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钟情的一首军歌

毛泽东一生中曾两次领唱的唯一的一首歌

    八一建军节就要来了，人民军史再次成为了舆论的热点。

    大家都熟知的、几乎人人都会唱的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有“红色经典第一歌”，多年来久唱不衰，在许多重大场合经常演奏，如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上，当中国体育代表团步入会场时，现场响起了中国人十分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接着，中华台北代表队入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再次响起。

    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对这首歌情有独钟，他曾两次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这是他一生中曾两次领唱的唯一的一首歌。

    毛泽东还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去做。”他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然后，他逐句讲解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他说：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最重要， “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毛泽东讲到后两条时，强调部队在整风中要防止和克服骄傲自满和军阀作风。

    还有一次是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建议与会者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他来亲自领唱。

    毛泽东一锤定音，12月22日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情况是这样的：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当时全国共11个大军区，就有8个军区的司令员调动。没调动的军区司令员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这3位司令员任职时间都很短。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

    毛泽东之所以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情有独钟，是因为这首歌来自于最早的革命实践，并对人民军队钢铁纪律的的强化，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毛泽东是这首歌歌词最初的原创者（后来几经改编）。这首歌反映的内容是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最初从1927年10月三湾改编时提出的“三大纪律”，最后到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前后经历了20年的时间。

    红军当年进行三湾改编时，针对有许多红军战士来自旧军阀军队，带着旧军队的坏习气这一现状，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特别制定了“三大纪律”。一九二八年夏，毛泽东又补充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上门板”、“捆铺草”，是因为当时部队住宿时，常借用老百姓的门板作铺板，借用稻草作铺草。各家的门板高矮大小不一，部队撤走时不物归原主，一大堆门板就对不上榫，故规定了上好门板、捆好铺草再走。

    为了让“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深入人心，毛泽东让部队开始教唱《红军纪律歌》，歌词是：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损坏东西要赔偿，借人东西要还清。

    这一招果然效果很好，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通过唱歌，将“三大纪律”牢记在心了。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了两项，即“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这样产生了。

    不少专家认为，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渊源于《爱民歌》，二者有极强的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宋树理、刘金元、王泉初等学者。

    宋树理在《毛泽东评点曾国藩》一书中说，毛泽东“效仿曾国藩治军的《爱民歌》，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显示出了二者极强的联系性与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

    刘金元、王泉初在《曾国藩家府收藏的历史性贡献》一文中写道:“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曾将曾氏多则经典语录抄于读书笔记《讲堂录》上，他曾经也从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教育)的精华，曾国藩曾作有《爱民歌》”，“毛泽东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细细比较，二者从中有着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

    我们且来看看曾国藩的《爱民歌》：

    1852年（清咸丰二年），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当时正因母丧丁忧回湖南原籍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就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以抗拒太平军。他以湖南的乡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创办了以“忠义之气为主”的湘军。在与太平军的酣战中，他目睹清军官兵常常奸淫掳掠，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于是决心加强对湘军的“政治思想教育”，1858年（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营中亲自编写了一首《爱民歌》。其歌云：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从对比中不难看出，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确实受了《爱民歌》的影响。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出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由于歌词很形象地把军队纪律融会贯通在里面，曲调又雄壮有力，所以很快在红军战士和群众中传唱开来，历经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等时期，歌词内容也做了相应的改变，一直传唱不衰，回荡在外面的革命与建设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50年和1957年两次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进行修改。1957年出版的《解放军战士》杂志第14期上，正式刊登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标准歌词，这也就是现在所唱的歌词。

    在2004年出版的《刘华清回忆录》中提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诞生过程。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根据地长征到陕北以后，改编为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找到时任宣传科长的刘华清，建议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由于两人都不懂音乐，他们就借用了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

    1981年《解放军歌曲》第三期重新发表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曲明确注明“程坦编词，集体改词”。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来源可追溯到多首歌曲。

    战争年代，由于曲创作人员极少，许多歌的曲调就直接来源于现有的民歌、老军歌，或者外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也是如此，它来自于鄂豫皖苏区民歌《土地革命完成了》，但该民歌也是借鉴了其他曲调，那就是冯玉祥部队的《练兵歌》。

    在土地革命以前，冯玉祥曾任河南督军，部队长期驻扎在河南。冯玉祥练兵很讲究方法，平时很注重对官兵进行精神教育，其中唱歌是重要的一项活动。这首唱得最多的是《练兵歌》，由于经常在部队传唱，歌词容易领会，曲调也很简单，很快就在后来的鄂豫皖苏区流传开来了。鄂豫皖苏区民歌《土地革命完成了》就是采用此曲填词的。

    剧考证，《练兵歌》的曲调也非原创，同样是根据已有曲调重新填词的。那么它的曲调又来自哪里？

    原来，冯玉祥部队的《练兵歌》曲调来自于张作霖的《大帅练兵歌》，而《大帅练兵歌》曲调来自于张之洞《军歌》中的《大帅练兵歌》。但这还不是曲子的源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可以上溯到袁世凯新军的《大帅练兵歌》。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后痛定思痛，决心改革军队，模仿西方军队编练新兵。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练兵，创建出近代中国第一支新式陆军。袁世凯招募的新兵有着严格的标准，只要20岁左右的农民，身体强壮、性格朴实，有不良嗜好的一律不要。这支新军采用德军和日军的建制，聘请了大量的德国教官和少数美国、日本教官，其中，德国教官人数最多，有10多位。

    但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大多不识字，这么多的条令、规章，根本记不住。在这种情况下，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翰林徐世昌（后来的民国大总统）编写了包括《大帅练兵歌》在内的一系列军歌，以帮助士兵记住条令和军纪。徐世昌选择了一首普鲁士军歌的曲调来为《大帅练兵歌》填词。这首普鲁士军歌原名《德皇威廉练兵曲》，非常适合队伍行进时齐唱。而《德皇威廉练兵曲》是袁世凯所聘请的德国教官传入中国的。

    这样，传承的脉络就清楚了。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是十九世纪清政府练新军时，最早借用普鲁士军歌曲调填词作为队列歌曲的。进入民国后，北洋军阀各派系军队、国民革命军、鄂豫皖的工农红军，都曾用此曲填入新词成为军歌，成为数代中国人熟悉并喜欢的旋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