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关系

随着朝鲜在6月进行第二次核试和多番试射导弹以后，朝鲜半岛的局势一直处于极为胶着的均势。鉴于这种情况，联合国安理会早前一致投票决定，对朝鲜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所有十五个安理会成员国一致支持由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和美国发起的决议草案。当中中国立场鲜明，鲜有地投下赞成票，不禁使人怀疑中朝传统关系变调，因此为外界关切。

　　与此同时，因为朝鲜半岛核问题而召开的六方会谈，在朝鲜成功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以后已变得不再重要。朝鲜政府更在早前的东盟地区论坛 (ASEAN Regional Forum) 上表明不会再参与任何六方会谈的外交合作，直接放弃由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框架。种种迹象显示近期中朝关系确实有步进阴霾的不稳定性。

　　可是，适逢2009年是中朝建交60周年纪念，亦称为中朝友好年，是中朝双方近年来就外交关系而言极具意义的一年。年初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互致贺电，此外，一连串的外交互访和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标志着2009年是中朝关系踏入新阶段的里程碑。可是，短期之内，在朝核问题的负面影响下，中朝关系将走进起伏不定的震荡期。但当然就历史和长远而言，中朝合作这个冷战时代的产物，大体上依然有其存在的需要和价值。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朝鲜半岛一直是中、美、日、俄四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朝鲜战争、长期冷战等使各大国卷入了严重的双边和多边军事对峙和冲突。因此，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对确保东北亚地区的安定和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正因如此，中国有国家责任和利益去参与维护朝鲜半岛局势和平发展和降低军事冲突可能性的危机。

　　从中国的军事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国当然不希望朝鲜发展和拥有核武器。一个身在邻近的盟友，今天拥有了核武器，有可能在美朝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的时候，引爆中国的核武库。因此朝鲜拥有核武器，将使得中国面临的战略局势更加复杂多变，不利于中国的核战略决策的自由独立度。

　　当然，作为唇亡齿寒的中朝关系，就中国来说，朝鲜在领土和主权上的存在对中国的战略边疆考虑上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东北亚向来是列强利益必争之地，中国能够巩固朝鲜的国家稳定，有助建立国家军事威胁的缓冲国。中国有必要维护朝鲜的独立，以避免其他大国势力在中国的边境上保持军事存在，直接威胁到中国的重工业和粮食生产基地。因此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拥有无可争辩的发言权和干涉权。这种坚决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态度，应该让南北两个朝鲜以及东北亚其他三大国美国、俄国和日本完全明了，而不要使它们产生可以轻视和忽略中国国家利益的误解。

　　此外，体现于国家边境安全的理由，中国有理由极力维护朝鲜半岛的政局稳定和维持现有的南北政治分野不受改变。中国与朝鲜有相连的国家边境，万一朝鲜的政局出现突变或动荡，将会有数以十万计难民越过中朝边境涌到中国的东北部，造成极大的人道危机和对中国的国土构成不稳定因素。因此，为维持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和平发展，中国必须巩固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

　　冷战下的中朝关系

　　今年是中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60周年纪念。回看历史，朝鲜跟中国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可远追至1950年的朝鲜战争。当年，本着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派兵支持朝鲜战争。战争以后，中国与朝鲜续渐在理念、政治、军事上发展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在1961年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更加强化了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

　　中朝友好合作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基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相互平等主义。中国为了应对建国初期来自主权和领土方面的外来威胁，将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他国内政作为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原则，并应用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因此，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异。

　　到了1960年代，中苏交恶的升级给朝鲜提供了可以与中国和苏联两大强国来往的外交支撑。中苏纠纷在给朝鲜生存带来巨大威胁的同时，强化了朝鲜体制的独自生存力。正因如此，当时，以金日成为首的本土派系，大举清洗朝鲜国内的亲苏派和延安派，延安派由于得不到中国军队的支援而未能幸免于难，而亲苏派亦因为金日成与赫鲁晓夫交恶而断绝来往。此后，金日成正式改造朝鲜社会，建立门户闭关政策，向国民推行强烈的个人崇拜，并且建立主体思想、不假外求的政经考虑。

　　但由于朝鲜在中苏争端中较偏向中国，因此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苏联在政治上孤立朝鲜，并停止对朝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致使朝鲜遭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来自南方韩国的压力日增。1965年开始，韩国从日本获得大量经济援助，并决定向越南派兵支援美国。为了同韩国进行较量，朝鲜需要更多的援助以增强国力，然而显然中国暂未能满足朝鲜的需要。苏联看准朝鲜这一需求，开始争取拉拢朝鲜，以对付中国。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朝，双方重申与强调苏朝友好互助条约和苏朝友谊的重要性。随后不久，朝鲜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5月，苏联同朝鲜签署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莫斯科恢复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66年2月，朝苏签订《1966—1970年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1967年，苏联又同朝鲜签署了有关提供军事和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可见中朝关系与苏朝关系的此起彼落和外交张力。

　　然而，自1970年代起，由于中苏交恶和中美关系暖化，朝鲜慢慢走回均衡外交策略，即是平衡中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例如从1982年9月到1992年6月不到10年的时间，中朝两国重要官员互访共有85次，其中朝方访华71次，中方访朝14次。可见朝鲜努力同时与苏联及中国保持正常的和良好的关系。这种情况大体一直维持到80年代末苏联倒下为止。

　　后冷战时代的中朝发展

　　1989年，随着隔绝东西德的柏林围墙倒下，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政权亦不能幸免于难，一个接一个地被群众所推翻，接下来建立的是民主政体的资本主义政权。这种骨牌式的连锁反应，为朝鲜带来史无前例的震撼力。首先，由于失了苏联的外交和经济援助，朝鲜经济实力的空洞亦同时表露于毫无保障的国际环境之下，使其经济活动顿时停止下来，亦开始其经济衰退期。此外，由于不少从前的共产党国家在冷战结束以后纷纷投向资本主义的怀抱，这种外交策略性转向诱使朝鲜的最大盟友中国开展其跟韩国的官方外交合作，为中朝关系带来极大的冲击。

　　自从1992年以来，朝鲜国内的经济问题日益变得严峻。失去苏联的经济援助，朝鲜的贸易环境日益恶化，外汇储备越来越少，原料、燃料和原油的进口激减，从而导致冶金、煤炭、电力生产大幅度下降，整个工业生产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此外，1990年苏朝贸易额为 25.6亿美元，占朝鲜贸易总额的54%。苏联解体后，1991年朝俄贸易额急剧减少到4.7亿美元，比前年减少80%以上。此后贸易额逐年减少，可见苏联倒下对朝鲜经济发展带来沉重打击。

　　此外，朝鲜的外交孤立感进一步强化乃因中韩建交以后中朝关系受到很大的恶化。1990年代以后，中国开展更积极的全方位外交策略，把共产主义的担子放下，尢以与韩国建立官方外交关系最为影响中朝关系。由于中国朝向较平衡的朝鲜半岛政策，朝鲜也因此而在经济和外交空间上进一步被国际孤立。最后选择以建立核武来维持外交谈判优势和图以核武来维护国土安全。

　　1990年代以来，中朝关系大体上停滞不前，并且以核武和导弹技术发展增强其外交自主性。1994年的第一次朝核危机上，中国并没有参与最终建立的美朝框架协定 (Agreed Framework)。另外，朝鲜在1998年发射大浦洞导弹，将矛头对准美日等国之余，亦对中国的态度表示不满。而且，1990年代中期朝鲜经历了长达数年的饥荒和粮食歉收，外交发展处于极为保守的阶段，因此中朝关系在90年代左右陷入不景气的短暂时期。

　　直至90年代末中朝关系开始有所恢复。1999年6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华，这是自1991年金日成访华8年后朝鲜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中国，可谓是中朝关系的转捩点。此后，2000年5月和2001年1月金正日两次秘密访华、2001年9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和2003年10月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访朝，2004年4月金正日再次访华，两国领导人多次进行积极交流，并重新开始强调两国间“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朝关系进入了新的合作阶段。

　　此后，2002年发生了朝鲜半岛第二次的核危机，激化美朝之间就东北亚安全问题的核心矛盾。从2003年开始，通过中国的极力游说，成功拉拢美国、朝鲜和其他东北亚国家，建立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合作机制。在朝核六方会谈中，中国一直参与调停美朝双方在如何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差异和在维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前题下保护朝鲜的国家利益，避免美日对朝鲜推行过严的经济和外交制裁导致朝鲜的报复行动。因此，在2002年以后，中朝双方总体上朝向积极合作的外交环境发展。

　　及至2006年朝鲜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以后，中朝再次进入不稳定的双边关系。2006年10月，朝鲜在不顾安理会劝阻下，违背六方会谈所做的承诺进行地下核试，冲击东北亚局势。此后，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用了最为激烈的“悍然”外交辞令。是次地下核试带来对中朝关系的打击，原因在于由于朝鲜只在地下核试进行前的一个多小时前才发电通知中国政府，令中国政府感到愤怒和忧虑。纵然事后中国政府依旧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经济封锁和制裁，但此后，中朝关系一直停留在低谷位置。

　　虽然如此，中国政府依然呼吁包括朝鲜在内的有关各方，坚持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但事后中国更巧妙地把握平衡：一方面公开站在国际社会一边，对朝鲜进行谴责和制裁；另一方面私下会给朝鲜和美国施加压力，劝说朝鲜放弃进一步加重紧张局势的挑衅行动，也不能指望中国无条件保护。与此同时，强烈要求美国放弃通过国际统一阵线制裁朝鲜实现朝鲜政权崩溃的幻想，给朝鲜以出路。中国还要使美国认识到完全孤立朝鲜可能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激发朝鲜制造更大的麻烦。这种既能平衡五方不同意见的矛盾又巧妙地保障中朝关系不受破坏的外交方针，中国政府一直援用至2009年的第三波朝核危机。

　　2009年6月的第二次朝鲜地下核试，直截了当破坏中国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期望。朝鲜不理中国的反对，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固然向外界肯定了其核子国家的身份，但亦即同时破坏了由中国极力协调而成六方会谈的多次成果，大大动摇其六方会谈主席国的地位。亦正因如此，中国政府亦第一次宣布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行的经济制裁，鲜有地转站在以行动惩罚朝鲜政府立场的那一边，可见以近期来说，中朝关系慢慢踏入历史的新低点。

　　中国对朝鲜的影响

　　官方互访

　　自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失去了苏联作为经济和外交上的安全保障，中国便遂成为对朝鲜最具影响力的盟友，充当其经济援助合作和提供安全保障的同盟国。可惜从1990年代初至中期，无论就微观的国内经济因素或宏观的东北亚外交环境，朝鲜一直都处于极为被动和负面的情况，因而与中国的合作的机遇不多。但自从90年代末的外交突破以来，中朝关系的发展渐入佳境，并且透过多次双方以官方形式的互访，确立其全方位的双边外交关系。

　　其实，官方互访是中朝双方在建立更紧密外交关系的重要平台和媒介。这种机制起始于1999年6月当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问大陆开始建立，亦开始了金正日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经验的兴趣。此后，从2000年起，2001年和2004年金正日亦先后两次秘密访华，而2001年和2003年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亦曾到访朝鲜。可见双方积极推进就官方互访建立互信的友好合作关系。

　　当中，特别以2006年金正日访华最为触目。相比于前三次，这次是金正日来访时间最长、参访地点最多的一次。对上三次访华，金正日的逗留时间最长只有六天，除了北京，仅去过上海和天津。但是，此次他在中国访问九天，先后去过湖北、广东、北京三省市的宜昌、武汉、广州、珠海、深圳，参观了三峡工程和工业、农业、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十多家单位和企业。这显然，他主要是考察中国的水利工程，以及经济改革的内容和成就。这显示金正日对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特色已经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且希望借镜以图改革朝鲜经济困局。

　　改革经济借鉴

　　从上文分析得知，中朝双方通过官方互访达成更大的外交互信和合作，而且特别以中国经济改革模式和经验最能打动朝鲜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中朝双方合作的过程中，改革模式的经验分享成为当中最重要和核心的课题，亦带动中朝双方经济发展的轨迹。

　　事实上，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 (gradualism) 对朝鲜来说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模式。金正日2000年5月访问象征中国IT产业发展的北京中关村，2001年1月访问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对中国经济发展给予肯定的评价，并积极思考朝鲜开展中国式改革的可行性。另外，早前朝鲜政府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虽没有使用“经济改革”这一名词，但可以发现有借鉴中国改革经验的痕迹。2002年7月开始的所谓“经济管理改善”(Economy Management Improvement Measures) 措施在维持计划经济框架的同时，试图通过价格功能的引入提高鼓励效果和追求生产的正常化，这与中国改革初期的政策有相似之处。此外，2002年9月公布的新义州特别行政区政策，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是参考了中国经济特区模式的政策。由此可见，中国对朝鲜的影响，不单只在经常谈论的地缘安全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改善开放的议题下提供既宝贵又实际的经验。

　　无论如何，2009年对中朝关系来说是极具外交意义的一年。固然，起伏不断的朝核问题为中朝双方带来不少的外交冲击，可是，长远来说，就朝鲜的角度来看，中朝关系不论在传统性和实际效用上都是不能被取代的。因此，这个自冷战建立的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看来将会朝向更平衡互利互制的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当然，这种合作关系转化的成功与否，关键还要看朝鲜能否弥补核试以后破坏了的中朝互信，和其他周边国家的取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