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国富民穷将消解制度优越性 致发展成果重新丧失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摘要】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只有拥有一个公正合理、人民认同的价值制度体系，“民富”才有可能实现，“国强”也才有坚实的、可持续性的基础。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民富民强必须依靠一系列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来实现，也只有实现民富民强，国富国强才有价值和制度保证。

【关键词】国富 民强 社会转型 价值 制度

“国富”与“民强”的哲学思考

“民富国强”或“国富民强”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虽然哲学近些年有些失落，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经济思维”而不是“哲学思维”，但对“民富国强”或“国富民强”这一命题的深度思考必须深入哲学层面，即从“人类文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进行思考。政治哲学主要研究“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或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一个国家的强盛，主要体现为社会资源与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得到了合理公平的分配。社会公正不公正，人民满意不满意，从哲学角度看，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角度看，最根本的还是人民的权利和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我们社会主义政权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人民的幸福和尊严”，是“民强”。而人民的幸福是与社会公正相关联，人民的尊严则直接体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现实中基本权利的实现。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基础是人民的富裕安康，是人民群众基本权利和幸福生活的实现，也就是我们目前一直强调的民主政治和“民生建设”。国家强大不强大，表现为三个基本方面：一是有一个公正的制度体系；二是有一套稳定合理的价值体系；三是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而这三者最终都是为全社会“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目的服务的。如果国家富裕了，而社会的大多数人没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没有真正实现“民富”，或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结果就会消解社会信任、消解社会凝聚力、消解“制度的优越性”、稀释和颠覆我们社会所崇奉的价值和理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国强”就是一句空话，甚至国家发展的成果或国家财富也会逐渐流失掉。

综上所述，没有“民富”和“民强”，就没有“国强”，即使国家富裕了，但财富分配不公，或财富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而人民没有参与权和表达权，那么，结果就是国家失去向心力，社会就会一盘散沙，民族就没有了凝聚力。

沉痛的历史教训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一，大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9.6%，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约是8000万两白银，通过茶叶、瓷器、丝绸贸易，世界70%的白银流往中国，当时的中国堪称富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富国和大国，却被小小的英国打得割地赔款。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演绎了“富而不强”的典型案例。

其实，当时中国的统治阶层和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也在总结经验教训，结论是“技不如人”，于是才有了1850年代之后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涉及制度改进的“维新改良”，企图挽回国运颓势。但由于洋务运动并未触及到国家制度层面，因此它未能改变中国的命运；“维新改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也失败了。随后，人民群众更加“贫困化”，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人民群众与统治者离心离德，官僚阶层的腐败无能使统治者失去了民心和最起码的威信及公信力。

中国在搞洋务运动之后，日本也在1868年搞“明治维新运动”，但日本面对“炮舰政策”，结论是“制度不如人”，因此，日本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走宪政民主之路，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设计和改革，限制和约束权力，为公民的政治参与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使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日本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同期，中国却没有意图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国家依然是统治者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在总结小小的日本如何能打败中国和俄国的教训时，晚清的统治者也意识到“制度不如人”。于是，清政府也想搞“宪政民主”，但一切都晚了，人民等不急了，辛亥革命爆发了。

现实困惑

现在，我国社会正处于关键的战略转型期，较之于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富裕了。但有两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一是我国人均GDP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这说明我们的人均富裕程度还不如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按平均数来看还谈不上“民富”；二是在“民不富”的情况下社会的不公正状况还在扩大，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这一状况发展的逻辑结果必然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对立的加剧，社会诚信的流失，可能出现社会不稳定和“发展成果”的重新丧失。

仅就一些常见的统计资料来看，我们就知道社会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到了何种程度，知道社会不稳定产生的根本原因，也知道为什么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具有紧迫性。

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我们的财税收入总量也是世界第二，这说明我们国家确实富裕了。但是，在我国经济实现飞速增长同时，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却十分有限。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快速增长期，劳动者薪酬占GDP比重从53%下降到40%左右；居民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5%下降到2009年的42%左右。另外，全国大约有一半的职工近些年的工资没有增长或负增长，在经济成倍增长的情况下，这样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些数字说明第一次分配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公，使我们的“扩大消费”基本变成了一句空话，因为大多数“老百姓”手里确实没有钱。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有企业管理层薪资水平是普通职工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

如果考虑第二次分配情况，现状也不容乐观。从2003年到2009年间，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投入一直维持在28%左右，甚至2009年较2008年还下降了0.89%。这就是说，看起来每年的绝对数在增长，但相对数没有增长甚至下降，因为财政收入增长更快，政府自身消费增长更快。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投入占财政收入的大约11%左右，占GDP的2.4%左右；而发达国家则占财政收入的50%以上，GDP的10%以上。由此可见，我国的二次分配不公现象也比较严重，“社会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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