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种大历史观

许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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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当天，据报道，辽宁、江西、安徽、河北、四川等地的多个城市统一试鸣防空警报来纪念"九一八"事变。沈阳市除了鸣放防空警报外，电台、电视台还插播"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画面。市区多条街道，行驶的车辆也停驶鸣笛。同时据报道，也就在这一天，济南婚庆庆典协会在网上发出倡议，呼吁新人婚礼避开9月18日这一天，同时呼吁全市的婚庆庆典行业不在这天举办、承办喜庆活动。顺带提下，九一八纪念日两天前，在杭州进行的世界杯女足分组赛中，3万多中国球迷一面倒的支持卫冕冠军德国队，对同属于亚洲的日本队频频发出嘘声。一名中国球迷毫不讳言："我们要的就是德国胜"。但是让这些球迷甚至全中国人都感到汗颜的是就在比赛结束后，日本女足队员仍然向现场球迷拉出了写有中、英、日三国文字的"谢谢中国"的横幅，并深鞠一躬。
尽管在中日破冰之后，两国关系逐渐好转，但是仍旧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最近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国人的异常表现也引来了某些理性主义者的批判，诸如告诫国人不要总是把自己放在受辱者的位置上，也有的告诫国人这是一种不理性的仇日情绪。我无意于拾人牙慧，我只想说明，在对日本的问题上，我们的国民缺少一种大历史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历史纵深（深度）的认识上，我们缺乏一种大历史观。我们懂得历史记忆，但我们对历史缺乏一种向后展望的勇气与睿智。的确，不可否认，日本曾经深深的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而日本本身对待历史的模糊态度也使得我们国民更有百分百的理由来仇恨日本、诋毁日本、蔑视日本--无论是日本的产品还是日本的女足运动员都是我们的出气筒。我们没有办法卸载我们的历史记忆，也没有办法压抑我们心中的仇恨情绪，这是国民的自由。那种刻意要求国民淡忘历史，摆脱历史束缚的做法本身就是剥夺国民思想与感情自由的罪证。实际上，无论德国的领导人怎么样向那些惨遭纳粹毒手的犹太人道歉，犹太民族历史深处中的记忆永远无法磨灭，而这导致德国在有关以色列的问题上小心翼翼，深怕激怒犹太民族脆弱感情中的怒火。对于我们的民族而言，我们保有感情自由与对历史记忆的自由，当然，也保有对日本发泄怒火的自由。然而，如果我们的国民只是简单的利用"感情杀手锏"来给日本施加道德压力，而缺乏一种超越感情的勇气，那我们也只能仅仅的爽上一把而已，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日之间友好合作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我们就好像活在温水中的"青蛙"，一旦在历史的余温与道德的制高点上心安理得时，殊不知我们在折旧中日互信合作的未来。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怒火发泄到日本的商品上，也可以将我们的嘘声献给来华参加比赛的日本女足运动员，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明天还需要日本商品，抵制日货的历史至今一个世纪了，但效果如何呢？同样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的运动员某天也要到日本参加比赛，试问，如果日本人也以牙还牙，那我们的运动员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也拉个横幅--感谢日本！在我看来，当我们告诫日本要"以史为鉴"的同时，我们却在无形中陷入了历史的泥淖中，缺乏一种向后展望的睿智，而正是因为这样导致我们不断地折旧中日之间互信合作的基础。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记住历史，忘记历史的人将在某天重遭天谴；但是，我们更需要有一种大历史观，因为我们不是活在过去，而是活在现在活在未来，或许日本需要为过去的历史悲剧而负责，但必须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明天负责而不管日本是否需要对此而负责。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思维看问题，那么，中日民间就算有再多的交流也于事无补。
第二，在历史经纬（宽度）的认识上，我们也缺乏一种大历史观，我们懂得历史的悲剧，却不能超越悲剧，从悲剧的根源中寻找到让我们奋发图强的路径。实际上，这种历史观的缺乏更多的是历史教育失败的结果，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更加突出。通过对历史进行大规模的削枝减叶，中国的近代史往往浓缩为"悲剧史"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英雄史"。我们可以将圆明园一键还原为一把"耻辱的火"，也可以要求我们的学生记住中国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的具体内容，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数目，《马关条约》中中国的具体赔款数字是如何的巨大……正是在这种历史教育的惯性中，我们的国民也开始养成了一种受辱者的心态，而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使得其首当其冲。在这种历史观的浸淫之下，我们缺乏将历史宽度进行扩展的睿智。我们或许知道悲剧，却没有深刻的认识造成悲剧的根源，也没有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同样，我们也总是将我们的目光集中在我们身上，为五千年的泱泱大国醉心不已而忘记了超越我们自身，走向日本，甚至走向世界。实际上，日本早已经将我们放到"解剖台"上进行无数次的研究与探索，而我们从来没有深刻的了解日本，一本《菊与刀》似乎让我们高枕无忧；而如果说我们开始了解日本，但我们却也忘记了要超越日本，研究世界。于是，这种亦步亦趋的思维模式让我们陷入无数次的挣扎中，也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毫无疑问，全方位的认识历史事件本身并不是仅仅出于理论乃至事实研究的需要而已，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能够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世，换句话说，研究之目的在于探索影响历史之关键要素，从这些要素中我们可以吸取兴衰荣辱的经验与教训，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一味的用感情替代对历史关键要素的认识或许"省力"，却无助于构建我们的美好未来。当我们缺乏一种将历史经纬向思维空间进行扩展的观念时，我们或许只懂得悲剧，却不知道我们的明天还会不会遭受同样的悲剧，也不知道国民如何从过去的悲剧中进行警醒。一句"勿忘国耻"总是容易的，但却是最不需要动脑的体现，我不相信我们的国民会沉沦到这个档次。
客观而言，这种扭曲的历史观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我们的政府。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有国耻日，也都有过被侵略与奴役的经历，因此，我们国民对历史记忆的敏感性自然是本能的体现。然而，如何引导我们的国民正确认识与看待历史，政府却没有充分的注意。这种不注意的根源在于政府对于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矛盾态度。一方面，由于中日之间的关系存在诸多的敏感性与不确定性导致我们的政府不愿意放弃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控制与引导，政府希望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给日本施加压力。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中日之间关系跌入低谷时，浩浩荡荡的反日大游行、日本大使馆面前的抗议人群、网络上慷慨激昂的反日言论、阻止日本加入联合国的巨额签名，都体现了政府有效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功夫；然而，另一方面，让政府困惑的是，一旦中日之间关系冰释并取得好转，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却也往往来个无中生有，让政府甚为为难。政府培养或者引导了仇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希望在关键的时刻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而在中日友好的时候能够偃旗息鼓。然而，这种有着巨大能量的民族主义情绪却有自身的惯性，就算政府施加压力，它也会持续发酵。政府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实用主义态度导致了民间对日仇恨心结久久不能消逝，也导致了两国之间互信基础的丧失。时刻记住，中国的人口是13亿，哪怕1％的人口仇恨日本也将会给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带来一定的影响。
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曾经表述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们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具体在对日问题上，我们始终不能摆脱我们狭隘的历史观，不能从一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日之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如果我们的政府也没有摆脱那种对民主主义情绪的实用主义观，那么中日之间的未来都将布满阴云。实际上，在我看来，政府所做要的是提供一个认识历史的平台与框架（未必需要统一的历史教材），少一点意识形态化与"爱国主义"的羁绊，而让我们的国民在自由选择与交流中形成一种客观的对日心态。实际上，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良好心智与勤劳的民族，我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证明我们的民族不能从仇日心结中解放出来（这样说并不是忘记历史），更找不出理由说明我们的民族会无缘无故的折旧我们美好的未来。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8-1-31   本站发布时间：2008-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