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财富时代的非财富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08:01:35
作者：梅林
这是一个财富涌动的时代，面对物质财富的空前丰富，人类对于财富的思考已经从财富的积累过程和方式，转移至财富文化、财富伦理和财富责任等主题的探讨。在一定意义上，财富的分配、使用以及对待财富的态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培根在论“财富”时，曾提到“不要追求炫耀的财富，仅寻求你可以用正当手段得来，庄重地使用、愉快地施与、安然地遗留的那种财富”，可见，如何处置财富，是一个可以见出文化境界、道德境界、人生境界的“庄重”问题。1889年，美国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在《财富》一文中留下了这样的名言：“带着巨大的财产死去是可耻的。”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把一生都浪费在积累数百万美元的财富上，而不将之贡献于社会，那简直就是近乎犯罪：“那些在身后留下数百万美元的财富的人，死去时将没有人为他哭泣，没有人给予他荣誉，没有人为他唱挽歌。公众对他的判决是：这个人富裕而可耻地死去！”正是基于此，卡耐基后半生献身于慈善事业，把自己的财产一分不留地捐了出去。卡耐基带有圣言大哲意味的话语及行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美国富豪投身于慈善事业。
胡润，一位英国注册会计师，在谈及“财富文化”时，说到了财富的本质问题：“财富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认识财富的价值，对待财富是一个怎样的态度问题。这种认识、态度，是一种道德的、伦理的，也是一种人生追求，乃至是一种精神信仰。
时至今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财富已经上升至道德伦理乃至精神信仰的高度。经过了数百年物质极度匮乏，“而今迈步从头跃”，财富以几何速度攀升的中国人是怎样对待财富的呢？当我们从物质的拥趸中抬首翘望，吃惊地发现，在拥有财富的数目上我们和西方世界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但差距更大的是双方财富拥有者对待财富的不同姿态。这种巨大的差距提醒我们建立一种健康理性的财富文化已经迫在眉睫！
一 令人惊叹的巨大差距
据搜狐新闻网报道，前不久在上海登场的“全球顶级奢侈品展”上，仅三天工夫，中国的大款们就砸进2亿元。那些每年只造4艘的私人豪华游艇、还有近500万美元的兰博基尼跑车等也已进入中国。中国由此而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法国《费加罗报》也载文预测，到2011年，中国将成为占世界奢侈品销量达1/4的全球第一大高档奢侈品市场。
中国人出国刷卡单笔消费世界第一，1000多万元一辆的“雅致728宾利”销售量中国排名全球第一……诸如此类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令人感觉突然富裕起来的中国新富们在奢侈品的消费上可谓一掷万金，大方慷慨的风度连见多识广的西方有钱人也瞠目结舌。但另一方面，中国富人在爱心慈善排行榜上的缺席却令人心寒齿冷：《福布斯》2005年中国慈善榜显示，入选2005中国慈善榜的100家国内企业的总捐赠额近5亿元人民币。近5亿元人民币的数额看起来不小，但一份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及港台，内地富豪的捐赠仅占15％；另外一项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大陆企业 家每年用于慈善事业的资金占当年GDP总值的0.05％，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2.77％左右，在欧洲和日本，这个数字在0.7％和0.8％左右。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美国慈善榜统计，十年内，美国富豪对各类慈善组织的捐赠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财富排行榜与慈善排行榜几乎一致，那些名列前茅的世界顶级富豪们，也就是世界上顶尖的大慈善家。连续十一年排名世界首富的 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一共捐出了250亿美元，相当于他净资产的一半之多。2003年盖茨就已表示，他要将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全部捐献给社会，而不会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女，以使他们免遭金钱太多的祸害。盖茨十多年的老友——世界第二大富翁巴菲特也宣布将其99%的财产捐献给贫困学生的奖学 金、疾病医疗、环境保护等各种社会公益的研究基金等。作为世界顶级富豪的盖茨和巴菲特在慈善事业上一掷千金，慷慨解囊，但在个人的生活上却非常有节制，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挣来的巨额财富对个人来说，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和责任。
相形之下，为什么中国富豪对慈善公益事业如此冷漠，对于奢侈消费却如此热衷？是中国人富裕的程度已经不需要富豪们显示爱心而可以大肆挥霍？事实远非如此！据资料显示，目前，在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1.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帮助。而更严重的是,经济政策的不公平还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现象,如城乡孩子上大学的机会之比是10:1,占中国人口总数80%的农民,只享有20%的卫生健康资源,而占人口总数20%的城市居民却占有80%的卫生健康资源。
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中国富人们的冷漠麻木为富不仁与政府大力提倡的和谐社会之间呈现出一种极不和谐的音调。富裕之后如何对待财富？如何驾御财富？如何实现从物质之富到精神之富的成长？中国富人们的精神田园里缺失了什么？西方社会富人们“为富而仁”的原因何在？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富人和西方富人之间对待财富的巨大差距？这些问题，都是在经济发展中贫富分化加剧的中国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在本文中，且让我们把探究的目光伸向中西方的历史深处，两厢对照，追根溯源，或许可窥一斑。
二 西方社会财富文化的形成探源
富人发财之后捐钱做善事，古已有之，中外皆然。在古代欧洲主要由教会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在我国“乐善好施”“行善积德”也是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精神信仰、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制度机构诸方面的不同，东西方的慈善事业有了绝然不同的发展，随之形成了不同的财富文化。
一、基督教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清教徒精神”对于西方财富观的巨大影响。18世纪中叶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的一句名言成为了清教徒精神的精辟概括：“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基督教改革运动中，e[1]oR@&`0I
I清教徒以创造财富为天职，以此作为上帝选民的证据，因此要拼命地挣钱；y yXQ[1]Ym0清教徒提倡克制禁欲，始终过一种圣洁、理性的生活，并将赚取的财富用在扩大再生产上，因此要拼命地省钱；此外&ls!|Qo?S m此外他们还需要关照精神信仰，需要通过捐钱捐物，在对世间的爱中得到永恒。这三种精神，是清教徒精神的思想精华，在当时的清教徒中流传很广，深受清教徒的认可与遵循，它也成为后世对美国清教徒精神的一种概括。
最初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们面临创业的艰难，需要发扬不怕艰苦勇于开荒拓殖的精神，为了生存创造财富；创业需要资金，就要拼命挣钱拼命省钱；而清教徒信仰虔诚，为了心中信奉的上帝，为教会拼命捐钱也在其行为准则之中。卡耐基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财富的福音》，如今已成为美国公益事业精神的经典文本。其中表达的信仰归纳起来就是：社会的贫富不均是上帝定的，人有优劣之分，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是凭才能和努力达到的；但是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帮助不幸的“兄弟”和为改善社会做出贡献，这是上帝的旨意。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卡耐基后来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与他同时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有同样的思想。对于他们那一代美国人来说，基督教信仰是一种投身慈善事业的内在动力。
二、20世纪初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建立使得慈善行为制度化。宗教信仰的存在，使欧洲和美国的基督徒们拥有了捐赠财富搞慈善事业的良好历史传统。但真正把慈善行为社会化，制度化，网络化，对于协调社会矛盾，平衡社会资源起到相当作用的，应归功于20世纪初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建立。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而一夜暴富的美国富豪们，也曾经历过奢侈豪糜之路。这个时期美国大城市的豪门盛宴是一种时尚，他们模仿欧洲王公贵族的举止，招摇炫耀，奢靡成风，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尤其在1897年2月，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纽约布莱德利夫妇的豪华化妆舞会引起了舆论的一片谴责，各大报纸竞相用尖刻的语言抨击这一事件，进而矛头直指顶级富豪阶层及其生活方式。最后致使这家人在纽约呆不下去，只得到英国定居。两年后，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仑在他划时代名著《有闲阶级论》一书里，系统地批判这种暴发户以炫富来争取社会地位的消费心理。在书中，他把美国当时的富人消费称为“炫耀性消费”，认为富人（有闲阶级）总想通过生活上的炫耀来显示自己的阔绰和与众不同的身份，在他们的带动以及商家与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社会浮躁之气弥漫、攀比之风盛行，甚至影响到低收入成员的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此书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对于移风易俗起到了很大作用。大约十年后，包括洛克菲勒在内的一些顶级富豪们也一掷千金，目的却是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创建了公益基金会。
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私人公益事业是美国制度的支柱之一。20世纪初财富的急速增长与聚集，使得那些大富豪要考虑如何花钱；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加快，使得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凸现，对比的强烈也促使人们思考平等和社会公平的问题；此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基金会的成立及其企业化管理提供了条件。美国公益基金会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开大基金会风气之先最著名的当属钢铁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他们以残酷无情的手段发家致富，得到"强盗爵爷"的恶名；同时又是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对各项事业的巨额捐赠成果累累，而且树立了基金会的模式，对整个这一领域都有深远影响。他们捐赠的重点多在文教、卫生、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方面。对美国公益基金会素有研究的美国史专家资中筠先生在《20世纪的美国》一书中分析：与传统慈善捐赠相比，公益基金会的特点体现在：在用钱的理念上从长远着想，重治本而不是单纯的济贫；科学地、有组织地分配捐赠；在运作机制上实行现代企业式管理；财富一旦捐出，即属于社会，接受政府和公众监督，捐赠者无权任意支配。因此，现代基金会的成立，就使得传统的慈善事业形成了制度化、社会化、网络化。今天的美国存在多如牛毛的各种公益基金会，其中带头的大基金会从一开始就面向全世界，往往以传播知识，促进文明、造福人类为宗旨。如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等。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宗教信仰、历史传统以及成熟的公益机构法律制度的存在，使得美国形成了良性的财富文化，即捐赠文化。从世纪初的卡内基、洛克菲勒到世纪中的福特到世纪末的特纳和比尔*盖茨都遵循“发了财就捐赠”的传统，其捐赠资助的范围涉及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等广泛领域，受益者早已经跨越国界覆盖全球，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 中国社会传统的财富观及斗富藏富的历史传统
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遗留的小农经济观念,重农轻商的传统，带着儒家文化胎记的“君子言义不言利”、“为富不仁”、视商人为奸商、“杀富济贫”等传统道德观念,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利义对立的财富观。
本来利，即财富，是现实的物质层面，属于形而下；义即仁义，是抽象的道德范畴，属于形而上。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可比性。但在中国传统中，总是倾向于二者的对立。以传统的道德观念就可以证明。比如中国传统的儒家向来认为：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曲礼》)， “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众人重其禄而轻其道”(《盐铁论•贫富》)。“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富者不仁，仁者好施”(《孟子•滕文公上》赵歧注)。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此类义利对立的观点在典籍中几乎随处可见。
本来，追求财富向往安乐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何以在中国却出现了义利的势不两立呢？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富人致富的手段往往很不光彩，权钱结合的传统出现了太多的为富不仁的现象，以致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穷人的道德才高尚，才可以信赖。那些拥有财富的人是不可靠的，是不值得尊敬的。中国民间传统观点就认为“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同时，财富的流通和积累离不开商业，而中国古来重农抑商轻视商业的传统，使得社会对于商人充满了偏见，认为商人都是奸商，充满铜臭，为了保持道德的高贵，君子就要安贫乐道，清高自许。此外，在中国比较昌盛的道教和佛教基本都持鄙视富贵，视财富如白云苍狗的态度。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理性务实的财富观，没有为财富的良性循环找到出口。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中国古代社会不仅正常的商业活动被鄙视，富豪的财富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迁徙富民就是政府经常实行的政策，许多富豪因此破产乃至死无葬所。司马迁就亲自目睹了在国家迁徙富豪的政策，并且纪录了下来。甚至农民起义军在揭竿而起之后，首先打出的笼络人心的旗号往往是“杀富济贫”“均贫富”，更有甚者则“斗土豪，分田地”，把地主豪绅往死里整。试想，在这样一个对富人和财富充满仇恨和恐怖的社会里，怎么会形成造福社会的财富文化呢！
在这样一个没有树立起明智理性的财富观的社会里，富人处理财富的态度必然是不正常的，在中国社会中就明显地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藏富与斗富并存。中国的富人在富起来之后，或者财不外露，以保护自己；或者通过摆阔炫富甚至是斗富来获取世人的艳羡，并借此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一方面，蔑视商业的传统、人们的意识里“不患寡而患不均” 、枪打出头鸟的观念，中国人易患红眼病等诸多原因的存在，使得很多商人地主在发了财之后毫无安全感，往往深藏不露，以免招祸；另一方面，那些有官府背景，以权暴富的富人们炫富斗富的传统又可谓源远流长，群星灿烂。其中臭名昭著的西晋权臣石崇与贵戚王恺斗富的故事，历时千年依然让人闻到奢华糜烂的腐朽之味。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传统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断上演，以至上演了本文开篇所述当今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富哥富婆们的豪放之举。
在处理财富的问题上，与西方相比，我们既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撑，也没有优良历史传统的传承，更缺失现实法律制度的支持。为富不仁，为所欲为就成为众多一夜暴富之后诸多富人们的必然表现。正如薛涌在一篇文章中所言：“与美国相反，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当然，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也有“乐善好施”“行善积德”的美德传统，也有“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道德理想。几年来抗灾、救灾中慷慨捐赠的也大有人在，但就全社会而言，还没有成为一种道德心理的驱动，还没有形成一种悲天悯人之风。慈善事业从未成为社会主流，更没有形成象美国公益基金会那样成熟的制度机构。
四 建立中国特色的财富文化任重而道远
面对我国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加剧的严峻现实，建立符合现代文明的，造福社会的财富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必然建立在社会资源分配的相对平衡公正之上。而现实中无数矿难工人的血泪，城市民工艰难跋涉的步履，边远山区渴望上学的孩子们的眼睛……敲打着整个民族的良心。
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一篇访谈中曾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理论。他认为，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发配是“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是“第二次分配”；而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给慈善事业，转赠给弱势群体，这叫“第三次分配”。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经验来看，经济学上的这三次分配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平衡社会资源的优良搭配，当下和未来的中国社会必然要借鉴西方社会的经验，早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三次分配机制。
从中国的现实国情看，这第三次分配建立的基础，一是财富观念的更新，一是制度建设法律保障，缺一不可。就财富观念而言，正如华人首富李嘉诚所说：伴随着巨大财富而来的是巨大的责任，财富越多，责任越大。当一个人拥有很多社会财富，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和权力的个体占有，更重要的是艰巨社会责任的赋予。《中国企业家》社长刘东华的财富观更是别具一格。他说：“富豪应该是一群自愿 为社会驱使的驴子。而且你拉磨挣的钱越多，跟自己的财富关系越少。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这些对财富与责任关系的认知，这种以向社会多做贡献视作责任的财富文化心态，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大力倡导的财富观。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伴随着经济及观念上日益与西方的接轨，国内已经有一些有见识有眼光的富豪已经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加入到慈善事业的潮流中来。象杨澜、余彭年等人建立基金会进行捐赠等诸如此类的行为。但比较起西方社会，无论数量规模和参与的人数，依然无法相提并论；
就制度建设法律保障而言，我国尚未建立起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阻碍着公益慈善事业的畅通，这就使部分有意于公益事业的人望洋兴叹。这方面有很多例子：希望工程的捐款被挪用的丑闻就令许多本欲捐款的善良的人们望而却步；深圳彭年集团董事长余彭年捐赠的救护车被屡次挪用的事件也颇让人深思。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现实告诉我们，欲建立中国社会普遍奉行的符合现代精神的财富文化，必须参照西方财富文化形成的经验，改变观念，建立起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相结合的中国自己的财富文化；同时还要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形成公益慈善事业的制度化、社会化。这或许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完成的事业，任重而道远，但值得我们锲而不舍地为之努力。
这是一个财富涌动的时代，面对物质财富的空前丰富，人类对于财富的思考已经从财富的积累过程和方式，转移至财富文化、财富伦理和财富责任等主题的探讨。在一定意义上，财富的分配、使用以及对待财富的态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培根在论“财富”时，曾提到“不要追求炫耀的财富，仅寻求你可以用正当手段得来，庄重地使用、愉快地施与、安然地遗留的那种财富”，可见，如何处置财富，是一个可以见出文化境界、道德境界、人生境界的“庄重”问题。1889年，美国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在《财富》一文中留下了这样的名言：“带着巨大的财产死去是可耻的。”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把一生都浪费在积累数百万美元的财富上，而不将之贡献于社会，那简直就是近乎犯罪：“那些在身后留下数百万美元的财富的人，死去时将没有人为他哭泣，没有人给予他荣誉，没有人为他唱挽歌。公众对他的判决是：这个人富裕而可耻地死去！”正是基于此，卡耐基后半生献身于慈善事业，把自己的财产一分不留地捐了出去。卡耐基带有圣言大哲意味的话语及行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美国富豪投身于慈善事业。
胡润，一位英国注册会计师，在谈及“财富文化”时，说到了财富的本质问题：“财富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认识财富的价值，对待财富是一个怎样的态度问题。这种认识、态度，是一种道德的、伦理的，也是一种人生追求，乃至是一种精神信仰。
时至今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财富已经上升至道德伦理乃至精神信仰的高度。经过了数百年物质极度匮乏，“而今迈步从头跃”，财富以几何速度攀升的中国人是怎样对待财富的呢？当我们从物质的拥趸中抬首翘望，吃惊地发现，在拥有财富的数目上我们和西方世界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但差距更大的是双方财富拥有者对待财富的不同姿态。这种巨大的差距提醒我们建立一种健康理性的财富文化已经迫在眉睫！
一 令人惊叹的巨大差距
据搜狐新闻网报道，前不久在上海登场的“全球顶级奢侈品展”上，仅三天工夫，中国的大款们就砸进2亿元。那些每年只造4艘的私人豪华游艇、还有近500万美元的兰博基尼跑车等也已进入中国。中国由此而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法国《费加罗报》也载文预测，到2011年，中国将成为占世界奢侈品销量达1/4的全球第一大高档奢侈品市场。
中国人出国刷卡单笔消费世界第一，1000多万元一辆的“雅致728宾利”销售量中国排名全球第一……诸如此类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令人感觉突然富裕起来的中国新富们在奢侈品的消费上可谓一掷万金，大方慷慨的风度连见多识广的西方有钱人也瞠目结舌。但另一方面，中国富人在爱心慈善排行榜上的缺席却令人心寒齿冷：《福布斯》2005年中国慈善榜显示，入选2005中国慈善榜的100家国内企业的总捐赠额近5亿元人民币。近5亿元人民币的数额看起来不小，但一份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及港台，内地富豪的捐赠仅占15％；另外一项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大陆企业 家每年用于慈善事业的资金占当年GDP总值的0.05％，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2.77％左右，在欧洲和日本，这个数字在0.7％和0.8％左右。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美国慈善榜统计，十年内，美国富豪对各类慈善组织的捐赠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财富排行榜与慈善排行榜几乎一致，那些名列前茅的世界顶级富豪们，也就是世界上顶尖的大慈善家。连续十一年排名世界首富的 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一共捐出了250亿美元，相当于他净资产的一半之多。2003年盖茨就已表示，他要将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全部捐献给社会，而不会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女，以使他们免遭金钱太多的祸害。盖茨十多年的老友——世界第二大富翁巴菲特也宣布将其99%的财产捐献给贫困学生的奖学 金、疾病医疗、环境保护等各种社会公益的研究基金等。作为世界顶级富豪的盖茨和巴菲特在慈善事业上一掷千金，慷慨解囊，但在个人的生活上却非常有节制，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挣来的巨额财富对个人来说，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和责任。
相形之下，为什么中国富豪对慈善公益事业如此冷漠，对于奢侈消费却如此热衷？是中国人富裕的程度已经不需要富豪们显示爱心而可以大肆挥霍？事实远非如此！据资料显示，目前，在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1.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帮助。而更严重的是,经济政策的不公平还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现象,如城乡孩子上大学的机会之比是10:1,占中国人口总数80%的农民,只享有20%的卫生健康资源,而占人口总数20%的城市居民却占有80%的卫生健康资源。
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中国富人们的冷漠麻木为富不仁与政府大力提倡的和谐社会之间呈现出一种极不和谐的音调。富裕之后如何对待财富？如何驾御财富？如何实现从物质之富到精神之富的成长？中国富人们的精神田园里缺失了什么？西方社会富人们“为富而仁”的原因何在？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富人和西方富人之间对待财富的巨大差距？这些问题，都是在经济发展中贫富分化加剧的中国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在本文中，且让我们把探究的目光伸向中西方的历史深处，两厢对照，追根溯源，或许可窥一斑。
二 西方社会财富文化的形成探源
富人发财之后捐钱做善事，古已有之，中外皆然。在古代欧洲主要由教会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在我国“乐善好施”“行善积德”也是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精神信仰、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制度机构诸方面的不同，东西方的慈善事业有了绝然不同的发展，随之形成了不同的财富文化。
一、基督教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清教徒精神”对于西方财富观的巨大影响。18世纪中叶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的一句名言成为了清教徒精神的精辟概括：“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基督教改革运动中，e[1]oR@&`0I
I清教徒以创造财富为天职，以此作为上帝选民的证据，因此要拼命地挣钱；y yXQ[1]Ym0清教徒提倡克制禁欲，始终过一种圣洁、理性的生活，并将赚取的财富用在扩大再生产上，因此要拼命地省钱；此外&ls!|Qo?S m此外他们还需要关照精神信仰，需要通过捐钱捐物，在对世间的爱中得到永恒。这三种精神，是清教徒精神的思想精华，在当时的清教徒中流传很广，深受清教徒的认可与遵循，它也成为后世对美国清教徒精神的一种概括。
最初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们面临创业的艰难，需要发扬不怕艰苦勇于开荒拓殖的精神，为了生存创造财富；创业需要资金，就要拼命挣钱拼命省钱；而清教徒信仰虔诚，为了心中信奉的上帝，为教会拼命捐钱也在其行为准则之中。卡耐基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财富的福音》，如今已成为美国公益事业精神的经典文本。其中表达的信仰归纳起来就是：社会的贫富不均是上帝定的，人有优劣之分，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是凭才能和努力达到的；但是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帮助不幸的“兄弟”和为改善社会做出贡献，这是上帝的旨意。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卡耐基后来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与他同时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有同样的思想。对于他们那一代美国人来说，基督教信仰是一种投身慈善事业的内在动力。
二、20世纪初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建立使得慈善行为制度化。宗教信仰的存在，使欧洲和美国的基督徒们拥有了捐赠财富搞慈善事业的良好历史传统。但真正把慈善行为社会化，制度化，网络化，对于协调社会矛盾，平衡社会资源起到相当作用的，应归功于20世纪初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建立。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而一夜暴富的美国富豪们，也曾经历过奢侈豪糜之路。这个时期美国大城市的豪门盛宴是一种时尚，他们模仿欧洲王公贵族的举止，招摇炫耀，奢靡成风，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尤其在1897年2月，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纽约布莱德利夫妇的豪华化妆舞会引起了舆论的一片谴责，各大报纸竞相用尖刻的语言抨击这一事件，进而矛头直指顶级富豪阶层及其生活方式。最后致使这家人在纽约呆不下去，只得到英国定居。两年后，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仑在他划时代名著《有闲阶级论》一书里，系统地批判这种暴发户以炫富来争取社会地位的消费心理。在书中，他把美国当时的富人消费称为“炫耀性消费”，认为富人（有闲阶级）总想通过生活上的炫耀来显示自己的阔绰和与众不同的身份，在他们的带动以及商家与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社会浮躁之气弥漫、攀比之风盛行，甚至影响到低收入成员的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此书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对于移风易俗起到了很大作用。大约十年后，包括洛克菲勒在内的一些顶级富豪们也一掷千金，目的却是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创建了公益基金会。
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私人公益事业是美国制度的支柱之一。20世纪初财富的急速增长与聚集，使得那些大富豪要考虑如何花钱；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加快，使得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凸现，对比的强烈也促使人们思考平等和社会公平的问题；此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基金会的成立及其企业化管理提供了条件。美国公益基金会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开大基金会风气之先最著名的当属钢铁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他们以残酷无情的手段发家致富，得到"强盗爵爷"的恶名；同时又是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对各项事业的巨额捐赠成果累累，而且树立了基金会的模式，对整个这一领域都有深远影响。他们捐赠的重点多在文教、卫生、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方面。对美国公益基金会素有研究的美国史专家资中筠先生在《20世纪的美国》一书中分析：与传统慈善捐赠相比，公益基金会的特点体现在：在用钱的理念上从长远着想，重治本而不是单纯的济贫；科学地、有组织地分配捐赠；在运作机制上实行现代企业式管理；财富一旦捐出，即属于社会，接受政府和公众监督，捐赠者无权任意支配。因此，现代基金会的成立，就使得传统的慈善事业形成了制度化、社会化、网络化。今天的美国存在多如牛毛的各种公益基金会，其中带头的大基金会从一开始就面向全世界，往往以传播知识，促进文明、造福人类为宗旨。如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等。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宗教信仰、历史传统以及成熟的公益机构法律制度的存在，使得美国形成了良性的财富文化，即捐赠文化。从世纪初的卡内基、洛克菲勒到世纪中的福特到世纪末的特纳和比尔*盖茨都遵循“发了财就捐赠”的传统，其捐赠资助的范围涉及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等广泛领域，受益者早已经跨越国界覆盖全球，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 中国社会传统的财富观及斗富藏富的历史传统
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遗留的小农经济观念,重农轻商的传统，带着儒家文化胎记的“君子言义不言利”、“为富不仁”、视商人为奸商、“杀富济贫”等传统道德观念,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利义对立的财富观。
本来利，即财富，是现实的物质层面，属于形而下；义即仁义，是抽象的道德范畴，属于形而上。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可比性。但在中国传统中，总是倾向于二者的对立。以传统的道德观念就可以证明。比如中国传统的儒家向来认为：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曲礼》)， “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众人重其禄而轻其道”(《盐铁论•贫富》)。“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富者不仁，仁者好施”(《孟子•滕文公上》赵歧注)。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此类义利对立的观点在典籍中几乎随处可见。
本来，追求财富向往安乐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何以在中国却出现了义利的势不两立呢？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富人致富的手段往往很不光彩，权钱结合的传统出现了太多的为富不仁的现象，以致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穷人的道德才高尚，才可以信赖。那些拥有财富的人是不可靠的，是不值得尊敬的。中国民间传统观点就认为“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同时，财富的流通和积累离不开商业，而中国古来重农抑商轻视商业的传统，使得社会对于商人充满了偏见，认为商人都是奸商，充满铜臭，为了保持道德的高贵，君子就要安贫乐道，清高自许。此外，在中国比较昌盛的道教和佛教基本都持鄙视富贵，视财富如白云苍狗的态度。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理性务实的财富观，没有为财富的良性循环找到出口。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中国古代社会不仅正常的商业活动被鄙视，富豪的财富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迁徙富民就是政府经常实行的政策，许多富豪因此破产乃至死无葬所。司马迁就亲自目睹了在国家迁徙富豪的政策，并且纪录了下来。甚至农民起义军在揭竿而起之后，首先打出的笼络人心的旗号往往是“杀富济贫”“均贫富”，更有甚者则“斗土豪，分田地”，把地主豪绅往死里整。试想，在这样一个对富人和财富充满仇恨和恐怖的社会里，怎么会形成造福社会的财富文化呢！
在这样一个没有树立起明智理性的财富观的社会里，富人处理财富的态度必然是不正常的，在中国社会中就明显地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藏富与斗富并存。中国的富人在富起来之后，或者财不外露，以保护自己；或者通过摆阔炫富甚至是斗富来获取世人的艳羡，并借此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一方面，蔑视商业的传统、人们的意识里“不患寡而患不均” 、枪打出头鸟的观念，中国人易患红眼病等诸多原因的存在，使得很多商人地主在发了财之后毫无安全感，往往深藏不露，以免招祸；另一方面，那些有官府背景，以权暴富的富人们炫富斗富的传统又可谓源远流长，群星灿烂。其中臭名昭著的西晋权臣石崇与贵戚王恺斗富的故事，历时千年依然让人闻到奢华糜烂的腐朽之味。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传统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断上演，以至上演了本文开篇所述当今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富哥富婆们的豪放之举。
在处理财富的问题上，与西方相比，我们既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撑，也没有优良历史传统的传承，更缺失现实法律制度的支持。为富不仁，为所欲为就成为众多一夜暴富之后诸多富人们的必然表现。正如薛涌在一篇文章中所言：“与美国相反，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当然，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也有“乐善好施”“行善积德”的美德传统，也有“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道德理想。几年来抗灾、救灾中慷慨捐赠的也大有人在，但就全社会而言，还没有成为一种道德心理的驱动，还没有形成一种悲天悯人之风。慈善事业从未成为社会主流，更没有形成象美国公益基金会那样成熟的制度机构。
四 建立中国特色的财富文化任重而道远
面对我国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加剧的严峻现实，建立符合现代文明的，造福社会的财富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必然建立在社会资源分配的相对平衡公正之上。而现实中无数矿难工人的血泪，城市民工艰难跋涉的步履，边远山区渴望上学的孩子们的眼睛……敲打着整个民族的良心。
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一篇访谈中曾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理论。他认为，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发配是“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是“第二次分配”；而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给慈善事业，转赠给弱势群体，这叫“第三次分配”。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经验来看，经济学上的这三次分配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平衡社会资源的优良搭配，当下和未来的中国社会必然要借鉴西方社会的经验，早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三次分配机制。
从中国的现实国情看，这第三次分配建立的基础，一是财富观念的更新，一是制度建设法律保障，缺一不可。就财富观念而言，正如华人首富李嘉诚所说：伴随着巨大财富而来的是巨大的责任，财富越多，责任越大。当一个人拥有很多社会财富，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和权力的个体占有，更重要的是艰巨社会责任的赋予。《中国企业家》社长刘东华的财富观更是别具一格。他说：“富豪应该是一群自愿 为社会驱使的驴子。而且你拉磨挣的钱越多，跟自己的财富关系越少。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这些对财富与责任关系的认知，这种以向社会多做贡献视作责任的财富文化心态，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大力倡导的财富观。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伴随着经济及观念上日益与西方的接轨，国内已经有一些有见识有眼光的富豪已经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加入到慈善事业的潮流中来。象杨澜、余彭年等人建立基金会进行捐赠等诸如此类的行为。但比较起西方社会，无论数量规模和参与的人数，依然无法相提并论；
就制度建设法律保障而言，我国尚未建立起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阻碍着公益慈善事业的畅通，这就使部分有意于公益事业的人望洋兴叹。这方面有很多例子：希望工程的捐款被挪用的丑闻就令许多本欲捐款的善良的人们望而却步；深圳彭年集团董事长余彭年捐赠的救护车被屡次挪用的事件也颇让人深思。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现实告诉我们，欲建立中国社会普遍奉行的符合现代精神的财富文化，必须参照西方财富文化形成的经验，改变观念，建立起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相结合的中国自己的财富文化；同时还要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形成公益慈善事业的制度化、社会化。这或许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完成的事业，任重而道远，但值得我们锲而不舍地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