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城市，规划政绩 --- 山西大同 大规模 造城运动

　　耿彦波：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规划是一个城市的基础，整个城市的空间布局、交通体系、产业结构，不能犯大错误，一定不能支离破碎，是一个系统。其实规划就是个眼光、是一个高度，一定得是站在明天看今天，这是规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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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迁市长，拆迁有理？规划城市，规划政绩？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发自山西大同

　　市长耿彦波在大同的所作所为被视为一场赌博，“不干也是死，下点猛药吃不好也是死，但吃好了就可能起死回生。”

　　这服猛药，除了浩瀚的拆迁，还有强力的规划，无不写满争议，又不乏烂尾隐忧。

　　仰视侵略者遗产

　　“一个侵略国，居然能站在这么一个高度对大同的长远未来进行规划”

　　谁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珍视一份侵略者留下来的遗产，并且不远千里，,远赴东瀛？2009年底，正在给大同设计大剧院的日本专家告诉市长耿彦波，日本侵华期间曾为大同做过系统的城市规划，耿彦波很感兴趣，借着去日本大牟田市访问的机会，在日本国立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泛黄的图纸，“专业性、超前性令人惊叹，惟一的缺陷是对人口没有现在的远见。”

　　日本设计者当年写道：“对如此贵重的文化遗产进行适当的保护是我们的文化使命……避开古城，在城外建设新城。”耿彦波忍不住感慨：“一个侵略国，居然能站在这么一个高度对大同的长远未来进行规划，我不得不仰视这个民族在城市规划上的专业精神。”

　　现在，这份沾满历史血泪的旧规划被视为大同历史上的“大事件”，放在了城市规划展览馆里大同规划史的最前面，“它的层次比我们过去的规划要高得多”。

　　这个细节波澜不兴，亦几乎无人问津，而惟独市长引为久违的共鸣。

　　城市规划首要在于科学性。当年的日本规划中，大同工业都市的布局在十里河以南，距离古城至少十公里以上，一个颇有预见的距离，而如今，正因为前些年电厂被建在了城市周边，大同发展空间极大受阻。

　　类似不尊重规划的教训还有，一条高速公路选线恰好压过文赢湖边，而文赢湖周边是御东新区的黄金地段，最后的代价是政府再花5亿元来实施改线，最终释放出了近7000亩的黄金土地。

　　保护古城的口号，大同亦喊了多年，但越保护，越衰破，新开工的房地产项目甚至就建在了古城墙上。而规划中的新区，仍未能有效地控制，反而把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放在了那里。

　　这些教训现在成为耿彦波强调“拆迁有理”的论据，“拆迁就是纠正过去错误的规划”，“耿拆拆”、“耿指倒”(一指就倒)由此得名。城区区长祁雪峰说，光城区(大同的一个区)在两年多时间内，就共计拆迁超过一万五千户。

　　官场最忌朝令夕改，但又总是，十个县官，十个现管。大同在2006年编修的城市规划获批还不到两年时间，耿彦波就决意大动干戈，另起新规划。他为此背负了一意孤行的指责，但却坚持“一定要改过来”。

　　新规划和70年前日本人的意图几乎不谋而合，耿彦波解释说，“在一个城市的大容器里，古今分开，新旧两立，鲜明对比自然会产生一种张力。过去总有矛盾，是因为发展跟保护总被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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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北京，不屑平遥

　　“规划是建设的龙头，是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这不是我的发明，是梁思成先生提出来的。”

　　在耿的眼里，不遵循梁老先生的意见、执意在古城内原地发展的北京是一个鲜明的反例——古城破坏越来越严重，而古城内的发展空间却越来越小。他治下的大同，不能重蹈覆辙。

　　2008年2月4日下午，耿上任大同市长的第二天，当晚八点，将视察的第一站选在了规划局。规划局总工程师刘明君还沾沾自喜，山西省内只有大同和太原两家规划获得了国务院批准。

　　谁也没想到，新市长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第一，城市布局比较散、没有特色；第二，城市路网设计得不够合理；第三，产业布局不够集聚。”这三点直中软肋，刘明君心知肚明，2001年开始编制，历经5年才获批后，2006版规划早已过时。

　　十天后的首次市委常委会上，新市长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一轴双城”的思路：“古城实行整体保护，在东边建立御东新区，中间以御河为轴，西边传统，东边现代，两相呼应。”此前一周还是大年初一，新市长翻城墙，被狗撵着一路跑，在残缺的黄土城墙上，才发现数百年来大同古城的里坊结构竟从未遭到破坏，还有包括华严寺、九龙壁、善化寺在内的一批“国保”遗存，“脚下的古城才是城市的核心价值”。

　　在他看来，除了平遥，文化名城保护在中国没有成功的案例，但平遥并不能与大同相提并论：“无论是年代久远、文化高度，还是城市规模、历史遗存，平遥都不及大同。”

　　拆迁争议如影随形，耿彦波在古城保护上的文章也是由来已久。1995年任灵石县长时，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复了“王家大院”，随后被评为“国保”；主政榆次期间，他又修复了“常家庄园”，与前者并称“晋中双宝”；履历太原，耿提出“建设一个新城 改造一个旧城挖掘一个古城”的整体思路，但只呆了一年多，未及实施。大同看起来是理想的“折腾”之地。

　　调研仅短短十天，耿彦波就拿出自己的规划，“要赶在开春动工前，定下思路。”他扬言，五年见分晓。

　　2008年3月，一份《严厉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紧急通知》下发，他强令叫停了3.28平方公里古城内的在建工程，一些在古城墙原址上修建的房地产项目被拆除、择地重建，企业不守规划而获的“利”，耿彦波要他们全吐出来。此时，他上任才刚满一月。

　　市长理据十足，因为在建的所有五十多个项目，“按规划的标准看，无一例外存在或大或小的违规。”刘明君说，“多盖了车库、活动房，还属于小违规，而大违规则是整个楼都变了，报的是一套，建的却是另外一套。”

　　耿彦波也拿捏分寸，不少违章建筑背后均有官员撑腰，对违规责任的既往不咎，多少消弭了推行的阻力。

　　刘明君从火药味中闻到了信号，自己扬眉吐气的春天来了。2008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耿彦波强调：“规划是建设的龙头，是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规划决定城市。”如今，这是大同流传颇广的“官话”。

　　而他每次现场办公，都会有两个规划部门的年轻人跟着，提着两个装满大同市各区域和项目工程的规划图纸的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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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平庸，迎大师

　　“今天建了明天就拆了，那不是巨大的浪费吗？”

　　规划一定得落在大地上，耿彦波的理解是，“先修路，把城市的框架拉下来。”

　　不同于以往的小修小补，大同这次是彻底改造路网，单2009年，改造、新建的城市道路就达43条、总长110公里。还不单单只是修路，雨水、污水、弱电、自来水、供热等所有管网工程均一并入地处理。

　　过去的大同，市政管委会主任杨立新感慨，全市找不出一张完整的管网图纸，设施基本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平，管线一捅就破，城里经常污水横流，市民怨声载道，“我们接访的一个月中就有高达308条投诉，条条属实。”

　　在新市长的主导下，大同现在俨然是建筑大师们的试验场，在御东新区，美术馆请的是英国的福斯特，香港机场、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均是其代表作品；大剧院请的是日本的矶崎新；图书馆邀请的是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科恩……“每个大师都给大同留下一个作品”是耿的梦想。

　　为了杜绝平庸的设计规划，花再多的设计费也无妨，耿认为“好”就是“省”，“今天建了明天就拆了，那不是巨大的浪费吗？”

　　他时常提到的笑话是：大同某银行的办公楼，抄的是一家天津建筑的图纸，可是把人家图纸的阴阳面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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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彦波还不分巨细地参加旨在解决道路裂缝的质量分析会，也会和北京城建的专家们一起交流解决井盖和道路的合缝问题，他甚至会在工地上直接训斥施工队伍偷工减料，沙子和水泥的比例没有达到规定的3∶1。“一个市长怎么能管沙子和水泥比例这么细的工作？这是工程监理的活。”但耿觉得这不是什么深奥的专业，一年不懂可以理解，两年三年还不懂就是态度问题。

　　“没办法”和“没时间”

　　被捆绑在耿彦波身上的大同“正经历着非常之期”

　　距离大同市中心十公里的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2001年申遗成功后，当时承诺的整治周边环境工作一直未能实现，直到“耿拆拆”来大同；而包括人工湖、仿古商业街灯项目均在遗产的建设控制地带，因为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被国家文物局紧急叫停，是为“云冈风波”。

　　在大同市古城保护研究会会长安大钧看来，不遵守条文规定，实是为了规避低效的政府效率，“没办法的”。

　　这场近乎极端的古城保护产业化方案，不免也陷入极端是非的争论之中，一部分人认为，整体保护实质是伪古董，是为了博取政绩的形象工程；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将文化保护放到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难能可贵”。

　　然而，耿并不愿意为这些争议耽搁时间，“我没时间等了。”

　　因煤而生的大同，在计划经济时代辉煌一时，但到了今天，大同市营以下企业几乎全军覆没，一百多万的城市人口中竟有16万户住在棚户区。在高铁发达的今天，从北京到大同，350公里的距离火车仍需要6个多小时。当地人形容城市形象时调侃说：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

　　留给耿彦波的余地其实更有限，相较于煤都的经济转型之艰、吏治的涤清之难，城市建设也许还算是个见效快、易作为的领域。这也是他的一贯招数，从灵石、到榆次、再到大同，城建均是耿最重要的执政抓手。

　　安大钧说：“数十年来，地位日渐式微的大同，迫切需要一个重锤来敲这面沉鼓。”云冈风波时，为了保住这个重锤，前任市委副书记的他主动给省领导写信力保耿彦波。

　　耿彦波自己也承认，“大同正经历着非常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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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底，大同市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市规划局局长，这是大同惟一一位全国公选的领导干部。耿彦波说这个职位的选拔上一点没有让步，“一定要选一个专业人士”。

　　更大规模的人才计划正在实施之中。市政管理委员会1200名工作人员平均年龄高达49岁，全单位没有一个大学生学的是对口专业，现年48岁的总工程师是二十年前被招进来的最后一个大学生。2010年，才终于有了20名新大学生，开始实习。

　　2009年底建成的城市规划展览馆则希望以此鼓励市民参与城市建设。超过7000平米的展厅，一些标志性工程的规划设计模型在列，鼓励市民全程监督。

　　半年来，市民们的留言超过了厚厚的六大本，其中不乏“保留”意见：“拆迁是民生工程，应做到拆迁、安置同步进行”；“大同水资源严重短缺，哪来的水源支持文赢湖、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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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尾”隐忧

　　把摊子铺得如此之大的市长，一旦中途调离，会不会落下个烂尾工程？

　　根据估算，大同此届政府5年内的投资共计500亿。这对于2010年仅121亿元财政收入的城市来说，一旦资金链断裂，大同的城市建设将功亏一篑。更坏的消息是，2010年的财政收入较上年还降低了1.1%。

　　耿彦波的解决之道是，贷款100亿，政府自筹100亿，而争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资金50亿。另外250亿则来源于“经营城市”，他从不回避城市建设对土地升值的影响，仅御东新区的三万亩熟地就足以填补这250亿的空缺。

　　至于以后，两年里，耿也在拉项目，尽管包括中国重汽、北车集团、中海油等一系列大企业纷纷落户，但成为真正引擎尚需时日；而直接瞄准300万游客的古城改造，还在襁褓之中。

　　大同人分外担心，这个把摊子铺得如此之大的市长，一旦中途调离，会不会落下个烂尾工程？

　　近15年来，耿彦波从未在一个地方干满一届，而“耿彦波所有关于大同的蓝图都是按照5年的周期来做的，如果他中途离开了，谁能接得了他的班？接班者认不认同他的思路？”“云冈风波”时，大同市民自发组织了签名，有报道称万名市民挽留这位市长。甚至一些拆迁户也加入其中。

　　在城区区长祁雪峰看来，耿彦波在大同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场赌博，“但大同需要这样的赌博，不干也是死，下点猛药吃不好也是死，但吃好了就可能起死回生了。”

　　如今，古城保护重点之一的东城墙已近完工，12座望楼一字排开，蔚为壮观，绝大多数工程尚在快马加鞭的建设之中，大同已难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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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文物保护，一定要把包袱变成财富，把保护转化成产业，才能世世代代保护下去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重视规划？

　　耿彦波：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规划是一个城市的基础，整个城市的空间布局、交通体系、产业结构，不能犯大错误，一定不能支离破碎，是一个系统。其实规划就是个眼光、是一个高度，一定得是站在明天看今天，这是规划的意义。

　　1995年当县长的时候，县城在一个河沟里，本来不该在那里建城市，下雨以后，水排不出去，年复一年出这种问题，这就是当时城市规划的问题。后来，我们调整了思路，城在山中，通过规划实现了转劣势为优势。

　　南方周末：规划、建设、管理，这是一个城市系统的三个环节。你怎么理解这三个环节？

　　耿彦波：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它是前提，如果输在规划上，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将来要花很大很大的代价来纠正；但规划是一种理念，必须要落在大地上，建设就是实现战略层面到行动层面的转化；建设是有周期性的行为，管理才是一个城市永恒的主题，我们常常重视打天下，忽视治天下。所以我们在高度重视建设的同时，努力把钱花好，把事办好，特别重视城市的管理，城市永恒的主题是管理，最能体现一个城市发展水平。

　　南方周末：今天你事无巨细地跑工地、审规划、看设计，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

　　耿彦波：其实这些确实不是我应该干的，我是干了局长们干的事。但我的干部队伍里缺少专业干部，以前在太原，很多图纸我是不看的，特别是专业性的东西，但来了大同以后，我现在是不得已。实际上我现在很多事已经开始放手推给干部，在实践中锤炼他们。

　　南方周末：“云冈风波”给你什么教训了？程序和效率的矛盾问题怎么解决？

　　耿彦波：云冈的事，我们确实有些问题，比如程序上不对。我让新闻单位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如实记录下来，将来在云冈的历史上可以留一笔，没有风波就没有故事。任何历史都是财富，“云冈风波”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在榆次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村里的老戏台，我想移到常家庄园里，本来说好了整体移过来保护。但后来，山西晚报连续五天报道，讨论文物保护，倾向于文物保护还是应该原地保护，修旧如旧的好。后来，我就放弃了，但这段经历在常家庄园的建设中留下来了，这有历史为证，让后人去评判，我当时就说，原地不动的话，不超十年这个戏台肯定要倒了。前段时间我听说戏台已经倒了，还没到十年。

　　我们的文物保护，一定要把包袱变成财富，把保护转化成产业，才能世世代代保护下去。

　　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你一旦离开大同，大同的这些动作就烂尾了。

　　耿彦波：如果大同的工程现在停了，就是典型的政绩工程，什么叫政绩工程，就是劳民伤财，就是个权力景观。我不愿意留这样的结果，现在大同有那么多的贷款、争议，你耿彦波把政绩搞出来了，结果却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了一堆债。

　　我希望，在我的手上，把我做的事情能画上句号，给我的后任留下财富而不是包袱。到了明年应该就能到一个良性的状态，今年是一个节点，今年闯过去，柳暗花明！

　　南方周末：对你的担忧除了任期，还有一个，大同的发展有没有超出它所能承受的容量。

　　耿彦波：实际上，大同现在做的事，是其他城市十几年来都在做的事，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一个基本的平台。今天的改造、拆迁得快，那是相对于我们过去落后而言的，因为我们几十年来就几乎没什么发展。

　　第二个我是用市场经济的概念来建设城市。计划经济的眼光看城市，城市建设是个无底洞，是个花钱的事，今天，城市建设是一个能够赚钱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