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翻译文章汇总 - 人物甘地

李海翻译文章汇总
IT News Translation Highlights By Li Hai
人物
有趣之人甘地传6
总督与印度各政党代表的会谈无果而终，使甘地再次面临抉择。早在一年前的加尔各答
年会上，甘地曾将尼赫鲁、鲍斯的“独立方案”推迟一年考虑，现在限期届满，而自治领地
位仍遥遥无期，甘地不得不改变思想。此时的形势也令甘地感到欣慰，到1929年岁末，国
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显著扩大，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又吸引了在通过巴多利决议后，曾退出
国大党的城乡中小资产阶级分子重新加入国大党队伍。国大党的抵制洋货，反对不可接触制
的斗争和争取印度自治的非暴力运动的宣传，甚至深入到还没有国大党员的农村，连过去坚
持与政府合作的自治派领袖老尼赫鲁这样一位一切依靠宪法行事，并且惯于讲究法定程序和
方法的大律师，在环境的压迫下也不得不改变了立场。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狂澜席卷欧美宗主国家，印度深受其害。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矛
盾尖锐激化的情况下，甘地已不能指望人民群众会满足于自治领地位。
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再度高涨的情况下，1929年12月，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如期开幕。
这次大会几乎是一致通过了关于独立问题的主要决议（几千名会议代表中，投反对票的仅
20人），宣布这一决议案的时间，特意选在旧的一年结束和新的一年开始的1929年12月
31日午夜。决议郑重宣称：印度所争取的乃是完全独立。与此同时，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开
展群众性全面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并授权甘地领导。
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奏响了民族独立的号角。1930年1月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议
规定1月26日为全国支持独立日，全国人民将在这一日宣誓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
1月9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发表他的独立宣言：“在圆满的非暴力气氛与加紧推
进建设性工作的前提下，几个月内，我就准备着手领导一次全民不合作运动，作一次成功的
斗争。我们深信，享有自由以及经由劳动所获得的果实并保有生活必需品使得有充分发展的
机会，乃是印度人民以及任何人民不可否认的权利。我们也相信，如果有一个政府剥夺其人
民的此种权利并予以迫害，则人民就拥有更进一步的权利改造或消灭它。”
1月26日独立日，印度举国欢庆。这天清晨，数千名大学生、职员、商人和知识分子
在国大党领导下，走上孟买街头，游行队伍举着“非暴力万岁”的标语，和平示威，后又有
10万工人的游行队伍加入了国大党领导的示威游行。除了孟买，全国其他各地，无论城市
乡村都举行了庆祝独立日活动，人们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温独立誓词。
1月31日，甘地向欧文总督提出了11点要求。这些要求是：①把卢比的兑换率降低到
1先令4便士；②降低田赋50％；③减少军费50％以上；④减少英国官员的薪金50％；⑤
实行保护关税率，限制外国布匹与服装进口；⑥给印度船队以内河运输的特权；⑦取消刑事
侦缉局或对其确立监督；⑧给印度公民以带武器自卫的权利；⑨废除政府的食盐专营法，取
消盐税；⑩禁止出售酒类；⑾释放除“犯杀人罪或教唆杀人罪以外的全部政治犯”。
甘地的11点建议，引起了英国报界的猛烈抨击。国大党内也有很多人以为甘地是在放
弃独立的大目标而只注重11点要求。甘地反驳说，独立不是英国人撤走这个形式，而应该
是像11点建议这样具体、实在，而又能有益于百姓。
2月27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宣布了他对即将开展的不合作运动的几点指导思
想：①一旦他被捕，不要像1922年那样只作静静的消极的抵抗，而当发动最积极的非暴力
斗争，以便每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都能尽其最大努力和意愿进行斗争；②这次运动一开始只
由真理学院的师生以及那些能够恪守行动纪律的人参加。有了好的开始，全国可群起响应；
③必须尽最大可能阻止暴力的发生，但非暴力运动一旦发动，只要有1个人活着，就不应停
止。在同一期《青年印度》上，甘地还公布了国大党义务工作队员应遵循的准则，即“不得
怀恨，但要忍耐对方的愤怒，不可杀人而且不可报复；对无理的命令不可因畏惧而服从。不
可伤害或诅咒他人，但要保护对方使其不受伤害，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不得拒捕或被没收私
人财产，但受托管的基金则万万不可交出，即使因此而丧生；一旦被捕入狱应严守狱中规
矩；在团体行动中，必须接受上级命令，万一有严重分歧时，则不妨辞职；作为一个义勇工
作队队员，别希望组织会照顾其眷属。”
此时甘地已成竹在胸。这一次的不合作运动，他决定拿食盐专营法作文章。在多年的节
欲生活中，甘地早已不用食盐，但在气候炎热的印度，盐是每个居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调
味品。大海赐与人们取之不尽的食盐，然而英国政府却实行食盐专营，借提高盐价和赋税搜
刮民财，使千百万印度劳苦大众不堪忍受。甘地认为：“食盐法是最不人道，非人所能忍受
的。”所以，破坏这一苛刻的法律必具重要意义，并一定能起到轰动效应。他准备亲自率领
一批非暴力信徒从真理学院徒步前往200英里开外的丹地海滩去淘捞海盐，制造贩卖，搬运
私盐，以示抵抗决心。同时在沿途进行宣传，教育群众，扩大声势，引导运动发展。
3月2日，甘地托人给总督送去一封信，陈述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造成的灾
难及英国顽固不肯改变政策，促使人民群起而要求独立的客观现实，并表明了自己的非暴力
立场和行动计划与要求，希望总督提出解决办法。总督的答复简洁明了：“你的行动必然导
致暴力破坏法律，恕不考虑。”
这一结局不出甘地所料，甘地深知：“英国乃是一个从不轻易给与，也很不容易悔悟的
国家。条约毫无意义，它所知道的只有实力。”甘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深刻用意可能就在
于让英国政府公开向世人诏示这一点，使其民心丧尽，让所有印度人清楚这一点，从而义无
反顾地投入反英斗争。
为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甘地作了精心部署。甘地打算从真理学院那些训练有素
的学员中挑选敢死队，他认为：“如果真理学院办不到这一点，那么15年以来的心血就算
白费。”甘地也曾考虑过挑选女志愿队员，但他随后改变了主意，他解释说：“我们必须考
虑到对方的做法，这一次我们是要受苦受难的，甚至准备接受严刑拷打。假如先头部队中安
插女性队员，则政府可能不敢使用原定施展的苦刑。最后经过精心筛选，甘地挑选了78名
真理学院中严守纪律，确信非暴力真理，言行相符且绝对遵守院规的学员。这些人祖籍为印
度各省区，年龄16—61岁不等，其中穆斯林2人，基督教徒1人，“贱民”2人，其余均
为印度教徒。
除极少数妇女儿童作留守人员外，整个真理学院全体动员，准备长征。古吉拉特学院也
暂时停课，除16岁以下学生外，其余师生员工准备沿途交替为长征队服务，还临时办了一
次两星期的讲习，其中选了20个学生作长征队前锋，提前出发去动员组织沿途居民，当有
长征队员被捕，后备人员就替补进去。
3月6日，甘地派出一员虎将帕泰尔动身前往波沙德，准备先行组织民众，以战斗的阵
式接应甘地的队伍。但政府很快便将帕泰尔逮捕。
9日，75000名群众聚集在真理学院门前，庄严宣誓：“坚决向着独立的目标前进，不
得自由誓不罢休！”“坚决信守真理与非暴力。”10日，甘地对集会群众宣讲了长征的日
期，并向群众阐述了采用非暴力方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告诉人们，历史经验证明，没有
哪个国家——无论英国、美国或苏联——会容忍暴力抵抗，但是印度采用的非暴力斗争却使
政府无计可施。“只要有了自愿入狱的准备，面对刺刀与炸弹也会无所畏惧，政府便无可奈
何。”“假如印度70万个乡村，每一村庄只要有10人自己动手制盐，破坏食盐法，哪怕是
最暴虐的魔王，我看他也不能拿大炮来轰击这些徒手的和平民众。假如你们只要少少自制一
点食盐。我看政府立刻便会瘫痪。”
甘地每天不厌其烦地给群众灌输这一思想，回答问题，并在早祷和晚祷中发表演讲，鼓
舞士气。他要求大家能够前仆后继，破釜沉舟，并坚守非暴力原则。他还特别鼓励妇女可以
和男子一样参加斗争。
1930年3月12日清晨6点30分，甘地带领他的78名信徒，离开真理学院，开始向大
海进军。群众前呼后拥，各国新闻记者穷追不舍，跟踪采访这支奇异壮观的游行队伍。沿途
村庄的人们手捧鲜花，潮水般涌到甘地一行即将通过的路旁。道路被清扫干净，路面撒上了
花瓣，而后人们跪立道路两旁，虔诚地等候圣雄从身边走过。甘地手拄拐杖，背部微驼，但
却步伐坚定，精力过人。在古吉拉特热浪滚滚的路上，他们日行10公里以上，风餐露宿。
甘地沿途不断发表演讲，号召人民停止对政府效忠，不服从食盐专营法。他还照常祈祷、纺
纱、写日记，为《青年印度》撰文写稿，向各地发布指示，指导工作。全印各地都关注着甘
地的长征，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通栏刊登甘地的照片，各国电影院纷纷上映有关他的活
动的新闻纪录片。
1930年4月5日傍晚6点，甘地一行经过24天的长途跋涉，走过了将近241英里的漫
长道路，终于抵达离丹地城不远的印度洋海滨。经过一夜祈祷之后，4月6日开始破坏食盐
法。这天凌晨，甘地在早祷时向他的信徒们宣布，如果他被捕，就以泰伯咭为领导人，之后
依次由奈都夫人补上。随后，他们跳入大海举行宗教洗礼。在万民注目之下，甘地俯身在海
滩上淘捞一把海盐，然后将大海恩赐、而殖民当局禁止人民自由享用的白色盐末洒向人群，
并当场发表演讲：“就技术或仪式的意义而言，现在已经破坏了食盐法，任何人都可以破坏
食盐法。只要不怕坐牢，人人都可以自制食盐。国大党的各地同志，都当告诉周围的人也都
这么干，当然也要让他们知道，这是犯法的。”
甘地在丹地破坏食盐法，是全国人民等待已久的战斗号令，整个印度半岛沸腾起来。在
大陆沿海各地，甘地的支持者们淘制海盐，分发给群众，全国各地到处是告诉人们如何提炼
海盐的传单和小册子，私盐在各地公开销售，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国大党趁此东风，号召所有各大城市和乡村在4月中旬举行一天罢工和群众性反政府示
威游行，庆祝不合作运动开始。4月9日，甘地向国大党地方委员会发出指示，要他们普遍
组织纠查队，不让人走进酒铺和出售英国货的商店及开展其他形式的不合作运动。
各阶层踊跃响应，集会、罢工风起云涌。甘地夫人身先士卒，带着真理学院女性学员出
门查酒。帕迭尔辞去议长职务，并写信给总督，“10万人准备牺牲，100万人准备入狱”。
国大党基层组织常常直接组织抗议性示威。作家、诗人、新闻记者、教师、大学生在举
行公民不服从运动时，进行了广泛的教育工作。他们用英文和当地文字印行的爱国主义文学
作品和反英小册子以及传单到处流行，宣传队深入各地，直到田间地头，鼓舞人民反对殖民
统治。人民不仅充分动员起来了，而且充分觉醒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洪流，英国殖民当局报以残酷镇压。
4月16日，尼赫鲁被捕，被判6个月徒刑，老尼赫鲁代理国大党主席。加尔各答、孟
买、马德拉斯都发生枪击群众事件，集会游行也被禁止。运动的参加者一般遵照甘地的号
召，通常不积极抵抗警察，而自然走进监狱。但是，警察蓄意挑衅，百般侮辱，甚至连甘地
最忠实的信徒也忍无可忍。和平示威也往往演变成与警察的冲突，甚至武装暴动。如4月
18日，群众袭击了吉大港警察署，23日发生了白沙瓦起义，印籍士兵拒绝向群众开枪，甚
至把武器交给群众。虽然起义者最后都惨遭镇压，但群众运动仍轰轰烈烈。
对于运动中的暴力行为与政府的镇压行为，甘地一并斥责。他呼吁“迷信暴力的人们，
不要妨碍我们非暴力运动的自由”。
这一时期，总督还接连颁布了各式各样的禁令。禁令也只能更加扩大非暴力抵抗的范
围。因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专做政府所禁止做的事情。政府每颁布一个新法令，国大党
就会通过一个新的决议案，告诉人们如何去对付这个法令。政府逮捕了许多国大党的委员，
但新委员又替代他的工作，工作委员会照常运转。全国一律执行来自国大党的指示。
5月1日，甘地就暴政问题写道：“死算不了什么，人民的义务很明白，他们必须用最
大的受苦，来对抗有组织的迫害。”他自己则通知总督：“假如不废止盐税和撤回对人民制
盐的禁令，他将前往达沙拉盐场领导一场更大规模的破坏食盐法运动。”
总督的“答复”很快来了。5月4日午夜时分，一位区长带着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官和30
名武装警察偷偷摸进了距丹地城3英里的甘地住处，以1827年的防叛乱法所定的叛乱罪将
甘地逮捕，押往耶拉伏达监狱。
甘地被捕，全印震怒，人民报之以更大规模的斗争。全国市商决定抵制英国布，一次
10万人的游行使警察束手无策，孟买5万工人罢工，甘地囚居的浦那地区，社会名流相继
辞去名誉职位。而警方则疯狂报复，在加尔各答，警察对群众开枪，并大肆搜捕。甘地被捕
当天，军队包围了白沙瓦，国大党支部领袖均遭逮捕。军队、飞机、坦克在西北边省大肆调
动，开火。6日，有500吨炸弹倾泄到帕萨族人居住地。可是枪林弹雨却压不垮向上的民
心。似乎一夜之间，红衫党由800人发展到8万人。旁遮普的高压，压出一个激进的阿亥拉党。
甘地被捕了，但后继有人。甘地之后，泰伯咭又在卡底准备食盐长征。5月12日，他
们上路不久便遭逮捕。21日，泰伯咭的继任人夸都夫人又率2000名志愿队员，整装上路。
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甘地一马当先，前往距孟买150英里的达沙拉盐场抢盐。
盐仓外已掘好壕沟，布满铁丝网。24名英国警官指挥着400名警察，个个手执带钢尖
的木棍或手枪，随时准备砸向敢越雷池者。
在离盐仓100码处，队员们重新编组。第一组涉水过沟，走向铁丝网。警察用木棍狠击
队员头部，一个个应声倒下，血流如注。第二队队员又踏着鲜血补上，警察照行其事。队员
们没有反击，没有搏斗，甚至没有听到愤怒的咒骂，只传来低微的呻吟。
队员们改变战术，他们25人一组，走到壕沟前就坐着不动了，警察照打不误，已被打
倒的人还要补上几棍，鲜血从头上的伤口往外冒。一批又一批的队员前进，坐下，被打倒，
躺下，没有一人还手。也许警察对这些毫不还手的非暴力抵抗者打得手软，他们改用脚踢，
用手拖，将他们拖到水沟处抛下，再补上几棍。暴行持续了很长时间，被暴打的队员一批又
一批躺下，直到所有志愿者被打倒，领导人奈都夫人、曼尼拉尔·甘地被捕。时近中午，已
有320人受伤，2人死亡。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密勒说：“在过去18年中，我到过20个国
家采访，我目击过无数的暴动、巷战与暴乱，但从没有看到过像达沙拉这次的恐怖与残
忍。”他写下了这一罕见的暴行过程并躲过英国政府的截留，由美联社发出，在美国1350
家报纸上披露，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震惊。
抢盐行动仍在继续，镇压亦在加强。5月18日，470名志愿队员，出发往孟买城边的瓦
达拉盐场，中途即遭被捕。其中10人偷偷前往，也遭逮捕。3天以后，第二次进攻，250人
被捕，多人受伤。25日，第三次进攻，100名志愿队员和2000名助威者决心攻夺盐仓，军
警开枪阻击。6月1日清晨，1500名志愿队员和旁观者大举进攻，群众突破了警察的防守
圈，进到盐仓，抢走了一部分盐，政府立即调集骑兵来驱打群众。同样的行动在卡拉塔尔与
沙利卡塔也展开了。
此时的国大党也不退缩。6月5日，国大党阿拉哈巴德会议制定了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
方案，包括完全抵制洋布，发动不纳税运动，每周破坏食盐法，抵制英国的银行、保险、航
运和其他业务，同时继续查酒。工作委员会还呼吁印藉军警要像印度其他同胞一样，为了争
取印度的自由而共同奋斗。
6月5日被定为甘地日。这一天孟买举行了盛大游行，65000名工人自动停工参加游
行，有妇女、帕西族、锡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伐表参加游行的队伍长达1英里。全国各地
纷纷响应，接受鞭打与被捕入狱已成光荣与时髦，示威群众常整夜不散与警察周旋，抵制英
国货的斗争也全面展开。
政府已丧心病狂。6月30日，国大党代理主席老尼赫鲁被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被
宣布为非法组织，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千人。为让出监狱关押政治犯，政府大量释放刑事犯，
但监狱依然人满为患。至7月间，有67家报社、55家印刷所被查封。白色恐怖之下，《青
年印度》只得游动出版。
6月间，英国政府的西蒙委员会的报告书出笼。其建议甚至没有超过总督早已发表过的
那一套空洞的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的说法，他们主张酌情开放省的自治权，但必须强化中央
的统治，主张采取保留选举制，并扩大中央对土邦的管辖权，尤其是对军队方面的所谓改
革，他们认为印度的国防力量不可能不保留相当数量的英国军队，而由总督以总司令的身份
直接统率。
上述报告使对英帝国仍抱幻想的一些政党、人士大失所望，连自由主义分子玛拉维亚等
人也转而与国大党合作，这种变化使英殖民政府很感意外。眼见民心丧失，7月9日，总督
表示准备召开圆桌会议，并且保证自治领地位仍是追求的目标。没有变更。1星期后，立法
会议中的民族党、独立党及少数王公们共约40人开会，决议授权贾雅卡促成国大党与政府
间的协商。总督也同意贾雅卡及沙甫诺前往狱中会晤甘地及尼赫鲁父子，以便使之回到谈判
桌上。
7月23日及24日，贾雅卡前往耶拉伏达监狱与甘地长谈。之后，甘地给尼赫鲁父子一
封长信，表明了他的态度：可以接受和谈，但条件是必须释放政治犯。当然，他表示自己没
有发言权，尼赫鲁的意见才具有决定作用。
27日，斯康比卒等前往内尼监狱与尼赫鲁父子进行了2天长谈。尼赫鲁父子拒绝在未
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商前，特别是在未征得甘地同意以前发表任何意见。他们也给甘地写
了封信。
8月1日，甘地向贾雅卡提出了他的修正意见，即假如不给予印度在适当时机脱离英帝
国的权利，或印度不能自行处理关于前述11项要求的问题，则任何宪治都是不能接受的。
10日，政府只得把尼赫鲁父子送到耶拉伏达监狱，以便他们能和甘地一起代表国大党
与政府特使谈判。但直到13日上午，沙甫诺爵士和贾雅卡来后，尼赫鲁父子才得以与甘地
及同囚于此的奈都夫人会面，并一同与政府代表谈判。谈判持续了3天，甘地、尼赫鲁等共
同签署了一份公开信，提出了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低条件，即：承认印度有自由脱离
英国的权利；同意印度建立对人民负责的、完全的责任政府；印度有权在必要时把国民政府
认为不合理或不符合印度人民利益的英国人的要求、特权等提交独立的法院处理等。
总督断然拒绝甘地、尼赫鲁父子等提出的条件，同时加紧镇压。主要的国大党领袖都被
投入监狱，国大党的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
但白色恐怖之下的运动并未停止发展。文件仍秘密印行，标语一夜之间又满街都是，群
众集会有时突然一轰而起，靠刺刀维持的政府威信扫地，除少数效忠和归顺者外，人民多以
沉默和冷脸与政府对抗。在各大城市中产阶级的罢工业已困难重重之时，农民的抗税运动又
异军突起，给这一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往往运动从一地转到另一处，此伏彼起，令政
府焦头烂额。
高压政策显然也难以奏效。欧文总督不得不承认：“不管我们如何谴责不合作运动，但
假如我们低估了今天印度的民族意识，我们可能会发生严重的错误。一味采用高压，不可能
从根本上和永久地解决问题。”
英国政府决定不管国大党态度如何，将召开圆桌会议。第一次圆桌会议于1930年11月
12日——1931年1月19日在伦敦举行。大会由英王亲自主持，名义上有英国3个政党和除
国大党外的印度各团体代表参加。会议原则上同意建立有各土邦参加的全印联邦，由印度人
负责执政，但防务、对外关系与财政仍由英国人控制。当然，圆桌会议的意见仅供政府参
考，没有多大发言权，而且它始终受到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派势力的顽固抵制。
为缓和矛盾，1月25日，欧文总督下令释放甘地以及国大党所有中常委，并撤消对国
大党集会的禁令。
1月26日，印度独立节。甘地及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于这一天获释，给全国人民的
庆祝节日以巨大鼓舞。这一天，全国各地举行庆祝集会，重温独立宣言。甘地参加了孟买的
纪念会，在这里，甘地向新闻界发表个人立场：“我个人认为，仅仅释放中常委，无补于现
状。政府当局显然尚未觉察此一运动已遍及所有群众，故其领袖们虽拥有声望，却决不能随
意篡改行动的方向。”
随后，甘地赶往阿拉哈巴德，探望病笃的老尼赫鲁。国大党中常委也陆续赶到那里，向
这位为印度民族振兴事业已心力交瘁的伟人致敬。
1931年2月6日，老尼赫鲁逝世。在他弥留之际，甘地一直守候在身边，葬礼及善后
事宜也由甘地一手操办。甘地虽然和尼赫鲁父子观点常有分歧，但他与尼赫鲁家却有深厚的
友情，他对老尼赫鲁这位不屈不挠的斗士极为尊敬。葬礼之后，甘地对报界发表了一篇感人
至深的悼文。
就在老尼赫鲁逝世的当日，一大批自由主义分子随着其他出席圆桌会议的代表在孟买抵
岸。他们立即发表声明，称印度获得自治领地位已有保障。2月8日到14日，这批人的代
表沙甫诺前来阿拉哈巴德与甘地会商，但甘地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东西，国大党工
作委员会建议甘地直接去与欧文总督谈判。
甘地一向愿意主动地和他的对手见面讨论任何问题，他具有充分的自信，相信自己不仅
能从理智上说服对方，而且能找到引起别人善意和高尚情感的途径。
甘地很快给总督拍去长电，提议和谈，总督同意。16日，甘地便动身前往德里。几天
后，国大党中常委也跟到德里。17日，甘地与总督开始正式谈判。国大党的和平条款是大
赦，立即停止迫害，发还被没收的财产，撤销基于政治立场给予公务员的惩罚。准许自制食
盐，禁酒与洋布，调查警察暴行等。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虽尊重和信任甘地，但对条件一点也
不肯放松。政府方面的态度也很坚决，其强大压力主要来自丘吉尔为代表的强硬派。丘吉尔
认为丧失印度，将是对英国的致命打击，将使之从此堕落为小国。他对甘地极力鄙薄，在一
次演讲中出语惊人，他说：“瞧那位伦敦大学法学院出身的长于煽动的律师，现在却装成东
方人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着身子，居然大踏步地走进副王府，在那儿一边与我们的皇帝
的代表呷茶交涉，一边还在继续煽动非暴力抵抗。”
和谈就在双方紧张的对峙中艰难进行，整个谈判时断时续，常常因微小的细节乃至措辞
问题陷入僵局。如关于非暴力抵抗“中止”一词，甘地一贯表示，非暴力抵抗不能完全停止
或放弃，因为它是人民手中唯一的武器，然而它可以暂停。欧文总督反对，要求使用含有终
结意义的字眼，甘地不同意，经过艰难的磋商，最后决定采用“停止进行”。每遇问题卡壳
或取得一些进展，总督与甘地都要停下来去征询各自代表的机构的意见。直到月底，双方谈
判仍举步艰难。
为打破僵局，沙斯迭里劝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只要大原则确定，不必太拘泥于细
节。最后，工作委员会接受此建议，对条件作了若干修改。同时，沙甫诺与贾雅卡也劝总督
不能断然拒绝国大党所要求的调查警察失职事件，总督也表示认可。双方作了让步后，谈判
才有所进展。
直到3月5日下午，甘地和欧文才在总督府签署了和谈协议。这次持续3个星期，经过
8个回合，共用去24小时的谈判总算有了结果。甘地和欧文经过这场漫长而令人疲劳的谈
判后，都似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欧文提议以茶代酒，举杯庆贺，甘地赞成，但他自己的
杯里只要了一点柠檬水、一点盐。他们在一起轻松地谈论着丘吉尔那些讽刺甘地的话题。末
了，甘地起身告辞，却忘了土布披巾。欧文为他拾起来，说到：“甘地先生，您知道，您身
上本来就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您乐意，当然也可以连这条披巾也留下来。”
甘地—欧文协议的内容是：民事反抗停止进行，今后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社会活
动。英印政府答应释放未使用暴力的政治犯。政府拒绝修改食盐法，但准许人民自采自制并
在居住范围内使用。此外，还有包括撤销若干法令与特别限制，合法处置国大党活动程序，
罚金的安排，财产的没收，辞职与解职人员的复职以及撤除军警监视等许多细目。
在德里那段难捱的日子里，甘地经常和他嘱意而又常常与他意见相左的国大党年轻领导
人尼赫鲁交流思想。他们在一起散步并谈论一些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话题。甘地常对尼赫鲁
说：“独立以后，如果国大党想继续存在，就必须通过一项自我约束。所有党员不得在国家
机关中接受一个有报酬的职务，否则就劝其退党，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其纯洁性。”他这时
也很爱谈民主，但他的民主与众不同。“我认为假如一个人能够同人类最贫苦的人们融为一
体，渴望自己不比他们生活得更好，并且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这种水平的时候，便有资
格自称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腐败和虚伪不应该再像今天那样不容质疑地成为民主政治
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不应该将大多数作为衡量民主政治的真正标准。如果少数人能代
表他们想要代表的那部分人的精神、希望和志愿的话，那么这和真正的民主政治并不矛盾。
我认为不能使用强迫的方式去开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精神，不能从外界强加给人们，而
必须来自内部。”
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对甘地—欧文协定极为不满，但经过痛苦抉择，还是
予以通过，并责令各级党部开始执行。至于最终能不能为全体国大党人接受，尚待国大党全
印委员会决定。
而政府方面却根本无意履行协议。根据协定，非暴力政治犯必须释放，但一些地方政府
态度消极，以致释放过程拖得很长。除这些政治犯之外，还有成千上万政治犯被关在牢中，
这些人有的被判暴力罪，有的根本未经控告、审讯、判罪就被囚禁，而且一关就是好多年。
甘地在会谈过程中，多次吁请政府也考虑释放这些政治犯，以缓和政治紧张局势，但政府不
予理睬，特别在对印度爱国志士巴格特·辛格等3位政治犯的处置问题上，政府根本不顾甘
地再三要求减免其死刑的请求，于3月23日晚，将3人执行绞刑。这一事件引起公愤，24
日，拉合尔举行群众集会，与警察冲突，死141人，伤586人，另有341人被捕。而在孟加
拉、联合省及西北边省，不仅旧的政治犯未予释放，新的逮捕仍在以各种名义进行，警察和
当局往往利用对待恐怖分子的特别法律和法令，来对待国大党员、工人、农民以及当局对其
行为不满的其他人士。在联合省的农村，形势日益恶化，甘地—欧文协议将这一难题交给省
政府解决，但省政府对此问题敷衍塞责，拖延减租减税决定，还开始强迫征收，造成大规模
驱赶农民和扣押财产的状态。
这一切表明，德里协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暂停不合作运动的目的远未达到，但甘地本
人却信守不渝。他认为假如国大党能坚守诺言，则其声望必会大增，同时可以使政府相信他
们有维持和平的力量，亦如他们在不合作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力量一样。
为了说服满怀疑虑的国大党领导和群众，甘地利用各种场合解释他自己对协议的看法和
理解，并规劝人们履行协议。3月6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人们对“协议是否与拉合尔
大会关于独立决议相悖”的疑问时说，“我不以为我违约背信，没有人阻止未来的卡拉奇会
议中重申拉合尔大会决议的原则。同时未来的圆桌会议中也会讨论这个问题”。“即便我在
拉合尔大会当初提出争取完全独立的提案时，我就已经讲得很清楚，独立并非完全与英国脱
离关系，假如我们是在从事一场暴力的战争，其结果当然是一胜一负或两败俱伤。但我们所
从事的是寻求协议的非暴力的战争，我们确定了，而且也发动了。我对欧文总督所写的信，
所包含的整个就是这个精神。现在的临时协议，正是我们争取我们所要求的一个开端。作为
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我有义务寻找这样的开端。”此外他还先后赴德里、孟买各地旅行演
讲，反复说明除了使用非暴力抵抗、争取自治外，也应试一试经过谈判并履行协定以求自
治。他还在《青年印度》上不断著文解释纪律和服从纪律的重要性。
甘地因此而遭致许多群众乃至他的追随者的不满。有群众示威游行，并当面指责他的协
议是卑鄙的，出卖工人利益的。还有人举黑旗喊“打倒甘地”，骂他是“独裁者”。但他的
威望，他的善于变通与极强的宣传说服力，往往多次使他摆脱困境，化险为夷，这一次也不
例外。许多国大党领袖人物尽管心有未甘，但对甘地还是不能不服，再说，在英国政府严酷
的镇压下，运动事实上已锐气大挫，而和谈又转移了人民斗争的视线，已很难立刻重振；尼
赫鲁和他的同事们一样，不希望成千上万的英勇战士继续在监狱里备受煎熬与折磨，不希望
在持续3个星期的谈判之后得到一个谈判破裂的结果，而让人民失望，他们更不想让他们的
领袖为之呕心沥血换来的一点“成果”化为乌有。
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1931年3月29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卡拉奇召开大会，会
议审阅并批准了甘地—欧文协议；同时也郑重宣布国大党所奋斗的完全自治目标并未改变；
如果可能，国大党也将出席任何会议与英国代表协商争取由印度控制自己的国防、外交、财
政等权利，大会授权甘地为出席圆桌会议的首席代表。
卡拉奇会议后，国大党基层组织以惊人的纪律接受了这一新指示，停止了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甘地则积极准备与英国在伦敦圆桌会议上再度谈判。但甘地认为，他的伦敦之行取决
于两点：即休战协议的顺利执行与教派问题的解决。可以说，甘地通往伦敦的道路充满重重
障碍。
维持教派分歧是英国实行分而治之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拟议召开的圆桌会议中，它同样
被英国赋予了特别的重要性。圆桌会议的代表几乎全部由政府指派，政府遴选他们主要是为
了强调教派的和局部的利益，着重于这些分歧而不是共同利益。政府甚至公然挑衅似地拒绝
指派任何民族主义的穆斯林领袖。甘地认为如果英国一开始就在教派问题上纠缠不清，那么
真正的政治经济问题将不会得到适当考虑。因此他向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出：只有在有关各
方之间事先对教派问题达成某种谅解，他才能去伦敦。
为促进教派团结，甘地从新德里到阿姆利则，从阿赫米达巴德再到孟买，忙个不停，但
所有这些努力，不过是甘地的一厢情愿，教派之争愈演愈烈。
政府方面对协议的态度也令甘地头痛。4月18日，甘地曾与即将离任的欧文总督交
涉，希望其能履行诺言，对欠税的农民宽大为怀。5月中旬，他又造访新任总督威灵顿勋
爵，向他报告各地政府不履行协议的严重情形，但新任总督看起来比前任似乎更为冷酷而顽
固。
鉴于国内形势，6月9日，甘地向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提议在上述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之前不愿赴伦敦。提议遭到否决。
7月中旬，印度人民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7月底，孟买省代理省督遇
刺，险些丧命，刺客为一学生。5天以后，亚里坡地方法院院长又被刺身亡，英国舆论认为
是国大党所主使的，英国人纷纷集会，请求政府采取行动。甘地指出政府绝不可再滥施高
压，如果没有决心和勇气来应付，不妨让国民自决。同时，甘地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谴责
暗杀行为。
8月8日，甘地再次就伦敦之行发表意见：“如果缺乏必要的气氛，此行毫无意义。如
果印度教徒、穆斯林与锡克教徒不能和睦相处，我便不能前往伦敦；如果像现在这样，依协
定本该释放的人还关在狱中，新的拘捕还在进行，农民的痛苦丝毫没有减轻，我就不能赴伦
敦。”谈及这些问题，甘地忧伤无比，几次泣不成声。
14日，沙甫诺与贾雅卡等人已与甘地辞行，前往伦敦。玛拉维亚、奈都夫人和帕塔里
则退掉船票，留下来等甘地。随着会期逼近，甘地与政府之间加紧争议，但双方均未真正关
闭谈判大门。甘地发表声明，一旦问题得到解决，他当即赴往伦敦。同日，甘地致书威灵顿
总督，想弄清楚国大党如不出席圆桌会议，临时协定是否继续有效，并表明不管政府怎样破
坏协定，国大党均将信守不渝。总督立即答复甘地，指责国大党不守信用，但表示政府仍准
备采取和缓措施，一切视国大党态度而定。
随后甘地又给总督去电，要求会晤，总督应允。8月25日，甘地、帕迭尔、尼赫鲁、
迦法罕等前往西姆拉与总督会晤，28日谈判结果公布，称第二次协定。协定规定甘地应出
席圆桌会议，政府立即调查巴多里事件，其他类似事件，则由正常方式提出。国大党如认为
政府故意采取高压手段，有权恢复不合作运动。这样，直到最后一刻，甘地才下决心从西姆
拉搭乘特别专列赶上了29日开往伦敦的邮船，开始了他的伦敦之行。
1931年9月7日，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伦敦召开。圆桌会议开幕那一天，正逢星期一，
是甘地的静默日。甘地初立誓言时就曾自订守则，如遇本人或旁人紧急危难必须讲话时或应
总督与高级官员的约见而不能保持缄默时，虽在静默日，还是可以讲话。因此，这一天甘地
还是代表国大党发了言。他表明自己是抱着合作的态度与谋取协议的精神而前来伦敦的，他
希望会议闭幕时，能带着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离开英国。
可是他很快发现，会议的气氛与他的期望相去太远。英国的政策是拖延对基本问题的考
虑，而把时间或多或少地消耗在次要和无关主旨的问题上。会议中大多数印度成员对英方的
政策亦步亦趋，说得确切些，这些人代表着印度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和英帝国主
义相勾结，并且希望从英国那里得到发展和保护。至于那些来自教派问题上的各种“少数”
和“多数”集团，更是以彼此之间不能取得一致而闻名。英国政府正是看中这一点而把他们
请到圆桌会议上来的。
在这样一个集会上，甘地企图接触民族的自治与发展问题，显得可怜而又可笑。甘地的
不修边幅与这富丽堂皇的会议大厦和衣冠楚楚的与会代表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很多时候，
甘地往往孤零零地坐着，一言不发，只是他仍以惊人的耐心坚持他的努力。在少数委员会
中，他以整整一周的时间忙于召集并主持多次非正式会议，试图解决教派问题，但宣告失
败。随后他建议，在事先不达成教派协议的情况下，完成制宪工作。这一建议也遭到少数党
的拒绝。甘地则拒绝在中央实施两头政治，并反对延期建立中央与各省的责任政府。
他所主张的印度自治就是要由印度人独立地管理印度的财政、国防和外交。
这一切注定了甘地的这次伦敦之行必以无结果告终。11月28日，新任首相麦克唐纳在
他亲自主持圆桌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中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拟议中的印度政府乃是联邦制，议
会享有部分权利，若干权利仍由殖民政府把持，以及未来在印度的选举中将采取依宗教划分
的保留制等。这一切令甘地无比义愤，他即席发言，毫无掩饰地表明了他的观点：“我想印
度大陆争取自由的伟业，也不是唇齿之争可以解决的。但只要野草之中尚有一寸土，我还是
要来解释国大党的立场。假如大家真能了解印度是无论如何也要获得自由的，我想你们便会
发现我常常有着可以协商的余地。你可以手拈一朵玫瑰，随意欣赏，可是一定要是真玫瑰，
而不是纸花。我所争的不是赶尽杀绝任何人……而是要使我的国家能由奴隶的地位得到自
由。”
12月1日，第二次圆桌会议结束，这次会议实际上未达成任何协议。圆桌会议进行期
间，英王曾召见圆桌会议代表。事先有人提出：甘地这种苦行僧的装束入宫觐见，不合定
规。甘地表示如果要他换装，他宁可不见英王。结果甘地还是腰缠一块土布，身披一块土
布，衣不蔽体地走进了白金汉宫，引起舆论哗然。当甘地被问及穿这身衣服是否合适时，他
诡谲地答道：“国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供我们俩人享用。”
虽然谈判失败，但借这次欧洲之行，甘地却给欧洲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奇异的装
束、独特的饮食习惯，令人难忘。他拒绝到豪华宾馆下榻，情愿到伦敦东区贫民窟投宿，他
会见矿工、孩子，还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萧伯纳、路易·乔治、拉斯基教授、林赛博士、欧
文爵士、查理·卓别林等广泛接触，均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甘地旅欧期间，正值英国经济危机积重难返、失业剧增、世风日下之时。对英国人来
说，甘地既富魅力，同时又令人不安。在人们怀疑与困惑、甚至怨艾的氛围中，他向世人宣
传他的令人迷惑的主张：“因为我们为争取自由，选择了独一无二的途径……整个世界厌恶
地看到鲜血流淌，它为此正在寻找出路。我可以自信地说，唯有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可以
为渴望和平的世人指引一条道路。”欧洲人虽然对他的学说付之一笑，然而甘地动身返回之
时，数千名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聚集在通往布林迪西港口的铁路沿线两侧，渴望一睹
站在三等车厢玻璃窗下的瘦弱身影。
在巴黎，欢迎的人群把整个巴黎北部挤得水泄不通。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车上向前来欢
迎他的人发表讲话。在瑞士，他受到挚友、作家罗曼·罗兰的款待。在罗马，他警告法西斯
主义将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旅欧期间，甘地对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经济危机发表了看法。当时美国汽车大王福特认
为危机是暂时现象，甘地曾就此问题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他毫不掩饰地表示：“我不相
信这套理论。福特的看法，含有幻想。假如不注意平均分配的问题，大量生产的结果将是世
界的悲剧。如果每一国家都大量生产，市场便发生问题。眼前机器也许可以供给人们的需
要，但毕竟集中在少数地区，势必要设法注意分配问题。除非能使落后的地区都能解决生产
和分配的问题，否则便难免不发生极大麻烦。”谈到印度的未来生产计划，他肯定印度今后
也是要大量生产的。但不是以暴力为基础，也不是由少数工人操作复杂机器来进行，而是在
每一个劳动者家里进行，使用的机器也是最简单的机器。他否认他从根本上痛恨机器，他反
对的只是集中生产的大机器，凡是不能为大众共享的东西，他都反对，尤其厌恶特权与垄断。
1931年12月18日，甘地心情沉重地返回了印度。更让他失望的是，他发现在他出国
期间，政府不仅未遵守他与总督的停战协议，而且还在加紧镇压活动，一切和平已成泡影。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
然而为时已晚。由于对政府的妥协转移了群众斗争的视线，在印度造成了失望、消沉与
屈辱感，主动权已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而大大便利了它对运动的扼杀。1月4日，甘地和当
时的国大党主席被关进监狱，大规模的搜捕在全国展开，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随之一
切和它联盟或同情它的、或进步的组织，如农民协会、青年团、学生联谊会等数千个社团组
织统统被宣布为非法。新闻、报纸、通讯受检查，言论自由被取消，房产、财物等均遭没
收。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对国大党和进步力量磨刀霍霍的同时，英国也在形式上准备扩大地方自治的基础，给
一些效忠政府的势力施以小惠。“分而治之”的一贯政策得以贯彻，依照麦克唐纳的“宪治
方案”，少数派将实现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
轰轰烈烈的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又进入低潮。
发表于 @2004年03月18日 10:19 PM |评论 (0)
甘地传5
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于甘地的主动撤退很快进入低潮。在群众斗争如火如荼开展
的时候，政府虽将许多国大党领导投入监狱，但对其真正的领导人却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害
怕稍有不慎会引起印度军队和警察的动荡。现在运动骤然停止，逮捕甘地已是时候，2月24
日，国大党巴多里决议通过的当天，孟买政府便已接到密令：一旦决议通过，即可将甘地缉
拿归案。同时有关甘地即将被捕的风声越来越紧，甘地身边的人提心吊胆，担心甘地随时可
能从他们身边消失。此时的甘地正在沙巴玛迭真理学院一如既往地从事日常工作。
3月10日深夜，当甘地忙完一天的工作准备就寝时，警察局来人逮捕他，同时被捕的
还有《青年印度》的出版商班克。甘地平静地与真理学院的同事亲友一一话别，在一片祈祷
声中，甘地跟着来人上了囚车，前往沙巴玛迭监狱。他随身只带了2条腰布、2条毯子和5
本书。这5本书是《薄伽梵歌》、《罗摩衍那》、《古兰经》、真理学院用的《圣诗》与
《登山宝训》。
11日中午，甘地与班克接受初审。甘地被控犯有背叛政府罪。罪证是他曾在《青年印
度》上发表过4篇文章，即《背叛为一种德性》、《收买忠心》、《疑团与解答》、《摆脱
魔神》。班克因负责出版发行“难辞其咎”。初审时甘地即表示“认罪”。
对甘地的正式审判于1922年3月18日（星期天）开始，旁听席上坐满了甘地的追随
者。当身材瘦小、身裹腰布的甘地和他的“同案犯”班克被带上庭时，整个法庭都自动起立
向他们致敬。甘地望着他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感到无比欣慰。他对旁听席上的女弟子、诗
人奈都夫人说道：“你就靠近我坐着；当我昏倒时好扶持我。”在这种场合，他仍保持着惯
有的幽默、风趣。
负责审理的首席法官是阿赫米达巴德的布诺姆斐德法官，担任主控的则是警察长斯脱兰
格潘爵士，甘地和班克未请辩护律师。
对甘地的正式起诉与原控诉书有些出入，它只认定甘地在《青年印度》上所撰写的三篇
文章，即《收买忠心》、《疑团与解答》、《摆脱魔神》的内容构成反政府罪。
法官宣读起诉书后问甘地是否认罪服法，甘地供认不讳。
当法官再问甘地有何意见发表时，他先作了口头声明，而后呈递了一份长篇书面声明，
阐述了他的公众经历及其非暴力动机。说明正是英国的一再背信弃义和对印度的殖民压迫与
剥削使他从一个大英帝国的忠实追随者与合作者逐渐变成一个反对英帝国的不合作者。
在法庭上甘地还要求法官判他以最重的刑罚，与当年提拉克所判徒刑一样，他不求赦
免，也不希望减刑，而且还说法官只有两条路走，要么对他处以重刑，要么辞职不干，最后
甘地如愿，被判处6年监禁。
整个庭审历时100分钟，实际审讯时间并不多。在整个过程中，甘地表现出诚心诚意地
认罪服法，但始终神态自若，有着百折不回的勇气。法官本人也表示，甘地是他所审判和即
将审判的人中最不同的一种人。即便与他持不同政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有着崇高理想、过
着圣洁生活的人。
甘地认为法官对他的审讯出乎意料地彬彬有礼。庭审结束后，人们带着难以言表的伤痛
和虔诚的景仰之心去握他的双手，吻他的脚尖，向他们心目中的圣雄告别。
1922年3月20日深夜，甘地与班克被押上一列特别专车，从沙巴玛迭监狱移往一个未
知地点，警察局长亲自押送。押送途中，甘地和班克还受到特别优待，他们得到一篮水果，
狱医也准许甘地挑选他所惯用的食物。随车照料的副警察局长受命给甘地供应羊奶，给班克
以牛奶。甘地一行在契尔基下车后，一辆等在那里的囚车将其送到了浦那的耶拉伏达监狱。
甘地和班克被分开囚禁。甘地被囚在一间品字形的囚室里，与一个既不懂英文，也不懂
印地语的阿拉伯籍的囚犯关在一起，囚室内仅有70呎左右的空间可以自由活动。囚室四周
筑有很厚的砖墙，墙低的一边装有电网，门外有一个小院子，囚舍中的一排房子前有一条分
界线，甘地不得走过。后来因为一个地方官的干预，这个三角形的地带才向甘地开放。
监狱对于甘地早已不是陌生的处所，他曾多次以轻松、乐观的心情提及铁窗生活，还从
苦行禁欲的角度欣赏和自动模仿过狱中的生活，然而耶拉伏达监狱的灭绝人性连甘地也难以
忍受。这里囚犯的饭菜不仅份量不足以填饱肚子，质量之恶劣甚至比不上猪狗食。狱卒的凶
暴与草菅人命更是少见。他随身带的5本书被搜走，每天关门之前，囚犯都要例行接受搜
身，甘地身上除了一块粗糙的土布缠腰别无他物，但狱卒仍不放过他，总要翻他随身带来的
卧毯。甘地的亲人和同事来访，狱卒不仅不让他们坐下，而且时常粗暴地干预他们的谈话，
使甘地一再表示抗议。甘地托人送来的纺车也被扣留，对此甘地不得不进行绝食，经过一段
时间，情况才有所改善，纺车和那几本书也送到甘地手中。
不过总的说来，甘地认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一旦进了监狱，就应当停止抵抗，服从管
束。这是为迎接自治所必受的自苦训练。他说：“我们非暴力抵抗一方面是要拒绝服从政府
的苛法暴政，但另一方面却必须忍受因拒绝服从法律所遭受的苦刑。在监狱中，他不应借非
暴力抵抗而要求特权，应在监狱中树立模范，使周围的刑事犯受其感化。同时打动狱卒与狱
长的心。”因此，甘地不主张有破坏狱规的行为，他认为这并不是胆怯，而是为了表示力
量，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说到做到。
由于甘地遵守狱规，又是特殊犯人，经过最初的不愉快后，他与监狱当局的关系有所改
善。监狱当局顾及外界的影响，对甘地常有破例的待遇，如甘地可以食用羊奶、羊奶酪，甚
至可以自己烧麦饼，除了两床新呢毯外，还拥有垫被和布毯、枕头等类别的犯人得不到的东
西，可以洗澡，等等。每当狱方给他这些，他总是要求狱方能同样提供给其他犯人。如果要
求不被答应，他往往宁愿放弃“特级犯人”的享受。
监狱对于意志薄弱者是人间地狱，但对于坚强的革命者却是一所学校。这正是他们从轰
轰烈烈的斗争中抽身出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丰富革命理论的难得机会。历史上许多伟大
人物正是经过铁窗生活的磨炼，不断走向坚强与成熟的。甘地充分利用了狱中的这段特殊日
子。
每天早上，甘地4点起床早祷，默颂祷文和圣诗，6点开始阅读和温习乌尔都文。由于
监狱里不让室内有灯，他便充分利用日光，直到傍晚天黑看不清东西时才停止工作。8点晚
祷后休息。一般读书要占6小时，另外4小时用于纺纱和编织。
纺纱是甘地狱中比较热衷的事情。他往往1小时纺纱，3小时做棉条。他认为他每天这
4个小时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因为劳动的果实就摆在眼前，伸手可及。而且纺线过程本身还
是一个排除杂念、潜心修炼的过程。当然，甘地如此迷恋纺纱，还因为纺车对于甘地是代表
着贫困的印度的经济自救，纺车是印度争取独立自主的象征。
甘地有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狱中的日子他孜孜不倦，分秒必争。从1922年3月入狱
到1924年2月出狱，他一共读完了150种宗教、文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书籍。除了
《薄伽梵歌》、《古兰经》、《罗摩衍那》这些不朽之作外，他还第一次读完了全部的《大
战史诗》及古吉拉特文的《印度教哲学六论》、穆勒的《奥义书》、卡宾斯的《佛国的福
音》、大卫的《佛教要义》、阿里的《伊斯兰精神》及沙拉辛史的《先知生活》、阿里博士
注释的《可兰经》、法拉的《神的追求》、詹姆士的《宗教经验谈》、霍普金斯的《宗教导
源与进化》、吉本的《罗马帝国兴亡史》、培根的《古人的睿智》、葛一佑迭的《欧洲文明
史》、契德的《社会演变》、莫迭勒的《荷兰共和国的兴起》、威尔斯的《世界史大纲》、
基迭的《城市的演变》、雷契的《欧洲的道德》、罗斯伯里的《皮特传》、哥德的《浮士
德》、泰戈尔的《沙达拉》、萧伯纳的《人与超人》及基普林的《兵营小调》等等，这些图
书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素养。
1924年1月11日，甘地因急性盲肠炎住进了浦那的沙桑医院，施行了手术。这次急症
几乎置甘地于死地，但却因此中止了甘地的狱中生活。2月5日，英国政府鉴于甘地的健康
原因，将甘地提前释放。
由于身体极度虚弱，3月10日，甘地迁往孟买海滨茹湖疗养，这处面向大海，棕榈树
环抱的疗养胜地因此而一度成了印度知名人士川流不息的地方。
此时的甘地哪能做到真正的潜心静养呢？在他入狱以后，印度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
化。这一时期，国大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对国大党领袖们的改革感到失望的群众开始
脱离国大党，国大党领导机构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除了无条件追随甘地的“不变
派”以外，国大党内部形成了主张改变争取自治的斗争策略的一个有势力的集团。这个集团
的拥护者在一个重要问题——利用非暴力手段实现不合作纲领方面与甘地没有分歧，但是他
们反对抵制立法机关，认为这种抵制有助于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些机关为自己牟利，并认为，
为了使整个管理机器丧失活动能力和从内部争取自治，也应把争取自治的斗争搬到立法机关
进行。被称为“主变派”（即“自治派”）的这个集团的领导者是国大党的两位著名领袖
奇·兰·达斯和莫提拉尔·尼赫鲁。
国大党两派意见分歧的最早表现是在1922年7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关于新形势下如何
进行不合作运动的讨论会上。“主变派”赞成国大党人参加选举和立法机关，而“不变派”
则坚持原有的不合作立场。两派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此后关于抵制或是参加立法机关的问题
便成为国大党内部激烈争论的焦点。是年12月的国大党迦雅全印委员会上，两派的分野更
加明显。达斯主张参加议会，在议会内进行抵制，如达不到目的，再开展不合作运动。但达
斯未能说服会议多数代表改变立场，结果，国大党秘书长拉贾戈帕拉戛查理的“拒绝参加议
会”一案以1740对89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
迦雅会议后，主变派不仅没有停止努力，而且加紧活动。达斯和老尼赫鲁决定另辟蹊
径。他们于1923年3月成立了自治党，但仍留在国大党内，达斯任主席，老尼赫鲁任书
记。5月，达斯辞去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主席之职。
自治党成立后便在全国广泛展开了争取国大党结束抵制立法机关的宣传。“不变派”则
集中全力实现甘地的建设性纲领，为了巩固同自治党人作斗争的阵地，保持群众对于甘地的
斗争方式的信心，不变派于1923年4月在那普尔领导了地方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但这个
运动的规模不大，很快就以和当局的妥协而结束。
国大党内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加之中央立法议会和省立法议会举行本届选举的日期已
经逼近，国大党的非常会议于1923年9月在德里召开。这时，自治党人已经加强了在国大
党中的地位，取得了许多有势力的国大党人的支持。同时，“不变派”的地位由于甘地尚在
狱中而大大削弱了，结果，这次会议上，自治党人得势，他们获准参加1923年的立法会议
和省议会选举，国大党停止反对参加立法机关的宣传。
1923年9月，德里非常会议通过的参加立法机关的立场在1923年12月科坎纳市举行
的国大党例会上得到确认，此后自治党组成了阵营齐全的竞选班子，准备参加1923年11月
的选举。由于擅长辩论的达斯和精于组织训练的老尼赫鲁巧妙搭配，结果自治党在各省立法
议会的选举中获得将近半数席位，在中央省立法会议中，也形成绝对多数。
1923年，印穆关系急剧逆转。由于不合作运动突然中止，革命热情过去后又没有一个
共同纲领使双方结合在一起，一些阴谋家从中挑拨离间，致使一连串教派冲突发生。在较大
城市中，教派冲突日见严重，恐怖主义开始抬头，除中间有些间歇外，它差不多成了20年
代印度政治生活中的经常现象。
千头万绪迫使甘地必须尽早地投入工作。
4月3日，甘地便恢复了给《青年印度》撰写社论的工作。他写的第一篇社论题为《致
〈青年印度〉今昔读者》，在这篇社论里，甘地重申了他的非暴力思想主张，以统一人们的
思想，坚定人们的信念。由于甘地复出，一度销路大跌的《青年印度》再次畅销，成为甘地
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舆论阵地。
对于当时自治派的活动，甘地也采取积极干预态度。甘地出狱给当时正热衷于议会活动
的自治党人以很大压力，慑于甘地的威望，老尼赫鲁、达斯于4月中旬前往茹湖拜见甘地，
他们既是为了对昔日的老同志表示问候，也是想借以试探甘地的态度，并向他阐明自治派的
立场，希望求得甘地的谅解与同情。但甘地的态度十分坚决。5月22日，甘地发表公开声
明，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他在声明中说“关于国大党加入立法会议的问题，我很抱歉地
说，我看不出我和自治派有什么相同的主张……我坚持认为加入议会与不合作运动的宗旨相
背离，而且这种分歧也不单纯限于‘不合作’一词的解释问题，而是涉及到在处理重大问题
时我们所持基本精神的不同。此一精神关系到‘不合作’本身的成败，而不是限于实际上能
得到一些什么效果。正是基于此一观念，所以我认为不加入立法议会，对我们的国家更为有
利”。
面对既成事实，甘地的主张是既然德里与柯坎纳决议已准许自治派进入议会，那么自治
派就有理由参加立法机构，维持派的人对此最好保持中立，看看效果再说。在声明中，他还
建议自治派应改进方式，即不应一般性地消极阻挠立法工作，而应当积极提出国大党所主张
的建设性方案。他号召，维持派的同志不要担心自治派的言论，只需集中精力从事建设性工
作，从实际工作中显示自己的正确性。
甘地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印穆团结，他希望大家能认真体会他先前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
以领会其精神实质，也希望大家能交流意见和信息。
这一时期，由于整个印穆关系的紧张，相互猜忌和相互攻讦的现象屡见不鲜，甘地也不
时受到不同问题的包围。对于如何解决印穆冲突及回答人们的各种议论，甘地撰写了《论印
穆冲突》一文，呼吁不同教派的人们接受非暴力为最后的信条，以协调不同种族间的关系，
达到自治的目的。他说：“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与帕西族人决不可用暴
力手段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争取自治的方法必须是非暴力的。”“只要我们恢复信仰非暴
力，则目前的纠纷冲突便可消除，因为在我看来，两教派间采取非暴力态度乃是讨论缓解目
前紧张局势的先决条件。双方都必须遵守一个共同原则，即不诉诸武力而诉诸法律。任何时
候，任何地方发生了纠纷，就请第三者仲裁，奴果愿意则诉诸法律。非暴力的意义深远，尤
其对教派纷争最为适用。”甘地还提出了一些处理教派问题的基本思想，如领导带头、多数
带头。“多数应该带头，少数才能相信并效法。任何改革，必须有权有势者先行，不必等到
弱者反应。”等等。
尼赫鲁深为佩服甘地在印穆关系问题上的见解，认为甘地“有眼光，有识别力”，“抓
着了有价值的现实”，但当时的其他许多领导人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在教派问题上
你争我夺，讨价还价，致使教派关系始终得不到改善。
1924头几个月，达斯与老尼赫鲁所领导的自治派一度取得很大战绩，如达斯走马上任
加尔各答市市长，老帕迭尔出任了孟买市议会主席，小帕迭尔成为阿赫米达巴德市议会主
席，卜拉沙德充当了帕迭拉市议会主席，小尼赫鲁则接受了阿拉哈巴德市议会主席的职务。
浦那的市议会曾不顾政府的反对，替提拉克建了一座铜像；孟买及阿赫米达巴德议会通过了
向甘地的致敬书；卡拉奇、孟买、加尔各答的市议会，决定不出席总督的国宴。但所有这
些，不过炫赫一时，时隔不久，它给群众带来的热情和新奇便消失殆尽。因为自治派所能做
的只有这些，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即解除殖民统治的桎梏和枷锁，人们对自治派的那一套
渐生厌倦。
甘地审时度势，开始对自治派发起了主动进攻。1924年6月，国大党在阿赫米达巴德
举行年会，甘地提出四个议案：
1．党员每日至少纺纱半小时，每月15小时，至少需向党组织交纳纺纱3英两；
2．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被视为失职，而由他人递补；
3．凡忠实履行下列五抵制者，才有资格承担党内负责工作。即抵制洋布、政府法庭、
学校、封号、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
4．谴责政治暗杀行动，确定暴力行动有悖自治目的与非暴力原则。
全印国大党委员会讨论甘地的建议案时，老尼赫鲁和达斯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批评甘地
行动专制。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愤怒，在甘地正式提出第一个议案时，他们和一大批拥护
者退出会场。尽管决议案最后都获得多数通过，但由于自由派退出会议和老尼赫鲁、达斯在
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也大大影响了甘地贯彻这项议案的决心，从顾全大局的角度考虑，
最后甘地还是迁就自治派，比如纺纱的规定只作为任人选择的办法，等等。
甘地虽获得了这次挑战的胜利，但他深知这一胜利十分勉强。为了重振旗鼓，争取获得
更多的支持，他根据当时国内的各种离心倾向，如自治派与维持派的争吵，国大党与自由主
义分子的对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纷争，婆罗门与非婆罗门鸿沟的加深的现实状况，他准
备集中一年的时间，脚踏实地地推进建设性方案，致力于全民的团结工作，以迎接新的挑战。
1924年8月31日，甘地在孟买的豪华戏院演讲时全力推动建设性工作。他主张集中力
量从事土纺土织、印穆亲善、解救“贱民”三大工作，他认为这是“最起码”的团结方法。
9月11日他又在《青年印度》上著文强调团结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说，“我们的不合作
变成了互相的不合作，而不是对政府不合作。似此偏差，反足以帮助那我们要推翻的政府。
我们的不合作原是活泼的、积极的、非暴力的力量，用来抵制一种主要是基于暴力的统治制
度，不幸的是不合作从未成为积极的非暴方。我们仅以弱者的物质的非暴力为满足。我们既
未能以此推翻政府，政府乃乘势给我们以加倍反击。倘不及时振作，就有被摧毁的危险。”
“我亦如过去。坚信5项抵制原则。但我清楚看到，在全代会中的代表们尚且不能信守，故
推进的希望实很渺茫，在弥漫着不相信的气氛中，每一行动都被曲解或约束。当我们自个儿
唇枪舌剑私斗时，窥伺一旁的敌人已蓄势待发。因此我提出最低调的办法，以便能团结各党
派在同一目标之下努力，这是对内发展的工作，没有它，便不能发挥外在积极的政治力量。
我们一定要能进步地代表群众，他们没有接触政治，我们必须分担他们的痛苦，同情他们的
遭遇，了解他们的需要。”
甘地的呼吁引起极大反响，连最反对他的贝桑特夫人也在《青年印度）中发表声明：
“我准备支持甘地所提三条计划作为国大党的行动纲领，如国大党负责当局接受此议，我将
再加入国大党。”甘地重新赢得了人民和同志们的信任，被提名为下届国大党主席候选人。
甘地全力为印穆团结呼吁呐喊，但宗教感情与利益关系仍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教派仇杀
并未因甘地的呼吁而停止动作，反而在全国各地泛滥开来。其中尤以1924年9月科哈特地
区的仇杀最为剧烈。在这次暴力冲突中有155人被杀死，财产损失达数10万卢比。
甘地得知此事后非常不安，9月18日，甘地宣布他将在阿里兄弟的寓所绝食21天，在
这期间，他将只喝清水和盐水。他从德里发出如下声明：“最近发生的仇杀我不能忍受，尤
其对我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不能忍受，我的宗教告诉我，遇事困扰，不能解决就绝食祈祷，这
是受苦，也是自洁。”他想以此哀求两教派的人千万不要自相残杀，也希望各方领袖，包括
英方人士共同会商制止骚乱。
绝食期间，甘地没有停止工作，他躺在床上仍在为制止暴乱呕心沥血。这期间，他先后
写了了《神只有一个》、《我们的义务》、《不工作，不投票》、《论绝食》等数篇文章，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讨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和睦相处问题。
甘地誓死要捍卫团结的决心和诚意再一次令印度举国上下为之感动。朋友们和追随甘地
的各方人士都赶到德里，会商扑灭仇杀的各种途径。然而此路仍布满艰辛。9月26日，在
甘地绝食的第8天，老尼赫鲁主持了一个团结会议，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其中包括印度区
总主教维斯迭柯迭博士、贝桑特夫人、萧克·阿里、哈金、希伦达兰德、玛拉维亚及摩汉里
诸人。大会招待组由穆罕默德·阿里主持，开幕式以祈祷开始，与会各人按自己的宗教信仰
和崇拜方式一齐祈祷甘地长寿。27日，大会通过决议：对圣雄甘地此次绝食的原因深感忧
虑，并一致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原则，不论其属于何种宗教，不得破坏其宗教场所，亦
不得干涉其入教或转教，更不得有强迫其接受任何信仰、摧残他人的权力。大会向甘地保
证，决心竭尽全力贯彻此一原则，并谴责破坏此种原则的人。
大会授权主席亲自向甘地提出上项保证，并盼甘地即日打破绝食，使大家都能获得甘地
的合作，以阻遏日益蔓延全国的宗教仇杀。
28日，甘地给老尼赫鲁回信：“我请你向会议诸君保证，如我能为大会所愿，我必乐
为之。但我经一再思量，发现我仍不能打破绝食。我的宗教告诉我，为了有价值的目标而作
的诺言与誓言，是不能打破的，你知道我的生活规律，四十年如一日。”他希望与会各位将
决议案所显示的对甘地的爱化为坚强的工作，为团结而奋斗。
大会进行多日，通过不少议案，但气氛一直非常紧张，激烈的争执与互不相让随时可能
导致大会流产。幸亏国大党穆斯林领袖阿萨德的积极努力，大会才得以通过最重要的几个议
案。如争论较为激烈的第二议案也获通过。它规定：“为了报复或惩处而自行玩法，不仅是
违法之举，且亦违背宗教，因而所有争论，理应经过仲裁判决或甚至诉之于法。”由于甘地
的生命危在旦夕这一刻不容缓的形势，随着时日推进，大会的友好气氛渐趋浓厚。
10月9日，甘地绝食的最后一天。早晨4点，天空尚未破晓，人们便在这黎明前的黑
暗时分聚集在树影摇曳的草坪上早祷，甘地身披一袭黑毯，出现在星光下的早祷人群中。8
时，大批的访问人群陆续到来，正午前后，所有的领袖和朋友们都已聚齐，举行了停止绝食
的庄严仪式。仪式之后，甘地艰难地对阿里、哈金、阿萨德讲了几句话，意思是说他为了印
穆团结奋斗了30年，可是没有成功，他不知道神的意旨如何，但今天他要他们以生命担
保，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定要团结，不要冲突。得到肯定的保证后，医生拿上一杯橘子汁，
甘地接过来喝了，绝食便告终止。在场的人无比欢欣鼓舞，激动非常。
1924年10月25日，孟加拉省政府根据一项行政命令，在加尔各答及孟加拉省其他各
地大举非法搜查民房，其中大部分为国大党分支机构及党人住宅。加尔各答市长达斯的得力
助手鲍斯及自治派重要人物均遭逮捕，搜捕的理由是有人举报他们藏匿军火武器，但结果并
未搜出证物，警察仅带走了全部文件资料。
政府的挑衅行动，激起印度各地反抗高潮。群众举行了数百次集会，抗议政府的行动，
沙斯迭里、真纳等本来反对自治派主张的人也都一致谴责政府，甘地对此不义之举更是鲜明
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政府的挑战，使国大党内部分歧很快缩小。11月6日，甘地、达斯、老尼赫鲁紧急磋
商，发表了一项共同声明，表示共同谋求国大党各派的通力合作，团结各方力量共同对付政
府的高压。国大党也决定自即日起，除不用外国布外，其余不合作运动一律停止，以保证各
集团、党派共同行动，转而致力于四大中心工作，即手纺手织、服用土布、印穆团结、解除
“贱民”。所有参加中央及地方议会的自治派人士更当以此作为代表国大党的重要工作，自
定规则，自筹资金，全力推行。凡年龄未满18岁，未在执行党的工作或参加政治运动、党
的活动时着用土布衣服，或未月缴自纺土纱2000码，或因故未缴同额他人所纺土纱者，一
律不得充任党的各级委员会或分支机构的委员。
甘地与自治派达成协议后，开始积极努力，以使这一决议为12月的国大党年会认可。
这一时期，他不断在《青年印度》上撰文阐明自己这样做的意图，同时致力于各种组织工作。
12月26日，国大党第39届全代会由甘地主持如期举行，甘地希望在这次会议中，能
真正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大会的组织非常成功。这次会议对甘地、达斯、尼赫鲁协议予以批
准，党章第7条予以修改，即将月缴4安那改为缴土纺2000码为党费。印穆团结也得到特
别强调。在大会开幕辞中，甘地首先对英印政府的外交、内政严厉批判，他说：“这种压迫
乃是痼疾的象征。它的公式是欧洲人统治，亚洲人屈服。这有时比白人压迫黑人还要神
秘……。”接着，他提出了印度当前的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能够消除教派对立观念，选举应
该是普遍的民选而不是按宗教区分采取分别选举，任何的公职服务机会应该是不分性别与信
仰一律平等。但在教派对立观念尚未完全消除以前，少数教派对多数教派的疑惧是必须容忍
的，多数教派应发扬自我牺牲的精神。印度政治目标是“应该争取一个友善而相互依存的联
邦而不是独立的邦联”。
“在我看来，如果英国政府真乐意言行相符，帮助我们获得平等地位，则保留在不列颠
联邦之内，将是一次伟大胜利，所以我将为印度在帝国之内的自治而奋斗。但是如果由于英
国的错误而迫使我们不得不退出联邦时，则我将毫不迟疑地主张断绝对英国的关系。这问题
我们留待英国人去决定。”甘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充满信心，“作为一个国大党员，我愿意
国大党能维持完整。我主张暂停不合作运动，因为我看出我们全国的准备不够，但假如政府
无动于衷，一成不变，我决不能也不愿长此采取像现在的政策。不只是一种政策，而且是一
种信仰。不合作与非暴力乃是同一棵树上的分枝，同属非暴力抵抗的根本，是我的创造主。
非暴力抵抗是追求真理，神是真理，非暴力乃是引导我接近真理之光。自治也是真理的一部
分。”
大会后，甘地接受工作委员会授权，与达斯、尼赫鲁共同负责确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人
选提名。为达到团结目的，甘地有意改变其中维持派占多数的现象，他将代表维持派的拉贾
戈帕拉夏查理、帕迭尔、班克3人取消，而提名贾雅卡、阿雷、达斯、老尼赫鲁、奈都夫
人、穆罕默德·阿里、阿萨德，沙达·马迦罕、奈都博士为工作委员会成员。
甘地对自治派领袖的妥协，曾令维持派人士不满，他们认为甘地的协议即使不是背叛也
算是偏差。一些在自办的临时学校中就读的学生对此尤为疑惑，他们认为假如不合作运动停
止，他们就是最大的牺牲品。许多英方人士更是大肆渲染，认为这是甘地向自治派、暴力集
团的屈服。甘地表示，这是有意义的屈服，而不是对暴力集团的屈服。因为他不相信自治派
是属于暴力的政党。现在自治派面临困境，“在自治派需要声援的时候，如果我不挺身而
出，那是对国家的不忠实。”
事实上，甘地作出此种妥协也是出于对形势的更深层的考虑。甘地出狱后，进一步认识
到对自治党人让步的必要。因为结束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后，群众的失望情绪比甘地所预料的
更严重，作为甘地纲领的非暴力原则甚至遭到一些有权威的国大党人士的公开抨击。在国内
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提出革命的反帝方法来与甘地的主张抗衡。在某些省份恐怖活动具有极
大规模，警察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此种情况下，甘地认为对自治派实现让步能防止国大党
分裂，并阻止革命方法拥护者的地位加强。
从1925年起，在自治党人领导下的国大党把全部注意力首先集中于立法机关的工作。
自治党人按照他们的纲领性宣言，参加了立法机关，以便改变它们的性质，使其有利于争取
自治或结束它们。他们在立法机关的行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露帝国主义政策，但在印度
的殖民制度条件下，这两个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不仅如此，自治党内还越来越明显地表现
出同殖民当局妥协和把党变成一个宪法反对派的趋势。
自治党人在立法机关中未能实现他们提出的任务，党内某些集团又出现了与当局合作的
倾向，这两种情况大大动摇了自治党的威信和影响，在1926年举行的立法机关选举中，自
治党丧失了许多席位，其地位明显削弱了。加上殖民当局也坚决拒绝自治党领袖们想达成某
种协议的一切企图，结果是自治党人实际上放弃了立法机关的工作。正如莫提拉尔·尼赫鲁
和他的拥护者在1926年3月离开立法会议时的宣言中所说，自治党人试图和印度政府建立
合作，在2年半时间内一直试图促进实现改革，但是除了受辱外毫无收获。
1925年，甘地的主要活动是到各地旅行演讲，以推广他的建设性方案。上半年，他主
要旅行了卡提亚华、中印度、孟加拉、马拉巴特和特拉凡哥尔、马德拉斯，下半年则在比哈
尔省和联合省各地活胁。正像尼赫鲁所说的，甘地时常对他懒惰而人心涣散的人民进行教
育，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但他不是通过强迫命令和物质诱惑，而是用和蔼的表情，温柔的语
言，尤其是自己的榜样力量去打动他们，甘地苦行者的言行使他更容易与人民打成一片。
旅行中，甘地常走村串户，或深入城市贫民窟中，人民对于甘地这样一位当代圣贤，更
加狂热地崇拜，向他倾诉他们的疾苦。“贱民”们赤脚站在烈日下迎接甘地，他们告诉甘
地：“那边有清凉的水井，可是不准我们去汲水，我们又无钱掘井，只得使用牛喝水的
井。”甘地则安慰并引导他们：“我一定要让你们得到清凉的用水，但你们也不要再吃死牛
肉，你们不改正这种坏习惯，我自然还是和你们亲近，但不能使婆罗门教徒接近你们。”当
有的“贱民”躲在角落不敢当来、怕玷污了他时，他主动走近他们，打破他们的顾虑。他举
止亲切，平易近人，并与之娓娓而谈。可是对一些专门欺压百姓、为害乡里的江湖骗子，他
却毫不客气。他常利用机智戳穿他们骗人的把戏。有一次，甘地碰到一个自称会预测吉凶、
占卜未来的祭司，甘地就让他给自己算命，祭司知道甘地不好对付，谎称历法书没有带来，
甘地让人取来历法书，随手指着上面的几行字让祭司念出来，祭司只得承认他并不识字，算
命不过是他谋生的一种敲门砖而已。
1月8日，甘地出席卡西河瓦政治会议，在会上发表演讲，阐述土邦人民及王公应有的
责任。23日，甘地前往德里，主持全印各党代表会议，会中讨论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拟
定印穆团结方案及起草争取自治纲领。
3月底，甘地从脱拉瓦柯返回自己的家乡。4月底，他转往孟加拉省，这里工作的同志
出于对甘地的健康考虑，为他在旅行中安排了头等车厢，甘地极力反对：“假如我把自己包
在棉花包里，我的旅行将毫无意义。我必须尽可能像千千万万平民一样地生活，一样地旅
行。”
5月6日，甘地考察了孟加拉各地的乡村，他一路风尘仆仆，爬山涉水，实地考察了许
多地方。他对这里关注最多的是手纺手织问题，他为那里的乡村推广土布的成绩感到满意。
在甘地的莅临指导和影响下，孟加拉首先实现了国大党关于缴纱作党费的新党章，纺纱运动
蔚然成风，从贩夫走卒到高级知识分子，都对甘地的纺车运动极为拥戴。
应达斯的劝请，甘地曾在大吉岭休息了5天，各路新闻记者、甘地的崇拜者纷纷涌到那
里。甘地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高招，凡索要甘地的照片和签名者必须答应每天纺纱半小时，
同时保证穿着土布，他自然而然地把这里变成了推广土布运动的总部。
甘地在大吉岭的小住成了他与达斯这位斗士相处的最后日子。6月18日，甘地得知达
斯在大吉岭突然死亡的噩耗，才作过达斯上宾的甘地不胜悲恸。他当即打消阿萨密之行，返
回加尔各答参加葬礼。20日，甘地在自治派的机关报上发表悼文，题为《德希班多万
岁》，以祭奠这位同时代的名人。
7月16日，甘地参加自治派会议。会上，甘地提议由老尼赫鲁出面领导国大党，他准
备在9月间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正式提出这一建议。
甘地此举再次激起各地维持派的不满。本来上一年甘地与达斯签定协定，维持派就很不
满意，但碍于甘地情面，勉强同意。现在甘地又未和大家商量，就答应让老尼赫鲁出来领导
国大党，这使他的追随者大感恼火。他们质问甘地为什么不在国大党内另起炉灶，而偏要屈
服于自治派。甘地回答说他并不自命为领袖或者说自己有一个党，他必须适应多变的环境，
但不管怎么变，他的根本主张不会改变。他呼吁大家保持团结，尤其在即将召开的工作委员
会上更该如此。
1925年的国大党年会于12月26日在康坡举行。会前，甘地支持奈都夫人为下年度的
主席，获得当选。甘地认为，这是印度女性第一次荣任主席，是光荣，也是权利。
由于长年奔波劳苦，甘地的身体状况很差。康坡大会后，甘地决定遵医嘱回沙巴玛迭真
理学院静养。这期间，他除给《青年印度》撰稿外，开始撰写自传，经过连续3年的刊载，
写成《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一书。
1926年12月20日，甘地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又开始旅行演讲。这次旅行历时一年，
1927年上半年，他旅行孟加拉、比哈尔、中央省、马哈拉斯特拉、卡那达克等省邦；下半
年又旅行迈索尔、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等地，着重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
消“贱民”阶级、统一语言等问题。
这次旅行，甘地总与夫人形影不离。有一次出席科隆坡的欢迎会，有位听众写了张纸条
给甘地，问跟随他左右的是否他的母亲，甘地笑着点头。第二天，甘地出席又一次演讲会
时，听众中便有人问他，为何他的母亲不到。甘地幽默地答道：“昨晚有位先生，将她看成
我的母亲，对她或者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可以原谅的错误，而且是我们所欢迎的错误。我们
相互同意，她不作我的妻子已经40年了。将近40年前，家母弃世，以后她就代替了作我母
亲的责任。她是我的母亲、朋友、护士、厨子，为我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她不来
照顾我，我就不能吃早点出门，也不会有人替我料理身边的许多小事，所以我们双方取得一
个谅解，就是我享荣誉，她服劳役。”
1927年12月，国大党年会在马德拉斯举行，刚从欧洲回国的尼赫鲁在会上提出了一系
列激进的议案，如争取印度独立、印度加入国联反对帝国主义阵线等。甘地出席了国大党公
开会议，但他不参与政策的制定，这是自从自治派得势以后甘地在国大党中采用的一贯立
场。甘地虽然认为尼赫鲁的方案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暂时未作公开批评和反对，尼
赫鲁的议案一个个都获通过。
1928年初，甘地重返真理学院，不久，出席了在此开幕的国际基督教团契会。在这次
各国代表云集的大会上，甘地发表了他自己对宗教问题的看法，即：所有宗教都是真的；所
有宗教都有缺点；对所有宗教应一视同仁。
1月末，甘地在真理学院为其第3子拉摩达斯举行婚礼。婚礼移风易俗，堪称典范。婚
礼前，这对新人都绝食斋戒，并共同打扫牛栏，用水浇树，表示同心同德。婚礼上没有音
乐，也没有礼物，仅有的贺礼是新娘母亲送的一架纺车和甘地送的一部《薄伽梵歌》。新郎
新娘身着白色土布服，面对一堆篝火，携手共诵圣诗，聆听长辈教侮。甘地勉励他们要以梵
歌为指南，做到安贫乐道，立志为国服务。甘地在为这对新人祝福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1928年是印度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民族运动已走出低潮而日趋活跃。
无论是在产业工人、农民、中产阶级青年中间，抑或一般知识分子之中都是如此。
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七八年前成立的全印总工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有代表性的团
体，不仅会员增加，组织发展，而且思想上更激进，更富斗争性，罢工斗争已成为经常现象。
农民运动也起来了，佃农集会抗议的现象已是家常便饭。在古吉拉特，政府与农民之间
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原因是政府企图提高税收。萨达尔、瓦拉拜、帕迭尔领导的巴多里坚持
真理运动，使全印度刮目相看，巴多里变成了印度农民的希望、力量和胜利的象征。
1928年印度还有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青年运动的发展，到处都成立了青
年团，青年会议开始讨论当前迫切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且一般说来，它们倾向于彻底
改变现状。这一切变化预示着新的斗争高潮即将来临。
2月3日，西门调查团抵达印度。西门调查团由英国的主要政党即保守党、自由党和工
党代表组成，其使命是前来印度调查研究英国管理印度的效果，以便提出下一步改革的建
议。调查团准备从孟买到德里经加尔各答赴马德拉斯，最后到拉合尔。
调有团没有吸收任何一个印度社会人士参加，这样一个明显有背民族自决原则的代表团
的前来，极大地刺激了印度反帝斗争的情绪。
2月3日，西门调查团到达孟买时，人民用抗议性罢工迎接它。各大工业中心都打出了
“西门滚出去”的黑旗。见这阵势，西门调查团赶紧离开孟买，前往德里，在这里等着他们
的也是一片抗议之声。这帮人俨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面对愤怒的群众，他们宛如惊
弓之鸟，只能经常呆在旅馆里。
警察为挽回面子，拼命挥舞屠刀。国大党元老拉吉佩迭·雷在警察开枪镇压时临危不
惧，竟被殴打后致死。警察的暴行，使矛盾迅速激化。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也使各党各派重
归于好。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左派影响上升，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日趋发展，有些在很大程
度上使用了苏俄的暴力方式。
甘地反对群众用苏俄式的暴力手段进行斗争，而主张发扬其牺牲精神。他在《青年印
度》上称：我必须承认，我尚不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我只知道它取消私人财产制。这是将
不占有的道德观念用之于经济方面。假如人们自愿接受或经由和平手段劝其乐于接受此一方
式，当然是很好的，但就我所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主张使用暴力，而且采用没收私人
资本，由国家集体所有的制度。不过，不管怎样，在布尔什维克理想的背后，有无数男女为
之而作了纯洁的牺牲，这是受列宁所感召的牺牲，是不会徒劳无功的。
1928年5月，一个与西门调查团针锋相对的印度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老
尼赫鲁牵头，印度社会各党各派（如国大党、自由主义联盟、穆斯林联盟等）代表组成，旨
在回击那些认为印度领袖自己提不出一套宪制方针，需由英国代劳的论调。它力图制定出一
个能满足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需求的自治方案。7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很快提出一个草案，
主张采取全民普选制，成立印联政府，在大英帝国之内获得自治。这个报告的温和性质很合
甘地心意，他说：“我敢建议此一报告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而且处处站得稳。现在所需要的
就是大家对这份报告，再增加一点耐心，一点互重，一点互信，一点迁就。”报告经8月所
举行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又送交12月国大党加尔各答全委会讨论。这次全
委会上，国大党内代表保守与激进两种不同力量的尼赫鲁父子意见相左。尼赫鲁极力反对委
员会所起草的方案，老尼赫鲁则坚持。甘地采取折衷步骤，他提出，“如果本报告所拟宪
法，不能在1930年12月31日以前被英国国会通过，则国大党将不受该草案约束，恢复非
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劝大家完全接受这一报告。他说，“我并非对你们的目标浇冷水，独
立之火在我心中烧燃，烧热的程度并不低于国内任何一个人，但我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不
同。也许我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那时你们可以不听我的话，而将我抛弃，但现在我还要为
国家贡献余力。”
甘地的提议也遭到以尼赫鲁、鲍斯为首的代表的激烈反对，反对的关键在自治领地位问
题。他们认为如不脱离与英国的关系便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面对国大党领导层陷入重大分歧，甘地只得进一步让步，他答应将英国接受宪法的限期
由2年改为1年，同时准许独立派以国大党的名义宣布独立。尼赫鲁等人仍不满足，主张现
在就该宣布独立，甘地非常生气而予以坚决反对。他说：“你们可以嘴里高唱独立，……但
如果不是真心诚意，只是一味空喊毫无意义。如果你们不履行诺言，哪里会有独立。独立是
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而不是舞文弄墨可以办到的。”最后，大会通过了甘地的提案。
国大党全代会后，赞成自治领地位的国大党积极支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而对温和
派立场不满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在城市里组成“独立大同盟”。在许多省份，独立大同盟还与
当地的工农党进行了合作。
1928年12月，国大党全代会闭幕后，甘地加紧发动倡导抵制洋货与推行土布运动。
1929年1月1日，甘地在加尔各答亲自主持一家土布店的的开幕式。他规定凡购买土布满2
卢比的顾客，均可参加观礼，每一发票上均由甘地亲自签字。这一着很见效，当时就卖掉了
价值5000卢比的土布。甘地还规定，以后全国各地出售的土布，都必须盖上全印土布协会
的图章，并且标明价格。
正在这时，真理学院发生了几件“丑闻”，使甘地急忙从加尔各答返回学院。所谓丑闻
实际上是几起违反院规的事。一个是甘地的侄儿挪用公款和违反院规，私自储蓄了1万卢
比；二是甘地夫人接收了各地朋友送给她的约200卢比的礼物和4卢比的私人捐款；三是修
道院内一寡妇与一位孤儿院里长大而来校内定居的男子发生暧昧关系。甘地责令院方严肃惩
处，而且他本人亦为学院中发生的“罪恶”引咎自责。他还在《斯瓦拉吉》杂志上发表《我
的悲伤，我的耻辱》一文，对外宣布了全部事件始末，以此警醒世人。
1929年6月，甘地从报上得知他已被提名为下届国大党主席的候选人，他立即拒绝此
项提名，而推荐尼赫鲁。他的理由是自己的思想已赶不上所发生的形势，他与年轻一代存在
距离，在工作中应主动让贤退居后位。
虽然甘地已拒绝提名，但在各地选举中，仍有10个省提名甘地，另有3个省分别提名
帕迭尔与尼赫鲁。9月，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临时会议，甘地一定要尼赫鲁出任主席，
大会接受。甘地对这位久经铁窗考验的年轻人推崇备至，态度极为诚恳。他说，“有人担
心，权力由老一辈手中转移到年轻人手里，这不是好现象，我不担心。应该担忧的倒是，像
我这种麻痹状态的人还要握权，那才是可怕的现象。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曾私下问过
他是否挑得起这付重担。他的答复是‘既然是落在我的肩上，我也不畏缩’。就勇气来说，
他是足够的，难道我们担心他不爱国吗？有人指他太激动，可是在现在的时候，这种个性是
需要的。如果他富有战士般的冲动，他也不缺乏政治家的谨慎。由于爱护纪律，他虽在最尴
尬的时候，仍能表现出他的自制。无疑，他是一个不为环境所影响的最具远见的人。可是他
在关键之处，仍能谦虚、实际，并不冒进。他纯洁如水晶，真实而不容置疑，他是仁侠的骑
士，在他手里，国家是安全的。”
西门调查团遭致印度举国一致的抵抗，说明英国的计划如不顾及印度民意，一意孤行，
必遭破产。因而调查团回国后便建议工党首相麦克唐纳邀请英属印度和印度各土邦代表举行
一次会议，然后再作打算。这个建议为英国政府接受。欧文总督根据这一动向和印度国内正
在酝酿的革命形势，于1929年10月31日赶在国大党年会之前匆忙发布了一个声明，表示
他准备举行圆桌会议，以便能就印度宪制问题形成具体建议，提供国会讨论。同时声称“政
府认为1917年宣言中所暗示的印度宪治地位乃是自治领”。
总督的声明发布后，甘地等印度各方人士立即在德里举行了“领袖会议”。会议通过一
项联合宣言，表示有条件地接受总督的公告。条件是拟议中的圆桌会议的所有讨论应以印度
自治领的地位为基础。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方面，国大党应占优势。
欧文总督在印度所发表的声明，引起英国国内轩然大波。麦克唐纳首相随即发布声明予
以澄清。他说这并不是表示英国政府政策改变，也不是加速给印度自治领地位。
12月23日，欧文总督与甘地等各方面代表人士在德里的会谈照常进行，但是此时欧文
总督的口气也改变了，会谈无果而终。
发表于 @2004年03月17日 8:19 PM |评论 (0)
甘地传5
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于甘地的主动撤退很快进入低潮。在群众斗争如火如荼开展
的时候，政府虽将许多国大党领导投入监狱，但对其真正的领导人却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害
怕稍有不慎会引起印度军队和警察的动荡。现在运动骤然停止，逮捕甘地已是时候，2月24
日，国大党巴多里决议通过的当天，孟买政府便已接到密令：一旦决议通过，即可将甘地缉
拿归案。同时有关甘地即将被捕的风声越来越紧，甘地身边的人提心吊胆，担心甘地随时可
能从他们身边消失。此时的甘地正在沙巴玛迭真理学院一如既往地从事日常工作。
3月10日深夜，当甘地忙完一天的工作准备就寝时，警察局来人逮捕他，同时被捕的
还有《青年印度》的出版商班克。甘地平静地与真理学院的同事亲友一一话别，在一片祈祷
声中，甘地跟着来人上了囚车，前往沙巴玛迭监狱。他随身只带了2条腰布、2条毯子和5
本书。这5本书是《薄伽梵歌》、《罗摩衍那》、《古兰经》、真理学院用的《圣诗》与
《登山宝训》。
11日中午，甘地与班克接受初审。甘地被控犯有背叛政府罪。罪证是他曾在《青年印
度》上发表过4篇文章，即《背叛为一种德性》、《收买忠心》、《疑团与解答》、《摆脱
魔神》。班克因负责出版发行“难辞其咎”。初审时甘地即表示“认罪”。
对甘地的正式审判于1922年3月18日（星期天）开始，旁听席上坐满了甘地的追随
者。当身材瘦小、身裹腰布的甘地和他的“同案犯”班克被带上庭时，整个法庭都自动起立
向他们致敬。甘地望着他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感到无比欣慰。他对旁听席上的女弟子、诗
人奈都夫人说道：“你就靠近我坐着；当我昏倒时好扶持我。”在这种场合，他仍保持着惯
有的幽默、风趣。
负责审理的首席法官是阿赫米达巴德的布诺姆斐德法官，担任主控的则是警察长斯脱兰
格潘爵士，甘地和班克未请辩护律师。
对甘地的正式起诉与原控诉书有些出入，它只认定甘地在《青年印度》上所撰写的三篇
文章，即《收买忠心》、《疑团与解答》、《摆脱魔神》的内容构成反政府罪。
法官宣读起诉书后问甘地是否认罪服法，甘地供认不讳。
当法官再问甘地有何意见发表时，他先作了口头声明，而后呈递了一份长篇书面声明，
阐述了他的公众经历及其非暴力动机。说明正是英国的一再背信弃义和对印度的殖民压迫与
剥削使他从一个大英帝国的忠实追随者与合作者逐渐变成一个反对英帝国的不合作者。
在法庭上甘地还要求法官判他以最重的刑罚，与当年提拉克所判徒刑一样，他不求赦
免，也不希望减刑，而且还说法官只有两条路走，要么对他处以重刑，要么辞职不干，最后
甘地如愿，被判处6年监禁。
整个庭审历时100分钟，实际审讯时间并不多。在整个过程中，甘地表现出诚心诚意地
认罪服法，但始终神态自若，有着百折不回的勇气。法官本人也表示，甘地是他所审判和即
将审判的人中最不同的一种人。即便与他持不同政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有着崇高理想、过
着圣洁生活的人。
甘地认为法官对他的审讯出乎意料地彬彬有礼。庭审结束后，人们带着难以言表的伤痛
和虔诚的景仰之心去握他的双手，吻他的脚尖，向他们心目中的圣雄告别。
1922年3月20日深夜，甘地与班克被押上一列特别专车，从沙巴玛迭监狱移往一个未
知地点，警察局长亲自押送。押送途中，甘地和班克还受到特别优待，他们得到一篮水果，
狱医也准许甘地挑选他所惯用的食物。随车照料的副警察局长受命给甘地供应羊奶，给班克
以牛奶。甘地一行在契尔基下车后，一辆等在那里的囚车将其送到了浦那的耶拉伏达监狱。
甘地和班克被分开囚禁。甘地被囚在一间品字形的囚室里，与一个既不懂英文，也不懂
印地语的阿拉伯籍的囚犯关在一起，囚室内仅有70呎左右的空间可以自由活动。囚室四周
筑有很厚的砖墙，墙低的一边装有电网，门外有一个小院子，囚舍中的一排房子前有一条分
界线，甘地不得走过。后来因为一个地方官的干预，这个三角形的地带才向甘地开放。
监狱对于甘地早已不是陌生的处所，他曾多次以轻松、乐观的心情提及铁窗生活，还从
苦行禁欲的角度欣赏和自动模仿过狱中的生活，然而耶拉伏达监狱的灭绝人性连甘地也难以
忍受。这里囚犯的饭菜不仅份量不足以填饱肚子，质量之恶劣甚至比不上猪狗食。狱卒的凶
暴与草菅人命更是少见。他随身带的5本书被搜走，每天关门之前，囚犯都要例行接受搜
身，甘地身上除了一块粗糙的土布缠腰别无他物，但狱卒仍不放过他，总要翻他随身带来的
卧毯。甘地的亲人和同事来访，狱卒不仅不让他们坐下，而且时常粗暴地干预他们的谈话，
使甘地一再表示抗议。甘地托人送来的纺车也被扣留，对此甘地不得不进行绝食，经过一段
时间，情况才有所改善，纺车和那几本书也送到甘地手中。
不过总的说来，甘地认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一旦进了监狱，就应当停止抵抗，服从管
束。这是为迎接自治所必受的自苦训练。他说：“我们非暴力抵抗一方面是要拒绝服从政府
的苛法暴政，但另一方面却必须忍受因拒绝服从法律所遭受的苦刑。在监狱中，他不应借非
暴力抵抗而要求特权，应在监狱中树立模范，使周围的刑事犯受其感化。同时打动狱卒与狱
长的心。”因此，甘地不主张有破坏狱规的行为，他认为这并不是胆怯，而是为了表示力
量，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说到做到。
由于甘地遵守狱规，又是特殊犯人，经过最初的不愉快后，他与监狱当局的关系有所改
善。监狱当局顾及外界的影响，对甘地常有破例的待遇，如甘地可以食用羊奶、羊奶酪，甚
至可以自己烧麦饼，除了两床新呢毯外，还拥有垫被和布毯、枕头等类别的犯人得不到的东
西，可以洗澡，等等。每当狱方给他这些，他总是要求狱方能同样提供给其他犯人。如果要
求不被答应，他往往宁愿放弃“特级犯人”的享受。
监狱对于意志薄弱者是人间地狱，但对于坚强的革命者却是一所学校。这正是他们从轰
轰烈烈的斗争中抽身出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丰富革命理论的难得机会。历史上许多伟大
人物正是经过铁窗生活的磨炼，不断走向坚强与成熟的。甘地充分利用了狱中的这段特殊日
子。
每天早上，甘地4点起床早祷，默颂祷文和圣诗，6点开始阅读和温习乌尔都文。由于
监狱里不让室内有灯，他便充分利用日光，直到傍晚天黑看不清东西时才停止工作。8点晚
祷后休息。一般读书要占6小时，另外4小时用于纺纱和编织。
纺纱是甘地狱中比较热衷的事情。他往往1小时纺纱，3小时做棉条。他认为他每天这
4个小时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因为劳动的果实就摆在眼前，伸手可及。而且纺线过程本身还
是一个排除杂念、潜心修炼的过程。当然，甘地如此迷恋纺纱，还因为纺车对于甘地是代表
着贫困的印度的经济自救，纺车是印度争取独立自主的象征。
甘地有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狱中的日子他孜孜不倦，分秒必争。从1922年3月入狱
到1924年2月出狱，他一共读完了150种宗教、文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书籍。除了
《薄伽梵歌》、《古兰经》、《罗摩衍那》这些不朽之作外，他还第一次读完了全部的《大
战史诗》及古吉拉特文的《印度教哲学六论》、穆勒的《奥义书》、卡宾斯的《佛国的福
音》、大卫的《佛教要义》、阿里的《伊斯兰精神》及沙拉辛史的《先知生活》、阿里博士
注释的《可兰经》、法拉的《神的追求》、詹姆士的《宗教经验谈》、霍普金斯的《宗教导
源与进化》、吉本的《罗马帝国兴亡史》、培根的《古人的睿智》、葛一佑迭的《欧洲文明
史》、契德的《社会演变》、莫迭勒的《荷兰共和国的兴起》、威尔斯的《世界史大纲》、
基迭的《城市的演变》、雷契的《欧洲的道德》、罗斯伯里的《皮特传》、哥德的《浮士
德》、泰戈尔的《沙达拉》、萧伯纳的《人与超人》及基普林的《兵营小调》等等，这些图
书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素养。
1924年1月11日，甘地因急性盲肠炎住进了浦那的沙桑医院，施行了手术。这次急症
几乎置甘地于死地，但却因此中止了甘地的狱中生活。2月5日，英国政府鉴于甘地的健康
原因，将甘地提前释放。
由于身体极度虚弱，3月10日，甘地迁往孟买海滨茹湖疗养，这处面向大海，棕榈树
环抱的疗养胜地因此而一度成了印度知名人士川流不息的地方。
此时的甘地哪能做到真正的潜心静养呢？在他入狱以后，印度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
化。这一时期，国大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对国大党领袖们的改革感到失望的群众开始
脱离国大党，国大党领导机构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除了无条件追随甘地的“不变
派”以外，国大党内部形成了主张改变争取自治的斗争策略的一个有势力的集团。这个集团
的拥护者在一个重要问题——利用非暴力手段实现不合作纲领方面与甘地没有分歧，但是他
们反对抵制立法机关，认为这种抵制有助于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些机关为自己牟利，并认为，
为了使整个管理机器丧失活动能力和从内部争取自治，也应把争取自治的斗争搬到立法机关
进行。被称为“主变派”（即“自治派”）的这个集团的领导者是国大党的两位著名领袖
奇·兰·达斯和莫提拉尔·尼赫鲁。
国大党两派意见分歧的最早表现是在1922年7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关于新形势下如何
进行不合作运动的讨论会上。“主变派”赞成国大党人参加选举和立法机关，而“不变派”
则坚持原有的不合作立场。两派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此后关于抵制或是参加立法机关的问题
便成为国大党内部激烈争论的焦点。是年12月的国大党迦雅全印委员会上，两派的分野更
加明显。达斯主张参加议会，在议会内进行抵制，如达不到目的，再开展不合作运动。但达
斯未能说服会议多数代表改变立场，结果，国大党秘书长拉贾戈帕拉戛查理的“拒绝参加议
会”一案以1740对89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
迦雅会议后，主变派不仅没有停止努力，而且加紧活动。达斯和老尼赫鲁决定另辟蹊
径。他们于1923年3月成立了自治党，但仍留在国大党内，达斯任主席，老尼赫鲁任书
记。5月，达斯辞去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主席之职。
自治党成立后便在全国广泛展开了争取国大党结束抵制立法机关的宣传。“不变派”则
集中全力实现甘地的建设性纲领，为了巩固同自治党人作斗争的阵地，保持群众对于甘地的
斗争方式的信心，不变派于1923年4月在那普尔领导了地方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但这个
运动的规模不大，很快就以和当局的妥协而结束。
国大党内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加之中央立法议会和省立法议会举行本届选举的日期已
经逼近，国大党的非常会议于1923年9月在德里召开。这时，自治党人已经加强了在国大
党中的地位，取得了许多有势力的国大党人的支持。同时，“不变派”的地位由于甘地尚在
狱中而大大削弱了，结果，这次会议上，自治党人得势，他们获准参加1923年的立法会议
和省议会选举，国大党停止反对参加立法机关的宣传。
1923年9月，德里非常会议通过的参加立法机关的立场在1923年12月科坎纳市举行
的国大党例会上得到确认，此后自治党组成了阵营齐全的竞选班子，准备参加1923年11月
的选举。由于擅长辩论的达斯和精于组织训练的老尼赫鲁巧妙搭配，结果自治党在各省立法
议会的选举中获得将近半数席位，在中央省立法会议中，也形成绝对多数。
1923年，印穆关系急剧逆转。由于不合作运动突然中止，革命热情过去后又没有一个
共同纲领使双方结合在一起，一些阴谋家从中挑拨离间，致使一连串教派冲突发生。在较大
城市中，教派冲突日见严重，恐怖主义开始抬头，除中间有些间歇外，它差不多成了20年
代印度政治生活中的经常现象。
千头万绪迫使甘地必须尽早地投入工作。
4月3日，甘地便恢复了给《青年印度》撰写社论的工作。他写的第一篇社论题为《致
〈青年印度〉今昔读者》，在这篇社论里，甘地重申了他的非暴力思想主张，以统一人们的
思想，坚定人们的信念。由于甘地复出，一度销路大跌的《青年印度》再次畅销，成为甘地
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舆论阵地。
对于当时自治派的活动，甘地也采取积极干预态度。甘地出狱给当时正热衷于议会活动
的自治党人以很大压力，慑于甘地的威望，老尼赫鲁、达斯于4月中旬前往茹湖拜见甘地，
他们既是为了对昔日的老同志表示问候，也是想借以试探甘地的态度，并向他阐明自治派的
立场，希望求得甘地的谅解与同情。但甘地的态度十分坚决。5月22日，甘地发表公开声
明，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他在声明中说“关于国大党加入立法会议的问题，我很抱歉地
说，我看不出我和自治派有什么相同的主张……我坚持认为加入议会与不合作运动的宗旨相
背离，而且这种分歧也不单纯限于‘不合作’一词的解释问题，而是涉及到在处理重大问题
时我们所持基本精神的不同。此一精神关系到‘不合作’本身的成败，而不是限于实际上能
得到一些什么效果。正是基于此一观念，所以我认为不加入立法议会，对我们的国家更为有
利”。
面对既成事实，甘地的主张是既然德里与柯坎纳决议已准许自治派进入议会，那么自治
派就有理由参加立法机构，维持派的人对此最好保持中立，看看效果再说。在声明中，他还
建议自治派应改进方式，即不应一般性地消极阻挠立法工作，而应当积极提出国大党所主张
的建设性方案。他号召，维持派的同志不要担心自治派的言论，只需集中精力从事建设性工
作，从实际工作中显示自己的正确性。
甘地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印穆团结，他希望大家能认真体会他先前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
以领会其精神实质，也希望大家能交流意见和信息。
这一时期，由于整个印穆关系的紧张，相互猜忌和相互攻讦的现象屡见不鲜，甘地也不
时受到不同问题的包围。对于如何解决印穆冲突及回答人们的各种议论，甘地撰写了《论印
穆冲突》一文，呼吁不同教派的人们接受非暴力为最后的信条，以协调不同种族间的关系，
达到自治的目的。他说：“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与帕西族人决不可用暴
力手段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争取自治的方法必须是非暴力的。”“只要我们恢复信仰非暴
力，则目前的纠纷冲突便可消除，因为在我看来，两教派间采取非暴力态度乃是讨论缓解目
前紧张局势的先决条件。双方都必须遵守一个共同原则，即不诉诸武力而诉诸法律。任何时
候，任何地方发生了纠纷，就请第三者仲裁，奴果愿意则诉诸法律。非暴力的意义深远，尤
其对教派纷争最为适用。”甘地还提出了一些处理教派问题的基本思想，如领导带头、多数
带头。“多数应该带头，少数才能相信并效法。任何改革，必须有权有势者先行，不必等到
弱者反应。”等等。
尼赫鲁深为佩服甘地在印穆关系问题上的见解，认为甘地“有眼光，有识别力”，“抓
着了有价值的现实”，但当时的其他许多领导人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在教派问题上
你争我夺，讨价还价，致使教派关系始终得不到改善。
1924头几个月，达斯与老尼赫鲁所领导的自治派一度取得很大战绩，如达斯走马上任
加尔各答市市长，老帕迭尔出任了孟买市议会主席，小帕迭尔成为阿赫米达巴德市议会主
席，卜拉沙德充当了帕迭拉市议会主席，小尼赫鲁则接受了阿拉哈巴德市议会主席的职务。
浦那的市议会曾不顾政府的反对，替提拉克建了一座铜像；孟买及阿赫米达巴德议会通过了
向甘地的致敬书；卡拉奇、孟买、加尔各答的市议会，决定不出席总督的国宴。但所有这
些，不过炫赫一时，时隔不久，它给群众带来的热情和新奇便消失殆尽。因为自治派所能做
的只有这些，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即解除殖民统治的桎梏和枷锁，人们对自治派的那一套
渐生厌倦。
甘地审时度势，开始对自治派发起了主动进攻。1924年6月，国大党在阿赫米达巴德
举行年会，甘地提出四个议案：
1．党员每日至少纺纱半小时，每月15小时，至少需向党组织交纳纺纱3英两；
2．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被视为失职，而由他人递补；
3．凡忠实履行下列五抵制者，才有资格承担党内负责工作。即抵制洋布、政府法庭、
学校、封号、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
4．谴责政治暗杀行动，确定暴力行动有悖自治目的与非暴力原则。
全印国大党委员会讨论甘地的建议案时，老尼赫鲁和达斯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批评甘地
行动专制。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愤怒，在甘地正式提出第一个议案时，他们和一大批拥护
者退出会场。尽管决议案最后都获得多数通过，但由于自由派退出会议和老尼赫鲁、达斯在
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也大大影响了甘地贯彻这项议案的决心，从顾全大局的角度考虑，
最后甘地还是迁就自治派，比如纺纱的规定只作为任人选择的办法，等等。
甘地虽获得了这次挑战的胜利，但他深知这一胜利十分勉强。为了重振旗鼓，争取获得
更多的支持，他根据当时国内的各种离心倾向，如自治派与维持派的争吵，国大党与自由主
义分子的对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纷争，婆罗门与非婆罗门鸿沟的加深的现实状况，他准
备集中一年的时间，脚踏实地地推进建设性方案，致力于全民的团结工作，以迎接新的挑战。
1924年8月31日，甘地在孟买的豪华戏院演讲时全力推动建设性工作。他主张集中力
量从事土纺土织、印穆亲善、解救“贱民”三大工作，他认为这是“最起码”的团结方法。
9月11日他又在《青年印度》上著文强调团结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说，“我们的不合作
变成了互相的不合作，而不是对政府不合作。似此偏差，反足以帮助那我们要推翻的政府。
我们的不合作原是活泼的、积极的、非暴力的力量，用来抵制一种主要是基于暴力的统治制
度，不幸的是不合作从未成为积极的非暴方。我们仅以弱者的物质的非暴力为满足。我们既
未能以此推翻政府，政府乃乘势给我们以加倍反击。倘不及时振作，就有被摧毁的危险。”
“我亦如过去。坚信5项抵制原则。但我清楚看到，在全代会中的代表们尚且不能信守，故
推进的希望实很渺茫，在弥漫着不相信的气氛中，每一行动都被曲解或约束。当我们自个儿
唇枪舌剑私斗时，窥伺一旁的敌人已蓄势待发。因此我提出最低调的办法，以便能团结各党
派在同一目标之下努力，这是对内发展的工作，没有它，便不能发挥外在积极的政治力量。
我们一定要能进步地代表群众，他们没有接触政治，我们必须分担他们的痛苦，同情他们的
遭遇，了解他们的需要。”
甘地的呼吁引起极大反响，连最反对他的贝桑特夫人也在《青年印度）中发表声明：
“我准备支持甘地所提三条计划作为国大党的行动纲领，如国大党负责当局接受此议，我将
再加入国大党。”甘地重新赢得了人民和同志们的信任，被提名为下届国大党主席候选人。
甘地全力为印穆团结呼吁呐喊，但宗教感情与利益关系仍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教派仇杀
并未因甘地的呼吁而停止动作，反而在全国各地泛滥开来。其中尤以1924年9月科哈特地
区的仇杀最为剧烈。在这次暴力冲突中有155人被杀死，财产损失达数10万卢比。
甘地得知此事后非常不安，9月18日，甘地宣布他将在阿里兄弟的寓所绝食21天，在
这期间，他将只喝清水和盐水。他从德里发出如下声明：“最近发生的仇杀我不能忍受，尤
其对我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不能忍受，我的宗教告诉我，遇事困扰，不能解决就绝食祈祷，这
是受苦，也是自洁。”他想以此哀求两教派的人千万不要自相残杀，也希望各方领袖，包括
英方人士共同会商制止骚乱。
绝食期间，甘地没有停止工作，他躺在床上仍在为制止暴乱呕心沥血。这期间，他先后
写了了《神只有一个》、《我们的义务》、《不工作，不投票》、《论绝食》等数篇文章，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讨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和睦相处问题。
甘地誓死要捍卫团结的决心和诚意再一次令印度举国上下为之感动。朋友们和追随甘地
的各方人士都赶到德里，会商扑灭仇杀的各种途径。然而此路仍布满艰辛。9月26日，在
甘地绝食的第8天，老尼赫鲁主持了一个团结会议，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其中包括印度区
总主教维斯迭柯迭博士、贝桑特夫人、萧克·阿里、哈金、希伦达兰德、玛拉维亚及摩汉里
诸人。大会招待组由穆罕默德·阿里主持，开幕式以祈祷开始，与会各人按自己的宗教信仰
和崇拜方式一齐祈祷甘地长寿。27日，大会通过决议：对圣雄甘地此次绝食的原因深感忧
虑，并一致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原则，不论其属于何种宗教，不得破坏其宗教场所，亦
不得干涉其入教或转教，更不得有强迫其接受任何信仰、摧残他人的权力。大会向甘地保
证，决心竭尽全力贯彻此一原则，并谴责破坏此种原则的人。
大会授权主席亲自向甘地提出上项保证，并盼甘地即日打破绝食，使大家都能获得甘地
的合作，以阻遏日益蔓延全国的宗教仇杀。
28日，甘地给老尼赫鲁回信：“我请你向会议诸君保证，如我能为大会所愿，我必乐
为之。但我经一再思量，发现我仍不能打破绝食。我的宗教告诉我，为了有价值的目标而作
的诺言与誓言，是不能打破的，你知道我的生活规律，四十年如一日。”他希望与会各位将
决议案所显示的对甘地的爱化为坚强的工作，为团结而奋斗。
大会进行多日，通过不少议案，但气氛一直非常紧张，激烈的争执与互不相让随时可能
导致大会流产。幸亏国大党穆斯林领袖阿萨德的积极努力，大会才得以通过最重要的几个议
案。如争论较为激烈的第二议案也获通过。它规定：“为了报复或惩处而自行玩法，不仅是
违法之举，且亦违背宗教，因而所有争论，理应经过仲裁判决或甚至诉之于法。”由于甘地
的生命危在旦夕这一刻不容缓的形势，随着时日推进，大会的友好气氛渐趋浓厚。
10月9日，甘地绝食的最后一天。早晨4点，天空尚未破晓，人们便在这黎明前的黑
暗时分聚集在树影摇曳的草坪上早祷，甘地身披一袭黑毯，出现在星光下的早祷人群中。8
时，大批的访问人群陆续到来，正午前后，所有的领袖和朋友们都已聚齐，举行了停止绝食
的庄严仪式。仪式之后，甘地艰难地对阿里、哈金、阿萨德讲了几句话，意思是说他为了印
穆团结奋斗了30年，可是没有成功，他不知道神的意旨如何，但今天他要他们以生命担
保，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定要团结，不要冲突。得到肯定的保证后，医生拿上一杯橘子汁，
甘地接过来喝了，绝食便告终止。在场的人无比欢欣鼓舞，激动非常。
1924年10月25日，孟加拉省政府根据一项行政命令，在加尔各答及孟加拉省其他各
地大举非法搜查民房，其中大部分为国大党分支机构及党人住宅。加尔各答市长达斯的得力
助手鲍斯及自治派重要人物均遭逮捕，搜捕的理由是有人举报他们藏匿军火武器，但结果并
未搜出证物，警察仅带走了全部文件资料。
政府的挑衅行动，激起印度各地反抗高潮。群众举行了数百次集会，抗议政府的行动，
沙斯迭里、真纳等本来反对自治派主张的人也都一致谴责政府，甘地对此不义之举更是鲜明
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政府的挑战，使国大党内部分歧很快缩小。11月6日，甘地、达斯、老尼赫鲁紧急磋
商，发表了一项共同声明，表示共同谋求国大党各派的通力合作，团结各方力量共同对付政
府的高压。国大党也决定自即日起，除不用外国布外，其余不合作运动一律停止，以保证各
集团、党派共同行动，转而致力于四大中心工作，即手纺手织、服用土布、印穆团结、解除
“贱民”。所有参加中央及地方议会的自治派人士更当以此作为代表国大党的重要工作，自
定规则，自筹资金，全力推行。凡年龄未满18岁，未在执行党的工作或参加政治运动、党
的活动时着用土布衣服，或未月缴自纺土纱2000码，或因故未缴同额他人所纺土纱者，一
律不得充任党的各级委员会或分支机构的委员。
甘地与自治派达成协议后，开始积极努力，以使这一决议为12月的国大党年会认可。
这一时期，他不断在《青年印度》上撰文阐明自己这样做的意图，同时致力于各种组织工作。
12月26日，国大党第39届全代会由甘地主持如期举行，甘地希望在这次会议中，能
真正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大会的组织非常成功。这次会议对甘地、达斯、尼赫鲁协议予以批
准，党章第7条予以修改，即将月缴4安那改为缴土纺2000码为党费。印穆团结也得到特
别强调。在大会开幕辞中，甘地首先对英印政府的外交、内政严厉批判，他说：“这种压迫
乃是痼疾的象征。它的公式是欧洲人统治，亚洲人屈服。这有时比白人压迫黑人还要神
秘……。”接着，他提出了印度当前的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能够消除教派对立观念，选举应
该是普遍的民选而不是按宗教区分采取分别选举，任何的公职服务机会应该是不分性别与信
仰一律平等。但在教派对立观念尚未完全消除以前，少数教派对多数教派的疑惧是必须容忍
的，多数教派应发扬自我牺牲的精神。印度政治目标是“应该争取一个友善而相互依存的联
邦而不是独立的邦联”。
“在我看来，如果英国政府真乐意言行相符，帮助我们获得平等地位，则保留在不列颠
联邦之内，将是一次伟大胜利，所以我将为印度在帝国之内的自治而奋斗。但是如果由于英
国的错误而迫使我们不得不退出联邦时，则我将毫不迟疑地主张断绝对英国的关系。这问题
我们留待英国人去决定。”甘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充满信心，“作为一个国大党员，我愿意
国大党能维持完整。我主张暂停不合作运动，因为我看出我们全国的准备不够，但假如政府
无动于衷，一成不变，我决不能也不愿长此采取像现在的政策。不只是一种政策，而且是一
种信仰。不合作与非暴力乃是同一棵树上的分枝，同属非暴力抵抗的根本，是我的创造主。
非暴力抵抗是追求真理，神是真理，非暴力乃是引导我接近真理之光。自治也是真理的一部
分。”
大会后，甘地接受工作委员会授权，与达斯、尼赫鲁共同负责确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人
选提名。为达到团结目的，甘地有意改变其中维持派占多数的现象，他将代表维持派的拉贾
戈帕拉夏查理、帕迭尔、班克3人取消，而提名贾雅卡、阿雷、达斯、老尼赫鲁、奈都夫
人、穆罕默德·阿里、阿萨德，沙达·马迦罕、奈都博士为工作委员会成员。
甘地对自治派领袖的妥协，曾令维持派人士不满，他们认为甘地的协议即使不是背叛也
算是偏差。一些在自办的临时学校中就读的学生对此尤为疑惑，他们认为假如不合作运动停
止，他们就是最大的牺牲品。许多英方人士更是大肆渲染，认为这是甘地向自治派、暴力集
团的屈服。甘地表示，这是有意义的屈服，而不是对暴力集团的屈服。因为他不相信自治派
是属于暴力的政党。现在自治派面临困境，“在自治派需要声援的时候，如果我不挺身而
出，那是对国家的不忠实。”
事实上，甘地作出此种妥协也是出于对形势的更深层的考虑。甘地出狱后，进一步认识
到对自治党人让步的必要。因为结束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后，群众的失望情绪比甘地所预料的
更严重，作为甘地纲领的非暴力原则甚至遭到一些有权威的国大党人士的公开抨击。在国内
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提出革命的反帝方法来与甘地的主张抗衡。在某些省份恐怖活动具有极
大规模，警察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此种情况下，甘地认为对自治派实现让步能防止国大党
分裂，并阻止革命方法拥护者的地位加强。
从1925年起，在自治党人领导下的国大党把全部注意力首先集中于立法机关的工作。
自治党人按照他们的纲领性宣言，参加了立法机关，以便改变它们的性质，使其有利于争取
自治或结束它们。他们在立法机关的行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露帝国主义政策，但在印度
的殖民制度条件下，这两个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不仅如此，自治党内还越来越明显地表现
出同殖民当局妥协和把党变成一个宪法反对派的趋势。
自治党人在立法机关中未能实现他们提出的任务，党内某些集团又出现了与当局合作的
倾向，这两种情况大大动摇了自治党的威信和影响，在1926年举行的立法机关选举中，自
治党丧失了许多席位，其地位明显削弱了。加上殖民当局也坚决拒绝自治党领袖们想达成某
种协议的一切企图，结果是自治党人实际上放弃了立法机关的工作。正如莫提拉尔·尼赫鲁
和他的拥护者在1926年3月离开立法会议时的宣言中所说，自治党人试图和印度政府建立
合作，在2年半时间内一直试图促进实现改革，但是除了受辱外毫无收获。
1925年，甘地的主要活动是到各地旅行演讲，以推广他的建设性方案。上半年，他主
要旅行了卡提亚华、中印度、孟加拉、马拉巴特和特拉凡哥尔、马德拉斯，下半年则在比哈
尔省和联合省各地活胁。正像尼赫鲁所说的，甘地时常对他懒惰而人心涣散的人民进行教
育，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但他不是通过强迫命令和物质诱惑，而是用和蔼的表情，温柔的语
言，尤其是自己的榜样力量去打动他们，甘地苦行者的言行使他更容易与人民打成一片。
旅行中，甘地常走村串户，或深入城市贫民窟中，人民对于甘地这样一位当代圣贤，更
加狂热地崇拜，向他倾诉他们的疾苦。“贱民”们赤脚站在烈日下迎接甘地，他们告诉甘
地：“那边有清凉的水井，可是不准我们去汲水，我们又无钱掘井，只得使用牛喝水的
井。”甘地则安慰并引导他们：“我一定要让你们得到清凉的用水，但你们也不要再吃死牛
肉，你们不改正这种坏习惯，我自然还是和你们亲近，但不能使婆罗门教徒接近你们。”当
有的“贱民”躲在角落不敢当来、怕玷污了他时，他主动走近他们，打破他们的顾虑。他举
止亲切，平易近人，并与之娓娓而谈。可是对一些专门欺压百姓、为害乡里的江湖骗子，他
却毫不客气。他常利用机智戳穿他们骗人的把戏。有一次，甘地碰到一个自称会预测吉凶、
占卜未来的祭司，甘地就让他给自己算命，祭司知道甘地不好对付，谎称历法书没有带来，
甘地让人取来历法书，随手指着上面的几行字让祭司念出来，祭司只得承认他并不识字，算
命不过是他谋生的一种敲门砖而已。
1月8日，甘地出席卡西河瓦政治会议，在会上发表演讲，阐述土邦人民及王公应有的
责任。23日，甘地前往德里，主持全印各党代表会议，会中讨论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拟
定印穆团结方案及起草争取自治纲领。
3月底，甘地从脱拉瓦柯返回自己的家乡。4月底，他转往孟加拉省，这里工作的同志
出于对甘地的健康考虑，为他在旅行中安排了头等车厢，甘地极力反对：“假如我把自己包
在棉花包里，我的旅行将毫无意义。我必须尽可能像千千万万平民一样地生活，一样地旅
行。”
5月6日，甘地考察了孟加拉各地的乡村，他一路风尘仆仆，爬山涉水，实地考察了许
多地方。他对这里关注最多的是手纺手织问题，他为那里的乡村推广土布的成绩感到满意。
在甘地的莅临指导和影响下，孟加拉首先实现了国大党关于缴纱作党费的新党章，纺纱运动
蔚然成风，从贩夫走卒到高级知识分子，都对甘地的纺车运动极为拥戴。
应达斯的劝请，甘地曾在大吉岭休息了5天，各路新闻记者、甘地的崇拜者纷纷涌到那
里。甘地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高招，凡索要甘地的照片和签名者必须答应每天纺纱半小时，
同时保证穿着土布，他自然而然地把这里变成了推广土布运动的总部。
甘地在大吉岭的小住成了他与达斯这位斗士相处的最后日子。6月18日，甘地得知达
斯在大吉岭突然死亡的噩耗，才作过达斯上宾的甘地不胜悲恸。他当即打消阿萨密之行，返
回加尔各答参加葬礼。20日，甘地在自治派的机关报上发表悼文，题为《德希班多万
岁》，以祭奠这位同时代的名人。
7月16日，甘地参加自治派会议。会上，甘地提议由老尼赫鲁出面领导国大党，他准
备在9月间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正式提出这一建议。
甘地此举再次激起各地维持派的不满。本来上一年甘地与达斯签定协定，维持派就很不
满意，但碍于甘地情面，勉强同意。现在甘地又未和大家商量，就答应让老尼赫鲁出来领导
国大党，这使他的追随者大感恼火。他们质问甘地为什么不在国大党内另起炉灶，而偏要屈
服于自治派。甘地回答说他并不自命为领袖或者说自己有一个党，他必须适应多变的环境，
但不管怎么变，他的根本主张不会改变。他呼吁大家保持团结，尤其在即将召开的工作委员
会上更该如此。
1925年的国大党年会于12月26日在康坡举行。会前，甘地支持奈都夫人为下年度的
主席，获得当选。甘地认为，这是印度女性第一次荣任主席，是光荣，也是权利。
由于长年奔波劳苦，甘地的身体状况很差。康坡大会后，甘地决定遵医嘱回沙巴玛迭真
理学院静养。这期间，他除给《青年印度》撰稿外，开始撰写自传，经过连续3年的刊载，
写成《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一书。
1926年12月20日，甘地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又开始旅行演讲。这次旅行历时一年，
1927年上半年，他旅行孟加拉、比哈尔、中央省、马哈拉斯特拉、卡那达克等省邦；下半
年又旅行迈索尔、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等地，着重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
消“贱民”阶级、统一语言等问题。
这次旅行，甘地总与夫人形影不离。有一次出席科隆坡的欢迎会，有位听众写了张纸条
给甘地，问跟随他左右的是否他的母亲，甘地笑着点头。第二天，甘地出席又一次演讲会
时，听众中便有人问他，为何他的母亲不到。甘地幽默地答道：“昨晚有位先生，将她看成
我的母亲，对她或者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可以原谅的错误，而且是我们所欢迎的错误。我们
相互同意，她不作我的妻子已经40年了。将近40年前，家母弃世，以后她就代替了作我母
亲的责任。她是我的母亲、朋友、护士、厨子，为我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她不来
照顾我，我就不能吃早点出门，也不会有人替我料理身边的许多小事，所以我们双方取得一
个谅解，就是我享荣誉，她服劳役。”
1927年12月，国大党年会在马德拉斯举行，刚从欧洲回国的尼赫鲁在会上提出了一系
列激进的议案，如争取印度独立、印度加入国联反对帝国主义阵线等。甘地出席了国大党公
开会议，但他不参与政策的制定，这是自从自治派得势以后甘地在国大党中采用的一贯立
场。甘地虽然认为尼赫鲁的方案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暂时未作公开批评和反对，尼
赫鲁的议案一个个都获通过。
1928年初，甘地重返真理学院，不久，出席了在此开幕的国际基督教团契会。在这次
各国代表云集的大会上，甘地发表了他自己对宗教问题的看法，即：所有宗教都是真的；所
有宗教都有缺点；对所有宗教应一视同仁。
1月末，甘地在真理学院为其第3子拉摩达斯举行婚礼。婚礼移风易俗，堪称典范。婚
礼前，这对新人都绝食斋戒，并共同打扫牛栏，用水浇树，表示同心同德。婚礼上没有音
乐，也没有礼物，仅有的贺礼是新娘母亲送的一架纺车和甘地送的一部《薄伽梵歌》。新郎
新娘身着白色土布服，面对一堆篝火，携手共诵圣诗，聆听长辈教侮。甘地勉励他们要以梵
歌为指南，做到安贫乐道，立志为国服务。甘地在为这对新人祝福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1928年是印度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民族运动已走出低潮而日趋活跃。
无论是在产业工人、农民、中产阶级青年中间，抑或一般知识分子之中都是如此。
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七八年前成立的全印总工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有代表性的团
体，不仅会员增加，组织发展，而且思想上更激进，更富斗争性，罢工斗争已成为经常现象。
农民运动也起来了，佃农集会抗议的现象已是家常便饭。在古吉拉特，政府与农民之间
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原因是政府企图提高税收。萨达尔、瓦拉拜、帕迭尔领导的巴多里坚持
真理运动，使全印度刮目相看，巴多里变成了印度农民的希望、力量和胜利的象征。
1928年印度还有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青年运动的发展，到处都成立了青
年团，青年会议开始讨论当前迫切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且一般说来，它们倾向于彻底
改变现状。这一切变化预示着新的斗争高潮即将来临。
2月3日，西门调查团抵达印度。西门调查团由英国的主要政党即保守党、自由党和工
党代表组成，其使命是前来印度调查研究英国管理印度的效果，以便提出下一步改革的建
议。调查团准备从孟买到德里经加尔各答赴马德拉斯，最后到拉合尔。
调有团没有吸收任何一个印度社会人士参加，这样一个明显有背民族自决原则的代表团
的前来，极大地刺激了印度反帝斗争的情绪。
2月3日，西门调查团到达孟买时，人民用抗议性罢工迎接它。各大工业中心都打出了
“西门滚出去”的黑旗。见这阵势，西门调查团赶紧离开孟买，前往德里，在这里等着他们
的也是一片抗议之声。这帮人俨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面对愤怒的群众，他们宛如惊
弓之鸟，只能经常呆在旅馆里。
警察为挽回面子，拼命挥舞屠刀。国大党元老拉吉佩迭·雷在警察开枪镇压时临危不
惧，竟被殴打后致死。警察的暴行，使矛盾迅速激化。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也使各党各派重
归于好。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左派影响上升，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日趋发展，有些在很大程
度上使用了苏俄的暴力方式。
甘地反对群众用苏俄式的暴力手段进行斗争，而主张发扬其牺牲精神。他在《青年印
度》上称：我必须承认，我尚不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我只知道它取消私人财产制。这是将
不占有的道德观念用之于经济方面。假如人们自愿接受或经由和平手段劝其乐于接受此一方
式，当然是很好的，但就我所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主张使用暴力，而且采用没收私人
资本，由国家集体所有的制度。不过，不管怎样，在布尔什维克理想的背后，有无数男女为
之而作了纯洁的牺牲，这是受列宁所感召的牺牲，是不会徒劳无功的。
1928年5月，一个与西门调查团针锋相对的印度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老
尼赫鲁牵头，印度社会各党各派（如国大党、自由主义联盟、穆斯林联盟等）代表组成，旨
在回击那些认为印度领袖自己提不出一套宪制方针，需由英国代劳的论调。它力图制定出一
个能满足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需求的自治方案。7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很快提出一个草案，
主张采取全民普选制，成立印联政府，在大英帝国之内获得自治。这个报告的温和性质很合
甘地心意，他说：“我敢建议此一报告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而且处处站得稳。现在所需要的
就是大家对这份报告，再增加一点耐心，一点互重，一点互信，一点迁就。”报告经8月所
举行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又送交12月国大党加尔各答全委会讨论。这次全
委会上，国大党内代表保守与激进两种不同力量的尼赫鲁父子意见相左。尼赫鲁极力反对委
员会所起草的方案，老尼赫鲁则坚持。甘地采取折衷步骤，他提出，“如果本报告所拟宪
法，不能在1930年12月31日以前被英国国会通过，则国大党将不受该草案约束，恢复非
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劝大家完全接受这一报告。他说，“我并非对你们的目标浇冷水，独
立之火在我心中烧燃，烧热的程度并不低于国内任何一个人，但我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不
同。也许我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那时你们可以不听我的话，而将我抛弃，但现在我还要为
国家贡献余力。”
甘地的提议也遭到以尼赫鲁、鲍斯为首的代表的激烈反对，反对的关键在自治领地位问
题。他们认为如不脱离与英国的关系便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面对国大党领导层陷入重大分歧，甘地只得进一步让步，他答应将英国接受宪法的限期
由2年改为1年，同时准许独立派以国大党的名义宣布独立。尼赫鲁等人仍不满足，主张现
在就该宣布独立，甘地非常生气而予以坚决反对。他说：“你们可以嘴里高唱独立，……但
如果不是真心诚意，只是一味空喊毫无意义。如果你们不履行诺言，哪里会有独立。独立是
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而不是舞文弄墨可以办到的。”最后，大会通过了甘地的提案。
国大党全代会后，赞成自治领地位的国大党积极支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而对温和
派立场不满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在城市里组成“独立大同盟”。在许多省份，独立大同盟还与
当地的工农党进行了合作。
1928年12月，国大党全代会闭幕后，甘地加紧发动倡导抵制洋货与推行土布运动。
1929年1月1日，甘地在加尔各答亲自主持一家土布店的的开幕式。他规定凡购买土布满2
卢比的顾客，均可参加观礼，每一发票上均由甘地亲自签字。这一着很见效，当时就卖掉了
价值5000卢比的土布。甘地还规定，以后全国各地出售的土布，都必须盖上全印土布协会
的图章，并且标明价格。
正在这时，真理学院发生了几件“丑闻”，使甘地急忙从加尔各答返回学院。所谓丑闻
实际上是几起违反院规的事。一个是甘地的侄儿挪用公款和违反院规，私自储蓄了1万卢
比；二是甘地夫人接收了各地朋友送给她的约200卢比的礼物和4卢比的私人捐款；三是修
道院内一寡妇与一位孤儿院里长大而来校内定居的男子发生暧昧关系。甘地责令院方严肃惩
处，而且他本人亦为学院中发生的“罪恶”引咎自责。他还在《斯瓦拉吉》杂志上发表《我
的悲伤，我的耻辱》一文，对外宣布了全部事件始末，以此警醒世人。
1929年6月，甘地从报上得知他已被提名为下届国大党主席的候选人，他立即拒绝此
项提名，而推荐尼赫鲁。他的理由是自己的思想已赶不上所发生的形势，他与年轻一代存在
距离，在工作中应主动让贤退居后位。
虽然甘地已拒绝提名，但在各地选举中，仍有10个省提名甘地，另有3个省分别提名
帕迭尔与尼赫鲁。9月，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临时会议，甘地一定要尼赫鲁出任主席，
大会接受。甘地对这位久经铁窗考验的年轻人推崇备至，态度极为诚恳。他说，“有人担
心，权力由老一辈手中转移到年轻人手里，这不是好现象，我不担心。应该担忧的倒是，像
我这种麻痹状态的人还要握权，那才是可怕的现象。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曾私下问过
他是否挑得起这付重担。他的答复是‘既然是落在我的肩上，我也不畏缩’。就勇气来说，
他是足够的，难道我们担心他不爱国吗？有人指他太激动，可是在现在的时候，这种个性是
需要的。如果他富有战士般的冲动，他也不缺乏政治家的谨慎。由于爱护纪律，他虽在最尴
尬的时候，仍能表现出他的自制。无疑，他是一个不为环境所影响的最具远见的人。可是他
在关键之处，仍能谦虚、实际，并不冒进。他纯洁如水晶，真实而不容置疑，他是仁侠的骑
士，在他手里，国家是安全的。”
西门调查团遭致印度举国一致的抵抗，说明英国的计划如不顾及印度民意，一意孤行，
必遭破产。因而调查团回国后便建议工党首相麦克唐纳邀请英属印度和印度各土邦代表举行
一次会议，然后再作打算。这个建议为英国政府接受。欧文总督根据这一动向和印度国内正
在酝酿的革命形势，于1929年10月31日赶在国大党年会之前匆忙发布了一个声明，表示
他准备举行圆桌会议，以便能就印度宪制问题形成具体建议，提供国会讨论。同时声称“政
府认为1917年宣言中所暗示的印度宪治地位乃是自治领”。
总督的声明发布后，甘地等印度各方人士立即在德里举行了“领袖会议”。会议通过一
项联合宣言，表示有条件地接受总督的公告。条件是拟议中的圆桌会议的所有讨论应以印度
自治领的地位为基础。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方面，国大党应占优势。
欧文总督在印度所发表的声明，引起英国国内轩然大波。麦克唐纳首相随即发布声明予
以澄清。他说这并不是表示英国政府政策改变，也不是加速给印度自治领地位。
12月23日，欧文总督与甘地等各方面代表人士在德里的会谈照常进行，但是此时欧文
总督的口气也改变了，会谈无果而终。
发表于 @2004年03月17日 8:19 PM |评论 (0)
甘地传4
1918年11月，持续4年又4个多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这一
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印度历史进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
印度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印度人民来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一战”期间，英国从
印度征募了150多万士兵，其中70万人战死疆场，搜括了价值2亿多英镑的粮食、物资和
1亿英镑的军费。帝国主义的经济榨取和供应战争的双重压力使印度国库空虚，经济凋蔽，
民不聊生。战争期间因饥饿、瘟疫、流感死亡的人数就达1100万人。加上许多省份连年遭
灾，农民无法抵御任何灾害的侵袭。战争结束后英帝国主义者弹冠相庆，却没有采取任何手
段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印度人民与英殖民主义者民族矛盾尖锐激化，工人、农民和城市手
工业者愤然而起。1918年，全国开始掀起罢工浪潮，其中阿赫米达巴德、马德拉斯、孟
买、加尔各答等集中了印度大部分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城市都举行了罢工。战时一直没有平息
过的农民骚动有了新的高涨。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常常参与其中，成为革命斗争的新动力，表
明革命形势趋于成熟。
战争也加速了印度民族革命主观力量的成熟。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减少了对印度的商品倾
销，资本输出，增加了军事订货，还在印度实现保护关税，这些都客观上有利于印度民族经
济的发展。印度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也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而大大加强，工
业无产阶级队伍扩大。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在战争期间提出了自治要求，并利用战争之机推动
了自治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加紧了团结合作，1916年12月，国大党温和派和激进
派实现了统一，确立了激进派提拉克的领导地位。统一使国大党重新振作起来，成为领导全
印民族运动的中心，为战后革命斗争准备了条件。同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也第一次实现
了合作。在双方年会上，通过了共同制定的纲领勒克瑙协定，这是印度民族发展史上又一重
要事件。这个文件重申印度人民的斗争目标是实现自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要求，如
扩大立法会议权限，增加民选成员比例等。在立法会议和地方自治机构选举问题上，双方达
成的协议也包括在这个文件中。共同协定的通过意味着印度在实现民族大团结上迈进了重要
一步，象征着“团结的印度”的诞生，这为后来甘地支持哈里发运动，穆斯林积极参加不合
作运动奠定了基础。
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壮大和觉醒的同时，新的思想理论和斗争策略也初步形成。甘地把他
在南非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中发展起来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思想和非暴力抵抗的方法
带回印度并已开始在印度初试锋芒。他提出：对一切人，包括英国统治者在内都要爱；以自
苦和自我牺牲来感化别人，对武装斗争坚决反对。实现印度各阶层、各宗教的大团结，吸引
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参加坚持真理运动，以便壮大民族运动的力量，并使所有人在斗争中逐步
提高精神境界，增强自治、自助、自救能力，达到精神完善。“一战”后期，他领导的一系
列非暴力斗争——比哈尔三巴朗地区蓝靛农民反对种植园主压迫的斗争，古吉拉特阿赫米达
巴德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和凯达地区农民要求荒年减税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
他使国大党的影响第一次扩及偏远落后地区和下层人民之中。
同时，由于“一战”中大量印度劳工和士兵被派往国外，他们掌握了武器，开阔了眼
界，开始接触和了解世界，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影响，民众觉醒，斗争热情高涨。
这一切预示着印度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一场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
富有统治经验的英帝国对于印度内部的变化不可能熟视无睹。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它没有也不可能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战争期间，为缓和印度人民的反抗，安抚国大党，获得印度对战争的支持，1917年8
月20日，孟太古宣言曾答应战后在印度建立立宪责任政府，逐步实现自治。印度资产阶级
政党，无论国大党还是穆斯林联盟都以实际行动支持、关心英国的战争，并翘首盼望英国能
履行诺言。
然而当战争胜券在握，英国已渡过战争危机、需要兑现诺言的时候，它又使出了惯用的
两手。1918年7月，英国政府抛出了一个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和英国驻印度总督蔡姆
斯福特联合署名的关于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方案”，试图以小的让步为诱饵，平息国大党
的不满，并瓦解其阵线。该法案标榜将在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在大英帝国范围
内，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但其宗旨是在保持总督大权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印度搞
“双重政制”，即中央政府不变，在省一级一些次要部门，如卫生、教育等部门稍微扩大一
些印度上层分子在立法咨询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席位。
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方案通过后，国大党内部对该案反应不一，意见分歧十分尖
锐。以班纳吉为首的温和派兴高采烈，而激进派提拉克则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却是
个无用的报告。”贝桑特夫人也指出：“报告中提出的政治改革，值不得由英国提出，也不
值得印度支持。”国大党决定8月29日在孟买举行特别大会，讨论该项报告。班纳吉和提
拉克都写信，极盼甘地能出席国大党大会。
甘地此时卧病在床，不能参加拟议中的会议，但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对这两者的主
张都不尽赞同，他自己的主见是：“有条件地接受”，他给提拉克的答复是：“我们可以接
受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法案中的原则，但要清楚表明我们所希望修改的建议，并全力争取
此种建议实现。”“报告书中值得予以同情的考虑，不必整个拒绝。”
国大党大会如期在孟买举行，温和派人士班纳吉、巴素、玛桑达未出席大会。经过4天
讨论，大会作出决议，重申1916年12月在勒克瑙所举行的全印国大党与穆盟联席会议就自
治政府所通过决议的原则立场。同时明确宣告，“唯有获得在帝国之内的自治政府，方能满
足印度人民的愿望。”“大会深信印度人民适合负责政府，不满印度政府改革方案中所提出
的相反论断。”“本会对印度事务大臣与总督诚意谋求印度负责政府之新制，表示赞许。但
鉴于其中若干建议，对目前形势之若干发展有先入为主之嫌，深感整个建议令人失望且不满
足。”大会认为省与中央应同时改进，主张彻底修改国会由印度事务大臣管理的原则；财政
的自主应视为印度人民传统的权利；中央立法机构中之国务会议及伦敦印度评议会撤销等修
改意见。
与此同时，那些拒绝出席孟买特别大会的温和派人士于11月1日也在孟买举行会议，
由班纳吉任主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印度事务大臣与总督所提出的革新建议，同时
也提出了若干小的修改意见，还决定指定一委员会，选出代表，前往英国，唤起英国政治家
与英国公众支持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计划，从此大多数温和派领袖退出国大党，另外
成立了印度自由党联盟。
提拉克与贝桑特夫人已决定各自派自治代表团到英国，对抗那些反印宣传。为此，61
岁的提拉克不辞辛苦，在印度许多地方发表演讲，征集募捐，并于8月亲自率队赴英。
1918年12月，国大党的德里大会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大会一反惯例，没有通过“效忠
案”，通过的自决议案宣称“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民族自治原则应适用于所有进步的民
族。本会议认为英国国会及和会（——巴黎和会）应承认印度为一进步民族，应适用民族自
决原则”。大会请求英国政府答应让印度也像其他自治领土一样能选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
并特地选出提拉克、甘地、伊玛三人为国大党代表。
1919年是世界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也是印度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战争的结束并未给
人民带来和平，帝国主义的巴黎和会无视人民孜孜以求的世界和平、民族自决和自由民主要
求，却进行了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威尔逊的十四点允诺成为一纸空文，世界人
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首次高潮来临。东方殖民地、半殖
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经过十月革命后的红色苏俄与资本主义的革俞运动连成一片，猛烈冲击着
资本主义世界统治。
作为旧的世界秩序代表的英国在战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中国、印度、阿富汗、埃
及，乃至爱尔兰等都掀起了全民反英斗争。
在此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时，1919年的印度也进入了决定性的一年。随着新年的来
临，各阶层的不满与忿怒越来越按捺不住，预示着一场伟大斗争即将到来。
面对觉醒的人民，英国政府又在1919年2月抛出了野蛮的“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
定总督享有镇压之权，殖民当局可随时宣布戒严，不经起诉便可逮捕、搜查和监视任何一个
印度人，不加审讯就可判刑。警察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这样一个法律，在19
世纪还可能维持，但在20世纪初，它注定将引起印度人民的强烈反抗。
该法提出时，甘地正在阿赫米达巴德养病。当从报上偶然得悉这一消息时，他大为震
惊。在此之前，甘地对英国政府满怀信任，在一些大的问题上都予以合作。无论是1899年
的英布战争，还是1906年的南非祖鲁人的反英斗争，他都曾派印度人冒着枪林弹雨去支持
英国，“一战”中他去效忠帝国，为此差点丢了性命。他做这些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以
自己对大英帝国的爱心与忠心来感化英国政治领导人，使其能在战后给印度自治权。所以即
便1918年的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法案没有满足印度自治的要求，他对英国还是抱着
幻想，主张予以接受。但是“罗拉特法案”的提出大大伤害了甘地的感情，动摇了他对大英
帝国的信念。为此，甘地曾多夜不眠，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认为，反击这一法案义不容
辞。尽管当时甘地因病卧床，他还是强支病体，立刻行动起来，他在真理学院召开了一次小
型会议，参加者有帕泰尔、奈都夫人等20人。甘地当场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请到
会代表签名发表，其中指出：“罗拉特法案是不公正的，它违背了自由主义原则，破坏了个
人的基本人权，而公道、正义与人权乃是社会国家赖以维持安全的基础。我们郑重宣誓：假
如上项法案成为法律，除非撤回，我们将拒绝服从这些法律及即将成立的委员会认定的其他
法律。我们更愿指出：在此一斗争中，将忠实服务真理，决不对生命、人身，财产使用暴
力。”
为推动这一运动，甘地在孟买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协会，并被选为主席，半个月时
间，协会征集了1200人在非暴力抵抗运动宣言上签名。以后各地开始举行群众大会，积极
响应，签名人数急剧增加，最后，甘地将签名誓约通过报界公诸于众。
印度各阶层对甘地的呼吁积极响应，群众大会、示威游行与罢工连绵不断，抗议之声不
绝于耳，而政府实现其建议的决心也日见坚决。甘地参加了帝国立法议会对罗拉特法案进行
的最后一轮讨论。当时一些反对罗拉特法案的印度藉议员曾作过激烈而雄辩的演说，可是无
济于事，政府主意已定，一切不过形式而已。结果，帝国立法会议不顾全体印藉民选议员的
反对，强行通过罗拉特法案。
事后，甘地多次向总督呼吁，致信交涉，并声称如果不采取补救措施，他将采取非暴力
抵抗，政府仍无动于衷。甘地认为现在他唯一所能做的只有发动非暴力运动这条路了。为了
壮大声势，他拖着病弱的身子，应邀前往马德拉斯及南印度各地作旅行演讲。当时，甘地身
体虚弱得站不起来，甚至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讲话的时间稍长一点就会浑身颤抖，脉膊异
常，但他毅然坚持长途旅行，到处呼吁呐喊。在那里，甘地结识了国大党著名活动家拉贾戈
帕拉戛查理。不过当时除了举行公众集会外，甘地尚无进一步计划。
3月18日，罗拉特法正式对外公布成为法律，当晚，甘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据他
自己说，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从梦中得到启示，那就是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市，让人民在
那一天停止工作，绝食，祈祷。
甘地的计划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于是，他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
期最初定在3月30日，后来又改到4月6日。
3月23日，甘地呼吁印度国民不分男女，全体动员，用非暴力抵抗罗拉特法案。他
说：“我曾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说过，非暴力抵抗主要的是宗教运动。它是一种自洁与自苦的
历程。是以自苦的方式寻求改革或解除痛苦。因此我提议，以1919年第2号法案通过的第
2个星期天作为我们共守的国耻祈祷日。为使大家能有效地表达我们的哀痛，我提议大家要
做到：第一，从头一天最后一次进食后，所有成人均应绝食24小时，除非基于宗教或健康
原因不能绝食；第二，所有工作除公共利益所必需者外应一律停止；第三，全印各地举行群
众大会，包括村庄在内。
24日，甘地又前往坦均爵发表演讲，由于他心脏衰弱，不能念完讲稿，但他还是成功
地向人们传递了反抗的信号。3月30日，因为改期的消息未能及时到达，德里提早发起了
总罢市。总罢市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时遭到警察弹压，死伤多人。面对军警的刺刀，雅
利安社的著名领袖希阑达拉德身着僧袍，走在队伍前列，他的大义凛然感染了游行队伍，震
撼了全印度。同一天，阿姆利则、拉哈尔、木尔坦、贾朗达尔、纳卡尔和阿赫米达巴德都举
行了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印度各地，尤其旁遮普的抗议运动在3月30日以后仍在继续。
4月6日，印度全国性的反罗拉特法运动开始，全印人民不分宗教、种姓和其他各种区
分，达到惊人的团结。革命发动时，甘地已应班克之邀到了孟买，6日清晨，甘地率数千群
众步行到海边沐浴祈祷，然后结队游行，队伍中有少数妇女儿童，也有不少穆斯林。甘地当
天发表了几次演讲，他称赞德里的斗争，以鼓舞士气。他说：“这是一次了不得的事件，群
众遭弹压，仍能相当地控制情绪。有4万人举行集会，它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光荣。我曾一再
强调，参加反罗拉特法运动的人，一定要能自制、和平，但我却没有说不要牺牲。……
在德里的斗争中，已有4名穆斯林和5名印度教徒遇难，24人失踪，13人重伤住院，
对非暴力抵抗运动来说，这不是坏的开始。”
孟买的总罢市由于精心准备和甘地亲自指挥而相当成功，其方式是选择那些最不得人心
的法律，实施不服从。如甘地建议人民无视盐税法，在各人家里，用海水制盐。销售禁书，
并以甘地著译的两本书《印度自治》与《给那最后的一个》（鲁斯金同名书的古吉拉特文译
本）为主。出售禁书一则可以坚定人们不服从的决心，同时还可以借以筹集不服从运动的经
费。甘地和奈都夫人亲自用车兜售，人们冒着入狱的风险，不惜重金，将这些禁书抢购一
空。甘地还亲自主编非法刊物《非暴力抵抗》杂志，每周一上午准时出版，以破坏出版法。
7日晚，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和阿姆利则，8日到马都拉的时候，他便风闻自己可能被
捕，但他不为所动，继续前往。火车进入巴尔瓦尔站后，甘地果然受到警察拘捕，并被押上
一节三等车厢，尔后被带到马都拉警察局的拘捕所。次日凌晨4点，甘地又被秘密押上开往
孟买的一列货车。中午时分，在沙威·马渡坡下车。这次甘地被押上头等车厢，还受到礼
遇。新接替押送甘地的警官在一旁喋喋不休，其意思不过是想说服甘地，放弃去旁遮普而前
往孟买。甘地明确表示他不服从，警官也无可奈何，4月11日，车抵孟买，看守告诉甘
地：“你现在恢复自由了。”
甘地被捕的消息，引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与当局的矛盾尖锐激化，局势很难控
制。甘地下车后立即坐车前往白敦尼。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一见甘地露面便欣喜若狂，他们马
上组成游行队伍，高呼“祖国万岁”、“上帝至上”。当游行队伍走近克劳斯福特市场时，
一大队骑警挡住去路，警官下令驱散群众，顷刻间砖头乱飞，刀枪狂舞，游行队伍很快被冲
散，有的被刺倒在地遭到践踏，有的被人挤伤，骑士和民众在疯狂的混乱中乱成一团。
游行队伍被驱散后，甘地驱车前往警察局控诉警察的暴行。
当甘地向局长描述事件经过情形时，局长强词夺理。他说：“我不让游行队伍向要塞前
进，是为了避免发生骚乱。人们不听劝告，我只好下令骑警驱散群众。”
“可是也没有必要派骑警去镇压，那结果你当然知道。”甘地争辩道。
局长辩护说：“我们当警官的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张对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采
取断然措施，局面会发展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我们不怀疑你的动机，可是人们不会懂得
你的意图，他们好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同意，人民的天性不是凶暴而是和平的。”
一场唇枪舌战之后，警察局长最后说：“如果你确知人们已不听你那一套，你将怎么办
呢？”
“如果我确信情况真是如此，我就要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我可以向你保证，凡
是我发现我有责任的地方我一定负责。”
走出了行政官署，甘地立即前往乔巴蒂海滩上对群众发表演讲，目的是要制止任何暴力
行动。在那里，甘地详细说明了非暴力的责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他谴责一些人在运动中
缺乏自制，制造了骚动和不安，认为这不是非暴力抵抗，这比反抵抗还要有害。凡参加了非
暴力抵抗的，就不容再有任何使用暴力的行动，即使是拿一块石子去伤害他人也不可以。他
说：“非暴力抵抗本来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抵抗者要坚守非暴力原则。”
4月6日后一周内，印度各地都发生了空前的革命运动，警察采取镇压手段，愤怒的群
众往往并不遵循甘地的非暴力信条，而采取暴力反击，流血冲突不断，甘地为此深感不安。
4月11日，阿赫米达巴德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并开始出现暴力行动，警察镇压。4月
12日，警察局宣布全城实行军管。甘地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那里，协助当局控制局
势。他在真理学院附近召集群众大会，责难那些采取暴动的人，宣称：“如果通过暴力能获
取自治，不择手段屠杀英国人可以解除压迫，那我宁可不要自治而继续受人压迫。”
甘地的演讲发生了效力，阿赫米达巴德暴力斗争终于在4月14日停止。
然而殖民当局已将刺刀提上日程，并不以甘地的意志为转移。4月10日清晨，英国当
局将旁遮普的著名政治家赛福汀·克鲁齐和萨提亚帕尔两位博士未加审讯便逐出阿姆利则。
阿姆利则全城沸腾，当日早晨，3万人在市政府门前广场集会，抗议政府的行为。当和平游
行队伍走至铁路交叉道处，宪警开枪镇压，打死打伤群众数人，引起暴动。愤怒的群众打死
6名英国人，放火焚烧银行，破坏市政府大楼，割断电话线。直到大批军队进入城里，才恢
复秩序。4月11日晚，狄耶将军率部抵达阿姆利则，准备血腥镇压。
4月13日，当2万多群众正聚集在四面都是高墙，只有狭小出口的广场上静听演讲
时，狄耶将军率部队来到这里。他们占据四周高墙，阻住广场出口，未经任何警告便对群众
开枪射击，先是朝人群密集的讲坛附近射击，继而向人群拥挤逃生的隘口猛扫。子弹打完
后，这些人整队开走。这次暴行酿成1200人死亡、3600人受伤的惨案。这就是骇人听闻的
“阿姆利则惨案”。
然而暴行还在上演，白色恐怖笼罩印度各地，而在旁遮普最为露骨。4月13日，旁遮
普省的副省督要求印度总督批准将一切罪犯用军法制裁，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其中包括
500多名学生和教授。枪击、绞杀、空中轰炸，严刑酷罚，令人毛骨悚然。直到好几个月
后，这里发生的事才陆续被外人知晓。
“阿姆利则惨案”和旁遮普暴行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怒情绪，把人民的反英斗争推向高
潮。反英斗争从旁遮普扩大到50多个城市、地区，在一些城镇和农村甚至举行了武装暴
动，旁遮普的农民运动尤为激烈。
甘地对政府的高压措施感到震惊，但对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暴力行动尤感不安，他认为自
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应该在人民准备未成熟之前就发动非暴力抵抗。他不断向人民解释
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的重要性，并在孟买组成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传队。当时
人民正在无比激愤之中，根本听不进甘地的那一套思想，因而甘地又在4月18日决定暂时
停止非暴力运动，并号召大家协助政府恢复秩序，平息动乱。
4月2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要求调查“阿姆利则惨案”，并敦促甘地要不顾一切后
果立即赶赴旁遮普。甘地写信并电请总督准其前往，但未获准。甘地担心如执意前往，必将
遭致逮捕，从而引起事态恶化。于是他思虑再三，决定暂不前往。
全印各地对政府在旁遮普的残忍高压感到愤怒。诗哲泰戈尔退回了政府颁发的勋章，并
于5月30日致信总督，对政府恶行加以谴责。国大党中央委员会6月8日在阿拉哈巴德开
会，要求彻底调查旁遮普戒严期间的暴行，并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7月，当夏丹拉、老
尼赫鲁、玛拉维亚等人前往旁遮普调查时，印度政府也指派以亨特法官为主席的官方调查委
员会，国大党对政府方面指派调查委员会极为不满，并提出抗议。
甘地不能前往旁遮普，只能听任旁遮普当局迫害人民的消息一个个传来。《孟买纪事
报》主编贺里曼因著文谴责当局被调回伦敦，报纸因此被停刊。由于经营该报的另3位董事
居瓦卡达斯、苏巴里、班克还掌握着《青年印度》，他们建议甘地担负《青年印度》的主编
职务，为了弥补《孟买纪事报》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年印度》改为双周刊。甘地欣然接
受这一建议，因为他回国以来一直想有块阵地来宣传他的非暴力主义的真谛，现在更希望有
个机会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主持公道。甘地的一个朋友把自己主办的古吉拉特文《新生活》
月刊也交给甘地处理。
这两份刊物在甘地的主持下行销很广，对甘地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建立同民众的沟通起
了很大作用。
甘地赴旁遮普的请求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总督批准，他于1919年10月17日到那里，
受到了旁遮普人民热烈的欢迎。
甘地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和同志们一致坚决抵制官方调查委员会，并成立了一个
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大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老尼赫鲁、奇·兰·达斯、阿巴
斯、铁布、姆·勒·贾亚卡和甘地本人都是调查委员会成员，甘地负主要责任。调查过程中
甘地同旁遮普人民有了密切接触和了解，也发现了很多怵目惊心的事实。
在旁遮普的工作开始不久，甘地便应穆斯林领袖哈金·阿吉布·罕与萧克·阿里之邀前
往德里主持11月24日召开的全印哈里发印穆联席会议，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甘地第一次
使用了“不合作”一词。当时穆斯林领袖与甘地正讨论如何有效抵制英国的问题。甘地想
到，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非暴力，但又和政府在各方面保持合作，那么有效抵制将
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只有停止与政府的合作，才能对政府进行真正的抵抗。于是，他提
出：“如果英国当局拒不考虑穆斯林的要求，就号召穆斯林完全撤销与政府的合作，印度教
徒将支持这一行动。”“进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并不一定要保持
政府的封号和荣誉，或者继续为政府服务。如果政府竟然在像哈里发这些重要的问题上背弃
了我们，我们除了不合作外，没有别的办法。”不过，当时甘地未对不合作作进一步的解
释，他本人对其含义也不甚清楚，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具体考虑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
骤。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年会特意选在发生轰动惨案的阿姆利则举行。为缓解紧张局
势，英国政府赶在国大党年会前夕于1919年12月24日通过了孟太古—蔡姆斯福德改革
法，作为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的基础。正式颁行的法律规定，英属印度的立法权由总督和两
院（国务会议和立法会议）组成的立法机关行使。改革后的国务会议，省立法会议、各省省
长、各行政机构分别由总督指派和选举产生两种代表构成。这就是所谓“双头政治”。其
实，这种双头政治对英国政府的根本权力毫无触动。英国政府还作出姿态，将戒严期间被关
进监狱的国大党领袖放了出来。阿里兄弟是在大会开幕时才获释。
阿姆利则会议是国大党领袖云集的一次盛会。提拉克结束了他在英国的工作参加了会
议，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出席国大党年会。
甘地出席了这次盛会，他认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参加国大党的年会。在此之前，他虽出
席过几届年会，但他的发言多限于提出一些建设性主张，如提倡国语，宣传土布精神和提出
南非问题决议案。出席会议也只是为了表示对国大党的忠诚。国大党多数政治家除了对他在
南非的斗争表示崇敬外，并未对他特别注意。在这次会议上，甘地表现突出，他与那些久经
考验、经验丰富、声望卓著的政治家们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甘地提出对旁遮普与古吉拉特人民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议案。他认为，真真实实地表现
做人气魄，是虽在枪林弹雨中却仍不加报复，长期做到以德报怨，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
因此他提议对“暴民”予以谴责。
提拉克本来对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就多有异议，对他要求谴责人民的法案内心也是反对
的，但是提拉克出人意外地没有阻止这一决议通过。但当甘地就改革法案决议发言时，遭到
强烈反对。
关于改革法案的决议文，系达斯起草，提拉克附议，经提案委员会通过。达斯、提拉克
反对新近颁行的改革方案，他们在决议文中称该法“不切实际、不合需要、令人失望”，甘
地则主张法案决议文应以政府对人民的合作为基础，予以相等的合作，所以甘地和玛拉维亚
一样主张对原决议案进行修正，去掉“令人失望”的说法，并建议应以合作的态度接受改革
法案。提拉克、达斯、贝桑特夫人坚决反对甘地的修正案。
双方意见尖锐冲突，相持不下，以致甘地甚至产生退会的想法。为维护团结大局，大会
提出一个折衷意见，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和解，此后通过的决议案实际上是折衷意见，决议
案称：
1．本会重申去年谋求充分负责政府的宣言，反对一切相反的结论。
2．依德里年会所通过的决议，衡量宪政改革，认为它不切实际，不合需要，令人失望。
3．至盼英国国会本着民族自决原则，早日在印度采取一切可能步骤，建立充分负责政府。
4．相信有关人士当可实践改革，加速充分负责政府之建立，实属可能。
阿姆利则大会还通过其他各种问题的议案50多种，如主张复兴手纺手织的土布决议，
推定一委员会，修订并起草新党章。由于旁遮普事件的正式调查报告尚未提出，大会未对旁
遮普问题作出重大决定。但呼吁印度政府国防大臣在法律制裁之前应解除狄耶将军的职务，
并认为印度政府与旁遮普省政府对未及时公布惨案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立即解除旁
遮普省督奥德维爵士的陆军委员职务，并调走总督。会中还决定指定一委员会，负责拟定一
项纪念殉难者的办法并募集基金修纪念馆。
穆斯林联盟、哈里发委员会等同时也在阿姆利则开会。穆盟除通过决议抗议阿姆利则惨
案，反对对土耳其的瓜分外，还就改革法案问题通过了一项与国大党精神相同的决议。
温和派或自由派人士拒绝出席国大党年会，他们自行在加尔各答举行会议，等着贯彻英
皇新颁法案。
虽然甘地同国大党老一代领导人的初次正面交锋遭到激烈反对，但他获得了在国大党内
开展政治活动的经验教训。他也看出普通代表对他极为欢迎，而且他自己在旁遮普的调查工
作、在南非公众工作中锻炼出来的组织能力及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国大党元老如提拉克、达
斯、老尼赫鲁的赏识和信任，他因此对前途充满信心。
会后甘地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致力于一些实际工作，其一就是继续调查旁遮普事
件。他在经过详细调查，严格考证核实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无懈可击的报告书。报告书以无
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英国殖民当局在旁遮普所作的种种惨无人道、卑劣无比的行径。这份报
告于3月25日公布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为纪念阿姆利则大惨案募
捐。为此甘地到处游说，为筹建纪念馆募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第三，负责修改党章。
国大党的党章是很久以前戈克利起草的，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显然已不能适应需要，过去历
次年会都提出过修改党章的问题，但没有人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甘地早对国大党的组织形式
颇为不满，他发现国大党年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这个时
期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国大党大会也是非常臃肿，软弱涣散，脱离群众，大会对代表人数
毫无限制，对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未规定。甘地认为限制和清除这种种弊端实在刻不容缓，因
此他在大会上自告奋勇地接下了修改党章的工作，并以高度责任感开始了这项艰苦细致却意
义深远的工作。他起草的新党章以后在国大党那普尔年会上通过。
1920年年初到年中，印度政治局势的发展，使甘地的反帝立场进一步发生变化，其中
一个重大事件是英国对哈里发问题的态度。
早在大战期间，印度穆斯林为维护哈里发的地位，强烈要求英国在与土耳其签约时，为
土耳其保留伊斯兰教圣地和阿拉伯属地，不要损害土耳其苏丹——哈里发的地位。英国首相
在战时也曾允诺这些要求，但酝酿和约的情况表明，英国当局同样不打算实现这个诺言，这
使印度穆斯林大为震惊。在1918年穆斯林联盟年会上，已有人要求穆斯林立即行动起来为
维护哈里发地位而斗争。1919年孟买的穆斯林首先建立了“哈里发委员会”，领导人是阿
里兄弟，这一运动得到许多地区赞同。甘地认为这正是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合作的好机
会，并想因势利导，将其纳入反英民族斗争之中，所以甘地对哈里发委员会及其领导的运动
予以全力支持。同年11月在德里召开的全印度第一次哈里发会议，决定采取坚决行动向英
国当局施加压力，要它考虑穆斯林的要求，还有人提出在必要时对英国当局展开圣战。甘地
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首次提出了“不合作”思想。这次会议也根据甘地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专门
委员会具体考虑在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骤。
1920年年初，对土耳其和平条款中提议剥夺土耳其苏丹兼任哈里发（伊斯兰教教皇）
的权利，穆斯林认为这是反对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背弃了英国政府的诺言，极为愤怒。
1920年1月，当时穆斯林联盟已派代表团前往总督府请愿，其中有后来著名的国大党穆斯
林领袖阿萨德。请愿毫无效果，他们又决定由阿里率团赴英请愿。但在如何采取有效压力问
题上，领袖们始终找不到办法。甘地应穆斯林领袖之邀赶赴德里，共商对策，经过长达3小
时讨论后，甘地提出了一项详细办法。此后甘地又多次与哈里发运动领导人研究磋商。
3月10日，甘地在一篇历史性讲话里，对外宣布了他的行动计划，“如果要求不被答
应，怎么办？野蛮的方法便是战争，公开的或秘密的。此一方法应不予考虑。只看其不切实
际便可知道。假如我能劝说每一个人，相信这不是好的办法，那么我们就能更快地达到合法
的目的。个人或一个民族，若能拥有扬弃暴力的力量，其力量必是最纯洁有效而且不可抵
御……不合作乃是我们唯一可循之途，这是最纯洁、最有效、而且绝对不假暴力的方法。当
合作变成了屈辱或损及人所信奉的宗教情操，则不合作乃成为义务。……我们可以从最高或
最低的地方开始，凡拥有荣誉、职位或奖金的人，应立即退还，在政府中充当仆役的也当辞
工。但不合作不适用于私人性质的个人职务。我不同意去威胁那些不愿采取不合作主义的
人，唯有志愿的撤回，才能证明大众的情绪与不满。至于建议士兵脱离部队这一点，时机尚
未成熟，这是最后的一步而不是最早的一步。当总督、国务大臣及首相皆不理会我们时，我
们就有理由采取这一步。撤回合作的每一步骤，都需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必须缓缓进行，一
定要在高昂的情绪中保有自制。”
路易·乔治在3月17日接见阿里代表团时拒绝了穆斯林的要求，印度穆斯林立即作出
激烈反应，他们决定以3月19日为国耻日，在这一天他们将举行绝食、祈祷。
3月19日即国耻日这一天，甘地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议案。议案分四部分，第一部
分包括一项抗议与一项祈祷。抗议英国对哈里发问题采取的暴力与不负责任的立场，希望英
国的部长和政治家能同情印度穆斯林的宗教热忱，求得光荣的解决。第二部分是警告有关方
面，假如解决的结果完全相反，则印度极可能全部撤回对政府的合作；第三部分是正告国
人，不得作任何煽动暴力的演讲和行为。决议案中最后是穆斯林的一条保留意见，如果非暴
力不合作运动失败，为了实现正义，他们将采取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一切手段。
5月14日，印度官方报号外公布了协约国瓜分土耳其领土与伊斯兰圣地的和平条款。
同时，亨特委员会的调查书也于5月28日通过，该调查书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满纸胡
言。这两件事给甘地当头一棒，使甘地真正认识到英国当局不但根本无意兑现战时谎言，而
且蓄意侮辱印度人民的感情，“再不配享有印度人民的好感与合作。”
这两件事也等于在民怨沸腾的印度火上浇油，大大激发了印度人民同英殖民者的矛盾。
甘地审时度势，决定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推动反英斗争的发展。
5月28日，哈里发委员会在孟买通过了甘地所提的不合作运动方案。5月30日，国大
党中央委员会在贝那勒斯召开，甘地主张：为了抗议对土耳其的和平条款以及亨特报告书所
宣布的政府对旁遮普事件的决定，国大党应立即通过不合作运动方案。但国大党中央委员会
认为这与阿姆利则会议所通过的原决议精神不符，且在国人尚未能明察全部情况之前似乎不
宜立即有所行动，因而一致决议，年内另于加尔各答召开一次特别全体会议，讨论甘地的建
议。
6月1日，印穆两教300多代表集会，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沙甫诺、秦塔玛里等人
出席，贝桑特夫人试图劝阻在场的代表不要参加不合作运动，但代表们不置可否。大会未获
具体结论，但甘地借此已了解民心所向，他已不能再等国大党作最后决定。
6月9日，全印哈里发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德举行，一致重申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原则，同
时还指定一执行委员会草拟各项行动细则，并决定给总督一个月的时限，过此则在甘地领导
下发动运动。
6月22日，甘地再次上书总督，希望总督纠正在哈里发问题上的错误，但毫无结果。7
月7日，不合作委员会颁布行动方案，其中包括退回封号、辞去荣誉职位、抵制学校与学院
以及拒绝法院诉讼与退出立法会议、推进土布运动等。
8月1日，在被定为不合作运动发动之日，20年代印度政治舞台上最具声望的国大党领
袖提拉克逝世。提拉克是印度伟大的民族英雄，早在1895年他就首先提出自治口号，一直
是国大党激进派领袖，1905～1908年印度民族斗争的实际领导人。在1915年温和派领袖戈
克利去世后，开始了国大党历史上的提拉克时代，在他的努力下，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终于
携手合作，为印度民族革命高潮的来临准备了基础。提拉克的死使印度全国陷入空前的悲哀
之中，甘地闻讯悲恸万分。这天早上，甘地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小尼赫鲁）立即从信德
省赶往孟买，加入了万人参加的送葬礼，在万民悲咽声中，提拉克的遗骨在薄暮浓雾中火化。
提拉克的死给甘地巨大打击，甘地在《青年印度》中写道：“我最坚强的堡垒垮了，提
拉克已不在了，我很难相信他已经死了，他是人民这么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人能
像提拉克这样获得群众支持，他受同胞的爱是无可比拟的。他无疑是人民的偶像。他的话是
千万人的法律，我们中间的巨人已经长眠不起，再也听不见他狮子般的吼声。”
提拉克之后，谁将领导印度？在人民的企盼中，甘地开始了他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1920年8月1日，甘地写信给总督蔡姆斯福德爵士，退还英皇授予他的勋章，并表明
自己将不再敬爱一个“无耻、不道德、不讲理”的政府，发出了不合作运动的讯号。
总督对甘地此举大光其火。他指责不合作运动为“最无用的”、“设计恶劣的”、“内
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形容整个运动是一切方案中最愚笨的，企图以此挫败
甘地的信念。
甘地随即予以回敬。他说：“不幸得很，就在阁下的讥讽侮骂中，此一运动将渐次扩
大，亦如政府之高压即将来临，任何一项伟大的运动都可能打消，但决非暴怒、忽视或辱骂
其创始人所能奏效，我乃注意行动之人，又是不合作委员会之一员，负责领导此一运动足见
它不是空洞的，它也不会不切实际，只要人民响应。”
不合作主张一开始在国大党多数政治家中也得不到支持。批评、怀疑、责难来自四面八
方。有人怀疑非暴力不合作将导致暴力，认为群众一旦被广泛发动起来，要控制在非暴力范
围内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完全的不合作没有必要，殖民当局已宣布实现改革，虽然不能令
人满意，也算是多年斗争的结果，实现不合作等于前功尽弃。还有人对不合作计划中包括的
各种抵制能否行得通表示怀疑，等等。
为了廓清误解，让其主张深入人心，甘地通过他主办的《青年印度》及《新生活》杂
志，大力宣传不合作运动的真义，从各方面阐述不合作运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青年印
度》当时的发行量已由2500份上升到40000份，甘地的宣传自然在各阶层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撰写文章外，甘地经常采取的另一手段就是到各地旅行演讲。这一次，他同萧
克·阿里及其他穆斯林领袖分别赶赴旁遮普、信德、马德拉斯各地。甘地赤裸双脚，身缠土
布，鼻端架着钢架眼镜，出现在偏僻落后的山村、人群密集的都市或三等车的车厢里，无论
路途多么遥远，也不论是刮风下雨，他从不停止演讲。其实他不仅仅是用他的语言、思想，
而且是在用他的赤诚忠心和整个人格力量在从事宣传群众的工作，在饥馑肆虐的印度，在宗
教影响无所不及的印度，甘地苦行者的形象及其惯常使用的宗教语言与仪式赢得了那些衣不
蔽体、食不裹腹却崇拜偶像的人们的狂热拥护，人们把他作为印度的先知和神明加以顶礼膜
拜，这是国大党其他著名领袖望尘莫及的。
为了让国大党接受他的不合作方案，甘地没有坐等国大党特别会议讨论通过后再采取行
动，而是先开展运动，以便充分显示效果。由于他注意宣传和组织群众，运动开展后得到积
极的响应。在信德、旁遮普、古吉拉特、联合省、比哈尔、孟买、孟加拉、马德拉斯等地，
运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
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国大党领导机构不可能再坐等旁观，而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国大党特别大会于1920年9月4日～9日在加尔各答举行，这次会议是新旧力量的一
次激烈的斗争，出席代表5800多人，几乎包括所有国大党著名领导人，如贝桑特夫人、玛
拉维亚、老尼赫鲁、达斯等。甘地前去参加会议时，见这阵势，也不免有些惶恐，对于他正
在开展的运动能否得到通过没有把握。他回忆说：“我像是处在茫茫大海中，不知谁将支持
谁将反对，……我只看到众多老将都都已出席会议。”
会前，国大党政治家中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准备联合反对甘地的不合作计划，其代表人
物有老尼赫鲁、达斯、贝桑特夫人等。甘地在会上提出了他在旅途中起草的不合作运动决议
案，尽管有贝桑特夫人等始终公开强烈地反对甘地意见，但会议结果却令人满意，甘地的不
合作运动案分别以144∶132和1855∶873在提案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通过。
这主要是因为甘地的不合作计划有许多支持者。一是来自各省的普通代表，他们多属资
产阶级下层，即普通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二是受甘地影响最直接的和原来政治上不
太发展的地区的代表，如哈里发运动最早发动的联合省、阿姆利则惨案发生的旁遮普、甘地
领导过坚持真理运动的比哈尔与孟买省内古吉拉特的代表，他们投甘地票最多。三是孟加
拉、孟买地区的资产阶级代表。四是国大党内的穆斯林代表。上述四部分人支持甘地，说明
甘地的策略得到资产阶级、广大小资产阶级及普通知识分子的拥护。
但多数老政治家还不准备后退，按规定，特别会议决议须经国大党年会最后认可，所以
他们决定在年会上作最后较量。特别会议之后，首光面临的是抵制立法会议问题，必须明确
表态。国大党内的反对抵制的势力鉴于加尔各答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不好公开对甘地的纲
领和观点提出反对，加之群众对抵制立法会议选举积极拥护，使一些政治家们从维护自己在
群众中的影响的角度考虑，也不敢贸然行事，所以选举前夕，达斯、麦尔卡尔等人改变了态
度，也宣布抵制选举。多数政治家宣布抵制选举，这就从根本上打乱了反对势力的防线。
抵制立法会议选举充分显示了不合作运动的力量。由于大批人拒绝投票和作候选人，使
选举信誉扫地。如中央省只有22％选民投票，52个选区中有7个选区没有候选人，有33个
选区只有一个候选人，其他省份参加投票的人数也只在20％～30％，比例最高的孟加拉省
也不过40％。
不合作运动在其他方面也有些进展，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共有44名律师抵制出庭，
46名治安长官放弃职位，33名自治机构成员退出自治机构，61人退回勋章或放弃荣誉称
号，120名政府职员和教员放弃公职。不合作运动在资本家和商人中所获支持加强。不过，
由于国大党许多政治家对不合作还三心二意，所以这些方面的进展不如群众性抵制立法会议
选举那样引人注目。
由于抵制立法会议不成问题，对甘地的不合作纲领反对的焦点转移到抵制学校、法庭和
放弃公职等问题上。
1920年12月，国大党那普尔年会召开，出席代表14582人，创历史最高纪录。
甘地的优势从会议的头一天就显示出来，选举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是除孟加拉
外，所有省份都是甘地支持者占多数。持反对意见的一些著名领导人本已作好各种联合起来
反对的准备，但会上的倾向性如此明显，他们只好服从多数人的意志，转向甘地。结果甘地
的不合作决议原案经过些许修改补充后，由达斯提议，甘地附议，比·帕尔、拉·拉伊、穆
罕默德·阿里等各位领导人署名支持，获得一致通过，成为指导国大党活动的总路线。
这次年会还通过了甘地起草的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斗争目标是以和平的合法的
手段实现自治。如果可能，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如果不可能，就脱离英国而自治。
这是国大党第一次把争取自治明确纳入党章。党章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国大党的体制进行重
大改革，其主要点是：建立中央常设办事机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常会）领导日常工
作；各省党组织按语言区建立，党组织建到县级（某些地方建列税区一级）；国大党年会代
表和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成员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这样改革的结果是“使国大党真正具有了
群众性、代表性与能动性”。尤其是它把原来很少受国大党注意的普通群众和原来落后地区
的群众大量吸收到党内来，使各省在党内决策上具有同等地位，从而打破了先前由孟买、孟
加拉等少数几个省的头面人物把持国大党的局面。它也意味着最积极拥护不合作策略的力量
进入国大党，取得重要地位，这为今后贯彻执行不合作策略提供了组织保证。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甘地一向主张的建设性纲领，如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推广
土布等，从此国大党籍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的责任；国大党
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工农大众建立实际接触，大会通过的为哈里发问题进行不合作的决
议则是国大党为促进印穆团结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试。
甘地在那普尔会议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孟加拉纪事报》称那普尔年会是“甘地
的大会”，一位英国高级官员在给总督的信中说：“这次会议的显著事实是建立了甘地个人
对所有政治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统治。”
国大党的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那普尔年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标志着甘地所倡导的
非暴力不合作路线与策略终于被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们共同接受，也标志甘地在国大党内领
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亦即国大党“甘地时代”的开始。国大党在甘地领导下焕发出新的精神
面貌，它不仅同广大群众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以不合作代替响应性合作，以群众性直接
行动代替了宪政鼓吹，从而使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向深度、广度发展，并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
路，即非暴力的道路。
那普尔年会通过甘地的不合作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在开展的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为开辟非暴力革命的途径，国大党号召国民加紧进行抵制运动并全力推行手纺手织，
同时劝告律师退职、学生退学。
不合作主张首先在孟加拉获得了积极响应，1月初，成千上万的男女学生走出公立学
校。甘地对群众的热情积极鼓励，他访问了帕迭拉，主持该地的比哈尔民族学院开学典礼，
不到4个月时间，在帕迭拉、阿利迦、阿赫米达巴德、孟买、贝加勒斯、德里等地都开始创
办民族学院，孟加拉、古吉拉特、比哈尔等处创办了国立大学，甘地与穆罕默德·阿里合办
了国立伊斯兰大学。
律师停业、官员退职也蔚然成风。大名鼎鼎的律师如老尼赫鲁、帕泰尔、卜拉沙德等人
均放弃律师职务，领取月薪不超过一百盾的薪水为公众工作服务，尤其老尼赫鲁这位收入丰
厚、从思想到生活方式都模仿西方的知名人士也同过去的生活告别，的确是件引人注目的事
情。再如鲍斯这样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政府官员，也受到甘地人格的感召，放弃高官
厚禄，出任刚刚创立的加尔各答民族学院院长，积极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成为一个坚
定的革命者。
在这次运动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携手，表现出空前团结、友善的气氛。有些正统
的印度教徒甚至请穆斯林到其家中吃饭并参加伊斯兰教集会，穆斯林也常举行集会请印度教
徒参加，穆斯林领袖常请甘地为他们举行的集会演讲。
不合作运动使印度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个饱经忧患的苦难民族满怀激情、充满
自信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即使在偏远乡村，国大党、自治、旁遮普事件、哈里发问题也成为
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甚至哈里发一词也被人民理解成“反抗政府”的意思。正像尼赫鲁所
说：“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胸参加全国有纪律的行动，
这种行动本身就使群众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力量。”
一方面是群众热情高涨，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威信日薄西山。一个失信于民却又不愿顺应
时势、改弦更张的政府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威胁利诱、恩威并用。此时贝桑特夫人及其亲信
与自由主义分子结成联合阵线，反对不合作方案，与国大党分道扬镳。英国政府加紧拉拢这
批人，试图借此组成一支有影响的阵线。于是一些自由主义分子很快跃居改革方案实施后的
部长或高级官员职位，帮助政府反对不合作运动，如班纳吉获得爵位，辛罕爵士被任命为第
一个印度籍比哈尔·奥利省省督。沙斯迭里则被冠以皇家特使的头衔受命前往英国各自治领
土乃至美国等地访问，等等。
3月中旬，政府开始镇压行动，它下令禁止所有未经许可或不受津贴的活动，对一些重
要人物的行动也大加限制，但是这些不仅无济于事，相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合作运动
各项计划仍在循序渐进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也在各地不断发生。1921年，全国的罢工
次数增加到396次，参加人数达60万人。虽是非暴力运动，但群众在斗争中，往往冲破非
暴力约束，如在联合省、孟加拉省、旁遮普省爆发了农民武装斗争，特别是马德拉斯省的摩
普那农民的起义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起义者宣布成立“哈里发王国”，建立村管机构。
时局的发展令甘地感到棘手，在甘地看来，暴力斗争是对他殷切期望的运动的严重打
击。为防止大规模暴力发生，甘地决定暂缓群众性不合作运动，而将主要精力转向推进土布
运动。1921年7月18日，依新党章选出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开会，决定国大党的中
心工作是限于9月30日以前禁绝洋布，同时加紧提倡手纺手织的土布工作。工作委员会号
召国大党党员从8月1日起均不得穿着洋布衣服。
为表明禁绝洋布、推广土布的决心，7月31日，甘地在伯利的乌玛索巴里广场举行焚
烧洋布的群众集会。数千群众参与了这一烧布壮举，他们将搜集到的洋布及其制成的衣服集
中起来，付之一炬，当火焰腾空而起时，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笑声，仿佛他们因此挣脱
了枷锁。
8月1日，甘地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讲述了这次焚烧运动的深远意义。他宣
称：“不接触洋布是一种德性。”
“因此我们昨天所做的，乃是一种高贵的牺牲。……不能实现土布运动，印度便不能得
救。我们昨夜所燃起的，乃是真实的、必须的牺牲。”“昨夜我们所烧的火应为烧除我们内
心污浊之火的象征。我们净化了理智，必可指示我们土布的真正经济价值。我们净化了内
心，必可使我们能够坚决抵制住洋布的诱惑。”
甘地聚众烧布令很多人不可思议，甚至包括甘地的追随者。如安德列斯就写信给甘地：
“当你对一切罪行，如酗酒、吸毒、不可接触制、种族歧视等作巨大打击，甚至在处理娼妓
问题上的那些美妙意念皆使我们感到极大快慰。可是当你叫人烧掉洋布，指穿洋服为宗教上
的罪恶，要大家将海外兄弟姐妹的高贵产品付之一炬时，我们的愤慨简直难以言表。”
然而，甘地在孟买点燃的烧毁洋布之火并未就此熄灭，印度各地争相效法，成批成批的
英国布在烈火中化为灰烬，表明人们誓不穿洋布的决心。
甘地发动此一运动并非一时冲动，甘地认为这是印度经济与道德自救的关键。从伦理道
德上讲，他认为爱好华服正像嗜好烟酒、女色一样，会导致道德沦丧。而从更深层的政治经
济角度讲，正是英国殖民者的入侵，破坏了印度以手纺手织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使其得以低
廉价格购买印度的棉花，然后运往英国工厂加工成产品，以高昂的价格在英国垄断的纺织品
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为了挫败英国工厂的机器，甘地多年来苦苦探索、
实践，终于发掘了印度世代相传的木制纺车。他想让印度自纺自织代替进口洋布，以阻止印
度的滚滚财源流入英国人的腰包。多年来甘地一直为这个发现作不懈地宣传。
1921年9月，为进一步推动土布运动的开展，甘地郑重宣布，在他有生之年，他决定
放弃穿其他任何衣服，只穿手工纺织制作的缠腰和披巾。正因为这个原因，甘地后来惯常的
装束是上身赤裸，下身用一片土布裹住，必要时才搭上一条土布披巾。不论是对群众演讲，
还是同对手谈判，不论是在印度各地考察，还是到国外访问，他都不改常态。对于自己的装
束，他后来曾解释说：“淡泊生活，志虑深远”；“腰布代表简朴，代表印度化。它代表着
不同信仰以及基于地理环境等形成的一种综合性文化特征”；“如果我往英国去，我就是以
代表的资格去，不多一点，不少一点。……我若代表国大党，也就是半饥半饱状态、衣衫褴
褛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代表有地产者、有教养的印度人，我也需要穿着简朴，为的是替穷
苦同胞谋福利。”
甘地每天抽出半小时纺线，从不间断，同时他敦促同事们也这样做。每天的纺线成了一
个宗教仪式，纺线时间成为祈祷和禅坐的间歇。不管怎么说，从此以后，一项普通的纺线活
动成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象征，成为甘地领导和平革命的象征，成
为民族团结和自由的标志。
正当甘地缓步推行其不合作计划时，阿里兄弟领导的哈里发运动却在急速发展。7月
初，中央哈里发委员会由阿里兄弟主持在卡拉奇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历史性决议，宣布
“穆斯林如继续在英国军队中服役或促旁人入伍，在宗教意义上皆系非法”。并宣称，“如
果哈里发的要求在圣诞节前不能得到满足，则国大党阿赫米达巴德全会将宣布成立印度共和
国。”
9月14日，阿里兄弟被捕。两天以后，孟买省督发表一项公报，宣称逮捕阿里兄弟及
其同僚5人的原因是他们企图煽动印度军队叛乱。
10月1日，卡拉奇政府判处阿里兄弟及其被捕同行两年苦刑。
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运动的发展，甘地原定9月30日为完成抵制洋布的期限，并开
始发动民事抵抗。为了表示对穆斯林战友的声援，甘地决定提早发动群众性不合作运动。
9月21日，甘地剃光了头发，他认为这是一个哀悼的记号。10月4日，甘地在孟买召
集各方领导人会议，并联名签署发表一项宣言。宣言针对政府逮捕阿里兄弟的理由，郑重宣
告：无保留的言行自由是天赋人权。不管他批评的对象，是与政府合作或受雇于政府者，也
不管是针对民政抑或军政部门，我们认为一个印度人竟去充任民政人员，特别是投身行伍，
协助一个造成印度经济、道德、政治的堕落的制度，并使用军警镇压民族的愿望，以及使用
部队摧残并未为害印度的阿拉伯、埃及、土耳其人的自由，这些都是违反民族自尊的。我们
更认为，与政府断绝关系、另谋出路是印度士兵和每一民政官员的义务。这实际上是甘地不
合作运动的更高发展：准备抵制军队和抗税。10月5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在孟买召
开并通过决议，支持上述宣言。宣言在各地也一再重复通过。
因为这次行动，甘地终与他所崇敬倾慕的诗哲泰戈尔发生重大分歧。泰戈尔认为甘地这
么干是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是假自由的美名行毁灭自由之实。他要人们不要盲从，要
以科学的态度从事理智的斗争，“经济学家必须找出实际的解答，教育工作者必须教书，政
治家去运用手腕，工人必须工作。……”从而公开地与甘地的不合作计划唱对台戏。
阿里兄弟的被捕、受审及被判刑2年的判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11月4日，德
里举行的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批准了工作委员会的孟买决议，授权各省自行负责，展开群众性
不合作运动，包括拒绝纳税。
为防止群众的轻举妄动，甘地希望大家耐心等待，让他率先示范性地在古吉拉特的一个
税区巴多里领导一次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对此，自然有人反对，认为应同时在各处发动运
动，但甘地自有他的道理。他一向奉行持久渐进的战略，每次行动都倾向于从小处着手，然
后缓步推进，步步为营，直至迫使对手作出让步。所以在操作上，他不主张一开始就全面铺
开战线。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定于11月17日——威尔士王子抵达孟买之日举行。当这位英国皇室
贵宾到达时，除了少数人表示欢迎外，广大人民反应冷漠，而且成群的市民集中到帕里，参
加焚毁洋布的示威。甘地当场宣布：他将赴巴多里亲自开展和平反抗运动。可能会有人民被
军警扫射，但不管将来巴多里发生什么事，他要求孟买市民保持冷静。
可就在甘地演讲的时候，一些市民对那些参加欢迎仪式的人施行报复。他们将那些人所
穿的洋服和所戴的洋帽撕下来放火烧掉，还砸毁了酒店，焚烧电车和警察局，打死打伤警
察。孟买的暴力行动，使正准备取道孟买去巴多里亲自指挥民事不服从运动的甘地，痛悔万
分。当晚他便决定取消巴多里之行，并让儿子迪瓦达斯前往巴多里，让大家暂停一切准备工
作。
次日，遭受攻击的一方，包括英印混血儿及犹太人，采取了报复行为，报复继之以反报
复，使孟买陷入极度的紧张与混乱，局势的发展令人无法控制和预测。
甘地深感痛心，他为群众不能理解他的非暴力主张和良苦用心深感不安。这样下去势必
打乱他的全盘计划。面对这些群众，他似乎又一次感到无计可施，不得不再一次使用他的致
命武器——绝食。
11月19日，甘地正式宣布绝食的决定。“除了饮水以外，我将不吃不喝任何东西，直
到孟买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能和帕西族、基督教徒及犹太人和睦相处，直到不合作运动
者能与同政府合作的人和睦相处。”他还召回他的幼子迪瓦达斯，并公开宣称：如邻区再有
暴乱发生，他的儿子将被当作“牺牲品”，送至乱区，让暴民杀死。
甘地的绝食使那些已丧失理智、陷入滥杀的人们逐渐恢复了平静，市区的秩序趋于正
常。11月22日，甘地开始进食。但他自此决定，以后每逢周一，便绝食24小时，直到印
度获得自治。
鉴于孟买市民的表现，甘地认为，在群众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准备时，群众性非暴力斗争
不可操之过急。11月2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开会，决定巴多里运动暂缓发动，同
时关照各级党部，在征收义勇工作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时，一定要宣誓服从非暴力，且言行
一致，并以此耐心劝告国民。
运动的松懈使政府有了喘息之机。11月19日，孟加拉政府宣布凡国大党及哈里发委员
会下的各种义勇工作队均属非法组织，同时禁止举行政治性的会议。旁遮普、联合省、比哈
尔及阿萨密各省省政府也接着颁布同样的命令。大规模的搜捕便接踵而来。正在阿拉哈巴德
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的联合省全体负责同志55人，被警察机构悉数逮捕，国大党主席达
斯于12月10日被捕，其他知名领袖，如老尼赫鲁、阿萨德及小尼赫鲁等也相继被捕。孟加
拉和联合省闹得很凶，在这些省里，不仅著名的国大党领袖和工作人员全部被捕，连一些穿
戴甘地服饰的人也受到百般侮辱，有的义勇工作队员甚至被警察剥光衣服抛进泥池中，警察
奸掳烧杀，无所不为，普通的志愿队员入狱的不计其数。对政府的高压，群众毫不畏惧，如
在一些城市里，自愿去坐牢的人源源不断，有许多向来不参加国大党活动或任何政治活动的
人，受了群众激愤情绪的感染，也坚持要被捕坐牢；甚至有些政府小职员，晚上下了班不回
家，却走向监狱高墙；有时警车带了逮捕证去捉人，实际上带回的人数却比原来规定的多得
多。监狱官对这种现象无所适从，后来他们也改变手法，只抓有名的工作人员。据估计，从
1921年至1922年1月，因参加不合作运动被判处徒刑的大约有33万人。
残忍的高压政策也难以奏效，一些与政府合作的人相机而动，他们开始出面调解，如玛
拉维亚建议总督与甘地谈判。当时，总督也希望威尔士王子的印度之行能有完满结局，他授
意玛拉维亚先去与甘地谈条件，甘地的答复是：“政府若不悔悟，谈判必然流产。”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阿赫米达巴德举行。
大会期间主要有两派意见。玛拉维亚想要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即建议召开一次圆桌会
议，此案遭多数否决。多数代表对政府大肆逮捕爱国人士表示极为愤慨，建议对政府实施反
报复。穆盟主席摩汉里建议修改党章中的奋斗目标与斗争路线，主张在政纲中正式标明独立
的字样，遭否决后他又坚持与英国断绝一切关系。纵使哈里发问题获得满意解决，也不再和
英国人合作。甘地认为这类建议不合实际，提议否决。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议案则获6000名代表的表决通过。决议要求：“对政府的所有法
律一概予以民事不服从，同时遵守非暴力原则。虽在政府禁令之下，亦当继续举行群众大
会，并盼全印人民踊跃加入义务队，随时准备接受逮捕。”
大会授权甘地为“执行统领”，除变更全国的信条和与政府议和须获国大党同意外，甘
地有权决定一切。
大会再次呼吁国民加紧手纺手织，宗教团结，禁酒，解除“贱民”。
当绝大部分的领袖已锒铛入狱后，依然自由的甘地成为这场运动的唯一统帅。他身先士
卒，冲锋陷阵。他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深刻的思想，加上锐利无比的笔锋与口才，坚强地
支撑着这场运动。他在《青年印度》上不断刊登被捕者的名单，公布来自监狱的报道和呼
声，连篇累牍地发布反暴檄文，传送非暴力抵抗的真谛。当时印度的天空尽管黑云压城，但
人民依然能感受到阳光明媚。
1月14日，玛拉维亚与当时已脱离国大党的著名领袖真纳，联名在孟买召集了一次各
党派会议，讨论和解条件。不合作运动者以来宾而非代表资格出席。
玛拉维亚与真纳已准备好一份和解条件的草案，其中没有包括释放阿里兄弟及其他穆斯
林政治犯的条款，甘地坚持必须有这一项。大会接受并通过一项决议，以释放阿里兄弟及其
他哈里发政治犯作为举行圆桌会议的先决条件，谴责政府的高压措施，吁请国大党暂缓民事
不服从运动，以待与政府磋商，同时建议负责当局早日召开圆桌会议，解决哈里发、旁遮普
及自治问题。
总督没有接受调解条件，甘地早已预料到结果会是如此。他激励人民加紧准备不可避免
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准备工作包括：登记新志愿队员，土布宣传，废除“贱民”，促成各
教派与各阶级间的团结及加强非暴力教育。
1月29日，帕泰尔主持巴多里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得
到甘地同意。1月31日，工作委员会在苏拉迭开会，训令其他各地应对巴多里运动合作，
暂不发动集体的或个别的民事反抗，除非获得甘地的正式认可。2月1日，甘地向里丁总督
发出最后通牒，强烈谴责政府对印度人民的迫害，要求政府恢复人民的言论、结社、出版等
自由，并限政府7日之内作出政策性宣告，否则将采取若干非暴力抵抗运动。
2月6日，政府发布公告，拒绝甘地所提各项要求。总督还坚持把镇压措施说成是孟买
暴乱及不合作运动带来的结果。2月7日，甘地又向政府提出抗议，指出政府歪曲事实。
当甘地还在与政府唇枪舌战时，人民早已按捺不住。一些地方的暴动已先期而起。2月
5日，在联合省哥拉克坡区的一个小村乔里乔拉村，村民游行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
枪射击，弹尽后退出警署。愤怒的群众纵火烧掉警察局，致使21名警员丧生。这则新闻直
至2月8日才被当时正在巴多里指挥运动的甘地获悉，甘地惊愕之余，立即作出反应，决定
取消集体民事反抗计划，撤回对政府的最后通牒。
2月11日，甘地要求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撤销这一计划，他还决定从12日起绝食5天以
自谴。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屈于甘地的压力，最终决定取消群众性不合作运动，代以纺织、改
革和教育性的建设性工作。就这样，人民期盼已久、甘地和国大党为之精心准备多时的大规
模集体抵抗运动流产了。2月24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德里举行会议，在一片灰心失望
与反对抨击声中，巴多里协议经过些许修改后获得通过。这次大会的一个保留意见是如国大
党省党部同意，即可开展个别民事反抗运动。
对于甘地的突然中止运动，国大党著名领袖差不多都表示愤慨与不满。如老尼赫鲁、拉
吉佩迭·雷及其他诸领袖均从狱中写信给甘地，反对他的决定。当时在狱中的尼赫鲁对此万
分苦恼，他说，“尽管乔里乔拉事件与非暴力精神完全相反，但难道因为穷乡僻壤一群激动
的农民的行动，我们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就该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吗？如果说这是个别暴力行
为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么非暴力斗争的哲学和技术一定有缺点。”“因为在我们看来，要保
证不发生这类意外事件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必须使3亿多印度人受了非暴力行动的理论和
实践训练后才能前进吗？即令如此，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敢说，我们在警察极度挑衅的情况下
还能斯斯文文呢？即令我们办得到，但是那些打进我们运动中来的暗探及内奸采取暴力行动
或煽动别人从事暴力行动，我们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这是非暴力运动的唯一条件，
那么非暴力抵抗方法必然失败。”
可是，甘地却不这样认为。他在2月12日的《青年印度》上说：“神对我充满仁爱。
他曾三度警告我：在印度坚持非暴力与真理以展开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时机尚未成
熟。所谓非暴力的反抗就是说，应是温和的、合乎真理的、卑微的、自知的、自愿的，同时
又是出于爱心的，永不伤害他人的。”“而乔里乔拉事件是前车之鉴。它显示如果防范稍一
疏忽印度很容易铤而走险。如我们不要在非暴力中卷入暴力的漩涡，则我们应赶紧止步，重
建和平空气，重订方案，不要再想发动集体民事反抗之事，直到我们确信和平业已取得。”
不过，当时也有人认为甘地停止不合作运动并不只是乔里乔拉事件，可能有他不肯承认
的理由。如尼赫鲁就认为乔里乔拉事件只是导火线。他的依据是甘地做事往往凭本能，那个
时候，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却快要解体了、组织，纪律正在消失中，如果运动
继续下去，若干地方必然发生暴力行动，政府则会用血腥手段加以摧残，建立恐怖统治，而
使人心涣散，意志消沉，从根本上扼杀运动，所以甘地才会断然中止这项运动。
但不管怎么说，突然中止不合作运动大大挫伤了群众士气，使几个月来一直被运动弄得
焦头烂额的政府第一次有了主动镇压运动的机会。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当即宣布：“如果因
为帝国的生存受到挑战，英国政府在印度履行责任时受阻就误以为英国将从印度撤退而提出
要求，则印度对世界上最坚决的民族所提的挑战，决不能获胜。且吾人将必以所有的决心和
力量，再度答复挑战。”保守党的发言人贝铿赫德爵士警告印度：“英国并没有丧失‘骨
气’。”
甘地在他认为形势不利时可能进行妥协，但他不会屈服于暴力。2月23日，他在《青
年印度》上以《摆脱魔神》为题，撰文回答英国人的挑战。他说：“贝铿赫德爵士已提醒我
们，英国人没有丧失‘骨气’，孟太古更坦白指出英国人是世上最有决心的民族，决不容任
何人干预其目标。可贝铿赫德爵士及孟太古都很少知道，印度早已准备好了，试一试越洋而
来的所有英国人的骨气。”
发表于 @2004年03月16日 8:14 PM |评论 (1)
甘地传4
1918年11月，持续4年又4个多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这一
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印度历史进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
印度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印度人民来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一战”期间，英国从
印度征募了150多万士兵，其中70万人战死疆场，搜括了价值2亿多英镑的粮食、物资和
1亿英镑的军费。帝国主义的经济榨取和供应战争的双重压力使印度国库空虚，经济凋蔽，
民不聊生。战争期间因饥饿、瘟疫、流感死亡的人数就达1100万人。加上许多省份连年遭
灾，农民无法抵御任何灾害的侵袭。战争结束后英帝国主义者弹冠相庆，却没有采取任何手
段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印度人民与英殖民主义者民族矛盾尖锐激化，工人、农民和城市手
工业者愤然而起。1918年，全国开始掀起罢工浪潮，其中阿赫米达巴德、马德拉斯、孟
买、加尔各答等集中了印度大部分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城市都举行了罢工。战时一直没有平息
过的农民骚动有了新的高涨。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常常参与其中，成为革命斗争的新动力，表
明革命形势趋于成熟。
战争也加速了印度民族革命主观力量的成熟。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减少了对印度的商品倾
销，资本输出，增加了军事订货，还在印度实现保护关税，这些都客观上有利于印度民族经
济的发展。印度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也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而大大加强，工
业无产阶级队伍扩大。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在战争期间提出了自治要求，并利用战争之机推动
了自治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加紧了团结合作，1916年12月，国大党温和派和激进
派实现了统一，确立了激进派提拉克的领导地位。统一使国大党重新振作起来，成为领导全
印民族运动的中心，为战后革命斗争准备了条件。同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也第一次实现
了合作。在双方年会上，通过了共同制定的纲领勒克瑙协定，这是印度民族发展史上又一重
要事件。这个文件重申印度人民的斗争目标是实现自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要求，如
扩大立法会议权限，增加民选成员比例等。在立法会议和地方自治机构选举问题上，双方达
成的协议也包括在这个文件中。共同协定的通过意味着印度在实现民族大团结上迈进了重要
一步，象征着“团结的印度”的诞生，这为后来甘地支持哈里发运动，穆斯林积极参加不合
作运动奠定了基础。
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壮大和觉醒的同时，新的思想理论和斗争策略也初步形成。甘地把他
在南非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中发展起来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思想和非暴力抵抗的方法
带回印度并已开始在印度初试锋芒。他提出：对一切人，包括英国统治者在内都要爱；以自
苦和自我牺牲来感化别人，对武装斗争坚决反对。实现印度各阶层、各宗教的大团结，吸引
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参加坚持真理运动，以便壮大民族运动的力量，并使所有人在斗争中逐步
提高精神境界，增强自治、自助、自救能力，达到精神完善。“一战”后期，他领导的一系
列非暴力斗争——比哈尔三巴朗地区蓝靛农民反对种植园主压迫的斗争，古吉拉特阿赫米达
巴德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和凯达地区农民要求荒年减税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
他使国大党的影响第一次扩及偏远落后地区和下层人民之中。
同时，由于“一战”中大量印度劳工和士兵被派往国外，他们掌握了武器，开阔了眼
界，开始接触和了解世界，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影响，民众觉醒，斗争热情高涨。
这一切预示着印度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一场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
富有统治经验的英帝国对于印度内部的变化不可能熟视无睹。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它没有也不可能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战争期间，为缓和印度人民的反抗，安抚国大党，获得印度对战争的支持，1917年8
月20日，孟太古宣言曾答应战后在印度建立立宪责任政府，逐步实现自治。印度资产阶级
政党，无论国大党还是穆斯林联盟都以实际行动支持、关心英国的战争，并翘首盼望英国能
履行诺言。
然而当战争胜券在握，英国已渡过战争危机、需要兑现诺言的时候，它又使出了惯用的
两手。1918年7月，英国政府抛出了一个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和英国驻印度总督蔡姆
斯福特联合署名的关于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方案”，试图以小的让步为诱饵，平息国大党
的不满，并瓦解其阵线。该法案标榜将在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在大英帝国范围
内，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但其宗旨是在保持总督大权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印度搞
“双重政制”，即中央政府不变，在省一级一些次要部门，如卫生、教育等部门稍微扩大一
些印度上层分子在立法咨询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席位。
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方案通过后，国大党内部对该案反应不一，意见分歧十分尖
锐。以班纳吉为首的温和派兴高采烈，而激进派提拉克则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却是
个无用的报告。”贝桑特夫人也指出：“报告中提出的政治改革，值不得由英国提出，也不
值得印度支持。”国大党决定8月29日在孟买举行特别大会，讨论该项报告。班纳吉和提
拉克都写信，极盼甘地能出席国大党大会。
甘地此时卧病在床，不能参加拟议中的会议，但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对这两者的主
张都不尽赞同，他自己的主见是：“有条件地接受”，他给提拉克的答复是：“我们可以接
受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法案中的原则，但要清楚表明我们所希望修改的建议，并全力争取
此种建议实现。”“报告书中值得予以同情的考虑，不必整个拒绝。”
国大党大会如期在孟买举行，温和派人士班纳吉、巴素、玛桑达未出席大会。经过4天
讨论，大会作出决议，重申1916年12月在勒克瑙所举行的全印国大党与穆盟联席会议就自
治政府所通过决议的原则立场。同时明确宣告，“唯有获得在帝国之内的自治政府，方能满
足印度人民的愿望。”“大会深信印度人民适合负责政府，不满印度政府改革方案中所提出
的相反论断。”“本会对印度事务大臣与总督诚意谋求印度负责政府之新制，表示赞许。但
鉴于其中若干建议，对目前形势之若干发展有先入为主之嫌，深感整个建议令人失望且不满
足。”大会认为省与中央应同时改进，主张彻底修改国会由印度事务大臣管理的原则；财政
的自主应视为印度人民传统的权利；中央立法机构中之国务会议及伦敦印度评议会撤销等修
改意见。
与此同时，那些拒绝出席孟买特别大会的温和派人士于11月1日也在孟买举行会议，
由班纳吉任主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印度事务大臣与总督所提出的革新建议，同时
也提出了若干小的修改意见，还决定指定一委员会，选出代表，前往英国，唤起英国政治家
与英国公众支持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计划，从此大多数温和派领袖退出国大党，另外
成立了印度自由党联盟。
提拉克与贝桑特夫人已决定各自派自治代表团到英国，对抗那些反印宣传。为此，61
岁的提拉克不辞辛苦，在印度许多地方发表演讲，征集募捐，并于8月亲自率队赴英。
1918年12月，国大党的德里大会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大会一反惯例，没有通过“效忠
案”，通过的自决议案宣称“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民族自治原则应适用于所有进步的民
族。本会议认为英国国会及和会（——巴黎和会）应承认印度为一进步民族，应适用民族自
决原则”。大会请求英国政府答应让印度也像其他自治领土一样能选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
并特地选出提拉克、甘地、伊玛三人为国大党代表。
1919年是世界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也是印度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战争的结束并未给
人民带来和平，帝国主义的巴黎和会无视人民孜孜以求的世界和平、民族自决和自由民主要
求，却进行了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威尔逊的十四点允诺成为一纸空文，世界人
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首次高潮来临。东方殖民地、半殖
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经过十月革命后的红色苏俄与资本主义的革俞运动连成一片，猛烈冲击着
资本主义世界统治。
作为旧的世界秩序代表的英国在战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中国、印度、阿富汗、埃
及，乃至爱尔兰等都掀起了全民反英斗争。
在此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时，1919年的印度也进入了决定性的一年。随着新年的来
临，各阶层的不满与忿怒越来越按捺不住，预示着一场伟大斗争即将到来。
面对觉醒的人民，英国政府又在1919年2月抛出了野蛮的“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
定总督享有镇压之权，殖民当局可随时宣布戒严，不经起诉便可逮捕、搜查和监视任何一个
印度人，不加审讯就可判刑。警察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这样一个法律，在19
世纪还可能维持，但在20世纪初，它注定将引起印度人民的强烈反抗。
该法提出时，甘地正在阿赫米达巴德养病。当从报上偶然得悉这一消息时，他大为震
惊。在此之前，甘地对英国政府满怀信任，在一些大的问题上都予以合作。无论是1899年
的英布战争，还是1906年的南非祖鲁人的反英斗争，他都曾派印度人冒着枪林弹雨去支持
英国，“一战”中他去效忠帝国，为此差点丢了性命。他做这些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以
自己对大英帝国的爱心与忠心来感化英国政治领导人，使其能在战后给印度自治权。所以即
便1918年的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法案没有满足印度自治的要求，他对英国还是抱着
幻想，主张予以接受。但是“罗拉特法案”的提出大大伤害了甘地的感情，动摇了他对大英
帝国的信念。为此，甘地曾多夜不眠，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认为，反击这一法案义不容
辞。尽管当时甘地因病卧床，他还是强支病体，立刻行动起来，他在真理学院召开了一次小
型会议，参加者有帕泰尔、奈都夫人等20人。甘地当场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请到
会代表签名发表，其中指出：“罗拉特法案是不公正的，它违背了自由主义原则，破坏了个
人的基本人权，而公道、正义与人权乃是社会国家赖以维持安全的基础。我们郑重宣誓：假
如上项法案成为法律，除非撤回，我们将拒绝服从这些法律及即将成立的委员会认定的其他
法律。我们更愿指出：在此一斗争中，将忠实服务真理，决不对生命、人身，财产使用暴
力。”
为推动这一运动，甘地在孟买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协会，并被选为主席，半个月时
间，协会征集了1200人在非暴力抵抗运动宣言上签名。以后各地开始举行群众大会，积极
响应，签名人数急剧增加，最后，甘地将签名誓约通过报界公诸于众。
印度各阶层对甘地的呼吁积极响应，群众大会、示威游行与罢工连绵不断，抗议之声不
绝于耳，而政府实现其建议的决心也日见坚决。甘地参加了帝国立法议会对罗拉特法案进行
的最后一轮讨论。当时一些反对罗拉特法案的印度藉议员曾作过激烈而雄辩的演说，可是无
济于事，政府主意已定，一切不过形式而已。结果，帝国立法会议不顾全体印藉民选议员的
反对，强行通过罗拉特法案。
事后，甘地多次向总督呼吁，致信交涉，并声称如果不采取补救措施，他将采取非暴力
抵抗，政府仍无动于衷。甘地认为现在他唯一所能做的只有发动非暴力运动这条路了。为了
壮大声势，他拖着病弱的身子，应邀前往马德拉斯及南印度各地作旅行演讲。当时，甘地身
体虚弱得站不起来，甚至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讲话的时间稍长一点就会浑身颤抖，脉膊异
常，但他毅然坚持长途旅行，到处呼吁呐喊。在那里，甘地结识了国大党著名活动家拉贾戈
帕拉戛查理。不过当时除了举行公众集会外，甘地尚无进一步计划。
3月18日，罗拉特法正式对外公布成为法律，当晚，甘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据他
自己说，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从梦中得到启示，那就是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市，让人民在
那一天停止工作，绝食，祈祷。
甘地的计划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于是，他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
期最初定在3月30日，后来又改到4月6日。
3月23日，甘地呼吁印度国民不分男女，全体动员，用非暴力抵抗罗拉特法案。他
说：“我曾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说过，非暴力抵抗主要的是宗教运动。它是一种自洁与自苦的
历程。是以自苦的方式寻求改革或解除痛苦。因此我提议，以1919年第2号法案通过的第
2个星期天作为我们共守的国耻祈祷日。为使大家能有效地表达我们的哀痛，我提议大家要
做到：第一，从头一天最后一次进食后，所有成人均应绝食24小时，除非基于宗教或健康
原因不能绝食；第二，所有工作除公共利益所必需者外应一律停止；第三，全印各地举行群
众大会，包括村庄在内。
24日，甘地又前往坦均爵发表演讲，由于他心脏衰弱，不能念完讲稿，但他还是成功
地向人们传递了反抗的信号。3月30日，因为改期的消息未能及时到达，德里提早发起了
总罢市。总罢市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时遭到警察弹压，死伤多人。面对军警的刺刀，雅
利安社的著名领袖希阑达拉德身着僧袍，走在队伍前列，他的大义凛然感染了游行队伍，震
撼了全印度。同一天，阿姆利则、拉哈尔、木尔坦、贾朗达尔、纳卡尔和阿赫米达巴德都举
行了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印度各地，尤其旁遮普的抗议运动在3月30日以后仍在继续。
4月6日，印度全国性的反罗拉特法运动开始，全印人民不分宗教、种姓和其他各种区
分，达到惊人的团结。革命发动时，甘地已应班克之邀到了孟买，6日清晨，甘地率数千群
众步行到海边沐浴祈祷，然后结队游行，队伍中有少数妇女儿童，也有不少穆斯林。甘地当
天发表了几次演讲，他称赞德里的斗争，以鼓舞士气。他说：“这是一次了不得的事件，群
众遭弹压，仍能相当地控制情绪。有4万人举行集会，它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光荣。我曾一再
强调，参加反罗拉特法运动的人，一定要能自制、和平，但我却没有说不要牺牲。……
在德里的斗争中，已有4名穆斯林和5名印度教徒遇难，24人失踪，13人重伤住院，
对非暴力抵抗运动来说，这不是坏的开始。”
孟买的总罢市由于精心准备和甘地亲自指挥而相当成功，其方式是选择那些最不得人心
的法律，实施不服从。如甘地建议人民无视盐税法，在各人家里，用海水制盐。销售禁书，
并以甘地著译的两本书《印度自治》与《给那最后的一个》（鲁斯金同名书的古吉拉特文译
本）为主。出售禁书一则可以坚定人们不服从的决心，同时还可以借以筹集不服从运动的经
费。甘地和奈都夫人亲自用车兜售，人们冒着入狱的风险，不惜重金，将这些禁书抢购一
空。甘地还亲自主编非法刊物《非暴力抵抗》杂志，每周一上午准时出版，以破坏出版法。
7日晚，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和阿姆利则，8日到马都拉的时候，他便风闻自己可能被
捕，但他不为所动，继续前往。火车进入巴尔瓦尔站后，甘地果然受到警察拘捕，并被押上
一节三等车厢，尔后被带到马都拉警察局的拘捕所。次日凌晨4点，甘地又被秘密押上开往
孟买的一列货车。中午时分，在沙威·马渡坡下车。这次甘地被押上头等车厢，还受到礼
遇。新接替押送甘地的警官在一旁喋喋不休，其意思不过是想说服甘地，放弃去旁遮普而前
往孟买。甘地明确表示他不服从，警官也无可奈何，4月11日，车抵孟买，看守告诉甘
地：“你现在恢复自由了。”
甘地被捕的消息，引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与当局的矛盾尖锐激化，局势很难控
制。甘地下车后立即坐车前往白敦尼。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一见甘地露面便欣喜若狂，他们马
上组成游行队伍，高呼“祖国万岁”、“上帝至上”。当游行队伍走近克劳斯福特市场时，
一大队骑警挡住去路，警官下令驱散群众，顷刻间砖头乱飞，刀枪狂舞，游行队伍很快被冲
散，有的被刺倒在地遭到践踏，有的被人挤伤，骑士和民众在疯狂的混乱中乱成一团。
游行队伍被驱散后，甘地驱车前往警察局控诉警察的暴行。
当甘地向局长描述事件经过情形时，局长强词夺理。他说：“我不让游行队伍向要塞前
进，是为了避免发生骚乱。人们不听劝告，我只好下令骑警驱散群众。”
“可是也没有必要派骑警去镇压，那结果你当然知道。”甘地争辩道。
局长辩护说：“我们当警官的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张对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采
取断然措施，局面会发展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我们不怀疑你的动机，可是人们不会懂得
你的意图，他们好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同意，人民的天性不是凶暴而是和平的。”
一场唇枪舌战之后，警察局长最后说：“如果你确知人们已不听你那一套，你将怎么办
呢？”
“如果我确信情况真是如此，我就要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我可以向你保证，凡
是我发现我有责任的地方我一定负责。”
走出了行政官署，甘地立即前往乔巴蒂海滩上对群众发表演讲，目的是要制止任何暴力
行动。在那里，甘地详细说明了非暴力的责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他谴责一些人在运动中
缺乏自制，制造了骚动和不安，认为这不是非暴力抵抗，这比反抵抗还要有害。凡参加了非
暴力抵抗的，就不容再有任何使用暴力的行动，即使是拿一块石子去伤害他人也不可以。他
说：“非暴力抵抗本来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抵抗者要坚守非暴力原则。”
4月6日后一周内，印度各地都发生了空前的革命运动，警察采取镇压手段，愤怒的群
众往往并不遵循甘地的非暴力信条，而采取暴力反击，流血冲突不断，甘地为此深感不安。
4月11日，阿赫米达巴德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并开始出现暴力行动，警察镇压。4月
12日，警察局宣布全城实行军管。甘地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那里，协助当局控制局
势。他在真理学院附近召集群众大会，责难那些采取暴动的人，宣称：“如果通过暴力能获
取自治，不择手段屠杀英国人可以解除压迫，那我宁可不要自治而继续受人压迫。”
甘地的演讲发生了效力，阿赫米达巴德暴力斗争终于在4月14日停止。
然而殖民当局已将刺刀提上日程，并不以甘地的意志为转移。4月10日清晨，英国当
局将旁遮普的著名政治家赛福汀·克鲁齐和萨提亚帕尔两位博士未加审讯便逐出阿姆利则。
阿姆利则全城沸腾，当日早晨，3万人在市政府门前广场集会，抗议政府的行为。当和平游
行队伍走至铁路交叉道处，宪警开枪镇压，打死打伤群众数人，引起暴动。愤怒的群众打死
6名英国人，放火焚烧银行，破坏市政府大楼，割断电话线。直到大批军队进入城里，才恢
复秩序。4月11日晚，狄耶将军率部抵达阿姆利则，准备血腥镇压。
4月13日，当2万多群众正聚集在四面都是高墙，只有狭小出口的广场上静听演讲
时，狄耶将军率部队来到这里。他们占据四周高墙，阻住广场出口，未经任何警告便对群众
开枪射击，先是朝人群密集的讲坛附近射击，继而向人群拥挤逃生的隘口猛扫。子弹打完
后，这些人整队开走。这次暴行酿成1200人死亡、3600人受伤的惨案。这就是骇人听闻的
“阿姆利则惨案”。
然而暴行还在上演，白色恐怖笼罩印度各地，而在旁遮普最为露骨。4月13日，旁遮
普省的副省督要求印度总督批准将一切罪犯用军法制裁，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其中包括
500多名学生和教授。枪击、绞杀、空中轰炸，严刑酷罚，令人毛骨悚然。直到好几个月
后，这里发生的事才陆续被外人知晓。
“阿姆利则惨案”和旁遮普暴行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怒情绪，把人民的反英斗争推向高
潮。反英斗争从旁遮普扩大到50多个城市、地区，在一些城镇和农村甚至举行了武装暴
动，旁遮普的农民运动尤为激烈。
甘地对政府的高压措施感到震惊，但对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暴力行动尤感不安，他认为自
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应该在人民准备未成熟之前就发动非暴力抵抗。他不断向人民解释
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的重要性，并在孟买组成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传队。当时
人民正在无比激愤之中，根本听不进甘地的那一套思想，因而甘地又在4月18日决定暂时
停止非暴力运动，并号召大家协助政府恢复秩序，平息动乱。
4月2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要求调查“阿姆利则惨案”，并敦促甘地要不顾一切后
果立即赶赴旁遮普。甘地写信并电请总督准其前往，但未获准。甘地担心如执意前往，必将
遭致逮捕，从而引起事态恶化。于是他思虑再三，决定暂不前往。
全印各地对政府在旁遮普的残忍高压感到愤怒。诗哲泰戈尔退回了政府颁发的勋章，并
于5月30日致信总督，对政府恶行加以谴责。国大党中央委员会6月8日在阿拉哈巴德开
会，要求彻底调查旁遮普戒严期间的暴行，并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7月，当夏丹拉、老
尼赫鲁、玛拉维亚等人前往旁遮普调查时，印度政府也指派以亨特法官为主席的官方调查委
员会，国大党对政府方面指派调查委员会极为不满，并提出抗议。
甘地不能前往旁遮普，只能听任旁遮普当局迫害人民的消息一个个传来。《孟买纪事
报》主编贺里曼因著文谴责当局被调回伦敦，报纸因此被停刊。由于经营该报的另3位董事
居瓦卡达斯、苏巴里、班克还掌握着《青年印度》，他们建议甘地担负《青年印度》的主编
职务，为了弥补《孟买纪事报》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年印度》改为双周刊。甘地欣然接
受这一建议，因为他回国以来一直想有块阵地来宣传他的非暴力主义的真谛，现在更希望有
个机会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主持公道。甘地的一个朋友把自己主办的古吉拉特文《新生活》
月刊也交给甘地处理。
这两份刊物在甘地的主持下行销很广，对甘地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建立同民众的沟通起
了很大作用。
甘地赴旁遮普的请求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总督批准，他于1919年10月17日到那里，
受到了旁遮普人民热烈的欢迎。
甘地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和同志们一致坚决抵制官方调查委员会，并成立了一个
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大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老尼赫鲁、奇·兰·达斯、阿巴
斯、铁布、姆·勒·贾亚卡和甘地本人都是调查委员会成员，甘地负主要责任。调查过程中
甘地同旁遮普人民有了密切接触和了解，也发现了很多怵目惊心的事实。
在旁遮普的工作开始不久，甘地便应穆斯林领袖哈金·阿吉布·罕与萧克·阿里之邀前
往德里主持11月24日召开的全印哈里发印穆联席会议，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甘地第一次
使用了“不合作”一词。当时穆斯林领袖与甘地正讨论如何有效抵制英国的问题。甘地想
到，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非暴力，但又和政府在各方面保持合作，那么有效抵制将
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只有停止与政府的合作，才能对政府进行真正的抵抗。于是，他提
出：“如果英国当局拒不考虑穆斯林的要求，就号召穆斯林完全撤销与政府的合作，印度教
徒将支持这一行动。”“进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并不一定要保持
政府的封号和荣誉，或者继续为政府服务。如果政府竟然在像哈里发这些重要的问题上背弃
了我们，我们除了不合作外，没有别的办法。”不过，当时甘地未对不合作作进一步的解
释，他本人对其含义也不甚清楚，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具体考虑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
骤。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年会特意选在发生轰动惨案的阿姆利则举行。为缓解紧张局
势，英国政府赶在国大党年会前夕于1919年12月24日通过了孟太古—蔡姆斯福德改革
法，作为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的基础。正式颁行的法律规定，英属印度的立法权由总督和两
院（国务会议和立法会议）组成的立法机关行使。改革后的国务会议，省立法会议、各省省
长、各行政机构分别由总督指派和选举产生两种代表构成。这就是所谓“双头政治”。其
实，这种双头政治对英国政府的根本权力毫无触动。英国政府还作出姿态，将戒严期间被关
进监狱的国大党领袖放了出来。阿里兄弟是在大会开幕时才获释。
阿姆利则会议是国大党领袖云集的一次盛会。提拉克结束了他在英国的工作参加了会
议，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出席国大党年会。
甘地出席了这次盛会，他认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参加国大党的年会。在此之前，他虽出
席过几届年会，但他的发言多限于提出一些建设性主张，如提倡国语，宣传土布精神和提出
南非问题决议案。出席会议也只是为了表示对国大党的忠诚。国大党多数政治家除了对他在
南非的斗争表示崇敬外，并未对他特别注意。在这次会议上，甘地表现突出，他与那些久经
考验、经验丰富、声望卓著的政治家们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甘地提出对旁遮普与古吉拉特人民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议案。他认为，真真实实地表现
做人气魄，是虽在枪林弹雨中却仍不加报复，长期做到以德报怨，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
因此他提议对“暴民”予以谴责。
提拉克本来对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就多有异议，对他要求谴责人民的法案内心也是反对
的，但是提拉克出人意外地没有阻止这一决议通过。但当甘地就改革法案决议发言时，遭到
强烈反对。
关于改革法案的决议文，系达斯起草，提拉克附议，经提案委员会通过。达斯、提拉克
反对新近颁行的改革方案，他们在决议文中称该法“不切实际、不合需要、令人失望”，甘
地则主张法案决议文应以政府对人民的合作为基础，予以相等的合作，所以甘地和玛拉维亚
一样主张对原决议案进行修正，去掉“令人失望”的说法，并建议应以合作的态度接受改革
法案。提拉克、达斯、贝桑特夫人坚决反对甘地的修正案。
双方意见尖锐冲突，相持不下，以致甘地甚至产生退会的想法。为维护团结大局，大会
提出一个折衷意见，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和解，此后通过的决议案实际上是折衷意见，决议
案称：
1．本会重申去年谋求充分负责政府的宣言，反对一切相反的结论。
2．依德里年会所通过的决议，衡量宪政改革，认为它不切实际，不合需要，令人失望。
3．至盼英国国会本着民族自决原则，早日在印度采取一切可能步骤，建立充分负责政府。
4．相信有关人士当可实践改革，加速充分负责政府之建立，实属可能。
阿姆利则大会还通过其他各种问题的议案50多种，如主张复兴手纺手织的土布决议，
推定一委员会，修订并起草新党章。由于旁遮普事件的正式调查报告尚未提出，大会未对旁
遮普问题作出重大决定。但呼吁印度政府国防大臣在法律制裁之前应解除狄耶将军的职务，
并认为印度政府与旁遮普省政府对未及时公布惨案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立即解除旁
遮普省督奥德维爵士的陆军委员职务，并调走总督。会中还决定指定一委员会，负责拟定一
项纪念殉难者的办法并募集基金修纪念馆。
穆斯林联盟、哈里发委员会等同时也在阿姆利则开会。穆盟除通过决议抗议阿姆利则惨
案，反对对土耳其的瓜分外，还就改革法案问题通过了一项与国大党精神相同的决议。
温和派或自由派人士拒绝出席国大党年会，他们自行在加尔各答举行会议，等着贯彻英
皇新颁法案。
虽然甘地同国大党老一代领导人的初次正面交锋遭到激烈反对，但他获得了在国大党内
开展政治活动的经验教训。他也看出普通代表对他极为欢迎，而且他自己在旁遮普的调查工
作、在南非公众工作中锻炼出来的组织能力及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国大党元老如提拉克、达
斯、老尼赫鲁的赏识和信任，他因此对前途充满信心。
会后甘地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致力于一些实际工作，其一就是继续调查旁遮普事
件。他在经过详细调查，严格考证核实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无懈可击的报告书。报告书以无
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英国殖民当局在旁遮普所作的种种惨无人道、卑劣无比的行径。这份报
告于3月25日公布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为纪念阿姆利则大惨案募
捐。为此甘地到处游说，为筹建纪念馆募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第三，负责修改党章。
国大党的党章是很久以前戈克利起草的，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显然已不能适应需要，过去历
次年会都提出过修改党章的问题，但没有人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甘地早对国大党的组织形式
颇为不满，他发现国大党年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这个时
期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国大党大会也是非常臃肿，软弱涣散，脱离群众，大会对代表人数
毫无限制，对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未规定。甘地认为限制和清除这种种弊端实在刻不容缓，因
此他在大会上自告奋勇地接下了修改党章的工作，并以高度责任感开始了这项艰苦细致却意
义深远的工作。他起草的新党章以后在国大党那普尔年会上通过。
1920年年初到年中，印度政治局势的发展，使甘地的反帝立场进一步发生变化，其中
一个重大事件是英国对哈里发问题的态度。
早在大战期间，印度穆斯林为维护哈里发的地位，强烈要求英国在与土耳其签约时，为
土耳其保留伊斯兰教圣地和阿拉伯属地，不要损害土耳其苏丹——哈里发的地位。英国首相
在战时也曾允诺这些要求，但酝酿和约的情况表明，英国当局同样不打算实现这个诺言，这
使印度穆斯林大为震惊。在1918年穆斯林联盟年会上，已有人要求穆斯林立即行动起来为
维护哈里发地位而斗争。1919年孟买的穆斯林首先建立了“哈里发委员会”，领导人是阿
里兄弟，这一运动得到许多地区赞同。甘地认为这正是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合作的好机
会，并想因势利导，将其纳入反英民族斗争之中，所以甘地对哈里发委员会及其领导的运动
予以全力支持。同年11月在德里召开的全印度第一次哈里发会议，决定采取坚决行动向英
国当局施加压力，要它考虑穆斯林的要求，还有人提出在必要时对英国当局展开圣战。甘地
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首次提出了“不合作”思想。这次会议也根据甘地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专门
委员会具体考虑在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骤。
1920年年初，对土耳其和平条款中提议剥夺土耳其苏丹兼任哈里发（伊斯兰教教皇）
的权利，穆斯林认为这是反对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背弃了英国政府的诺言，极为愤怒。
1920年1月，当时穆斯林联盟已派代表团前往总督府请愿，其中有后来著名的国大党穆斯
林领袖阿萨德。请愿毫无效果，他们又决定由阿里率团赴英请愿。但在如何采取有效压力问
题上，领袖们始终找不到办法。甘地应穆斯林领袖之邀赶赴德里，共商对策，经过长达3小
时讨论后，甘地提出了一项详细办法。此后甘地又多次与哈里发运动领导人研究磋商。
3月10日，甘地在一篇历史性讲话里，对外宣布了他的行动计划，“如果要求不被答
应，怎么办？野蛮的方法便是战争，公开的或秘密的。此一方法应不予考虑。只看其不切实
际便可知道。假如我能劝说每一个人，相信这不是好的办法，那么我们就能更快地达到合法
的目的。个人或一个民族，若能拥有扬弃暴力的力量，其力量必是最纯洁有效而且不可抵
御……不合作乃是我们唯一可循之途，这是最纯洁、最有效、而且绝对不假暴力的方法。当
合作变成了屈辱或损及人所信奉的宗教情操，则不合作乃成为义务。……我们可以从最高或
最低的地方开始，凡拥有荣誉、职位或奖金的人，应立即退还，在政府中充当仆役的也当辞
工。但不合作不适用于私人性质的个人职务。我不同意去威胁那些不愿采取不合作主义的
人，唯有志愿的撤回，才能证明大众的情绪与不满。至于建议士兵脱离部队这一点，时机尚
未成熟，这是最后的一步而不是最早的一步。当总督、国务大臣及首相皆不理会我们时，我
们就有理由采取这一步。撤回合作的每一步骤，都需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必须缓缓进行，一
定要在高昂的情绪中保有自制。”
路易·乔治在3月17日接见阿里代表团时拒绝了穆斯林的要求，印度穆斯林立即作出
激烈反应，他们决定以3月19日为国耻日，在这一天他们将举行绝食、祈祷。
3月19日即国耻日这一天，甘地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议案。议案分四部分，第一部
分包括一项抗议与一项祈祷。抗议英国对哈里发问题采取的暴力与不负责任的立场，希望英
国的部长和政治家能同情印度穆斯林的宗教热忱，求得光荣的解决。第二部分是警告有关方
面，假如解决的结果完全相反，则印度极可能全部撤回对政府的合作；第三部分是正告国
人，不得作任何煽动暴力的演讲和行为。决议案中最后是穆斯林的一条保留意见，如果非暴
力不合作运动失败，为了实现正义，他们将采取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一切手段。
5月14日，印度官方报号外公布了协约国瓜分土耳其领土与伊斯兰圣地的和平条款。
同时，亨特委员会的调查书也于5月28日通过，该调查书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满纸胡
言。这两件事给甘地当头一棒，使甘地真正认识到英国当局不但根本无意兑现战时谎言，而
且蓄意侮辱印度人民的感情，“再不配享有印度人民的好感与合作。”
这两件事也等于在民怨沸腾的印度火上浇油，大大激发了印度人民同英殖民者的矛盾。
甘地审时度势，决定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推动反英斗争的发展。
5月28日，哈里发委员会在孟买通过了甘地所提的不合作运动方案。5月30日，国大
党中央委员会在贝那勒斯召开，甘地主张：为了抗议对土耳其的和平条款以及亨特报告书所
宣布的政府对旁遮普事件的决定，国大党应立即通过不合作运动方案。但国大党中央委员会
认为这与阿姆利则会议所通过的原决议精神不符，且在国人尚未能明察全部情况之前似乎不
宜立即有所行动，因而一致决议，年内另于加尔各答召开一次特别全体会议，讨论甘地的建
议。
6月1日，印穆两教300多代表集会，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沙甫诺、秦塔玛里等人
出席，贝桑特夫人试图劝阻在场的代表不要参加不合作运动，但代表们不置可否。大会未获
具体结论，但甘地借此已了解民心所向，他已不能再等国大党作最后决定。
6月9日，全印哈里发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德举行，一致重申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原则，同
时还指定一执行委员会草拟各项行动细则，并决定给总督一个月的时限，过此则在甘地领导
下发动运动。
6月22日，甘地再次上书总督，希望总督纠正在哈里发问题上的错误，但毫无结果。7
月7日，不合作委员会颁布行动方案，其中包括退回封号、辞去荣誉职位、抵制学校与学院
以及拒绝法院诉讼与退出立法会议、推进土布运动等。
8月1日，在被定为不合作运动发动之日，20年代印度政治舞台上最具声望的国大党领
袖提拉克逝世。提拉克是印度伟大的民族英雄，早在1895年他就首先提出自治口号，一直
是国大党激进派领袖，1905～1908年印度民族斗争的实际领导人。在1915年温和派领袖戈
克利去世后，开始了国大党历史上的提拉克时代，在他的努力下，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终于
携手合作，为印度民族革命高潮的来临准备了基础。提拉克的死使印度全国陷入空前的悲哀
之中，甘地闻讯悲恸万分。这天早上，甘地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小尼赫鲁）立即从信德
省赶往孟买，加入了万人参加的送葬礼，在万民悲咽声中，提拉克的遗骨在薄暮浓雾中火化。
提拉克的死给甘地巨大打击，甘地在《青年印度》中写道：“我最坚强的堡垒垮了，提
拉克已不在了，我很难相信他已经死了，他是人民这么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人能
像提拉克这样获得群众支持，他受同胞的爱是无可比拟的。他无疑是人民的偶像。他的话是
千万人的法律，我们中间的巨人已经长眠不起，再也听不见他狮子般的吼声。”
提拉克之后，谁将领导印度？在人民的企盼中，甘地开始了他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1920年8月1日，甘地写信给总督蔡姆斯福德爵士，退还英皇授予他的勋章，并表明
自己将不再敬爱一个“无耻、不道德、不讲理”的政府，发出了不合作运动的讯号。
总督对甘地此举大光其火。他指责不合作运动为“最无用的”、“设计恶劣的”、“内
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形容整个运动是一切方案中最愚笨的，企图以此挫败
甘地的信念。
甘地随即予以回敬。他说：“不幸得很，就在阁下的讥讽侮骂中，此一运动将渐次扩
大，亦如政府之高压即将来临，任何一项伟大的运动都可能打消，但决非暴怒、忽视或辱骂
其创始人所能奏效，我乃注意行动之人，又是不合作委员会之一员，负责领导此一运动足见
它不是空洞的，它也不会不切实际，只要人民响应。”
不合作主张一开始在国大党多数政治家中也得不到支持。批评、怀疑、责难来自四面八
方。有人怀疑非暴力不合作将导致暴力，认为群众一旦被广泛发动起来，要控制在非暴力范
围内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完全的不合作没有必要，殖民当局已宣布实现改革，虽然不能令
人满意，也算是多年斗争的结果，实现不合作等于前功尽弃。还有人对不合作计划中包括的
各种抵制能否行得通表示怀疑，等等。
为了廓清误解，让其主张深入人心，甘地通过他主办的《青年印度》及《新生活》杂
志，大力宣传不合作运动的真义，从各方面阐述不合作运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青年印
度》当时的发行量已由2500份上升到40000份，甘地的宣传自然在各阶层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撰写文章外，甘地经常采取的另一手段就是到各地旅行演讲。这一次，他同萧
克·阿里及其他穆斯林领袖分别赶赴旁遮普、信德、马德拉斯各地。甘地赤裸双脚，身缠土
布，鼻端架着钢架眼镜，出现在偏僻落后的山村、人群密集的都市或三等车的车厢里，无论
路途多么遥远，也不论是刮风下雨，他从不停止演讲。其实他不仅仅是用他的语言、思想，
而且是在用他的赤诚忠心和整个人格力量在从事宣传群众的工作，在饥馑肆虐的印度，在宗
教影响无所不及的印度，甘地苦行者的形象及其惯常使用的宗教语言与仪式赢得了那些衣不
蔽体、食不裹腹却崇拜偶像的人们的狂热拥护，人们把他作为印度的先知和神明加以顶礼膜
拜，这是国大党其他著名领袖望尘莫及的。
为了让国大党接受他的不合作方案，甘地没有坐等国大党特别会议讨论通过后再采取行
动，而是先开展运动，以便充分显示效果。由于他注意宣传和组织群众，运动开展后得到积
极的响应。在信德、旁遮普、古吉拉特、联合省、比哈尔、孟买、孟加拉、马德拉斯等地，
运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
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国大党领导机构不可能再坐等旁观，而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国大党特别大会于1920年9月4日～9日在加尔各答举行，这次会议是新旧力量的一
次激烈的斗争，出席代表5800多人，几乎包括所有国大党著名领导人，如贝桑特夫人、玛
拉维亚、老尼赫鲁、达斯等。甘地前去参加会议时，见这阵势，也不免有些惶恐，对于他正
在开展的运动能否得到通过没有把握。他回忆说：“我像是处在茫茫大海中，不知谁将支持
谁将反对，……我只看到众多老将都都已出席会议。”
会前，国大党政治家中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准备联合反对甘地的不合作计划，其代表人
物有老尼赫鲁、达斯、贝桑特夫人等。甘地在会上提出了他在旅途中起草的不合作运动决议
案，尽管有贝桑特夫人等始终公开强烈地反对甘地意见，但会议结果却令人满意，甘地的不
合作运动案分别以144∶132和1855∶873在提案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通过。
这主要是因为甘地的不合作计划有许多支持者。一是来自各省的普通代表，他们多属资
产阶级下层，即普通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二是受甘地影响最直接的和原来政治上不
太发展的地区的代表，如哈里发运动最早发动的联合省、阿姆利则惨案发生的旁遮普、甘地
领导过坚持真理运动的比哈尔与孟买省内古吉拉特的代表，他们投甘地票最多。三是孟加
拉、孟买地区的资产阶级代表。四是国大党内的穆斯林代表。上述四部分人支持甘地，说明
甘地的策略得到资产阶级、广大小资产阶级及普通知识分子的拥护。
但多数老政治家还不准备后退，按规定，特别会议决议须经国大党年会最后认可，所以
他们决定在年会上作最后较量。特别会议之后，首光面临的是抵制立法会议问题，必须明确
表态。国大党内的反对抵制的势力鉴于加尔各答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不好公开对甘地的纲
领和观点提出反对，加之群众对抵制立法会议选举积极拥护，使一些政治家们从维护自己在
群众中的影响的角度考虑，也不敢贸然行事，所以选举前夕，达斯、麦尔卡尔等人改变了态
度，也宣布抵制选举。多数政治家宣布抵制选举，这就从根本上打乱了反对势力的防线。
抵制立法会议选举充分显示了不合作运动的力量。由于大批人拒绝投票和作候选人，使
选举信誉扫地。如中央省只有22％选民投票，52个选区中有7个选区没有候选人，有33个
选区只有一个候选人，其他省份参加投票的人数也只在20％～30％，比例最高的孟加拉省
也不过40％。
不合作运动在其他方面也有些进展，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共有44名律师抵制出庭，
46名治安长官放弃职位，33名自治机构成员退出自治机构，61人退回勋章或放弃荣誉称
号，120名政府职员和教员放弃公职。不合作运动在资本家和商人中所获支持加强。不过，
由于国大党许多政治家对不合作还三心二意，所以这些方面的进展不如群众性抵制立法会议
选举那样引人注目。
由于抵制立法会议不成问题，对甘地的不合作纲领反对的焦点转移到抵制学校、法庭和
放弃公职等问题上。
1920年12月，国大党那普尔年会召开，出席代表14582人，创历史最高纪录。
甘地的优势从会议的头一天就显示出来，选举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是除孟加拉
外，所有省份都是甘地支持者占多数。持反对意见的一些著名领导人本已作好各种联合起来
反对的准备，但会上的倾向性如此明显，他们只好服从多数人的意志，转向甘地。结果甘地
的不合作决议原案经过些许修改补充后，由达斯提议，甘地附议，比·帕尔、拉·拉伊、穆
罕默德·阿里等各位领导人署名支持，获得一致通过，成为指导国大党活动的总路线。
这次年会还通过了甘地起草的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斗争目标是以和平的合法的
手段实现自治。如果可能，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如果不可能，就脱离英国而自治。
这是国大党第一次把争取自治明确纳入党章。党章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国大党的体制进行重
大改革，其主要点是：建立中央常设办事机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常会）领导日常工
作；各省党组织按语言区建立，党组织建到县级（某些地方建列税区一级）；国大党年会代
表和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成员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这样改革的结果是“使国大党真正具有了
群众性、代表性与能动性”。尤其是它把原来很少受国大党注意的普通群众和原来落后地区
的群众大量吸收到党内来，使各省在党内决策上具有同等地位，从而打破了先前由孟买、孟
加拉等少数几个省的头面人物把持国大党的局面。它也意味着最积极拥护不合作策略的力量
进入国大党，取得重要地位，这为今后贯彻执行不合作策略提供了组织保证。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甘地一向主张的建设性纲领，如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推广
土布等，从此国大党籍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的责任；国大党
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工农大众建立实际接触，大会通过的为哈里发问题进行不合作的决
议则是国大党为促进印穆团结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试。
甘地在那普尔会议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孟加拉纪事报》称那普尔年会是“甘地
的大会”，一位英国高级官员在给总督的信中说：“这次会议的显著事实是建立了甘地个人
对所有政治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统治。”
国大党的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那普尔年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标志着甘地所倡导的
非暴力不合作路线与策略终于被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们共同接受，也标志甘地在国大党内领
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亦即国大党“甘地时代”的开始。国大党在甘地领导下焕发出新的精神
面貌，它不仅同广大群众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以不合作代替响应性合作，以群众性直接
行动代替了宪政鼓吹，从而使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向深度、广度发展，并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
路，即非暴力的道路。
那普尔年会通过甘地的不合作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在开展的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为开辟非暴力革命的途径，国大党号召国民加紧进行抵制运动并全力推行手纺手织，
同时劝告律师退职、学生退学。
不合作主张首先在孟加拉获得了积极响应，1月初，成千上万的男女学生走出公立学
校。甘地对群众的热情积极鼓励，他访问了帕迭拉，主持该地的比哈尔民族学院开学典礼，
不到4个月时间，在帕迭拉、阿利迦、阿赫米达巴德、孟买、贝加勒斯、德里等地都开始创
办民族学院，孟加拉、古吉拉特、比哈尔等处创办了国立大学，甘地与穆罕默德·阿里合办
了国立伊斯兰大学。
律师停业、官员退职也蔚然成风。大名鼎鼎的律师如老尼赫鲁、帕泰尔、卜拉沙德等人
均放弃律师职务，领取月薪不超过一百盾的薪水为公众工作服务，尤其老尼赫鲁这位收入丰
厚、从思想到生活方式都模仿西方的知名人士也同过去的生活告别，的确是件引人注目的事
情。再如鲍斯这样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政府官员，也受到甘地人格的感召，放弃高官
厚禄，出任刚刚创立的加尔各答民族学院院长，积极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成为一个坚
定的革命者。
在这次运动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携手，表现出空前团结、友善的气氛。有些正统
的印度教徒甚至请穆斯林到其家中吃饭并参加伊斯兰教集会，穆斯林也常举行集会请印度教
徒参加，穆斯林领袖常请甘地为他们举行的集会演讲。
不合作运动使印度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个饱经忧患的苦难民族满怀激情、充满
自信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即使在偏远乡村，国大党、自治、旁遮普事件、哈里发问题也成为
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甚至哈里发一词也被人民理解成“反抗政府”的意思。正像尼赫鲁所
说：“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胸参加全国有纪律的行动，
这种行动本身就使群众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力量。”
一方面是群众热情高涨，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威信日薄西山。一个失信于民却又不愿顺应
时势、改弦更张的政府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威胁利诱、恩威并用。此时贝桑特夫人及其亲信
与自由主义分子结成联合阵线，反对不合作方案，与国大党分道扬镳。英国政府加紧拉拢这
批人，试图借此组成一支有影响的阵线。于是一些自由主义分子很快跃居改革方案实施后的
部长或高级官员职位，帮助政府反对不合作运动，如班纳吉获得爵位，辛罕爵士被任命为第
一个印度籍比哈尔·奥利省省督。沙斯迭里则被冠以皇家特使的头衔受命前往英国各自治领
土乃至美国等地访问，等等。
3月中旬，政府开始镇压行动，它下令禁止所有未经许可或不受津贴的活动，对一些重
要人物的行动也大加限制，但是这些不仅无济于事，相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合作运动
各项计划仍在循序渐进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也在各地不断发生。1921年，全国的罢工
次数增加到396次，参加人数达60万人。虽是非暴力运动，但群众在斗争中，往往冲破非
暴力约束，如在联合省、孟加拉省、旁遮普省爆发了农民武装斗争，特别是马德拉斯省的摩
普那农民的起义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起义者宣布成立“哈里发王国”，建立村管机构。
时局的发展令甘地感到棘手，在甘地看来，暴力斗争是对他殷切期望的运动的严重打
击。为防止大规模暴力发生，甘地决定暂缓群众性不合作运动，而将主要精力转向推进土布
运动。1921年7月18日，依新党章选出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开会，决定国大党的中
心工作是限于9月30日以前禁绝洋布，同时加紧提倡手纺手织的土布工作。工作委员会号
召国大党党员从8月1日起均不得穿着洋布衣服。
为表明禁绝洋布、推广土布的决心，7月31日，甘地在伯利的乌玛索巴里广场举行焚
烧洋布的群众集会。数千群众参与了这一烧布壮举，他们将搜集到的洋布及其制成的衣服集
中起来，付之一炬，当火焰腾空而起时，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笑声，仿佛他们因此挣脱
了枷锁。
8月1日，甘地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讲述了这次焚烧运动的深远意义。他宣
称：“不接触洋布是一种德性。”
“因此我们昨天所做的，乃是一种高贵的牺牲。……不能实现土布运动，印度便不能得
救。我们昨夜所燃起的，乃是真实的、必须的牺牲。”“昨夜我们所烧的火应为烧除我们内
心污浊之火的象征。我们净化了理智，必可指示我们土布的真正经济价值。我们净化了内
心，必可使我们能够坚决抵制住洋布的诱惑。”
甘地聚众烧布令很多人不可思议，甚至包括甘地的追随者。如安德列斯就写信给甘地：
“当你对一切罪行，如酗酒、吸毒、不可接触制、种族歧视等作巨大打击，甚至在处理娼妓
问题上的那些美妙意念皆使我们感到极大快慰。可是当你叫人烧掉洋布，指穿洋服为宗教上
的罪恶，要大家将海外兄弟姐妹的高贵产品付之一炬时，我们的愤慨简直难以言表。”
然而，甘地在孟买点燃的烧毁洋布之火并未就此熄灭，印度各地争相效法，成批成批的
英国布在烈火中化为灰烬，表明人们誓不穿洋布的决心。
甘地发动此一运动并非一时冲动，甘地认为这是印度经济与道德自救的关键。从伦理道
德上讲，他认为爱好华服正像嗜好烟酒、女色一样，会导致道德沦丧。而从更深层的政治经
济角度讲，正是英国殖民者的入侵，破坏了印度以手纺手织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使其得以低
廉价格购买印度的棉花，然后运往英国工厂加工成产品，以高昂的价格在英国垄断的纺织品
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为了挫败英国工厂的机器，甘地多年来苦苦探索、
实践，终于发掘了印度世代相传的木制纺车。他想让印度自纺自织代替进口洋布，以阻止印
度的滚滚财源流入英国人的腰包。多年来甘地一直为这个发现作不懈地宣传。
1921年9月，为进一步推动土布运动的开展，甘地郑重宣布，在他有生之年，他决定
放弃穿其他任何衣服，只穿手工纺织制作的缠腰和披巾。正因为这个原因，甘地后来惯常的
装束是上身赤裸，下身用一片土布裹住，必要时才搭上一条土布披巾。不论是对群众演讲，
还是同对手谈判，不论是在印度各地考察，还是到国外访问，他都不改常态。对于自己的装
束，他后来曾解释说：“淡泊生活，志虑深远”；“腰布代表简朴，代表印度化。它代表着
不同信仰以及基于地理环境等形成的一种综合性文化特征”；“如果我往英国去，我就是以
代表的资格去，不多一点，不少一点。……我若代表国大党，也就是半饥半饱状态、衣衫褴
褛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代表有地产者、有教养的印度人，我也需要穿着简朴，为的是替穷
苦同胞谋福利。”
甘地每天抽出半小时纺线，从不间断，同时他敦促同事们也这样做。每天的纺线成了一
个宗教仪式，纺线时间成为祈祷和禅坐的间歇。不管怎么说，从此以后，一项普通的纺线活
动成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象征，成为甘地领导和平革命的象征，成
为民族团结和自由的标志。
正当甘地缓步推行其不合作计划时，阿里兄弟领导的哈里发运动却在急速发展。7月
初，中央哈里发委员会由阿里兄弟主持在卡拉奇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历史性决议，宣布
“穆斯林如继续在英国军队中服役或促旁人入伍，在宗教意义上皆系非法”。并宣称，“如
果哈里发的要求在圣诞节前不能得到满足，则国大党阿赫米达巴德全会将宣布成立印度共和
国。”
9月14日，阿里兄弟被捕。两天以后，孟买省督发表一项公报，宣称逮捕阿里兄弟及
其同僚5人的原因是他们企图煽动印度军队叛乱。
10月1日，卡拉奇政府判处阿里兄弟及其被捕同行两年苦刑。
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运动的发展，甘地原定9月30日为完成抵制洋布的期限，并开
始发动民事抵抗。为了表示对穆斯林战友的声援，甘地决定提早发动群众性不合作运动。
9月21日，甘地剃光了头发，他认为这是一个哀悼的记号。10月4日，甘地在孟买召
集各方领导人会议，并联名签署发表一项宣言。宣言针对政府逮捕阿里兄弟的理由，郑重宣
告：无保留的言行自由是天赋人权。不管他批评的对象，是与政府合作或受雇于政府者，也
不管是针对民政抑或军政部门，我们认为一个印度人竟去充任民政人员，特别是投身行伍，
协助一个造成印度经济、道德、政治的堕落的制度，并使用军警镇压民族的愿望，以及使用
部队摧残并未为害印度的阿拉伯、埃及、土耳其人的自由，这些都是违反民族自尊的。我们
更认为，与政府断绝关系、另谋出路是印度士兵和每一民政官员的义务。这实际上是甘地不
合作运动的更高发展：准备抵制军队和抗税。10月5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在孟买召
开并通过决议，支持上述宣言。宣言在各地也一再重复通过。
因为这次行动，甘地终与他所崇敬倾慕的诗哲泰戈尔发生重大分歧。泰戈尔认为甘地这
么干是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是假自由的美名行毁灭自由之实。他要人们不要盲从，要
以科学的态度从事理智的斗争，“经济学家必须找出实际的解答，教育工作者必须教书，政
治家去运用手腕，工人必须工作。……”从而公开地与甘地的不合作计划唱对台戏。
阿里兄弟的被捕、受审及被判刑2年的判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11月4日，德
里举行的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批准了工作委员会的孟买决议，授权各省自行负责，展开群众性
不合作运动，包括拒绝纳税。
为防止群众的轻举妄动，甘地希望大家耐心等待，让他率先示范性地在古吉拉特的一个
税区巴多里领导一次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对此，自然有人反对，认为应同时在各处发动运
动，但甘地自有他的道理。他一向奉行持久渐进的战略，每次行动都倾向于从小处着手，然
后缓步推进，步步为营，直至迫使对手作出让步。所以在操作上，他不主张一开始就全面铺
开战线。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定于11月17日——威尔士王子抵达孟买之日举行。当这位英国皇室
贵宾到达时，除了少数人表示欢迎外，广大人民反应冷漠，而且成群的市民集中到帕里，参
加焚毁洋布的示威。甘地当场宣布：他将赴巴多里亲自开展和平反抗运动。可能会有人民被
军警扫射，但不管将来巴多里发生什么事，他要求孟买市民保持冷静。
可就在甘地演讲的时候，一些市民对那些参加欢迎仪式的人施行报复。他们将那些人所
穿的洋服和所戴的洋帽撕下来放火烧掉，还砸毁了酒店，焚烧电车和警察局，打死打伤警
察。孟买的暴力行动，使正准备取道孟买去巴多里亲自指挥民事不服从运动的甘地，痛悔万
分。当晚他便决定取消巴多里之行，并让儿子迪瓦达斯前往巴多里，让大家暂停一切准备工
作。
次日，遭受攻击的一方，包括英印混血儿及犹太人，采取了报复行为，报复继之以反报
复，使孟买陷入极度的紧张与混乱，局势的发展令人无法控制和预测。
甘地深感痛心，他为群众不能理解他的非暴力主张和良苦用心深感不安。这样下去势必
打乱他的全盘计划。面对这些群众，他似乎又一次感到无计可施，不得不再一次使用他的致
命武器——绝食。
11月19日，甘地正式宣布绝食的决定。“除了饮水以外，我将不吃不喝任何东西，直
到孟买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能和帕西族、基督教徒及犹太人和睦相处，直到不合作运动
者能与同政府合作的人和睦相处。”他还召回他的幼子迪瓦达斯，并公开宣称：如邻区再有
暴乱发生，他的儿子将被当作“牺牲品”，送至乱区，让暴民杀死。
甘地的绝食使那些已丧失理智、陷入滥杀的人们逐渐恢复了平静，市区的秩序趋于正
常。11月22日，甘地开始进食。但他自此决定，以后每逢周一，便绝食24小时，直到印
度获得自治。
鉴于孟买市民的表现，甘地认为，在群众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准备时，群众性非暴力斗争
不可操之过急。11月2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开会，决定巴多里运动暂缓发动，同
时关照各级党部，在征收义勇工作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时，一定要宣誓服从非暴力，且言行
一致，并以此耐心劝告国民。
运动的松懈使政府有了喘息之机。11月19日，孟加拉政府宣布凡国大党及哈里发委员
会下的各种义勇工作队均属非法组织，同时禁止举行政治性的会议。旁遮普、联合省、比哈
尔及阿萨密各省省政府也接着颁布同样的命令。大规模的搜捕便接踵而来。正在阿拉哈巴德
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的联合省全体负责同志55人，被警察机构悉数逮捕，国大党主席达
斯于12月10日被捕，其他知名领袖，如老尼赫鲁、阿萨德及小尼赫鲁等也相继被捕。孟加
拉和联合省闹得很凶，在这些省里，不仅著名的国大党领袖和工作人员全部被捕，连一些穿
戴甘地服饰的人也受到百般侮辱，有的义勇工作队员甚至被警察剥光衣服抛进泥池中，警察
奸掳烧杀，无所不为，普通的志愿队员入狱的不计其数。对政府的高压，群众毫不畏惧，如
在一些城市里，自愿去坐牢的人源源不断，有许多向来不参加国大党活动或任何政治活动的
人，受了群众激愤情绪的感染，也坚持要被捕坐牢；甚至有些政府小职员，晚上下了班不回
家，却走向监狱高墙；有时警车带了逮捕证去捉人，实际上带回的人数却比原来规定的多得
多。监狱官对这种现象无所适从，后来他们也改变手法，只抓有名的工作人员。据估计，从
1921年至1922年1月，因参加不合作运动被判处徒刑的大约有33万人。
残忍的高压政策也难以奏效，一些与政府合作的人相机而动，他们开始出面调解，如玛
拉维亚建议总督与甘地谈判。当时，总督也希望威尔士王子的印度之行能有完满结局，他授
意玛拉维亚先去与甘地谈条件，甘地的答复是：“政府若不悔悟，谈判必然流产。”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阿赫米达巴德举行。
大会期间主要有两派意见。玛拉维亚想要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即建议召开一次圆桌会
议，此案遭多数否决。多数代表对政府大肆逮捕爱国人士表示极为愤慨，建议对政府实施反
报复。穆盟主席摩汉里建议修改党章中的奋斗目标与斗争路线，主张在政纲中正式标明独立
的字样，遭否决后他又坚持与英国断绝一切关系。纵使哈里发问题获得满意解决，也不再和
英国人合作。甘地认为这类建议不合实际，提议否决。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议案则获6000名代表的表决通过。决议要求：“对政府的所有法
律一概予以民事不服从，同时遵守非暴力原则。虽在政府禁令之下，亦当继续举行群众大
会，并盼全印人民踊跃加入义务队，随时准备接受逮捕。”
大会授权甘地为“执行统领”，除变更全国的信条和与政府议和须获国大党同意外，甘
地有权决定一切。
大会再次呼吁国民加紧手纺手织，宗教团结，禁酒，解除“贱民”。
当绝大部分的领袖已锒铛入狱后，依然自由的甘地成为这场运动的唯一统帅。他身先士
卒，冲锋陷阵。他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深刻的思想，加上锐利无比的笔锋与口才，坚强地
支撑着这场运动。他在《青年印度》上不断刊登被捕者的名单，公布来自监狱的报道和呼
声，连篇累牍地发布反暴檄文，传送非暴力抵抗的真谛。当时印度的天空尽管黑云压城，但
人民依然能感受到阳光明媚。
1月14日，玛拉维亚与当时已脱离国大党的著名领袖真纳，联名在孟买召集了一次各
党派会议，讨论和解条件。不合作运动者以来宾而非代表资格出席。
玛拉维亚与真纳已准备好一份和解条件的草案，其中没有包括释放阿里兄弟及其他穆斯
林政治犯的条款，甘地坚持必须有这一项。大会接受并通过一项决议，以释放阿里兄弟及其
他哈里发政治犯作为举行圆桌会议的先决条件，谴责政府的高压措施，吁请国大党暂缓民事
不服从运动，以待与政府磋商，同时建议负责当局早日召开圆桌会议，解决哈里发、旁遮普
及自治问题。
总督没有接受调解条件，甘地早已预料到结果会是如此。他激励人民加紧准备不可避免
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准备工作包括：登记新志愿队员，土布宣传，废除“贱民”，促成各
教派与各阶级间的团结及加强非暴力教育。
1月29日，帕泰尔主持巴多里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得
到甘地同意。1月31日，工作委员会在苏拉迭开会，训令其他各地应对巴多里运动合作，
暂不发动集体的或个别的民事反抗，除非获得甘地的正式认可。2月1日，甘地向里丁总督
发出最后通牒，强烈谴责政府对印度人民的迫害，要求政府恢复人民的言论、结社、出版等
自由，并限政府7日之内作出政策性宣告，否则将采取若干非暴力抵抗运动。
2月6日，政府发布公告，拒绝甘地所提各项要求。总督还坚持把镇压措施说成是孟买
暴乱及不合作运动带来的结果。2月7日，甘地又向政府提出抗议，指出政府歪曲事实。
当甘地还在与政府唇枪舌战时，人民早已按捺不住。一些地方的暴动已先期而起。2月
5日，在联合省哥拉克坡区的一个小村乔里乔拉村，村民游行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
枪射击，弹尽后退出警署。愤怒的群众纵火烧掉警察局，致使21名警员丧生。这则新闻直
至2月8日才被当时正在巴多里指挥运动的甘地获悉，甘地惊愕之余，立即作出反应，决定
取消集体民事反抗计划，撤回对政府的最后通牒。
2月11日，甘地要求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撤销这一计划，他还决定从12日起绝食5天以
自谴。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屈于甘地的压力，最终决定取消群众性不合作运动，代以纺织、改
革和教育性的建设性工作。就这样，人民期盼已久、甘地和国大党为之精心准备多时的大规
模集体抵抗运动流产了。2月24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德里举行会议，在一片灰心失望
与反对抨击声中，巴多里协议经过些许修改后获得通过。这次大会的一个保留意见是如国大
党省党部同意，即可开展个别民事反抗运动。
对于甘地的突然中止运动，国大党著名领袖差不多都表示愤慨与不满。如老尼赫鲁、拉
吉佩迭·雷及其他诸领袖均从狱中写信给甘地，反对他的决定。当时在狱中的尼赫鲁对此万
分苦恼，他说，“尽管乔里乔拉事件与非暴力精神完全相反，但难道因为穷乡僻壤一群激动
的农民的行动，我们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就该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吗？如果说这是个别暴力行
为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么非暴力斗争的哲学和技术一定有缺点。”“因为在我们看来，要保
证不发生这类意外事件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必须使3亿多印度人受了非暴力行动的理论和
实践训练后才能前进吗？即令如此，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敢说，我们在警察极度挑衅的情况下
还能斯斯文文呢？即令我们办得到，但是那些打进我们运动中来的暗探及内奸采取暴力行动
或煽动别人从事暴力行动，我们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这是非暴力运动的唯一条件，
那么非暴力抵抗方法必然失败。”
可是，甘地却不这样认为。他在2月12日的《青年印度》上说：“神对我充满仁爱。
他曾三度警告我：在印度坚持非暴力与真理以展开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时机尚未成
熟。所谓非暴力的反抗就是说，应是温和的、合乎真理的、卑微的、自知的、自愿的，同时
又是出于爱心的，永不伤害他人的。”“而乔里乔拉事件是前车之鉴。它显示如果防范稍一
疏忽印度很容易铤而走险。如我们不要在非暴力中卷入暴力的漩涡，则我们应赶紧止步，重
建和平空气，重订方案，不要再想发动集体民事反抗之事，直到我们确信和平业已取得。”
不过，当时也有人认为甘地停止不合作运动并不只是乔里乔拉事件，可能有他不肯承认
的理由。如尼赫鲁就认为乔里乔拉事件只是导火线。他的依据是甘地做事往往凭本能，那个
时候，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却快要解体了、组织，纪律正在消失中，如果运动
继续下去，若干地方必然发生暴力行动，政府则会用血腥手段加以摧残，建立恐怖统治，而
使人心涣散，意志消沉，从根本上扼杀运动，所以甘地才会断然中止这项运动。
但不管怎么说，突然中止不合作运动大大挫伤了群众士气，使几个月来一直被运动弄得
焦头烂额的政府第一次有了主动镇压运动的机会。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当即宣布：“如果因
为帝国的生存受到挑战，英国政府在印度履行责任时受阻就误以为英国将从印度撤退而提出
要求，则印度对世界上最坚决的民族所提的挑战，决不能获胜。且吾人将必以所有的决心和
力量，再度答复挑战。”保守党的发言人贝铿赫德爵士警告印度：“英国并没有丧失‘骨
气’。”
甘地在他认为形势不利时可能进行妥协，但他不会屈服于暴力。2月23日，他在《青
年印度》上以《摆脱魔神》为题，撰文回答英国人的挑战。他说：“贝铿赫德爵士已提醒我
们，英国人没有丧失‘骨气’，孟太古更坦白指出英国人是世上最有决心的民族，决不容任
何人干预其目标。可贝铿赫德爵士及孟太古都很少知道，印度早已准备好了，试一试越洋而
来的所有英国人的骨气。”
发表于 @2004年03月16日 8:14 PM |评论 (1)
甘地传3

1914年7月18日，甘地偕夫人及好友卡伦巴赫，乘轮船前往伦敦。航行中他便得知欧
洲局势紧张。船至伦敦的前2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8日，若干倾慕甘地的英印人士特地在西西大饭店举行招待会，为甘地接风洗尘。
到会的有阿兰达·库玛拉斯瓦米先生、天才女诗人与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奈都夫人等，因故未
能应邀前来而致函表示欢迎的有英国首相、印度事务大臣及其他各政界要人与社会名流。
因为“一战”爆发，甘地在伦敦期间组织了一支印度救护队，准备开赴前线，但此时他
不幸染上肋膜炎，加上甘地夫人身体一直欠佳，最后甘地不得不接受大家的劝告，于12月
启程回国。这一次他的挚友卡伦巴赫因是德国人，无法相偕同行，令甘地无限惋惜。
1915年1月，甘地回到孟买。甘地的凯旋归来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他还没上岸，恭候
在此的印度领袖们就乘小艇上船迎接，并得到当局批准，让甘地在先前只许皇室贵宾及印度
总督与印度伟人登陆的专用码头上岸。当时甘地身着印度布衣，随身携带着一个小包袱，里
面唯一贵重的东西就是《印度自治》一书的手稿。
甘地回国前后，印度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虽然早在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后，
民族独立运动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但早期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是国大党温和派领袖，他
们长时期执行着一套同帝国主义殖民者妥协的纲领和政策。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实行代议制和
扩大印度人在统治机构内的代表权；他们依靠的是上层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和他们的知识
分子，斗争手段是请愿、抗议、宣传、鼓动。
在印度第一次民族独立的高潮中，以提拉克为代表的国大党激进派提出了一个包括“自
治、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和民族教育”的新纲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局面曾为之一新。
但人民革命斗争在1905～1908年波澜壮阔的民族运动被镇压后，陷入低潮。极端派领
袖大多身陷囹圄，剩余力量被排挤出国大党，温和派控制的国大党基本上处于无所作为的境
地。
在回国的最初日子里，甘地忙于在各地探亲访友，拜见要人和体察民情。此时，他的政
治导师、国大党温和派领袖戈卡利虽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还是坚持为甘地准备了盛
大的欢迎会。甘地还前往家乡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探望长兄的遗孀和其他亲友。在家乡停留
一月左右，2月17日，甘地偕夫人又前往圣提尼克坦，去看望先期而至的凤凰村人，顺便
拜见渴慕已久的印度诗哲泰戈尔。甘地虽然没有见到泰戈尔，却赢得其真诚的敬意——泰戈
尔称赞甘地为“玛哈德玛”，意为“伟大的灵魂”，“圣雄”，这是印度人对最有智慧的人
的尊称。
甘地在圣提尼克坦期间，接到戈克利的死讯，甘地无限悲伤。他说：“我曾想找一位真
正的英雄，在全印度只找到一个，这就是戈克利。”他立即偕夫人前往浦那参加葬礼。为寄
托哀思，他决定赤足一年。
参加戈克利的葬礼后，甘地开始旅行全国，以实现戈克利的遗愿。因为戈克利曾建议甘
地在一年之内，不要急于发表政治见解，而应旅行全国以广见闻，吸取经验。这期间，甘地
坐三等车先后到加尔各答、哈德瓦、古鲁库尔、马德拉斯等地旅行。一路上他耳闻目睹了人
民所受的种种疾苦，第一次深深感受到他心目中美好的国度和深爱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虽
然他牢记戈克利的叮嘱，多看少说，但观感使他无法保持沉默。对于陈规陋习、官僚主义、
教条主义，他不可能熟视无睹。对国大党的许多领导人及其政策的软弱涣散他也颇有微辞：
“我感觉他们没有负起神圣的责任，我相信我是想从他们那里获得智慧，可是让人失望。他
们的言行都不合我的胃口。”
旅行完毕，甘地迫切需要的是寻找一个立足点，就像他在南非曾经尝试过的那样，建立
一个训练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基地。好几个省都争相贡献一块领地，最后甘地选中了故乡古吉
拉特的首府阿赫米达巴德。因为这里是印度古代手纺业中心，又是该省最为富庶的地方。甘
地认为这里正适合他倡导乡村建设，也较容易得到有钱人的赞助。
1915年5月25日，真理学院在古吉拉特靠近阿赫米达巴德的一个小村子柯契拉甫正式
成立。这个名称用意深远。甘地解释说：我们的信条是献身真理，我们的工作便是追求和坚
持真理。“真理学院”这个名称同时表达了目标和服务的方法。
真理学院的首批学员男女共25名，所有的人都像一家人一样同烧一锅饭，共守同样的
誓言：信奉真理、非暴力、节欲、不偷窃、不私蓄、节食。
学院使用印度语。在甘地看来，“我们管理人员相信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抛弃了本国的语
言文字，便不能产生实际的进步。所以要训练学员们使用地方语并了解印度其他地区的方
言，再学印度的几种主要语文。梵文是一切印度之母，所以也要学习。”
为改变轻视劳动的流俗，甘地希望教师们首先接受劳动教育。他说：“劳动是人类天赋
的义务，为了个人的生存，我们必须劳动。”
年满4岁的男女小孩就可入院受教，但需通过严格的智力与体力测验。他们的父母应绝
对授权院方管教。学生们将学习如何过集体生活，研习宗教、农业、纺织与文科。文科讲授
均用方言，课程包括历史、地理、数学与经济学，每人必须研读梵文与印度文和德拉维底文
中的一种，英文被列为次要语文。
学员到了成年时，或宣誓正式成为修道士，或结业离校。儿童在完成学业前，不准其父
母前来访问，全体学员一律穿最简单的衣着，每日3餐也极简单，除了食盐胡椒外，其他佐
料概不准用。院中无寒暑假及假日，但一周中有2天课程极少，学员可以做自己的工作，每
年有3个月的时间让学生作徒步旅行。学员均不收费，院中日常费用全靠捐助维持。
1915年6月3日，英王诞辰授勋名单发表。甘地获得服务印度甲级勋章一枚，主要是
表彰他为不列颠帝国服务之功；
另一获勋的印度名人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他被封为爵士。
1916年2月，甘地答应一年内不发表政见的时限届满。适逢贝拉勒斯印度教徒大学校
庆典礼，哈定总督也应邀前来主持大学奠基礼，印度各地名流荟萃一堂。甘地应国大党知名
人士玛拉维亚之邀，也前去发表演讲。
2月4日是甘地演讲的日子。会场上挤满了甘地的崇拜者。因为总督驾临，整个会场宪
警密布，会场布置得富丽堂皇，主席台上座无虚席，几乎都是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甘地身
着土布短裤与上装，在欢声雷动中起立致辞。他的讲话和他的装束一样与大会环境极不协
调，在众口一词的歌功颂德中，他发表了一番言辞尖锐的讲话。他首先对许多演讲者迷信英
语而贬低本国语的现象表示不满，接着他又给那些飘飘然的听众大泼冷水。他提醒学生们不
要以为自己已经进了十全十美的学府，变成了一个伟大帝国的有用人才，如果认为我们国家
曾为之自豪而现在尚未恢复的精神生活单凭一张嘴就可以起死回生的话，那完全错了。你们
永不能单凭一张嘴就会使印度的福音有朝一日能传播给世界。他批评印度知识分子在印度就
像外国人一样不能对自己的民族说心里话；他强调印度要想自治，必须行动起来；他还说有
些人虽然口中宣称要解决印度贫穷问题，自己却挥金如土，把老百姓的钱拿去向副王①献忠
心，极尽铺张与奢侈；他对满街宪警密探不能忍受，认为这样只能让人民产生极不信任感，
他还谴责无政府主义和恐怖分子是懦夫，等等。
由于甘地的演讲切中时弊，言辞尖锐，使在座的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如坐针毡。大会主
席和贝桑特夫人②几度加以干预、制止，人群一片骚动。最后大会主席竟拂袖而去。当天晚
上，警察局下令甘地立即离开贝拉勒斯。事后，贝桑特夫人公开严辞批评甘地的演讲，舆论
大哗。
①对英国驻印度总督的称呼。
②英国人士，当时主张自治运动，在国大党内十分活跃。
离开贝拉勒斯后，甘地便直接奔赴浦那参加戈克利周年祭祀演讲，随后他又前往哈德
瓦、马德拉斯等地演讲，并尽可能用印地语，极力鼓吹土布运动和土布精神。
甘地回国的最初两年，一直忙于旅行考察和发表若干重要演讲。就像过去在南非一样，
现在他要开始付诸实际行动了。这第一个行动就是为废除契约劳工制而斗争。
1916年3月，玛拉维亚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定总督在
接受这个动议时宣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承诺”。甘地
认为像这样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解决问题，应该立即鼓动废除这个制度。
甘地采取重大行动时的一贯作法，是先同对方广泛交换意见，力图通过协议解决问题。
如果不能达到目的，才采取更大的行动。事实上他已一再就此事与总督交涉，但遭到了拒
绝，甘地因此认为往全国作宣传鼓动的时机成熟了。
甘地的旅行从孟买开始。2月9日，帝国公民协会主持召集群众大会，抗议不人道的契
约劳工制。大会通过了依照甘地的建议所拟定的议案，它要求政府在7月31日前明令废止
契约劳工制。随后全印度各地举行各种声势浩大的集会，也相应通过了这个决议。
甘地接着前往卡拉奇、加尔各答和其他各地作废除契约制的宣传鼓动。甘地在各地的活
动都受到警探的监视和骚扰滋事，但他不理会。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也不改初衷。
由于甘地不懈的努力和全国各地、包括一些著名妇女组织的鼎力相助，还不到7月31
日这一最后期限，政府便宣布停止印度契约劳工出国。这样甘地早在1894年就曾建议废止
的契约劳工制终于被取缔了。1920年4月，整个契约劳工制正式废止。
印度境内的另一虐待劳工的制度也引起了甘地的注意。位于喜马拉雅山山脚的比哈省西
北部狄哈特专区有个偏僻小县，名叫三巴朗。1917年以前，到处是英国殖民者的靛青种植
园。当时法令规定三巴朗的佃农每耕种20卡塔（1卡塔等于1A3英亩）土地，其中有3卡
塔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三卡塔制。
1917年初，甘地在农民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陪伴下离开加尔各答前往三巴朗。沿途
他已从靛青农的律师布拉兹吉索·卜纳沙德及其同事们的口中了解到这里佃农的一些情况，
甘地认为这种案子告到法院无济于事，对他们的真正解救就是消除他们的恐惧，彻底推翻这
种欺压他们的“三卡塔制”。为此甘地决定长期住下，卜纳沙德及其同事答应予以全力帮助。
现在甘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三巴朗农民的情况并了解他们对于靛青种植园主的不
满。甘地知道，这将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他得会见千百个农民，同时还将面临来自种植
园主和地方当局的种种刁难与干预。事实上，本地专员和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人已经告知甘
地，希望他不必介入此事，趁早离开此地。
甘地把一切情况告诉他的同事并作好入狱的准备后，便马不停蹄地前往三巴朗的县城莫
提哈里。人们听说甘地到来，争先恐后地向他倾诉疾苦。甘地细心倾听、记录并研究了可供
利用的一些文件。当地警察局责令甘地马上离境，甘地表示在完成调查前，不打算离开三巴
朗。于是甘地接到了传票，要他第二天去受审，因为他违抗了当地警方的命令，没有离开三
巴朗。
那一夜甘地彻夜未眠，忙着写信布置工作，同时拟好了一份他不在时的行动计划。
通知甘地离境和传讯受审的消息不胫而走。4月18日，莫提哈里这个贫穷、落后、闭
塞的偏远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数千人涌向甘地投宿的地方和法庭，甘地走到哪里，
人群前呼后拥跟到哪里。甘地走进法院时，后面有二千多人要挤进去，还打破了法院的玻璃
门。县长只得命令将甘地送进密室，同时动用警察看守大门，阻拦群众。
随之一场奇特的审判开始了。政府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面对眼前远比他们名声响亮，
老练、精干的同行被告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准备好了各种法律书籍，想细细研究再拿出对
策。因而，政府律师要求延期开庭。甘地立即反对，他主动承认自己抗命不离三巴朗是有罪
的，要他们按刑法144条宣判，还当庭发表声明解释自己抗命的原因。他说，“我入境的动
机纯粹是基于人道并为国服务，我此行是应紧急邀请支援农民，因他们正遭受靛青厂主的不
平等待遇。但是如不经实地研究，就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帮助。因此我来此地，如果可能的话
是想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研究这个问题，除此再无其他动机。我不认为此行将危害公
共安全引起生命死伤。我对此事自信富有经验。但当局却持不同想法。我充分了解他们的困
难，也知道他们只能根据所获情报采取行动。像我这样守法的公民，本应服从政府下达给我
的命令，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能破坏我对那些邀我来此的人所负的责任。我感觉唯有
留在他们中间，才能替他们服务。所以我不能自动退出。我冒昧作出声明，无意减轻刑责，
旨在说明我之所以未曾从命并非轻视合法当局，而是在遵循更高一层的法律，那就是人类的
良知。”
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法庭便按刑法第144条起诉，但庭长仍拿不定主意。他一再问甘
地：“你是否承认有罪？”甘地道：“我不愿浪费法院的时间，我承认有罪。”庭长又说：
“假如你现在离开本地，答应不再回来，本案可以撤销。”甘地回答：“不能这样。不要说
现在不行，哪怕是判我入狱，出狱后我还要以三巴朗为家，住在此地。”庭长不知所措，只
得宣布本案有待再议，下午3点再行宣判。下午3点甘地准时到庭，庭长却又宣布要等到4
月21日定案。结果，4月21日，在甘地到法庭接受判决前，县长送来一份书面通知，说省
督已下令将甘地的案子撤销。负责实际行政责任的收税官也写信告诉甘地，允许他自由进行
拟议中的调查，而且还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
整个宣判过程，不像是甘地在受审，倒是政府在受审。这是甘地在印度第一次公开从事
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结果令人满意。人们争相传送这一特大喜讯，报纸也大加宣传。因此，
甘地的调查影响不仅限于偏僻小县三巴朗，而且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从19日以后，一批又一批的靛青农不断挤到甘地寓所，向他申诉自己的疾苦。甘地每
天从上午6∶30至下午6∶30，记录他们的报告，每一件报告都经反复查询，方予登记。为
协助这一工作，已有不少人义务充当助手。由于前来登记的人太多，甘地有时不得不关闭大
门，只有情节重大的才登记办理。
4月22日，甘地动身前往培迭亚区。老百姓手捧鲜花，夹道欢迎。培迭亚车站因欢迎
的群众太多致使火车不得不改处停车。甘地从三等车厢出来后，人们将他拥上马车，并将马
卸下，要自己拉车，以示诚意。甘地不答应。
23日甘地会见培迭亚副区长和培迭亚厂经理。第二天赶赴劳卡里亚去找乡民谈话。25
日又步行返回培迭亚。27日，甘地一行又远途跋涉，步行至巴拉赫瓦，目睹了种植园主对
一些敢于提供真情的人所干的种种罪行。次日他又返回培迭亚。
多日辛苦奔波，辛勤取证，甘地已登记了几千人的倾诉。当地官员深感不安。为把甘地
赶出三巴朗和毁掉他的资料，这伙人绞尽脑汁，他们威胁农民，组织请愿，向上级打假报
告，并收买内奸做假证，动用报纸恶毒中伤，无所不用其极，对这一切，甘地泰然处之。
5月10日，甘地赶往帕迭拉与省长摩德会晤，省长要甘地遣走助手，甘地不同意，但
表示将改善调查方式并尽早提出调查报告。11日，甘地将主要受害人名单拟好，分送摩
德、当地行政长官、种植园联合会秘书及各地印度领袖们，同时附有甘地起草的调查报告及
调查情况说明。6月4日，副省长在阑溪约见甘地，商议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具体处
理此事，甘地亦被指为调查委员之一。13日，政府正式宣布组成调查委员会，由中央省省
督及专员斯雷为主席，拟定于7月5日起开始工作，限3个月内提出报告。
甘地加入了委员会，大为提高了农民们的希望，许多人来到培迭亚。7月16日，在培
迭亚集合了将近一万人。甘地忙里偷闲去会见了那些焦灼不安的农民，并告诉他们委员会的
成立就是为了解救他们的痛苦，请他们最好不要在委员会办公的地方成群集会。如有诉愿，
可向他的助手们讲述。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调查委员会于10月3日提出了一份全体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签名
报告书。政府于18日宣布了最后决定，全部采纳委员会的建议。11月2日，由省长摩德所
提出的三巴朗农业改革法案获得通过。法案宣布废除已存在将近一百年的“三卡塔制”。自
此，甘地的斗争又一次大获全胜。
甘地没有马上放下三巴朗的工作。他认为农民们受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们没有
知识。他因此公开呼吁征召义务教师，希望能多开设几所学校，让知识分子更有效地深入农
村。11月8日，甘地偕志愿人员自孟买抵达三巴朗，第一所学校便于13日在一所村子里开
办。一周之后，第二所学校开办。此后三星期内，第三所学校亦开办。甘地要借此提高农
民，工人们的知识水平。当然，他的这项计划也经常遭到种植园主和厂主们的抵制与破坏。
通过三巴朗的斗争实践，甘地深切地了解到了劳苦大众的疾苦并看到了他们的力量，进
一步明确了他今后应走的道路，借此他也初次成功地在印度尝试了非暴力抵抗这一特殊武器。
这一年中，真理学院所在的柯契拉甫地区发生瘟疫，甘地决定另觅新址。在一个商人朋
友的资助下，甘地将学院迁到沙巴玛迭河畔的一块地方，这里既无房屋也无树木，不远处可
以看到沙巴玛迭监狱。甘地看中的正是这里特有的荒僻与监狱。他认为，环境僻静适于潜
修，进监狱是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人的正常命运。
时值岁末，国大党年会即将在加尔各答举行，此时的印度国内形势已处于一种新的激荡
之中。随着大战进入第3个年头，革命形势渐趋成熟，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继续高涨，整个
国内洋溢着一种巨大的革命热情。国大党两派已趋统一、激进派重新活跃并积极开展自治运
动，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携手合作，自治运动已深入人心并引起了积极反应。当时印度政治
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是三位人物：提拉克、贝桑特夫人与甘地。提拉克到处旅行演讲，以他的
勇气和雄辩口才吹奏着自治运动的号角。贝桑特夫人则以她创办的《新印度报》、《公益
报》等为阵地，以其激情和生花妙笔宣传自治运动。甘地则以其爱心和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
在三巴朗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他们互相配合，给全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
精神与活力。不过，甘地是唯一同广大农民群众保持最密切接触同时也为他们所熟悉了解的
领袖人物。
鉴于印度国内正在酝酿的革命情绪以及战事仍在继续并正在决战关头，英国政府不得不
寻找缓冲之策。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失利后，孟太古严辞谴责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奥斯
通·张伯伦，认为战役失利是由于印度人力物力支援未能及时抵达所致。结果张伯伦离职、
孟太古出任印度殖民事务大臣。孟太古就职后，立即于8月20日发表政策性声明，指出皇
家政府的政策，“就是致力于增进印度人士与各行政部门的联系，同时逐步发展自治政府机
构，使印度成为不列颠国内的合法部分。进行获致在印度内部的负责政府。……余更愿补充
指出，此种进展唯有按部就班始能完成。”此时他已准备向国会提出此种方案，公之于众，
自由讨论。
根据此一动向，10月6日，国大党中央委员会与伊斯兰联盟理事会又举行联席会议，
决定推派一个代表团，向总督与印度事务大臣请愿，要求其支持国大党与伊斯兰联盟先前所
提出的改革方案。10月26日，代表团组成，其中包括提拉克、甘地、真纳、沙甫诺、莫提
拉尔·尼赫鲁（老尼赫鲁）等人，等待孟太古偕总督詹姆士福德来印。
甘地虽不是国大党伊斯兰联盟改革方案的起草人，但他极力为之宣传，他向人们详细解
释方案的旨意，使人们明了内容与目的。在他的努力下，有数千古吉拉特人联名签署了呈递
总督的请愿书。
11月，古吉拉特政治会议在哥德拉举行，甘地任主席。在这次大会上，甘地打破常
规，免除每次会议例行通过的效忠决议，他说：“通过这样的决议毫无用处。只要我们没有
叛变，我们便是效忠的。假如有人问为什么大会没有提出效忠决议，就坦白告诉他们，这是
甘地的主意”。
1917年12月，国大党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加尔各答年会，提拉克力会议的中心人
物。他提名贝桑特夫人为国大党主席候选人，温和派人士则推举巴拉吉。由于印度诗哲泰戈
尔附和提拉克的意见，结果贝桑特夫人当选。大会虽为激进派操纵，表达了要求自治的强烈
愿望，但也表现出双方妥协的产物。大会既通过了对英王的效忠案，同时也采纳了提拉克的
建议，在原已通过的要求自治的决议案中，重新加进了“时限”一段。还要求政府释放被捕
的政治犯阿里兄弟①与阿萨德等。关于社会宗教问题，也一反过去消极的态度，决议向全印
人民呼吁应破除不良陋习，对“贱民”予以公平正直之待遇。
①阿里兄弟：即穆罕默德·阿里和萧克·阿里。印度著名的国大党籍穆斯林领袖。

国大党开会期间，穆斯林联盟同时也在加尔各答举行年会。大会主席称“国家利益至
上，我们勿需争辩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谁优先，实则二者同位，争先恐后，毫无意义。”
Y这些表明，时至“一战”末期，印度国内出现了空前有利的革命形势。
国大党年会闭会后，甘地返回三巴朗，继续从事推进那里的农村卫生与教育工作。但没
过2个月，他不得不撇下这里的工作，于1918年2月，应纺织工人代表之邀，赶往阿赫米
达巴德处理劳资纠纷问题。
这次阿赫米达巴德劳资纠纷的起因是工厂主试图削减工人的工资。因为在1917年下半
年，阿赫米达巴德曾发生严重鼠疫，为使生产照常进行，厂主们特在工人每月23卢比的工
资中，每人每天再补贴12安拉到1卢比。一旦疫病清除后，厂主们又决定将临时补助费由
工资的70％降到20％，而全然不顾此时的物价已上涨了好几倍。工人们对此强烈不满，劳
资关系紧张。甘地为此颇感为难，因为当地的富商厂主经常捐助真理学院，有人还和甘地私
交甚笃。但思虑再三，甘地决计抛却个人恩怨，为劳工说话。
经过多方磋商，组成了一个仲裁委员会。甘地、班克、帕泰尔代表劳工方面，萨拉巴、
雅迦培、玛勒代表资方，稽证处处长查费德被邀为公证人。可是厂方不接受仲裁，当委员会
正准备开始工作时，厂方即于2月22日宣布停工，直到3月11日。工人们则以罢工来回
报，并要求增加工资50％，厂主们只答应增加20％。甘地经过认真调查与再三考虑，提出
折衷意见，建议增加35％。在甘地的劝说下，工人们接受了，但资方却予回绝。
甘地便站在工人一边进行斗争。为使罢工运动能顺利完成，甘地呼吁工人们必须恪守：
绝不使用暴力；绝不进行破坏；不靠救济度日；坚定如一，坚持到底。工人们一致保证，除
非厂方接受加资35％或将本案提交仲裁委员会解决，他们将决不复工。
最初2个月，工人们表现尚好，但随着时日延长，饥饿的威胁与厂商奸细的活动，动摇
了一些人的决心，参加集会者日渐稀落，处境艰难的工人们则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愤怒，极有
可能发生暴力。甘地忧心忡忡，不断和厂商接触，希望厂商善待工人。厂商们却毫不妥协，
并说：“我们这方面也有保证，我们与工人间的关系，犹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怎能让第三
者来参与呢？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鼓舞工人们的斗志，甘地宣布绝食，他称“直到取得协议或全部工
人都已离厂，否则我将不接受任何食物”。
甘地的绝食出乎工人们的意料，受他的精神感召，工人们恢复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同
时，厂商们也被感动了，答应将问题交由仲裁委员会解决。这样，甘地才恢复进食。工人们
停止了持续21天的罢工。在第一次开会的树荫下，人们聚集一堂，同庆胜利。
阿赫米达巴德的工作一完，甘地又赶赴凯达。凯达地区由于歉收出现严重饥荒，农民们
正酝酿暂停缴纳那一年的田赋。为支持农民的斗争，在甘地向农民们提出明确建议之前，国
大党员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已进行过调查并且提出了调查报告，还和当地的专员讨论过这一
问题。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也通过维达尔白·巴德尔先生和戈库尔达
斯·卡罕达期、巴立克爵士在孟买的立法议会中造成了很大声势。
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古吉拉特大会也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打了电报，但当地的英国官员
态度强硬，拒不作出让步。其实，农民们的要求并不高，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在
2分5以下，农民可以完全停付那年的田赋。问题是，官方宣称当年的收成在2分5以上，
而农民认为不足2分5。为弄清实际情况，甘地访问了50多个村庄，并且亲自去看过他们
的田地，结果证实收成的确不足2分5；为此他建议设置一个仲裁委员会，政府却固执己
见，认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请愿和祈求均告失败，甘地和同事们商
量后，决定领导农民于3月22日开始进行非暴力抵抗。
甘地莅临指挥这场非暴力抵抗运动，对农民来说，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参加者十分
踊跃。几天之内，便有二千多名志愿者申请参加非暴力抵抗，并签名立誓，坚决拒交这一年
的田赋，愿承担因此而酿成的一切后果。
刚开始，政府未采取强制手段，但看到农民们坚定不移，没有让步的样子，当局便决定
使用暴力，他们强卖农民的耕牛和仅有的家具，还到处张贴处罚的通告，有许多地方的农作
物也被抵押。农民受此威压，有些惊慌失措起来，有的便将田赋缴清了，有的还准备拿家具
作抵押。
为了使慌乱中的农民坚定斗志，甘地现身说法。他叫人把一块已当作抵押的洋葱地收割
掉，搬走，七、八个人自告奋勇完成此举，因此被捕。甘地以此鼓励人们，他说：“这种征
封尚未收割的农作物，尽管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这无异是一种掠夺，因
此人民有责任把洋葱收割起来。这也是人民学会承受惩罚和遭受拘捕的好机会，因为这些都
是抗命不从的必然结果。”有甘地的领导和无畏者的榜样力量，人民重新表现出空前的积极
性。
在坚持4～5个月相持不下的斗争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田赋管理处来人通知甘地，
只要有能力的农民交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这表明政府已经屈服，人民为此欢欣
鼓舞。但在人们庆祝这次非暴力抵抗之胜利的时候，甘地却感到运动没有彻底胜利，因为谁
是贫苦人民的决定权，不是还要由当官的来判决吗？
不过，甘地承认，无论如何，凯达的非暴力抵抗仍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它标志着古吉
拉特农民觉悟过程的开始，也是他们接受政治教育的开始。这次斗争，也使一些受过教育的
公众工作者接触到农民的实际生活，使他们学会怎样与农民打成一片，古吉拉特的公众生活
因而出现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
甘地在凯达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的同时，也不断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阐述他的社会
革新思想。如土布运动就是他最为热衷的一种改革建设工作，他主张，“我们应首先提倡在
语言、穿着、思想上表现土布精神”，在服装上，他认为穿外国服装，违背土布精神，“我
们自己的衣服式样是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环境的”。
甘地还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如1918年他在孟买演讲时说，女子是男子的伴
侣，具有同样的天赋，她有权参加各种活动，应享有和男子同样的自由。她应该在她活动的
领域中取得崇高地位，亦如男子在男性中的活动一样，这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并不一定是
由于教育的结果。可是，在旧制度的荒谬势力支配下，最笨最无用的男子也能取得超过女子
的地位。“我们有很多工作半途而废，就因为女子所处的环境使然，我们有很多工作徒劳无
益。我们就像小处聪明大处糊涂的商人，不能在事业上放胆投资。”甘地还要求重视并改善
三等车旅客疾苦。这是因为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后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消磨在他所选择的三
等列车上，因此他深知旅客的苦处。他大声疾呼：“忽视三等车旅客，我们无疑是丧失了一
个教育大众的机会，教他们守秩序、重卫生、生活有规律，以及如何过简朴的生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的决战关头，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赢得印度的全力
支持和维持印度国内局势的稳定尤为重要。印度总督蔡姆斯福德于4月27日特邀请印度各
方领袖赴德里参加作战会议，甘地也在被邀请之列。会上总督非常希望甘地能支持募兵决议
案。甘地只说了一句：“我受责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
甘地作出此举，使许多追随他的非暴力主义者乃至一般的朋友思想上发生了很大混乱。
事后，有人质问：“你主张非暴力，却要我们拿起武器，是什么道理？”
对此，甘地后来解释说动机复杂。一则他个人虽然反战，但还没有足够能力提供有效的
非暴力抵抗。面对世上的罪恶，他需要忍耐与宽容，直到找到或创造一个有效的进言机会；
二则是想“借帝国的政治家来证明自治的程度，除了对生死存亡的帝国提供服务，我想不到
考验我自己的更好办法。况且当时我相信帝国具有乐于扶助印度获得较好自由的力量。”
会后甘地又给总督写了封长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为慎重起见，他托专人送到西姆拉
的总督行署。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在这危急之秋，我们应当给而且我们已决定自愿地毫
无保留地支持帝国，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具有自治领地位的伙伴。这是很
简单的道理，我们之所以响应号召，乃基于我们所渴望的目的也能加速到来。就这一点来
说，即使是自动尽义务，也是附带有权利的。人民有理由自信，您的演讲中所提到的各种改
善，将可包含国大党穆斯林联盟联合改革方案中所已提出的主要原则。我相信也就是基于此
一信念，故能促使参与会议的许多人们愿给政府以全心合作。”“除非很清楚地昭示人民，
在最短时间内，必能使印度获得自治，否则印度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信中他还表示他将至
死抵抗有组织的暴政。当局应向官吏呼吁，不可虐待无辜，“要体察民情，看重民意。”最
后他请求皇家政府负责当局，对穆斯林国家予以肯定的保证。“我相信您知道每一个穆斯林
都关心这件事，我是一个印度教徒，也同情他们的请求，他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认真关
切那些穆斯林国家的权利，关切穆斯林对拜神之地的情绪；适时合理地满足印度自治的要
求，这乃是帝国安全的基石。我这样写，因为我爱英国，我愿看见每一个印度人都对英国忠
心耿耿。”甘地要求总督能将此信公开发表。他的意图是以正视听，同时也是为日后的交涉
留下凭证。总督急于要得到甘地的支持，因而同意他的请求。
做完这一切，甘地首先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决定先从他曾经成功地领导过非暴力抵
抗的群众基础较好的古吉拉特地区开始。6月23日，甘地向古吉拉特发出了公开呼吁：
“如果我们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学会使用武器，我们的义务就是参军。勇敢与怯懦是不能
同时存在的。”“最容易最便捷获得自治的途径就是参加保卫帝国。如帝国崩溃，我们的希
望也渺茫，有人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争权，我们以后会受骗。但保卫帝国所获得的权力，也将
是获得那种权势的权力。”甘地还到很多地方游说，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印发小册子，
鼓励人民自愿参军。
甘地原以为他曾领导非暴力抵抗的凯达地区的人民一定会积极响应，踊跃参军，然而正
好相反，就像当年他在南非的情形一样，从前进行抗税斗争的时候，他一呼百应；可现在要
人们去向那个压榨、欺凌他们的帝国效力，甚至捐献生命的时候，人们对他则避之唯恐不
及。还有人向甘地发问：“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武器呢？”
“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
甘地是个不易灰心的人，他执拗的个性在这个时候也仍有作用，经过宣传和耐心的说服
工作，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报名应征者陆续多起来。然而，为英帝国招兵买马、爬山涉
水、风餐露宿终于使甘地心力交瘁，疾病缠身。恶性痢疾使甘地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不得
不住进医院。医生建议他稍进肉食与鸡蛋，他不肯，吃药打针也不干，这种顽固不化使他濒
临死亡的边缘。好在这时德国终于战败了，英帝国赢得了战争，这似乎给他注入了一点活
力，为了能尽早投入工作，甘地平生第一次违背了誓言，听从医生的建议喝羊奶，并接受了
医生的手术。

发表于 @2004年03月15日 9:54 PM |评论 (0)
甘地传3

1914年7月18日，甘地偕夫人及好友卡伦巴赫，乘轮船前往伦敦。航行中他便得知欧
洲局势紧张。船至伦敦的前2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8日，若干倾慕甘地的英印人士特地在西西大饭店举行招待会，为甘地接风洗尘。
到会的有阿兰达·库玛拉斯瓦米先生、天才女诗人与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奈都夫人等，因故未
能应邀前来而致函表示欢迎的有英国首相、印度事务大臣及其他各政界要人与社会名流。
因为“一战”爆发，甘地在伦敦期间组织了一支印度救护队，准备开赴前线，但此时他
不幸染上肋膜炎，加上甘地夫人身体一直欠佳，最后甘地不得不接受大家的劝告，于12月
启程回国。这一次他的挚友卡伦巴赫因是德国人，无法相偕同行，令甘地无限惋惜。
1915年1月，甘地回到孟买。甘地的凯旋归来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他还没上岸，恭候
在此的印度领袖们就乘小艇上船迎接，并得到当局批准，让甘地在先前只许皇室贵宾及印度
总督与印度伟人登陆的专用码头上岸。当时甘地身着印度布衣，随身携带着一个小包袱，里
面唯一贵重的东西就是《印度自治》一书的手稿。
甘地回国前后，印度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虽然早在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后，
民族独立运动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但早期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是国大党温和派领袖，他
们长时期执行着一套同帝国主义殖民者妥协的纲领和政策。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实行代议制和
扩大印度人在统治机构内的代表权；他们依靠的是上层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和他们的知识
分子，斗争手段是请愿、抗议、宣传、鼓动。
在印度第一次民族独立的高潮中，以提拉克为代表的国大党激进派提出了一个包括“自
治、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和民族教育”的新纲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局面曾为之一新。
但人民革命斗争在1905～1908年波澜壮阔的民族运动被镇压后，陷入低潮。极端派领
袖大多身陷囹圄，剩余力量被排挤出国大党，温和派控制的国大党基本上处于无所作为的境
地。
在回国的最初日子里，甘地忙于在各地探亲访友，拜见要人和体察民情。此时，他的政
治导师、国大党温和派领袖戈卡利虽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还是坚持为甘地准备了盛
大的欢迎会。甘地还前往家乡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探望长兄的遗孀和其他亲友。在家乡停留
一月左右，2月17日，甘地偕夫人又前往圣提尼克坦，去看望先期而至的凤凰村人，顺便
拜见渴慕已久的印度诗哲泰戈尔。甘地虽然没有见到泰戈尔，却赢得其真诚的敬意——泰戈
尔称赞甘地为“玛哈德玛”，意为“伟大的灵魂”，“圣雄”，这是印度人对最有智慧的人
的尊称。
甘地在圣提尼克坦期间，接到戈克利的死讯，甘地无限悲伤。他说：“我曾想找一位真
正的英雄，在全印度只找到一个，这就是戈克利。”他立即偕夫人前往浦那参加葬礼。为寄
托哀思，他决定赤足一年。
参加戈克利的葬礼后，甘地开始旅行全国，以实现戈克利的遗愿。因为戈克利曾建议甘
地在一年之内，不要急于发表政治见解，而应旅行全国以广见闻，吸取经验。这期间，甘地
坐三等车先后到加尔各答、哈德瓦、古鲁库尔、马德拉斯等地旅行。一路上他耳闻目睹了人
民所受的种种疾苦，第一次深深感受到他心目中美好的国度和深爱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虽
然他牢记戈克利的叮嘱，多看少说，但观感使他无法保持沉默。对于陈规陋习、官僚主义、
教条主义，他不可能熟视无睹。对国大党的许多领导人及其政策的软弱涣散他也颇有微辞：
“我感觉他们没有负起神圣的责任，我相信我是想从他们那里获得智慧，可是让人失望。他
们的言行都不合我的胃口。”
旅行完毕，甘地迫切需要的是寻找一个立足点，就像他在南非曾经尝试过的那样，建立
一个训练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基地。好几个省都争相贡献一块领地，最后甘地选中了故乡古吉
拉特的首府阿赫米达巴德。因为这里是印度古代手纺业中心，又是该省最为富庶的地方。甘
地认为这里正适合他倡导乡村建设，也较容易得到有钱人的赞助。
1915年5月25日，真理学院在古吉拉特靠近阿赫米达巴德的一个小村子柯契拉甫正式
成立。这个名称用意深远。甘地解释说：我们的信条是献身真理，我们的工作便是追求和坚
持真理。“真理学院”这个名称同时表达了目标和服务的方法。
真理学院的首批学员男女共25名，所有的人都像一家人一样同烧一锅饭，共守同样的
誓言：信奉真理、非暴力、节欲、不偷窃、不私蓄、节食。
学院使用印度语。在甘地看来，“我们管理人员相信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抛弃了本国的语
言文字，便不能产生实际的进步。所以要训练学员们使用地方语并了解印度其他地区的方
言，再学印度的几种主要语文。梵文是一切印度之母，所以也要学习。”
为改变轻视劳动的流俗，甘地希望教师们首先接受劳动教育。他说：“劳动是人类天赋
的义务，为了个人的生存，我们必须劳动。”
年满4岁的男女小孩就可入院受教，但需通过严格的智力与体力测验。他们的父母应绝
对授权院方管教。学生们将学习如何过集体生活，研习宗教、农业、纺织与文科。文科讲授
均用方言，课程包括历史、地理、数学与经济学，每人必须研读梵文与印度文和德拉维底文
中的一种，英文被列为次要语文。
学员到了成年时，或宣誓正式成为修道士，或结业离校。儿童在完成学业前，不准其父
母前来访问，全体学员一律穿最简单的衣着，每日3餐也极简单，除了食盐胡椒外，其他佐
料概不准用。院中无寒暑假及假日，但一周中有2天课程极少，学员可以做自己的工作，每
年有3个月的时间让学生作徒步旅行。学员均不收费，院中日常费用全靠捐助维持。
1915年6月3日，英王诞辰授勋名单发表。甘地获得服务印度甲级勋章一枚，主要是
表彰他为不列颠帝国服务之功；
另一获勋的印度名人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他被封为爵士。
1916年2月，甘地答应一年内不发表政见的时限届满。适逢贝拉勒斯印度教徒大学校
庆典礼，哈定总督也应邀前来主持大学奠基礼，印度各地名流荟萃一堂。甘地应国大党知名
人士玛拉维亚之邀，也前去发表演讲。
2月4日是甘地演讲的日子。会场上挤满了甘地的崇拜者。因为总督驾临，整个会场宪
警密布，会场布置得富丽堂皇，主席台上座无虚席，几乎都是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甘地身
着土布短裤与上装，在欢声雷动中起立致辞。他的讲话和他的装束一样与大会环境极不协
调，在众口一词的歌功颂德中，他发表了一番言辞尖锐的讲话。他首先对许多演讲者迷信英
语而贬低本国语的现象表示不满，接着他又给那些飘飘然的听众大泼冷水。他提醒学生们不
要以为自己已经进了十全十美的学府，变成了一个伟大帝国的有用人才，如果认为我们国家
曾为之自豪而现在尚未恢复的精神生活单凭一张嘴就可以起死回生的话，那完全错了。你们
永不能单凭一张嘴就会使印度的福音有朝一日能传播给世界。他批评印度知识分子在印度就
像外国人一样不能对自己的民族说心里话；他强调印度要想自治，必须行动起来；他还说有
些人虽然口中宣称要解决印度贫穷问题，自己却挥金如土，把老百姓的钱拿去向副王①献忠
心，极尽铺张与奢侈；他对满街宪警密探不能忍受，认为这样只能让人民产生极不信任感，
他还谴责无政府主义和恐怖分子是懦夫，等等。
由于甘地的演讲切中时弊，言辞尖锐，使在座的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如坐针毡。大会主
席和贝桑特夫人②几度加以干预、制止，人群一片骚动。最后大会主席竟拂袖而去。当天晚
上，警察局下令甘地立即离开贝拉勒斯。事后，贝桑特夫人公开严辞批评甘地的演讲，舆论
大哗。
①对英国驻印度总督的称呼。
②英国人士，当时主张自治运动，在国大党内十分活跃。
离开贝拉勒斯后，甘地便直接奔赴浦那参加戈克利周年祭祀演讲，随后他又前往哈德
瓦、马德拉斯等地演讲，并尽可能用印地语，极力鼓吹土布运动和土布精神。
甘地回国的最初两年，一直忙于旅行考察和发表若干重要演讲。就像过去在南非一样，
现在他要开始付诸实际行动了。这第一个行动就是为废除契约劳工制而斗争。
1916年3月，玛拉维亚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定总督在
接受这个动议时宣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承诺”。甘地
认为像这样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解决问题，应该立即鼓动废除这个制度。
甘地采取重大行动时的一贯作法，是先同对方广泛交换意见，力图通过协议解决问题。
如果不能达到目的，才采取更大的行动。事实上他已一再就此事与总督交涉，但遭到了拒
绝，甘地因此认为往全国作宣传鼓动的时机成熟了。
甘地的旅行从孟买开始。2月9日，帝国公民协会主持召集群众大会，抗议不人道的契
约劳工制。大会通过了依照甘地的建议所拟定的议案，它要求政府在7月31日前明令废止
契约劳工制。随后全印度各地举行各种声势浩大的集会，也相应通过了这个决议。
甘地接着前往卡拉奇、加尔各答和其他各地作废除契约制的宣传鼓动。甘地在各地的活
动都受到警探的监视和骚扰滋事，但他不理会。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也不改初衷。
由于甘地不懈的努力和全国各地、包括一些著名妇女组织的鼎力相助，还不到7月31
日这一最后期限，政府便宣布停止印度契约劳工出国。这样甘地早在1894年就曾建议废止
的契约劳工制终于被取缔了。1920年4月，整个契约劳工制正式废止。
印度境内的另一虐待劳工的制度也引起了甘地的注意。位于喜马拉雅山山脚的比哈省西
北部狄哈特专区有个偏僻小县，名叫三巴朗。1917年以前，到处是英国殖民者的靛青种植
园。当时法令规定三巴朗的佃农每耕种20卡塔（1卡塔等于1A3英亩）土地，其中有3卡
塔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三卡塔制。
1917年初，甘地在农民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陪伴下离开加尔各答前往三巴朗。沿途
他已从靛青农的律师布拉兹吉索·卜纳沙德及其同事们的口中了解到这里佃农的一些情况，
甘地认为这种案子告到法院无济于事，对他们的真正解救就是消除他们的恐惧，彻底推翻这
种欺压他们的“三卡塔制”。为此甘地决定长期住下，卜纳沙德及其同事答应予以全力帮助。
现在甘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三巴朗农民的情况并了解他们对于靛青种植园主的不
满。甘地知道，这将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他得会见千百个农民，同时还将面临来自种植
园主和地方当局的种种刁难与干预。事实上，本地专员和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人已经告知甘
地，希望他不必介入此事，趁早离开此地。
甘地把一切情况告诉他的同事并作好入狱的准备后，便马不停蹄地前往三巴朗的县城莫
提哈里。人们听说甘地到来，争先恐后地向他倾诉疾苦。甘地细心倾听、记录并研究了可供
利用的一些文件。当地警察局责令甘地马上离境，甘地表示在完成调查前，不打算离开三巴
朗。于是甘地接到了传票，要他第二天去受审，因为他违抗了当地警方的命令，没有离开三
巴朗。
那一夜甘地彻夜未眠，忙着写信布置工作，同时拟好了一份他不在时的行动计划。
通知甘地离境和传讯受审的消息不胫而走。4月18日，莫提哈里这个贫穷、落后、闭
塞的偏远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数千人涌向甘地投宿的地方和法庭，甘地走到哪里，
人群前呼后拥跟到哪里。甘地走进法院时，后面有二千多人要挤进去，还打破了法院的玻璃
门。县长只得命令将甘地送进密室，同时动用警察看守大门，阻拦群众。
随之一场奇特的审判开始了。政府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面对眼前远比他们名声响亮，
老练、精干的同行被告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准备好了各种法律书籍，想细细研究再拿出对
策。因而，政府律师要求延期开庭。甘地立即反对，他主动承认自己抗命不离三巴朗是有罪
的，要他们按刑法144条宣判，还当庭发表声明解释自己抗命的原因。他说，“我入境的动
机纯粹是基于人道并为国服务，我此行是应紧急邀请支援农民，因他们正遭受靛青厂主的不
平等待遇。但是如不经实地研究，就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帮助。因此我来此地，如果可能的话
是想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研究这个问题，除此再无其他动机。我不认为此行将危害公
共安全引起生命死伤。我对此事自信富有经验。但当局却持不同想法。我充分了解他们的困
难，也知道他们只能根据所获情报采取行动。像我这样守法的公民，本应服从政府下达给我
的命令，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能破坏我对那些邀我来此的人所负的责任。我感觉唯有
留在他们中间，才能替他们服务。所以我不能自动退出。我冒昧作出声明，无意减轻刑责，
旨在说明我之所以未曾从命并非轻视合法当局，而是在遵循更高一层的法律，那就是人类的
良知。”
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法庭便按刑法第144条起诉，但庭长仍拿不定主意。他一再问甘
地：“你是否承认有罪？”甘地道：“我不愿浪费法院的时间，我承认有罪。”庭长又说：
“假如你现在离开本地，答应不再回来，本案可以撤销。”甘地回答：“不能这样。不要说
现在不行，哪怕是判我入狱，出狱后我还要以三巴朗为家，住在此地。”庭长不知所措，只
得宣布本案有待再议，下午3点再行宣判。下午3点甘地准时到庭，庭长却又宣布要等到4
月21日定案。结果，4月21日，在甘地到法庭接受判决前，县长送来一份书面通知，说省
督已下令将甘地的案子撤销。负责实际行政责任的收税官也写信告诉甘地，允许他自由进行
拟议中的调查，而且还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
整个宣判过程，不像是甘地在受审，倒是政府在受审。这是甘地在印度第一次公开从事
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结果令人满意。人们争相传送这一特大喜讯，报纸也大加宣传。因此，
甘地的调查影响不仅限于偏僻小县三巴朗，而且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从19日以后，一批又一批的靛青农不断挤到甘地寓所，向他申诉自己的疾苦。甘地每
天从上午6∶30至下午6∶30，记录他们的报告，每一件报告都经反复查询，方予登记。为
协助这一工作，已有不少人义务充当助手。由于前来登记的人太多，甘地有时不得不关闭大
门，只有情节重大的才登记办理。
4月22日，甘地动身前往培迭亚区。老百姓手捧鲜花，夹道欢迎。培迭亚车站因欢迎
的群众太多致使火车不得不改处停车。甘地从三等车厢出来后，人们将他拥上马车，并将马
卸下，要自己拉车，以示诚意。甘地不答应。
23日甘地会见培迭亚副区长和培迭亚厂经理。第二天赶赴劳卡里亚去找乡民谈话。25
日又步行返回培迭亚。27日，甘地一行又远途跋涉，步行至巴拉赫瓦，目睹了种植园主对
一些敢于提供真情的人所干的种种罪行。次日他又返回培迭亚。
多日辛苦奔波，辛勤取证，甘地已登记了几千人的倾诉。当地官员深感不安。为把甘地
赶出三巴朗和毁掉他的资料，这伙人绞尽脑汁，他们威胁农民，组织请愿，向上级打假报
告，并收买内奸做假证，动用报纸恶毒中伤，无所不用其极，对这一切，甘地泰然处之。
5月10日，甘地赶往帕迭拉与省长摩德会晤，省长要甘地遣走助手，甘地不同意，但
表示将改善调查方式并尽早提出调查报告。11日，甘地将主要受害人名单拟好，分送摩
德、当地行政长官、种植园联合会秘书及各地印度领袖们，同时附有甘地起草的调查报告及
调查情况说明。6月4日，副省长在阑溪约见甘地，商议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具体处
理此事，甘地亦被指为调查委员之一。13日，政府正式宣布组成调查委员会，由中央省省
督及专员斯雷为主席，拟定于7月5日起开始工作，限3个月内提出报告。
甘地加入了委员会，大为提高了农民们的希望，许多人来到培迭亚。7月16日，在培
迭亚集合了将近一万人。甘地忙里偷闲去会见了那些焦灼不安的农民，并告诉他们委员会的
成立就是为了解救他们的痛苦，请他们最好不要在委员会办公的地方成群集会。如有诉愿，
可向他的助手们讲述。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调查委员会于10月3日提出了一份全体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签名
报告书。政府于18日宣布了最后决定，全部采纳委员会的建议。11月2日，由省长摩德所
提出的三巴朗农业改革法案获得通过。法案宣布废除已存在将近一百年的“三卡塔制”。自
此，甘地的斗争又一次大获全胜。
甘地没有马上放下三巴朗的工作。他认为农民们受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们没有
知识。他因此公开呼吁征召义务教师，希望能多开设几所学校，让知识分子更有效地深入农
村。11月8日，甘地偕志愿人员自孟买抵达三巴朗，第一所学校便于13日在一所村子里开
办。一周之后，第二所学校开办。此后三星期内，第三所学校亦开办。甘地要借此提高农
民，工人们的知识水平。当然，他的这项计划也经常遭到种植园主和厂主们的抵制与破坏。
通过三巴朗的斗争实践，甘地深切地了解到了劳苦大众的疾苦并看到了他们的力量，进
一步明确了他今后应走的道路，借此他也初次成功地在印度尝试了非暴力抵抗这一特殊武器。
这一年中，真理学院所在的柯契拉甫地区发生瘟疫，甘地决定另觅新址。在一个商人朋
友的资助下，甘地将学院迁到沙巴玛迭河畔的一块地方，这里既无房屋也无树木，不远处可
以看到沙巴玛迭监狱。甘地看中的正是这里特有的荒僻与监狱。他认为，环境僻静适于潜
修，进监狱是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人的正常命运。
时值岁末，国大党年会即将在加尔各答举行，此时的印度国内形势已处于一种新的激荡
之中。随着大战进入第3个年头，革命形势渐趋成熟，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继续高涨，整个
国内洋溢着一种巨大的革命热情。国大党两派已趋统一、激进派重新活跃并积极开展自治运
动，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携手合作，自治运动已深入人心并引起了积极反应。当时印度政治
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是三位人物：提拉克、贝桑特夫人与甘地。提拉克到处旅行演讲，以他的
勇气和雄辩口才吹奏着自治运动的号角。贝桑特夫人则以她创办的《新印度报》、《公益
报》等为阵地，以其激情和生花妙笔宣传自治运动。甘地则以其爱心和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
在三巴朗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他们互相配合，给全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
精神与活力。不过，甘地是唯一同广大农民群众保持最密切接触同时也为他们所熟悉了解的
领袖人物。
鉴于印度国内正在酝酿的革命情绪以及战事仍在继续并正在决战关头，英国政府不得不
寻找缓冲之策。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失利后，孟太古严辞谴责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奥斯
通·张伯伦，认为战役失利是由于印度人力物力支援未能及时抵达所致。结果张伯伦离职、
孟太古出任印度殖民事务大臣。孟太古就职后，立即于8月20日发表政策性声明，指出皇
家政府的政策，“就是致力于增进印度人士与各行政部门的联系，同时逐步发展自治政府机
构，使印度成为不列颠国内的合法部分。进行获致在印度内部的负责政府。……余更愿补充
指出，此种进展唯有按部就班始能完成。”此时他已准备向国会提出此种方案，公之于众，
自由讨论。
根据此一动向，10月6日，国大党中央委员会与伊斯兰联盟理事会又举行联席会议，
决定推派一个代表团，向总督与印度事务大臣请愿，要求其支持国大党与伊斯兰联盟先前所
提出的改革方案。10月26日，代表团组成，其中包括提拉克、甘地、真纳、沙甫诺、莫提
拉尔·尼赫鲁（老尼赫鲁）等人，等待孟太古偕总督詹姆士福德来印。
甘地虽不是国大党伊斯兰联盟改革方案的起草人，但他极力为之宣传，他向人们详细解
释方案的旨意，使人们明了内容与目的。在他的努力下，有数千古吉拉特人联名签署了呈递
总督的请愿书。
11月，古吉拉特政治会议在哥德拉举行，甘地任主席。在这次大会上，甘地打破常
规，免除每次会议例行通过的效忠决议，他说：“通过这样的决议毫无用处。只要我们没有
叛变，我们便是效忠的。假如有人问为什么大会没有提出效忠决议，就坦白告诉他们，这是
甘地的主意”。
1917年12月，国大党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加尔各答年会，提拉克力会议的中心人
物。他提名贝桑特夫人为国大党主席候选人，温和派人士则推举巴拉吉。由于印度诗哲泰戈
尔附和提拉克的意见，结果贝桑特夫人当选。大会虽为激进派操纵，表达了要求自治的强烈
愿望，但也表现出双方妥协的产物。大会既通过了对英王的效忠案，同时也采纳了提拉克的
建议，在原已通过的要求自治的决议案中，重新加进了“时限”一段。还要求政府释放被捕
的政治犯阿里兄弟①与阿萨德等。关于社会宗教问题，也一反过去消极的态度，决议向全印
人民呼吁应破除不良陋习，对“贱民”予以公平正直之待遇。
①阿里兄弟：即穆罕默德·阿里和萧克·阿里。印度著名的国大党籍穆斯林领袖。

国大党开会期间，穆斯林联盟同时也在加尔各答举行年会。大会主席称“国家利益至
上，我们勿需争辩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谁优先，实则二者同位，争先恐后，毫无意义。”
Y这些表明，时至“一战”末期，印度国内出现了空前有利的革命形势。
国大党年会闭会后，甘地返回三巴朗，继续从事推进那里的农村卫生与教育工作。但没
过2个月，他不得不撇下这里的工作，于1918年2月，应纺织工人代表之邀，赶往阿赫米
达巴德处理劳资纠纷问题。
这次阿赫米达巴德劳资纠纷的起因是工厂主试图削减工人的工资。因为在1917年下半
年，阿赫米达巴德曾发生严重鼠疫，为使生产照常进行，厂主们特在工人每月23卢比的工
资中，每人每天再补贴12安拉到1卢比。一旦疫病清除后，厂主们又决定将临时补助费由
工资的70％降到20％，而全然不顾此时的物价已上涨了好几倍。工人们对此强烈不满，劳
资关系紧张。甘地为此颇感为难，因为当地的富商厂主经常捐助真理学院，有人还和甘地私
交甚笃。但思虑再三，甘地决计抛却个人恩怨，为劳工说话。
经过多方磋商，组成了一个仲裁委员会。甘地、班克、帕泰尔代表劳工方面，萨拉巴、
雅迦培、玛勒代表资方，稽证处处长查费德被邀为公证人。可是厂方不接受仲裁，当委员会
正准备开始工作时，厂方即于2月22日宣布停工，直到3月11日。工人们则以罢工来回
报，并要求增加工资50％，厂主们只答应增加20％。甘地经过认真调查与再三考虑，提出
折衷意见，建议增加35％。在甘地的劝说下，工人们接受了，但资方却予回绝。
甘地便站在工人一边进行斗争。为使罢工运动能顺利完成，甘地呼吁工人们必须恪守：
绝不使用暴力；绝不进行破坏；不靠救济度日；坚定如一，坚持到底。工人们一致保证，除
非厂方接受加资35％或将本案提交仲裁委员会解决，他们将决不复工。
最初2个月，工人们表现尚好，但随着时日延长，饥饿的威胁与厂商奸细的活动，动摇
了一些人的决心，参加集会者日渐稀落，处境艰难的工人们则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愤怒，极有
可能发生暴力。甘地忧心忡忡，不断和厂商接触，希望厂商善待工人。厂商们却毫不妥协，
并说：“我们这方面也有保证，我们与工人间的关系，犹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怎能让第三
者来参与呢？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鼓舞工人们的斗志，甘地宣布绝食，他称“直到取得协议或全部工
人都已离厂，否则我将不接受任何食物”。
甘地的绝食出乎工人们的意料，受他的精神感召，工人们恢复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同
时，厂商们也被感动了，答应将问题交由仲裁委员会解决。这样，甘地才恢复进食。工人们
停止了持续21天的罢工。在第一次开会的树荫下，人们聚集一堂，同庆胜利。
阿赫米达巴德的工作一完，甘地又赶赴凯达。凯达地区由于歉收出现严重饥荒，农民们
正酝酿暂停缴纳那一年的田赋。为支持农民的斗争，在甘地向农民们提出明确建议之前，国
大党员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已进行过调查并且提出了调查报告，还和当地的专员讨论过这一
问题。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也通过维达尔白·巴德尔先生和戈库尔达
斯·卡罕达期、巴立克爵士在孟买的立法议会中造成了很大声势。
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古吉拉特大会也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打了电报，但当地的英国官员
态度强硬，拒不作出让步。其实，农民们的要求并不高，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在
2分5以下，农民可以完全停付那年的田赋。问题是，官方宣称当年的收成在2分5以上，
而农民认为不足2分5。为弄清实际情况，甘地访问了50多个村庄，并且亲自去看过他们
的田地，结果证实收成的确不足2分5；为此他建议设置一个仲裁委员会，政府却固执己
见，认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请愿和祈求均告失败，甘地和同事们商
量后，决定领导农民于3月22日开始进行非暴力抵抗。
甘地莅临指挥这场非暴力抵抗运动，对农民来说，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参加者十分
踊跃。几天之内，便有二千多名志愿者申请参加非暴力抵抗，并签名立誓，坚决拒交这一年
的田赋，愿承担因此而酿成的一切后果。
刚开始，政府未采取强制手段，但看到农民们坚定不移，没有让步的样子，当局便决定
使用暴力，他们强卖农民的耕牛和仅有的家具，还到处张贴处罚的通告，有许多地方的农作
物也被抵押。农民受此威压，有些惊慌失措起来，有的便将田赋缴清了，有的还准备拿家具
作抵押。
为了使慌乱中的农民坚定斗志，甘地现身说法。他叫人把一块已当作抵押的洋葱地收割
掉，搬走，七、八个人自告奋勇完成此举，因此被捕。甘地以此鼓励人们，他说：“这种征
封尚未收割的农作物，尽管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这无异是一种掠夺，因
此人民有责任把洋葱收割起来。这也是人民学会承受惩罚和遭受拘捕的好机会，因为这些都
是抗命不从的必然结果。”有甘地的领导和无畏者的榜样力量，人民重新表现出空前的积极
性。
在坚持4～5个月相持不下的斗争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田赋管理处来人通知甘地，
只要有能力的农民交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这表明政府已经屈服，人民为此欢欣
鼓舞。但在人们庆祝这次非暴力抵抗之胜利的时候，甘地却感到运动没有彻底胜利，因为谁
是贫苦人民的决定权，不是还要由当官的来判决吗？
不过，甘地承认，无论如何，凯达的非暴力抵抗仍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它标志着古吉
拉特农民觉悟过程的开始，也是他们接受政治教育的开始。这次斗争，也使一些受过教育的
公众工作者接触到农民的实际生活，使他们学会怎样与农民打成一片，古吉拉特的公众生活
因而出现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
甘地在凯达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的同时，也不断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阐述他的社会
革新思想。如土布运动就是他最为热衷的一种改革建设工作，他主张，“我们应首先提倡在
语言、穿着、思想上表现土布精神”，在服装上，他认为穿外国服装，违背土布精神，“我
们自己的衣服式样是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环境的”。
甘地还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如1918年他在孟买演讲时说，女子是男子的伴
侣，具有同样的天赋，她有权参加各种活动，应享有和男子同样的自由。她应该在她活动的
领域中取得崇高地位，亦如男子在男性中的活动一样，这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并不一定是
由于教育的结果。可是，在旧制度的荒谬势力支配下，最笨最无用的男子也能取得超过女子
的地位。“我们有很多工作半途而废，就因为女子所处的环境使然，我们有很多工作徒劳无
益。我们就像小处聪明大处糊涂的商人，不能在事业上放胆投资。”甘地还要求重视并改善
三等车旅客疾苦。这是因为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后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消磨在他所选择的三
等列车上，因此他深知旅客的苦处。他大声疾呼：“忽视三等车旅客，我们无疑是丧失了一
个教育大众的机会，教他们守秩序、重卫生、生活有规律，以及如何过简朴的生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的决战关头，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赢得印度的全力
支持和维持印度国内局势的稳定尤为重要。印度总督蔡姆斯福德于4月27日特邀请印度各
方领袖赴德里参加作战会议，甘地也在被邀请之列。会上总督非常希望甘地能支持募兵决议
案。甘地只说了一句：“我受责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
甘地作出此举，使许多追随他的非暴力主义者乃至一般的朋友思想上发生了很大混乱。
事后，有人质问：“你主张非暴力，却要我们拿起武器，是什么道理？”
对此，甘地后来解释说动机复杂。一则他个人虽然反战，但还没有足够能力提供有效的
非暴力抵抗。面对世上的罪恶，他需要忍耐与宽容，直到找到或创造一个有效的进言机会；
二则是想“借帝国的政治家来证明自治的程度，除了对生死存亡的帝国提供服务，我想不到
考验我自己的更好办法。况且当时我相信帝国具有乐于扶助印度获得较好自由的力量。”
会后甘地又给总督写了封长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为慎重起见，他托专人送到西姆拉
的总督行署。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在这危急之秋，我们应当给而且我们已决定自愿地毫
无保留地支持帝国，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具有自治领地位的伙伴。这是很
简单的道理，我们之所以响应号召，乃基于我们所渴望的目的也能加速到来。就这一点来
说，即使是自动尽义务，也是附带有权利的。人民有理由自信，您的演讲中所提到的各种改
善，将可包含国大党穆斯林联盟联合改革方案中所已提出的主要原则。我相信也就是基于此
一信念，故能促使参与会议的许多人们愿给政府以全心合作。”“除非很清楚地昭示人民，
在最短时间内，必能使印度获得自治，否则印度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信中他还表示他将至
死抵抗有组织的暴政。当局应向官吏呼吁，不可虐待无辜，“要体察民情，看重民意。”最
后他请求皇家政府负责当局，对穆斯林国家予以肯定的保证。“我相信您知道每一个穆斯林
都关心这件事，我是一个印度教徒，也同情他们的请求，他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认真关
切那些穆斯林国家的权利，关切穆斯林对拜神之地的情绪；适时合理地满足印度自治的要
求，这乃是帝国安全的基石。我这样写，因为我爱英国，我愿看见每一个印度人都对英国忠
心耿耿。”甘地要求总督能将此信公开发表。他的意图是以正视听，同时也是为日后的交涉
留下凭证。总督急于要得到甘地的支持，因而同意他的请求。
做完这一切，甘地首先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决定先从他曾经成功地领导过非暴力抵
抗的群众基础较好的古吉拉特地区开始。6月23日，甘地向古吉拉特发出了公开呼吁：
“如果我们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学会使用武器，我们的义务就是参军。勇敢与怯懦是不能
同时存在的。”“最容易最便捷获得自治的途径就是参加保卫帝国。如帝国崩溃，我们的希
望也渺茫，有人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争权，我们以后会受骗。但保卫帝国所获得的权力，也将
是获得那种权势的权力。”甘地还到很多地方游说，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印发小册子，
鼓励人民自愿参军。
甘地原以为他曾领导非暴力抵抗的凯达地区的人民一定会积极响应，踊跃参军，然而正
好相反，就像当年他在南非的情形一样，从前进行抗税斗争的时候，他一呼百应；可现在要
人们去向那个压榨、欺凌他们的帝国效力，甚至捐献生命的时候，人们对他则避之唯恐不
及。还有人向甘地发问：“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武器呢？”
“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
甘地是个不易灰心的人，他执拗的个性在这个时候也仍有作用，经过宣传和耐心的说服
工作，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报名应征者陆续多起来。然而，为英帝国招兵买马、爬山涉
水、风餐露宿终于使甘地心力交瘁，疾病缠身。恶性痢疾使甘地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不得
不住进医院。医生建议他稍进肉食与鸡蛋，他不肯，吃药打针也不干，这种顽固不化使他濒
临死亡的边缘。好在这时德国终于战败了，英帝国赢得了战争，这似乎给他注入了一点活
力，为了能尽早投入工作，甘地平生第一次违背了誓言，听从医生的建议喝羊奶，并接受了
医生的手术。

发表于 @2004年03月15日 9:54 PM |评论 (0)
甘地传2
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甘地于1893年5月底到达南非纳塔耳港。一上码头，他便发现
印度人在这里并不受人尊重。前来接他的达达·阿布杜拉先生本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富有商
人，但甘地隐约觉得当地人看阿布杜拉先生的眼神中含有鄙夷。
甘地被安排到阿布杜拉商行的住处。阿布杜拉是位精明的商人，他见前来协助处理这宗
案子的竟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禁顾虑重重。好在案子尚在德兰士瓦进行，他盘算着
先不急于送甘地到那里，考察一下甘地的能耐再说。
想不到甘地对《可兰经》①及伊斯兰教的了解帮了他的忙。这位很看重自己信仰的穆斯
林商人因为和甘地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而对之产生了信任和了解。两三天后，阿布杜拉便把
甘地带到当地的德班法院，介绍他认识几个人，并让他坐在他的法律代表身边。甘地身着欧
洲人的长礼服，缠着印度人的头巾，这违反了当时南非法庭对印度人的歧视性规定，即印度
人到法庭必须摘下头巾，只有穿伊斯兰服装的印度人例外。庭长令甘地摘下头巾，甘地认为
庭长的做法侵犯了他的自由，因而断然拒绝并愤然离庭。
①伊斯兰教的经典。
当时南非是英国殖民地，这里有着深刻的种族歧视与偏见，而且这种歧视由来已久，根
深蒂固。早在1860年前后，欧洲殖民者发现在南非从事种植和采矿有利可图，他们同当时
的印度政府取得协议，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约劳工。聪者能干、刻苦耐劳的印度人在这块土
地上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种植蔬菜，引进印度品种并加以改良，还经营起小本
生意，进入商界，很多人从劳工地位上升到土地和房产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也随之而
来，定居经商，这种情况使当地白人心怀戒惧。加之印度人与欧洲人在种族、宗教信仰与生
活习惯上大不一样，使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白人加倍敌视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的印度人。他
们想尽办法，采取强迫遣返、征收苛税、剥夺选举权等手段进行种族迫害与歧视。由于印度
劳工大多不识字，商人为了赚钱而忍辱负重，在政府机关就职的低级职员不会也不敢斗争，
加之印度人因职业、信仰、种族关系错综复杂，无法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殖民当局
步步紧逼的迫害。
甘地则不然。他受过英式教育。懂得自由平等乃天赋人权，而且熟悉殖民者的法律。对
于这种明白无误的种族歧视与偏见他不可能熟视无睹、忍气吞声。
从法庭出来后，他当即给报馆写了封信，陈述了自己坚持戴印度头巾的理由。报界予以
披露，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人支持他的勇气，有人批评他的冒昧。在欧洲人眼里，他成了一
个“不受欢迎”的来客，但甘地却因此而出名。
没多久，阿布杜拉商行接到他们律师的来信，要求阿布杜拉亲自或派代表去德兰士瓦首
府比勒托利亚打官司。阿布杜拉决定让甘地代表他前往那里。
从德班到比勒托利亚之行是甘地与南非真正接触的开始。阿布杜拉公司给甘地买了头等
车铺位，并叮嘱他一路小心，因为这里不同于印度，他可能会遇到麻烦。
火车于晚间9点左右抵达纳塔耳省城马利兹堡。从这一站上来一个乘客，他从头到脚审
视了甘地一番，一声不吭地走开了，一会儿带来几个官员，他们强迫甘地搬到货车厢去。甘
地解释他有头等车厢车票，官员不听，又叫来了警察，不由分说将甘地赶下火车，将他的行
李也一块儿扔了出来。茫茫夜色中，火车开走了，甘地孤零零地被抛在这个陌生的车站。当
时正值隆冬，甘地衣衫单薄，冻得浑身发抖，踡缩在没有灯光的候车室里静待天明。在这月
黑风高的漫漫长夜，甘地经受着寒冷的威逼和内心痛苦的双重折磨。他感到自己所遭遇的不
过是种族岐视的病症，重要的是设法去掉病根，哪怕因此遭受再多的痛苦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清晨，甘地给铁路局局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陈述了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并
通知阿布杜拉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无可非议，因为南非的法律承认其合
理性，但他本人表示将指示各站站长保证甘地能平安抵达目的地。阿布杜拉则打电报给马利
兹堡的印度商人请他们到车站对甘地加以关照。当天晚上，夜车开来，上面有给他订的一个
铺位，甘地这才乘车离开了这个令他终生难忘的车站。
接下来是坐马车从查里斯城去约翰内斯堡，可是马车的白人领班从中作梗。他认为甘地
不能和车里面的白人乘客同座，要甘地坐在马车夫旁边，甘地为赶时间，只好顺从了他的意
思。可车到巴德科夫驿站时，白人领班又从马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到脚踏板上，
示意甘地坐到车夫旁边的脚踏板上。这种侮辱也太过分了，甘地忍无可忍，表示不从，可话
音未落，凶蛮的白人领班便冲上来对甘地拳脚相加。所有的乘客都目睹了这一暴虐的场面。
这是甘地平生第一次挨打，也使甘地亲身领略了南非种族岐视的严酷现实。
到达比勒托利亚之后，甘地拜见了阿布杜拉公司的律师阿·伍·贝克先生。贝克先生虽
是位著名律师，却热衷于宗教事业，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甘地早在伦敦的时候，就对研究
各种宗教产生了兴趣，因而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朋友。贝克先生是南非宣教总会董事之
一，在他主持的祈祷会上，甘地又结识了不少基督教朋友，如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和柯慈
先生等等。那两位女士都上了年纪而且未婚，她们邀请甘地每周日下午到她们住处喝茶，这
又给甘地提供了一个与基督徒扩大交往、联络感情、交流思想的机会。每周日下午，他都如
约前往，聆听两位女士的叙说，顺便把自己一周来的宗教日记拿给柯慈先生看，并在一起交
换读书心得。同时贝克先生也不惜冒种种非难和不便，陪甘地去参加新教派的基督徒每隔几
天召开一次的大会，希望会上使人感奋的宗教气氛和赴会者的热忱与诚笃能感染甘地。
甘地与基督徒的广泛接触交往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宗教热情与向往。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各
种宗教经典。除《圣经》、《吠陀》①外，他又买了《可兰经》及其他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
进行仔细研究，并保持同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印度教权威的通信往来，不断探索宗教问题。
在和他自己所信奉的印度教比较之后，甘地基本形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宗教观：即宗教没有
好坏善恶之分，都是平等的。
①印度教的经典，成书于公元前1500年到1000年之间。
为处理案子，甘地结识了本案的被告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哈齐汗在比勒托利亚和
阿布杜拉在纳塔耳的声望旗鼓相当，他们都是南非印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哈齐汗还热衷于
公众活动。了解这一点后，甘地便极力求助这位知名人士的帮助。在哈齐汗家里，甘地召集
了一次大会，邀请比勒托利亚所有印度人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甘地平生第一次对公众讲话，论题是“商业上的诚实”。在此之前，甘
地常听商人们说做生意就不能讲诚实，诚实只属宗教上的事情。甘地的讲话就是力图驳斥这
种观点，促使印度商人从钱眼里走出来，注意民族的尊严与形象。他说：在国外，诚实格外
重要，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实际上代表着他们的亿万同胞的品格和形象。我们不注意环境
卫生，不讲诚实，是使印侨遭人鄙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些问题，要时刻
记住自己是印度人，代表印度。讲话结束时，他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作为印侨的代言人与当
局交涉，并表示自己将为这个协会尽力。
甘地的讲话有感而发，深入浅出，耐人寻味。他的真诚第一次打动了这些在异族统治下
备受欺凌却习惯了“将金钱和屈辱一起装进口袋”的人们，与会者表示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
那次集会很成功。从此以后，定期集会成了惯例，几乎每周或者每月都举行一次。通过
这种形式，大家交换意见，群策群力，大大有助于提高南非印侨的觉悟，增强了团结斗争的
勇气与信心，也为甘地下一步的斗争提供了基础。可以说自此以后，甘地走上了带领群众自
觉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的道路。
甘地为改变南非印度人所受的不公正遭遇作过不少努力。他求见比勒托利亚的英国监督
官贾科布斯·戴·韦先生，向他陈述了当地印侨的苦处，虽未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
引起了对方对印度人处境的同情与重视。他曾写信给铁路当局，痛陈自己所受的种种不公正
待遇，迫使其作出答复，即印度人只要服装合适，都可以买头等和二等车票。他还对德兰士
瓦和奥伦次自由邦的印度人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他发现，在南非这个
种族隔离、歧视和偏见无所不及的国度，印度人的权益和尊严毫无保障。这些严酷的事实使
甘地得出一条结论：南非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能呆下去的国家，除非从根本上改变这
种状况。他不断地思考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可是他来南非的主要责任是尽快了结阿布杜拉的案子。这是一宗由商业交易引起的大
案，充满了无数错综复杂的事实和十分微妙的法律问题。为打赢这场官司，原告和被告双方
都聘请了最有才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甘地主要负责给律师准备原告的案由和挑选一些有助
于他的证据。甘地的这个角色使他得以有机会研究这些经验丰富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的工作过
程，也从中了解到他们取舍材料、使用证据的一些秘诀。甘地的工作能力因此大有长进。
甘地对这个案子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办事一向认真细致，刻苦耐劳。一段时间后他便掌
握了有关这些交易的所有文件。他还对簿记进行了专门研究，参考了大量法律书籍，查阅了
大量有关案例。结果他对本案的了解甚至超过原告和被告本人。他认为此案胜诉已确定无疑。
不过，他不想按常规去打赢这场官司，而准备在法庭外解决。因为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到
法庭上见分晓，还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律师费却在急剧上涨。虽然当事人都是富商大
贾，恐怕也难支付庞大的诉讼费用，况且这件案子已占了他们太多的精力，相互之间的恶感
将随着对簿公堂而与日俱增。如果继续拖下去，双方都将精疲力竭，得不偿失。为此甘地一
再向原告、被告晓以利害。他费尽唇舌，终于说服被告认输，阿布杜拉获胜。
甘地并未停留在只是打赢这场官司，他还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他考虑到，如果阿布
杜拉要求哈齐汗立即付清全部赔偿，后者将面临绝境，要么破产，要么食言，而这两者都是
铁布·哈齐汗所不能接受的。最后甘地提出了一个协调办法，就是阿布杜拉同意哈齐汗分期
偿还这笔款项，阿布杜拉答应了。这样一宗旷日持久的纠纷案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甘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他做律师以来所打赢的第一场官司，而且是一个久拖
未决的官司。这不仅使他掌握了打官司的诀窍，而且学会了利用人性善良的一面去打动人
心，从而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风格：就是努力使相互怀恨的双方言归于好。在其后多年的律
师生涯中，甘地一直信守这个原则，竭尽全力使数千件案子私下解决。虽然他失去了高额的
律师费，却因此而声名远扬。
甘地打赢了这宗官司，他来南非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立即从比勒托利亚赶回德班，准
备启程回国。阿布杜拉执意为甘地饯行，并准备在西登罕为他举行饯别宴会。
阿布杜拉的盛情举动意外地改变了甘地的人生轨迹。在西登罕时，甘地习惯性地翻阅报
纸，无意间发现了一则有关“印度人选举权”的新闻。从这则新闻，甘地得知当时纳塔耳立
法议会正讨论一个法案要剥夺所有印侨的选举权，而且还准备相继出台一系列不利于印侨的
法案。甘地非常气愤。饯别会上，甘地向阿布杜拉打听此事详情，商人表示了他的无奈，
“这些事情我们能懂什么呢？我们只懂那些关系到我们生意的事情。况且我们都是些不中用
的人，我们没受过什么教育，看报纸一般只为弄清当天的行情，懂什么立法不立法。我们最
好的信息来源就算是这里的律师了！”
“可是，”甘地不解地问：“这里有那么多本地出生的印度青年，难道他们不帮你们
吗？”
阿布杜拉失望地叹了口气，“他们从来不曾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老实告诉你吧，我们也
更不耐烦买他们的帐。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仰承白人牧师的鼻息，而这些牧师又受政府
管辖。”
阿布杜拉的话使甘地明白了侨生与侨居的印侨之间的鸿沟。他认为有必要消除双方的隔
膜。他对大伙说，“这个法案如果通过而成为法律，那我们的处境就会更难，这是置我们于
死地的第一步，它将使我们从根本上失掉做人的尊严。”
甘地的责任感再次打动了这些印度商人深层的忧患意识，他们不仅把律师告诉他们的有
关选举权内幕和盘托出，而且真心挽留甘地能再多住一月，带领他们进行抗争。只要甘地肯
留下，他们愿意出钱出力，甚至包下甘地的全部开支。
甘地答应暂且推迟归期，留下来解决争取印度人选举权的问题。不过他表示他个人的费
用不用大家支付，但是欢迎大家提供一些活动经费。事实上，这不只是一个月的暂时延期，
而将是一个长期斗争的开始。
当时南非纳塔耳印度人中，经济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要数阿布杜拉·哈奇·阿丹，在公众
事务方面最负众望的领袖则是哈齐汗·穆罕默德。甘地认为：要进行斗争，必须取得他们两
人的鼎力相助。甘地说服了这两位知名人士，在阿布杜拉家里召开了一个由他主持的会议，
商讨对抗选举法案的对策。
这次大会不仅侨居印度人受到邀请，在纳塔耳侨生的、大多数信奉基督教的印度青年也
在邀请之列。到会的不仅有富商大贾，也有一般职员，德班法院的译员和一个教会学校的校
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些人全部主动登记为志愿人员。会议气氛热烈，所有与会者都表现
出空前的团结。面对侨团的苦难，这些来自印度不同角落，分属不同宗教、种族、种姓的印
度侨民及其后裔，无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不分贵贱全都表现出同样的忧虑与愤慨，都愿
意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
会后甘地立即给纳塔耳立法议会议长发去电报，要求他延期复议。同样的电报也发给当
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拉杜拉的朋友、内阁阁员艾斯埃比先生。议长答复将
该法案推迟二天考虑。
初战告捷，甘地一帮人大受鼓舞。他们立即拟好请愿书，连夜誊写数份并征集到不少人
在上面签字，送交各新闻单位和议会。有几家新闻单位全文刊载了该请愿书并发表了有利的
评论。这份请愿书同样在议会引起强烈反响。不过尽管如此，法案还是被通过了。
这一结果证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只有团结起来，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才有可能改
变人和制度的深刻偏见，赢得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面对现实，大伙寄希望于当时的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能出面干涉。他们准备给里朋勋爵
送去一份大请愿书。甘地负责起草这份请愿书。他对南非印侨的了解大大派上了用场，他还
参阅了几乎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请愿书旁征博引，以大量雄辩事实说明纳塔耳印度人
享有选举权实属天经地义。由于他和同伴们的艰苦努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便征
集到1万多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他们将请愿书复印了1000份，一份呈送里朋勋爵，其
他则分别寄给报馆和出版社，以诉诸公众舆论，大造声势。纳塔耳印度人的状况第一次被公
诸于众，引起极大反响。《印度时报》在一篇论述这份请愿书的社论里，对印度人的合理要
求表示坚决支持。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表示支持。后来里朋勋爵慑于压力，否决了这一企
图剥夺印度人选举权的法案。
事情刚刚开了个头，甘地原定多住一月的期限已到，但印侨各方人士都强烈要求甘地长
期住下来，甘地拗不过众人的盛情挽留，他自己也不想半途而废，便准备定居纳塔耳。在朋
友们的帮助下，他很快便在纳塔耳租了一栋房子，购置了一些家具，办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
所，有20多位商人当即聘请他当法律顾问。
甘地到纳塔耳高等法院申请律师资格。在这之前，他曾在孟买高等法院申请并获得注册
律师资格，他的英文证书已交存孟买高等法院备案。这次申请只需附上两份品行证书即可。
申请书一般是通过律师递上去，但如果是由警察长直接递上去，还可免收费用。甘地请当地
的警察长，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斯埃比先生替他递交了申请书。
法律协会由清一色的欧洲人组成，他们反对甘地的申请，理由是他的申请没有附上英文
证书原件。其实这是托辞，真正的原因在于欧洲人担心有色人种涉足法律界会使之失去在纳
塔耳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但当初制定律师入会手续时尚未考虑到这一层，因而关于有色人种
能否入会尚无明文规定。为了挫败甘地，律师协会聘请了一位杰出的律师来支持他们。
这位大律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关系，他主动约见甘地并建议甘地找他的同乡阿布杜拉替
他出具品行证书。甘地照办。经过一番周折，最高法院最终接受了甘地的申请。登记注册并
例行宣誓后，首席法官让甘地摘下印度缠巾，这一次甘地奉命执行，对此他的许多同胞，包
括阿布杜拉都颇有看法。但甘地认为这样做并非屈服，而是为了保存力量以应付更大的斗争。
甘地获准成为高等法院律师，这是有色人种第一次跻身于先前只被欧洲人占据的领地，
应该说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如果甘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或许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生活
优裕的大律师，然而他选择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为南非印侨争取权
益上面，这也正是他继续住在纳塔耳的目的。
他认为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将纳塔耳的印侨组织起来。来南非一年多时间，他早已注意
到了南非印侨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致命弱点，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极不利于维护印度民族的
整体形象，也不利于团结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甘地和阿布杜拉及其他几位友人商量并达成共
识，认为成立一个印度侨民的正式组织很有必要。1894年5月22日，南非印度侨民的第一
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甘地的组织下宣告成立。
大会成立那天，印度侨民济济一堂，挤满了阿布杜拉那间宽大的房子。全体到会代表情
绪高昂，气氛热烈。讨论通过的大会会章简明扼要，并规定会费为每月5先令，经济状况较
好的人鼓励多交。阿布杜拉月交2英镑，名列前茅，甘地也不顾自己微薄的收入，决定月交
1英镑会费，大多数人都是月交10先令，大会当场就接到许多捐款。
甘地是大会秘书，收集会费的任务便落到他的头上。开会时人们一时冲动，慷慨解囊，
信誓旦旦，可一旦热情消逝，收集会费便很成问题。甘地为收集会费不得不每月四处奔波，
有时还要碰钉子。后来甘地建议重新考虑将月会费改为年会费，这一大难题才得以大大简化。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吸收了当地出生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大会的赞
助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会员也多是些有知识文化的印度青年。他们交纳名义上的
会费，协会则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和印度商人接触，也为他们提供
为侨团服务的机会。协会还是一个辩论场所，会员定期集会宣读有关各种问题的论文，还设
有小图书室。
大会注重宣传，意在使所有英国人和印度人都了解纳塔耳的真实情况。为此，甘地付出
了艰苦的劳动，撰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呼吁》，它用大量事实
真实地报道了纳塔耳印度人的现状。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也是以大
量事实和数据描述了印度人选举权问题的来龙去脉。这两本小册子当时曾广为流传，为南非
印度人赢得了大量同情者与支持者，也向南非印度人指出了一条行动路线。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吸收大量非熟练工人和契约劳工。因为会员
入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能承担一定的会费，下层人民就被拒之门外了。作为一个有觉悟的印
度侨民，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革命活动家，甘地也意识到南非印度人斗争的成败，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这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他们也是最需要关心和保护的人，甘地一直在寻找机会同
他们建立联系以赢得他们的信任，解除他们的疾苦。
这样一个机会很快就来了。纳塔耳印度人大会成立不久，有一天，一个遭到主人毒打的
泰米尔人找到甘地门下。这个可怜的人名叫巴拉宋达朗，是在德班一个欧洲人家里做工的契
约工人。主人盛怒之下，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来找甘地时，他还满口流血，手里拿着头
巾。同胞的不幸遭遇激起了甘地的无比义愤，他决定为这个可怜的人伸张正义。他先把巴拉
宋达朗送到一个白人医生那里治伤，并要医生出具受伤性质的证明，而后他又带巴拉宋达朗
找县长，递交了他的起诉书。县长立即传讯了那位雇主。
甘地的意图并非要惩罚施暴的欧洲人，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为巴拉宋达朗争得一点起
码的权利——解除对他的契约或让他转给别人。按照当时有关契约劳工的法律，如果一个普
通佣人擅自辞去，主人会到民事法庭告他，而要是契约劳工这么做，他就会被告到刑事法
庭。在这种情况下，契约工人就像奴隶一样被视为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可以解雇他，契约
工人则不论遭遇什么情况都不能离开主人。甘地前去拜访了巴拉宋达朗的雇主，说服他同意
了将契约转给别人，他还替巴拉宋达朗找了一个新的雇主。
甘地解救巴拉宋达朗的消息不胫而走，南非各地到处传诵着一位高等法院的律师为一个
契约工人申张正义的神奇故事，其影响甚至远达即度的马德拉斯省。甘地便成了这些下层人
民心中的救星和朋友，因而赢得南非甚至印度国内契约劳工的爱戴。从此以后，契约工人源
源不断地涌进甘地的律师事务所，向他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甘地也借此与南非的印度劳工
有了进一步接触和了解。
1894年，纳塔耳政府又打算对印度契约劳工征收年税25英镑。为取得英印政府同意，
纳塔耳政府已派员前往印度。甘地迅速作出反应，他将此事提交纳塔耳大会讨论，大会开始
组织必要的反抗，如组织宣传、利用舆论工具向南非纳塔耳政府和英国殖民政府施加压力。
最后印度总督额尔金勋爵不同意征收25英镑年税而同意收3英镑人头税。即便如此，甘地
认为总督不应作此让步，虽然名义上赋税有所减轻，但考虑到契约劳工的实际承受能力，这
种加收3英镑人头税的做法也是残酷的。为了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甘地一直致力于从
根本上取消这种苛捐杂税。实际上，直到20年以后，由于侨团和南非全体印侨的共同努
力，3英镑人头税才最终被取消。
1896年，甘地旅居南非3年之后，决定回国一趟。当时他在南非不仅建立了颇为良好
的律师业务，而且在公众工作方面声名卓著，他知道自己将在南非长住，此番回国，是想把
妻儿带来，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引起国内公众对南非印度人的注意。
这次航行激起了甘地学习乌尔都语和泰米尔文的极大兴趣。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两名
英国官员与甘地过从甚密。有位医生给了甘地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通》。甘地满心欢喜。
在南非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为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联系，应具备乌尔都文的知识。同样道
理，只有学会泰米尔文，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往来。因此甘地很快在船上学起
这两种语言。后来他对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进一步学习实际上是在南非的监狱中进行的。
轮船经过24天航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夏日平安抵岸。甘地搭乘当日的火车赶赴孟
买，在孟买作了短暂逗留后，又直接回到拉奇科特。在这里，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撰写
出版了一本有关南非局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书中，甘地着意勾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
的境况，但所用文字却比先前那两本小册子要温和得多。
这本小册子一共印了1万份，分发印度各报和各方领袖。《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
发表了社论，路透社经过摘要夸大后发到英国，又由伦敦摘发纳塔耳，同时每家报纸都对这
个问题大加评论，一时引起轰动。
留居拉奇科特期间，孟买发生了瘟疫，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拉奇科特也很紧张。甘
地自告奋勇参与防疫委员会，调查居民卫生情况，他特别留意各区的厕所情况，并设法建议
改善。在调查“贱民”区的环境卫生时，只有甘地愿意前往。
在拉奇科特期间，印度全国正在筹备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的盛典，甘地应邀
参加了拉奇科特筹备委员会。早年受过英国教育的甘地对英国充满难以忘怀的感情，虽然在
南非这个英国殖民地他耳闻目睹了种族歧视的种种罪恶，作为一个殖民地的臣民，他也亲身
经历了这种统治下的种种屈辱，但他一直相信，英国的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民是有
好处的，那些丑恶现象不过是暂时、个别地方的现象，是和英国传统背道而驰的。
为唤起公众舆论对南非的注意，他打算组织几次集会，为此他前往孟买，拜见了有关知
名人士，特别是得到了人称“孟买之狮”的费罗泽夏·梅赫塔爵士的帮助。
在梅赫塔爵士为他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甘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虽然讲稿是由别人
代念，但甘地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还是赢得了广大听众。
梅赫塔爵士的帮助使甘地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于是他又从孟买赶到浦那去。他首先
去见国大党激进派领袖罗卡曼尼亚·提拉克。这位甘地倾慕已久的领袖人物告诉甘地：“你
需要各方面给你帮助是对的。在南非问题上，不会有不同意见。不过，你得有一个无党派人
士来担任你的主席。”
与提拉克晤面之后，甘地又去拜见国大党温和派的领袖戈克利，两人一见如故。事后甘
地对他在回印期间拜见的三位人物各不相同的风格作了生动的描述。甘地的印象是：梅赫塔
爵士仿佛是喜玛拉雅山高不可攀；敬爱的提拉克像海洋可望不可即；戈克利却像恒河一样让
他感到亲切而自然。
最后，甘地去找那位似乎已息影政坛，专心做学问的无党派人士潘达卡博士。这位孤傲
的大学者竟然也被甘地打动了，同意出任由提拉克与戈克利联名举行的集会的主席。
接着，甘地便赶往马德拉斯参加集会，由于解救巴拉宋达朗的缘故，甘地在那里受到了
狂热的欢迎。
甘地在欢迎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的讲话虽是铅印的，也很长，但听众却细心地谛听
了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甘地照例要宣传他写的关于南非印度人状况的小册子，他拿
出一万册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很快便被抢购一空。
在这里甘地还得到《马德拉斯晚报》的主笔、对南非印度人问题颇有研究的格·巴罗梅
斯朗·皮莱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后者曾将《马德拉斯晚报》的专栏交给甘地自由处置；《印
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对他很表同情。
之后甘地便从马德拉斯赶到加尔各答。加尔各答的情形与甘地在孟买、浦那和马德拉斯
的情形很不一样，甘地在那里没有熟人，工作也开展得并不顺利，不过也还是结识了一些朋
友，如《英吉利人报》的主笔宋德斯先生就把甘地视若知己，把他的办公室和报纸都交由甘
地处理，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2月初，一封发自南非德班的加急电报打断了甘地在印度的活动。因纳塔耳立法会议
即将在1月开会，那里的侨团需要甘地立即回去。甘地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和已丧父的外甥
搭乘阿布杜拉公司新购进的“科兰”号汽船第二次远渡南非，同时开往德班的还有“纳德
利”号。两条船的乘客共有80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人要到德兰士瓦。
这两条船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只用了18天。在离纳塔耳只有4天航程的
海上，甘地一行遭受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可怕风暴。令人胆颤心惊的风暴肆虐了24小时后，
终于过去了，然而这场风暴却考验了甘地的勇气、胆识与能力。他对风暴并不恐惧，在整个
过程中，他都在乘客中走动，照顾和安慰乘客，协助船长渡过危机，这些使他在这场自然风
暴中与同船过渡的人溶为一体并赢得了他们的信赖。
但是当“科兰号”和“纳德利号”船先后在德班港抛锚时，等候他们的却是一场更大的
“风暴”。按常规，经过远洋航行的旅客，必须经过卫生检查才能上岸，以防传染病。由于
这两条船启程时，孟买正流行鼠疫，因此等待他们的首先是严格的检查和漫长的隔离。其实
这一隔离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外，真正的目的是德班的白人想通过对乘客和代理行公司的威胁
恐吓，禁止甘地及其他印侨登上南非大陆。
德班因此闹得很凶。少数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真正的英国朋友与在武器装备和财富上占
绝对优势的白种人展开了一场极不平等的斗争。
在这场紧张的对峙中，就像在大海上对待可怕的风暴的威胁一样，甘地镇定自若。他不
断在乘客中走动，给他们打气，还给另一支船上的乘客送去慰问函。他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
样的游戏，让乘客乐以忘忧。在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了头等舱的乘客，甘地及其家眷是
主要宾客。在这种特别的氛围里，甘地一边和大伙谈笑风生，一边在思考眼前的这场特殊战
斗。甘地认为是自己引发了这场斗争，从而牵连了船上的同胞，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他
正冒着巨大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在遭受威胁，他的家眷也将因此难逃厄运。他的心情其实
十分沉重，最终无法同这份欢乐的情景完全协调。
日子一天天艰难地过去。威胁、利诱、最后通牒都没有能够让甘地和船上的乘客屈服，
白人当局只好在23天期满时的1月13日，下达了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但这一天上午8
点，2000多白人聚集港口，示威游行，坚决抵制亚洲人入境，并以甘地为主要对象，准备
必要时实施武力，以达到阻止其入境的目的。支持白人骚动但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私交的警
察局长艾斯坎比先生一面通知船长，希望甘地及其家眷最好在黄昏时再上岸，由港务警官护
送，一面对游行群众进行疏导，使人群大多散去。甘地为了显示自己决不屈服压力的勇气，
让妻子和孩子们坐车先走，自己则和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劳顿先生一起徒步于薄暮时分
上岸，准备前往20英里以外的罗斯敦济先生家里。
甘地刚一上岸，便被几个白人青年认出，一大帮人很快围上来。劳顿先生见势不妙，便
叫了一辆人力车，然而这帮青年不让甘地上车，并恐吓车夫。开始劳顿先生从中劝解，他们
还不敢动手，随着围攻鼓噪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上前拉开了劳顿先生，于是甘地被围在人群
中，石块、砖头一齐向甘地砸过去。有人上前扯碎了他的头巾，几个耳光便将甘地搧倒在
地，另一些人则拳脚相加。在这危急关头，一位勇敢的白人女士挺身而出，阻止了暴徒的毒
打，警察也及时赶到，把遍体鳞伤的甘地安全送到罗斯敦济家。
然而骚动的人们仍不肯罢休，他们包围了罗斯敦济的住所，并高声喊叫，要活捉和吊死
甘地。最后甘地只好遵从警官的意见，穿上一套警察制服，化装逃出了这所房子，躲过了白
人对他的围追堵截。
当时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电告纳塔耳政府依法严惩肇事
者。南非当局派内阁阁员、警长艾斯坎比先生出面办理此事，他对甘地表示歉意，并表示：
如果甘地认出殴打他的人，法院一定严惩。
但甘地却不准备报复那些对他施暴的人。他说：“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认出一
两个人。不过，把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人，他们听信谣
言，以为我在印度言过其实，诽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们确系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
怒，那就不足为奇，应该责怪的倒是那些领导人。……我相信一旦真相大白，人们就会懊悔
自己的冒失的。”
甘地还接受了《纳塔耳广告报》记者的采访，把他在印度所作报告的讲稿及所写文章的
副本一起交给记者，并向他们指明他在印度所说的全都在南非说过，他还向记者说明“科
兰”和“纳德利”两船的乘客来南非，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有很多是老侨民，而且大
部分人都不打算住在纳塔耳而准备到德兰士瓦去。
甘地对记者的谈话和他拒绝控告闹事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德班的欧洲人开始惭愧
自己的言行。如报纸开始宣传甘地的无辜，并谴责那些暴徒，甘地在南非的声望更高，南非
印侨的形象也令人刮目相看。
1899年10月10日，英布战争爆发。英布战争实际上是英国殖民者和荷兰殖民者争夺
殖民地的战争，英国人提出的作战理由却是说布尔人①虐待南非境内的印度人。甘地出于多
种考虑，决定站在英国一边，为保卫英国的利益而战。他召集了300名②印度人，组成一支
救护队赶赴前线参战。那些日子里，他们每天行军20到25英里，常常要经过黄沙蔽日的战
场从前线将伤病员运到后方救治。
①荷兰人的后裔。
②一说是1100人。
1900年2月，英军逐渐制服桀傲不驯的布尔人，印度救护队完成了2个月的战时救护
工作后奉命解散。1902年5月31日，布尔人投降，英国报界对战时印侨的服务精神一致予
以赞扬。因为救护队的工作，甘地及主要负责人都得到一枚勋章。
这次为英国充当救护队对印度侨民是一次新的体验。一方面英国的嘉奖使印侨对英帝国
产生了更大的幻想，以为印度侨民的苦难从此将会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一些新的感
受。布尔人和英军相比处于劣势，然而他们敢于同英军对抗，他们的英勇斗志与自我牺牲的
精神，特别是妇女儿童表现出的勇气和热情，使甘地肃然起敬；同时，印度人由此而试验了
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不同种族、信仰与阶层的印度人第一次以一个团结的整体出现，这是一
次实际的民族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印度人因此而获得了自信心。这些都为甘地后来进行群众
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甘地留居南非原定一个月，现在一晃就是6年。考虑到南非的工作已打开局面，甘地自
己的工作重心将转向印度国内，加之印度的朋友也催他回国，因此甘地决定离开这块生活战
斗了6年多的土地。带着对南非印侨的无限眷念，留下“如果需要随时回来”的承诺，甘地
携带家人踏上了归途。
1901年12月，甘地抵达孟买。时值全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国大党第17届全国代表
大会在加尔各答举行。甘地和本届大会主席华恰先生及鼎鼎大名的梅赫塔爵士乘同一列火车
前往赴会。甘地在大会上提出了《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的议案，并获得大会通过。
3天的大会期间，甘地与戈克利、提拉克、班拉吉等国大党元老广泛接触。大会主席华
恰先生对他印象极好，称赞他“善良、热忱、活泼，富有活力”。可是甘地对国大党却相当
失望，他认为大会流于形式，服务人员毫无训练，没有责任心和工作热情，作风懒散，办事
拖沓，陈规陋习不少，卫生条件极差。
大会闭会后，甘地在加尔各答继续居留了一个时期。在这里，他通常将一天的时间分成
两半，一半是为了南非的工作去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和研究这个城市的宗教和
公共团体。他起先住在印度俱乐部，以后在戈克利盛情邀请下，搬进了戈克利的豪华寓所。
戈克利这位被甘地描述为像恒河一样的大人物对他不仅从生活上悉心关照，而且极善言传身
教。甘地对戈克利钦佩不已。
在这期间，甘地曾去缅甸观光过一次，一路上感受颇多。他认为那里的妇女多勤劳自
强，男子则极懒散。虽是佛国，但缺乏虔诚；而且居然还有印度同胞帮助英国人欺负缅甸老
百姓。
从缅甸回来后，甘地便向戈克利告辞。与戈克利相处的一个月，甘地自觉获益匪浅，此
番离别，非常难过，但想到自身的使命，他必得自己去创一条路。
他告诉戈克利准备乘坐三等火车游历印度各地，以便亲自体验一下三等车旅客的疾苦，
并考察印度的国情。戈克利对此表示赞同，甘地动身的时候，戈克利亲自到车站为他送行。
第一次在印度坐三等车的经历甘地终生难忘。他形容三等车厢就像一个令人恶心的大痰
盂，旅客们所得到的待遇就像羊群们所得到舒适那样可怜，而铁路当局对此漠不关心，旅客
自己也麻木不仁。这种状况与他在欧洲甚至南非的情形相去甚远。对于这种恶劣的状况，甘
地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受过教育的人都来坐三等车，以改变人们的不良习惯。所以从
这时（1902年）起，甘地一直都是乘坐三等车，直到1918～1919年甘地得了一场大病，才
迫使他事实上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的做法。
甘地苦行告一段落后，戈克利曾急切地要求他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执行律师业务，
同时帮助他从事公众工作。但早年在这里的失败和痛苦的经历使他拒绝戈克利的建议，决定
先在拉奇科特开始工作。最初他也很烦恼，对在这里开展律师业务同样缺乏信心，直到他受
理的三个案子胜诉后，心里才又激起希望，打算到孟买去创业。
两星期后，甘地动身前去孟买，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刚搬进事务所，次子曼尼拉尔
便染上了严重的伤寒，并有肺炎并发症。当时曼尼拉尔年仅10岁，前几年得过一场天花，
差点死去。对于多灾多难的儿子，甘地忧心如焚。医生告诉他吃药作用不大，建议给他吃鸡
蛋和鸡汤，甘地拒绝这个建议，他认为这有违素食的信仰。信仰就是生命，即便心爱的儿子
眼下生命垂危，他也不想改变信仰。为了兼顾信仰与儿子的生命，他决定冒险试一试偶然学
到的水疗法，他开始每天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且接连3天不断给他喝掺水的桔汁。开始时
毫无效果，病情日益加重，甘地也一度对这种做法产生过动摇，但他还是始终不渝地按着
“神的旨意”，继续水疗法试验。最后，奇迹终于出现了，儿子的病居然逐渐好了起来。以
后成了甘地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曼尼拉尔的康复究竟是由于神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
法，或者是由于细心饮食和看护，谁也说不清，但甘地却坚信是神帮了他，因而更相信神，
或者说更相信自己了。
甘地在孟买的活动再次被来自南非的急电打断。原因是英国人从布尔人手中夺取了政权
后，仍旧继承布尔人歧视印度人的法律。英国人还建立了一个亚洲人事务部，专门对付印度
人，南非印侨很紧张。正好此时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即将访问南非，当地侨团希望甘地回去
利用这次机会为他们争得一些权益。甘地当即停止了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把妻儿安顿在国
内，带了几个年轻的帮手，其中包括后来非常著名的非暴力抵抗者，甘地的侄子摩干拉
尔·甘地，准备重返南非。
和妻儿再度分离，甘地不免难过，但他已习惯了不安定的生活，他认为在这个世上要指
望安定是错误的，只有至高无上的神本身代表着确定。
甘地如期赶到德班。但和张伯伦的初次会晤令甘地大失所望。张伯伦此番前来南非是为
了赢得南非英人和布尔人对皇室的效忠，他对印度代表团没有兴趣。他说：“帝国政府对自
治领土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努力帮助你们。但是如果
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和他们友好相处。”在此之前，甘地一直想以自己的效
忠来换得英王的开恩，可现在张伯伦用文雅而直率的方式告诉了他强权政治的逻辑，这意味
着将有更艰苦的斗争等着他们。
1903年1月1日，甘地从德班赶到比勒托利亚，他得在那里搜集资料，写成备忘录，
准备提交张伯伦。比勒托利亚的地方当局本来存心不让甘地入境，当他们看到甘地居然来
了，不禁惊奇。亚洲人事务部主张根据新颁发的治安法将他逮捕（该法规定，凡未持有入境
证者，即可将之拘捕入狱）。当他们得知甘地持有合法入境证，便以入境证发错了为理由，
要甘地离开比勒托利亚，并强行将甘地的名字从请愿代表团中删掉。这对甘地简直是奇耻大
辱，但为了侨团的事宜，甘地不计较个人的屈辱与否，建议让另一个印度律师——乔治·戈
克莱先生代替他的位置。
戈克莱先生领着侨民代表去见过了张伯伦，张伯伦先生在答文中谈到甘地没有参加请愿
的事十分轻描淡写：“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更好吗？”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侨团要甘地做的事似乎已完结，但甘地不是肯轻易屈服的人。他
不打算立即回国，也不准备返回纳塔耳，就留在德兰士瓦，而且还要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
记为律师，他不相信他就对付不了亚洲人事务部。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侨团就会被
赶出这个国家，他们将永远只能过没有尊严的日子。
同比勒托利亚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了之后，甘地决定在印侨最多的约翰内斯堡成
立事务所。
约翰内斯堡已成为管理亚洲人的官员的据点，这些官员从来没有替印度人、中国人或其
他亚洲人做过一件好事，只是一味地敲诈勒索。不断有人找甘地诉说，甘地觉得自己有一种
责任，要出来主持公道。
他开始搜集证据，待到材料充足，他便去找警察局长。警察局长看过全部材料并找证人
核实后，答应将想方设法对付那帮无恶不作的家伙，不过他和甘地一样清楚：在南非要找一
个白种人陪审员来审判触犯有色人种的白种人是极其困难的。虽然甘地当时怀疑一大批官
员，但由于没有无可辩驳的材料对付所有的人，所以他的指控只针对两个人。这两个人虽然
受了审判，结果却是陪审员不顾昭然若揭的事实，宣判两个人无罪释放。不过，由于甘地的
工作，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官员因民愤极大，还是被革除公职。亚洲人事务部从此收敛了一
些，印度侨团也有了一些保障。
在德兰士瓦为印度侨民的利益奔走呼号的时期，甘地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次
留居南非时，他和基督教徒过从甚密，但对宗教仍然谈不上很深的研究。现在他又和通神学
的朋友交往，开始系统阅读印度教的经典如《瑜珈经》、《瑜珈论》以及印度教的圣诗《薄
伽梵歌》。甘地对《薄伽梵歌》尤其喜爱，他每天清晨沐浴时，在墙上按上纸片，写上几首
梵歌，一边洗漱一边背诵。他用这种办法背诵了十三年，并以此作为每日行为的指南。圣诗
中的“不占有”与“平等”的教训更是深深地吸引了甘地。他以为圣诗中叫人不占有，是说
人生在世，钱财不过身外之物；正如司库出纳，过手钱财虽多，却不能据为己有。人如能抱
不占有和平等的观念，即可收到“洗心革面”的效果。受此影响，甘地放弃了原准备投入的
1万卢比的人寿保险，他写信给他的哥哥：“我曾多次写信给你，我的全部积蓄可望到1万
卢比，准备送你；但从现在起你不必再作指望。因为将来如有任何积蓄，我将用于印侨的公
益事业。”他的哥哥为此极不开心，很长一段时间兄弟俩断了通讯。
简朴的理想逐步实现，宗教的意识日益活泼，甘地把素食当作一种使命的热情日趋高涨
起来，因此他曾为濒临倒闭的两家素食馆慷慨解囊。由于生活力求简朴，甘地觉得求医问药
也属多余。他本有便秘和头痛症，一向药不离身，他决定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吃早餐，
并严格限制进食量，以鲜果和硬果作主要食谱，戒绝牛奶，这样治愈了头痛。对于便秘，他
则采用自然疗法，用冷水掺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睡觉时系
上，醒来时取掉，这种办法效果很好。事实上，甘地后来一直对土疗和水疗法深信不疑，他
认为绝大多数的病，几乎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可以用有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和类似的家
常办法治好。
在人际关系方面，甘地崇尚博爱、平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使他同各阶层的人有了密
切的联系，他对他们往往一视同仁，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陌生人，是同胞还是洋人，是
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还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耆那教徒、基
督教徒、或犹太人，他从不区别对待，只要有机会他都尽可能提供帮助。甚至是他极为痛恨
的贪官污吏，他对他们个人也并无私怨，他认为人和行为是两码事，一个好的行为应该引起
赞许，而一件不好的行为就应该受到谴责。但对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则不能因其行为的好坏
而受到尊敬或怜恤，亦即“恶其罪而非恶其人”。甘地认为这是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个必
要部分，这种“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础。
1904年，《印度舆论》创刊，一开始它是用英文、泰米尔文、古吉拉特文和印度文4
种文字发行。虽然名义上是由一位颇有新闻工作经验的青年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为第一主
编，但事实上这个刊物的经营是由甘地负主要责任，它很快成为甘地在南非从事宣传的有效
阵地。从它创刊到1914年，几乎每一期都有甘地的文章，它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征服了
读者和批评家。通过这种形式，甘地与读者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甘地抵达南非的第10个年头，甘地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在一次旅途中，一位朋友送
给甘地一本《给最后的一个》作为旅途的消遣，这是甘地初次阅读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约
翰·鲁斯金的著作，他被深深吸引住了，以致整晚无法入眠。他发现这部1862年初版的书
里，正反映着他自己曾经思考过的许多思想，如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律师的
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的价值；劳动的生活，即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最有价值的生
活，等等，他决心照着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准备开辟一个农场，把《印度舆论》搬到那里。在农场里每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
的生活费，利用业余时间为《印度舆论》工作，无论什么人和什么肤色，每月一律支取3英
磅的生活费。
甘地很快行动起来，10天之内，他便筹资1000英镑，通过广告征购到德班附近凤凰村
一块20英亩的土地。当时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人烟稀少，杂草丛生，自从甘地和他几个
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到了这里，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便有了生机与活力。拓荒者们自己动手，风
餐露宿，日夜奋战。在他们挥汗如雨的劳作中，一间长75英尺、宽50英尺的印刷厂拔地而
起。这里虽然肤色、人种不同，但没有阶级压迫，人人自食其力，一派和平安详。这正是甘
地崇尚的乌托邦理想，或者说正是甘地按理想建立的一块试验样本。
《印度舆论》报仍每周出版。为减少开支，配合印刷设备的条件，周刊改为仅发行英文
版与古吉拉特文版，周刊的宗旨是增进爱德华统治下欧印人民的合作，教育舆论，消除误
会，并检讨印度侨民本身的缺点，使其明白争取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甘地原打算逐渐摆脱律师业务，在凤凰村住下来，靠体力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然而这
个愿望很难实现，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业务面临很多问题需要他去处理，因而凤凰村的房子还
没盖好，他就不得不重返约翰内斯堡。
律师业务和凤凰村的事情已使甘地脱不开身，短期内返回印度已不可能。1905年初，
他回印度把家眷接到了南非。
为了公众工作的需要，甘地在约翰内斯堡的寓所是一栋拥有8个房间的两层楼的西式楼
房，四周有花园，前面是空地，居住条件较为舒适、优雅。同居的人包括甘地夫妇，以及他
们的3个儿子——10岁的曼尼拉尔、8岁的拉姆达斯和5岁的迪瓦达斯，还有与甘地志同道
合的好友波克拉夫妇和另外一个印度伙计。这个大家庭同灶共生，亲如一家。甘地也按照鲁
斯金的思想，自己动手做家务，勤俭治家。
甘地的日常生活紧张而有序。他每天7点半起床，不进早餐就离家，9点走到事务所，
拆阅信件，口授书信，直到10点半左右，即到法庭出庭。下午1点午餐，约1小时，这时
通常和助手或朋友们一道进餐，5点钟离开事务所，7点到家和全家人共进晚餐。晚餐通常
两道菜，第一道是各种蔬菜，外加一碟豆子，新鲜沙拉，奶油与面包，第二道是鲜果与牛
奶，最后是咖啡或柠檬水。晚餐席上通常是谈些轻松愉快的话题。
饭后，全家通常静坐听甘地朗诵《薄伽梵歌》，彼拉克读亚罗德的圣歌。甘地常就疑难
之处提出讲解，然后大家自由讨论。遇有各国来的神学会会员客人在座时，则由客人讲些亲
身经历。
甘地对孩子们的教育与众不同。他不给孩子们请家庭教师，也没有送他们上学，他要孩
子们在家帮忙推磨并清扫庭院，这是一部分生活教育；他每天带孩子们徒步往返于从家里到
事务所之间，以锻炼他们的体魄，这是体格教育。他和孩子们谈话限于使用古吉拉特语，以
培养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他认为如果从小就训练他们用英语思考和谈话，那就剥夺了他们继
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的权利，致使他们无力为国家服务。
1906年4月，南非发生了所谓祖鲁人叛乱。甘地对于祖鲁人没有私怨，祖鲁人也不曾
伤害过印度人，可以说甘地对叛乱本身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当时甘地对大英帝国的存在有益
于世界这种思想深信不疑，这再次驱使他向纳塔耳省督请缨，表示准备组织一个印度救护队
为英帝国效力。甘地的献议很快被接受，他立即解散了约翰内斯堡的大家庭，把家眷安置在
凤凰村，自己则前往德班去征集队员。他共招到24个志愿队员，其中包括19个业已满期的
契约劳工，一个帕西族人和4个古吉拉特人。印度救护队换上军服，立即开赴前线。
到达“叛乱”区，甘地才发理所谓叛乱事实上不过是一种抗税行动，他因此转而同情祖
鲁人，当他得知救护队的主要使命就是救护祖鲁人伤员时，心中感到了一丝安慰。其实，这
些所谓伤兵，也并非在战场上受伤，而是被怀疑曾参加叛乱而遭致残酷鞭打所致。因此，印
度救护队的工作也常常受到白人士兵的刁难。
对祖鲁人“叛乱”的耳闻目睹令甘地眼界大开。他觉得先前的“布尔战争”不像这次
“叛乱”令人感到战争的恐怖。他亲眼看到了白人如何残忍对待这些可怜的人，“他们鞭打
他们，却不愿救治他们的伤患，也不乐意印度救护队来照顾他们”，他认为“这不是战争而
是一种对人的狩猎”。
另外，由于这次祖鲁人叛乱发生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这种原始而幽僻的所在常令甘
地陷入对人生的深思之中。多年来，节欲的想法一直困扰着他。早年因情欲所惑而没能在父
亲弥留之际尽孝曾使他痛悔不已，现在他的思想已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他认为凡是想以
全副身心为人类服务的人就必须清心寡欲，一个人不能同时享受灵与肉的生活，否则为家庭
服务和为社会服务将会发生冲突，只有节欲，两者才能协调。而节欲不仅仅限于控制个人的
情欲，同时要达到控制所有感官的境地，即控制感情，克制胃口，少言寡语，消弭怒气，清
除暴力与仇怨，总之必须使自己升华到毫无欲念的境地。
祖鲁人叛乱平息后，甘地回到凤凰村，立下了终身禁欲的誓言。1906年的一个仲夏之
夜，他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妻子。为克制本能的欲望，甘地进行过各种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发
展了他自己的禁欲理论。如他认为一个人的情欲是和食欲相伴而生的，因此首先必须从节制
口腹之欲开始。他一般每逢宗教忌日或特定日子都奉行绝食或只吃一顿，严格限制进食量，
而且只吃水果、青菜，不加任何佐料，不吃经他试验或被别人证明有可能引起冲动的任何食
物。他虽然在饮食和节欲方面找到联系，但认为心灵的作用仍是主要的，“一个人如果心灵
不洁净，改变饮食也没有用”。“色欲的心灵不但不能控制情感，反而成为情感的奴隶”。
1906年8月22日，德兰士瓦官方报公布了亚细亚法草案，其中有关印侨管理法规定：
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户籍簿上注册登记，领取带有个人手印的特别身份证。
如不按期登记者，将被处以100镑罚款或3个月拘役或被驱逐出境；上述居留证必须随身携
带，供随时检验。管理人员还可以随时进入私人住宅检查证件。凡不出示证件或是拒绝上述
规定的，即为违警犯。这是南非当局有计划地限制印度人入境并一步一步赶走印度人的又一
花招。
甘地认为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对付自由人的法案，这项规定如果批准执行，而印侨又
毫无反抗的话，则所有居住南非的印侨将被整个地毁掉。他很快作出反应，一方面将草案全
文译成古吉拉特文，在《印度舆论》上公布，以引起印侨的足够注意，同时，召集印侨知名
人士商议对策，最后大家决计公开抗议。
甘地率领一个英印协会代表团就此向殖民地事务部请愿，官方答应予以考虑。9月4
日，上述法案由政府向议会提出。11日，甘地等在约翰内斯堡的犹太帝国剧院召集了一次
印侨代表大会，有3000余人出席。大会通过了很多重要文件，其中有名的是第4号决议
案，它表示印侨宁愿忍受一切牺牲而决不对上述法案屈服。甘地在会上大声疾呼“只有一条
出路，即反抗到底，直至牺牲，而决不屈服于这种歧视”。这是甘地第一次公开号召群众在
神面前庄严发誓，决心反抗不公平的法律。
虽然遭到激烈反对，德兰士瓦立法会议还是通过了这一歧视法案。由于德兰士瓦是英国
的殖民地，英国政府对当地的立法与行政仍负有责任，因此，甘地建议派代表团前往英国请
愿，试图通过合法的途径实施补救。11月3日，甘地启程赴英。20日抵达伦敦。当日，他
便向曾担任印度总督，现任殖民大臣的额尔金勋爵递交了请愿书，并多方游说。在伦敦，甘
地先后拜见了当时住在伦敦的国大党元老、82岁高龄的达达拜·瑙罗吉，还有印度国大党
英国支部的许多负责人，向他们广泛宣传南非的情形。随后，他又拜会了伯拉格里爵士与多
年任英印协会主席的纳波尔·克利芬先生，并征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1月8日，甘地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谒见殖民大臣额尔金，向他陈情：不列颠统
治下的印度臣民，理应享受不列颠人民的同等待遇，因而恳请殖民地大臣至少应当指派一个
委员会，研究南非现有的一切管理印侨的法令是否合适及如何改善的问题。额尔金爵士对此
甚表同情，表示尽力而为。
上述临时组成的代表团，随后又拜会了印度事务大臣莫内，他们还晋谒了英国首相坎贝
尔·班纳曼。首相建议下院召集印度事务委员会各委员约百余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请甘地
也参加。
甘地的努力赢得了英国舆论的支持。《泰晤士报》曾将甘地的备忘录全文刊载；《每日
新闻》著文支持甘地；《论坛报》、《导报》等都派记者访问甘地。
在伦敦紧张忙碌6星期后，甘地准备返回南非。临行前，甘地在他所住的老爷饭店举行
了一次早餐会，答谢所有帮助过他的各方友人。席中大家建议成立一个南非英印委员会，由
班纳嘉利爵士任主席。
由于甘地的努力，在他返回南非的途中，英国殖民大臣额尔金就已宣布：在未取得帝国
政府重新考虑之前，德兰士瓦政府的亚细亚法应暂缓实施，该法的附属法规也应停止执行。
可实际上，甘地的伦敦之行只不过推迟了反印立法的执行。1906年12月6日，德兰士
瓦与奥伦次殖民地获得自治权。德兰士瓦第一届国会立即通过了一项法案，基本上是1906
年印侨管理法的翻版。1907年3月21日，该法所有立法手续完成，5月英国政府批准该
法，7月1日起生效。因而，所有印侨限于7月31日以前前往登记。
甘地对此挑战，态度非常明确，他表示，德兰士瓦政府既然有决心和勇气贯彻此法，那
么我们就将以更坚决的行动和英勇的斗争来拒绝遵守。
为赢得各方支持，甘地成立了一个“消极抵抗协会”，吸收了不少会员。在他的主持
下，“消极抵抗协会”举行了多次公开集会，每次集会都是先讲解时局，然后大家宣誓消极
抵抗。政府方面的计划是分区登记，而且是从印度人组织最弱的比勒托利亚开始的。为抵制
登记，甘地率领消极抵抗协会会员不断举行集会，挨户游说，在整个比勒托利亚到处张贴标
语，因而，该区1500名印侨只有100名前往登记。当时的华侨也与印侨采取了同一立场。
登记处在印侨居住地接连设立，印侨也全面反击。每一通往登记处的路上，都有义勇队
员劝阻印侨前往登记，同时，又要保证不与警察发生冲突，如遇逮捕则欣然就范。
7月31日，登记的最后一天，比勒托利亚举行了一次印侨群众大会。2000多名群众聚
集清真寺广场前示威抗议，加上其他各地代表陆续前来，达13000人之多。南非当局的官方
代表在会上讲话，试图麻痹人们。甘地一边翻译，一边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对此法
低头，谁能保证这就是最后一次同类立法。很显然，本法如获执行，势必产生各种类似的地
方性法规，结果是整个国家都要被弄得一塌糊涂。”
政府虽然百般威胁利诱，但无法让印侨以及华侨自动前往登记，只得将登记期限一拖再
拖，直到11月30日，13000名指定应前往登记的人，仍然只有500名履行登记。
当斗争继续开展时，甘地感到“消极抵抗”一词尚不足以显示这一运动的真义，因为
“消极抵抗”常被认为是无武器的弱者的武器，这暗示着一旦有武器就会变为暴力。而且一
个印度人的群众运动竟要用英文词汇来表达，实为不妥，因此，他在《印度舆论》上悬赏，
征求以印度语名称代替原用的英语词汇“消极抵抗”。最后，甘地采用莫干拉尔·甘地的献
议“萨达格拉哈”一词，并稍作改动为“萨蒂亚格拉哈”（古吉拉特文“坚持真理”的意
思），意为一种“由真理与爱及非暴力所产生的力量”。他说，“坚持真理是强者的‘灵魂
力量’，弱者是不能使用的，既然如此，不论有无武器，都将遵循这种原则”。甘地运用
“坚持真理”这个概念进行的斗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12月26日，移民法已在议会通过，并经皇家政府正式批准。27日，警察局通知甘地前
往警察署，并告知政府已决定逮捕他和其他24名领导人（包括一名华侨领袖），甘地向代
理局长当面保证，所有的人第2天上午10点钟都会到达指定地点听候传讯。
当晚，印侨紧急会商，约1000人参加，甘地和其他被指控的领袖全体出席。大会上，
甘地抨击皇家政府批准该法是置亿万印度人的信任于不顾，谴责该移民法是野蛮的法律，是
“一个文明的政府，自称为基督教的政府所制定的最野蛮的法律”。在他看来，他与英帝国
已到分歧的路口，“英国必须在南非和印度之间加以选择”。
28日，甘地及其同僚奉命出庭。法庭以无证居留德兰士瓦的罪名将其拘捕，并对其提
起公诉。甘地这位昔日皇家政府的登记律师第一次以被告身份受审。当庭之上，甘地希望能
给其机会声明其不服从的原因，未得允许。
甘地要求只发言5分钟，亦被拒绝。最后警察长宣布对他们的判决，所有人驱逐出境，
有的48小时内执行，有的则以一周或两周为限。
庭审过后，甘地便在政府大厦广场外对印侨、华侨及一些欧洲人发表演讲，他指出：
“不论我和我的同伴遭遇到什么情况，我们的斗争必须继续。这是一种神圣的斗争，我们必
须奋斗到底。”
德兰士瓦警察当局对甘地及其同仁的判决于1908年1月10日起执行。甘地发表一项简
短声明，要求将他改判重刑。对于甘地这一请求，法庭倒是不假思索，立即改判甘地2个月
徒刑，随即将他送往约翰内斯堡监狱。
甘地刚被押解出庭，外面的印度群众即高举黑牌，抗议游行。警察前往驱散，致使多人
受伤。1月14日，另一英勇的非暴力抵抗主义者奈都和华侨联合会主席也被押到约翰内斯
堡监狱，与甘地同囚。1月29日，因非暴力抵抗罪名锒铛入狱者又增加了155人，其中多
为零售商人，他们来自印度各地，包括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阶级的印侨。这说明非暴力抵
抗运动得到全体印侨一致支持。
甘地与其同僚最初被囚于黑人监狱。这里仅可容纳51人，由于来人增多，不得不临时
搭盖帐篷，以收容非暴力抵抗犯。普通的犯人，允许穿本人衣服，但全体非暴力抵抗政治犯
则一律身着囚衣，并需服从一切规则。监狱的伙食极度糟糕，奉行禁欲生活的甘地并不觉得
有什么不适，不过考虑到同囚其他犯人的利益，他在狱中也坚持非暴力抵抗，设法迫使监狱
改善了伙食，同意以麦饼替代面糊，并使印度囚犯能自行烹饪。狱中的起居规则，他也很满
意。出监以后，他还不断效法。如从此他不再饮茶，日落以前便吃完晚餐，等等。
监狱里也有种族歧视。白人囚犯，可得一张床，可带牙刷、面盆与脸巾，印囚则不准，
华侨同囚则更糟。甘地迫使当局同意华侨同囚获得同印囚一样的待遇，还发给他们一张桌
子，少数阅读物与文具。
监禁意外地给了甘地一个学习的机会，使他得以有大量空闲时间深入阅读托尔斯泰、鲁
斯金、索里欧、艾姆生等人的著作。书中所宣传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主张社会改革的思想
非常合甘地的口味。
当甘地以乐观和轻松的心情潜心体验铁窗生活时，在印度和英国，不断有人严重抗议南
非当局对非暴力抵抗者的关押。屈于强大压力，政府曾一再召集内阁会议商讨此事，两周之
后，英国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派德兰士瓦的开明之士卡迭莱脱前往狱中与甘地谈判。
政府建议，所有印侨可改为自动而不是依法去登记，登记的项目可由政府派员与印侨磋
商。建议中还规定如自动前往登记的人数超过多数，政府将自动请议会修改“黑法”，使自
动登记成为合法。
1月30日，从约翰内斯堡开往比勒托利亚的火车在何迭泉缓缓停下。从车上走下来几
个人，坐上一辆遮盖严实的马车。马车径直驶向比勒托利亚政府办公大楼。这几位神秘人物
正是约翰内斯堡警长与对手——在押的政治犯甘地及其同僚。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会晤英国
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
经过交涉，双方作了些让步，并就此达成一项谅解协议。甘地答应去登记，史末资保证
修改“黑法”。秘密会晤后，甘地获释。
刚刚获释的甘地身无分文。为赶回约翰内斯堡，他向史末资将军的秘书借了些车钱后便
搭乘当日下午7点3刻的班车，于9点抵达约翰内斯堡。从车站出来便直奔纽敦伊斯兰教清
真寺。午夜时分，他将在那里组织一次群众演讲会，鼓动人们自动前往登记。
入狱之前坚决反对登记的甘地，此刻又鼓动别人去登记，引起了印侨的疑虑和不满。一
个帕西族印侨上前厉声质问甘地：“当初你对我们说，按手印只有刑事犯才这样作，可是今
天又劝我们去登记，这让人怎么相信你？”甘地分辩说：“如果是为了服从‘黑法’，就是
签一个字也是罪孽，更别说按手印。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正如行礼——假如你强迫我
对你行礼，我照办了，那等于当众羞辱自己，但如果我是出于自愿，认你以同胞的资格向你
行礼，那就是表现我的风度与人情。”
那个人显然未被说服，他恼怒地叫道：“我们听说你得了15000镑，把我们出卖给史末
资了，我们决不按手印，也不准任何人这样做。我敢对天发誓，有谁敢带头去登记，我一定
要宰了他。”
甘地平静地说：“凡发誓不登记的人，我不强求，但我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任何一个帕西
族印侨或其他人前往登记，而不必按手印。但是，甘地补充道，“我并不喜欢刚才这位朋友
的做法，我也相信，人不应指天发誓要杀一个人。这次和政府取得变通办法，主要应负责的
是我，我以替大家服务的一分子的地位，自然带头前往按手印，愿神准许我这么做。死在一
个兄弟手中并不比受外人欺骗更使人难受。”
天亮之前，甘地又赶回狱中，迎接他的同伴出狱。当他和其他印侨走出监狱大门时，受
到迎候在那里的群众的热烈欢迎。
2月10日，甘地和他的同志们离开非暴力抵抗运动总部，出发前往印侨登记处注册。8
个身强力壮的帕西族人尾随其后，领头的名叫米尔·阿兰。临到登记处附近，米尔·阿兰上
前问甘地：“你去干什么？”
“我想按十个手指印，然后领取登记证。”
甘地话音未落，米尔·阿兰对准他下腹猛击一拳。瘦小的甘地不堪一击，当即仆倒在
地，头部正撞上石头，嘴唇与两颊、额头被戳破，一颗牙齿被撞松，其他人一涌而上，对甘
地拳打脚踢，直到惊动了附近的人，阿兰等才拔腿逃跑，结果被几个欧洲人逮住送进了警察
局。
即便被打成这样，甘地仍念念不忘他的保证。他躺在床上把登记表一一填好。在场的人
劝他休息，他却说：“我曾保证过，只要我活着，只要神准许，我一定要领到第一张登记
证。”
甘地还给警长打电报，表明他对阿兰的行为不予追究，接着他对印侨发表声明，希望他
们也不要追究此事，并说：“反对志愿登记的行为既已答应撤回，每一个善良的印度人就该
尽力协助当地政府。”
由于目击殴打甘地的欧洲人坚持要将阿兰治罪，所以甘地的请求未被批准。阿兰等人被
判3个月苦役。
甘地在医生的治疗下渐觉康复。4月，甘地已恢复工作，他又奔波于德兰士瓦与南丹两
地之间，争取并组织印度侨民的合作与支持。他曾去德班召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一个人拿
着大木棍直奔甘地，幸亏在场的人及时阻止才免于遭险。从这时起，他接受同僚们的劝告，
开始雇用私人保镖。
5月9日，志愿登记的最后一天，已有8000印侨申请登记，其中6000人获准。可以
说，印度侨民已履行诺言，现在轮到政府履行它的诺言了。
然而，政府却背信弃义。史末资将军不仅没有撤回“黑法”，而且进一步采取行动。他
一方面维持旧法，一方面补充了新的措施，使凡依法在限期以前自愿前往登记者为有效，但
限期以后就不再适用上项法令。他为此颁布了两项法令，规定以后新来的印侨或在限期以后
申请注册的印侨均需依旧法办理。史末资将军还发表一项声明，矢口否认他曾向甘地允诺过
什么。甘地就此多次去信质问，史末资概不认帐。
史末资的背信弃义使甘地如梦初醒。他认为自己“过于相信史末资的政治家风度、诚实
与尊严”。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为了争取所有印度侨民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为了少数
人，现在既然政府已无意废止“黑法”，他决定恢复非暴力抵抗运动来对付移民法。他警告
德兰士瓦政府：如果亚细亚法不按先前谈判的协议予以撤回，并在一个明确的日期公诸于
众，那么印侨所领到的注册证将当众焚毁。同时，印侨领袖通知亚细亚注册司，因为政府背
信，他们要求撤回申请，请求发还申请书。政府不予理睬。
新一轮的较量又拉开了序幕。似乎一夜之间，开始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无证经营小贩。原
来，这是印侨有意违抗移民法以示决心。政府判处无证经营的100多印侨罚金，但他们拒绝
缴纳，却宁愿坐牢。政府很快又发现如法炮制者愈来愈多，根本没有那么多监狱来收容这些
以身试法者，他们也跟着改变对策，不再判拘役，而将他们的货物充公拍卖，或将其驱逐出
境。
7月21日，甘地致信史末资，自请入狱。他质问将军：“那么多非暴力抵抗者被判刑
入狱而让我逍遥法外，这是否意味着要鼓舞我采取行动，好让多数劳苦大众受苦呢？”23
日，为表示对被捕小贩的同情，甘地又组织了德兰士瓦的印度商人全部罢市。他还在《印度
舆论》报上每日报道当天印侨的活动以鼓舞士气。8月16日，亚细亚新法完成立法程序的
最后一天，也就是印侨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期答复的那一天，甘地组织了一次盛大的群众
集会。广场上堆满了人们自愿交出的登记证，主席台前有一火炉，公众集体焚烧登记证的工
作万事俱备，只待政府的答复。当大家最后得知政府不愿改变政策的消息时，全场群情激
动。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甘地开始演讲，他将上次与史末资将军交涉的全过程详尽说明。最
后他说：“同胞们，假如有谁改变主意的，现在还来得及拿走你们的证件。但大家要知道，
我们这样做，是要表示我们反抗‘黑法’的决心，而且有毁弃证件的力量，我希望大家三思
而后行。”人群爆发出强烈的呐喊；“我们不后悔，我们不要登记证”，“反对黑法”等。
在这当儿，上次殴打甘地的阿兰愧疚万分，他上前将被迫领来的注册证当场交给甘地让他焚
毁。同胞之间的误解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
于是，甘地将收到的2000多张注册证当众投入火中，一时烈焰腾空，全场欢声雷动。
群情振奋之下，一些先前未交出登记证的人也自动跑向主席台将其付之一炬。这次事件给当
局极大震动。一家英国杂志认为此事可与美国独立革命前“波士顿倾茶事件”相媲美。
印侨的断然措施令南非政府极为难堪。慑于印侨的一致行动，史末资将军先施缓兵之
计。8月18日，他约见甘地进行会谈。政府毫无诚意，谈判破裂。23日，大规模的群众集
会再次举行。焚烧登记证到处兴起。一些印度富商甚至以身试法，接二连三地进驻德兰士
瓦，哪怕身陷囹圄也在所不惜。
南非政府决定镇压。9月29日，甘地及其他15人第二次被捕，被关押到伏克斯洛斯监
狱，从事苦役2个月。同时，在德兰士瓦各地，共有150名非暴力抵抗者被判徒刑。
10月16日，伦敦印侨举行集会，强烈抗议南非政府以非人待遇虐待南非爱国印侨。10
月27日，甘地由伏克斯洛斯监狱转到约翰内斯堡监狱，与一凶杀案犯关在一起。
12月初，甘地刑满出狱。他又在约翰内斯堡恢复了律师业务与政治活动。10日，甘地
因夫人病危不得不暂时离开约翰内斯堡前往德班。当时甘地夫人正在德班医院救治，术后身
体极度虚弱，医生主张喂牛肉汤补充能量，甘地不肯，认为这有悖信仰，并不听劝阻，硬是
让夫人出院。从德班医院经长途舟车劳顿和14英里徒步跋涉，将夫人弄回凤凰村，自己负
责为她治理。一开始他尝试水疗法，没有效果，夫人病情继续恶化。甘地想起哪本书上说过
身体虚弱者最好忌食盐和豆类，于是又试着让夫人进行饮食疗法，说来也怪，甘地夫人的顽
疾竟奇迹般地好了。
1909年1月15日，甘地返回德兰士瓦时，伏克斯洛斯警察局的警官又向他索要注册证
或办理登记手续，甘地不从，因而被驱逐出境1A4英里，以后他又闯关，再次被捕，但旋即
被开释回约翰内斯堡。2月25日，甘地和其他7人又以不能出示注册证并按手印罪，在伏
克斯洛斯被判罚金50镑或苦役3个月，8人全部选择入狱。5月24日，甘地刑满出狱。此
时，拘押、入狱、驱逐出境已成为家常便饭。
甘地有着异乎寻常的精力与毅力，他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
可以在工作之余就地入眠，一觉醒来接着工作。甘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在一次接
见《水星报》记者时他指出：“印度人已斗争了2年，将近2000人被捕，亦即有1A3的印
度居民已被德兰士瓦拘禁过，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我们屈服，但我想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在
任何情况下支持这一斗争。”
南非政府对甘地及非暴力抵抗者无能为力，暴力已制服不了那些手无寸铁却不屈不挠的
人们，在此形势下，博瑟将军和史末资将军于6月中旬赴伦敦，与皇家政府讨论在南非成立
联邦的前途问题，甘地也决定派一个印度代表团赴英，以期英国能从整体利益的立场来协调
南非的未来发展问题。
甘地和一位来自德班的印度商人哈甫贝组成代表团于6月23日离开开普敦，7月10日
抵达伦敦。此行伦敦，甘地下榻威斯敏斯特旅馆，这是国外归侨及国际政治家的理想住所。
出于交际需要，甘地恢复了绅士作派，高级的丝帽配上考究的西服，皮鞋锃亮，在正式场合
还备有硬领长尾的晚礼服。他举止儒雅，表情生动，谈吐幽默，给伦敦各方人士留下极好的
印象。
不过，由于史末资与博瑟2人先声夺人，英国政府无意改弦更张，甘地除了得到一封博
瑟将军的表明英国政策的信外，别无所获。信中不仅老调重提，而且措辞强硬，表示英国政
府不仅不准备撤回亚细亚法或修改移民法，同时也拒绝废除久已推行的有色人种特别法，假
如印度人不满于此而准备斗争，那将咎由自取。
11月13日，甘地失望地离开了伦敦。在伦敦期间，他对印度前途问题的思考有了初步
的轮廓。返回南非的途中，甘地在船上奋笔疾书，写就了一部3万字的书稿，书名《印度自
治》。全书用古吉拉特文写成，分12章，讨论了自治、文明、律师、医生、机器、教育、
非暴力抵抗等问题，文字简洁，结构严谨。书中甘地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自治”观。他认
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已使印度精神退化，经济衰败，政治屈辱，个人贫困，因而是不道德
的，但英国人多受自己的商业观念影响，不会主动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印度起而
争取自治。这种自治不仅是政治自由，还包括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协调。两者紧密相联、互
为协调。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甘地认为，暴力不能拯救印度，它的文化需要它用不同的、
高超的自卫武器，即以“爱的福音代替仇恨，以自我牺牲代替暴力，以灵魂的力量代替野
蛮”。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真理和非暴力方式。
《印度自治》是甘地思想的精华，最初在《印度舆论》上连载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
译成英文本。据说托尔斯泰看后对它推崇备至，认为书中讨论的主题——真理与非暴力是十
分重要的，不仅应为印度，也当为全人类所重视。
甘地及其同志在南非所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也得到了印度国内的支持。国大党温和派
主席戈卡利对甘地的斗争予以高度赞扬：“甘地有着超人的精神力量，有着英雄烈士所具有
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所从事的斗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乃是为了我们祖国的光荣与
前途。”
甘地在南非的斗争使其在印度名声大噪。孟买国大党省党部提议以甘地为下届大会主席
候选人，甘地因专注于南非的斗争而致电谢绝。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资格回电，目前
除了德兰士瓦的斗争，我无暇顾及其他。我希望全国同胞们，要认识我们在这里的斗争，它
的目的是全国性的，是要保持我们印度的光荣。我也许错了，但我敢说这是现代印度最伟大
的斗争，因为它目标最崇高，手段最纯正，任何形式暴力手段均被摒弃，非暴力抵抗者相
信，自苦乃是获得永久改革最真实有效的办法。”
印度国内对南非印度人斗争的积极反应也从客观上对南非政府有制约作用。12月24日
甘地和另外6个同志再次进入德兰士瓦时，未遭逮捕，其主要原因是南非政府想借此安抚即
将在拉合尔举行全国大会的印度国大党，以免国大党激进派在拉合尔大会上拿印人在南非的
处境作文章。
在12月下旬的国大党拉合尔全国大会上，戈克利向大会提交了一项有关南非问题的提
案，对甘地高度评价，认为甘地是“最伟大的爱国者，印度民族优良品德之集大成者”。还
有一些国大党领袖相继发言，言辞恳切，饱含深情，使与会者万分感动，大会现场收到捐款
约合18000卢比，首饰无数。甘地之名首次出现于国大党决议案中。此次大会后，印度国内
对南非抵抗斗争的援助达到高潮。
1910年5月30日，甘地的好友，一位富有的德国建筑师卡伦巴赫将他位于约翰内斯堡
附近的一处1100英亩的农场无偿捐献给非暴力抵抗者及其家属使用。甘地和卡伦巴赫将其
取名为“托尔斯泰新村”。这是因为甘地初来南非时读过托尔斯泰著的《天国就在你心
中》，对托氏主张应接受基督教中爱的原则，建立没有暴力的、人人平等的天国的思想崇拜
不已。甘地决定效法托尔斯泰，建立自己的乌托邦理想。
6月4日，第一批非暴力抵抗者搬进“新村”工作，随后又有许多来自印度不同种族、
种姓、宗教信仰的男女老幼来此定居。大家辛勤劳作，布衣素食，分工协作，过着原始自给
自足的生活。
甘地的个人生活也效法托尔斯泰，他认为一个潜心于伟大事业的人“为了真理必须使自
己减为零”，以便能与千百万劳苦大众打成一片。为此，1910年他停止了年收入6000英镑
的律师业务，每月只领取3英镑的生活费，其全部积蓄也都用于公益开支。
托尔斯泰新村和凤凰村一样，一直是训练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基地，也是他们的庇护所。
那些焚烧登记证的人，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倾家荡产，这里便是这些无处
栖身、无以度日的人及其眷属的避难所。
屈于南非印侨和印度国内的压力，1910年10月，英政府致电南非联邦政府，敦促其废
止1907年的第2号法令，并主张撤销种族歧视法。1911年2月25日，南非政府将新法案
公诸于世。这项新法宣布废止1907年第2号法令，对亚洲人的入境，不采取直接拒绝，而
代以严格的教育考试。新法的公布难令甘地满意，因为这实际上把大部分未受很多教育的人
拒之门外。甘地又不懈地同南非政策周旋，最后取得了一项临时协议，史末资答应德兰士瓦
的印度人、中国人可自由营业，至少是8个月，并且不再通过歧视性立法；印侨则暂停非暴
力抵抗运动。
6月1日，被拘捕的非暴力抵抗者全部获释。印度人都相信，这一场剧烈的斗争暂告一
段落。
1911年12月，印度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举行，大会又就南非问题通过一项议案，向甘
地与德兰士瓦的斗士们致贺。
甘地一直与国大党主席戈克利保持通讯，并邀其访问南非。1912年10月22日，戈克
利抵达开普敦。南非政府以贵宾礼遇款待他，并派专员陪同其到各地考察。印度人和欧洲人
都热烈欢迎这一印度领袖，所到各地均为之举行盛大的欢迎会。
戈克利此行南非的一个重要成果是1912年11月15日与南非政府首脑达成协议，废止
“黑法”，修改移民法中的种族歧视内容，取消3英镑人头税。
此行南非期间，戈克利曾亲到托尔斯泰新村小住。甘地兼作其私人秘书，精心侍奉。临
行前的11月15日，戈克利在比勒托利亚市政厅发表告印度同胞书，鼓励印侨“常常记着你
们的前途，大半握在你们自己手中；我求神不要让你们在德兰士瓦已进行过3年的这种斗
争，又将被迫再度恢复。不过，假如必须恢复，或为了主持正义或制止不义而作类似的斗
争，你们的表现，你们联合行动的力量，以及你们愿意、受苦牺牲的精神，将起决定作用。”
由于非暴力抵抗者的相继出狱，托尔斯泰新村里的眷属们也渐渐搬走，剩下的几个人都
是凤凰村的。因此甘地建议他们都搬回凤凰村。托尔斯泰新村学校也于1913年迁往凤凰村。
1913年，当甘地正准备返回印度时，一项判决再次推迟了他的归期。
本来按照甘地与南非当局的临时协议及戈卡利与南非当局的谅解，有关对印度人的歧视
性立法应当废止，然而南非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对承诺迟迟未予执行，而最高法院的一项判
决却使这一切问题公开化。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印籍居民1912年前往印度把家眷接到南非
定居，可当他们双双抵达南非时，移民当局却不准其妻登岸，勒令返回印度。那位印藉居民
请求最高法院作出公判，最高法院却站在移民局的立场不让其妻留居南非，理由是印度的婚
姻不合移民法的规定。
甘地为此事多次写信吁请政府作出妥善解决，但南非政府声称无权修改法令。
3月30日，甘地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最高法院的判决。他指出，维护妇
女的地位和印度婚姻法的合理性，南非印侨责无旁贷。
4月12日，南非政府公布了新移民法法案。根本没有采纳临时协议中同意的各点，甚
至比旧法更坏。如果说该法得以通过成为法律，将会剥夺印度居民所享有的全部权利。这一
切证实了甘地先前的疑虑，即政府先前所作的一切承诺不过是一场骗局。
6月，移民法正式通过。甘地就此与政府多方交涉，没有效果。9月13日，甘地在《印
度舆论》上宣称，“与其休战僵持，不如公开作战。”9月20日，甘地在《印度舆论》上
公开披露了行动计划以期引起舆论的足够重视。这次斗争准备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越境进入德
兰士瓦，无照贸易或有照面不出示，获得被判入狱，并准备作长期抵抗。
9月25日，甘地等人非法进入德兰士瓦，同行4人均被捕，唯独甘地没事。27日，甘
地进抵约翰内斯堡，次日，他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29日，数名非暴力抵抗者包括甘地
的儿子曼尼拉尔在约翰内斯堡乔装小贩，头顶篮子，沿街叫卖。第一天安然无恙；第二天全
部被捕，被判处7天拘役或罚金1英镑；结果大家都选择了拘役。
这一次行动，妇女踊跃参加。甘地想出一条计策，让妇女从德兰士瓦进入纳塔耳（这也
是违法的），如果被捕，当然达到目的，如果无事，就让她们从纳塔耳进入煤矿中心新堡，
去发动那儿的印籍工人罢工。一开始，南非政府并未在意这些到处乱撞的妇女，于是她们又
按计划前往新堡，她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工人同胞，10月17日，3000人宣布罢工，政
府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定立即惩罚那些妇女非暴力抵抗者。11月21日，政府将她
们拘捕。
妇女们的被捕，引起了新堡工人的更大不满。他们放下工作，一批一批地进入城区。矿
主施以报复，卡断了工人的水电，扔掉他们的家具，赶走甚至殴打工人。为鼓励工人的斗
志，甘地立即从凤凰村赶到新堡，劝大家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很多人变卖家产，头顶包袱，
携家带口投奔甘地，人数高达5000人之多，不少人还源源不断地赶来。望着这些已失去工
作的男女老幼，甘地产生了一个大胆地想法，让这些人成为非暴力抵抗者，集体进入德兰士
瓦，如果政府不逮捕他们，就将其安置到托尔斯泰新村。
1913年10月28日，一场史无前例的进军开始了。由2037名男人、127名妇女和77名
孩童所组成的大军，满怀信心地向德兰士瓦进发，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军队已在那里严阵以
待。对于面临的危险，他们心中清楚，但男女老幼在甘地的指引下热血沸腾，没有人退却，
有的只是必胜的信心。
进军的头一站是新堡边境的小城查利士镇。除妇女儿童有住处外，其余的人就地露宿。
大家毫无怨言，秩序井然。甘地从营地拍了一个电报给政府，告诉他们可以在行列未至德兰
士瓦边境前，前来查利士镇捉拿他。同时他向政府保证：只要政府履行承诺，罢工就可停
止，契约劳工们立刻复工。
一周过去了，政府方面杳无音讯，甘地下达新的行动指示：日行20～40英里，走完8
天。如果不在途中被捕，就将如期赶到托尔斯泰新村。
一切准备就绪，甘地从查利士镇给在比勒托利亚的史末资去电，得到其秘书的答文是：
“悉听尊便。”于是，队伍决定继续行进。
随着离约翰内斯堡越来越近，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其间甘地曾两次被拘捕，但都在取
保获释后赶上了大队。预计再过4天，就可走完全部路程，大伙士气旺盛，政府则日益紧
张，他们决定下手了。
11月9日下午3点，甘地第3次被捕，被押往海德伯格，队伍继续前进。11月10日上
午9点，当队伍行至巴尔伏时，等在那里的3节专列将所有人全部逮捕，押往纳塔耳。
这次示威长征惨遭镇压，两千多人既无家，又无工作，不少人被毒打、监禁，一路上吃
尽苦头，被押到纳塔耳后立即投入监狱。
11月11日，甘地以3项罪名被提起公诉。开庭时，旁听席上挤满了印度人与欧洲人。
这次甘地获准发表了声明，他对被控的各项罪名表示同意，但他坚持认为：是由于南非当局
并未履行对戈克利所作的诺言才导致了这次行动。他表示如果政府不妥协，他们将继续斗争
下去。
最后，甘地被判苦刑9个月或折为罚金60英镑，甘地选择了前者。
甘地入狱立即引起纳塔耳2万工人罢工，政府实行镇压，奉行武力驱散，甚至开枪射
击，均无济于事。工人们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欣然入狱者不计其数，致使监狱人满为患。
南非政府陷入困境。如果继续镇压，不仅无法奏效，而且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甘地
及其同志的英勇斗争赢得了舆论的广泛同情。这年12月举行的印度国大党全代会对南非问
题极为关切，会议决议对纳塔耳罢工事件中南非印度居民所受的虐待表示极端愤慨。大会还
呼吁全国同胞不分阶级、信仰，继续对他们予以支援。英国报界也发表同情的言论。《泰晤
士报》指出：“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印度工人的长征是历史上非暴力抵抗者的精神表现得最
动人的一次。”即或南非当地的白人也有被印度人的英勇斗争所打动的。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南非联邦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为挽回面子，政府特地在12月
11日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以所罗门大法官为主席，调查纳塔耳罢工事件，委员会并通知印
度政府代为提出证据，并建议释放甘地，以求和解。
12月18日，甘地获释。甘地出狱后前往比勒托利亚晤见史末资。此时，欧籍铁路工人
正在大罢工，政府处境不利。甘地为表示诚意，打消了原定再次发动非暴力抵抗的计划，政
府因而取得了极大的回旋余地，得以平息内部危机。因此之故，目空一切的史末资将军不得
不准备答应甘地的要求，表示尽快敦促委员们拿出方案。1月21日，甘地与史末资再次签
订一项临时协定，政府释放被捕人士，甘地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
同时，调查委员会虽极不情愿，但还是答应废除3英镑人头税，认可印度婚姻的有效
性，持有本人手印的移民证即可准许进入南非各地等。最后，联邦政府全部采纳委员会的建
议，形成《改善印度人待遇法案》，将上述内容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
1月26日，该法案以60对24票通过，这是南非改善印度移民待遇的第一个法律。所
有不合上法规定的行政措施，由甘地和史末资协议解决。
法案的通过使甘地自1906年9月起所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停止。
甘地多年为之奋斗的夙愿终于实现，此刻他十分渴望能返回印度，调护病危的长兄，可
惜他还没来得及返回印度时，他的长兄便已离开人世，给甘地留下了难以言状的悲伤。适逢
此时正在伦敦养病的戈卡利来信让甘地取道伦敦返回印度，甘地于是决定向生活战斗了21
年，倾注了他无数心血的南非告别，向甘苦与共的同志们话别。
临别之时，甘地感慨万端。南非的21年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正是在这块充
满敌意的土地上，甘地完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观及社会政治观的基本定型。在21年的苦斗
中，他从一个备受挫折的律师，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成熟老练、声名卓著的社会活动家。他
还在这里发现了英国人鲁斯金、美国人索里欧、俄国人托尔斯泰这三位导师，找到了他所认
为的，面对强敌，既不屈服于敌人的意志，又能捍卫尊严，体现仁爱与宽容，对统治者实施
有效打击并迫使其最终弃恶从善的武器——真理与非暴力学说及其实践，为他日后回国工作
奠定了基础。
甘地行将离去，在南非卷起了话别的热潮。昔日的战友、同志甚至对手对甘地都无比依
恋。各种小型聚会、茶话会、大型集会使他足足忙了两周，不少殖民地官员也都出席了欢送
大会。7月18日临别之日，德班市市长亲自在市政大厅为甘地和夫人举行欢送宴会，纳塔
耳主教、博瑟将军、史末资将军等均来贺电以表达对甘地的敬意。数十年以后，史末资将军
在甘地70寿辰时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还说：“这是我的运气，要反对一个连我也敬仰的人物。”
发表于 @2004年03月14日 8:31 PM |评论 (0)
甘地传2
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甘地于1893年5月底到达南非纳塔耳港。一上码头，他便发现
印度人在这里并不受人尊重。前来接他的达达·阿布杜拉先生本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富有商
人，但甘地隐约觉得当地人看阿布杜拉先生的眼神中含有鄙夷。
甘地被安排到阿布杜拉商行的住处。阿布杜拉是位精明的商人，他见前来协助处理这宗
案子的竟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禁顾虑重重。好在案子尚在德兰士瓦进行，他盘算着
先不急于送甘地到那里，考察一下甘地的能耐再说。
想不到甘地对《可兰经》①及伊斯兰教的了解帮了他的忙。这位很看重自己信仰的穆斯
林商人因为和甘地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而对之产生了信任和了解。两三天后，阿布杜拉便把
甘地带到当地的德班法院，介绍他认识几个人，并让他坐在他的法律代表身边。甘地身着欧
洲人的长礼服，缠着印度人的头巾，这违反了当时南非法庭对印度人的歧视性规定，即印度
人到法庭必须摘下头巾，只有穿伊斯兰服装的印度人例外。庭长令甘地摘下头巾，甘地认为
庭长的做法侵犯了他的自由，因而断然拒绝并愤然离庭。
①伊斯兰教的经典。
当时南非是英国殖民地，这里有着深刻的种族歧视与偏见，而且这种歧视由来已久，根
深蒂固。早在1860年前后，欧洲殖民者发现在南非从事种植和采矿有利可图，他们同当时
的印度政府取得协议，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约劳工。聪者能干、刻苦耐劳的印度人在这块土
地上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种植蔬菜，引进印度品种并加以改良，还经营起小本
生意，进入商界，很多人从劳工地位上升到土地和房产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也随之而
来，定居经商，这种情况使当地白人心怀戒惧。加之印度人与欧洲人在种族、宗教信仰与生
活习惯上大不一样，使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白人加倍敌视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的印度人。他
们想尽办法，采取强迫遣返、征收苛税、剥夺选举权等手段进行种族迫害与歧视。由于印度
劳工大多不识字，商人为了赚钱而忍辱负重，在政府机关就职的低级职员不会也不敢斗争，
加之印度人因职业、信仰、种族关系错综复杂，无法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殖民当局
步步紧逼的迫害。
甘地则不然。他受过英式教育。懂得自由平等乃天赋人权，而且熟悉殖民者的法律。对
于这种明白无误的种族歧视与偏见他不可能熟视无睹、忍气吞声。
从法庭出来后，他当即给报馆写了封信，陈述了自己坚持戴印度头巾的理由。报界予以
披露，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人支持他的勇气，有人批评他的冒昧。在欧洲人眼里，他成了一
个“不受欢迎”的来客，但甘地却因此而出名。
没多久，阿布杜拉商行接到他们律师的来信，要求阿布杜拉亲自或派代表去德兰士瓦首
府比勒托利亚打官司。阿布杜拉决定让甘地代表他前往那里。
从德班到比勒托利亚之行是甘地与南非真正接触的开始。阿布杜拉公司给甘地买了头等
车铺位，并叮嘱他一路小心，因为这里不同于印度，他可能会遇到麻烦。
火车于晚间9点左右抵达纳塔耳省城马利兹堡。从这一站上来一个乘客，他从头到脚审
视了甘地一番，一声不吭地走开了，一会儿带来几个官员，他们强迫甘地搬到货车厢去。甘
地解释他有头等车厢车票，官员不听，又叫来了警察，不由分说将甘地赶下火车，将他的行
李也一块儿扔了出来。茫茫夜色中，火车开走了，甘地孤零零地被抛在这个陌生的车站。当
时正值隆冬，甘地衣衫单薄，冻得浑身发抖，踡缩在没有灯光的候车室里静待天明。在这月
黑风高的漫漫长夜，甘地经受着寒冷的威逼和内心痛苦的双重折磨。他感到自己所遭遇的不
过是种族岐视的病症，重要的是设法去掉病根，哪怕因此遭受再多的痛苦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清晨，甘地给铁路局局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陈述了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并
通知阿布杜拉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无可非议，因为南非的法律承认其合
理性，但他本人表示将指示各站站长保证甘地能平安抵达目的地。阿布杜拉则打电报给马利
兹堡的印度商人请他们到车站对甘地加以关照。当天晚上，夜车开来，上面有给他订的一个
铺位，甘地这才乘车离开了这个令他终生难忘的车站。
接下来是坐马车从查里斯城去约翰内斯堡，可是马车的白人领班从中作梗。他认为甘地
不能和车里面的白人乘客同座，要甘地坐在马车夫旁边，甘地为赶时间，只好顺从了他的意
思。可车到巴德科夫驿站时，白人领班又从马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到脚踏板上，
示意甘地坐到车夫旁边的脚踏板上。这种侮辱也太过分了，甘地忍无可忍，表示不从，可话
音未落，凶蛮的白人领班便冲上来对甘地拳脚相加。所有的乘客都目睹了这一暴虐的场面。
这是甘地平生第一次挨打，也使甘地亲身领略了南非种族岐视的严酷现实。
到达比勒托利亚之后，甘地拜见了阿布杜拉公司的律师阿·伍·贝克先生。贝克先生虽
是位著名律师，却热衷于宗教事业，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甘地早在伦敦的时候，就对研究
各种宗教产生了兴趣，因而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朋友。贝克先生是南非宣教总会董事之
一，在他主持的祈祷会上，甘地又结识了不少基督教朋友，如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和柯慈
先生等等。那两位女士都上了年纪而且未婚，她们邀请甘地每周日下午到她们住处喝茶，这
又给甘地提供了一个与基督徒扩大交往、联络感情、交流思想的机会。每周日下午，他都如
约前往，聆听两位女士的叙说，顺便把自己一周来的宗教日记拿给柯慈先生看，并在一起交
换读书心得。同时贝克先生也不惜冒种种非难和不便，陪甘地去参加新教派的基督徒每隔几
天召开一次的大会，希望会上使人感奋的宗教气氛和赴会者的热忱与诚笃能感染甘地。
甘地与基督徒的广泛接触交往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宗教热情与向往。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各
种宗教经典。除《圣经》、《吠陀》①外，他又买了《可兰经》及其他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
进行仔细研究，并保持同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印度教权威的通信往来，不断探索宗教问题。
在和他自己所信奉的印度教比较之后，甘地基本形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宗教观：即宗教没有
好坏善恶之分，都是平等的。
①印度教的经典，成书于公元前1500年到1000年之间。
为处理案子，甘地结识了本案的被告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哈齐汗在比勒托利亚和
阿布杜拉在纳塔耳的声望旗鼓相当，他们都是南非印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哈齐汗还热衷于
公众活动。了解这一点后，甘地便极力求助这位知名人士的帮助。在哈齐汗家里，甘地召集
了一次大会，邀请比勒托利亚所有印度人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甘地平生第一次对公众讲话，论题是“商业上的诚实”。在此之前，甘
地常听商人们说做生意就不能讲诚实，诚实只属宗教上的事情。甘地的讲话就是力图驳斥这
种观点，促使印度商人从钱眼里走出来，注意民族的尊严与形象。他说：在国外，诚实格外
重要，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实际上代表着他们的亿万同胞的品格和形象。我们不注意环境
卫生，不讲诚实，是使印侨遭人鄙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些问题，要时刻
记住自己是印度人，代表印度。讲话结束时，他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作为印侨的代言人与当
局交涉，并表示自己将为这个协会尽力。
甘地的讲话有感而发，深入浅出，耐人寻味。他的真诚第一次打动了这些在异族统治下
备受欺凌却习惯了“将金钱和屈辱一起装进口袋”的人们，与会者表示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
那次集会很成功。从此以后，定期集会成了惯例，几乎每周或者每月都举行一次。通过
这种形式，大家交换意见，群策群力，大大有助于提高南非印侨的觉悟，增强了团结斗争的
勇气与信心，也为甘地下一步的斗争提供了基础。可以说自此以后，甘地走上了带领群众自
觉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的道路。
甘地为改变南非印度人所受的不公正遭遇作过不少努力。他求见比勒托利亚的英国监督
官贾科布斯·戴·韦先生，向他陈述了当地印侨的苦处，虽未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
引起了对方对印度人处境的同情与重视。他曾写信给铁路当局，痛陈自己所受的种种不公正
待遇，迫使其作出答复，即印度人只要服装合适，都可以买头等和二等车票。他还对德兰士
瓦和奥伦次自由邦的印度人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他发现，在南非这个
种族隔离、歧视和偏见无所不及的国度，印度人的权益和尊严毫无保障。这些严酷的事实使
甘地得出一条结论：南非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能呆下去的国家，除非从根本上改变这
种状况。他不断地思考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可是他来南非的主要责任是尽快了结阿布杜拉的案子。这是一宗由商业交易引起的大
案，充满了无数错综复杂的事实和十分微妙的法律问题。为打赢这场官司，原告和被告双方
都聘请了最有才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甘地主要负责给律师准备原告的案由和挑选一些有助
于他的证据。甘地的这个角色使他得以有机会研究这些经验丰富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的工作过
程，也从中了解到他们取舍材料、使用证据的一些秘诀。甘地的工作能力因此大有长进。
甘地对这个案子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办事一向认真细致，刻苦耐劳。一段时间后他便掌
握了有关这些交易的所有文件。他还对簿记进行了专门研究，参考了大量法律书籍，查阅了
大量有关案例。结果他对本案的了解甚至超过原告和被告本人。他认为此案胜诉已确定无疑。
不过，他不想按常规去打赢这场官司，而准备在法庭外解决。因为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到
法庭上见分晓，还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律师费却在急剧上涨。虽然当事人都是富商大
贾，恐怕也难支付庞大的诉讼费用，况且这件案子已占了他们太多的精力，相互之间的恶感
将随着对簿公堂而与日俱增。如果继续拖下去，双方都将精疲力竭，得不偿失。为此甘地一
再向原告、被告晓以利害。他费尽唇舌，终于说服被告认输，阿布杜拉获胜。
甘地并未停留在只是打赢这场官司，他还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他考虑到，如果阿布
杜拉要求哈齐汗立即付清全部赔偿，后者将面临绝境，要么破产，要么食言，而这两者都是
铁布·哈齐汗所不能接受的。最后甘地提出了一个协调办法，就是阿布杜拉同意哈齐汗分期
偿还这笔款项，阿布杜拉答应了。这样一宗旷日持久的纠纷案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甘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他做律师以来所打赢的第一场官司，而且是一个久拖
未决的官司。这不仅使他掌握了打官司的诀窍，而且学会了利用人性善良的一面去打动人
心，从而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风格：就是努力使相互怀恨的双方言归于好。在其后多年的律
师生涯中，甘地一直信守这个原则，竭尽全力使数千件案子私下解决。虽然他失去了高额的
律师费，却因此而声名远扬。
甘地打赢了这宗官司，他来南非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立即从比勒托利亚赶回德班，准
备启程回国。阿布杜拉执意为甘地饯行，并准备在西登罕为他举行饯别宴会。
阿布杜拉的盛情举动意外地改变了甘地的人生轨迹。在西登罕时，甘地习惯性地翻阅报
纸，无意间发现了一则有关“印度人选举权”的新闻。从这则新闻，甘地得知当时纳塔耳立
法议会正讨论一个法案要剥夺所有印侨的选举权，而且还准备相继出台一系列不利于印侨的
法案。甘地非常气愤。饯别会上，甘地向阿布杜拉打听此事详情，商人表示了他的无奈，
“这些事情我们能懂什么呢？我们只懂那些关系到我们生意的事情。况且我们都是些不中用
的人，我们没受过什么教育，看报纸一般只为弄清当天的行情，懂什么立法不立法。我们最
好的信息来源就算是这里的律师了！”
“可是，”甘地不解地问：“这里有那么多本地出生的印度青年，难道他们不帮你们
吗？”
阿布杜拉失望地叹了口气，“他们从来不曾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老实告诉你吧，我们也
更不耐烦买他们的帐。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仰承白人牧师的鼻息，而这些牧师又受政府
管辖。”
阿布杜拉的话使甘地明白了侨生与侨居的印侨之间的鸿沟。他认为有必要消除双方的隔
膜。他对大伙说，“这个法案如果通过而成为法律，那我们的处境就会更难，这是置我们于
死地的第一步，它将使我们从根本上失掉做人的尊严。”
甘地的责任感再次打动了这些印度商人深层的忧患意识，他们不仅把律师告诉他们的有
关选举权内幕和盘托出，而且真心挽留甘地能再多住一月，带领他们进行抗争。只要甘地肯
留下，他们愿意出钱出力，甚至包下甘地的全部开支。
甘地答应暂且推迟归期，留下来解决争取印度人选举权的问题。不过他表示他个人的费
用不用大家支付，但是欢迎大家提供一些活动经费。事实上，这不只是一个月的暂时延期，
而将是一个长期斗争的开始。
当时南非纳塔耳印度人中，经济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要数阿布杜拉·哈奇·阿丹，在公众
事务方面最负众望的领袖则是哈齐汗·穆罕默德。甘地认为：要进行斗争，必须取得他们两
人的鼎力相助。甘地说服了这两位知名人士，在阿布杜拉家里召开了一个由他主持的会议，
商讨对抗选举法案的对策。
这次大会不仅侨居印度人受到邀请，在纳塔耳侨生的、大多数信奉基督教的印度青年也
在邀请之列。到会的不仅有富商大贾，也有一般职员，德班法院的译员和一个教会学校的校
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些人全部主动登记为志愿人员。会议气氛热烈，所有与会者都表现
出空前的团结。面对侨团的苦难，这些来自印度不同角落，分属不同宗教、种族、种姓的印
度侨民及其后裔，无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不分贵贱全都表现出同样的忧虑与愤慨，都愿
意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
会后甘地立即给纳塔耳立法议会议长发去电报，要求他延期复议。同样的电报也发给当
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拉杜拉的朋友、内阁阁员艾斯埃比先生。议长答复将
该法案推迟二天考虑。
初战告捷，甘地一帮人大受鼓舞。他们立即拟好请愿书，连夜誊写数份并征集到不少人
在上面签字，送交各新闻单位和议会。有几家新闻单位全文刊载了该请愿书并发表了有利的
评论。这份请愿书同样在议会引起强烈反响。不过尽管如此，法案还是被通过了。
这一结果证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只有团结起来，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才有可能改
变人和制度的深刻偏见，赢得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面对现实，大伙寄希望于当时的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能出面干涉。他们准备给里朋勋爵
送去一份大请愿书。甘地负责起草这份请愿书。他对南非印侨的了解大大派上了用场，他还
参阅了几乎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请愿书旁征博引，以大量雄辩事实说明纳塔耳印度人
享有选举权实属天经地义。由于他和同伴们的艰苦努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便征
集到1万多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他们将请愿书复印了1000份，一份呈送里朋勋爵，其
他则分别寄给报馆和出版社，以诉诸公众舆论，大造声势。纳塔耳印度人的状况第一次被公
诸于众，引起极大反响。《印度时报》在一篇论述这份请愿书的社论里，对印度人的合理要
求表示坚决支持。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表示支持。后来里朋勋爵慑于压力，否决了这一企
图剥夺印度人选举权的法案。
事情刚刚开了个头，甘地原定多住一月的期限已到，但印侨各方人士都强烈要求甘地长
期住下来，甘地拗不过众人的盛情挽留，他自己也不想半途而废，便准备定居纳塔耳。在朋
友们的帮助下，他很快便在纳塔耳租了一栋房子，购置了一些家具，办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
所，有20多位商人当即聘请他当法律顾问。
甘地到纳塔耳高等法院申请律师资格。在这之前，他曾在孟买高等法院申请并获得注册
律师资格，他的英文证书已交存孟买高等法院备案。这次申请只需附上两份品行证书即可。
申请书一般是通过律师递上去，但如果是由警察长直接递上去，还可免收费用。甘地请当地
的警察长，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斯埃比先生替他递交了申请书。
法律协会由清一色的欧洲人组成，他们反对甘地的申请，理由是他的申请没有附上英文
证书原件。其实这是托辞，真正的原因在于欧洲人担心有色人种涉足法律界会使之失去在纳
塔耳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但当初制定律师入会手续时尚未考虑到这一层，因而关于有色人种
能否入会尚无明文规定。为了挫败甘地，律师协会聘请了一位杰出的律师来支持他们。
这位大律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关系，他主动约见甘地并建议甘地找他的同乡阿布杜拉替
他出具品行证书。甘地照办。经过一番周折，最高法院最终接受了甘地的申请。登记注册并
例行宣誓后，首席法官让甘地摘下印度缠巾，这一次甘地奉命执行，对此他的许多同胞，包
括阿布杜拉都颇有看法。但甘地认为这样做并非屈服，而是为了保存力量以应付更大的斗争。
甘地获准成为高等法院律师，这是有色人种第一次跻身于先前只被欧洲人占据的领地，
应该说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如果甘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或许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生活
优裕的大律师，然而他选择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为南非印侨争取权
益上面，这也正是他继续住在纳塔耳的目的。
他认为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将纳塔耳的印侨组织起来。来南非一年多时间，他早已注意
到了南非印侨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致命弱点，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极不利于维护印度民族的
整体形象，也不利于团结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甘地和阿布杜拉及其他几位友人商量并达成共
识，认为成立一个印度侨民的正式组织很有必要。1894年5月22日，南非印度侨民的第一
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甘地的组织下宣告成立。
大会成立那天，印度侨民济济一堂，挤满了阿布杜拉那间宽大的房子。全体到会代表情
绪高昂，气氛热烈。讨论通过的大会会章简明扼要，并规定会费为每月5先令，经济状况较
好的人鼓励多交。阿布杜拉月交2英镑，名列前茅，甘地也不顾自己微薄的收入，决定月交
1英镑会费，大多数人都是月交10先令，大会当场就接到许多捐款。
甘地是大会秘书，收集会费的任务便落到他的头上。开会时人们一时冲动，慷慨解囊，
信誓旦旦，可一旦热情消逝，收集会费便很成问题。甘地为收集会费不得不每月四处奔波，
有时还要碰钉子。后来甘地建议重新考虑将月会费改为年会费，这一大难题才得以大大简化。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吸收了当地出生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大会的赞
助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会员也多是些有知识文化的印度青年。他们交纳名义上的
会费，协会则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和印度商人接触，也为他们提供
为侨团服务的机会。协会还是一个辩论场所，会员定期集会宣读有关各种问题的论文，还设
有小图书室。
大会注重宣传，意在使所有英国人和印度人都了解纳塔耳的真实情况。为此，甘地付出
了艰苦的劳动，撰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呼吁》，它用大量事实
真实地报道了纳塔耳印度人的现状。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也是以大
量事实和数据描述了印度人选举权问题的来龙去脉。这两本小册子当时曾广为流传，为南非
印度人赢得了大量同情者与支持者，也向南非印度人指出了一条行动路线。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吸收大量非熟练工人和契约劳工。因为会员
入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能承担一定的会费，下层人民就被拒之门外了。作为一个有觉悟的印
度侨民，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革命活动家，甘地也意识到南非印度人斗争的成败，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这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他们也是最需要关心和保护的人，甘地一直在寻找机会同
他们建立联系以赢得他们的信任，解除他们的疾苦。
这样一个机会很快就来了。纳塔耳印度人大会成立不久，有一天，一个遭到主人毒打的
泰米尔人找到甘地门下。这个可怜的人名叫巴拉宋达朗，是在德班一个欧洲人家里做工的契
约工人。主人盛怒之下，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来找甘地时，他还满口流血，手里拿着头
巾。同胞的不幸遭遇激起了甘地的无比义愤，他决定为这个可怜的人伸张正义。他先把巴拉
宋达朗送到一个白人医生那里治伤，并要医生出具受伤性质的证明，而后他又带巴拉宋达朗
找县长，递交了他的起诉书。县长立即传讯了那位雇主。
甘地的意图并非要惩罚施暴的欧洲人，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为巴拉宋达朗争得一点起
码的权利——解除对他的契约或让他转给别人。按照当时有关契约劳工的法律，如果一个普
通佣人擅自辞去，主人会到民事法庭告他，而要是契约劳工这么做，他就会被告到刑事法
庭。在这种情况下，契约工人就像奴隶一样被视为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可以解雇他，契约
工人则不论遭遇什么情况都不能离开主人。甘地前去拜访了巴拉宋达朗的雇主，说服他同意
了将契约转给别人，他还替巴拉宋达朗找了一个新的雇主。
甘地解救巴拉宋达朗的消息不胫而走，南非各地到处传诵着一位高等法院的律师为一个
契约工人申张正义的神奇故事，其影响甚至远达即度的马德拉斯省。甘地便成了这些下层人
民心中的救星和朋友，因而赢得南非甚至印度国内契约劳工的爱戴。从此以后，契约工人源
源不断地涌进甘地的律师事务所，向他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甘地也借此与南非的印度劳工
有了进一步接触和了解。
1894年，纳塔耳政府又打算对印度契约劳工征收年税25英镑。为取得英印政府同意，
纳塔耳政府已派员前往印度。甘地迅速作出反应，他将此事提交纳塔耳大会讨论，大会开始
组织必要的反抗，如组织宣传、利用舆论工具向南非纳塔耳政府和英国殖民政府施加压力。
最后印度总督额尔金勋爵不同意征收25英镑年税而同意收3英镑人头税。即便如此，甘地
认为总督不应作此让步，虽然名义上赋税有所减轻，但考虑到契约劳工的实际承受能力，这
种加收3英镑人头税的做法也是残酷的。为了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甘地一直致力于从
根本上取消这种苛捐杂税。实际上，直到20年以后，由于侨团和南非全体印侨的共同努
力，3英镑人头税才最终被取消。
1896年，甘地旅居南非3年之后，决定回国一趟。当时他在南非不仅建立了颇为良好
的律师业务，而且在公众工作方面声名卓著，他知道自己将在南非长住，此番回国，是想把
妻儿带来，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引起国内公众对南非印度人的注意。
这次航行激起了甘地学习乌尔都语和泰米尔文的极大兴趣。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两名
英国官员与甘地过从甚密。有位医生给了甘地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通》。甘地满心欢喜。
在南非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为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联系，应具备乌尔都文的知识。同样道
理，只有学会泰米尔文，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往来。因此甘地很快在船上学起
这两种语言。后来他对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进一步学习实际上是在南非的监狱中进行的。
轮船经过24天航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夏日平安抵岸。甘地搭乘当日的火车赶赴孟
买，在孟买作了短暂逗留后，又直接回到拉奇科特。在这里，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撰写
出版了一本有关南非局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书中，甘地着意勾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
的境况，但所用文字却比先前那两本小册子要温和得多。
这本小册子一共印了1万份，分发印度各报和各方领袖。《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
发表了社论，路透社经过摘要夸大后发到英国，又由伦敦摘发纳塔耳，同时每家报纸都对这
个问题大加评论，一时引起轰动。
留居拉奇科特期间，孟买发生了瘟疫，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拉奇科特也很紧张。甘
地自告奋勇参与防疫委员会，调查居民卫生情况，他特别留意各区的厕所情况，并设法建议
改善。在调查“贱民”区的环境卫生时，只有甘地愿意前往。
在拉奇科特期间，印度全国正在筹备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的盛典，甘地应邀
参加了拉奇科特筹备委员会。早年受过英国教育的甘地对英国充满难以忘怀的感情，虽然在
南非这个英国殖民地他耳闻目睹了种族歧视的种种罪恶，作为一个殖民地的臣民，他也亲身
经历了这种统治下的种种屈辱，但他一直相信，英国的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民是有
好处的，那些丑恶现象不过是暂时、个别地方的现象，是和英国传统背道而驰的。
为唤起公众舆论对南非的注意，他打算组织几次集会，为此他前往孟买，拜见了有关知
名人士，特别是得到了人称“孟买之狮”的费罗泽夏·梅赫塔爵士的帮助。
在梅赫塔爵士为他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甘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虽然讲稿是由别人
代念，但甘地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还是赢得了广大听众。
梅赫塔爵士的帮助使甘地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于是他又从孟买赶到浦那去。他首先
去见国大党激进派领袖罗卡曼尼亚·提拉克。这位甘地倾慕已久的领袖人物告诉甘地：“你
需要各方面给你帮助是对的。在南非问题上，不会有不同意见。不过，你得有一个无党派人
士来担任你的主席。”
与提拉克晤面之后，甘地又去拜见国大党温和派的领袖戈克利，两人一见如故。事后甘
地对他在回印期间拜见的三位人物各不相同的风格作了生动的描述。甘地的印象是：梅赫塔
爵士仿佛是喜玛拉雅山高不可攀；敬爱的提拉克像海洋可望不可即；戈克利却像恒河一样让
他感到亲切而自然。
最后，甘地去找那位似乎已息影政坛，专心做学问的无党派人士潘达卡博士。这位孤傲
的大学者竟然也被甘地打动了，同意出任由提拉克与戈克利联名举行的集会的主席。
接着，甘地便赶往马德拉斯参加集会，由于解救巴拉宋达朗的缘故，甘地在那里受到了
狂热的欢迎。
甘地在欢迎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的讲话虽是铅印的，也很长，但听众却细心地谛听
了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甘地照例要宣传他写的关于南非印度人状况的小册子，他拿
出一万册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很快便被抢购一空。
在这里甘地还得到《马德拉斯晚报》的主笔、对南非印度人问题颇有研究的格·巴罗梅
斯朗·皮莱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后者曾将《马德拉斯晚报》的专栏交给甘地自由处置；《印
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对他很表同情。
之后甘地便从马德拉斯赶到加尔各答。加尔各答的情形与甘地在孟买、浦那和马德拉斯
的情形很不一样，甘地在那里没有熟人，工作也开展得并不顺利，不过也还是结识了一些朋
友，如《英吉利人报》的主笔宋德斯先生就把甘地视若知己，把他的办公室和报纸都交由甘
地处理，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2月初，一封发自南非德班的加急电报打断了甘地在印度的活动。因纳塔耳立法会议
即将在1月开会，那里的侨团需要甘地立即回去。甘地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和已丧父的外甥
搭乘阿布杜拉公司新购进的“科兰”号汽船第二次远渡南非，同时开往德班的还有“纳德
利”号。两条船的乘客共有80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人要到德兰士瓦。
这两条船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只用了18天。在离纳塔耳只有4天航程的
海上，甘地一行遭受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可怕风暴。令人胆颤心惊的风暴肆虐了24小时后，
终于过去了，然而这场风暴却考验了甘地的勇气、胆识与能力。他对风暴并不恐惧，在整个
过程中，他都在乘客中走动，照顾和安慰乘客，协助船长渡过危机，这些使他在这场自然风
暴中与同船过渡的人溶为一体并赢得了他们的信赖。
但是当“科兰号”和“纳德利号”船先后在德班港抛锚时，等候他们的却是一场更大的
“风暴”。按常规，经过远洋航行的旅客，必须经过卫生检查才能上岸，以防传染病。由于
这两条船启程时，孟买正流行鼠疫，因此等待他们的首先是严格的检查和漫长的隔离。其实
这一隔离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外，真正的目的是德班的白人想通过对乘客和代理行公司的威胁
恐吓，禁止甘地及其他印侨登上南非大陆。
德班因此闹得很凶。少数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真正的英国朋友与在武器装备和财富上占
绝对优势的白种人展开了一场极不平等的斗争。
在这场紧张的对峙中，就像在大海上对待可怕的风暴的威胁一样，甘地镇定自若。他不
断在乘客中走动，给他们打气，还给另一支船上的乘客送去慰问函。他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
样的游戏，让乘客乐以忘忧。在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了头等舱的乘客，甘地及其家眷是
主要宾客。在这种特别的氛围里，甘地一边和大伙谈笑风生，一边在思考眼前的这场特殊战
斗。甘地认为是自己引发了这场斗争，从而牵连了船上的同胞，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他
正冒着巨大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在遭受威胁，他的家眷也将因此难逃厄运。他的心情其实
十分沉重，最终无法同这份欢乐的情景完全协调。
日子一天天艰难地过去。威胁、利诱、最后通牒都没有能够让甘地和船上的乘客屈服，
白人当局只好在23天期满时的1月13日，下达了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但这一天上午8
点，2000多白人聚集港口，示威游行，坚决抵制亚洲人入境，并以甘地为主要对象，准备
必要时实施武力，以达到阻止其入境的目的。支持白人骚动但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私交的警
察局长艾斯坎比先生一面通知船长，希望甘地及其家眷最好在黄昏时再上岸，由港务警官护
送，一面对游行群众进行疏导，使人群大多散去。甘地为了显示自己决不屈服压力的勇气，
让妻子和孩子们坐车先走，自己则和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劳顿先生一起徒步于薄暮时分
上岸，准备前往20英里以外的罗斯敦济先生家里。
甘地刚一上岸，便被几个白人青年认出，一大帮人很快围上来。劳顿先生见势不妙，便
叫了一辆人力车，然而这帮青年不让甘地上车，并恐吓车夫。开始劳顿先生从中劝解，他们
还不敢动手，随着围攻鼓噪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上前拉开了劳顿先生，于是甘地被围在人群
中，石块、砖头一齐向甘地砸过去。有人上前扯碎了他的头巾，几个耳光便将甘地搧倒在
地，另一些人则拳脚相加。在这危急关头，一位勇敢的白人女士挺身而出，阻止了暴徒的毒
打，警察也及时赶到，把遍体鳞伤的甘地安全送到罗斯敦济家。
然而骚动的人们仍不肯罢休，他们包围了罗斯敦济的住所，并高声喊叫，要活捉和吊死
甘地。最后甘地只好遵从警官的意见，穿上一套警察制服，化装逃出了这所房子，躲过了白
人对他的围追堵截。
当时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电告纳塔耳政府依法严惩肇事
者。南非当局派内阁阁员、警长艾斯坎比先生出面办理此事，他对甘地表示歉意，并表示：
如果甘地认出殴打他的人，法院一定严惩。
但甘地却不准备报复那些对他施暴的人。他说：“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认出一
两个人。不过，把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人，他们听信谣
言，以为我在印度言过其实，诽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们确系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
怒，那就不足为奇，应该责怪的倒是那些领导人。……我相信一旦真相大白，人们就会懊悔
自己的冒失的。”
甘地还接受了《纳塔耳广告报》记者的采访，把他在印度所作报告的讲稿及所写文章的
副本一起交给记者，并向他们指明他在印度所说的全都在南非说过，他还向记者说明“科
兰”和“纳德利”两船的乘客来南非，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有很多是老侨民，而且大
部分人都不打算住在纳塔耳而准备到德兰士瓦去。
甘地对记者的谈话和他拒绝控告闹事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德班的欧洲人开始惭愧
自己的言行。如报纸开始宣传甘地的无辜，并谴责那些暴徒，甘地在南非的声望更高，南非
印侨的形象也令人刮目相看。
1899年10月10日，英布战争爆发。英布战争实际上是英国殖民者和荷兰殖民者争夺
殖民地的战争，英国人提出的作战理由却是说布尔人①虐待南非境内的印度人。甘地出于多
种考虑，决定站在英国一边，为保卫英国的利益而战。他召集了300名②印度人，组成一支
救护队赶赴前线参战。那些日子里，他们每天行军20到25英里，常常要经过黄沙蔽日的战
场从前线将伤病员运到后方救治。
①荷兰人的后裔。
②一说是1100人。
1900年2月，英军逐渐制服桀傲不驯的布尔人，印度救护队完成了2个月的战时救护
工作后奉命解散。1902年5月31日，布尔人投降，英国报界对战时印侨的服务精神一致予
以赞扬。因为救护队的工作，甘地及主要负责人都得到一枚勋章。
这次为英国充当救护队对印度侨民是一次新的体验。一方面英国的嘉奖使印侨对英帝国
产生了更大的幻想，以为印度侨民的苦难从此将会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一些新的感
受。布尔人和英军相比处于劣势，然而他们敢于同英军对抗，他们的英勇斗志与自我牺牲的
精神，特别是妇女儿童表现出的勇气和热情，使甘地肃然起敬；同时，印度人由此而试验了
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不同种族、信仰与阶层的印度人第一次以一个团结的整体出现，这是一
次实际的民族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印度人因此而获得了自信心。这些都为甘地后来进行群众
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甘地留居南非原定一个月，现在一晃就是6年。考虑到南非的工作已打开局面，甘地自
己的工作重心将转向印度国内，加之印度的朋友也催他回国，因此甘地决定离开这块生活战
斗了6年多的土地。带着对南非印侨的无限眷念，留下“如果需要随时回来”的承诺，甘地
携带家人踏上了归途。
1901年12月，甘地抵达孟买。时值全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国大党第17届全国代表
大会在加尔各答举行。甘地和本届大会主席华恰先生及鼎鼎大名的梅赫塔爵士乘同一列火车
前往赴会。甘地在大会上提出了《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的议案，并获得大会通过。
3天的大会期间，甘地与戈克利、提拉克、班拉吉等国大党元老广泛接触。大会主席华
恰先生对他印象极好，称赞他“善良、热忱、活泼，富有活力”。可是甘地对国大党却相当
失望，他认为大会流于形式，服务人员毫无训练，没有责任心和工作热情，作风懒散，办事
拖沓，陈规陋习不少，卫生条件极差。
大会闭会后，甘地在加尔各答继续居留了一个时期。在这里，他通常将一天的时间分成
两半，一半是为了南非的工作去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和研究这个城市的宗教和
公共团体。他起先住在印度俱乐部，以后在戈克利盛情邀请下，搬进了戈克利的豪华寓所。
戈克利这位被甘地描述为像恒河一样的大人物对他不仅从生活上悉心关照，而且极善言传身
教。甘地对戈克利钦佩不已。
在这期间，甘地曾去缅甸观光过一次，一路上感受颇多。他认为那里的妇女多勤劳自
强，男子则极懒散。虽是佛国，但缺乏虔诚；而且居然还有印度同胞帮助英国人欺负缅甸老
百姓。
从缅甸回来后，甘地便向戈克利告辞。与戈克利相处的一个月，甘地自觉获益匪浅，此
番离别，非常难过，但想到自身的使命，他必得自己去创一条路。
他告诉戈克利准备乘坐三等火车游历印度各地，以便亲自体验一下三等车旅客的疾苦，
并考察印度的国情。戈克利对此表示赞同，甘地动身的时候，戈克利亲自到车站为他送行。
第一次在印度坐三等车的经历甘地终生难忘。他形容三等车厢就像一个令人恶心的大痰
盂，旅客们所得到的待遇就像羊群们所得到舒适那样可怜，而铁路当局对此漠不关心，旅客
自己也麻木不仁。这种状况与他在欧洲甚至南非的情形相去甚远。对于这种恶劣的状况，甘
地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受过教育的人都来坐三等车，以改变人们的不良习惯。所以从
这时（1902年）起，甘地一直都是乘坐三等车，直到1918～1919年甘地得了一场大病，才
迫使他事实上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的做法。
甘地苦行告一段落后，戈克利曾急切地要求他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执行律师业务，
同时帮助他从事公众工作。但早年在这里的失败和痛苦的经历使他拒绝戈克利的建议，决定
先在拉奇科特开始工作。最初他也很烦恼，对在这里开展律师业务同样缺乏信心，直到他受
理的三个案子胜诉后，心里才又激起希望，打算到孟买去创业。
两星期后，甘地动身前去孟买，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刚搬进事务所，次子曼尼拉尔
便染上了严重的伤寒，并有肺炎并发症。当时曼尼拉尔年仅10岁，前几年得过一场天花，
差点死去。对于多灾多难的儿子，甘地忧心如焚。医生告诉他吃药作用不大，建议给他吃鸡
蛋和鸡汤，甘地拒绝这个建议，他认为这有违素食的信仰。信仰就是生命，即便心爱的儿子
眼下生命垂危，他也不想改变信仰。为了兼顾信仰与儿子的生命，他决定冒险试一试偶然学
到的水疗法，他开始每天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且接连3天不断给他喝掺水的桔汁。开始时
毫无效果，病情日益加重，甘地也一度对这种做法产生过动摇，但他还是始终不渝地按着
“神的旨意”，继续水疗法试验。最后，奇迹终于出现了，儿子的病居然逐渐好了起来。以
后成了甘地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曼尼拉尔的康复究竟是由于神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
法，或者是由于细心饮食和看护，谁也说不清，但甘地却坚信是神帮了他，因而更相信神，
或者说更相信自己了。
甘地在孟买的活动再次被来自南非的急电打断。原因是英国人从布尔人手中夺取了政权
后，仍旧继承布尔人歧视印度人的法律。英国人还建立了一个亚洲人事务部，专门对付印度
人，南非印侨很紧张。正好此时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即将访问南非，当地侨团希望甘地回去
利用这次机会为他们争得一些权益。甘地当即停止了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把妻儿安顿在国
内，带了几个年轻的帮手，其中包括后来非常著名的非暴力抵抗者，甘地的侄子摩干拉
尔·甘地，准备重返南非。
和妻儿再度分离，甘地不免难过，但他已习惯了不安定的生活，他认为在这个世上要指
望安定是错误的，只有至高无上的神本身代表着确定。
甘地如期赶到德班。但和张伯伦的初次会晤令甘地大失所望。张伯伦此番前来南非是为
了赢得南非英人和布尔人对皇室的效忠，他对印度代表团没有兴趣。他说：“帝国政府对自
治领土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努力帮助你们。但是如果
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和他们友好相处。”在此之前，甘地一直想以自己的效
忠来换得英王的开恩，可现在张伯伦用文雅而直率的方式告诉了他强权政治的逻辑，这意味
着将有更艰苦的斗争等着他们。
1903年1月1日，甘地从德班赶到比勒托利亚，他得在那里搜集资料，写成备忘录，
准备提交张伯伦。比勒托利亚的地方当局本来存心不让甘地入境，当他们看到甘地居然来
了，不禁惊奇。亚洲人事务部主张根据新颁发的治安法将他逮捕（该法规定，凡未持有入境
证者，即可将之拘捕入狱）。当他们得知甘地持有合法入境证，便以入境证发错了为理由，
要甘地离开比勒托利亚，并强行将甘地的名字从请愿代表团中删掉。这对甘地简直是奇耻大
辱，但为了侨团的事宜，甘地不计较个人的屈辱与否，建议让另一个印度律师——乔治·戈
克莱先生代替他的位置。
戈克莱先生领着侨民代表去见过了张伯伦，张伯伦先生在答文中谈到甘地没有参加请愿
的事十分轻描淡写：“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更好吗？”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侨团要甘地做的事似乎已完结，但甘地不是肯轻易屈服的人。他
不打算立即回国，也不准备返回纳塔耳，就留在德兰士瓦，而且还要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
记为律师，他不相信他就对付不了亚洲人事务部。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侨团就会被
赶出这个国家，他们将永远只能过没有尊严的日子。
同比勒托利亚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了之后，甘地决定在印侨最多的约翰内斯堡成
立事务所。
约翰内斯堡已成为管理亚洲人的官员的据点，这些官员从来没有替印度人、中国人或其
他亚洲人做过一件好事，只是一味地敲诈勒索。不断有人找甘地诉说，甘地觉得自己有一种
责任，要出来主持公道。
他开始搜集证据，待到材料充足，他便去找警察局长。警察局长看过全部材料并找证人
核实后，答应将想方设法对付那帮无恶不作的家伙，不过他和甘地一样清楚：在南非要找一
个白种人陪审员来审判触犯有色人种的白种人是极其困难的。虽然甘地当时怀疑一大批官
员，但由于没有无可辩驳的材料对付所有的人，所以他的指控只针对两个人。这两个人虽然
受了审判，结果却是陪审员不顾昭然若揭的事实，宣判两个人无罪释放。不过，由于甘地的
工作，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官员因民愤极大，还是被革除公职。亚洲人事务部从此收敛了一
些，印度侨团也有了一些保障。
在德兰士瓦为印度侨民的利益奔走呼号的时期，甘地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次
留居南非时，他和基督教徒过从甚密，但对宗教仍然谈不上很深的研究。现在他又和通神学
的朋友交往，开始系统阅读印度教的经典如《瑜珈经》、《瑜珈论》以及印度教的圣诗《薄
伽梵歌》。甘地对《薄伽梵歌》尤其喜爱，他每天清晨沐浴时，在墙上按上纸片，写上几首
梵歌，一边洗漱一边背诵。他用这种办法背诵了十三年，并以此作为每日行为的指南。圣诗
中的“不占有”与“平等”的教训更是深深地吸引了甘地。他以为圣诗中叫人不占有，是说
人生在世，钱财不过身外之物；正如司库出纳，过手钱财虽多，却不能据为己有。人如能抱
不占有和平等的观念，即可收到“洗心革面”的效果。受此影响，甘地放弃了原准备投入的
1万卢比的人寿保险，他写信给他的哥哥：“我曾多次写信给你，我的全部积蓄可望到1万
卢比，准备送你；但从现在起你不必再作指望。因为将来如有任何积蓄，我将用于印侨的公
益事业。”他的哥哥为此极不开心，很长一段时间兄弟俩断了通讯。
简朴的理想逐步实现，宗教的意识日益活泼，甘地把素食当作一种使命的热情日趋高涨
起来，因此他曾为濒临倒闭的两家素食馆慷慨解囊。由于生活力求简朴，甘地觉得求医问药
也属多余。他本有便秘和头痛症，一向药不离身，他决定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吃早餐，
并严格限制进食量，以鲜果和硬果作主要食谱，戒绝牛奶，这样治愈了头痛。对于便秘，他
则采用自然疗法，用冷水掺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睡觉时系
上，醒来时取掉，这种办法效果很好。事实上，甘地后来一直对土疗和水疗法深信不疑，他
认为绝大多数的病，几乎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可以用有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和类似的家
常办法治好。
在人际关系方面，甘地崇尚博爱、平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使他同各阶层的人有了密
切的联系，他对他们往往一视同仁，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陌生人，是同胞还是洋人，是
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还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耆那教徒、基
督教徒、或犹太人，他从不区别对待，只要有机会他都尽可能提供帮助。甚至是他极为痛恨
的贪官污吏，他对他们个人也并无私怨，他认为人和行为是两码事，一个好的行为应该引起
赞许，而一件不好的行为就应该受到谴责。但对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则不能因其行为的好坏
而受到尊敬或怜恤，亦即“恶其罪而非恶其人”。甘地认为这是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个必
要部分，这种“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础。
1904年，《印度舆论》创刊，一开始它是用英文、泰米尔文、古吉拉特文和印度文4
种文字发行。虽然名义上是由一位颇有新闻工作经验的青年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为第一主
编，但事实上这个刊物的经营是由甘地负主要责任，它很快成为甘地在南非从事宣传的有效
阵地。从它创刊到1914年，几乎每一期都有甘地的文章，它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征服了
读者和批评家。通过这种形式，甘地与读者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甘地抵达南非的第10个年头，甘地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在一次旅途中，一位朋友送
给甘地一本《给最后的一个》作为旅途的消遣，这是甘地初次阅读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约
翰·鲁斯金的著作，他被深深吸引住了，以致整晚无法入眠。他发现这部1862年初版的书
里，正反映着他自己曾经思考过的许多思想，如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律师的
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的价值；劳动的生活，即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最有价值的生
活，等等，他决心照着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准备开辟一个农场，把《印度舆论》搬到那里。在农场里每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
的生活费，利用业余时间为《印度舆论》工作，无论什么人和什么肤色，每月一律支取3英
磅的生活费。
甘地很快行动起来，10天之内，他便筹资1000英镑，通过广告征购到德班附近凤凰村
一块20英亩的土地。当时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人烟稀少，杂草丛生，自从甘地和他几个
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到了这里，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便有了生机与活力。拓荒者们自己动手，风
餐露宿，日夜奋战。在他们挥汗如雨的劳作中，一间长75英尺、宽50英尺的印刷厂拔地而
起。这里虽然肤色、人种不同，但没有阶级压迫，人人自食其力，一派和平安详。这正是甘
地崇尚的乌托邦理想，或者说正是甘地按理想建立的一块试验样本。
《印度舆论》报仍每周出版。为减少开支，配合印刷设备的条件，周刊改为仅发行英文
版与古吉拉特文版，周刊的宗旨是增进爱德华统治下欧印人民的合作，教育舆论，消除误
会，并检讨印度侨民本身的缺点，使其明白争取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甘地原打算逐渐摆脱律师业务，在凤凰村住下来，靠体力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然而这
个愿望很难实现，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业务面临很多问题需要他去处理，因而凤凰村的房子还
没盖好，他就不得不重返约翰内斯堡。
律师业务和凤凰村的事情已使甘地脱不开身，短期内返回印度已不可能。1905年初，
他回印度把家眷接到了南非。
为了公众工作的需要，甘地在约翰内斯堡的寓所是一栋拥有8个房间的两层楼的西式楼
房，四周有花园，前面是空地，居住条件较为舒适、优雅。同居的人包括甘地夫妇，以及他
们的3个儿子——10岁的曼尼拉尔、8岁的拉姆达斯和5岁的迪瓦达斯，还有与甘地志同道
合的好友波克拉夫妇和另外一个印度伙计。这个大家庭同灶共生，亲如一家。甘地也按照鲁
斯金的思想，自己动手做家务，勤俭治家。
甘地的日常生活紧张而有序。他每天7点半起床，不进早餐就离家，9点走到事务所，
拆阅信件，口授书信，直到10点半左右，即到法庭出庭。下午1点午餐，约1小时，这时
通常和助手或朋友们一道进餐，5点钟离开事务所，7点到家和全家人共进晚餐。晚餐通常
两道菜，第一道是各种蔬菜，外加一碟豆子，新鲜沙拉，奶油与面包，第二道是鲜果与牛
奶，最后是咖啡或柠檬水。晚餐席上通常是谈些轻松愉快的话题。
饭后，全家通常静坐听甘地朗诵《薄伽梵歌》，彼拉克读亚罗德的圣歌。甘地常就疑难
之处提出讲解，然后大家自由讨论。遇有各国来的神学会会员客人在座时，则由客人讲些亲
身经历。
甘地对孩子们的教育与众不同。他不给孩子们请家庭教师，也没有送他们上学，他要孩
子们在家帮忙推磨并清扫庭院，这是一部分生活教育；他每天带孩子们徒步往返于从家里到
事务所之间，以锻炼他们的体魄，这是体格教育。他和孩子们谈话限于使用古吉拉特语，以
培养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他认为如果从小就训练他们用英语思考和谈话，那就剥夺了他们继
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的权利，致使他们无力为国家服务。
1906年4月，南非发生了所谓祖鲁人叛乱。甘地对于祖鲁人没有私怨，祖鲁人也不曾
伤害过印度人，可以说甘地对叛乱本身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当时甘地对大英帝国的存在有益
于世界这种思想深信不疑，这再次驱使他向纳塔耳省督请缨，表示准备组织一个印度救护队
为英帝国效力。甘地的献议很快被接受，他立即解散了约翰内斯堡的大家庭，把家眷安置在
凤凰村，自己则前往德班去征集队员。他共招到24个志愿队员，其中包括19个业已满期的
契约劳工，一个帕西族人和4个古吉拉特人。印度救护队换上军服，立即开赴前线。
到达“叛乱”区，甘地才发理所谓叛乱事实上不过是一种抗税行动，他因此转而同情祖
鲁人，当他得知救护队的主要使命就是救护祖鲁人伤员时，心中感到了一丝安慰。其实，这
些所谓伤兵，也并非在战场上受伤，而是被怀疑曾参加叛乱而遭致残酷鞭打所致。因此，印
度救护队的工作也常常受到白人士兵的刁难。
对祖鲁人“叛乱”的耳闻目睹令甘地眼界大开。他觉得先前的“布尔战争”不像这次
“叛乱”令人感到战争的恐怖。他亲眼看到了白人如何残忍对待这些可怜的人，“他们鞭打
他们，却不愿救治他们的伤患，也不乐意印度救护队来照顾他们”，他认为“这不是战争而
是一种对人的狩猎”。
另外，由于这次祖鲁人叛乱发生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这种原始而幽僻的所在常令甘
地陷入对人生的深思之中。多年来，节欲的想法一直困扰着他。早年因情欲所惑而没能在父
亲弥留之际尽孝曾使他痛悔不已，现在他的思想已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他认为凡是想以
全副身心为人类服务的人就必须清心寡欲，一个人不能同时享受灵与肉的生活，否则为家庭
服务和为社会服务将会发生冲突，只有节欲，两者才能协调。而节欲不仅仅限于控制个人的
情欲，同时要达到控制所有感官的境地，即控制感情，克制胃口，少言寡语，消弭怒气，清
除暴力与仇怨，总之必须使自己升华到毫无欲念的境地。
祖鲁人叛乱平息后，甘地回到凤凰村，立下了终身禁欲的誓言。1906年的一个仲夏之
夜，他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妻子。为克制本能的欲望，甘地进行过各种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发
展了他自己的禁欲理论。如他认为一个人的情欲是和食欲相伴而生的，因此首先必须从节制
口腹之欲开始。他一般每逢宗教忌日或特定日子都奉行绝食或只吃一顿，严格限制进食量，
而且只吃水果、青菜，不加任何佐料，不吃经他试验或被别人证明有可能引起冲动的任何食
物。他虽然在饮食和节欲方面找到联系，但认为心灵的作用仍是主要的，“一个人如果心灵
不洁净，改变饮食也没有用”。“色欲的心灵不但不能控制情感，反而成为情感的奴隶”。
1906年8月22日，德兰士瓦官方报公布了亚细亚法草案，其中有关印侨管理法规定：
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户籍簿上注册登记，领取带有个人手印的特别身份证。
如不按期登记者，将被处以100镑罚款或3个月拘役或被驱逐出境；上述居留证必须随身携
带，供随时检验。管理人员还可以随时进入私人住宅检查证件。凡不出示证件或是拒绝上述
规定的，即为违警犯。这是南非当局有计划地限制印度人入境并一步一步赶走印度人的又一
花招。
甘地认为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对付自由人的法案，这项规定如果批准执行，而印侨又
毫无反抗的话，则所有居住南非的印侨将被整个地毁掉。他很快作出反应，一方面将草案全
文译成古吉拉特文，在《印度舆论》上公布，以引起印侨的足够注意，同时，召集印侨知名
人士商议对策，最后大家决计公开抗议。
甘地率领一个英印协会代表团就此向殖民地事务部请愿，官方答应予以考虑。9月4
日，上述法案由政府向议会提出。11日，甘地等在约翰内斯堡的犹太帝国剧院召集了一次
印侨代表大会，有3000余人出席。大会通过了很多重要文件，其中有名的是第4号决议
案，它表示印侨宁愿忍受一切牺牲而决不对上述法案屈服。甘地在会上大声疾呼“只有一条
出路，即反抗到底，直至牺牲，而决不屈服于这种歧视”。这是甘地第一次公开号召群众在
神面前庄严发誓，决心反抗不公平的法律。
虽然遭到激烈反对，德兰士瓦立法会议还是通过了这一歧视法案。由于德兰士瓦是英国
的殖民地，英国政府对当地的立法与行政仍负有责任，因此，甘地建议派代表团前往英国请
愿，试图通过合法的途径实施补救。11月3日，甘地启程赴英。20日抵达伦敦。当日，他
便向曾担任印度总督，现任殖民大臣的额尔金勋爵递交了请愿书，并多方游说。在伦敦，甘
地先后拜见了当时住在伦敦的国大党元老、82岁高龄的达达拜·瑙罗吉，还有印度国大党
英国支部的许多负责人，向他们广泛宣传南非的情形。随后，他又拜会了伯拉格里爵士与多
年任英印协会主席的纳波尔·克利芬先生，并征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1月8日，甘地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谒见殖民大臣额尔金，向他陈情：不列颠统
治下的印度臣民，理应享受不列颠人民的同等待遇，因而恳请殖民地大臣至少应当指派一个
委员会，研究南非现有的一切管理印侨的法令是否合适及如何改善的问题。额尔金爵士对此
甚表同情，表示尽力而为。
上述临时组成的代表团，随后又拜会了印度事务大臣莫内，他们还晋谒了英国首相坎贝
尔·班纳曼。首相建议下院召集印度事务委员会各委员约百余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请甘地
也参加。
甘地的努力赢得了英国舆论的支持。《泰晤士报》曾将甘地的备忘录全文刊载；《每日
新闻》著文支持甘地；《论坛报》、《导报》等都派记者访问甘地。
在伦敦紧张忙碌6星期后，甘地准备返回南非。临行前，甘地在他所住的老爷饭店举行
了一次早餐会，答谢所有帮助过他的各方友人。席中大家建议成立一个南非英印委员会，由
班纳嘉利爵士任主席。
由于甘地的努力，在他返回南非的途中，英国殖民大臣额尔金就已宣布：在未取得帝国
政府重新考虑之前，德兰士瓦政府的亚细亚法应暂缓实施，该法的附属法规也应停止执行。
可实际上，甘地的伦敦之行只不过推迟了反印立法的执行。1906年12月6日，德兰士
瓦与奥伦次殖民地获得自治权。德兰士瓦第一届国会立即通过了一项法案，基本上是1906
年印侨管理法的翻版。1907年3月21日，该法所有立法手续完成，5月英国政府批准该
法，7月1日起生效。因而，所有印侨限于7月31日以前前往登记。
甘地对此挑战，态度非常明确，他表示，德兰士瓦政府既然有决心和勇气贯彻此法，那
么我们就将以更坚决的行动和英勇的斗争来拒绝遵守。
为赢得各方支持，甘地成立了一个“消极抵抗协会”，吸收了不少会员。在他的主持
下，“消极抵抗协会”举行了多次公开集会，每次集会都是先讲解时局，然后大家宣誓消极
抵抗。政府方面的计划是分区登记，而且是从印度人组织最弱的比勒托利亚开始的。为抵制
登记，甘地率领消极抵抗协会会员不断举行集会，挨户游说，在整个比勒托利亚到处张贴标
语，因而，该区1500名印侨只有100名前往登记。当时的华侨也与印侨采取了同一立场。
登记处在印侨居住地接连设立，印侨也全面反击。每一通往登记处的路上，都有义勇队
员劝阻印侨前往登记，同时，又要保证不与警察发生冲突，如遇逮捕则欣然就范。
7月31日，登记的最后一天，比勒托利亚举行了一次印侨群众大会。2000多名群众聚
集清真寺广场前示威抗议，加上其他各地代表陆续前来，达13000人之多。南非当局的官方
代表在会上讲话，试图麻痹人们。甘地一边翻译，一边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对此法
低头，谁能保证这就是最后一次同类立法。很显然，本法如获执行，势必产生各种类似的地
方性法规，结果是整个国家都要被弄得一塌糊涂。”
政府虽然百般威胁利诱，但无法让印侨以及华侨自动前往登记，只得将登记期限一拖再
拖，直到11月30日，13000名指定应前往登记的人，仍然只有500名履行登记。
当斗争继续开展时，甘地感到“消极抵抗”一词尚不足以显示这一运动的真义，因为
“消极抵抗”常被认为是无武器的弱者的武器，这暗示着一旦有武器就会变为暴力。而且一
个印度人的群众运动竟要用英文词汇来表达，实为不妥，因此，他在《印度舆论》上悬赏，
征求以印度语名称代替原用的英语词汇“消极抵抗”。最后，甘地采用莫干拉尔·甘地的献
议“萨达格拉哈”一词，并稍作改动为“萨蒂亚格拉哈”（古吉拉特文“坚持真理”的意
思），意为一种“由真理与爱及非暴力所产生的力量”。他说，“坚持真理是强者的‘灵魂
力量’，弱者是不能使用的，既然如此，不论有无武器，都将遵循这种原则”。甘地运用
“坚持真理”这个概念进行的斗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12月26日，移民法已在议会通过，并经皇家政府正式批准。27日，警察局通知甘地前
往警察署，并告知政府已决定逮捕他和其他24名领导人（包括一名华侨领袖），甘地向代
理局长当面保证，所有的人第2天上午10点钟都会到达指定地点听候传讯。
当晚，印侨紧急会商，约1000人参加，甘地和其他被指控的领袖全体出席。大会上，
甘地抨击皇家政府批准该法是置亿万印度人的信任于不顾，谴责该移民法是野蛮的法律，是
“一个文明的政府，自称为基督教的政府所制定的最野蛮的法律”。在他看来，他与英帝国
已到分歧的路口，“英国必须在南非和印度之间加以选择”。
28日，甘地及其同僚奉命出庭。法庭以无证居留德兰士瓦的罪名将其拘捕，并对其提
起公诉。甘地这位昔日皇家政府的登记律师第一次以被告身份受审。当庭之上，甘地希望能
给其机会声明其不服从的原因，未得允许。
甘地要求只发言5分钟，亦被拒绝。最后警察长宣布对他们的判决，所有人驱逐出境，
有的48小时内执行，有的则以一周或两周为限。
庭审过后，甘地便在政府大厦广场外对印侨、华侨及一些欧洲人发表演讲，他指出：
“不论我和我的同伴遭遇到什么情况，我们的斗争必须继续。这是一种神圣的斗争，我们必
须奋斗到底。”
德兰士瓦警察当局对甘地及其同仁的判决于1908年1月10日起执行。甘地发表一项简
短声明，要求将他改判重刑。对于甘地这一请求，法庭倒是不假思索，立即改判甘地2个月
徒刑，随即将他送往约翰内斯堡监狱。
甘地刚被押解出庭，外面的印度群众即高举黑牌，抗议游行。警察前往驱散，致使多人
受伤。1月14日，另一英勇的非暴力抵抗主义者奈都和华侨联合会主席也被押到约翰内斯
堡监狱，与甘地同囚。1月29日，因非暴力抵抗罪名锒铛入狱者又增加了155人，其中多
为零售商人，他们来自印度各地，包括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阶级的印侨。这说明非暴力抵
抗运动得到全体印侨一致支持。
甘地与其同僚最初被囚于黑人监狱。这里仅可容纳51人，由于来人增多，不得不临时
搭盖帐篷，以收容非暴力抵抗犯。普通的犯人，允许穿本人衣服，但全体非暴力抵抗政治犯
则一律身着囚衣，并需服从一切规则。监狱的伙食极度糟糕，奉行禁欲生活的甘地并不觉得
有什么不适，不过考虑到同囚其他犯人的利益，他在狱中也坚持非暴力抵抗，设法迫使监狱
改善了伙食，同意以麦饼替代面糊，并使印度囚犯能自行烹饪。狱中的起居规则，他也很满
意。出监以后，他还不断效法。如从此他不再饮茶，日落以前便吃完晚餐，等等。
监狱里也有种族歧视。白人囚犯，可得一张床，可带牙刷、面盆与脸巾，印囚则不准，
华侨同囚则更糟。甘地迫使当局同意华侨同囚获得同印囚一样的待遇，还发给他们一张桌
子，少数阅读物与文具。
监禁意外地给了甘地一个学习的机会，使他得以有大量空闲时间深入阅读托尔斯泰、鲁
斯金、索里欧、艾姆生等人的著作。书中所宣传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主张社会改革的思想
非常合甘地的口味。
当甘地以乐观和轻松的心情潜心体验铁窗生活时，在印度和英国，不断有人严重抗议南
非当局对非暴力抵抗者的关押。屈于强大压力，政府曾一再召集内阁会议商讨此事，两周之
后，英国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派德兰士瓦的开明之士卡迭莱脱前往狱中与甘地谈判。
政府建议，所有印侨可改为自动而不是依法去登记，登记的项目可由政府派员与印侨磋
商。建议中还规定如自动前往登记的人数超过多数，政府将自动请议会修改“黑法”，使自
动登记成为合法。
1月30日，从约翰内斯堡开往比勒托利亚的火车在何迭泉缓缓停下。从车上走下来几
个人，坐上一辆遮盖严实的马车。马车径直驶向比勒托利亚政府办公大楼。这几位神秘人物
正是约翰内斯堡警长与对手——在押的政治犯甘地及其同僚。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会晤英国
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
经过交涉，双方作了些让步，并就此达成一项谅解协议。甘地答应去登记，史末资保证
修改“黑法”。秘密会晤后，甘地获释。
刚刚获释的甘地身无分文。为赶回约翰内斯堡，他向史末资将军的秘书借了些车钱后便
搭乘当日下午7点3刻的班车，于9点抵达约翰内斯堡。从车站出来便直奔纽敦伊斯兰教清
真寺。午夜时分，他将在那里组织一次群众演讲会，鼓动人们自动前往登记。
入狱之前坚决反对登记的甘地，此刻又鼓动别人去登记，引起了印侨的疑虑和不满。一
个帕西族印侨上前厉声质问甘地：“当初你对我们说，按手印只有刑事犯才这样作，可是今
天又劝我们去登记，这让人怎么相信你？”甘地分辩说：“如果是为了服从‘黑法’，就是
签一个字也是罪孽，更别说按手印。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正如行礼——假如你强迫我
对你行礼，我照办了，那等于当众羞辱自己，但如果我是出于自愿，认你以同胞的资格向你
行礼，那就是表现我的风度与人情。”
那个人显然未被说服，他恼怒地叫道：“我们听说你得了15000镑，把我们出卖给史末
资了，我们决不按手印，也不准任何人这样做。我敢对天发誓，有谁敢带头去登记，我一定
要宰了他。”
甘地平静地说：“凡发誓不登记的人，我不强求，但我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任何一个帕西
族印侨或其他人前往登记，而不必按手印。但是，甘地补充道，“我并不喜欢刚才这位朋友
的做法，我也相信，人不应指天发誓要杀一个人。这次和政府取得变通办法，主要应负责的
是我，我以替大家服务的一分子的地位，自然带头前往按手印，愿神准许我这么做。死在一
个兄弟手中并不比受外人欺骗更使人难受。”
天亮之前，甘地又赶回狱中，迎接他的同伴出狱。当他和其他印侨走出监狱大门时，受
到迎候在那里的群众的热烈欢迎。
2月10日，甘地和他的同志们离开非暴力抵抗运动总部，出发前往印侨登记处注册。8
个身强力壮的帕西族人尾随其后，领头的名叫米尔·阿兰。临到登记处附近，米尔·阿兰上
前问甘地：“你去干什么？”
“我想按十个手指印，然后领取登记证。”
甘地话音未落，米尔·阿兰对准他下腹猛击一拳。瘦小的甘地不堪一击，当即仆倒在
地，头部正撞上石头，嘴唇与两颊、额头被戳破，一颗牙齿被撞松，其他人一涌而上，对甘
地拳打脚踢，直到惊动了附近的人，阿兰等才拔腿逃跑，结果被几个欧洲人逮住送进了警察
局。
即便被打成这样，甘地仍念念不忘他的保证。他躺在床上把登记表一一填好。在场的人
劝他休息，他却说：“我曾保证过，只要我活着，只要神准许，我一定要领到第一张登记
证。”
甘地还给警长打电报，表明他对阿兰的行为不予追究，接着他对印侨发表声明，希望他
们也不要追究此事，并说：“反对志愿登记的行为既已答应撤回，每一个善良的印度人就该
尽力协助当地政府。”
由于目击殴打甘地的欧洲人坚持要将阿兰治罪，所以甘地的请求未被批准。阿兰等人被
判3个月苦役。
甘地在医生的治疗下渐觉康复。4月，甘地已恢复工作，他又奔波于德兰士瓦与南丹两
地之间，争取并组织印度侨民的合作与支持。他曾去德班召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一个人拿
着大木棍直奔甘地，幸亏在场的人及时阻止才免于遭险。从这时起，他接受同僚们的劝告，
开始雇用私人保镖。
5月9日，志愿登记的最后一天，已有8000印侨申请登记，其中6000人获准。可以
说，印度侨民已履行诺言，现在轮到政府履行它的诺言了。
然而，政府却背信弃义。史末资将军不仅没有撤回“黑法”，而且进一步采取行动。他
一方面维持旧法，一方面补充了新的措施，使凡依法在限期以前自愿前往登记者为有效，但
限期以后就不再适用上项法令。他为此颁布了两项法令，规定以后新来的印侨或在限期以后
申请注册的印侨均需依旧法办理。史末资将军还发表一项声明，矢口否认他曾向甘地允诺过
什么。甘地就此多次去信质问，史末资概不认帐。
史末资的背信弃义使甘地如梦初醒。他认为自己“过于相信史末资的政治家风度、诚实
与尊严”。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为了争取所有印度侨民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为了少数
人，现在既然政府已无意废止“黑法”，他决定恢复非暴力抵抗运动来对付移民法。他警告
德兰士瓦政府：如果亚细亚法不按先前谈判的协议予以撤回，并在一个明确的日期公诸于
众，那么印侨所领到的注册证将当众焚毁。同时，印侨领袖通知亚细亚注册司，因为政府背
信，他们要求撤回申请，请求发还申请书。政府不予理睬。
新一轮的较量又拉开了序幕。似乎一夜之间，开始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无证经营小贩。原
来，这是印侨有意违抗移民法以示决心。政府判处无证经营的100多印侨罚金，但他们拒绝
缴纳，却宁愿坐牢。政府很快又发现如法炮制者愈来愈多，根本没有那么多监狱来收容这些
以身试法者，他们也跟着改变对策，不再判拘役，而将他们的货物充公拍卖，或将其驱逐出
境。
7月21日，甘地致信史末资，自请入狱。他质问将军：“那么多非暴力抵抗者被判刑
入狱而让我逍遥法外，这是否意味着要鼓舞我采取行动，好让多数劳苦大众受苦呢？”23
日，为表示对被捕小贩的同情，甘地又组织了德兰士瓦的印度商人全部罢市。他还在《印度
舆论》报上每日报道当天印侨的活动以鼓舞士气。8月16日，亚细亚新法完成立法程序的
最后一天，也就是印侨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期答复的那一天，甘地组织了一次盛大的群众
集会。广场上堆满了人们自愿交出的登记证，主席台前有一火炉，公众集体焚烧登记证的工
作万事俱备，只待政府的答复。当大家最后得知政府不愿改变政策的消息时，全场群情激
动。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甘地开始演讲，他将上次与史末资将军交涉的全过程详尽说明。最
后他说：“同胞们，假如有谁改变主意的，现在还来得及拿走你们的证件。但大家要知道，
我们这样做，是要表示我们反抗‘黑法’的决心，而且有毁弃证件的力量，我希望大家三思
而后行。”人群爆发出强烈的呐喊；“我们不后悔，我们不要登记证”，“反对黑法”等。
在这当儿，上次殴打甘地的阿兰愧疚万分，他上前将被迫领来的注册证当场交给甘地让他焚
毁。同胞之间的误解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
于是，甘地将收到的2000多张注册证当众投入火中，一时烈焰腾空，全场欢声雷动。
群情振奋之下，一些先前未交出登记证的人也自动跑向主席台将其付之一炬。这次事件给当
局极大震动。一家英国杂志认为此事可与美国独立革命前“波士顿倾茶事件”相媲美。
印侨的断然措施令南非政府极为难堪。慑于印侨的一致行动，史末资将军先施缓兵之
计。8月18日，他约见甘地进行会谈。政府毫无诚意，谈判破裂。23日，大规模的群众集
会再次举行。焚烧登记证到处兴起。一些印度富商甚至以身试法，接二连三地进驻德兰士
瓦，哪怕身陷囹圄也在所不惜。
南非政府决定镇压。9月29日，甘地及其他15人第二次被捕，被关押到伏克斯洛斯监
狱，从事苦役2个月。同时，在德兰士瓦各地，共有150名非暴力抵抗者被判徒刑。
10月16日，伦敦印侨举行集会，强烈抗议南非政府以非人待遇虐待南非爱国印侨。10
月27日，甘地由伏克斯洛斯监狱转到约翰内斯堡监狱，与一凶杀案犯关在一起。
12月初，甘地刑满出狱。他又在约翰内斯堡恢复了律师业务与政治活动。10日，甘地
因夫人病危不得不暂时离开约翰内斯堡前往德班。当时甘地夫人正在德班医院救治，术后身
体极度虚弱，医生主张喂牛肉汤补充能量，甘地不肯，认为这有悖信仰，并不听劝阻，硬是
让夫人出院。从德班医院经长途舟车劳顿和14英里徒步跋涉，将夫人弄回凤凰村，自己负
责为她治理。一开始他尝试水疗法，没有效果，夫人病情继续恶化。甘地想起哪本书上说过
身体虚弱者最好忌食盐和豆类，于是又试着让夫人进行饮食疗法，说来也怪，甘地夫人的顽
疾竟奇迹般地好了。
1909年1月15日，甘地返回德兰士瓦时，伏克斯洛斯警察局的警官又向他索要注册证
或办理登记手续，甘地不从，因而被驱逐出境1A4英里，以后他又闯关，再次被捕，但旋即
被开释回约翰内斯堡。2月25日，甘地和其他7人又以不能出示注册证并按手印罪，在伏
克斯洛斯被判罚金50镑或苦役3个月，8人全部选择入狱。5月24日，甘地刑满出狱。此
时，拘押、入狱、驱逐出境已成为家常便饭。
甘地有着异乎寻常的精力与毅力，他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
可以在工作之余就地入眠，一觉醒来接着工作。甘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在一次接
见《水星报》记者时他指出：“印度人已斗争了2年，将近2000人被捕，亦即有1A3的印
度居民已被德兰士瓦拘禁过，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我们屈服，但我想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在
任何情况下支持这一斗争。”
南非政府对甘地及非暴力抵抗者无能为力，暴力已制服不了那些手无寸铁却不屈不挠的
人们，在此形势下，博瑟将军和史末资将军于6月中旬赴伦敦，与皇家政府讨论在南非成立
联邦的前途问题，甘地也决定派一个印度代表团赴英，以期英国能从整体利益的立场来协调
南非的未来发展问题。
甘地和一位来自德班的印度商人哈甫贝组成代表团于6月23日离开开普敦，7月10日
抵达伦敦。此行伦敦，甘地下榻威斯敏斯特旅馆，这是国外归侨及国际政治家的理想住所。
出于交际需要，甘地恢复了绅士作派，高级的丝帽配上考究的西服，皮鞋锃亮，在正式场合
还备有硬领长尾的晚礼服。他举止儒雅，表情生动，谈吐幽默，给伦敦各方人士留下极好的
印象。
不过，由于史末资与博瑟2人先声夺人，英国政府无意改弦更张，甘地除了得到一封博
瑟将军的表明英国政策的信外，别无所获。信中不仅老调重提，而且措辞强硬，表示英国政
府不仅不准备撤回亚细亚法或修改移民法，同时也拒绝废除久已推行的有色人种特别法，假
如印度人不满于此而准备斗争，那将咎由自取。
11月13日，甘地失望地离开了伦敦。在伦敦期间，他对印度前途问题的思考有了初步
的轮廓。返回南非的途中，甘地在船上奋笔疾书，写就了一部3万字的书稿，书名《印度自
治》。全书用古吉拉特文写成，分12章，讨论了自治、文明、律师、医生、机器、教育、
非暴力抵抗等问题，文字简洁，结构严谨。书中甘地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自治”观。他认
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已使印度精神退化，经济衰败，政治屈辱，个人贫困，因而是不道德
的，但英国人多受自己的商业观念影响，不会主动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印度起而
争取自治。这种自治不仅是政治自由，还包括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协调。两者紧密相联、互
为协调。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甘地认为，暴力不能拯救印度，它的文化需要它用不同的、
高超的自卫武器，即以“爱的福音代替仇恨，以自我牺牲代替暴力，以灵魂的力量代替野
蛮”。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真理和非暴力方式。
《印度自治》是甘地思想的精华，最初在《印度舆论》上连载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
译成英文本。据说托尔斯泰看后对它推崇备至，认为书中讨论的主题——真理与非暴力是十
分重要的，不仅应为印度，也当为全人类所重视。
甘地及其同志在南非所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也得到了印度国内的支持。国大党温和派
主席戈卡利对甘地的斗争予以高度赞扬：“甘地有着超人的精神力量，有着英雄烈士所具有
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所从事的斗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乃是为了我们祖国的光荣与
前途。”
甘地在南非的斗争使其在印度名声大噪。孟买国大党省党部提议以甘地为下届大会主席
候选人，甘地因专注于南非的斗争而致电谢绝。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资格回电，目前
除了德兰士瓦的斗争，我无暇顾及其他。我希望全国同胞们，要认识我们在这里的斗争，它
的目的是全国性的，是要保持我们印度的光荣。我也许错了，但我敢说这是现代印度最伟大
的斗争，因为它目标最崇高，手段最纯正，任何形式暴力手段均被摒弃，非暴力抵抗者相
信，自苦乃是获得永久改革最真实有效的办法。”
印度国内对南非印度人斗争的积极反应也从客观上对南非政府有制约作用。12月24日
甘地和另外6个同志再次进入德兰士瓦时，未遭逮捕，其主要原因是南非政府想借此安抚即
将在拉合尔举行全国大会的印度国大党，以免国大党激进派在拉合尔大会上拿印人在南非的
处境作文章。
在12月下旬的国大党拉合尔全国大会上，戈克利向大会提交了一项有关南非问题的提
案，对甘地高度评价，认为甘地是“最伟大的爱国者，印度民族优良品德之集大成者”。还
有一些国大党领袖相继发言，言辞恳切，饱含深情，使与会者万分感动，大会现场收到捐款
约合18000卢比，首饰无数。甘地之名首次出现于国大党决议案中。此次大会后，印度国内
对南非抵抗斗争的援助达到高潮。
1910年5月30日，甘地的好友，一位富有的德国建筑师卡伦巴赫将他位于约翰内斯堡
附近的一处1100英亩的农场无偿捐献给非暴力抵抗者及其家属使用。甘地和卡伦巴赫将其
取名为“托尔斯泰新村”。这是因为甘地初来南非时读过托尔斯泰著的《天国就在你心
中》，对托氏主张应接受基督教中爱的原则，建立没有暴力的、人人平等的天国的思想崇拜
不已。甘地决定效法托尔斯泰，建立自己的乌托邦理想。
6月4日，第一批非暴力抵抗者搬进“新村”工作，随后又有许多来自印度不同种族、
种姓、宗教信仰的男女老幼来此定居。大家辛勤劳作，布衣素食，分工协作，过着原始自给
自足的生活。
甘地的个人生活也效法托尔斯泰，他认为一个潜心于伟大事业的人“为了真理必须使自
己减为零”，以便能与千百万劳苦大众打成一片。为此，1910年他停止了年收入6000英镑
的律师业务，每月只领取3英镑的生活费，其全部积蓄也都用于公益开支。
托尔斯泰新村和凤凰村一样，一直是训练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基地，也是他们的庇护所。
那些焚烧登记证的人，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倾家荡产，这里便是这些无处
栖身、无以度日的人及其眷属的避难所。
屈于南非印侨和印度国内的压力，1910年10月，英政府致电南非联邦政府，敦促其废
止1907年的第2号法令，并主张撤销种族歧视法。1911年2月25日，南非政府将新法案
公诸于世。这项新法宣布废止1907年第2号法令，对亚洲人的入境，不采取直接拒绝，而
代以严格的教育考试。新法的公布难令甘地满意，因为这实际上把大部分未受很多教育的人
拒之门外。甘地又不懈地同南非政策周旋，最后取得了一项临时协议，史末资答应德兰士瓦
的印度人、中国人可自由营业，至少是8个月，并且不再通过歧视性立法；印侨则暂停非暴
力抵抗运动。
6月1日，被拘捕的非暴力抵抗者全部获释。印度人都相信，这一场剧烈的斗争暂告一
段落。
1911年12月，印度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举行，大会又就南非问题通过一项议案，向甘
地与德兰士瓦的斗士们致贺。
甘地一直与国大党主席戈克利保持通讯，并邀其访问南非。1912年10月22日，戈克
利抵达开普敦。南非政府以贵宾礼遇款待他，并派专员陪同其到各地考察。印度人和欧洲人
都热烈欢迎这一印度领袖，所到各地均为之举行盛大的欢迎会。
戈克利此行南非的一个重要成果是1912年11月15日与南非政府首脑达成协议，废止
“黑法”，修改移民法中的种族歧视内容，取消3英镑人头税。
此行南非期间，戈克利曾亲到托尔斯泰新村小住。甘地兼作其私人秘书，精心侍奉。临
行前的11月15日，戈克利在比勒托利亚市政厅发表告印度同胞书，鼓励印侨“常常记着你
们的前途，大半握在你们自己手中；我求神不要让你们在德兰士瓦已进行过3年的这种斗
争，又将被迫再度恢复。不过，假如必须恢复，或为了主持正义或制止不义而作类似的斗
争，你们的表现，你们联合行动的力量，以及你们愿意、受苦牺牲的精神，将起决定作用。”
由于非暴力抵抗者的相继出狱，托尔斯泰新村里的眷属们也渐渐搬走，剩下的几个人都
是凤凰村的。因此甘地建议他们都搬回凤凰村。托尔斯泰新村学校也于1913年迁往凤凰村。
1913年，当甘地正准备返回印度时，一项判决再次推迟了他的归期。
本来按照甘地与南非当局的临时协议及戈卡利与南非当局的谅解，有关对印度人的歧视
性立法应当废止，然而南非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对承诺迟迟未予执行，而最高法院的一项判
决却使这一切问题公开化。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印籍居民1912年前往印度把家眷接到南非
定居，可当他们双双抵达南非时，移民当局却不准其妻登岸，勒令返回印度。那位印藉居民
请求最高法院作出公判，最高法院却站在移民局的立场不让其妻留居南非，理由是印度的婚
姻不合移民法的规定。
甘地为此事多次写信吁请政府作出妥善解决，但南非政府声称无权修改法令。
3月30日，甘地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最高法院的判决。他指出，维护妇
女的地位和印度婚姻法的合理性，南非印侨责无旁贷。
4月12日，南非政府公布了新移民法法案。根本没有采纳临时协议中同意的各点，甚
至比旧法更坏。如果说该法得以通过成为法律，将会剥夺印度居民所享有的全部权利。这一
切证实了甘地先前的疑虑，即政府先前所作的一切承诺不过是一场骗局。
6月，移民法正式通过。甘地就此与政府多方交涉，没有效果。9月13日，甘地在《印
度舆论》上宣称，“与其休战僵持，不如公开作战。”9月20日，甘地在《印度舆论》上
公开披露了行动计划以期引起舆论的足够重视。这次斗争准备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越境进入德
兰士瓦，无照贸易或有照面不出示，获得被判入狱，并准备作长期抵抗。
9月25日，甘地等人非法进入德兰士瓦，同行4人均被捕，唯独甘地没事。27日，甘
地进抵约翰内斯堡，次日，他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29日，数名非暴力抵抗者包括甘地
的儿子曼尼拉尔在约翰内斯堡乔装小贩，头顶篮子，沿街叫卖。第一天安然无恙；第二天全
部被捕，被判处7天拘役或罚金1英镑；结果大家都选择了拘役。
这一次行动，妇女踊跃参加。甘地想出一条计策，让妇女从德兰士瓦进入纳塔耳（这也
是违法的），如果被捕，当然达到目的，如果无事，就让她们从纳塔耳进入煤矿中心新堡，
去发动那儿的印籍工人罢工。一开始，南非政府并未在意这些到处乱撞的妇女，于是她们又
按计划前往新堡，她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工人同胞，10月17日，3000人宣布罢工，政
府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定立即惩罚那些妇女非暴力抵抗者。11月21日，政府将她
们拘捕。
妇女们的被捕，引起了新堡工人的更大不满。他们放下工作，一批一批地进入城区。矿
主施以报复，卡断了工人的水电，扔掉他们的家具，赶走甚至殴打工人。为鼓励工人的斗
志，甘地立即从凤凰村赶到新堡，劝大家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很多人变卖家产，头顶包袱，
携家带口投奔甘地，人数高达5000人之多，不少人还源源不断地赶来。望着这些已失去工
作的男女老幼，甘地产生了一个大胆地想法，让这些人成为非暴力抵抗者，集体进入德兰士
瓦，如果政府不逮捕他们，就将其安置到托尔斯泰新村。
1913年10月28日，一场史无前例的进军开始了。由2037名男人、127名妇女和77名
孩童所组成的大军，满怀信心地向德兰士瓦进发，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军队已在那里严阵以
待。对于面临的危险，他们心中清楚，但男女老幼在甘地的指引下热血沸腾，没有人退却，
有的只是必胜的信心。
进军的头一站是新堡边境的小城查利士镇。除妇女儿童有住处外，其余的人就地露宿。
大家毫无怨言，秩序井然。甘地从营地拍了一个电报给政府，告诉他们可以在行列未至德兰
士瓦边境前，前来查利士镇捉拿他。同时他向政府保证：只要政府履行承诺，罢工就可停
止，契约劳工们立刻复工。
一周过去了，政府方面杳无音讯，甘地下达新的行动指示：日行20～40英里，走完8
天。如果不在途中被捕，就将如期赶到托尔斯泰新村。
一切准备就绪，甘地从查利士镇给在比勒托利亚的史末资去电，得到其秘书的答文是：
“悉听尊便。”于是，队伍决定继续行进。
随着离约翰内斯堡越来越近，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其间甘地曾两次被拘捕，但都在取
保获释后赶上了大队。预计再过4天，就可走完全部路程，大伙士气旺盛，政府则日益紧
张，他们决定下手了。
11月9日下午3点，甘地第3次被捕，被押往海德伯格，队伍继续前进。11月10日上
午9点，当队伍行至巴尔伏时，等在那里的3节专列将所有人全部逮捕，押往纳塔耳。
这次示威长征惨遭镇压，两千多人既无家，又无工作，不少人被毒打、监禁，一路上吃
尽苦头，被押到纳塔耳后立即投入监狱。
11月11日，甘地以3项罪名被提起公诉。开庭时，旁听席上挤满了印度人与欧洲人。
这次甘地获准发表了声明，他对被控的各项罪名表示同意，但他坚持认为：是由于南非当局
并未履行对戈克利所作的诺言才导致了这次行动。他表示如果政府不妥协，他们将继续斗争
下去。
最后，甘地被判苦刑9个月或折为罚金60英镑，甘地选择了前者。
甘地入狱立即引起纳塔耳2万工人罢工，政府实行镇压，奉行武力驱散，甚至开枪射
击，均无济于事。工人们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欣然入狱者不计其数，致使监狱人满为患。
南非政府陷入困境。如果继续镇压，不仅无法奏效，而且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甘地
及其同志的英勇斗争赢得了舆论的广泛同情。这年12月举行的印度国大党全代会对南非问
题极为关切，会议决议对纳塔耳罢工事件中南非印度居民所受的虐待表示极端愤慨。大会还
呼吁全国同胞不分阶级、信仰，继续对他们予以支援。英国报界也发表同情的言论。《泰晤
士报》指出：“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印度工人的长征是历史上非暴力抵抗者的精神表现得最
动人的一次。”即或南非当地的白人也有被印度人的英勇斗争所打动的。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南非联邦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为挽回面子，政府特地在12月
11日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以所罗门大法官为主席，调查纳塔耳罢工事件，委员会并通知印
度政府代为提出证据，并建议释放甘地，以求和解。
12月18日，甘地获释。甘地出狱后前往比勒托利亚晤见史末资。此时，欧籍铁路工人
正在大罢工，政府处境不利。甘地为表示诚意，打消了原定再次发动非暴力抵抗的计划，政
府因而取得了极大的回旋余地，得以平息内部危机。因此之故，目空一切的史末资将军不得
不准备答应甘地的要求，表示尽快敦促委员们拿出方案。1月21日，甘地与史末资再次签
订一项临时协定，政府释放被捕人士，甘地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
同时，调查委员会虽极不情愿，但还是答应废除3英镑人头税，认可印度婚姻的有效
性，持有本人手印的移民证即可准许进入南非各地等。最后，联邦政府全部采纳委员会的建
议，形成《改善印度人待遇法案》，将上述内容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
1月26日，该法案以60对24票通过，这是南非改善印度移民待遇的第一个法律。所
有不合上法规定的行政措施，由甘地和史末资协议解决。
法案的通过使甘地自1906年9月起所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停止。
甘地多年为之奋斗的夙愿终于实现，此刻他十分渴望能返回印度，调护病危的长兄，可
惜他还没来得及返回印度时，他的长兄便已离开人世，给甘地留下了难以言状的悲伤。适逢
此时正在伦敦养病的戈卡利来信让甘地取道伦敦返回印度，甘地于是决定向生活战斗了21
年，倾注了他无数心血的南非告别，向甘苦与共的同志们话别。
临别之时，甘地感慨万端。南非的21年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正是在这块充
满敌意的土地上，甘地完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观及社会政治观的基本定型。在21年的苦斗
中，他从一个备受挫折的律师，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成熟老练、声名卓著的社会活动家。他
还在这里发现了英国人鲁斯金、美国人索里欧、俄国人托尔斯泰这三位导师，找到了他所认
为的，面对强敌，既不屈服于敌人的意志，又能捍卫尊严，体现仁爱与宽容，对统治者实施
有效打击并迫使其最终弃恶从善的武器——真理与非暴力学说及其实践，为他日后回国工作
奠定了基础。
甘地行将离去，在南非卷起了话别的热潮。昔日的战友、同志甚至对手对甘地都无比依
恋。各种小型聚会、茶话会、大型集会使他足足忙了两周，不少殖民地官员也都出席了欢送
大会。7月18日临别之日，德班市市长亲自在市政大厅为甘地和夫人举行欢送宴会，纳塔
耳主教、博瑟将军、史末资将军等均来贺电以表达对甘地的敬意。数十年以后，史末资将军
在甘地70寿辰时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还说：“这是我的运气，要反对一个连我也敬仰的人物。”
发表于 @2004年03月14日 8:31 PM |评论 (0)
甘地传1
一、历经挫折的青年律师
1869年10月2日，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古老神秘的东方大国——印度西海
岸卡提亚华半岛的波尔班达城降生。
这一年正是英国经过2个多世纪的经济掠夺和将近1个世纪的军事征服正式将印度变成
其殖民地的第20个年头。当时的印度已失去了一个文明古国的辉煌与尊严而屈服于异族的
统治，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殖民地。其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民族国家软弱涣散，政治生活腐
朽反动，人民大众缺衣少食，愚昧落后，灾难事件层出不穷。有资料表明，当时印度的麻疯
病人数和瑞士的居民一样多，僧侣数目不亚于比利时的总人口，整个荷兰也容不下印度的乞
丐，此外，印度有1100万沙陀，2000万土著人，900万15岁以下的少儿已婚或丧偶，1000
多万印度人过着半流浪的生活，靠弄蛇、算卦、卖唱、杂耍、打井、玩魔术、走钢丝、卖草
药为生，印度每天有38000个婴儿出世，其中1A4在5岁前夭折。印度每年有1000万人死
亡，其中很多死于营养不良或天花、霍乱等疾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印度，人比
田地更多产，人们信神信得发狂，而对可怕的自然灾害却束手无策。这个国家有悠久的历
史，然而现状却变化莫测，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它那样问题堆积如山。”
甘地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苦难的国家。甘地的家族信奉印度教，属于毗湿奴教派①，为第
三种姓——吠舍的一支，班尼亚种姓②。甘地家族曾世代经商，但甘地的祖父乌塔昌德弃商
从政，先后担任过卡提亚华半岛上几个土邦的首相，甘地的父亲及其叔父也做过波尔班达邦
王公的首相，这使甘地家族在卡提亚华享誉一方。
①这一教派奉行仁爱、不杀生与素食，提倡苦行。
②印度教社会有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贵族）、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和
工商业者）和首陀罗（无技术的劳动者）。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接触者”阶层，
被蔑称为“贱民”。他们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庙朝拜，不能在大路上行走。这些奇特的
种姓还被分成将近3000个小种姓。每一种姓都有传统的职业和特定的生活方式与习俗。
甘地的父亲拉姆昌德·甘地曾因丧偶先后连续结婚4次，一共生有3男3女，甘地排行
最小。甘地认为他父亲“忠勇侠义，慷慨大方，热爱宗教”。虽然性情有些急躁和纵情肉
欲，却因其廉洁公正而闻名遐迩。他淡泊名利，无意升官发财，虽然没有给甘地留下雄厚家
财，却为之树立了良好的家风。甘地的母亲为一虔诚圣洁的宗教信徒。她对宗教的笃诚给甘
地留下了深刻印象。据甘地回忆，她母亲每日必参拜神庙，每餐必作祷告，每遇宗教忌日，
她必绝食祈祷，而且时常许愿，有时甚至许下最不易奉行的誓愿，她仍信守不渝。不过，甘
地的母亲虽是文盲，却并非寻常的家庭主妇。她熟谙世理，知晓国家大事，她的才识曾得到
过土邦王宫里一些贵妇人的赏识。幼年的甘地曾多次随母亲出入王公府邸，在一旁聆听母亲
与王公寡母们的谈话，母亲的志趣对甘地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甘地在波尔班达度过了孩提时代。大约7岁时，他的父亲离开波尔班达去拉奇科特做王
府法庭的法官，他也前往那里，并在那里念完小学和中学。与很多政治家早年生活不同的
是，甘地并非一个天资聪颖的学生。他勤奋刻苦却反应迟钝，记忆欠佳，从小学到中学一直
成绩平平。他也不是一个活泼顽皮的孩童，他生性腼腆，胆小怕事，是个诚实规矩的孩子。
有一次，一位督学到甘地所在的学校视察，要求学生们默写5个单词以测验他们的拚写正确
与否，甘地写错了其中一个，站在一旁的教师用脚尖轻触了他一下，暗示他去抄身边一个学
生的写法，可憨实的甘地却不解其意，以为老师是在警告他别左顾右盼，结果除他以外，别
的学生都对了，他也因此挨了老师一顿骂。
当时印度教社会盛行童婚陋习，13岁那年，甘地与一位目不识丁的女孩嘉斯杜白结为
夫妻。两个无知的孩子由此被投入了人生的大海，过早地涉足了成人的生活。甘地这位后来
成为世界禁欲主义象征的人很快发现夫妻生活的乐趣，并因此坠入情网，迷恋家室。好在当
时印度教社会对于童婚这种残酷习俗有很多的限制，如做父母的往往不希望年轻的夫妇长年
厮守，童妇大半时间要消磨在娘家，加上婚后还要读书，沉重的作业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因而甘地才没有终日沉溺其中。
因婚事辍学一年后，甘地又返回学校，继续读中学。老师为弥补这种损失，让甘地跳了
一级。进入四年级后，由于大部分课程用英语讲授，甘地简直如坠五里烟云。新课《几何》
对于他过于高深莫测，梵文则要死记硬背。因为家庭的熏陶，他似乎对宗教情有独钟，而且
悟性很高。总的说来，中学时代的甘地仍平庸无奇，他对自己的才能缺乏信心。
甘地的少年时代，革故鼎新的风气已在这块灾难深重的大陆悄然兴起。当时一些印度知
识分子试图给积贫积弱的印度注入生命活力，开始倡导印度现代化运动。他们的目标是致力
于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他们喊出了“以理智与推理代替纯主观的教条和信仰，以科学与进
取，代替玄想与保守，并以新的宗教观念代替旧的偶像”。受这些思想的影响，甘地所在学
校的许多教员和知名人士开始破除教规，喝酒吃肉。在他的同学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英人雄纠纠，印人何其小，肉食者治人，身躯六呎高。”甘地的好友，一位体格强壮，身
姿矫健的小伙子，也不时在甘地耳边宣传吃肉的好处：“我们是一个孱弱的民族，因为我们
不吃肉；英国人所以能统治我们，就因为他们吃肉。”并说自己之所以体魄强健，也是因为
吃肉的结果。从小在素食环境里长大，却一向瘦小纤弱、胆小怕事的甘地不能不为之心动。
他开始相信吃肉能使自己身强力壮，胆识过人，如果全国一致肉食便可将英国人打倒。
革新热情和好奇心驱使他第一次背叛自己的父母和信仰，和他的同伴一起偷偷摸摸地找
到河边僻静处，生平第一次看见并吃了山羊肉和面包。初次的尝试很糟糕。山羊肉的粗糙和
膻味让他无法下咽，加上心理作用，他最后不得不抛下山羊肉走开了。当晚他作一夜恶梦，
仿佛总有一只活山羊在肚子里苦苦哀叫，然而一想到肉食并非为顺从口腹之欲，而是出于为
自己和同胞的强壮英勇这样一种责任，他便心安了许多，并且还要进一步尝试。
他们不再像做贼似的龟缩在河边僻静处，而是频繁出入政府宾馆大厅，享用色香味俱全
的荤宴。潜移默化中，他不再厌恶洋面包和山羊肉，也不再为山羊而心生怜悯，而且渐渐爱
上了荤食。这种尝试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便结束了，因为美味佳肴尽管有益健康，但价格高
昂，一般印度人不敢问津。再者，老是背着父母去做这些事情有悖甘地的天性。甘地本人认
为吃肉固然重要，可是欺骗父母，过不诚实的生活，岂不更坏。所以甘地决定在父母健在的
时候，暂且遵从他们的愿望，尽一份忠孝之心。
在进行肉食体验的前后，甘地情不自禁有些放浪形骸。他曾和同伴一起光顾妓院，因他
木讷怯懦徒然遭到一阵羞辱而落荒而逃。他也开始嗜好吞云吐雾。由于家中管教甚严，他没
有钱买烟，只有捡烟头抽；烟头找不到，就去借钱；借不到就偷佣人的零用钱，甚至偷偷地
从哥哥的手镯上刮下一块金子去变卖。在干着这一勾当的时候，他内心所受的折磨使之曾尝
试过自杀。
最后甘地毅然向父亲忏悔。他向当时卧病在床的父亲写了一封悔过书，承认了自己的错
误并发誓不再偷窃。甘地本来以为暴躁的父亲会高声呵斥，捶首顿胸。然而父亲却老泪纵
横，一言未发。父亲的眼泪与宽恕在甘地看来是一堂非暴力的实物课，他深深领悟了忏悔的
力量。
甘地16岁的时候，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父亲因久患瘘病终于卧床不起，妻子偏偏
又在这时有了身孕，孝顺的甘地和母亲及家中的一个老仆人一起担当起看护病人的责任。甘
地常给父亲清洗创口，敷药、配药并协助其吞服，每天晚上还坚持在父亲腿上按摩，直至有
人接替或父亲安然睡去才肯离去。可是年轻的心思却常使他一心二用。虽则每晚忙着为父亲
按摩双腿，心中却记挂着有身孕的妻子。终于有一天发生了甘地追悔莫及的事情：约莫晚上
10点半到11点钟左右，甘地的叔叔接替他服侍病人，他便乐不可支地直奔房间与妻子温
存。仅仅五六分钟后，佣人扣响了这对年轻人的房门并告之父亲去世的消息。甘地闻言，羞
愧难当，他为自己没能在父亲弥留之际尽份孝心却耽于与妻子缠绵而无地自容。他认为这是
他终生难以洗刷和忘怀的污点，为自己的纵情恣欲而深感羞辱。在这之后，他的第一个孩子
生下几天便夭折了。这些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他后来产生节欲思
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1887年甘地念完中学，通过统一考试进入巴纳加尔城的萨尔马达斯学院就读。然而他
听不懂教授的讲课，也谈不上什么兴趣，学习生活很不如意，一学期后他趁着学校放假打道
回府。
正当甘地为下一步学习愁苦不堪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一日，甘地家的世交，一位
学识渊博的婆罗门马福济·达维先生前来拜访甘地的母亲和长兄。当来人得知甘地在萨玛尔
达斯学院就读时，便建议道：“当今时代，如果你们不受适当教育，就别想继承祖业。但如
果按部就班地在国内就读恐怕也很难如愿。倒不如送他到英国去学习。不仅经济，而且时
髦。等他学成归国，帝万①的职位便会送上门来。”这个建议很合甘地的口味。他当即询问
长兄能否送他去英国学医。哥哥说：“我们毗湿奴教派不应做解剖尸体的事，父亲希望你能
当律师。”马福济·达维也附言道，“我倒不像你父亲那样反对学医。不过，你要是拿个医
科学位，也当不了帝万，也就担当不起这个大家庭的责任，做律师倒是个好差事。”
①帝万：旧时印度土邦的首相。
客人告辞后，甘地便开始构思他的出洋计划，然而现实却不像甘地想的那么简单。首
先，是宗教陈规的约束。因为毗湿奴教派禁止其教徒航海旅行，儿子要漂洋过海，这对虔诚
信教的母亲是件极为痛苦而难以接受的事，寡居的母亲为此心烦意乱。她对儿子说：“叔叔
现在是家中的长者，我们必须先和他商量，然后再作考虑。”母亲的意思是希望她的小叔子
能制止甘地的幼稚行为。为实现赴英理想，一向胆小怕事的甘地居然雷厉风行，他立即动身
前往波尔班达去向叔叔求援。正如甘地的母亲所料，叔叔对甘地远涉重洋前往英国忧心忡
忡。他说：“我所遇到的那些从英国回来的大律师，我看不出他们和欧洲人有什么区别。他
们对饮食没有禁忌，他们嘴上永远离不开雪茄，他们穿的衣服也和英国人一样丢人。所有这
些都和我们家的传统背道而驰。我怎么可能答应你到英国去呢，你还是回去问你的母亲吧。”
甘地只得回去恳求母亲。为说服母亲，甘地求助于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家中的老顾问
贝哈吉·史华密出来说情。自己也对母亲庄严保证：不吃肉，不喝酒，不接触女人。最后，
母亲经不住儿子的死缠硬磨，总算答应放他远行。
筹措经费也是个非同小可的问题。父亲逝世后虽仍有津贴，但家用日紧，要筹措这笔盘
缠，显然力不从心。甘地的哥哥提议甘地去找波尔班达邦现任财政官李立先生，请他出面为
甘地谋得政府资助。但财政官同甘地的叔父私交甚笃，甘地叔父既不答应他出国留学，财政
官当然也不会帮忙，甘地自己给李立先生写了封信，希望求见，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无可奈何的甘地最后只好变卖妻子的首饰，并向为人慷慨而又始终关心他的兄长求助。
好不容易凑足了经费，然而好事多磨，当甘地告别母亲、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在哥哥
的陪伴下，欢天喜地前往孟买时，6～7月间印度洋上风高浪急，使他马上成行的希望破
灭。哥哥将他安置在孟买的一个朋友家里静待时机，自己回到拉奇科特。
甘地在孟买焦虑不安，度日如年。可偏偏节外生枝，甘地所属的种姓又发难了。甘地是
莫德·班尼亚种姓里第一个出国的人，这在保守封闭的种姓社会是件了不得的事情。他们召
开种姓会议，要甘地回去接受讯问，甘地以少有的勇气接受了挑战。在种姓会议上，甘地的
一个远亲宽德族长声色俱厉地告诉甘地：“依照本族规矩，你去英国是不妥的。我们的宗教
禁止航海远行。我们还听说到了那里如果不损害我们的宗教，便无法活下去，有的人不得不
和欧洲人同饮食。”
甘地据理力争：“我并不认为到英国求学是违背了宗教。我到那里的目的只求深造，而
且我已答应母亲，不做你们最害怕的三件事。我相信我的誓言能确保我的安全。”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在那里要保持我们的宗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我同你父亲的关
系，你应当听从我们的劝告。”族长反驳道。
“我知道那些关系，而且我把您当成我的长辈。但在这种事情上，我无能为力。我去英
国的主意已定。再说先父的朋友和顾问，一位尊敬而有学识的婆罗门也未反对我出国，家母
和家兄也未反对。”
“可是你竟敢不服从本种姓的命令！”
“我实在没办法，我想种姓本身不应干预此事。”
族长恼羞成怒，他当众宣布：“从今日起，这孩子不应被看成本种姓的人，谁要帮他或
到码头去送行，就得交1卢比4安拿的罚款。”
这件事后，甘地一刻也不想呆下去。幸好这时有个律师要到英国去执行公务，将于9月
4日乘船启程。甘地便和这位律师搭伴于9月4日乘船离开了孟买，一路乘风破浪，驶向他
心中神往但又一无所知的国度。
出国成行的短暂兴奋过后，新的忧虑接踵而来。除了不懂欧洲礼节出尽洋相外，生活的
不习惯也令甘地无所适从。他很不习惯用英语跟人交谈，也不会使用刀叉。进餐时，往往弄
不清荤素，加上菜价之昂贵，味道之难吃常使他望而生畏。很长一段时间他仅仅只吃从孟买
带去的食物，在半饥半饱中苦度时日。
初来英国，生活极不安定。一开始，甘地和律师马兹慕达寄住维多利亚旅馆，因费用昂
贵及孤独难耐，他们又经熟人介绍租了一处房子。然而陌生的际遇与难解的乡愁还是常使这
位来自印度西海岸的18岁青年黯然神伤。每当夜阑人静，他常辗转反侧，难以成眠，饱尝
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苦无告。
没过多久，同乡梅赫达医师来看他，甘地听从其建议，搬到里奇蒙的英国人家里，以便
更多地了解英国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主人和蔼体贴，常教甘地一些英国人的规矩、礼仪。
与这家人的相处使甘地渐渐习惯用英语讲话，但是饮食依然很成问题。由于发誓素食，他所
能吃的东西十分有限。早餐的麦糊倒还可以凑合，午饭和晚餐多是蔬菜、面包与果子酱。青
菜一般只是用水煮过，且不搁印度人一刻也少不了的盐或香料，甘地实在难以下咽，况且这
些东西对一个胃口很大的印度人来说根本不顶事。出于礼貌，他每次只吃两、三片面包。和
善的主人见状，就劝他打破戒律。屡劝无效，主人也急了：“如果你是我弟弟，我就送你回
去，你母亲既不识字，也不了解这里的情形，在她面前发的誓言有什么价值，坚守这种誓言
是纯粹的迷信。我要告诉你，你这样执拗在这里不会有好处。你吃过肉，而且觉得好吃，你
在绝对不需要的地方倒吃了，现在到了该吃肉的地方却不吃，真是不可思议。”但不管别人
怎么劝，甘地仍坚守一诺千金的古训，决不违背誓言。一个月后，甘地搬到伦敦一个英印混
血种家里，依然因饮食不习惯而苦撑苦熬。
百无聊赖的时候，他也经常翻翻报纸。久而久之，读报便成了习惯。他每天至少花一小
时浏览《每日新闻》、《每日电讯》、《保尔·马尔公报》，从中产生了对时事的极大兴
趣，并获得了很多知识。闲时他也出去逛逛，顺便找些能吃素食的地方。有一天，他在法林
顿大街找到了一家素食馆和一些有关素食的书籍。这一发现令甘地喜出望外，这不仅使他开
始摆脱进食的苦恼，而且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素食体验者。以此为契机，他阅读了不少有关
素食的著作，了解了素食的宗教、科学、实践与医学的根据。他订阅了英国素食者协会出版
的周刊，并参加了这个协会，还一度成为该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他还在自己居住的地
区主办了一个素食者协会，将一些趣味相投的人网络在一起，交流感受与心得。正是在伦
敦，甘地同那些被认为是素食主义者的知名人士有了往来，并开始了关于饮食方法的不断体
验。他不再吃特意从国内带来的糖果，对于香料的嗜好也逐渐消失，出于经济与健康考虑，
他不再喝茶和咖啡，有时还不吃淀粉质的食物，只光顾廉价的素食馆，靠面包、水果、奶
酪、牛奶、鸡蛋之类度日。不过，总的来说，甘地在英国的素食体验主要是从经济与养生之
道出发，至于从宗教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则是到南非以后。
甘地在逐步摆脱孤寂与饮食方面的困扰时，也在尝试适应英国的社会环境，摆脱窘境。
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使自己的衣着服饰、言行举止具有绅士风度。为此他不惜重金，特意
买回了一顶漂亮的丝帽、一套高档晚礼服、一双锃亮的皮鞋、一双白色手套和一只镶有银球
饰物的手杖。还叫他哥哥寄来了一条双层金链表。他还买了一瓶美发油，梳整他那桀骜不驯
的头发，每天花上几个钟头站在一面大镜子前连续不断地练习打领带。当有人告诉他做绅士
必须学会跳舞、法文和演讲术时，他不假思索地到一个跳舞班去学跳舞，还专门请了个教员
教他演讲术，并开始攻读法语。他说他当时就像一个古代隐士，为养只猫捉鼠，结果要养头
牛供他吃牛奶，还请专人来饲养牛。尽管这样煞费苦心，他仍然找不到英国绅士的感觉。
这种生活大约持续了3个月左右，终于有一天，甘地如梦初醒。他意识到自己花那么大
的代价来英国不是为了作一个英国绅士，以便在这里呆上一辈子，而是为了求学深造。如果
这样不务正业，岂不愧对自己与家人？他决定改弦易辙，不再为刻意追求绅士风度而枉费心
机，重新恢复自己省吃俭用的生活习惯，调整了追求目标，打算从知识素养方面向英国绅士
看齐。
在英国，要取到学位必先取得英国大学的入学资格。甘地首选的大学是闻名于世的牛津
大学与剑桥大学。然而这两所大学所需费用之高昂令他望而却步。最后他选择了入学考试难
度较大却费用相对低廉的伦敦大学。为准备入学考试，甘地开始进军拉丁文和法文，参加了
一个私人开设的大学预备班。由于时间紧迫，甘地单独租了一处住所。他深居简出，节衣缩
食，废寝忘食地苦干了半年，虽然第一次考试未能通过，他却并不气馁，反而以加倍的克勤
克俭迎接第二次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伦敦大学的一名学生，攻读
法律。
甘地在学习期间非常刻苦，他不仅读遍所有的课本，还特别深入细致地攻读了拉丁文的
《罗马法》，花了9个月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如布罗姆所著的长篇巨著《普通法》、斯尼
尔的精深难懂的《平衡法》、怀特和提德尔的《重要案例》、威廉士与爱德华合著的《不动
产》，以及古德维著的《动产》，从而获得了较为丰富扎实的专业知识。
除阅读专业书籍外，他还广泛涉猎各种宗教书籍。在伦敦的第二年末，甘地开始阅读英
译本的印度圣诗《纪达圣歌》。书中一些充满哲理的论断引起了甘地的强烈共鸣：“人如果
注意感官之物，那就将受它的诱惑，诱惑生爱好，爱好生欲火，欲火置一切于不顾。藩篱既
破，浩气无存，终至精神丧失，身心同归于尽。”甘地认为这些书就像无价之宝，是人们认
识真理的至上佳作。此外，他还读到《亚洲之光》、《通神学入门》并初次接触《圣经》。
他对《旧约》兴趣不大，对《新约》却爱不释手，其中《登山宝训》中所说“不要与恶人作
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如果有人拿你的内衣，你就连外衣也让他拿
去”，对甘地颇有影响。他还试图把《纪达圣歌》、《亚洲之光》和《登山宝训》里的教训
贯穿起来进行领悟。他读过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对先知的伟大、勇敢与严肃的生
活激动不已。所有这些，对甘地后来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曾对母亲立下誓言不近女色，在这一点上他同样经受着严峻考验。当时到英国留学的
印度学生不多，未婚的更少。但大家多以单身汉自居。这些人或许是对自己童婚的历史羞于
启齿，或许是担心道出真情会不利于同自己寄居的那个社会的年轻姑娘们幽会，反正很多印
度青年实际上过着一种很不真实的生活。受此感染，此时已是有妇之夫而且做了父亲的甘地
一度也冒充起单身汉来。甘地生性羞怯，不善交际，可偏偏也能得到一些年轻女子的喜爱，
最后甘地不得不如实告知真相以求解脱。
1890年，甘地留英的最后一年，一件意外遭遇几乎使他误入歧途。那年在朴茨茅斯举
行了一次素食者会议，甘地和另一位印度朋友得到邀请。朴茨茅斯是个海港，住有很多海军
人员，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也看好那块地方。甘地和他的同伴下榻的房东就是那样一个女
人。他们晚上开完会后回到寓所，常在一起玩牌。按规矩女主人也得参加，相互之间开些无
伤大雅的玩笑也属正常。可甘地的同伴却是一个精于同女人打情骂俏的角色，一开始甘地也
参与了这场危险的游戏，而且越来越魂不守舍，不由自主。最后他猛然想起了自己在母亲面
前立下的誓言，当即从现场“狼狈地、颤抖地、心慌意乱地逃回了自己的房间，像一只被追
逐的动物逃脱了他的追逐者”。经过一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第二天他便一个人离开了这块是
非之地。甘地认为他能在关键时刻逃离堕落，是因为他当时好像是得到了神的启示，是他对
神祈祷、膜拜的结果。
1891年6月10日，甘地完成了预定的学业并通过了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1日，在伦
敦高级法院注册。
6月12日，甘地告别英伦，启程回国。一路上，甘地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伦敦给他
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英国人的彬彬有礼与社会的繁荣发达，秩序井然，令他无比向往与留
恋。即将开始的生活又使他深感茫然。他认为自己虽读了不少书，取得了律师资格，但与生
俱来的紧张羞怯、对人情世故，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法律与社会环境的一无所知，令他无
限忧虑，他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开展未来的事业。
带着满腹憧憬而又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甘地踏上了故土。从孟买上岸，他便从哥哥的
口中得知他朝思暮想的家母已不在人世。这个噩耗使返回故乡的游子悲恸不已。得知母亲逝
世的伤痛未了，甘地的种姓问题又起波澜。甘地回国后，原来所属的种姓分成两派，一派主
张马上恢复他的种姓，另一派依然拒甘地于种姓之外。甘地虽然可以淡然处之，但他的亲友
却不能不为之苦恼，因为在印度，被开除了种姓就意味着被社会抛弃。最为这事伤脑筋的是
甘地的哥哥。哥哥是个名利欲极强的人，当初他为甘地出国深造费尽心机。现在，弟弟学成
归来，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当然不希望甘地因种姓问题而影响前程，所以他竭力讨好主
张恢复甘地种姓的那一派人。甘地一回拉奇科特，哥哥便忙乎着把他带到圣河里进行了沐
浴，并且大宴宾客，忙得不亦乐乎。出于对哥哥的尊敬，甘地勉为其难，任其摆布，加之甘
地本来是个本分而诚恳的青年，虽任性执著却并不遭人嫉恨，所以他才算躲过了种姓问题的
风波，被所属的种姓接纳。
为了满足哥哥的厚望与家用日益窘迫的需要，甘地决定尽快开业。甘地接受了朋友们的
建议，决定先到孟买去闯荡一番，因为那里的高等法院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与熟悉
印度法律的环境。在孟买，甘地挂牌营业。他接下的第一宗案子是由中间人介绍过来的一桩
小案，按规矩甘地得给中间人一份佣金，但他认为这有悖于他的为人准则而执意不肯给，尽
管他对当事人的收费比别人低得多。作为被告的辩护人，甘地第一次出现在孟买的小案法庭
上，按程序他得先向原告的见证人提出诘问。可事到临头，他竟胆小如鼠，一站起来就浑身
发抖，头昏目眩，竟然不知该问什么。他只好告诉代理人说他不能受理此案，让他另找高
明，自己灰溜溜地逃出了法庭。好不容易等来的第一宗案子就这样给办砸了。这次受挫使他
失去了再受理案子和到法庭露面的勇气，也没人再敢找他打官司了。
官司打不成了，怎么办呢？甘地愁苦地彷徨着。一天，家乡波尔班达的一个贫苦的人因
土地被没收，找到了甘地门下。案子看来是没有什么指望了，但甘地还是答应为他草拟一份
状子。虽然甘地不善言辞，毕竟文字上有功底，状子写得很有说服力，得到同行的肯定。后
来甘地就主要靠给别人写状子来支撑他的事务所。由于收入极为微薄，不能日敷其用，考虑
再三后，甘地决定重返拉奇科特。这样，甘地在孟买一共只住了6个月，便背起自己的全部
家当，带着满腹苦涩又一次打道回府。
毕竟拉奇科特是甘地的家乡，利用甘地家族的名望，做律师的哥哥及其朋友们的帮助，
甘地的律师业务还能运转起来。给人写写状子，平均每月尚可获得300卢比的收入。此时的
甘地也放弃了先前的作法。在孟买时他坚持不给中间人回扣，可在拉奇科特，他却按一定比
例付给办案的辩护士一点酬金。
得益于哥哥帮助，甘地虽得以勉强维持生计，但性格倔强，自尊心极强，又接受过西方
教育的甘地实在很难适应环境。这期间，他又遭到一次重大打击。这件事是由他的哥哥引起
的。有人控告甘地的哥哥在出任彼尔班达王公的秘书与顾问期间曾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
一状告到了对其兄素有成见的政治监督官那里去了。甘地在伦敦期间，曾与这位政治公署的
长官有点交情，哥哥想让弟弟去为他说情。甘地本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但耐不住哥哥的要
求，硬着头皮去见这位英国官员。不料这位昔日的伦敦故交不仅毫不留情予以拒绝，而且粗
暴地叫听差把他推出门外。刚从伦敦归来，尚未脱离那个社会文明举止的甘地感到自己蒙受
了一场奇耻大辱，他要求那位老爷道歉并声称如果不赔罪就要去告他。可是，这些在殖民地
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惯了的英国官员根本不吃他这一套。甘地窝了一肚子火，向亲友、同
行、乃至大名鼎鼎的律师请教，该如何去告这位老爷，但大家众口一辞，劝甘地忍耐为妙，
因为这种事司空见惯，世故如此，法律如此，你奈他不何。
这件事使甘地陷入了深思。为什么同是一个英国人，在伦敦时，他能和你成为朋友；可
是在印度，当双方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又无比凶狠，不可一世，同先前判若两人？
他认为这正是制度使人变得如此可怕。
甘地感到压抑，不仅因为他冒犯了这位英国长官，而且也因为他讨厌这里的一切。卡提
亚华本是由许多小邦组成的，各邦之间互相猜忌，官吏之间勾心斗角。置身在这种龌龊的环
境中，甘地感到窒息。他既不愿撇开尊严，曲意逢迎，又不愿忍辱负重，苟且偷安，更不愿
昧着良心同流合污，去作一个任人宰割的奴隶。甘地满怀忿愤与忧伤，再一次卷起铺盖。
这一次他回到了祖籍波尔班达，当时，波尔班达已属英国人管辖。甘地在其祖辈、父辈
们曾经供职的该邦王公手下谋得一份差事，其使命就是为波尔班达王公争得更多一点权利。
这里的行政官员虽有些是印度人，但其嚣张气焰并不比那些英国老爷逊色。在为波尔班达王
公争权夺利的过程中，甘地注意到许多贫苦佃农的惨况，接触到法律的不公正与执法者的玩
忽职守徇私枉法。官场的黑暗，现实的残酷令甘地无比痛苦，自己身为律师，不能捍卫法律
的尊严，对一些贫苦的当事人往往爱莫能助，也使他内心充满矛盾。
正当此时，一桩来自南非的案子改变了甘地的命运。甘地的同乡，一位富有的穆斯林商
人在南非开办的公司与另一家南非印度人公司因4万英镑的债务纠纷，正在南非法院打官
司，案子久拖未决，现在这家公司希望懂英文和英国法律的甘地能去那里协助他们所聘请的
律师尽快了结这宗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官司。聘用期为一年。甘地因国内的律师业务备受
挫折，能有机会摆脱这令人生厌的环境去一个新的国家碰碰运气，也非常高兴。对他已大失
所望的哥哥也赞成他到那里去闯闯。虽然对方给予他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商店店员的待遇，
但甘地毅然决定应邀前往。
甘地此番前往南非与当年赴英的心境有所不同。当年他青春年少，充满幻想。现在他已
经历了异国他乡的漂泊奋斗，经历了初当律师的挫折失败，甚至经历了尊严受辱，理想折翅
的痛苦，对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已深有体会。母亲早已作古，故乡除了一些伤痛的记忆已
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只有对妻儿的牵挂使他有些不忍离去，但南非的吸引力远远超过
了他对家庭的眷念，所以甘地在安顿好妻子后立即动身去孟买，坐上了去南非的头等舱位，
开始了他的南非之旅。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次航行会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等着他的将会
是一个新的战场。
发表于 @2004年03月13日 9:16 AM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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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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