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承：姿态高些又何妨——读《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束星北档案》和参加“束星北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大会”有感而作

 郑伯承：姿态高些又何妨——读《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束星北档案》和参加“束星北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大会”有感而作 发布者 guzheng 在 08-05-22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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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承·

　　我是偶然读到《一个天 才物理学家的命运——束星北档案》一书的。说来惭愧，以前我对束星北这个名字一无所知，连“束”这个姓氏也未听到过。读过该书后，曾向一位学物理的老朋友 提起，他说束星北是有幸与爱因斯坦共事的两位中国学者之一，对相对论很有研究，他的话使我感到自己孤陋寡闻。厚厚的近４００页，５２万字的书，我竟一口气 读完了。这本书不是传记，更不是“报告文学”，而诚如作者所说，是将采访录、原始档案和背景资料合为一体的“实证”文本。我之所以被它吸引，不仅仅是它能 引起自己的身世之感，更因为书中翔实的资料足以反映我国历史上大半个世纪（尤其是后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每一个三十岁以上的人多多少少都曾感受到一点这 样的悲欢岁月（当然，年纪越轻，感性认识就越少，但起码能从父辈、兄辈的口中听到过一些，哪怕只是一鳞片半爪）。本书作者，《青岛日报》记者刘海军为写成 此书，采访了几十位知情人，八大卷的案宗翻了两次，前后费时１５年之久。于兹也可以窥见作者所花的精力了。这不是时下坊间流行的消闲读物，原只是为“小 众”而作的。但要研究现代中国，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人物，这种做法恐怕是值得效法的。

　　束星北与他的好友王淦昌，都是中国一代物理学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有卓越成就，还共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我国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的基础，也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但后来两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

　　有人说：是个性使然。这最多讲对了一半。束星北虽说出身富家，但父亲把庶母带回家中后，他随生母寄人篱下，学会自食其力，也养成黑白分明，疾恶如仇，刚直不阿，心口一致，对事业执着，对人热情，不讲情面，不讲方式，反对平庸的性格。几十年的“改造”也改不过来。

　　王淦昌是束星北的好友，对科学事业同样执行着和严谨，但两人在在性情方面有天壤之别。王淦昌没有他那么锋芒毕露，虽然历次运动也难免吃些挂落儿，但他能策略地应付局面，因此能避过一次次风雨，并取得更大的成就，对国家／人民的贡献也更大些。也许这是他高明之处。

　　一人一个性格，也不好机械地说孰优孰劣。性格对人的命运只是一个因素，而且不是主要因素。社会因素才是主要因素。大家想想，只要有极左思潮，哪个“臭老九”，乃至哪个中国人能“毫发无损”地过来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把矛头对准知识分子。荒唐的“指标”理论，人们隔一段时间就发现自己少了几个同事、同学。束星北还被列入两个指标之中。

抗战期间，束星北出于爱国热忱，曾被聘为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技术室任顾问，指导研制小型发报机、雷达等，后因不愿“请委”，拂袖而去。这本来是为了 抗日。肃反运动中他却被诬为“反革命分子，较高级军统特务”，还因此被拘押了几天。经过反复调查，事实真相终于稿清。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山东大学党委在山 大大众礼堂当众宣布束星北的平凡结论，并当面向他道歉。不料后来山东大学党委对自己作出的结论居然也不认账，自己否定自己，又不断纠缠这个问题。

历次政治运动弄得斯文扫地，即使知识分子日日如履薄冰，也动辄得咎。在１９５７年的大鸣大放中，许多人想既然“上头”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 罪，闻者足戒”，于是一吐在“肃反”中被错斗的苦水。他没有计较个人恩怨，却谈得更为深刻，在题为《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讲演中，说许多侵犯人身自由 的事情，原因是不重视法制，搞“人治”。表示“我要爱护她（宪法）远超过我的眼睛，远超过我的生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两者皆可抛”。 这个讲演十分精彩，极受欢迎，这成了他的右派言论。

　　１９５７年他被打成极右分子后，又重新“戴上”“反革命”和“管制分子”两顶“帽子”。这“三座大山”一背又近１３年。

他被发配劳改。那时他已年过半百，又从来没干过体力劳动，他不会“靠拢领导”，也不会偷奸耍滑，所以多次被评为“较坏队员”。历次政治运动使得知识分子 变得口是心非，整体上失去“声音”，放弃了“自我”。在极左思潮统治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者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无遗。武则天时代就听从小人鱼家保的 建议，设立一种专门用来告密的铜匦。告密成为分化瓦解人民的有效手段。身处逆境的人，不是互相帮助却是以互相攻讦，“揭发”同伴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以自保， 求解脱，乃至“立功”。他在那几年里，也曾违心地贬低自己，以求生存。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束星北对人是非常慷慨的，谁有困难他都会伸出援手。可是在的那 个饥谨的岁月里，他竟然偷挖田里的地瓜。饥饿逼得人顾不上尊严。可是，我们国家拨乱反正，他得以“复出”后，马上就“原形毕露”，变回从前那个快人快语的 束星北了。

　　束星北受批判后，他的子女都受到牵连，失业，失学，甚至被莫须有地定为“盗窃分子”。罪及妻孥，这本是“人治”社会的特点。

１９７２年，他当年在浙江大学流亡期间的学生李政道来华，希望见到昔日的老师，终于未能如愿。但是束星北的境遇总算是逐渐好转。好容易熬到“四人帮”倒 台，“科学的春天”也到来了。１９７８年，知道珍惜人才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用鞭炮、锣鼓、红旗和欢呼声把他接到所里。他焕发了“科学的青春”，真正 发挥了“余热”，

　　束星北生前立下遗嘱，去世后将遗体捐赠给青岛医学院，供医学研究之用。可惜，他逝世后医学院领导忙于“大换 血”，他的遗体竟被人遗忘，人人想起来时已经腐烂，不堪研究之用，奉命掩埋的大学生敷衍了事，将遗体草草埋在学校篮球场边的双杠下面。他生前最后一个愿望 竟也落空。

　　以他的才能和精力，本来可以做成更多的事情，结果只搞出那么一点成绩（对有些人来说，这成绩不小了，足以在科学史上留 下一笔，可对他来说远远没有把自己的潜力挖掘出来）。这不是他不努力，而是由于时代的错误。如果他出生晚７０年，如果他生性趁沉默寡言，如果他没应聘去山 东大学……

　　没那么多“如果”。只要有极左思潮，无论身处何方，束星北就难逃一劫，即使他侥幸滑过去，就有另一个人来顶他的“缺”。

　　从束星北的命运，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呢？

今年９月，我有幸参加“束星北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大会”。浙江大学党委党委副书记、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浙江大学北美校友会代表、国家海洋局副局 长、国家海洋局面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李政道先生的代表、谈家桢教授的代表，以及束星北先生的家属和学生代表等先后发言。这些发言缅怀了他正直的气质，回 顾了他的学术成就。

　　在座谈中，我觉得有一点感受不得不说。我的话也引起了一些反响。虽然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前来与会，也肯定束星 北先生的人品和贡献，但我认为这还是不够的。应当讲得更深刻些，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向束星北先生及其家属表达歉疚之意。束先生的坎坷经历主要发生在他到山东 大学任职之后。但他的不幸与今天的山东大学领导没有关系，严格说与当年的山东大学领导也没有关系，他们不过是执行“上头”的政策而已。束先生在山东大学受 到打击迫害，是他的不幸，也是山东大学的不幸。如果他那时没去山东大学，而在别的什么大学、研究所挨整，那个什么大学、研究所就要成为迫害者了（事实上， 它们确实是别的什么人的迫害者）。今天的山东大学党委从其前任继承的不仅仅是领导权，还有责任和债务。束先生受到前任党委的不公正待遇，新党委有责任和义 务替旧党委“还债”。我想到一个发生在国外的著名例子。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威利·勃兰特（Ｗｉｌｌｙ　Ｂｒａｎｄｔ， １９１３—１９９２）访问波兰时来到华沙老城内的原犹太人聚居区。他默默走到犹太隔离区起义（１９４３年）纪念碑前，他低着头，脸色凝重，双膝跪下。周围 的人见状不由落下泪来。严格说，犹太人受苦受难时勃兰特既不是德国的领导人，也不是纳粹党徒，连德军士兵也不是，反之，他年轻时就是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 反法西斯斗士，纳粹统治期间他流亡国外开展反纳粹活动，对这些犹太人所遭受的灾难他没有丝毫责任，可是谁让他竞选德国总理这个职位呢？担任了总理就要承 担、清偿他自己反对过的前领导人所欠下的账。他就是这么做了。他做得对，做得高明。这一惊人之举感动了许多在场的人，也让世人认识到德国人是负责任的理智 的民族。勇敢的华沙之跪了清了一笔历史欠账，德国得到原谅，其形象不但没有受损，而且重新高大起来。其实在这以前勃兰特就改善了西德与东德以及苏联和东欧 国家的关系。１９７１年，勃兰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此他是当之无愧的。３０年后，人们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附近建立威利·勃兰特纪念碑，纪念碑浮雕上刻 画的正是勃兰特下跪的侧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的领导层至今冥顽不化，否认南京大屠杀，不肯为慰安妇问题道歉，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他们是愚蠢的，他 们的认识和行径为世人所不齿。所以说，如果现任山东大学领导人除了与其他发言者一样肯定束星北先生的人品和成就外（每位发言人都是这么做的），应当姿态更 高。高姿态不但无损于山东大学的形象，相反，山大获得的只是令誉。这道理也适用于任何人和单位。

　　姿态高一些，对人，对己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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