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强国会打不赢弱国？

(美)杰弗里•雷科德
冰伦 编译
目前，伊拉克国内的抵抗活动依然此起彼伏，这充分说明弱国完全有能力给强国带来军事和政治上的莫大痛苦。至于美国是否会因此而放弃在伊拉克的日程表，目前尚不可知。
纵观1945年以来美军对外使用武力而惨遭失败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越南、黎巴嫩和索马里等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美国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无论在热战时代还是在冷战时代，美国都不断地遭遇过实力强大的敌人，比如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和苏联，但在这两个时代，美国同样也遭遇过实力比较弱小的敌人。尽管美国轻易地打败了米洛舍维其的南联盟和萨达姆的伊拉克，但是美国却未能打败越南陆军，未能消灭黎巴嫩的恐怖分子，对索马里的军阀也束手无策。最近，美国被伊拉克境内遍地冒出的抵抗活动搞得焦头烂额，已持续3年的抵抗活动相当顽强，依然看不到任何可能结束的迹象。
尽管存在例外，但是弱国击败强国现象自古有之，自从有了战争，就有了以弱胜强的战例：斯巴达人最终打败了雅典人；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赶跑了英国人；犹太恐怖分子迫使英国人从巴勒斯坦抽身；越共军队先后把法国人和美国人驱逐出印度支那……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相对的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很难成为一种可靠的战争结果预测器。
为什么强国会失败？ 这必须从强国败给弱国的诸多案例中找出具有共性的因素，同时也要看到美国输给弱国的特殊之处，经过理性分析与鉴别，就能找出问题的答案。
政治意志上的巨大差异
强国输给弱国的共同原因在于双方发动战争和打赢战争的政治上的决心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源于双方对战争即将带来的利益大小的认知程度不同。1945年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和越南赢得越南战争胜利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实力弱小的抵抗国在政治上抱着必胜的决心，因为一旦赢得胜利，它们获得的利益将远远超过强大的外来干涉国，而对于干涉国而言，他们取胜所带来的利益相对较小。在这些案例中，交战国双方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抵抗国无法给外来干涉国的存亡造成直接到威胁，因为他们缺乏侵略的能力。另一方面，外来干涉国不仅能够给抵抗国造成即将入侵的威胁，而且也能够实际占领抵抗国。可以这么说，战争对于抵抗国来说就是“全面的”战争，而对于外来干涉国来说，战争不过是必要的、“有限的”战争。从政治上来说，外来干涉国要想动员一切军事资源是不可能的，在政治上全民动员不仅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还被认为不是“必需”的。常规军事作战能力上的巨大悬殊，以及军事力量致胜论的盛行，导致了人们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充满着期待和憧憬。
超强的使命感能够弥补军事上的劣势。对强国和弱国而言，战争结果对双方的重要影响并不一样。对于孤注一掷的弱国而言，战争结果对它的重要性要超过对强国的重要性，所以，弱小的一方战斗更加顽强，充分显示出要以血换血的决心，而这代价却是强盛的一方所不能承受的。以美国独立战争为例，对于美国起义军领导人而言，失败就意味着自己将走向绞刑架，而对于在北美的英国指挥官们来说，失败就意味着回归故里，回到伦敦的繁华社会享受荣华富贵，说不定还能获得新的官衔。
在越南，美国试图镇压一场由敌人发动的旨在反抗外国统治力量、对抗强国的全面战争，而对于强国而言，这场战争的结果对其自身的影响远没有对抵抗国的影响来得重要。美国完全有能力，而且确实给越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是越南却没有能力，也的确没有威胁到美国在海外的核心安全利益，更别提威胁美国本土的安全了。因此，尽管越南共产党将其所有力量和可支配的资源全部投入到战争之中，而相比之下，美国战争期间平均每年的国防开支却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同时，对于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来说，确保美国在南越的安全利益远没有确保其在国内推行耗资巨大的社会改革事业来的重要。实际上，在约翰逊离开白宫后，他哀叹他的痛苦，因为他无法平衡“位于世界另一端的战争荡妇”和“他深爱的女人——社会改革”之间造成的资源竞争关系。
种种迹象表明越南共产党决心发动一场全面战争，而美国人的盲目只能说明美国无视越南的文化和历史，傲慢自负，目中无人，以为自己完全有能力主宰南越的前途，只能说明美国糟糕的战略。实际上，政治意志上的心理优势，也就是发动战争的决心，并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打败强大的敌人。
战略上的不对称
在非对称性冲突中，双方战略的互相作用最能预测战争的胜负。面对实力弱小的对手，如果实力强大的一方实施了错误的战略，那么它将在这场非对称性冲突中失败。实力强大的一方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战略：一是“直接攻击”，目的是摧毁实力弱小一方的武装力量和它发动猛烈抵抗的能力；二是“野蛮残暴”，目的是通过对非战斗人员的烧杀抢掠来摧毁实力弱小一方企图发动战争的政治意志，比如摧毁平民的庄稼，将平民关到集中营里，强奸、杀害和折磨非战斗人员等等。实力弱小的一方同样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战略：一是“直接防御”，或使用武装部队挫败实力强大的一方占领本国领土、屠杀本国民众和掠夺本国战略资源的企图；二是“游击战”，或“为避免直接的武装对抗，将一部分社会民众组织起来抗争，增加对手使用武装部队的成本。无论对于实力强大的一方来说，还是对于实力弱小的一方来说，以对手武装力量和军事能力为目标的直接途径，或者是野蛮残暴战略和游击战略，都是为了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
如果实力强大的一方以直接战略发动攻击而实力弱小一方则以非直接战略进行防御，那么实力强大的一方很可能会失败。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直接战略指的是动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整建制军队与同样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进行对抗，而间接防御战略与直接战略不同，典型的间接防御战略依靠非常备军（例如在非战斗情况下，很难将其与非战斗人员相区别）。因此，进攻方的军队在军事行动中杀伤非战斗人员就会激起防御方的抵抗。最重要的是，由于间接防御战略以牺牲领土、人口或资源等为代价换取时间上的主动，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下决心。在非对称性冲突中，时间的拖延对实力弱小的一方是有利的。
这种情况在越南战场上体现得最明显。美国选择了一种直接的“搜索并摧毁”战略，而敌人实施的是一种游击战的间接战略（春节攻势除外）。
这两种战略对抗的结果是，对美国来说，它在政治上陷入了泥潭。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在北美的军队也是采用直接战略对付美国军队，结果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沼。乔治•华盛顿经常动用民兵，而不轻易冒险动用大陆军。遇到实力强大的英国军队时，华盛顿往往采取随时撤退的战术，从而保存了大陆军的实力。美国起义领袖和越共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而他们的实力强大的对手却没能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游击队来说，只要没有失去，最后就能取得胜利，而对于镇压者来说，如果没有取胜，就意味着失败。
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实力弱小的一方来说，通过实施非正规战争进行间接防御是明智的做法，因为直接防御是迅速溃败的前奏。非正规战争的主要原则就是持久、消耗和伪装。实力弱小的一方不可能会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它有的是时间，它通过不停地骚扰对方军队，不断制造伤亡，增加对方的战争成本，从而破坏对方将战争继续下去的政治意志。持久原则还意味着以空间和资源换时间。伪装原则就是将军事能力化整为零，将军事人员分散到当地居民中，或隐藏在各种人工的或自然的地形中，从而避免遭到火力上具有优势的敌人的集中打击而导致全军覆没，同时，如果敌人发动进攻，必然导致大量平民伤亡，这将迫使敌人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而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失败。
20世纪，中国的毛泽东创造了一套理论并被应用于非正规战争，这套理论被称为“持久战”或“革命战争”，它令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共产党军队取得了很多的胜利，同时还激励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美国在越南遭遇非正规战争时，它既没有抓住冲突的政治本质，也没有看到其常规军事力量在印度支那政治与军事行动格局中的局限之处。美国自以为深谙战争之道，于是就发动了战争，结果却陷入了僵局，敌人超强的取胜决心和正确的战略令美国的军事力量无用武之地，从而陷入了越战泥潭。
道义上的负担
如果实力强大的一方是民主国家，那么它在对抗非正规敌人的持久冲突中所体现出来的脆弱性会进一步增强。为什么民主国家在这样的战争中容易失败，是因为它们发现，要将冲突升级到能够确保取胜的阶段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对实力弱小国家采取“野蛮残暴”战略从而打击其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这在道义上是不能接受的，在政治上也是站不住脚的。1945年以来，大多数民主国家越来越不能接受对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人民发动的战争。有学者指出，“民主国家在小规模战争中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促成的，包括对伤亡的敏感、对残酷的军事行为的反感和对民主生活的使命感。”民主国家的失败是因为他们不能解决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困境：如何将文明社会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与镇压战争的残忍统一起来；在残酷与牺牲之间如何找到一个能够让国内民众能够接受的权衡之计；以及如何在不破坏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保持民众对战争的支持。”
外部支援的作用
在实力相差悬殊的两个国家的对抗中，大多数抵抗国是失败的，如果没有具有重要作用的外部支援，实力弱小的国家要想打败实力强大的国家几乎没有可能。坚实的外部支援是将意志上的心理优势和正确的战略引向胜利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外部支援，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能够改变实力弱小国家与实力强大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然而，纵观美国独立战争、中国革命战争、法国发动的印度支那战争、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和苏联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我们不能认为外部支援是实力弱小国家打赢实力强大国家的决定性因素，甚至不能得出外部支援的作用超过了意志上的心理优势和正确的战略的结论。战斗能力的测评既包括可测算的具体指标（如兵力、武器数量和飞行架次），也包括无形的指标（如领导艺术、组织水平和士气）。但有一点似乎是有道理的，即，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和正确的战略，外部支援是不能挽救实力弱小国家的命运的。
美国还有自身的原因
在大量以弱胜强的战例中，我们重点强调了共性。但是，没有两个强国是完全一样的，每个强国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战争模式。那么，当美国与实力弱小的、具有心理优势和战略优势的非正规敌人发生战争时，在美国的历史、文化和战争模式中是否存在一些使美国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呢？至少有两个：第一，美国人总是试图将战争与政治分离，仅仅将战争胜利视为战争的结果，而忽视了战争其实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第二，美国军方对镇压抵抗运动深恶痛绝。以上两个原因的结合就是美国海外用兵（尤其是对实力弱小的非正规敌人的有限战争）却导致政治上一无所获的最好注脚。
军事胜利只不过是个开始，而不是结束。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企业那样处理战争问题将导致致命的疏忽，从而丧失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胜利的机会，同时，也不能意识到抵抗运动是政治斗争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而政治斗争是不能仅靠军事力量就能取胜的。实际上，有效的镇压抵抗运动限制了对兵力使用的判断力。军事上的胜利不过是战争的第一阶段，而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权以取代已垮台的政权则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最难以处理的阶段，如果单纯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追求军事上的胜利，就阻碍了人们对战争的政权变更阶段的思考和规划。不要忘记，战争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和平。军事冲突包括两个方面：赢得战争和赢得和平。我们在前者上具有优势，但是，如果不重视后者，战争上的胜利最终也会失去。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维护伊拉克国内稳定的要求日益迫切，这再一次暴露了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在非常规环境中的局限性。代号为“伊拉克自由”的军事行动虽然取得了对伊拉克常规部队的胜利，但是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政治胜利。难以根除的抵抗运动此起彼伏，部分原因在于联军并没有完全取得对伊拉克的控制权，也未能为伊拉克战后经济和政治重建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大多数维护稳定的军事行动和支援行动，包括镇压抵抗运动，本来就是人力密集型的行动，极为依赖特殊技能——比如人力情报、民事事务的处理、警察、公共卫生、外语、外国部队的培训和心理战。美军能迅速取得常规的军事胜利，却未必能保质保量地完成战后的这些任务。
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应该继续保持其常规力量的优先地位，而是美国是否应该根据发展变化的战略环境创建能够遂行维护稳定和支援行动（包括镇压抵抗运动）的地面部队和空中支援部队。以常规战争为目标而优化的兵力与作战原则很难符合完成镇压抵抗运动任务的要求。用于实施镇压抵抗运动的常规地面部队在作战原则与训练上都要求摒弃常规的军事习惯，并且要重新制定因地制宜的战术和条令，重视维护稳定的军事行动和支援行动。毫无疑问，经过重新改编的部队一般属于人力密集型部队，且火力配备相对较弱，因此，它并不适用于大规模的高科技常规冲突。
目前的争论并不是关于五角大楼无法适应非常规化的全球战略环境的问题，而是关于五角大楼对常规战斗部队编制的偏见，这种偏见长期存在而且难以消除。要克服这些偏见，需要进行许多重大变革，包括美国将如何组织、装备、训练和控制其军事力量。
即使进行了这些军事改革，仍然不保证能够取得战略上的成功。如果实力弱小的国家拥有比实力强大的国家更坚定的意志和更优越的战略，再加上外来援助，实力强大的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仍然有可能败给实力弱小的国家。《现代舰船-军事广角》
(责任编辑：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