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60分钟”创办人专访 我不想成就或毁掉总统(南方周末 20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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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成就或毁掉总统
南方周末    2005-03-03 14:51:40
“60分钟”创办人专访 我不想成就或毁掉总统

1993年,艾美奖终身成就奖授予“‘60分钟’的唐·休伊特以及这个节目过去和现在所有制片人和记者”。休伊特(中)与他那些白发苍苍的同事们。
□杨澜
肯尼迪与华莱士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事业成功都与一位叫做唐·休伊特的电视人有关。
2月24日晚上,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前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应邀来到上海,出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和阳光文化等单位举办的“国际电视主持人论坛”。与他同来的还有74岁的“60分钟”主持人莫里·塞弗。
25日下午,唐·休伊特先后接受了《杨澜访谈录》和本报的访问。
杨澜:莫里·塞弗说任何天赋都带有一点疯狂的成分,你知道这个吗?
休伊特:是的,他们总这样说。
杨澜:你在什么时候会对某些事情表现得疯狂?
休伊特:哦,我不喜欢“60分钟”现在的情况,它产生于几年前一个非常糟糕的决策——制作“60分钟II”。如果你拥有了一个成功的节目,就不要再去做第二个版本,让别人去做。我认为《时代》杂志就更明智,他们不会出版两个版本的《时代》杂志,而制作了一本《时代》和一本《人物》。
杨澜:你现在离开了“60分钟”,如果你仍然在那个位置上,是否会更巧妙的处理这件事?就像你在尼克松和肯尼迪的辩论中,处理摄像机位置和灯光那样。大家都认为你很支持肯尼迪,因为很多听收音机的人实际上支持尼克松。
休伊特:我向尼克松建议,我说,“你是否要化一下妆?”他听说肯尼迪不化妆,他也不要。肯尼迪不需要任何化妆,他来到演播室,没有人见过他那样的总统候选人——
英俊、衣着得体,像个哈佛毕业生,稳重镇定,看上去就像拥有整个世界。而理查德·尼克松看上去脸色又黄又绿……
杨澜:是你使他看上去这样的吗?
休伊特:绝对不是。他身体有病。肯尼迪知道外表的重要性,尼克松却不这么认为。尼克松来到演播室,看上去气色不好,因为下车的时候,他的膝盖撞到了汽车上,很疼……就在肯尼迪遇刺后,我们制作了一个特别节目,尼克松也参加了。在化妆室给他化妆的女人就是当年被他拒绝的化妆师。我对他说,“如果4年前你让这里的凯希为你化妆的话,你将成为总统。”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那我现在也死掉了。”我当真被他吓了一跳。
杨澜:肯尼迪怎样看?他重视形象吗?休伊特:是的,肯尼迪是那种明星总统,还有克林顿,你采访过他,他是第二位非常迷人的明星总统,英俊、妇女偶像。
杨澜:莱温斯基之前,珍妮弗·弗劳瓦斯曾宣布与克林顿有染。在这次事件中,你也拯救了他的总统竞选。
休伊特:那次,我在饭店的房间里同克林顿和希拉里会面……杨澜:是他们来找你的,还是你去找他们的?休伊特:他们来找我们。他们想同我们讨论珍妮弗·弗劳瓦斯的事件。他们俩都否认了那件事。他在撒谎,希拉里知道他在撒谎,她也在撒谎,她知道自己在撒谎。我们坐在那里,我张口结舌的坐在那里,因为他们没有拐弯抹角,承认了所有的事。但他……
杨澜:你对他们进行了指导?
休伊特:是的,我对他说,如果你坐在这里,告诉我们所有事情,那你就不必再重复说这些事,因为下次你被问起的时候,可以说,“我已经向“60分钟”说了这件事,你们为什么不看看录象带?”他也许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对每件事的处理都很聪明,除了一件。他处理自己的问题并不聪明,我指的是莫尼卡·莱温斯基事件。
杨澜:我听说希拉里对那次采访很不满意。
休伊特:哦,希拉里整整一年不跟我说话。从杜鲁门时期开始,我参加了每位总统的就职典礼。但那一次,我却没有机会采访克林顿,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她。有一次,我和他共同出席一个活动,我对他的新闻秘书说,我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因为她正好不在。新闻秘书说,你碰巧说对了。后来,在《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林的葬礼上,希拉里走到我身边说,“为你的书祝贺。”我说,“克林顿夫人,我认为书中没有颂扬你的话,但你这样说真是太好了。”然后我说,我很高兴你是我们的参议员。她拥抱了我。啊,是的,我喜欢她,她可能会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杨澜:你可以成就总统,也可以毁掉一个总统,那是否会给你某种力量感?那是一种诱惑吗?
休伊特:不,不是。我并不想成就或毁掉一个人,我只想讲述有关人物的有意思的故事。我很喜欢克林顿夫人,即使是在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我认为希拉里很有机会成为总统,但谁知道呢,那是4年后的事情,没人知道4年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杨澜:当你看到同一群人再也无法创造出另一个奇迹,你是否感到悲伤和痛苦?
休伊特:我们都老了,我已经老了,迈克·华莱士老了,莫里·赛弗老了……
杨澜:“60分钟”节目组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休伊特:哦,超过了50。我是说,都超过60岁了。还有个很有趣的故事,《今日美国》的出版商退休之后,人们说,他真可怜,为报纸工作,他太老了,但为“60分钟”工作,他又显得太年轻。
杨澜:你写了本书叫做《给我讲故事》,它凝聚了你的工作风格和这个电视节目的标准,你如何评判一个好的故事?你经常向你的编导和主持人问些什么问题,以确定那是否是个好的故事?
休伊特:假设有一个编导出去搜集某位著名医生的故事,他会把我叫去说,你可能不会需要这家伙的故事,他是你所碰到过的最乏味的人,但他有个护士,非常有趣。我说,太好了,搜集那个护士的故事。你总希望找到有趣的人。你一定采访过很多很多人,你应当知道,他们并不十分真实,你并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这听上去就像拍电影,或制作百老汇演出。
杨澜:你发现了像迈克·华莱士那样的著名人物,当你同他们工作的时候,你如何使他们听你的话?
休伊特:哦,那是真正的考验,迈克·华莱士有一次在主持一个节目,我坐在录音室,他在隔音棚里录音,他终于完成了,然后问我,喂,这次怎么样?我说,我给你打A,你想再试一次吗,想得A+吗?
杨澜:你是一个会鼓励别人的人。
休伊特:不,不是。他们喜欢那样。他们知道他们必须优秀,不能有差错。
杨澜:他们都信任你的判断。
休伊特:是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信任。
杨澜:你是怎样获取故事素材的?我们听说你曾经改扮成农民,以接近赫鲁晓夫。
休伊特:不,是警官。我因此遭到了批评。
赫鲁晓夫去美国中部衣阿华州的农场,我到了那个农场,我周围有很多人在走动,有很多特工部门的人在活动,所以我去找警长,我说,你有刚刚退休的手下吗?我可以雇佣他当我的司机。他说,有一位前警长刚刚退休,你为什么不雇佣他?所以他就成了我的司机。他说,我晚上不能同你在一起,我给你弄到了警徽和帽子。于是我宣读了警官誓言,戴上警官的帽子和徽章,可以到处走动了。
杨澜:你离赫鲁晓夫有多近?
休伊特:比其他人离他更近。
杨澜:“60分钟”节目针对政府部门和大烟草公司做过很多调查,你一定被起诉过很多次。
休伊特:从没有输过。
杨澜:你使用了很多有创意的方法改进你的故事,包括用秘密摄象机和假身份暗访。是你第一次使用这些方法,你在这个行业中引发了争议。
休伊特:我们使用了非常有趣的隐藏摄像机,我们是第一个使用隐藏摄象机的。我记得我们制作的第一个节目是,我们雇佣了一个妇女,让她使用另外一个身份,向人们展示她如何仅仅通过假冒身份即获得护照和许可以及所有的文件,她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偷拍。我们是为了证明要假冒另外一个人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杨澜:你曾经说一个好的主持人或是制作人是天生的,本能会告诉你那是不是个好的故事,你的本能有过出错的时候吗?
休伊特:我认为所有人在生命过程中都会犯错。
杨澜:我是指大的方面。
休伊特:我从未因为我的过错使我们陷入麻烦,但有的时候我开始沿着一条路走,我说等等,我认为那不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会因为我们做的事情而受到批评。我们制作了一个节目,是关于医生协助自杀,帮助垂死的人结束他们的生命的报道。那是违法的,他实际上给了我们一盘录象带,记述了他递给一个垂死的人毒药。我们因为播放了它而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它有悖于法律和宗教。但我决不后悔做了这件事,如果我的那一天到来,我希望有人也会给我那样的毒药。
杨澜:你在你和主持人之间建立了什么样的纽带?
休伊特:我们相互喜爱,我们相互对抗,那总与制作故事有关。
杨澜:人们说随着像你、汤姆·布鲁克尔以及彼得·杰米尼这些传奇的第二代电视制作人的离去,为第三代电视制作人让出了空间,对于在电视新闻行业中的一些变化,你是否有不喜欢的东西?
休伊特:是的,现在人们总专注于18到49岁的人群,一切都要吸引年轻观众,因为他们是广告商要吸引的对象。我认为那会使广大的观众无法了解他们应当知道的故事。
杨澜:你现在仍在继续做节目,你绝对不会放弃,是吗?
休伊特:是的。我不想在网球场上死去,我不想在独木舟上死去,你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是在录音室里,如果我现在就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这样说可能使你感到尴尬,但我是严肃的。在某个年龄,你会知道你不会永远活下去,如果一切都在你上海的录音室结束,也不是那样的糟糕。你知道那会在某个地方发生。
(节选自《杨澜访谈录》,由阳光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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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们成功,就是讲故事
南方周末    2005-03-03 14:51:40
有个保安对我说:先生,从小我有个梦想,想成为像你那样的人。我说:真奇怪,我也从小想成为我那样的人。
是什么让我们成功,就是讲故事

唐·休伊特
□唐·休伊特 口述 □本报记者 张英 记录整理
大概在60年前,一个在CBS工作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CBS要找一个有图片经验的人。我当时正为一家报社提供图片。我问他,为什么电台要有图片经验的人?他说,不是电台,是电视台。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电视台”。幸运的是,我加入了CBS,为它工作了几十年。
有时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经历了这些事情?从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到前些日子她庆祝在位50年;我目睹了美国7位宇航员被送入太空;我负责了肯尼迪和尼克松角逐总统的电视辩论……想想能作为这些历史的见证者,真是非常令人激动。
但比起“60分钟”,这些都不值一提。我在1968年创办这个节目,它确实改变了电视报道新闻的方式,令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震惊。我们成功挤进了美国收视率前十名的队伍,而且连续保持了22年。美国人非常喜爱的一档节目叫《我爱露西》,也不过才坚持了12年。
是什么让这个节目保持这么好的成绩?没什么秘诀,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队伍,就像莫里·塞弗先生。我们有好的发现新闻的记者,也有好的报道新闻的记者。什么让我们成功?四个字——“讲个故事”。电视节目是否成功,关键在于主播能否让观众从琐事中抽身出来,让他不去接电话,不去管孩子是否在哭,甚至不管老婆催着开晚饭。
在以前的年代,我们很少从电影院中抽身出来,因为看一场电影需要做很多准备,要去买票,要让你的岳母帮着照看孩子,要挤公交车,甚至到了电影院后还要爬到你的座位上……当你走进电影院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了电影,所以一般你不会提早走出电影院。这就是电视人和电影人的差别,因为观众掌握了一个秘密武器,他手中有一个遥控器,当他们在上面按键的时候,就相当于对您开了一枪,您就没命了。所以,作为电视人来说,您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电视台,而是那个遥控器。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创造一个节目,让观众忘记遥控器的存在。“60分钟”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在该严肃的时候严肃,该轻松搞笑的时候也放得开。新闻节目一旦娱乐,并不是一件坏事,娱乐也不是一件让人汗颜的事。
当我们介绍邓小平先生和江泽民先生时,我们的节目会非常严肃,当我们采访中国的钢琴家郎朗时,就会非常轻松,而我们在采访邵逸夫先生时则会非常诙谐幽默。我们的特色是将介绍邓小平先生一类节目的严肃和介绍郎朗时的轻松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经久不衰的商标。在这30年中我们一直致力于既让观众有回味的严肃内容,也有让他们饭后一笑的轻松内容。我们的成功就在于在严肃和轻松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电视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有图像,还在于它有声音,我们不仅要关注图像,还要关注语言的质量。最后,我想说,如果您在电视业从业比较长,哪怕是我的一半或者四分之一那么长,你也会发现,从从业之初至今,电视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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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跑最后一棒的人
南方周末    2005-03-03 14:57:24

1968年,年轻气盛的丹·拉瑟与国会保安发生冲突,因为他追着一位提前离场的议员,问他离开的原因。同年,他成为“60分钟”最早的成员。今年3月9日,他将离开CBS。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实习生 万国花
在记者提起丹·拉瑟将在3月9日离开“60分钟”时,唐·休伊特也并未流露特别的伤感。福克斯新闻频道越来越高的收视率和博客的异军突起并未让他感到压力,只是说,“虽说如今的‘60分钟’已经退出前十名,但它表现出来的那种客观、公正、自由的新闻品质,已经成为观众眼中永远的新闻标志。虽然我怀念以前的成功,但也没有太多的失落感,因为我曾经攀上过一个顶峰。”
记者:你能告诉我“Anchor”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这个词怎么来描述你的职业,这个词与“host”又有什么区别呢?
休伊特:没有区别。“Anchor”这个词不过是意译过来的一个词,与我们所知道的船(的锚)没有任何关联。大约在40年前,我们聚会芝加哥,报道一个政治会议,当时有4个记者,我对他们说:“你们中负责的那个人可叫做主播。”大家知道田径赛上有一个叫接力赛,跑最后一棒总是能力最强的人。这就是主播的来历。这个词可以用来指一个长跑队伍中跑在最后的那个人,人们称那个人是最棒的,那个人就叫做“Anchorman”。在这里,anchor和presenter演讲者,host主角,是同一个意思。
这个词后来在电视界被广泛应用。大概就是大男子主义统治的时代,出现了男主播这个词,后来才出现女主播这个词。现在随着女主播队伍的壮大,我们男主播也会感到高兴。
记者:“60分钟”挑选主播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60分钟”的女主持人很少?
休伊特:我不是在雇男人或是雇女人,只是在雇记者,我不会根据他们穿裙子还是穿裤子来雇主播。现在出色的女主播也越来越多了。
好的新闻杂志节目就像要找一个好的仓库一样,要找好的不同风格的主播和记者,让他们发挥各自的才能,这样才能做好一个节目。你不可能要求所有节目都由一个人担任。
记者:和你一起来中国的莫里·塞弗先生是怎样被你发现的?
休伊特:到目前为止,从克朗·凯特到迈克·沃勒斯都是我亲自挖掘的。这次和我一起来到中国的莫里·塞弗先生以前一直从事战争报道,他最为著名的是在越战期间的报道,他一共赢得了九次艾美奖。1970年,我劝他加入“60分钟”时,他说,如果我做得不高兴,你要同意我随时回到伦敦来。我回答说没问题,从那以后他就加入了“60分钟”,从没有离开过。
记者:用电视讲好一个故事的关键是什么?
休伊特:这就像制作色情节目一样,它到底是色情还是艺术,只在于一念之差,用电视讲故事一样,是需要一点天赋,就是这样的。
记者:你是怎样训练你手下的制片人和主播的?
休伊特:我确实觉得好的制片人或主播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培养的,就像我找到莫里先生。如果你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我以前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莫里先生,那我就打电话给他,当时他正在巴黎,我对他说,我们“60分钟”有一个空缺,你明天可不可以飞过来面试?他说,这怎么可能呢?今天我在巴黎,明天我要去罗马,不可能过来面试。通过这些小小的地方,我发现他有幽默感,可以雇用他。
莫里·塞弗(插话):我也是完全赞同我的老搭档休伊特先生的评价,好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天生的,就像我和休伊特先生一样,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脑子里在想什么,这是本能。我们这些主播最大的本能就是要猜制片人在想什么。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要讲一个好的故事。什么是好的故事?这需要一个定义,那就是说,抓住你的注意力,让你在瞬间觉得这个东西你不知道,那就成为好的新闻素材,然后你去挖掘它、报道它。我再强调一下,我跟休伊特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作为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发现好的新闻素材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你为什么想到要办这个节目的?
休伊特:最初的灵感是看了《生活》杂志,因为每次它都有一个很好的封面,有时是基辛格,有时是玛丽莲·梦露,但是你很难想象,一个美国的严肃杂志会拿女性肖像作为封面。尽管《生活》杂志里面的内容也很精彩而且有深度,但是它的封面特别能吸引人。我当时就想电视节目也是主播的一张面孔。所以我们的标志是上面一个时钟,下面是所有主播的面孔,让观众认同这些面孔和他们主持的风格,这也是一个成功的因素。
记者:现在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很多,但是看到普通人的机会并不多,你对此有何看法?在新闻节目里,政治家比普通人更重要吗?
休伊特:我想说电视是一种商品,就像报纸一样,希望扩大发行量,让更多的人来阅读他的报纸可以赚更多的钱。我们是通过空中的电波来赚更多的钱。有很多电视公司报道各种新闻,有些相当全面,像CNN。如果你白天、晚上都看电视,他还是有机会看到他喜欢的节目的。普通人是我们所要争取的观众,我从不认为我们的节目是只针对州长的。
记者:我们知道你曾制作了第一场总统竞选辩论,你能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些情况吗?你怎么看待总统辩论,它要紧吗?
休伊特:好的。从未有人见到过像肯尼迪这样崭露头角的总统候选人。他很年轻,潇洒,就像一个好莱坞影星,绝对和别的一些政客有所区别。看上去他已经征服了整个美国。当在辩论中谈到理查德·尼克松病了的时候,肯尼迪看上去有些伤心,忧郁,遗憾,这都是别人无法和他相比的,就这个来说,肯尼迪已经把对手远远地甩在身后了。
对我来说,我不在乎辩论本身,我觉得辩论本身不会让你很深刻地去了解哪位总统候选人。实际上,我乐意看到的是,就像英国议会辩论,反对派向首相提出问题。(美国)辩论需要在整个国会大会的一个两方联合召开的议程中进行,共和党候选人向民主党候选人提问而反过来民主党候选人又向共和党候选人质疑。而记者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场合,他们不应该属于辩论的一部分。因为一般来说,记者试着表现得很公正,不应向任何一方表示偏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偏向性,你又不可能全心投入到辩论中,辩论就是有关党派偏向的。所以辩论就演变为像新闻会议发布的形式。所以我不认为辩论会有助于我们(很公正的)了解候选人的更多情况,辩论的进行方式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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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困惑
南方周末    2005-03-03 14:57:23

杨澜
□杨澜
我比较熟悉的中国电视主持人,通常有以下四种困惑。其一,如何找到一个更大的平台。王志、朱军、董卿都会告诉你他们的共同经历:在地方电视台起步,渴望全国性的平台。于是选择放弃已经取得的功名,只身前往北京。住地下室也好,在节目组之间“流浪”也好,热闹的晚会之后,独自一人举目无亲也好,总之抱着十二分的诚心,付出十二分的努力。他们成功了,远有更多的他们在困惑着:该回去,还是继续向前?其二,如何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节目类型。比如曹可凡、袁鸣,在主持综艺节目中成名,但渴望职业更长久,能制作一些“留得下来”的东西。就这样选择放弃“熟练工种”,或读书,或开创新的栏目。这期间要忍受寂寞,要在小得多的预算空间中做道场。特别是这种转型需要时间,要熬得起才行。其三,自己想做的事得不到足够的认同。比如崔永元,比如张越,他们很看重主持人的社会责任感。当收视率和文化追求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选择后者,也不愿赚取廉价的眼泪或渲染暴力等负面内容。但这就要面临节目播出时间边缘化的可能。其四,平台也好,节目也好,收视率也不错,但困惑是前方没有领路的,后面却有不少人追随。下一步往哪走?跟谁商量?怎么办?白岩松在此次论坛上首次提出他所面临的“玻璃天花板”,让我明白了他“渴望年老”大概是因为,等到头发白的时候,问题的答案就“其义自现”了。
当然,头发白了不意味着就没有困惑了。“60分钟”的主播兼编辑莫里·塞弗先生做了半个世纪的记者,得了九个艾美奖,困惑也不见得小:“电视台的管理层现在总跟我们说,要把新闻做得更适合18-49岁的观众看。但我不明白的是,既然年轻人有其他获取新闻的渠道,不看电视,那我们又何苦去讨好他们呢?”还有,他也不明白,“都说要把复杂的国际问题说得简单些、再简单些。可是实际上它们就是复杂的,简单化的结果是美国人根本不懂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事!”老爷子一提这事就气呼呼的。
还是“60分钟”的创始人兼制片人唐·休伊特先生给我的启发最大。自他1968年创立该栏目以来,它连续22年收视率稳居全美前十名。他不仅慧眼独具地挖掘培养了克朗凯特、丹·拉瑟、华莱士等头牌主持人。并第一个提出“新闻主播”(Anchor)这个概念,至于第一个推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第一个把演播室安置在事发现场,第一个推行“嵌入式”随军报道等创举,更让他在业界广受尊敬。他说,其实主播们不必有这么多烦恼,这些困惑是有答案的,那就是把故事讲好。“给我讲一个故事”,这是他从业以来问每个主播的第一句话。他认为再高的新闻追求,再复杂的采访过程,也要回归这句话,因为它是新闻诞生的最初原因。“谁说这是件容易的事!这甚至是不可学习的。有些人血液里就是有这种禀赋,他们能让观众在听过之后一拍脑袋:‘哎呀,我过去怎么不知道呢!’”
为了说好故事,他要找到个性鲜明的主播,还要把不同性格的主播组合在一起,相映成趣;为了说好故事,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拿到第一手采访,包括冒着生命危险走上战场,也包括买下河上惟一的游艇,然后让船长把其他电视台的记者都赶下船去;为了说好故事,他要备下足够的律师费,应付那些被揭短的大公司的起诉;为了说好故事他也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自己出镜承担所有责任。说故事,可真不简单,有时把开头、结尾换个位置,效果就有天壤之别。
中国的环境有很大不同,但是在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已经做得足够好呢?“60分钟”所形成的公信力,取得的收视率,以及累积的20亿美金的利润,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新闻不是娱乐,但一定要有娱乐性,这种娱乐性就是引人入胜的本领。
我似乎明白了。但,转念一想,新的困惑产生了:如果爹妈没有给这种天赋,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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