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问题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吗？

中国人口问题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吗？

转帖 2010-10-23 11:51:08 阅读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一、前言—问题的提出

在普通人眼里，中国一切问题都是因为人口过多：近年电力短缺、粮食短缺，人们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但其实真正原因是1998年以来几年减少电力投资和粮食政策失误（请参看我的文章《从现在电力短缺看将来老年化》

  现在就业压力大，人们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1979年以来的教育失误，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但我国却没有，而有限的经费又主要投入到高等教育，导致大学生和低素质人找不到工作，技术工人却奇缺，结构性民工荒已经开始。

春运期间火车拥挤，人们将之归因于人口过多，其实真实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均拥有铁路才5．5厘米，不及一支过滤嘴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并且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象中国这样人员流动集中在春节这样短的期间？ 

中国近年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人们也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但其实中国环境污染是中国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意味着中国现在环境污染部分是发达国家转嫁过来的)。即便如此，中国森林面积在持续增长，沙化土地在开始减少。 

有人认为是为毛泽东鼓励生育造成人口过剩，1980年才不得不实行独生子政策，是对毛泽东错误人口政策的补救，要是没有毛泽东的鼓励生育也就没有后面的计划生育了。 

总之，人们认为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造成的，要是没有毛泽东的鼓励生育的话，中国生活水平早就赶上美国了，也没有就业压力，也没有环境污染了。 

本文从多个方面探讨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看看中国人口问题真是毛泽东鼓励生育的吗。

二、调控人口的两只手决定了人口增长呈S形变化

《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任何事物都有内在的调控规律，人口也一样。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人口的数量，在古代通过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疾病和瘟疫等激烈手段（我们姑且称之为“左手”）；现在通过不明原因的降低生育能力（我国不孕不育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已从上世纪70年代的1%-2%上升至现在的12.5%，接近发达国家15%到20%的比率）、晚婚、离婚、避孕、养老社会化、养育成本增高、减少性生活（电视、电脑等娱乐活动）、降低生育愿望等温柔手段（姑且称之为“右手”）。人类文明的进步导致调控人口的手段由“左手”换成“右手”。

在过去“左手”引起的高死亡率的时期，人类繁衍非常缓慢，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民族相继灭绝，整个人类也曾几度到了灭绝的边缘，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就必须有高生育率；而近代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掌握了对付传染病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削弱了“左手”的力量，死亡率下降，寿命在延长，这个时期仍然维持高生育率的话，就会出现人口过度膨胀，这个时候“右手”的作用就开始显现。这种“左手”、“右手”交替调控的方式，决定了人口呈长S形变化：数千年的低水平平稳期，两百多年的急剧上升期，然后是人口高水平平稳期。 

这种“左右手”交替过程中存在一个“窗口期”，这个时期生育率仍然高，但死亡率已经开始降低，寿命开始延长，这就是人口S曲线的上升期，这个“窗口时期”越长，人口增加越快，一个民族占全球份额越大。任何国家在这个“窗口时期”都会有人口压力，英国在18世纪处于这个“窗口期”时马尔萨斯写下人口论就是明证。但也正是这个“窗口时期”充满生机、活力，是一个国家国力上升最快的时期，大量年轻有活力的人口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创造力，在人口压力面前人类的创新精神是无止境的，18、19世纪欧洲处于这个“窗口期”的时候完成了产业革命，奠定现代文明的根基。现在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发展也得益于这个“窗口期”，这个时期会涌现出大量的科技和思想的创新，对此要加以鼓励而不是打击。这个“窗口期”也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一个容易出错误的时期，一旦失误将导致国家和民族从此走向衰败，因此为政者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树立起可持续的发展观。 

要是所有国家都是同样长度的“窗口期”的话，等于各国人口增长S形曲线是平行的，等人口平稳下来后各民族份额基本不变。1800年到1949年中国人口波动在4-5亿，属于S形曲线的下端；而发达国家却处于“窗口期”，人口快速上升，这段时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是不断下降的。在1949年后发达国家已经到了S形曲线的上端，人口在低惯性增长；而中国却进入“窗口期”，人口快速增长，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恢复性增长，会有人口“膨胀”压力，但熬一熬也就过去了。要是不人为干预的话，中国人口在2040年左右达到S曲线的顶峰，中国人口占全球份额将会部分恢复。换句话说，西方国家人口增加早，平稳的也早，中国人口增加晚，平稳的也晚，最后人口平稳下来后中国占全球比例将得以部分恢复。中国的计划生育等于是人为主动缩短这个“窗口期”，减少“以人为本”的“本”。 

三、1800年以来中国、法国、英国对付人口压力的三种方式

在17世纪之前，世界人口波动在低水平，中国人口一直波动在数千万，18世纪（康熙、乾隆时期）由于美洲高产作物（如土豆、红薯、玉米等）在中国得以普遍种植，使得粮食数倍增加，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大为增加，而政局稳定，“摊丁入亩”的税收政策解除了政府对人口的限制，等于减弱了“左手”作用，其时“右手”却没有出手，在这个“窗口期”中国人口快速增长（同期欧洲、亚洲等适合种植这些作物的国家的人口也增加迅速），1792年乾隆皇帝年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到1800年左右中国人口增加到4亿，占全球人口40%。 

但自从19世纪初开始，粮食增产再次达到极限，中国的洪亮吉在1793年写了《治平篇》、英国马尔萨斯于1798年出版《人口原理》，揭示了人口繁衍速度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面对人口膨胀压力，中国、法国和英国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对策。

中国由于地大物博，政府没有感到迫切的压力，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当时还是乾隆盛世，完全有潜力找出对策），听任人口重新由“左手”调控，在其后的一百多年由于战乱、疾病、瘟疫等，中国人口停止增加，到民国初期仍然只有4亿（占全球25%），到1949年增加到5.5亿，现在为13亿（占全球20%）。 

法国采取被动措施，通过加强“右手”力度，减少人口出生。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法国人因为讲究快乐，便极欢迎马氏（马尔萨斯）的学说，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们所用减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这种种自然方法，并且用许多人为的方法。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 

而人口密度最高、资源最缺乏的英国面临的压力最为急迫，采取主动措施减弱“左手”力度，完成产业革命，建立殖民地，一方面从殖民地获取粮食，另一方面通过移民缓解本国人口压力。 

换句话说，法国是自动缩短“窗口期”，而英国是尽量延长“窗口期”。英法两国对付人口压力的两种方式产生的后果截然不同。1800年法国人口2744万，英国人口1500万左右（其中本土人口1000万左右，移民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的500万左右）。现在英法两国本土人口均为六千万，就是说这两百年，法国本土人口增加2.2倍，英国本土人口却增加6倍。而法国移民远远比英国移民少，比较集中的是加拿大的魁比克省。现在美国人口2.957亿，加拿大3280万，澳大利亚2000万，新西兰400万，美国、加拿大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40%以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70%以上。那么最为保守估计，1800年的时候1500万英国人现在的后裔有2.1亿，增加14倍（同期中国人口只增加3.2倍）。而法国加上移民后裔也只增加2.5倍左右，就算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10%是法国移民，最乐观估计也绝不会超过3.5倍。法国是有名的人口停滞之邦，也是世界上人口结构最早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的国家。原本是欧洲一支方言的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语言，而原本辉煌的法语却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而西班牙语却因为拉美等地西班牙语人口的快速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  

英国移民固然占有世界的主要资源，但对全人类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近代科技、制度的进步主要都是英国和美国这个英语国家所引发的，全人类受益。还说我那句话：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明朝政府空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但不主动出击，反而因为惧怕倭寇的侵扰而被动闭海，明朝中期延续到晚清的闭海政策使得中国失去制海权，屡受列强欺辱。 

从英法两国的人口政策和中国在制海权上的失误看，“主动”与“被动”确实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科技不断进步，单位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不断增加，中国现在对人口的相对压力远比当年英国要小，在资源、市场已经全球化的今天，难道我们还要被动单独减少我们民族的人口？

纵观中国人口史，中国人口是数千年的低水平平稳期，一百年左右的快速增长期（1700-1800），一百多年的中水平平稳期(1800-1930)，十几年的低速增长期(1930-1949)，三十年的快速增长期（1950-1980），然后是低惯性增长期（1980-2020），最后是：

A、高水平稳定期（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的话）

B、缓慢减少期（停止计划生育但不鼓励生育的话）

C、快速减少期（继续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四、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国的高生育率

中国人口在停滞了一百多年后，于1949年后再次快速增长，由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59年的6.6亿，1970年的8.5亿，1976年的9.5亿，再到1980年的10亿。一些人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并不假思索将人口问题归到毛泽东身上，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广为流传，意思是毛泽东1959年“错批”马寅初，从而“误增三亿”人口。中国人口由1950年的5.63亿增加到1980年的10.01亿，增加1.78倍；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地区人口798万增加到1785万，增加2.24倍，大陆怪毛泽东，那么台湾怪谁？我在《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一文已经驳斥了这种观点。 

我们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人口快速增加的。社会越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水平低，死亡率高，就必须有高的生育率才能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养育孩子相对成本也低，生育意愿也高；社会越发达，生产力水平高，死亡率低，社保制度健全（social security），养育孩子相对成本高，生育意愿低，生育率也就低。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就有“财丁不可两旺”的说法。 

国际上一般采用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人民生活质量。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个方面的指标：一是指人均收入，通常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美元值，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的多少；二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以反映卫生发展状况；三是总入学率和识字率，以反映教育发展水平。国际上将人类发展国家分为三类：一是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在0～0.5之间；二是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在0.51～0.79之间；三是高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在0.81～1.0之间。我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资料，比较了世界各国的HDI和总和生育率，发现HDI越高，生育率越低。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生育率都非常高。比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HDI在0.9以上，但平均总和生育率只在1.5左右；布隆迪、尼日尔、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的HDI在0.3左右，平均总和生育率在7.0左右。

纵向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随着HDI的提高，进入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行列后，都经历过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化（从“窗口期”进入S形顶端）。比如日本，HDI在1870年为0.16，在1913年的时候为0.381，当时妇女平均都是生育6个左右孩子，即使在1940年代，HDI为0.5左右的时候也还平均生育5个左右孩子，但是随着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HDI在1950年突破0.607（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中期水平），生育率急剧下滑，整个1950年代平均只有2.5左右，现在HDI为0.943，生育率下降到不到1.3了。同样，韩国在1950、1960年代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左右孩子，但随着经济的起步，HDI在1975年达到0.707，1985年达到0.78，生育率在1970年代急剧下滑，到1985年只有1.67，现在竟然不到1.2。泰国在1960年代总和生育率还在6.0左右，197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HDI增加到1985年的0.678（相当于中国1990年代初期水平）， 1995年的0.749（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生育率下降到1985年的2.3，1995年的1.95。印度在1970年之前与中国一样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左右孩子，经济发展比中国缓慢，但生育率也在1970年代开始缓慢下滑，现在印度的HDI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中期水平，生育率只有2.78了。 

两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国家和地区（韩国、香港、台湾、泰国、越南等）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 

　　人类发展指数的国际比较（187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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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1870----1913--1950---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3
中国--xxxxx--xxxxx--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
印度--xxxxx--xxxxx--0.160--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
日本--0.160--0.381--0.607--0.857--0.882--0.895--0.911--0.925--0.936--0.943
美国--0.467--0.733--0.866--0.867--0.887--0.901--0.916--0.929--0.938--0.944
俄罗斯xxxxx--xxxx—xxxxx—xxxxx--0.809---0.827--0.817--0.770--0.781--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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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HDI在1950年才0.159，经过25年的努力，在1975年HDI达到0.525（相当于美国1880年左右的水平）。就是说中国在1970年之前属于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在这个发展层次的国家都是6.0以上的高生育率的。而1970年之后，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急剧下降的。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是凭减少人口提高HDI的。美国HDI从1870年的0.467（中国1960年代水平）增加到1913年的0.733（中国现在的水平），花了43年；日本HDI从1870年的0.160（相当于中国1950年水平）升高到1950年的6.07（中国1980年代中期水平），花了80年。 

中国和印度HDI在1950年时候没有差别，两国主要差别出现在1975年前，而这段时间两国生育率没有差别；现在中印之间的差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79年，而印度始于1991年，中国经济比印度早起步十几年；印度的年轻人口结构赋予印度巨大潜力，而中国却已经开始迈入老年化社会，2030年之后印度可能超过中国，然后将中国拖在后面越来越远。可见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差别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中国的计划生育并没有为提高HDI做出贡献，因为中国是以三倍的成本培养一个劳动力；并且过去二十多年时间是高就业压力的时候，减少养育新生人口的时间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只能增加就业压力。 

正如胡鞍钢所指出：“在构成人类发展指数的三项指标当中，教育是一项最为关键的指标。教育本身就是人类发展水平高低的一项衡量指标，同时教育对于提高人民的收入和提高预期寿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教育既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也是人类发展的手段，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与手段的统一，在人类发展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邓小平也说过：“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素质低，人口就是沉重的负但；素质高，人口就是巨大的人力资源和人才优势。怎样才能变人口负担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矛盾转化的条件就是教育。相对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1979年之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得令人刮目，基本上是免费义务教育（参看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农村离免费义务教育有多远？》。然而中国在1980年实行严厉计划生育后却同时降低了对教育的投入，农村初中毕业生上高中的比例一下子降低了很多，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比非洲穷国都少，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教育成了家庭的主要负担，导致现在还得靠出卖廉价劳动力。而有限的经费由主要投入到高等教育，导致大学生和低素质人找不到工作，技术工人却奇缺，结构性民工荒已经开始。 

要是将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和教育失误在一起看的话，等于中国白白减少1.3亿人口，即减少今后劳动力的数量，又降低劳动力的素质，白白牺牲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中国人口“过剩”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吗？

新中国成立之际，美国艾奇逊暗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有出路。艾奇逊这些言论在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毛泽东针对艾奇逊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大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80年代，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被一些人认为是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鼓励生育的主要根据。

其实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只是为了消除艾奇逊言论的负面影响，并不表示真的鼓励生育。同样，针对核威胁，毛泽东也说过“不怕死人”的话。说什么并不表示做什么，要看当时说的目的。

并且毛泽东否定中国人口过剩的观点本身并没有错。三联书店在2000年出版《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作者为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之子李中清。在这本书中，作者用非常详尽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证明了中国在过去的三百年间，即使在清朝后期，也根本没有过“人口过剩”。马尔萨斯的中国人口观是完全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极度无知的基础上。

改革开放以来不是一直宣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吗？不是一直强调“再穷不能穷教育”、 “教育是立国之本”吗？不是一直强调“发展卫生事业,保障人民健康”吗？要是单纯根据领导人说的话，那现在中国应该早就是一个科技、教育强国了，医疗卫生也应该取得很大的进步了。事实怎么样？ 改革开放以来对科技和教育相对投入急剧下降，是世界上罕见的少，在全世界191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都做到了免费义务教育（而我国HDI排名85位），而偏偏我们没有做到。按照卫生部长高强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的话，在改革开放之后卫生医疗是倒退的。

同样，1990年代以来，多位领导都说过“最头疼的是农业问题”之类的话，看起来相当重视农业了，农民收入应该稳步上升了。但事实上，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民不断“非洲化”，现在已经面临破产的边缘。

可见对评价一个领导人的功绩不能光看“说什么”，更要看“做什么”。胡主席低调地取消收容制，是在真正地关注人权，连美国总统布什都说胡主席对人权等问题是 “深思熟虑” （thoughtful）的；温总理替农民讨工资，取消农业税，承诺免费义务教育，这是在“做”，不光是“说”。

闲话少说，我们看看毛泽东成功鼓励生育了吗？

我上面已经说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解放初的高生育率。

18世纪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时候，欧洲妇女平均生育8、9个孩子，中国妇女平均只生育6个孩子，说明中国妇女现实极限生育率（不是生理极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现在非洲国家马里、尼日尔等国的HDI为3.0左右（相当于中国1960年代初的水平），但生育率为7.0左右。说明我们种族的生育能力并不强。

其实中国只在1953年之前稍微鼓励过生育（战后大多数国家都这样）。但1950年到1953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这几年分别为5.81，5.7，6.47，6.05），与1949年之前没有差别，也与当时的韩国、越南、泰国、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国台湾没有差别（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生育率都在6.0左右）。难道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鼓励生育了？可见中国当时鼓励生育起效不大（因为当时本身就接近极限生育水平，再鼓励也没有用；何况当时也没有明确鼓励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张）。在1971年中国开始计划生育（生育率在1970年代中期开始急降）之前，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与印度、韩国、越南、泰国、巴西仍然没有明显差别。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与现在印度差不多）。

可见中国人口“问题”并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

很多人认为要是在1950年代开始就采纳马寅初的观点控制人口就好了。我已经用详尽的数据说明了马寅初人口论的错误，幸亏中国没有采纳马寅初的理论（《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97339.html）。

此外，医学条件也不允许中国在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中国连避孕套都不能生产，绝大多数妇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只有顶级医院能做人工流产手术，总不能将育龄妇女都置于生命危险之中？总不能将生下来的孩子都掐死吧？在1970年代中国医学条件才开始成熟，避孕设施才有条件普及，才能比较安全地实行计划生育。

即便当时中国没有毛泽东，而是一个西方式的议会，马寅初的提议既违反西式的“人权”法则，又违反中式传统道德，有一丝一毫通过的可能吗？所以将人口问题算在毛泽东身上加以谴责是十足的诬蔑。毛泽东是共和国的奠基人，是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纵容对毛泽东本来正确的方面的污蔑，难道不怕动摇共和国的根基？

六、解放后中国人口快速增长原因--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

既然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口在解放后增长速度比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如印度）要快？

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三个指标。HDI主要用三个维度来评价人类发展：能否过一个长寿而健康的生活，是否接受很好的教育，是否拥有体面的生活水平。因此，这个指数不仅包括收入本身，而且包括预期寿命、入学率和识字率等其他指标。

建国初婴儿死亡率为20%(现在2.55%)，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现在50.2/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人民平均寿命1949年为35岁。可见解放初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是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致的，都非常低。1949年之后，由于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医疗卫生和教育当时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最近世界银行仍然高度评价中国当时的医疗进步），死亡率（包括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急剧下降，寿命显著延长，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1980年的68岁，再到现在的72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世界平均预期寿命只从1949年的47岁延长到1976年的58岁、现在的67岁，中国寿命延长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印度预期寿命现在都还不到64岁。并且中国的这种社会进步主要是在1979年之前所取得的。可见当时社会发展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

而根据联合国发展署的最新资料，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医疗、教育等）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的。中国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却没有使贫困人口受益。特别是没有能够将创造财富和提高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在废除了公费医疗体制之后，中国７０％到８０％的农村家庭没有医疗保险，这方面的缺失导致了婴儿的不必要死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在评述联合国报告时表示，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很快，卫生医疗却是倒退的。

虽然中国妇女生育率与越南、泰国、巴西、印度等地区没有明显差别，相对于中国本国1949年前也没有明显变化，但由于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人口快速增加，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70年的8.5亿、1980年的10亿。换句话说，1949年后中国人口比其他国家增加要快，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

一定要将现在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泽东的话，那只怪他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降低太多了、将寿命增加得太多了。

尽管农业技术、农田水利建设也取得很大的进步，但粮食增长仍然落后于人口增长。很多农业技术（包括杂交水稻）还在研究阶段，有些农业工程（水利工程、化肥厂等）还在建设当中，加上某些经济政策的失误，这种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明显，在文革高峰期的1971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8个孩子）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与现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就是说在1980年时候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世代更替水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考虑单身、不孕等因素，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而伴随经济的发展，人们生育意愿将不断降低。由于寿命增加在延缓（中国寿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只要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在低惯性增长一段时间后，就会停止增长。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步得以解决。比如1976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稻区推广，粮食大幅度增产。可见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的阶段性任务到1980年时候已经完成，毛泽东的人口政策已经将高生育率这只“蛇”打死。1970年代这样的宽松计划生育到1980年的时候应该逐步停止而不应该再强化。

其实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将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降低婴幼儿死亡率等），是不利于当时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并且会成为“不会抓经济”的话柄，因为要将婴儿抚养成人需要付出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十年育树，百年育人”，这些投入需要20年才能转化为经济力。但对当时的困难，熬一熬也就过来了，从民族长远利益来看，那些投入是战略投资。人口从来就是战略资源，只是很多人视而不见而已。中国人均GDP只有1200多美元（依照购买力也只有$5000），比突尼斯等很多穷国还少，但中国领导人仍然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尊重，出访美国等国可以到一流大学演说，而非洲小国领导可以吗？海外中国人仍然感到祖国的强大。诚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经济的生产基地。一旦中国人口这一宝贵资源减少，影响的将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而是整个全球经济”。为政者将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却说什么人多是问题。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有人说国际社会谴责中国计划生育是为了增加中国人口，好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但其实西方国家都希望人民币升值、希望中国政府提高工人工资。但要是人民币升值、工人工资提高后，中国还有什么可与国际社会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