所动。他的态度是即使所有的人都拿绝食反对他，他也还要绝食。经过甘地一再呼
吁，契拉诺邦印度教庙问题，经过公民投票，绝大多数居民还是赞成“贱民”入庙。
1933年1月4日是不合作运动纪念日，卜拉沙德曾策动各地群众集会，导致多人被
捕，国大党领导人前往狱中征询甘地意见，是否发动不合作运动。甘地希望他们自作主张，
自己将专心致力于拯救“贱民”的工作。此一时期，印度中央立法会议正在酝酿废止“贱
民”阶级的法案，甘地呼吁所有印度教徒予以支持。
2月11日，甘地主办的《哈里真报》（周报）正式在浦那创刊。甘地为之撰写的发刊
词，阐明该报的宗旨乃是致力于解救“贱民”，并呼吁社会各界鼎力相助，以拯救4000万
“贱民”脱离奴隶枷锁。此后，《哈里真报》成为甘地领导“哈里真”运动的一块舆论阵地。
至于如何拯救“贱民”，甘地在4月15日的《哈里真报》上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
“我深信绝食的方法……不可接触制是一种大错，可能不须流血便可废除，但需有适当的工
具。我想我能负起这个责任，如果我的牺牲被神选择。只有那些不断追求真理、爱慕真理且
抛弃物欲的人，才能从事这样的绝食。如果没有准备，是决不可尝试的。”
29日，甘地又打算绝食。这天清晨早祷时，甘地写了张条子给随侍人员，说是深夜12
点，有一种发自体内的声音提醒他，要他绝食。他虽本能抵抗，但始终违抗不过，所以他恭
敬不如从命。30日，甘地向外界宣布了他将从5月8日至29日绝食21天的声明。他说，
这次绝食不是要反对任何人，只是反对自己，是一种清心的磨炼，是为了接近神，接近真理。
5月1日，甘地致信总督，表示他的绝食与政府无关，完全是基于良知的原因。
绝食预定在5月8日上午11点开始。政府担心甘地在狱中进行长时间绝食，会造成不
利的后果，便于8日上午9点将甘地释放。甘地出狱后，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1个月，并要
求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他则照常绝食了3星期。
待甘地体力逐渐恢复后，国大党领袖们在浦那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会中接受甘地的
意见，停止群众性的不合作运动，改由个别的不合作斗争，禁止一切地下活动。甘地的理由
是，个别不合作斗争是独立作战，一个人倒下去，不影响他人，反之，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则
彼此影响。另一方面，前者由自己作主，后者则要依赖领袖。群众性不合作运动有失败的可
能，也可能被镇压，但个别抵抗则没有人制服得了。
会后，甘地致信总督要求会晤，遭到拒绝。英国国务大臣在下院发表演说，声明：除非
国大党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否则政府决不与甘地谈判。于是，国大党立即决定实施个人非
暴力抵抗。
7月26日，甘地忍痛宣布解散他一手缔造并凝注了他18年心血与希望的真理学院，以
便学员能分别参加个人不合作运动。随后甘地对外宣布他将于7月31日率33名真理学院师
生员工踏上征途，到农村去作长途宣传。
8月1日，甘地与夫人、秘书戴赛及其他真理学院学生全体被捕。4日，甘地获释，但
被要求不得离开浦那。甘地不从，又被抓起来，判刑1年。政府规定，甘地在狱中每天可以
收阅报章杂志，但不得接见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每天不得接见2个以上的来访者。甘地要
求能像过去在狱中那样继续进行“哈里真”运动，遭到拒绝。
8月16日，甘地宣布将在狱中绝食至死。2天后，政府发布公告，表示如果甘地不再从
事非暴力抵抗和“哈里真”运动，政府将考虑释放他。甘地不同意有条件释放，继续坚持绝
食。1星期后，甘地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被送至沙桑医院看管。由于政府始终不肯让步，甘
地身心状况极坏，他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消沉与萎靡，好像已失去活下去的兴趣，甚至把自己
仅有的几件心爱之物也送给身边护士。眼看甘地已濒临死亡，8月23日，政府慌忙宣布，
无条件释放甘地。此后甘地恢复进食，才幸免一死。
甘地出狱后处境极为艰难，假如他继续从事个人的非暴力抵抗，必将再度入狱。而入狱
后，必将因同样的“哈里真”问题而绝食，政府大概不会让步，那么甘地只有死路一条。一
些国大党领导人认为，甘地当时实际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再“惹事生非”，而用全部精
力去做“哈里真”工作，同时跟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见见面，必要时出出点子。第二个办法是
在一段时间内完全退出国大党，让年轻人顶着干。
9月13日，甘地正式发表声明，他个人将停止非暴力抵抗1年，直至下一年8月3
日。在这段时间内，他将集中精力于解救“贱民”及其他建设性工作。
9月30日，甘地开始作募集解救“贱民”基金的长途旅行，以便获得更多的捐献来支
持此一全国性革新运动。
此次募捐旅行虽受到一些顽固印度教徒的抵制，但他得到的欢迎却盛况空前，也出现了
许多群众慷慨解囊、感人至深的场面。整个旅行历时将近1年，共走过12500英里路程，募
得基金80万卢比。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高潮过后，占优势的国大党右派领导人认为积极斗争和施加压
力的阶段业已过去，现在必须来一个妥协的合作。所以从1933年末起，右派为参加本届立
法会议的选举而恢复了自治党。在这个新议会派的影响下，国大党越来越右转。与此同时，
以尼赫鲁为首的左派的信仰社会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主张不妥协地进行反帝斗争，哪
怕是受到暂时的挫折也在所不惜。
甘地针对斗争高潮过后的低落情绪，提出了一个新的对策。1934年4月7日，甘地在
解救“贱民”的长途旅行中发表声明，推翻上一年7月发起的个别不合作运动主张，劝告所
有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一个人来从事这件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有谁想
恢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须事先得到他的指示，经他认为此人在这方面确实超过他方可。他
的理由是，为了今后能承担大任，一个非暴力者应当学习自制的艺术与自愿的贫穷。他们必
须参加国家建设，诸如自纺自织、提倡土布、消除宗教壁垒、解救“贱民”、禁酒与自洁。
这些都是保护穷人的工作，同时还必须服从当局的法律。
甘地的声明令尼赫鲁等左派非常失望。当时尚在狱中的尼赫鲁8月13日给甘地写了一
封长信，表示了他的不满。
“当我听到你停止不合作运动的决定，我很不愉快……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我已准备
响应你的号召。不过你所提出的解释及对今后工作方向的指示，尤其令我困惑，我有一种突
然的感触，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破裂了，它是我最珍贵的一种维系。在这荒漠的世界里，我
感到可怕的寂寞。”
甘地立即给尼赫鲁回信表示理解他的心情。但也表示他们在手段上存在着程度上的差
异：“在我看来，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只要我们能控制手段，便不难达到目的，否则就不
会有达到目的的希望。”他还解释说，他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时间因素，意思
是说尼赫鲁的想法未免有点急躁冒进。
甘地发表声明后不久，便在阑溪召集国大党领袖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萧
克·阿里、安沙里博士、卜纳沙德、奈都夫人、诺艾、戴赛等人。会上，甘地澄清了一种说
法，即大家以为甘地是叫国大党停止所有不合作运动，其实这不是他真正的意思，他的意思
是由他代表国大党来从事这项斗争。甘地表示：如果大家坚持要国大党停止抵抗，他本人只
有退出国大党，但由于同志们的劝告，甘地答应等到10月份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议时再决定。
其实导致甘地决定退出国大党的原因还很多。1934年9月10日，甘地发表声明，阐述
了他必须退出国大党的理由：“在我看来，许多党员和我本人对前途的看法有很大分野，如
果不是因为他们对我罕有的效忠，他们选择的方向必是与我分道扬镳。”声明中，甘地主要
列举了这样一些原因：一是在纺纱与土布问题上的分野，甘地将纺纱与土布列为首要工作，
而多数国大党员对此毫无信心。有些人虽纺纱，却并非出自信心而是对甘地个人的忠心。二
是在议会代表团问题上，甘地主张在当时没有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情况下，在党内设立
议会代表团，借以实行党的政策很有必要，而其他人则对此有尖锐的意见分歧。三是他与左
派的关系将很难相处。他认为尼赫鲁为首的左派富于勇气和牺牲精神，其主张却不合他的胃
口，他不愿与之在党内处于实际对立地位。四是在非暴力问题上，甘地视之为信条，而其他
人则不过是当作一种政策；在“贱民”问题上，甘地认为这是宗教与道德问题，而其他人则
认为甘地大可不必停止不合作运动而致力于这一枝节问题。还有在土邦问题、个人非暴力抵
抗等等问题上都有分歧。
最后，甘地提出了反映自己根本立场的几个提案交提案委员会审查。这些提案，一个是
要求将党章第一条中“合法的”与“和平途径”改为“真理与非暴力途径”；二是将党员每
月应缴纳党费4安那改为应缴双股纱8000英呎，其中60英呎必须自纺；三是任何人如不是
继续在党部登记备案，履行义务达6个月，并经常着土布衣服者，均将丧失党内选举权。
甘地认为，国大党如果同意他为领导人，就必须通过这几项提案，没有丝毫妥协余地。
他希望全党同志冷静考虑，自作抉择，切勿迁就他个人的意见而影响大家的判断。
大会于1934年10月26日在孟买举行，甘地所提各项修正案，多数被修正或予以保
留，因此甘地决定退党。
28日，甘地进入会场辞别，全场8万人一致肃立，向甘地致敬。大会当场通过决议：
“本会一致信任敬爱的甘地领导，且曾殷切期望他能改变其退党决定。但全党的努力未改变
圣雄的决心，本会迫不得已接受圣雄的退党要求，并对其所作的卓越贡献深致敬佩，且对其
保证在必要时为党贡献卓见，尤感满意。”甘地最后致辞表示：今后他对国大党的兴趣将限
于在相当距离内，注视其所坚守的原则。
甘地退出国大党后，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决议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国大党参加立
法会议选举，甘地本人则致力于乡村工业建设。
恢复乡村工业是甘地土布运动计划的扩大，他认为土布运动业已取得可喜的成绩，现在
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城市居民能够和乡村居民在精神上结合，而不是前者剥削后者，或者要乡
村居民模仿城市生活。他因此进而提出由自纺自织发展到自制糙米和土面的乡对工业的想法。
1934年11月26日，甘地在《哈里真报》上著文，阐述他发展乡村工业的一些基本思
想。其中讲到了他为什么不按西方的方式去使用大机器而主张小规模乡村工业的道理。他指
出：在人手不足的地方，使用机器当然是好事，但在印度这种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使用机器
就是坏事。因为在这里面临的问题不是要“替几亿人找空闲而是如何利用他们的空闲时间，
因为他们平均有半年无事可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机器工人代替10个工人的工作，他就
等于在农村赚了10个人的钱，造成了10个人失业。如果这样计算的话，即使他生产的东西
再价廉物美，也比农民自己生产的东西要贵得多。对于一些人批评乡村工业是个体生产，不
适用大规模的合作生产方式，他也提出反驳。他认为乡村生产固然限于狭小的村落，可是产
品可以集中，利润可以分享。只要按照计划适当管理，只要有合作精神，分工协作也是可以
进行的。但他认为土布仍是中心工作，不能因为推进其他的工业而放松了对土布的纺织。没
有土布工业，其他便不能推进。
1934年12月14日，全印乡村工业协会正式成立，负责推广糙米与土面。该会为国大
党外围组织，但甘地不主张其过问政治。
甘地默默致力于推进乡村工业建设引起了政府的猜疑，他们不知甘地又将在农村搞什么
大动作，因而密令各地官员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以便采取防范措施。对此，甘地的态度是：
“如果政府愿助我一臂之力，那是再好不过了。我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政府应当做的，随政
府怎么做都可以，就是不要压迫老百姓。如果政府帮我。我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但必
须是适当的协助。就我自己来说，我的一生是一张白纸，绝对没有任何秘密。我只选择旁人
所不注意的工作去做，也决不干预旁人所已做的事。我推广糙米、土面，只不过要老百姓别
忽视自己的健康。”
1935年正是印度国内政治活跃的一年，一般民众都热心政治活动，甘地却在这个时候
远离政治斗争的前台，专心于他的乡村工业，许多人为此迷惑不解，甚至有人认为他这是逃
避现实，表现灰心、失望。甘地在1935年12月28日的国大党50周年纪念日上阐述了他的
思想：“凡没有准备好从事小改革工作的人，决不能担负起伟大的改革事业。凡已好好运用
其智能努力工作的人，必将发现他的才能是在不断增强。而且原以为是了不得的革新事业，
其实不过是小事，只有这样安排我们的生活，才能自然。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一个人首先要
忘记它，如果事事想到政治目标，便会产生不必要的困惑。何必为那些晦暗的问题伤脑筋，
不到死，为什么死？”
1936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出现新的特点。国大党的许多党员越来越不满足国大党右
派领袖们所提出的宪政形式，积极探寻新的反帝斗争的道路、方式与方法。他们聚集在尼赫
鲁周围，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甘地退隐之时，尼赫鲁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人物。
尼赫鲁是一位与甘地风格迥异的国大党领袖人物。他出自婆罗门世家，早年就读于英国
哈罗公学、剑桥大学，对哲学、文学、法学颇有研究。他从英国回国后，即投身印度民族解
放斗争，在斗争中热烈追随甘地，且久经铁窗考验。然而他与甘地在一些方面格格不入。尼
赫鲁是个理性主义者，憎恨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认为这是印度落后停滞、四分五裂、深遭
外国殖民者蹂躏的罪魁祸首，而甘地则对神有着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尼赫鲁性情暴躁，清
高孤傲，甘地则谦逊柔和；尼赫鲁酷爱文学，崇尚科技，甘地则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不幸的
根源；尼赫鲁富于理性，认为目的模糊不清是可悲的事情，行动要能收效，必须导向明确，
甘地往往凭本能（他本人称之为“内心的声音”），善于体察群众的心理而相机行事，认为
注意手段，目的自明。
在社会政治观上，两人也有很多不同。如1922年甘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尼赫鲁
就极不赞成，认为它挫伤了士气，使大好革命形势丧失。1930年德里协定及随后的圆桌会
议，尼赫鲁认为它转移了人民对主要问题的关注，带来了失望与失败情绪。他认为甘地过分
强调土布及解救“贱民”工作是轻重倒置，转移了人们对主要问题的关注。他也不同意甘地
号召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而由他一人代劳。尼赫鲁在提出摆脱现状的出路时，要求国大党
的领导采取国大党活动的民主化和积极行动的激进纲领，以便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反帝运动，
同时他承认工人和农民建立自己的阶级组织来捍卫他们的经济要求的权利，他认为这些组织
应当完全服从国大党。他对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和在反帝斗争中采用的非暴力方法产生怀疑。
尼赫鲁写道：“在政治方面，非暴力策略至今还没有取得胜利，因为印度仍然处于帝国主义
的罪恶控制之下。
在社会方面，这种策略也没有规定根本的改变。”
但甘地科尼赫鲁之间有着亲如父子的关系。尼赫鲁虽不同意甘地的主张，但他一直崇拜
甘地的人格，并追随甘地行动。甘地对尼赫鲁也是精心培植，悉心诱导。尼赫鲁是甘地最为
属意的继承人。
1936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正式颁行，该法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在激烈的反对声中于
1935年7月24日正式列入法令。该法规定，在英属印度11个省建立拥有一定保证的完全
的责任政府和实施自治。总督拥有为保护少数派、维护法律和秩序采取行动的权利，印度各
土邦和各省加入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管理中央事务。在中央实施两头政治。英国虽然作出
了一些让步，但该法一开始就明确表明：英王和印度的关系是所有权利、一切政权和全部司
法权都由英王陛下实现。它丝毫未改变印度对英国的依附地位，因而遭到印度各界人士反对。
1936年4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了会议，甘地出席会议，但并未参加会
议的讨论。他推荐尼赫鲁任主席之职。这次大会批准否决了1935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会
后尼赫鲁在组成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时，大量吸收左派参加，人数占到1A3，但右派仍在国大
党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
勒克瑙会议后，甘地迁居到西迦昂的一个僻远小村，住进了茅棚。他认为自己过去偏重
于发表理论，现在该有更多的机会来长期体验实际的乡村生活，哪怕只是住上一阵，他将对
印度农村的情况有更深的了解。西迦昂环境恶劣，肮脏而又闭塞，但因为甘地的到来，这个
鲜为人知的小村子很快闻名遐迩，成为国大党要员频繁出没、各色人等川流不息的场所。甘
地就在那窄得仅容他转身的茅棚里住到5月下旬，因健康原因，不得不移往他处疗养。
这年5月，甘地得知其长子哈瑞拉·甘地在孟买改信伊斯兰教。在甘地的几个儿子中，
长子酗酒成性，游手好闲，到处招摇撞骗，让甘地伤透脑筋。由于哈瑞拉曾几度宣称要改信
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其意图不过是想捞点好处，而非出自信仰，所以当得知儿子皈依了伊斯
兰教，他便在《哈里真报》上撰写了题为《致穆斯林友人》一文，对他这位不孝之子的行为
进行揭露，以便穆斯林友人能考察哈瑞拉改教的动机。
英国政府考虑到印度政府组织法中有关“联邦机构”部分引起了印度社会人士的激烈批
评，决定先着手实行“有关省自治的部分”，“联邦机构”部分暂时搁置不提。它公布省立
法会议的选举拟在1937年年初举行，总督林利兹戈勋爵为分裂反帝阵线和为各反对党派拉
更多选票，开展盅惑宣传，表示政府打算采取措施改善群众状况，并号召国大党领袖们合
作，同时继续对左派分子进行迫害，企图阻挠他们进行竞选宣传，主张同政府合作的各地方
组织，党派也都积极加强了自己的活动。
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决定利用选举，宣传国大党纲领，吸引各阶层参加反帝斗争。早在
1936年8月，国大党就提出了竞选纲领，其中包括许多进步内容，如争取完全独立，废除
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现存的土地制度，改善工农状况，男女平等，废除“不可接
触制”，释放政治犯等。国大党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攻势。
1936年12月，国大党第50次会议根据甘地和尼赫鲁的主意，在马哈拉斯特拉的法兹
普尔村举行，意在突出国大党要与农民建立联系的愿望。
会议通过决议，明确宣布反对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以及因此而强加给印度人民曾
公开反对的所谓印度宪法，认为任何与宪法合作的行为，都与印度争取自由的斗争背道而
驰。大会重申不与该法合作的一贯立场，且将在议会内外与之斗争。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土地纲领，规定降低地租、田赋、水税，取消欠税，禁止各项杂税，
以及强迫劳动、减少高利贷债务负担等。
甘地未出席此次大会，但会后他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国大党的决议。
1937年初的立法会议选举，国大党在各地取得了胜利。2月末，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
尔达开会，通过新的立法政策，还规定：凡国大党籍议员均不得支持帝国主义政策，不得接
受封号，同时必须身着土布，实践竞选纲领。
选举获胜后，国大党在是否接受各省部长职务问题上意见分歧，迟疑不决。右派有势力
的领袖早在选举前就主张无条件接受，但尼赫鲁等则希望争取比“省自治更大的权益”。甘
地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主要作用，他提出国大党可以有条件地接受部长职务。结果1937年3
月19日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遵循甘地的意见，正式决议：凡国大党取得绝对多数席位
的省区，国大党籍议员可接受省级部长职务，但总督必须同意不使用行政权干涉议会。甘地
这是想借合作的方式来达到不合作的目的。
选举活动和国大党在选举中胜利，导致印度全国政治生活进一步积极化，并引起群众争
取自身利益的斗争加强。尤其工人的罢工斗争十分活跃，英国统治集团不得不对国大党让
步，同意不使用总督的特权。1937年7月，各省民选代表走马上任。
选举获胜后，国大党的注意力开始主要集中到参加政府方面。甘地则一如既往地专心于
乡村建设运动，并提出了他的具体方案。他认为印度的理想乡村应该是“备有完善的卫生设
施，所有住宅空气流通，阳光充足，而且建筑材料应取自当地方圆2．5公里以内。家家应
有菜园、庭院与畜栏。乡村中的道路与集市必须保持洁净。同时，设有拜神集会的场所，合
作食堂，初级与中级学校，讲习技艺。另外还要设长老会，排忧解难，制止纠纷。每一乡村
应能生产所需谷物、蔬菜、水果与土布。”
甘地为推进乡村建设，特意组建了“甘地社”，这一作法引起了社会上不少猜疑，似乎
甘地有意在与国大党唱对台戏。为此，甘地在一次社员大会中发表了重要演讲，以正视听，
他说：“开玩笑的人说，‘甘地社’与国大党变成了互相敌视的两个组织。其实‘甘地社’
不过是负责推动国大党的建设方案，它怎能反对国大党呢？”
形势的变化使甘地社面临许多新问题，甘地社成员原是国大党中的抵制议会派，那么现
在那些已参加立法会议的人是否仍然可以成为甘地社的成员，以及甘地社的成员能否参加立
法会议，这些问题曾在当时引起广泛争议。以帕迭尔为首的一派主张赞成，以卜拉沙德与甘
地社社长麻希洛瓦为首的则坚决反对。
甘地组织身边的同志反复讨论，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抵制
议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则，这与真理和非暴力原则不同。我现在已不像过去一样地反对，但
也并非回到我原来的立场，这纯粹是战略的问题。我只是说在必要时这是迫切需要。我现在
虽然是不合作主义者，但大家忘了，我也是合作主义者，就是为了合作而不合作。我曾说
过，假如我能用合作的方式将国家带向前进，我一定合作。我现在指示进入议会，不是提供
合作，而是要求合作。我深深相信，如果不是我坚信真理与非暴力，别人将不会重视我的政
治活动。我最先的动机是追求真理，随后才发现非暴力。”
当然，甘地并非鼓励“甘地社”的社员都去竞选入议会，他认为如果被指定参加竞选，
就不必畏缩。因为这是去扩大影响，从事真理与非暴力的斗争，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追求
个人的私利，议会是诱惑的陷阱，像一杯烈酒，但坚持真理与非暴力的人，必能经得起考验。
6月初，甘地返抵西迦昂，他对一位前来采访的纳粹报纸的特派员阐述了自己对武力征
服的态度。甘地告诉他：“我了解希特勒不接受不用武力而能维持人类尊严地位。但我们之
中却有人相信，采用非暴力也能赢得独立。如果我们必须被迫流血，那将是世界上最坏的一
天。倘使印度被迫动武以争取自由与独立，势必将使世界上的真正和平不能提早实现。我已
抛弃了刀剑主义，我已使它成为可能。我所得到的结论是：
人的尊严加上理智的爱，必能代替野性的残暴。”
1937年11月中旬，甘地回到瓦尔达。此时正是印度国内的多事之秋，国大党选举获
胜，参加了政府后曾在国内造成过一种新气象，但很快便暴露出了各种问题。国大党右派领
袖没有也不可能履行诺言，满足工农大众的需要，他们想利用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改革，步履
维艰，人们的不满情绪急剧增长，罢工、暴动、反政府游行，事件不断发生。国大党内部的
纷争激烈，特别是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及其他少数派关系恶化，新上台的国大党省长束手无
策。这种情况使甘地又走向前台。
1938年4月1日，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甘地亲临指导。当时，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
的关系极为紧张，领导人已进行过长时间交涉，笔墨官司不断，但不解决问题。
甘地决定亲自出马，与真纳会谈。正式会晤预定4月28日举行，在这之前，甘地几次
写信给真纳，效果并不理想，但甘地仍寄望于与真纳的会晤。
真纳和甘地一样，曾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律师，国大党著名领袖。约有10余年，他一直
在国大党内维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组成反对英殖民统治的统一战线。甘地取得国大
党的领导地位后，真纳不赞成甘地的不合作纲领，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他于
1921年脱离国大党。此后，他一直是穆斯林联盟的实际领导人，积极致力于争取穆斯林在
统一印度下的自治地位，但他对原来的政治目标并未完全放弃，依然为实现印度教徒与穆斯
林的团结合作不断努力。1937年的选举，他的政治生涯再度出现决定性的转变。当时，国
大党取得绝对多数并拒绝在穆斯林居少数地位的省内与穆斯林联盟分享权利，采取了一些损
及穆斯林利益及宗教感情的做法。真纳从中得出结论，在印度教徒占优势的政党统治下的印
度，穆斯林永远难以取得公平合理的地位。自此以后，这位昔日两大教派团结的捍卫者，成
为建立巴基斯坦国方案的不屈不挠的卫士。
4月28日，甘地在孟买真纳的寓所里会晤了真纳，这次谈判仅系初步交换意见，为下
一步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主席的会谈做铺垫，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会晤后，双方只发表了一
个简短的公报：“我们曾就印穆团结作过3小时的友好会谈，这一问题将继续再谈。”
5月1日至8日，甘地访问西北边省，然后回孟买休养。6月间，穆斯林联盟向国大党
提出了11项要求：①立即放弃以《祖国的命运》为国歌；②目前穆斯林占多数的省区，不
得重划行政区；③穆斯林宰牛不受干预；④穆斯林早课或礼拜不得干扰；⑤应制定法案保障
穆斯林教徒的基本权利与伊斯兰文化；⑥宪法中应明文规定，穆斯林能平等享有一切国有建
设；⑦国大党不得再反对分别选举制，并不得指其为危害民族主义；⑧制定法律保障乌尔都
文；⑨地方民意机构之组成应采用分别选举制；⑩废止三色旗或承认穆斯林联盟族以同等地
位；⑾承认穆斯林联盟为唯一代表印度穆斯林的合法组织。
国大党拒不接受11点要求，使印穆谈判陷入僵局，教派仇杀事件到处发生，现状令甘
地无比忧愁。7月27日，甘地向国大党党员发表谈话，回顾了党的斗争历程，一方面引咎
自责，同时激励大家，克服困难，坚定信心。他说：“我不能说自己退出国大党就可以推卸
责任，我离开国大党的动机，是想站在党外来促进它的发展，我知道我仍旧影响国大党的政
策。我以1920年党章起草人的身份对目前党纪败坏必须负责。党在1920年是从艰难中开步
走的，很少人接受真理与非暴力为信条，多数党人只当它是一项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我
曾希望当大家看到国大党在新政策下的进展后会接受它为信条，但只有少数人如此。最初阶
段，高级领导人物反应颇佳，诸位可以回忆当时像老尼赫鲁，达斯诸人在《青年印度》上所
发表的公开信，他们曾领导党员表现了高度的自律、自我牺牲与严肃精神，阿里兄弟也几乎
变成了苦行僧。当我在各地考察时，我发现同志们几乎都已换上了新生活，当然还有其他
人，我毋需一一列举。高级领袖们的热忱无疑大大影响着同时期的许多人。
“但是，这种情形，随着一年内自治的不能实现而突然改变。我所指示的一年内自治的
先决条件，大家都健忘了。马吉德甚至说作为一位非暴力抵抗部队的统帅，我必须首先认清
自己提的先决条件乃是可以办到的，也许他说得对，可是我却没有办到。大规模使用非暴力
手段从事非暴力斗争，对我来说也还是一种试验，所以我不能将它写成具体的条文，我所期
待的只是国人的响应。他们也许会绝不赞同，错误和偏差是可能的，这些话姑且不论，问题
是当争取自治的斗争延长，哈里发问题已不再成为国人热心的斗争，紧接着高潮过去，对非
暴力的信心动摇，于是异端邪说便乘虚而入。本来对党章没有信心的人，当然是公开的攻击。
“我的才智有限，神并没有授权我来领导这世界走非暴力之路，但我却想神会选择我为
工具在印度实行非暴力以抵抗各种邪恶。已有的进步相当惊人，但待完成的工作还很
多。……不管是否需要再来一次食盐进军那样光荣的奋斗，印度也终能借非暴力达成其理
想。我祈求真光驱散黑暗，愿相信非暴力的人们同我一样祈求。”
当人民的斗争危及到资产阶级统治时，甘地的态度毫不含糊。9月下旬，国大党工作委
员会德里会议上，甘地代表国大党起草了“有关人民自由”一案交大会讨论，该提案称：最
近发现许多人，包括少数国大党党员在内，竟假借自由的名义，任意烧杀抢掠，实行暴力的
斗争。还有几家报纸，故作不实报道，企图挑起教派间冲突。我们要唤起国人的注意，我们
争取自由，并不包括自由地煽动暴乱或歪曲宣传，因此，本党对人民争取自由的政策从未改
变，但将基于一贯的立场，支持国大党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一议
案意在授权那些参政的国大党部长们对所谓煽动暴乱或参加暴力斗争者采取制裁行动，甚至
不排斥使用暴力镇压。国大党左派强烈反对甘地的提案，并以退席相抗议，他们认为国大党
参政放宽了人民的自由，但国大党籍部长们却扼杀了自由，这一提案不过是要为部长们提供
滥用自由的方便，这和过去的官僚并无二致。
会后许多共产党人找甘地理论。他们质问甘地为什么政府可以用暴力镇压而人民不能用
暴力反抗。甘地辩称：“虽然政府原则上也不应使用暴力，但假如一个人杀了小孩，抢去了
他的玩具，那时我剥夺这个人的自由，不让他再犯，我这种行动就不能称之为暴力。但假如
我采取的行动带有报复，那就算是使用暴力。”甘地的意思显然是说政府的制裁不是暴力，
而人民的反政府则是暴力，所以他认为在这一点上没有商量的余地。
1938年底至1939年初，印度国内反帝斗争继续发展，以鲍斯、尼赫鲁为首的左派力量
影响进一步上升。1938年末，国大党主席鲍斯正积极筹划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完全独立的
最后通牒，如果最后通牒一旦遭到拒绝，就开始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计划得到大
多数反帝参加者的支持，并得到1939年2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左派第一次代表会议的赞
同。当时，印共支持整个行动计划，同时提出重要补充，它号召利用各土邦人民的运动和群
众组织。
国大党内部因为这一变化出现了激烈的纷争，国大党主席之职也就成为左右两派力量争
夺的焦点。
新主席的选举预定于1月29日举行。最早获得提名的是阿萨德、鲍斯与席塔玛亚3
人。甘地和国大党右派领袖支持的是席塔玛亚。1月20日，阿萨德主动退出。但鲍斯认为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他不想退出，他坚持必须通过全党选举来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人。见此情
景，1月24日，帕迭尔、卜纳沙德、巴咭迦、多拉脱兰、戴荷、戴赛及克里巴拿里联名发
表声明，支持席塔玛亚，但选举结果却是鲍斯以1580票对1375票获胜而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鲍斯是上届国大党主席，一向主张坚决的反帝斗争和激进改革，甘地对他颇为不满。选
举揭晓后，甘地发表声明，公开表示自己原是反对鲍斯再度竞选的，现在既然他获胜，还是
应当表示祝贺。不过甘地接着指出：由于他自己先前曾支持席塔玛亚不退出竞选，席塔玛亚
的失败无疑也是他自己的失败，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获得大多数国大党代表对其原则和政策的
支持，既然如此，少数派最好退出国大党。他还提醒人们，同情国大党主张而并不在党内的
人还是占绝大多数，所以他鼓励大家如感到不便就退党。
甘地实际上是在给鲍斯出难题，原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甘地拥护者的巨大压力下，除鲍
斯的弟弟外，全部辞职。
鲍斯向甘地表示：席塔玛亚的落选并非是甘地主义及其领导的失败，他希望能得到甘地
的信任。他说：“如果旁人都信任我，却丧失了印度伟人的信任，那是可悲的。”
1939年3月6日，国大党全代会如期在阿萨姆的特里普拉土邦举行，这次会议是一次
关键的较量。甘地因身体虚弱未能出席。大会由于鲍斯等左派力量的提议，于3月7日通过
“民族需要”一案，重申了争取独立、通过民选制宪会议制定宪法、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的决
心，并且认为印度自决的时机业已成熟，要求英国当局立即答应印度人民通过制宪会议建立
独立民主国家的要求。决议呼吁各级党的基层组织、国大党所组成的省政府至全国人民全力
以赴，加强团结，清除腐化，使国大党能成为代表民意的有效机构。
左派的激进纲领令右派极为不安。他们担心群众的真正发动会危及其根本利益，因而极
力组织反击。3月8日，联合省首席部长潘迭特提出信任甘地案，宣布支持过去20年在甘
地领导下制定的各项基本政策，确定这一政策不容中断，并将作为指导今后工作的准绳，认
为当前形势下只有甘地领导国大党及全国人民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决议案要求国大
党主席必须遵照甘地的意愿指定人选，组成国大党的执行机构——工作委员会。潘迭特提议
后，由拉贾戈帕拉戛查理附议，交大会讨论后获多数代表同意通过。
会后，鲍斯再三请求甘地提供人选，甘地表示他自己不能介入潘迭特案，不能提供工作
委员会名单。但是他也表示不能保证鲍斯自己提名的人选能获通过，甘地要他去找上届工作
委员会商量解决。
鉴于甘地的不合作，鲍斯无法组成新的工作委员会，只得提出辞呈。尼赫鲁曾建议鲍斯
撤回辞呈，鲍斯却深感无奈。
最后改选卜纳沙德为1939年国大党主席。5月3日，鲍斯在党内自组前进社，以团结
所有激进派与反帝进步分子为宗旨，采取各方进步人士所共同协议的方式作为斗争手段。但
总的看来，左派力量遭受此一打击后，基本上一蹶不振。尼赫鲁也在甘地及资产阶级的压力
和软化下，渐渐失却其激进锋芒，成为其忠实代理人。
甘地的注意力除积极致力稳住国大党及其支持者的阵脚外，也十分关注这一时期的国际
局势，力欲以其非暴力拯救人类于血海。
30年代中后期正是国际法西斯势力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期。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
亚，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奥地利、捷克被吞并。法西斯赤裸裸的
暴力与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水火不容，甘地视之为“豺狼”而加以谴责。然而甘地却不赞成
被侵略国家采取武力抵抗。这位多年来对非暴力信守不渝，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的老人在
这世界正沉浸于法西斯血腥暴力的时候，不断向世人宣传他的“法宝”，并现身说法，要替
当局者“指点迷津”。
他除了呼吁希特勒之流放弃武力政策，并对“豺狼”予以谴责外，还认为需要提醒羊不
要落入豺狼的圈套，即被侵略国家无论遇到多么暴虐的考验，都不要诉诸武力，失掉光荣。
这种荒谬的“提醒”当然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
发表于 @2004年03月19日 5:40 PM |评论 (0)
甘地传7
运动已进入低潮，甘地身陷囹圄，深感暂无回天之力。为避开政府锋芒，维系民心士
气，甘地再次决定将注意力从直接的政治斗争转向建设性工作。
解救“贱民”是甘地建设性方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不可接触制乃是印度教社会
的一大痼疾，是英国赖以维护其分而治之统治的基础，因此甘地决定从狱中发起一场消除不
可接触制、解救“贱民”的社会宗教革新运动，他称之为“哈里真”①运动。
①“哈里真”即“神之子民”的意思，是甘地对“贱民”的称呼。
当时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是依照麦克唐纳的宪制方案，“贱民”将以少数族的地位参加保
障名额分区选举，他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开始斗争。8月18日，甘地对外宣布：除非首相撤
销“贱民”阶级分区选举的规定，否则他将绝食至死。
当日，甘地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表明了心迹。他说：“我虽不是‘贱民’出身，却一向
自认为是一个‘贱民’，我努力使自己有资格代表他们。我不是要代表他们中的前10名，
使他们感到‘贱民’中还有阶级。我是要代表那些最低层的、看不到的、不可接触的、时常
萦绕在我心头的可怜大众。我想要提高他们，不在于给他们在议会中保留席位，主要在努力
推行革新印度教的工作。现在准备实行的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阻碍印度教的革新，是我最
反对的……作为一个自愿的‘贱民’，我将决不满意‘贱民’与非‘贱民’的整批交易。我
所要的、赖以生存的、誓死争取的乃是根本铲除‘贱民’的阶级。”甘地要求“贱民”与非
“贱民”的领袖立即签字，在一种真实的兄弟情谊之下合作。
甘地的绝食斗争，在印度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许多印度教领袖呼吁甘地不要绝食，但
同时保证支持他。泰戈尔的来信对甘地是雪中送炭，诗人表示：“为印度的团结，社会的正
义，即使牺牲宝贵的生命，也是值得的，我们忧伤的心，带着我们的敬爱与你崇高的自苦同
在。”社会各界要求取消不可接触制的呼声很高。迫于压力，有关方面不得不作出让步，将
留给“贱民”阶级的席位增加一倍，而且全印宗教领袖达成了一项协议，取消印度教中所谓
“贱民”阶级。任何过去被视为“贱民”阶级的人，今后均享有和普通印度教徒一般的平等
权利，包括使用公用水井，公共学校、公路及准许其入庙朝拜等。初战告捷，9月26日，
甘地停止绝食。
当然，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决非易事。一些顽固的印度教徒依然视不可接触制是印度教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维护旧俗。1932年底，甘地得知契拉诺邦一所印度教
庙宇不准“贱民”入庙礼拜，十分恼火，他指名要那些人纠正错误，并声称如不纠正错误，
他将在狱中再度绝食。那些印度教徒则指责甘地离经叛道，动辙以绝食相逼乃是一种讹诈。
甘地便与之展开论战，他发挥自己对宗教经典熟谙的优势，旁征博引，去劣取优，从理论和
实证的角度证明所谓“贱民”与生俱来便低人一等的说法，“不过是可怕的宗教偏见和陈规
陋习”。他认为绝食乃是有宗教教养的人的最后武器，即“当其他办法都行不通时，他便只
有牺牲最后的生命”。一些顽固的印度教徒也如法炮制，拿绝食来对抗他，反对他绝食，甘
地不为所动。他的态度是即使所有的人都拿绝食反对他，他也还要绝食。经过甘地一再呼
吁，契拉诺邦印度教庙问题，经过公民投票，绝大多数居民还是赞成“贱民”入庙。
1933年1月4日是不合作运动纪念日，卜拉沙德曾策动各地群众集会，导致多人被
捕，国大党领导人前往狱中征询甘地意见，是否发动不合作运动。甘地希望他们自作主张，
自己将专心致力于拯救“贱民”的工作。此一时期，印度中央立法会议正在酝酿废止“贱
民”阶级的法案，甘地呼吁所有印度教徒予以支持。
2月11日，甘地主办的《哈里真报》（周报）正式在浦那创刊。甘地为之撰写的发刊
词，阐明该报的宗旨乃是致力于解救“贱民”，并呼吁社会各界鼎力相助，以拯救4000万
“贱民”脱离奴隶枷锁。此后，《哈里真报》成为甘地领导“哈里真”运动的一块舆论阵地。
至于如何拯救“贱民”，甘地在4月15日的《哈里真报》上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
“我深信绝食的方法……不可接触制是一种大错，可能不须流血便可废除，但需有适当的工
具。我想我能负起这个责任，如果我的牺牲被神选择。只有那些不断追求真理、爱慕真理且
抛弃物欲的人，才能从事这样的绝食。如果没有准备，是决不可尝试的。”
29日，甘地又打算绝食。这天清晨早祷时，甘地写了张条子给随侍人员，说是深夜12
点，有一种发自体内的声音提醒他，要他绝食。他虽本能抵抗，但始终违抗不过，所以他恭
敬不如从命。30日，甘地向外界宣布了他将从5月8日至29日绝食21天的声明。他说，
这次绝食不是要反对任何人，只是反对自己，是一种清心的磨炼，是为了接近神，接近真理。
5月1日，甘地致信总督，表示他的绝食与政府无关，完全是基于良知的原因。
绝食预定在5月8日上午11点开始。政府担心甘地在狱中进行长时间绝食，会造成不
利的后果，便于8日上午9点将甘地释放。甘地出狱后，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1个月，并要
求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他则照常绝食了3星期。
待甘地体力逐渐恢复后，国大党领袖们在浦那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会中接受甘地的
意见，停止群众性的不合作运动，改由个别的不合作斗争，禁止一切地下活动。甘地的理由
是，个别不合作斗争是独立作战，一个人倒下去，不影响他人，反之，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则
彼此影响。另一方面，前者由自己作主，后者则要依赖领袖。群众性不合作运动有失败的可
能，也可能被镇压，但个别抵抗则没有人制服得了。
会后，甘地致信总督要求会晤，遭到拒绝。英国国务大臣在下院发表演说，声明：除非
国大党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否则政府决不与甘地谈判。于是，国大党立即决定实施个人非
暴力抵抗。
7月26日，甘地忍痛宣布解散他一手缔造并凝注了他18年心血与希望的真理学院，以
便学员能分别参加个人不合作运动。随后甘地对外宣布他将于7月31日率33名真理学院师
生员工踏上征途，到农村去作长途宣传。
8月1日，甘地与夫人、秘书戴赛及其他真理学院学生全体被捕。4日，甘地获释，但
被要求不得离开浦那。甘地不从，又被抓起来，判刑1年。政府规定，甘地在狱中每天可以
收阅报章杂志，但不得接见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每天不得接见2个以上的来访者。甘地要
求能像过去在狱中那样继续进行“哈里真”运动，遭到拒绝。
8月16日，甘地宣布将在狱中绝食至死。2天后，政府发布公告，表示如果甘地不再从
事非暴力抵抗和“哈里真”运动，政府将考虑释放他。甘地不同意有条件释放，继续坚持绝
食。1星期后，甘地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被送至沙桑医院看管。由于政府始终不肯让步，甘
地身心状况极坏，他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消沉与萎靡，好像已失去活下去的兴趣，甚至把自己
仅有的几件心爱之物也送给身边护士。眼看甘地已濒临死亡，8月23日，政府慌忙宣布，
无条件释放甘地。此后甘地恢复进食，才幸免一死。
甘地出狱后处境极为艰难，假如他继续从事个人的非暴力抵抗，必将再度入狱。而入狱
后，必将因同样的“哈里真”问题而绝食，政府大概不会让步，那么甘地只有死路一条。一
些国大党领导人认为，甘地当时实际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再“惹事生非”，而用全部精
力去做“哈里真”工作，同时跟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见见面，必要时出出点子。第二个办法是
在一段时间内完全退出国大党，让年轻人顶着干。
9月13日，甘地正式发表声明，他个人将停止非暴力抵抗1年，直至下一年8月3
日。在这段时间内，他将集中精力于解救“贱民”及其他建设性工作。
9月30日，甘地开始作募集解救“贱民”基金的长途旅行，以便获得更多的捐献来支
持此一全国性革新运动。
此次募捐旅行虽受到一些顽固印度教徒的抵制，但他得到的欢迎却盛况空前，也出现了
许多群众慷慨解囊、感人至深的场面。整个旅行历时将近1年，共走过12500英里路程，募
得基金80万卢比。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高潮过后，占优势的国大党右派领导人认为积极斗争和施加压
力的阶段业已过去，现在必须来一个妥协的合作。所以从1933年末起，右派为参加本届立
法会议的选举而恢复了自治党。在这个新议会派的影响下，国大党越来越右转。与此同时，
以尼赫鲁为首的左派的信仰社会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主张不妥协地进行反帝斗争，哪
怕是受到暂时的挫折也在所不惜。
甘地针对斗争高潮过后的低落情绪，提出了一个新的对策。1934年4月7日，甘地在
解救“贱民”的长途旅行中发表声明，推翻上一年7月发起的个别不合作运动主张，劝告所
有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一个人来从事这件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有谁想
恢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须事先得到他的指示，经他认为此人在这方面确实超过他方可。他
的理由是，为了今后能承担大任，一个非暴力者应当学习自制的艺术与自愿的贫穷。他们必
须参加国家建设，诸如自纺自织、提倡土布、消除宗教壁垒、解救“贱民”、禁酒与自洁。
这些都是保护穷人的工作，同时还必须服从当局的法律。
甘地的声明令尼赫鲁等左派非常失望。当时尚在狱中的尼赫鲁8月13日给甘地写了一
封长信，表示了他的不满。
“当我听到你停止不合作运动的决定，我很不愉快……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我已准备
响应你的号召。不过你所提出的解释及对今后工作方向的指示，尤其令我困惑，我有一种突
然的感触，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破裂了，它是我最珍贵的一种维系。在这荒漠的世界里，我
感到可怕的寂寞。”
甘地立即给尼赫鲁回信表示理解他的心情。但也表示他们在手段上存在着程度上的差
异：“在我看来，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只要我们能控制手段，便不难达到目的，否则就不
会有达到目的的希望。”他还解释说，他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时间因素，意思
是说尼赫鲁的想法未免有点急躁冒进。
甘地发表声明后不久，便在阑溪召集国大党领袖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萧
克·阿里、安沙里博士、卜纳沙德、奈都夫人、诺艾、戴赛等人。会上，甘地澄清了一种说
法，即大家以为甘地是叫国大党停止所有不合作运动，其实这不是他真正的意思，他的意思
是由他代表国大党来从事这项斗争。甘地表示：如果大家坚持要国大党停止抵抗，他本人只
有退出国大党，但由于同志们的劝告，甘地答应等到10月份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议时再决定。
其实导致甘地决定退出国大党的原因还很多。1934年9月10日，甘地发表声明，阐述
了他必须退出国大党的理由：“在我看来，许多党员和我本人对前途的看法有很大分野，如
果不是因为他们对我罕有的效忠，他们选择的方向必是与我分道扬镳。”声明中，甘地主要
列举了这样一些原因：一是在纺纱与土布问题上的分野，甘地将纺纱与土布列为首要工作，
而多数国大党员对此毫无信心。有些人虽纺纱，却并非出自信心而是对甘地个人的忠心。二
是在议会代表团问题上，甘地主张在当时没有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情况下，在党内设立
议会代表团，借以实行党的政策很有必要，而其他人则对此有尖锐的意见分歧。三是他与左
派的关系将很难相处。他认为尼赫鲁为首的左派富于勇气和牺牲精神，其主张却不合他的胃
口，他不愿与之在党内处于实际对立地位。四是在非暴力问题上，甘地视之为信条，而其他
人则不过是当作一种政策；在“贱民”问题上，甘地认为这是宗教与道德问题，而其他人则
认为甘地大可不必停止不合作运动而致力于这一枝节问题。还有在土邦问题、个人非暴力抵
抗等等问题上都有分歧。
最后，甘地提出了反映自己根本立场的几个提案交提案委员会审查。这些提案，一个是
要求将党章第一条中“合法的”与“和平途径”改为“真理与非暴力途径”；二是将党员每
月应缴纳党费4安那改为应缴双股纱8000英呎，其中60英呎必须自纺；三是任何人如不是
继续在党部登记备案，履行义务达6个月，并经常着土布衣服者，均将丧失党内选举权。
甘地认为，国大党如果同意他为领导人，就必须通过这几项提案，没有丝毫妥协余地。
他希望全党同志冷静考虑，自作抉择，切勿迁就他个人的意见而影响大家的判断。
大会于1934年10月26日在孟买举行，甘地所提各项修正案，多数被修正或予以保
留，因此甘地决定退党。
28日，甘地进入会场辞别，全场8万人一致肃立，向甘地致敬。大会当场通过决议：
“本会一致信任敬爱的甘地领导，且曾殷切期望他能改变其退党决定。但全党的努力未改变
圣雄的决心，本会迫不得已接受圣雄的退党要求，并对其所作的卓越贡献深致敬佩，且对其
保证在必要时为党贡献卓见，尤感满意。”甘地最后致辞表示：今后他对国大党的兴趣将限
于在相当距离内，注视其所坚守的原则。
甘地退出国大党后，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决议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国大党参加立
法会议选举，甘地本人则致力于乡村工业建设。
恢复乡村工业是甘地土布运动计划的扩大，他认为土布运动业已取得可喜的成绩，现在
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城市居民能够和乡村居民在精神上结合，而不是前者剥削后者，或者要乡
村居民模仿城市生活。他因此进而提出由自纺自织发展到自制糙米和土面的乡对工业的想法。
1934年11月26日，甘地在《哈里真报》上著文，阐述他发展乡村工业的一些基本思
想。其中讲到了他为什么不按西方的方式去使用大机器而主张小规模乡村工业的道理。他指
出：在人手不足的地方，使用机器当然是好事，但在印度这种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使用机器
就是坏事。因为在这里面临的问题不是要“替几亿人找空闲而是如何利用他们的空闲时间，
因为他们平均有半年无事可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机器工人代替10个工人的工作，他就
等于在农村赚了10个人的钱，造成了10个人失业。如果这样计算的话，即使他生产的东西
再价廉物美，也比农民自己生产的东西要贵得多。对于一些人批评乡村工业是个体生产，不
适用大规模的合作生产方式，他也提出反驳。他认为乡村生产固然限于狭小的村落，可是产
品可以集中，利润可以分享。只要按照计划适当管理，只要有合作精神，分工协作也是可以
进行的。但他认为土布仍是中心工作，不能因为推进其他的工业而放松了对土布的纺织。没
有土布工业，其他便不能推进。
1934年12月14日，全印乡村工业协会正式成立，负责推广糙米与土面。该会为国大
党外围组织，但甘地不主张其过问政治。
甘地默默致力于推进乡村工业建设引起了政府的猜疑，他们不知甘地又将在农村搞什么
大动作，因而密令各地官员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以便采取防范措施。对此，甘地的态度是：
“如果政府愿助我一臂之力，那是再好不过了。我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政府应当做的，随政
府怎么做都可以，就是不要压迫老百姓。如果政府帮我。我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但必
须是适当的协助。就我自己来说，我的一生是一张白纸，绝对没有任何秘密。我只选择旁人
所不注意的工作去做，也决不干预旁人所已做的事。我推广糙米、土面，只不过要老百姓别
忽视自己的健康。”
1935年正是印度国内政治活跃的一年，一般民众都热心政治活动，甘地却在这个时候
远离政治斗争的前台，专心于他的乡村工业，许多人为此迷惑不解，甚至有人认为他这是逃
避现实，表现灰心、失望。甘地在1935年12月28日的国大党50周年纪念日上阐述了他的
思想：“凡没有准备好从事小改革工作的人，决不能担负起伟大的改革事业。凡已好好运用
其智能努力工作的人，必将发现他的才能是在不断增强。而且原以为是了不得的革新事业，
其实不过是小事，只有这样安排我们的生活，才能自然。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一个人首先要
忘记它，如果事事想到政治目标，便会产生不必要的困惑。何必为那些晦暗的问题伤脑筋，
不到死，为什么死？”
1936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出现新的特点。国大党的许多党员越来越不满足国大党右
派领袖们所提出的宪政形式，积极探寻新的反帝斗争的道路、方式与方法。他们聚集在尼赫
鲁周围，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甘地退隐之时，尼赫鲁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人物。
尼赫鲁是一位与甘地风格迥异的国大党领袖人物。他出自婆罗门世家，早年就读于英国
哈罗公学、剑桥大学，对哲学、文学、法学颇有研究。他从英国回国后，即投身印度民族解
放斗争，在斗争中热烈追随甘地，且久经铁窗考验。然而他与甘地在一些方面格格不入。尼
赫鲁是个理性主义者，憎恨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认为这是印度落后停滞、四分五裂、深遭
外国殖民者蹂躏的罪魁祸首，而甘地则对神有着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尼赫鲁性情暴躁，清
高孤傲，甘地则谦逊柔和；尼赫鲁酷爱文学，崇尚科技，甘地则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不幸的
根源；尼赫鲁富于理性，认为目的模糊不清是可悲的事情，行动要能收效，必须导向明确，
甘地往往凭本能（他本人称之为“内心的声音”），善于体察群众的心理而相机行事，认为
注意手段，目的自明。
在社会政治观上，两人也有很多不同。如1922年甘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尼赫鲁
就极不赞成，认为它挫伤了士气，使大好革命形势丧失。1930年德里协定及随后的圆桌会
议，尼赫鲁认为它转移了人民对主要问题的关注，带来了失望与失败情绪。他认为甘地过分
强调土布及解救“贱民”工作是轻重倒置，转移了人们对主要问题的关注。他也不同意甘地
号召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而由他一人代劳。尼赫鲁在提出摆脱现状的出路时，要求国大党
的领导采取国大党活动的民主化和积极行动的激进纲领，以便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反帝运动，
同时他承认工人和农民建立自己的阶级组织来捍卫他们的经济要求的权利，他认为这些组织
应当完全服从国大党。他对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和在反帝斗争中采用的非暴力方法产生怀疑。
尼赫鲁写道：“在政治方面，非暴力策略至今还没有取得胜利，因为印度仍然处于帝国主义
的罪恶控制之下。
在社会方面，这种策略也没有规定根本的改变。”
但甘地科尼赫鲁之间有着亲如父子的关系。尼赫鲁虽不同意甘地的主张，但他一直崇拜
甘地的人格，并追随甘地行动。甘地对尼赫鲁也是精心培植，悉心诱导。尼赫鲁是甘地最为
属意的继承人。
1936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正式颁行，该法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在激烈的反对声中于
1935年7月24日正式列入法令。该法规定，在英属印度11个省建立拥有一定保证的完全
的责任政府和实施自治。总督拥有为保护少数派、维护法律和秩序采取行动的权利，印度各
土邦和各省加入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管理中央事务。在中央实施两头政治。英国虽然作出
了一些让步，但该法一开始就明确表明：英王和印度的关系是所有权利、一切政权和全部司
法权都由英王陛下实现。它丝毫未改变印度对英国的依附地位，因而遭到印度各界人士反对。
1936年4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了会议，甘地出席会议，但并未参加会
议的讨论。他推荐尼赫鲁任主席之职。这次大会批准否决了1935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会
后尼赫鲁在组成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时，大量吸收左派参加，人数占到1A3，但右派仍在国大
党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
勒克瑙会议后，甘地迁居到西迦昂的一个僻远小村，住进了茅棚。他认为自己过去偏重
于发表理论，现在该有更多的机会来长期体验实际的乡村生活，哪怕只是住上一阵，他将对
印度农村的情况有更深的了解。西迦昂环境恶劣，肮脏而又闭塞，但因为甘地的到来，这个
鲜为人知的小村子很快闻名遐迩，成为国大党要员频繁出没、各色人等川流不息的场所。甘
地就在那窄得仅容他转身的茅棚里住到5月下旬，因健康原因，不得不移往他处疗养。
这年5月，甘地得知其长子哈瑞拉·甘地在孟买改信伊斯兰教。在甘地的几个儿子中，
长子酗酒成性，游手好闲，到处招摇撞骗，让甘地伤透脑筋。由于哈瑞拉曾几度宣称要改信
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其意图不过是想捞点好处，而非出自信仰，所以当得知儿子皈依了伊斯
兰教，他便在《哈里真报》上撰写了题为《致穆斯林友人》一文，对他这位不孝之子的行为
进行揭露，以便穆斯林友人能考察哈瑞拉改教的动机。
英国政府考虑到印度政府组织法中有关“联邦机构”部分引起了印度社会人士的激烈批
评，决定先着手实行“有关省自治的部分”，“联邦机构”部分暂时搁置不提。它公布省立
法会议的选举拟在1937年年初举行，总督林利兹戈勋爵为分裂反帝阵线和为各反对党派拉
更多选票，开展盅惑宣传，表示政府打算采取措施改善群众状况，并号召国大党领袖们合
作，同时继续对左派分子进行迫害，企图阻挠他们进行竞选宣传，主张同政府合作的各地方
组织，党派也都积极加强了自己的活动。
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决定利用选举，宣传国大党纲领，吸引各阶层参加反帝斗争。早在
1936年8月，国大党就提出了竞选纲领，其中包括许多进步内容，如争取完全独立，废除
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现存的土地制度，改善工农状况，男女平等，废除“不可接
触制”，释放政治犯等。国大党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攻势。
1936年12月，国大党第50次会议根据甘地和尼赫鲁的主意，在马哈拉斯特拉的法兹
普尔村举行，意在突出国大党要与农民建立联系的愿望。
会议通过决议，明确宣布反对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以及因此而强加给印度人民曾
公开反对的所谓印度宪法，认为任何与宪法合作的行为，都与印度争取自由的斗争背道而
驰。大会重申不与该法合作的一贯立场，且将在议会内外与之斗争。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土地纲领，规定降低地租、田赋、水税，取消欠税，禁止各项杂税，
以及强迫劳动、减少高利贷债务负担等。
甘地未出席此次大会，但会后他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国大党的决议。
1937年初的立法会议选举，国大党在各地取得了胜利。2月末，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
尔达开会，通过新的立法政策，还规定：凡国大党籍议员均不得支持帝国主义政策，不得接
受封号，同时必须身着土布，实践竞选纲领。
选举获胜后，国大党在是否接受各省部长职务问题上意见分歧，迟疑不决。右派有势力
的领袖早在选举前就主张无条件接受，但尼赫鲁等则希望争取比“省自治更大的权益”。甘
地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主要作用，他提出国大党可以有条件地接受部长职务。结果1937年3
月19日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遵循甘地的意见，正式决议：凡国大党取得绝对多数席位
的省区，国大党籍议员可接受省级部长职务，但总督必须同意不使用行政权干涉议会。甘地
这是想借合作的方式来达到不合作的目的。
选举活动和国大党在选举中胜利，导致印度全国政治生活进一步积极化，并引起群众争
取自身利益的斗争加强。尤其工人的罢工斗争十分活跃，英国统治集团不得不对国大党让
步，同意不使用总督的特权。1937年7月，各省民选代表走马上任。
选举获胜后，国大党的注意力开始主要集中到参加政府方面。甘地则一如既往地专心于
乡村建设运动，并提出了他的具体方案。他认为印度的理想乡村应该是“备有完善的卫生设
施，所有住宅空气流通，阳光充足，而且建筑材料应取自当地方圆2．5公里以内。家家应
有菜园、庭院与畜栏。乡村中的道路与集市必须保持洁净。同时，设有拜神集会的场所，合
作食堂，初级与中级学校，讲习技艺。另外还要设长老会，排忧解难，制止纠纷。每一乡村
应能生产所需谷物、蔬菜、水果与土布。”
甘地为推进乡村建设，特意组建了“甘地社”，这一作法引起了社会上不少猜疑，似乎
甘地有意在与国大党唱对台戏。为此，甘地在一次社员大会中发表了重要演讲，以正视听，
他说：“开玩笑的人说，‘甘地社’与国大党变成了互相敌视的两个组织。其实‘甘地社’
不过是负责推动国大党的建设方案，它怎能反对国大党呢？”
形势的变化使甘地社面临许多新问题，甘地社成员原是国大党中的抵制议会派，那么现
在那些已参加立法会议的人是否仍然可以成为甘地社的成员，以及甘地社的成员能否参加立
法会议，这些问题曾在当时引起广泛争议。以帕迭尔为首的一派主张赞成，以卜拉沙德与甘
地社社长麻希洛瓦为首的则坚决反对。
甘地组织身边的同志反复讨论，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抵制
议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则，这与真理和非暴力原则不同。我现在已不像过去一样地反对，但
也并非回到我原来的立场，这纯粹是战略的问题。我只是说在必要时这是迫切需要。我现在
虽然是不合作主义者，但大家忘了，我也是合作主义者，就是为了合作而不合作。我曾说
过，假如我能用合作的方式将国家带向前进，我一定合作。我现在指示进入议会，不是提供
合作，而是要求合作。我深深相信，如果不是我坚信真理与非暴力，别人将不会重视我的政
治活动。我最先的动机是追求真理，随后才发现非暴力。”
当然，甘地并非鼓励“甘地社”的社员都去竞选入议会，他认为如果被指定参加竞选，
就不必畏缩。因为这是去扩大影响，从事真理与非暴力的斗争，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追求
个人的私利，议会是诱惑的陷阱，像一杯烈酒，但坚持真理与非暴力的人，必能经得起考验。
6月初，甘地返抵西迦昂，他对一位前来采访的纳粹报纸的特派员阐述了自己对武力征
服的态度。甘地告诉他：“我了解希特勒不接受不用武力而能维持人类尊严地位。但我们之
中却有人相信，采用非暴力也能赢得独立。如果我们必须被迫流血，那将是世界上最坏的一
天。倘使印度被迫动武以争取自由与独立，势必将使世界上的真正和平不能提早实现。我已
抛弃了刀剑主义，我已使它成为可能。我所得到的结论是：
人的尊严加上理智的爱，必能代替野性的残暴。”
1937年11月中旬，甘地回到瓦尔达。此时正是印度国内的多事之秋，国大党选举获
胜，参加了政府后曾在国内造成过一种新气象，但很快便暴露出了各种问题。国大党右派领
袖没有也不可能履行诺言，满足工农大众的需要，他们想利用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改革，步履
维艰，人们的不满情绪急剧增长，罢工、暴动、反政府游行，事件不断发生。国大党内部的
纷争激烈，特别是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及其他少数派关系恶化，新上台的国大党省长束手无
策。这种情况使甘地又走向前台。
1938年4月1日，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甘地亲临指导。当时，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
的关系极为紧张，领导人已进行过长时间交涉，笔墨官司不断，但不解决问题。
甘地决定亲自出马，与真纳会谈。正式会晤预定4月28日举行，在这之前，甘地几次
写信给真纳，效果并不理想，但甘地仍寄望于与真纳的会晤。
真纳和甘地一样，曾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律师，国大党著名领袖。约有10余年，他一直
在国大党内维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组成反对英殖民统治的统一战线。甘地取得国大
党的领导地位后，真纳不赞成甘地的不合作纲领，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他于
1921年脱离国大党。此后，他一直是穆斯林联盟的实际领导人，积极致力于争取穆斯林在
统一印度下的自治地位，但他对原来的政治目标并未完全放弃，依然为实现印度教徒与穆斯
林的团结合作不断努力。1937年的选举，他的政治生涯再度出现决定性的转变。当时，国
大党取得绝对多数并拒绝在穆斯林居少数地位的省内与穆斯林联盟分享权利，采取了一些损
及穆斯林利益及宗教感情的做法。真纳从中得出结论，在印度教徒占优势的政党统治下的印
度，穆斯林永远难以取得公平合理的地位。自此以后，这位昔日两大教派团结的捍卫者，成
为建立巴基斯坦国方案的不屈不挠的卫士。
4月28日，甘地在孟买真纳的寓所里会晤了真纳，这次谈判仅系初步交换意见，为下
一步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主席的会谈做铺垫，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会晤后，双方只发表了一
个简短的公报：“我们曾就印穆团结作过3小时的友好会谈，这一问题将继续再谈。”
5月1日至8日，甘地访问西北边省，然后回孟买休养。6月间，穆斯林联盟向国大党
提出了11项要求：①立即放弃以《祖国的命运》为国歌；②目前穆斯林占多数的省区，不
得重划行政区；③穆斯林宰牛不受干预；④穆斯林早课或礼拜不得干扰；⑤应制定法案保障
穆斯林教徒的基本权利与伊斯兰文化；⑥宪法中应明文规定，穆斯林能平等享有一切国有建
设；⑦国大党不得再反对分别选举制，并不得指其为危害民族主义；⑧制定法律保障乌尔都
文；⑨地方民意机构之组成应采用分别选举制；⑩废止三色旗或承认穆斯林联盟族以同等地
位；⑾承认穆斯林联盟为唯一代表印度穆斯林的合法组织。
国大党拒不接受11点要求，使印穆谈判陷入僵局，教派仇杀事件到处发生，现状令甘
地无比忧愁。7月27日，甘地向国大党党员发表谈话，回顾了党的斗争历程，一方面引咎
自责，同时激励大家，克服困难，坚定信心。他说：“我不能说自己退出国大党就可以推卸
责任，我离开国大党的动机，是想站在党外来促进它的发展，我知道我仍旧影响国大党的政
策。我以1920年党章起草人的身份对目前党纪败坏必须负责。党在1920年是从艰难中开步
走的，很少人接受真理与非暴力为信条，多数党人只当它是一项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我
曾希望当大家看到国大党在新政策下的进展后会接受它为信条，但只有少数人如此。最初阶
段，高级领导人物反应颇佳，诸位可以回忆当时像老尼赫鲁，达斯诸人在《青年印度》上所
发表的公开信，他们曾领导党员表现了高度的自律、自我牺牲与严肃精神，阿里兄弟也几乎
变成了苦行僧。当我在各地考察时，我发现同志们几乎都已换上了新生活，当然还有其他
人，我毋需一一列举。高级领袖们的热忱无疑大大影响着同时期的许多人。
“但是，这种情形，随着一年内自治的不能实现而突然改变。我所指示的一年内自治的
先决条件，大家都健忘了。马吉德甚至说作为一位非暴力抵抗部队的统帅，我必须首先认清
自己提的先决条件乃是可以办到的，也许他说得对，可是我却没有办到。大规模使用非暴力
手段从事非暴力斗争，对我来说也还是一种试验，所以我不能将它写成具体的条文，我所期
待的只是国人的响应。他们也许会绝不赞同，错误和偏差是可能的，这些话姑且不论，问题
是当争取自治的斗争延长，哈里发问题已不再成为国人热心的斗争，紧接着高潮过去，对非
暴力的信心动摇，于是异端邪说便乘虚而入。本来对党章没有信心的人，当然是公开的攻击。
“我的才智有限，神并没有授权我来领导这世界走非暴力之路，但我却想神会选择我为
工具在印度实行非暴力以抵抗各种邪恶。已有的进步相当惊人，但待完成的工作还很
多。……不管是否需要再来一次食盐进军那样光荣的奋斗，印度也终能借非暴力达成其理
想。我祈求真光驱散黑暗，愿相信非暴力的人们同我一样祈求。”
当人民的斗争危及到资产阶级统治时，甘地的态度毫不含糊。9月下旬，国大党工作委
员会德里会议上，甘地代表国大党起草了“有关人民自由”一案交大会讨论，该提案称：最
近发现许多人，包括少数国大党党员在内，竟假借自由的名义，任意烧杀抢掠，实行暴力的
斗争。还有几家报纸，故作不实报道，企图挑起教派间冲突。我们要唤起国人的注意，我们
争取自由，并不包括自由地煽动暴乱或歪曲宣传，因此，本党对人民争取自由的政策从未改
变，但将基于一贯的立场，支持国大党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一议
案意在授权那些参政的国大党部长们对所谓煽动暴乱或参加暴力斗争者采取制裁行动，甚至
不排斥使用暴力镇压。国大党左派强烈反对甘地的提案，并以退席相抗议，他们认为国大党
参政放宽了人民的自由，但国大党籍部长们却扼杀了自由，这一提案不过是要为部长们提供
滥用自由的方便，这和过去的官僚并无二致。
会后许多共产党人找甘地理论。他们质问甘地为什么政府可以用暴力镇压而人民不能用
暴力反抗。甘地辩称：“虽然政府原则上也不应使用暴力，但假如一个人杀了小孩，抢去了
他的玩具，那时我剥夺这个人的自由，不让他再犯，我这种行动就不能称之为暴力。但假如
我采取的行动带有报复，那就算是使用暴力。”甘地的意思显然是说政府的制裁不是暴力，
而人民的反政府则是暴力，所以他认为在这一点上没有商量的余地。
1938年底至1939年初，印度国内反帝斗争继续发展，以鲍斯、尼赫鲁为首的左派力量
影响进一步上升。1938年末，国大党主席鲍斯正积极筹划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完全独立的
最后通牒，如果最后通牒一旦遭到拒绝，就开始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计划得到大
多数反帝参加者的支持，并得到1939年2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左派第一次代表会议的赞
同。当时，印共支持整个行动计划，同时提出重要补充，它号召利用各土邦人民的运动和群
众组织。
国大党内部因为这一变化出现了激烈的纷争，国大党主席之职也就成为左右两派力量争
夺的焦点。
新主席的选举预定于1月29日举行。最早获得提名的是阿萨德、鲍斯与席塔玛亚3
人。甘地和国大党右派领袖支持的是席塔玛亚。1月20日，阿萨德主动退出。但鲍斯认为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他不想退出，他坚持必须通过全党选举来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人。见此情
景，1月24日，帕迭尔、卜纳沙德、巴咭迦、多拉脱兰、戴荷、戴赛及克里巴拿里联名发
表声明，支持席塔玛亚，但选举结果却是鲍斯以1580票对1375票获胜而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鲍斯是上届国大党主席，一向主张坚决的反帝斗争和激进改革，甘地对他颇为不满。选
举揭晓后，甘地发表声明，公开表示自己原是反对鲍斯再度竞选的，现在既然他获胜，还是
应当表示祝贺。不过甘地接着指出：由于他自己先前曾支持席塔玛亚不退出竞选，席塔玛亚
的失败无疑也是他自己的失败，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获得大多数国大党代表对其原则和政策的
支持，既然如此，少数派最好退出国大党。他还提醒人们，同情国大党主张而并不在党内的
人还是占绝大多数，所以他鼓励大家如感到不便就退党。
甘地实际上是在给鲍斯出难题，原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甘地拥护者的巨大压力下，除鲍
斯的弟弟外，全部辞职。
鲍斯向甘地表示：席塔玛亚的落选并非是甘地主义及其领导的失败，他希望能得到甘地
的信任。他说：“如果旁人都信任我，却丧失了印度伟人的信任，那是可悲的。”
1939年3月6日，国大党全代会如期在阿萨姆的特里普拉土邦举行，这次会议是一次
关键的较量。甘地因身体虚弱未能出席。大会由于鲍斯等左派力量的提议，于3月7日通过
“民族需要”一案，重申了争取独立、通过民选制宪会议制定宪法、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的决
心，并且认为印度自决的时机业已成熟，要求英国当局立即答应印度人民通过制宪会议建立
独立民主国家的要求。决议呼吁各级党的基层组织、国大党所组成的省政府至全国人民全力
以赴，加强团结，清除腐化，使国大党能成为代表民意的有效机构。
左派的激进纲领令右派极为不安。他们担心群众的真正发动会危及其根本利益，因而极
力组织反击。3月8日，联合省首席部长潘迭特提出信任甘地案，宣布支持过去20年在甘
地领导下制定的各项基本政策，确定这一政策不容中断，并将作为指导今后工作的准绳，认
为当前形势下只有甘地领导国大党及全国人民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决议案要求国大
党主席必须遵照甘地的意愿指定人选，组成国大党的执行机构——工作委员会。潘迭特提议
后，由拉贾戈帕拉戛查理附议，交大会讨论后获多数代表同意通过。
会后，鲍斯再三请求甘地提供人选，甘地表示他自己不能介入潘迭特案，不能提供工作
委员会名单。但是他也表示不能保证鲍斯自己提名的人选能获通过，甘地要他去找上届工作
委员会商量解决。
鉴于甘地的不合作，鲍斯无法组成新的工作委员会，只得提出辞呈。尼赫鲁曾建议鲍斯
撤回辞呈，鲍斯却深感无奈。
最后改选卜纳沙德为1939年国大党主席。5月3日，鲍斯在党内自组前进社，以团结
所有激进派与反帝进步分子为宗旨，采取各方进步人士所共同协议的方式作为斗争手段。但
总的看来，左派力量遭受此一打击后，基本上一蹶不振。尼赫鲁也在甘地及资产阶级的压力
和软化下，渐渐失却其激进锋芒，成为其忠实代理人。
甘地的注意力除积极致力稳住国大党及其支持者的阵脚外，也十分关注这一时期的国际
局势，力欲以其非暴力拯救人类于血海。
30年代中后期正是国际法西斯势力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期。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
亚，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奥地利、捷克被吞并。法西斯赤裸裸的
暴力与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水火不容，甘地视之为“豺狼”而加以谴责。然而甘地却不赞成
被侵略国家采取武力抵抗。这位多年来对非暴力信守不渝，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的老人在
这世界正沉浸于法西斯血腥暴力的时候，不断向世人宣传他的“法宝”，并现身说法，要替
当局者“指点迷津”。
他除了呼吁希特勒之流放弃武力政策，并对“豺狼”予以谴责外，还认为需要提醒羊不
要落入豺狼的圈套，即被侵略国家无论遇到多么暴虐的考验，都不要诉诸武力，失掉光荣。
这种荒谬的“提醒”当然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
发表于 @2004年03月19日 5:40 PM |评论 (0)
甘地传6
总督与印度各政党代表的会谈无果而终，使甘地再次面临抉择。早在一年前的加尔各答
年会上，甘地曾将尼赫鲁、鲍斯的“独立方案”推迟一年考虑，现在限期届满，而自治领地
位仍遥遥无期，甘地不得不改变思想。此时的形势也令甘地感到欣慰，到1929年岁末，国
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显著扩大，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又吸引了在通过巴多利决议后，曾退出
国大党的城乡中小资产阶级分子重新加入国大党队伍。国大党的抵制洋货，反对不可接触制
的斗争和争取印度自治的非暴力运动的宣传，甚至深入到还没有国大党员的农村，连过去坚
持与政府合作的自治派领袖老尼赫鲁这样一位一切依靠宪法行事，并且惯于讲究法定程序和
方法的大律师，在环境的压迫下也不得不改变了立场。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狂澜席卷欧美宗主国家，印度深受其害。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矛
盾尖锐激化的情况下，甘地已不能指望人民群众会满足于自治领地位。
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再度高涨的情况下，1929年12月，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如期开幕。
这次大会几乎是一致通过了关于独立问题的主要决议（几千名会议代表中，投反对票的仅
20人），宣布这一决议案的时间，特意选在旧的一年结束和新的一年开始的1929年12月
31日午夜。决议郑重宣称：印度所争取的乃是完全独立。与此同时，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开
展群众性全面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并授权甘地领导。
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奏响了民族独立的号角。1930年1月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议
规定1月26日为全国支持独立日，全国人民将在这一日宣誓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
1月9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发表他的独立宣言：“在圆满的非暴力气氛与加紧推
进建设性工作的前提下，几个月内，我就准备着手领导一次全民不合作运动，作一次成功的
斗争。我们深信，享有自由以及经由劳动所获得的果实并保有生活必需品使得有充分发展的
机会，乃是印度人民以及任何人民不可否认的权利。我们也相信，如果有一个政府剥夺其人
民的此种权利并予以迫害，则人民就拥有更进一步的权利改造或消灭它。”
1月26日独立日，印度举国欢庆。这天清晨，数千名大学生、职员、商人和知识分子
在国大党领导下，走上孟买街头，游行队伍举着“非暴力万岁”的标语，和平示威，后又有
10万工人的游行队伍加入了国大党领导的示威游行。除了孟买，全国其他各地，无论城市
乡村都举行了庆祝独立日活动，人们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温独立誓词。
1月31日，甘地向欧文总督提出了11点要求。这些要求是：①把卢比的兑换率降低到
1先令4便士；②降低田赋50％；③减少军费50％以上；④减少英国官员的薪金50％；⑤
实行保护关税率，限制外国布匹与服装进口；⑥给印度船队以内河运输的特权；⑦取消刑事
侦缉局或对其确立监督；⑧给印度公民以带武器自卫的权利；⑨废除政府的食盐专营法，取
消盐税；⑩禁止出售酒类；⑾释放除“犯杀人罪或教唆杀人罪以外的全部政治犯”。
甘地的11点建议，引起了英国报界的猛烈抨击。国大党内也有很多人以为甘地是在放
弃独立的大目标而只注重11点要求。甘地反驳说，独立不是英国人撤走这个形式，而应该
是像11点建议这样具体、实在，而又能有益于百姓。
2月27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宣布了他对即将开展的不合作运动的几点指导思
想：①一旦他被捕，不要像1922年那样只作静静的消极的抵抗，而当发动最积极的非暴力
斗争，以便每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都能尽其最大努力和意愿进行斗争；②这次运动一开始只
由真理学院的师生以及那些能够恪守行动纪律的人参加。有了好的开始，全国可群起响应；
③必须尽最大可能阻止暴力的发生，但非暴力运动一旦发动，只要有1个人活着，就不应停
止。在同一期《青年印度》上，甘地还公布了国大党义务工作队员应遵循的准则，即“不得
怀恨，但要忍耐对方的愤怒，不可杀人而且不可报复；对无理的命令不可因畏惧而服从。不
可伤害或诅咒他人，但要保护对方使其不受伤害，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不得拒捕或被没收私
人财产，但受托管的基金则万万不可交出，即使因此而丧生；一旦被捕入狱应严守狱中规
矩；在团体行动中，必须接受上级命令，万一有严重分歧时，则不妨辞职；作为一个义勇工
作队队员，别希望组织会照顾其眷属。”
此时甘地已成竹在胸。这一次的不合作运动，他决定拿食盐专营法作文章。在多年的节
欲生活中，甘地早已不用食盐，但在气候炎热的印度，盐是每个居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调
味品。大海赐与人们取之不尽的食盐，然而英国政府却实行食盐专营，借提高盐价和赋税搜
刮民财，使千百万印度劳苦大众不堪忍受。甘地认为：“食盐法是最不人道，非人所能忍受
的。”所以，破坏这一苛刻的法律必具重要意义，并一定能起到轰动效应。他准备亲自率领
一批非暴力信徒从真理学院徒步前往200英里开外的丹地海滩去淘捞海盐，制造贩卖，搬运
私盐，以示抵抗决心。同时在沿途进行宣传，教育群众，扩大声势，引导运动发展。
3月2日，甘地托人给总督送去一封信，陈述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造成的灾
难及英国顽固不肯改变政策，促使人民群起而要求独立的客观现实，并表明了自己的非暴力
立场和行动计划与要求，希望总督提出解决办法。总督的答复简洁明了：“你的行动必然导
致暴力破坏法律，恕不考虑。”
这一结局不出甘地所料，甘地深知：“英国乃是一个从不轻易给与，也很不容易悔悟的
国家。条约毫无意义，它所知道的只有实力。”甘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深刻用意可能就在
于让英国政府公开向世人诏示这一点，使其民心丧尽，让所有印度人清楚这一点，从而义无
反顾地投入反英斗争。
为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甘地作了精心部署。甘地打算从真理学院那些训练有素
的学员中挑选敢死队，他认为：“如果真理学院办不到这一点，那么15年以来的心血就算
白费。”甘地也曾考虑过挑选女志愿队员，但他随后改变了主意，他解释说：“我们必须考
虑到对方的做法，这一次我们是要受苦受难的，甚至准备接受严刑拷打。假如先头部队中安
插女性队员，则政府可能不敢使用原定施展的苦刑。最后经过精心筛选，甘地挑选了78名
真理学院中严守纪律，确信非暴力真理，言行相符且绝对遵守院规的学员。这些人祖籍为印
度各省区，年龄16—61岁不等，其中穆斯林2人，基督教徒1人，“贱民”2人，其余均
为印度教徒。
除极少数妇女儿童作留守人员外，整个真理学院全体动员，准备长征。古吉拉特学院也
暂时停课，除16岁以下学生外，其余师生员工准备沿途交替为长征队服务，还临时办了一
次两星期的讲习，其中选了20个学生作长征队前锋，提前出发去动员组织沿途居民，当有
长征队员被捕，后备人员就替补进去。
3月6日，甘地派出一员虎将帕泰尔动身前往波沙德，准备先行组织民众，以战斗的阵
式接应甘地的队伍。但政府很快便将帕泰尔逮捕。
9日，75000名群众聚集在真理学院门前，庄严宣誓：“坚决向着独立的目标前进，不
得自由誓不罢休！”“坚决信守真理与非暴力。”10日，甘地对集会群众宣讲了长征的日
期，并向群众阐述了采用非暴力方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告诉人们，历史经验证明，没有
哪个国家——无论英国、美国或苏联——会容忍暴力抵抗，但是印度采用的非暴力斗争却使
政府无计可施。“只要有了自愿入狱的准备，面对刺刀与炸弹也会无所畏惧，政府便无可奈
何。”“假如印度70万个乡村，每一村庄只要有10人自己动手制盐，破坏食盐法，哪怕是
最暴虐的魔王，我看他也不能拿大炮来轰击这些徒手的和平民众。假如你们只要少少自制一
点食盐。我看政府立刻便会瘫痪。”
甘地每天不厌其烦地给群众灌输这一思想，回答问题，并在早祷和晚祷中发表演讲，鼓
舞士气。他要求大家能够前仆后继，破釜沉舟，并坚守非暴力原则。他还特别鼓励妇女可以
和男子一样参加斗争。
1930年3月12日清晨6点30分，甘地带领他的78名信徒，离开真理学院，开始向大
海进军。群众前呼后拥，各国新闻记者穷追不舍，跟踪采访这支奇异壮观的游行队伍。沿途
村庄的人们手捧鲜花，潮水般涌到甘地一行即将通过的路旁。道路被清扫干净，路面撒上了
花瓣，而后人们跪立道路两旁，虔诚地等候圣雄从身边走过。甘地手拄拐杖，背部微驼，但
却步伐坚定，精力过人。在古吉拉特热浪滚滚的路上，他们日行10公里以上，风餐露宿。
甘地沿途不断发表演讲，号召人民停止对政府效忠，不服从食盐专营法。他还照常祈祷、纺
纱、写日记，为《青年印度》撰文写稿，向各地发布指示，指导工作。全印各地都关注着甘
地的长征，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通栏刊登甘地的照片，各国电影院纷纷上映有关他的活
动的新闻纪录片。
1930年4月5日傍晚6点，甘地一行经过24天的长途跋涉，走过了将近241英里的漫
长道路，终于抵达离丹地城不远的印度洋海滨。经过一夜祈祷之后，4月6日开始破坏食盐
法。这天凌晨，甘地在早祷时向他的信徒们宣布，如果他被捕，就以泰伯咭为领导人，之后
依次由奈都夫人补上。随后，他们跳入大海举行宗教洗礼。在万民注目之下，甘地俯身在海
滩上淘捞一把海盐，然后将大海恩赐、而殖民当局禁止人民自由享用的白色盐末洒向人群，
并当场发表演讲：“就技术或仪式的意义而言，现在已经破坏了食盐法，任何人都可以破坏
食盐法。只要不怕坐牢，人人都可以自制食盐。国大党的各地同志，都当告诉周围的人也都
这么干，当然也要让他们知道，这是犯法的。”
甘地在丹地破坏食盐法，是全国人民等待已久的战斗号令，整个印度半岛沸腾起来。在
大陆沿海各地，甘地的支持者们淘制海盐，分发给群众，全国各地到处是告诉人们如何提炼
海盐的传单和小册子，私盐在各地公开销售，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国大党趁此东风，号召所有各大城市和乡村在4月中旬举行一天罢工和群众性反政府示
威游行，庆祝不合作运动开始。4月9日，甘地向国大党地方委员会发出指示，要他们普遍
组织纠查队，不让人走进酒铺和出售英国货的商店及开展其他形式的不合作运动。
各阶层踊跃响应，集会、罢工风起云涌。甘地夫人身先士卒，带着真理学院女性学员出
门查酒。帕迭尔辞去议长职务，并写信给总督，“10万人准备牺牲，100万人准备入狱”。
国大党基层组织常常直接组织抗议性示威。作家、诗人、新闻记者、教师、大学生在举
行公民不服从运动时，进行了广泛的教育工作。他们用英文和当地文字印行的爱国主义文学
作品和反英小册子以及传单到处流行，宣传队深入各地，直到田间地头，鼓舞人民反对殖民
统治。人民不仅充分动员起来了，而且充分觉醒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洪流，英国殖民当局报以残酷镇压。
4月16日，尼赫鲁被捕，被判6个月徒刑，老尼赫鲁代理国大党主席。加尔各答、孟
买、马德拉斯都发生枪击群众事件，集会游行也被禁止。运动的参加者一般遵照甘地的号
召，通常不积极抵抗警察，而自然走进监狱。但是，警察蓄意挑衅，百般侮辱，甚至连甘地
最忠实的信徒也忍无可忍。和平示威也往往演变成与警察的冲突，甚至武装暴动。如4月
18日，群众袭击了吉大港警察署，23日发生了白沙瓦起义，印籍士兵拒绝向群众开枪，甚
至把武器交给群众。虽然起义者最后都惨遭镇压，但群众运动仍轰轰烈烈。
对于运动中的暴力行为与政府的镇压行为，甘地一并斥责。他呼吁“迷信暴力的人们，
不要妨碍我们非暴力运动的自由”。
这一时期，总督还接连颁布了各式各样的禁令。禁令也只能更加扩大非暴力抵抗的范
围。因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专做政府所禁止做的事情。政府每颁布一个新法令，国大党
就会通过一个新的决议案，告诉人们如何去对付这个法令。政府逮捕了许多国大党的委员，
但新委员又替代他的工作，工作委员会照常运转。全国一律执行来自国大党的指示。
5月1日，甘地就暴政问题写道：“死算不了什么，人民的义务很明白，他们必须用最
大的受苦，来对抗有组织的迫害。”他自己则通知总督：“假如不废止盐税和撤回对人民制
盐的禁令，他将前往达沙拉盐场领导一场更大规模的破坏食盐法运动。”
总督的“答复”很快来了。5月4日午夜时分，一位区长带着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官和30
名武装警察偷偷摸进了距丹地城3英里的甘地住处，以1827年的防叛乱法所定的叛乱罪将
甘地逮捕，押往耶拉伏达监狱。
甘地被捕，全印震怒，人民报之以更大规模的斗争。全国市商决定抵制英国布，一次
10万人的游行使警察束手无策，孟买5万工人罢工，甘地囚居的浦那地区，社会名流相继
辞去名誉职位。而警方则疯狂报复，在加尔各答，警察对群众开枪，并大肆搜捕。甘地被捕
当天，军队包围了白沙瓦，国大党支部领袖均遭逮捕。军队、飞机、坦克在西北边省大肆调
动，开火。6日，有500吨炸弹倾泄到帕萨族人居住地。可是枪林弹雨却压不垮向上的民
心。似乎一夜之间，红衫党由800人发展到8万人。旁遮普的高压，压出一个激进的阿亥拉党。
甘地被捕了，但后继有人。甘地之后，泰伯咭又在卡底准备食盐长征。5月12日，他
们上路不久便遭逮捕。21日，泰伯咭的继任人夸都夫人又率2000名志愿队员，整装上路。
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甘地一马当先，前往距孟买150英里的达沙拉盐场抢盐。
盐仓外已掘好壕沟，布满铁丝网。24名英国警官指挥着400名警察，个个手执带钢尖
的木棍或手枪，随时准备砸向敢越雷池者。
在离盐仓100码处，队员们重新编组。第一组涉水过沟，走向铁丝网。警察用木棍狠击
队员头部，一个个应声倒下，血流如注。第二队队员又踏着鲜血补上，警察照行其事。队员
们没有反击，没有搏斗，甚至没有听到愤怒的咒骂，只传来低微的呻吟。
队员们改变战术，他们25人一组，走到壕沟前就坐着不动了，警察照打不误，已被打
倒的人还要补上几棍，鲜血从头上的伤口往外冒。一批又一批的队员前进，坐下，被打倒，
躺下，没有一人还手。也许警察对这些毫不还手的非暴力抵抗者打得手软，他们改用脚踢，
用手拖，将他们拖到水沟处抛下，再补上几棍。暴行持续了很长时间，被暴打的队员一批又
一批躺下，直到所有志愿者被打倒，领导人奈都夫人、曼尼拉尔·甘地被捕。时近中午，已
有320人受伤，2人死亡。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密勒说：“在过去18年中，我到过20个国
家采访，我目击过无数的暴动、巷战与暴乱，但从没有看到过像达沙拉这次的恐怖与残
忍。”他写下了这一罕见的暴行过程并躲过英国政府的截留，由美联社发出，在美国1350
家报纸上披露，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震惊。
抢盐行动仍在继续，镇压亦在加强。5月18日，470名志愿队员，出发往孟买城边的瓦
达拉盐场，中途即遭被捕。其中10人偷偷前往，也遭逮捕。3天以后，第二次进攻，250人
被捕，多人受伤。25日，第三次进攻，100名志愿队员和2000名助威者决心攻夺盐仓，军
警开枪阻击。6月1日清晨，1500名志愿队员和旁观者大举进攻，群众突破了警察的防守
圈，进到盐仓，抢走了一部分盐，政府立即调集骑兵来驱打群众。同样的行动在卡拉塔尔与
沙利卡塔也展开了。
此时的国大党也不退缩。6月5日，国大党阿拉哈巴德会议制定了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
方案，包括完全抵制洋布，发动不纳税运动，每周破坏食盐法，抵制英国的银行、保险、航
运和其他业务，同时继续查酒。工作委员会还呼吁印藉军警要像印度其他同胞一样，为了争
取印度的自由而共同奋斗。
6月5日被定为甘地日。这一天孟买举行了盛大游行，65000名工人自动停工参加游
行，有妇女、帕西族、锡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伐表参加游行的队伍长达1英里。全国各地
纷纷响应，接受鞭打与被捕入狱已成光荣与时髦，示威群众常整夜不散与警察周旋，抵制英
国货的斗争也全面展开。
政府已丧心病狂。6月30日，国大党代理主席老尼赫鲁被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被
宣布为非法组织，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千人。为让出监狱关押政治犯，政府大量释放刑事犯，
但监狱依然人满为患。至7月间，有67家报社、55家印刷所被查封。白色恐怖之下，《青
年印度》只得游动出版。
6月间，英国政府的西蒙委员会的报告书出笼。其建议甚至没有超过总督早已发表过的
那一套空洞的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的说法，他们主张酌情开放省的自治权，但必须强化中央
的统治，主张采取保留选举制，并扩大中央对土邦的管辖权，尤其是对军队方面的所谓改
革，他们认为印度的国防力量不可能不保留相当数量的英国军队，而由总督以总司令的身份
直接统率。
上述报告使对英帝国仍抱幻想的一些政党、人士大失所望，连自由主义分子玛拉维亚等
人也转而与国大党合作，这种变化使英殖民政府很感意外。眼见民心丧失，7月9日，总督
表示准备召开圆桌会议，并且保证自治领地位仍是追求的目标。没有变更。1星期后，立法
会议中的民族党、独立党及少数王公们共约40人开会，决议授权贾雅卡促成国大党与政府
间的协商。总督也同意贾雅卡及沙甫诺前往狱中会晤甘地及尼赫鲁父子，以便使之回到谈判
桌上。
7月23日及24日，贾雅卡前往耶拉伏达监狱与甘地长谈。之后，甘地给尼赫鲁父子一
封长信，表明了他的态度：可以接受和谈，但条件是必须释放政治犯。当然，他表示自己没
有发言权，尼赫鲁的意见才具有决定作用。
27日，斯康比卒等前往内尼监狱与尼赫鲁父子进行了2天长谈。尼赫鲁父子拒绝在未
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商前，特别是在未征得甘地同意以前发表任何意见。他们也给甘地写
了封信。
8月1日，甘地向贾雅卡提出了他的修正意见，即假如不给予印度在适当时机脱离英帝
国的权利，或印度不能自行处理关于前述11项要求的问题，则任何宪治都是不能接受的。
10日，政府只得把尼赫鲁父子送到耶拉伏达监狱，以便他们能和甘地一起代表国大党
与政府特使谈判。但直到13日上午，沙甫诺爵士和贾雅卡来后，尼赫鲁父子才得以与甘地
及同囚于此的奈都夫人会面，并一同与政府代表谈判。谈判持续了3天，甘地、尼赫鲁等共
同签署了一份公开信，提出了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低条件，即：承认印度有自由脱离
英国的权利；同意印度建立对人民负责的、完全的责任政府；印度有权在必要时把国民政府
认为不合理或不符合印度人民利益的英国人的要求、特权等提交独立的法院处理等。
总督断然拒绝甘地、尼赫鲁父子等提出的条件，同时加紧镇压。主要的国大党领袖都被
投入监狱，国大党的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
但白色恐怖之下的运动并未停止发展。文件仍秘密印行，标语一夜之间又满街都是，群
众集会有时突然一轰而起，靠刺刀维持的政府威信扫地，除少数效忠和归顺者外，人民多以
沉默和冷脸与政府对抗。在各大城市中产阶级的罢工业已困难重重之时，农民的抗税运动又
异军突起，给这一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往往运动从一地转到另一处，此伏彼起，令政
府焦头烂额。
高压政策显然也难以奏效。欧文总督不得不承认：“不管我们如何谴责不合作运动，但
假如我们低估了今天印度的民族意识，我们可能会发生严重的错误。一味采用高压，不可能
从根本上和永久地解决问题。”
英国政府决定不管国大党态度如何，将召开圆桌会议。第一次圆桌会议于1930年11月
12日——1931年1月19日在伦敦举行。大会由英王亲自主持，名义上有英国3个政党和除
国大党外的印度各团体代表参加。会议原则上同意建立有各土邦参加的全印联邦，由印度人
负责执政，但防务、对外关系与财政仍由英国人控制。当然，圆桌会议的意见仅供政府参
考，没有多大发言权，而且它始终受到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派势力的顽固抵制。
为缓和矛盾，1月25日，欧文总督下令释放甘地以及国大党所有中常委，并撤消对国
大党集会的禁令。
1月26日，印度独立节。甘地及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于这一天获释，给全国人民的
庆祝节日以巨大鼓舞。这一天，全国各地举行庆祝集会，重温独立宣言。甘地参加了孟买的
纪念会，在这里，甘地向新闻界发表个人立场：“我个人认为，仅仅释放中常委，无补于现
状。政府当局显然尚未觉察此一运动已遍及所有群众，故其领袖们虽拥有声望，却决不能随
意篡改行动的方向。”
随后，甘地赶往阿拉哈巴德，探望病笃的老尼赫鲁。国大党中常委也陆续赶到那里，向
这位为印度民族振兴事业已心力交瘁的伟人致敬。
1931年2月6日，老尼赫鲁逝世。在他弥留之际，甘地一直守候在身边，葬礼及善后
事宜也由甘地一手操办。甘地虽然和尼赫鲁父子观点常有分歧，但他与尼赫鲁家却有深厚的
友情，他对老尼赫鲁这位不屈不挠的斗士极为尊敬。葬礼之后，甘地对报界发表了一篇感人
至深的悼文。
就在老尼赫鲁逝世的当日，一大批自由主义分子随着其他出席圆桌会议的代表在孟买抵
岸。他们立即发表声明，称印度获得自治领地位已有保障。2月8日到14日，这批人的代
表沙甫诺前来阿拉哈巴德与甘地会商，但甘地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东西，国大党工
作委员会建议甘地直接去与欧文总督谈判。
甘地一向愿意主动地和他的对手见面讨论任何问题，他具有充分的自信，相信自己不仅
能从理智上说服对方，而且能找到引起别人善意和高尚情感的途径。
甘地很快给总督拍去长电，提议和谈，总督同意。16日，甘地便动身前往德里。几天
后，国大党中常委也跟到德里。17日，甘地与总督开始正式谈判。国大党的和平条款是大
赦，立即停止迫害，发还被没收的财产，撤销基于政治立场给予公务员的惩罚。准许自制食
盐，禁酒与洋布，调查警察暴行等。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虽尊重和信任甘地，但对条件一点也
不肯放松。政府方面的态度也很坚决，其强大压力主要来自丘吉尔为代表的强硬派。丘吉尔
认为丧失印度，将是对英国的致命打击，将使之从此堕落为小国。他对甘地极力鄙薄，在一
次演讲中出语惊人，他说：“瞧那位伦敦大学法学院出身的长于煽动的律师，现在却装成东
方人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着身子，居然大踏步地走进副王府，在那儿一边与我们的皇帝
的代表呷茶交涉，一边还在继续煽动非暴力抵抗。”
和谈就在双方紧张的对峙中艰难进行，整个谈判时断时续，常常因微小的细节乃至措辞
问题陷入僵局。如关于非暴力抵抗“中止”一词，甘地一贯表示，非暴力抵抗不能完全停止
或放弃，因为它是人民手中唯一的武器，然而它可以暂停。欧文总督反对，要求使用含有终
结意义的字眼，甘地不同意，经过艰难的磋商，最后决定采用“停止进行”。每遇问题卡壳
或取得一些进展，总督与甘地都要停下来去征询各自代表的机构的意见。直到月底，双方谈
判仍举步艰难。
为打破僵局，沙斯迭里劝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只要大原则确定，不必太拘泥于细
节。最后，工作委员会接受此建议，对条件作了若干修改。同时，沙甫诺与贾雅卡也劝总督
不能断然拒绝国大党所要求的调查警察失职事件，总督也表示认可。双方作了让步后，谈判
才有所进展。
直到3月5日下午，甘地和欧文才在总督府签署了和谈协议。这次持续3个星期，经过
8个回合，共用去24小时的谈判总算有了结果。甘地和欧文经过这场漫长而令人疲劳的谈
判后，都似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欧文提议以茶代酒，举杯庆贺，甘地赞成，但他自己的
杯里只要了一点柠檬水、一点盐。他们在一起轻松地谈论着丘吉尔那些讽刺甘地的话题。末
了，甘地起身告辞，却忘了土布披巾。欧文为他拾起来，说到：“甘地先生，您知道，您身
上本来就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您乐意，当然也可以连这条披巾也留下来。”
甘地—欧文协议的内容是：民事反抗停止进行，今后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社会活
动。英印政府答应释放未使用暴力的政治犯。政府拒绝修改食盐法，但准许人民自采自制并
在居住范围内使用。此外，还有包括撤销若干法令与特别限制，合法处置国大党活动程序，
罚金的安排，财产的没收，辞职与解职人员的复职以及撤除军警监视等许多细目。
在德里那段难捱的日子里，甘地经常和他嘱意而又常常与他意见相左的国大党年轻领导
人尼赫鲁交流思想。他们在一起散步并谈论一些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话题。甘地常对尼赫鲁
说：“独立以后，如果国大党想继续存在，就必须通过一项自我约束。所有党员不得在国家
机关中接受一个有报酬的职务，否则就劝其退党，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其纯洁性。”他这时
也很爱谈民主，但他的民主与众不同。“我认为假如一个人能够同人类最贫苦的人们融为一
体，渴望自己不比他们生活得更好，并且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这种水平的时候，便有资
格自称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腐败和虚伪不应该再像今天那样不容质疑地成为民主政治
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不应该将大多数作为衡量民主政治的真正标准。如果少数人能代
表他们想要代表的那部分人的精神、希望和志愿的话，那么这和真正的民主政治并不矛盾。
我认为不能使用强迫的方式去开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精神，不能从外界强加给人们，而
必须来自内部。”
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对甘地—欧文协定极为不满，但经过痛苦抉择，还是
予以通过，并责令各级党部开始执行。至于最终能不能为全体国大党人接受，尚待国大党全
印委员会决定。
而政府方面却根本无意履行协议。根据协定，非暴力政治犯必须释放，但一些地方政府
态度消极，以致释放过程拖得很长。除这些政治犯之外，还有成千上万政治犯被关在牢中，
这些人有的被判暴力罪，有的根本未经控告、审讯、判罪就被囚禁，而且一关就是好多年。
甘地在会谈过程中，多次吁请政府也考虑释放这些政治犯，以缓和政治紧张局势，但政府不
予理睬，特别在对印度爱国志士巴格特·辛格等3位政治犯的处置问题上，政府根本不顾甘
地再三要求减免其死刑的请求，于3月23日晚，将3人执行绞刑。这一事件引起公愤，24
日，拉合尔举行群众集会，与警察冲突，死141人，伤586人，另有341人被捕。而在孟加
拉、联合省及西北边省，不仅旧的政治犯未予释放，新的逮捕仍在以各种名义进行，警察和
当局往往利用对待恐怖分子的特别法律和法令，来对待国大党员、工人、农民以及当局对其
行为不满的其他人士。在联合省的农村，形势日益恶化，甘地—欧文协议将这一难题交给省
政府解决，但省政府对此问题敷衍塞责，拖延减租减税决定，还开始强迫征收，造成大规模
驱赶农民和扣押财产的状态。
这一切表明，德里协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暂停不合作运动的目的远未达到，但甘地本
人却信守不渝。他认为假如国大党能坚守诺言，则其声望必会大增，同时可以使政府相信他
们有维持和平的力量，亦如他们在不合作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力量一样。
为了说服满怀疑虑的国大党领导和群众，甘地利用各种场合解释他自己对协议的看法和
理解，并规劝人们履行协议。3月6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人们对“协议是否与拉合尔
大会关于独立决议相悖”的疑问时说，“我不以为我违约背信，没有人阻止未来的卡拉奇会
议中重申拉合尔大会决议的原则。同时未来的圆桌会议中也会讨论这个问题”。“即便我在
拉合尔大会当初提出争取完全独立的提案时，我就已经讲得很清楚，独立并非完全与英国脱
离关系，假如我们是在从事一场暴力的战争，其结果当然是一胜一负或两败俱伤。但我们所
从事的是寻求协议的非暴力的战争，我们确定了，而且也发动了。我对欧文总督所写的信，
所包含的整个就是这个精神。现在的临时协议，正是我们争取我们所要求的一个开端。作为
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我有义务寻找这样的开端。”此外他还先后赴德里、孟买各地旅行演
讲，反复说明除了使用非暴力抵抗、争取自治外，也应试一试经过谈判并履行协定以求自
治。他还在《青年印度》上不断著文解释纪律和服从纪律的重要性。
甘地因此而遭致许多群众乃至他的追随者的不满。有群众示威游行，并当面指责他的协
议是卑鄙的，出卖工人利益的。还有人举黑旗喊“打倒甘地”，骂他是“独裁者”。但他的
威望，他的善于变通与极强的宣传说服力，往往多次使他摆脱困境，化险为夷，这一次也不
例外。许多国大党领袖人物尽管心有未甘，但对甘地还是不能不服，再说，在英国政府严酷
的镇压下，运动事实上已锐气大挫，而和谈又转移了人民斗争的视线，已很难立刻重振；尼
赫鲁和他的同事们一样，不希望成千上万的英勇战士继续在监狱里备受煎熬与折磨，不希望
在持续3个星期的谈判之后得到一个谈判破裂的结果，而让人民失望，他们更不想让他们的
领袖为之呕心沥血换来的一点“成果”化为乌有。
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1931年3月29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卡拉奇召开大会，会
议审阅并批准了甘地—欧文协议；同时也郑重宣布国大党所奋斗的完全自治目标并未改变；
如果可能，国大党也将出席任何会议与英国代表协商争取由印度控制自己的国防、外交、财
政等权利，大会授权甘地为出席圆桌会议的首席代表。
卡拉奇会议后，国大党基层组织以惊人的纪律接受了这一新指示，停止了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甘地则积极准备与英国在伦敦圆桌会议上再度谈判。但甘地认为，他的伦敦之行取决
于两点：即休战协议的顺利执行与教派问题的解决。可以说，甘地通往伦敦的道路充满重重
障碍。
维持教派分歧是英国实行分而治之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拟议召开的圆桌会议中，它同样
被英国赋予了特别的重要性。圆桌会议的代表几乎全部由政府指派，政府遴选他们主要是为
了强调教派的和局部的利益，着重于这些分歧而不是共同利益。政府甚至公然挑衅似地拒绝
指派任何民族主义的穆斯林领袖。甘地认为如果英国一开始就在教派问题上纠缠不清，那么
真正的政治经济问题将不会得到适当考虑。因此他向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出：只有在有关各
方之间事先对教派问题达成某种谅解，他才能去伦敦。
为促进教派团结，甘地从新德里到阿姆利则，从阿赫米达巴德再到孟买，忙个不停，但
所有这些努力，不过是甘地的一厢情愿，教派之争愈演愈烈。
政府方面对协议的态度也令甘地头痛。4月18日，甘地曾与即将离任的欧文总督交
涉，希望其能履行诺言，对欠税的农民宽大为怀。5月中旬，他又造访新任总督威灵顿勋
爵，向他报告各地政府不履行协议的严重情形，但新任总督看起来比前任似乎更为冷酷而顽
固。
鉴于国内形势，6月9日，甘地向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提议在上述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之前不愿赴伦敦。提议遭到否决。
7月中旬，印度人民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7月底，孟买省代理省督遇
刺，险些丧命，刺客为一学生。5天以后，亚里坡地方法院院长又被刺身亡，英国舆论认为
是国大党所主使的，英国人纷纷集会，请求政府采取行动。甘地指出政府绝不可再滥施高
压，如果没有决心和勇气来应付，不妨让国民自决。同时，甘地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谴责
暗杀行为。
8月8日，甘地再次就伦敦之行发表意见：“如果缺乏必要的气氛，此行毫无意义。如
果印度教徒、穆斯林与锡克教徒不能和睦相处，我便不能前往伦敦；如果像现在这样，依协
定本该释放的人还关在狱中，新的拘捕还在进行，农民的痛苦丝毫没有减轻，我就不能赴伦
敦。”谈及这些问题，甘地忧伤无比，几次泣不成声。
14日，沙甫诺与贾雅卡等人已与甘地辞行，前往伦敦。玛拉维亚、奈都夫人和帕塔里
则退掉船票，留下来等甘地。随着会期逼近，甘地与政府之间加紧争议，但双方均未真正关
闭谈判大门。甘地发表声明，一旦问题得到解决，他当即赴往伦敦。同日，甘地致书威灵顿
总督，想弄清楚国大党如不出席圆桌会议，临时协定是否继续有效，并表明不管政府怎样破
坏协定，国大党均将信守不渝。总督立即答复甘地，指责国大党不守信用，但表示政府仍准
备采取和缓措施，一切视国大党态度而定。
随后甘地又给总督去电，要求会晤，总督应允。8月25日，甘地、帕迭尔、尼赫鲁、
迦法罕等前往西姆拉与总督会晤，28日谈判结果公布，称第二次协定。协定规定甘地应出
席圆桌会议，政府立即调查巴多里事件，其他类似事件，则由正常方式提出。国大党如认为
政府故意采取高压手段，有权恢复不合作运动。这样，直到最后一刻，甘地才下决心从西姆
拉搭乘特别专列赶上了29日开往伦敦的邮船，开始了他的伦敦之行。
1931年9月7日，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伦敦召开。圆桌会议开幕那一天，正逢星期一，
是甘地的静默日。甘地初立誓言时就曾自订守则，如遇本人或旁人紧急危难必须讲话时或应
总督与高级官员的约见而不能保持缄默时，虽在静默日，还是可以讲话。因此，这一天甘地
还是代表国大党发了言。他表明自己是抱着合作的态度与谋取协议的精神而前来伦敦的，他
希望会议闭幕时，能带着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离开英国。
可是他很快发现，会议的气氛与他的期望相去太远。英国的政策是拖延对基本问题的考
虑，而把时间或多或少地消耗在次要和无关主旨的问题上。会议中大多数印度成员对英方的
政策亦步亦趋，说得确切些，这些人代表着印度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和英帝国主
义相勾结，并且希望从英国那里得到发展和保护。至于那些来自教派问题上的各种“少数”
和“多数”集团，更是以彼此之间不能取得一致而闻名。英国政府正是看中这一点而把他们
请到圆桌会议上来的。
在这样一个集会上，甘地企图接触民族的自治与发展问题，显得可怜而又可笑。甘地的
不修边幅与这富丽堂皇的会议大厦和衣冠楚楚的与会代表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很多时候，
甘地往往孤零零地坐着，一言不发，只是他仍以惊人的耐心坚持他的努力。在少数委员会
中，他以整整一周的时间忙于召集并主持多次非正式会议，试图解决教派问题，但宣告失
败。随后他建议，在事先不达成教派协议的情况下，完成制宪工作。这一建议也遭到少数党
的拒绝。甘地则拒绝在中央实施两头政治，并反对延期建立中央与各省的责任政府。
他所主张的印度自治就是要由印度人独立地管理印度的财政、国防和外交。
这一切注定了甘地的这次伦敦之行必以无结果告终。11月28日，新任首相麦克唐纳在
他亲自主持圆桌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中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拟议中的印度政府乃是联邦制，议
会享有部分权利，若干权利仍由殖民政府把持，以及未来在印度的选举中将采取依宗教划分
的保留制等。这一切令甘地无比义愤，他即席发言，毫无掩饰地表明了他的观点：“我想印
度大陆争取自由的伟业，也不是唇齿之争可以解决的。但只要野草之中尚有一寸土，我还是
要来解释国大党的立场。假如大家真能了解印度是无论如何也要获得自由的，我想你们便会
发现我常常有着可以协商的余地。你可以手拈一朵玫瑰，随意欣赏，可是一定要是真玫瑰，
而不是纸花。我所争的不是赶尽杀绝任何人……而是要使我的国家能由奴隶的地位得到自
由。”
12月1日，第二次圆桌会议结束，这次会议实际上未达成任何协议。圆桌会议进行期
间，英王曾召见圆桌会议代表。事先有人提出：甘地这种苦行僧的装束入宫觐见，不合定
规。甘地表示如果要他换装，他宁可不见英王。结果甘地还是腰缠一块土布，身披一块土
布，衣不蔽体地走进了白金汉宫，引起舆论哗然。当甘地被问及穿这身衣服是否合适时，他
诡谲地答道：“国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供我们俩人享用。”
虽然谈判失败，但借这次欧洲之行，甘地却给欧洲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奇异的装
束、独特的饮食习惯，令人难忘。他拒绝到豪华宾馆下榻，情愿到伦敦东区贫民窟投宿，他
会见矿工、孩子，还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萧伯纳、路易·乔治、拉斯基教授、林赛博士、欧
文爵士、查理·卓别林等广泛接触，均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甘地旅欧期间，正值英国经济危机积重难返、失业剧增、世风日下之时。对英国人来
说，甘地既富魅力，同时又令人不安。在人们怀疑与困惑、甚至怨艾的氛围中，他向世人宣
传他的令人迷惑的主张：“因为我们为争取自由，选择了独一无二的途径……整个世界厌恶
地看到鲜血流淌，它为此正在寻找出路。我可以自信地说，唯有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可以
为渴望和平的世人指引一条道路。”欧洲人虽然对他的学说付之一笑，然而甘地动身返回之
时，数千名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聚集在通往布林迪西港口的铁路沿线两侧，渴望一睹
站在三等车厢玻璃窗下的瘦弱身影。
在巴黎，欢迎的人群把整个巴黎北部挤得水泄不通。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车上向前来欢
迎他的人发表讲话。在瑞士，他受到挚友、作家罗曼·罗兰的款待。在罗马，他警告法西斯
主义将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旅欧期间，甘地对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经济危机发表了看法。当时美国汽车大王福特认
为危机是暂时现象，甘地曾就此问题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他毫不掩饰地表示：“我不相
信这套理论。福特的看法，含有幻想。假如不注意平均分配的问题，大量生产的结果将是世
界的悲剧。如果每一国家都大量生产，市场便发生问题。眼前机器也许可以供给人们的需
要，但毕竟集中在少数地区，势必要设法注意分配问题。除非能使落后的地区都能解决生产
和分配的问题，否则便难免不发生极大麻烦。”谈到印度的未来生产计划，他肯定印度今后
也是要大量生产的。但不是以暴力为基础，也不是由少数工人操作复杂机器来进行，而是在
每一个劳动者家里进行，使用的机器也是最简单的机器。他否认他从根本上痛恨机器，他反
对的只是集中生产的大机器，凡是不能为大众共享的东西，他都反对，尤其厌恶特权与垄断。
1931年12月18日，甘地心情沉重地返回了印度。更让他失望的是，他发现在他出国
期间，政府不仅未遵守他与总督的停战协议，而且还在加紧镇压活动，一切和平已成泡影。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
然而为时已晚。由于对政府的妥协转移了群众斗争的视线，在印度造成了失望、消沉与
屈辱感，主动权已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而大大便利了它对运动的扼杀。1月4日，甘地和当
时的国大党主席被关进监狱，大规模的搜捕在全国展开，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随之一
切和它联盟或同情它的、或进步的组织，如农民协会、青年团、学生联谊会等数千个社团组
织统统被宣布为非法。新闻、报纸、通讯受检查，言论自由被取消，房产、财物等均遭没
收。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对国大党和进步力量磨刀霍霍的同时，英国也在形式上准备扩大地方自治的基础，给
一些效忠政府的势力施以小惠。“分而治之”的一贯政策得以贯彻，依照麦克唐纳的“宪治
方案”，少数派将实现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
轰轰烈烈的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又进入低潮。
发表于 @2004年03月18日 10:19 PM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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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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