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好：贵阳——廖静文心藏63年的一卷锦书

帅好：贵阳——廖静文心藏63年的一卷锦书

　　这是贵阳花溪，明亮、清新的一天。秋稻，在太阳的照耀下已是一片金黄。

　　2007年9月19日，花溪河水环绕的东舍小岛上，有个身穿紫色西服的清秀老人，在东舍楼上找寻年轻时曾居住过的房间。她抚摸着褐色老窗，看着窗外的碧波自语：“流水依依，景也依依，可惜徐君已不见。我没想到我能活85岁。”

　　如果看过孙多慈《春去》一画：“一个女子对着飞花流沫低头凝思……”我深信，很多人会有移步换形、天人相隔、锦书难托的感慨。

　　这位沉思的老人叫廖静文。她口中自语的“徐君”，指她的丈夫、中国画大师徐悲鸿。

　　1944年，他们在这东舍别墅渡过了美好的三天。

　　时年，廖静文21岁，徐悲鸿49岁。此前，徐悲鸿刚经历过与孙多慈漫长的6年之“痛”，并正承受着与蒋碧微分居8年的爱恨情怨。

　　（这是我翻拍的1945年廖静文与徐悲鸿）

　　今天回首廖、徐的人生，1944年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徐悲鸿真的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廖静文这座生命绿岛，来整合被战争、疾病、爱情、艺术所折磨的身心。某种程度上说，廖静文身居贵阳五个月的深思和决定，把徐悲鸿生命延长了10年，并使中国美术教育有机会在之后诞生中西合璧的“现实主义婴儿”。

　　廖静文说：“这是我一生的最亮点，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甜蜜的时光”。

　　63年前的贵阳，究竟是廖静文心藏的怎样一卷锦书？

　　（徐悲鸿自画像）

　　一腔心事说与谁

　　“贵阳的冬天是寒冷的，天气阴沉，太阳好象跟人们生气似地不肯露面，沉甸甸的乌云象淤泥一样总是悬在天空，几乎每天都下雨，空气潮湿得令人难受。”这是廖静文在《徐悲鸿一生》中记叙初到贵阳的情景。

　　1943年11月，为了说服家人同意自己嫁给徐悲鸿，廖静文只身从重庆来到贵阳。她想先游说自己在贵阳师范学院上学的姐姐。来到贵阳后，廖静文在学院旁边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廖家当时不同意女儿嫁给徐悲鸿是有理由的：一来两人年龄悬殊，二来蒋碧微写信给廖静文的父亲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重庆城的各种小报消息，也几乎让廖静文窒息。

　　蒋碧微是何许人也？

　　19岁离家出走的蒋碧微，1917年5月随23岁的徐悲鸿离开上海私奔日本。后来，随徐留学欧洲8年。到1943年，两人夫妻生活已经25年了。

　　婚姻起初是美好的，中间的磕碰也会经常发生。但从蒋碧微的角度来说，她的第一个“坎”不是廖静文，而是徐悲鸿回国5年后的1931年，18岁仪态优雅的孙多慈出现在她的面前。蒋曾几次当众羞辱孙，令孙穷于招架。轰动当年南京上层社会的徐、孙师生恋，在1938年以徐悲鸿广西登报声明与蒋碧微脱离关系，并随后找孙父说合失败而宣告“结束”。

　　孙多慈这个期间，见父亲态度强硬，犹豫不决。徐随后离开中国，辗转新加坡、印度。

　　但目前披露的资料表明，1939年孙、徐通信达十几封。有争吵、有妥协。其中，最撕心裂肺的句子是“我后悔当日因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见到我的悲鸿。”

　　1940年1月优柔寡断的孙多慈终于下定决心，把一封希望复合的书寄出。但这信到了身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徐悲鸿手里，已经过了六月。徐悲鸿时在印度泰戈尔办的大学访问。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信件在徐悲鸿心中引起的波澜……

　　1941年，25岁的孙，嫁给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鳏夫许绍棣。时年42岁的许绍棣，此前有两件事为人诟病：一是起草通缉鲁迅的文件；二是逃难丽水，与郁达夫的美貌妻子王映霞传出诽闻。

　　廖静文说过：“接触过孙多慈的人，都说她人品好，她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和悲鸿再见一次面。”可见，廖静文对待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是宽厚的。

　　大概在1935年，徐悲鸿与蒋碧微在南京分居。日本人侵略中国后，两人又一起逃往重庆。分分合合，战争和爱情一起在折磨着徐悲鸿。1942年6月徐悲鸿，返回重庆，曾主动想与蒋碧微和好，但被蒋拒绝。

　　1942年冬，徐悲鸿在广西遇到了前来考试的19岁的廖静文，徐悲鸿的人生从此多了一段艰辛、传奇的爱情故事。

　　1943年春到1943年秋天，这几个月，应该是廖静文由初恋跌入生活低谷的岁月。用廖静文的话说，是蒋碧微与徐悲鸿“不和”也“不散”的日子。据2004年因拍卖才为社会广泛所知的徐悲鸿给朋友的信透露，至少在1937年徐、蒋二人的关系就已经处于廖所说的状态。1938年9月2日徐悲鸿写到：“碧微从前虽对弟切齿深恨，究亦尝具恩爱，自去年八月后，便只有恨无爱。”此时的徐悲鸿，在广西为孙多慈的爱情困扰着。

　　当时徐、蒋、廖三方僵持的程度，徐悲鸿“四川最好的弟子”屈义林之子屈智能200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父亲跟随徐悲鸿多年，他见证了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从相知到相爱的全部过程。在重庆时，１９岁的廖静文与大她２８岁的徐悲鸿相恋，引起了众多非议，廖静文还曾想跳入嘉陵江自杀。”

　　这个情节，在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中也有文字记载，但表达的不是自杀，而是因忧郁苦闷而在江边散步，徐悲鸿见状非常担心。

　　蒋碧微回忆录合订本，叙事为主的《我与悲鸿》占三分之一，而《我与道藩》“情深意长”，占三分之二。蒋碧微眼里的徐悲鸿，“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吃苦的毅力，忽略身边爱人而疯狂学艺，倔犟，自恋，偏执。”但“事实就是事实。蒋碧微能把手头所有徐悲鸿的信，哪怕一张小纸片，也像保存徐悲鸿的画一样保存到晚年，这让人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微妙，虽然各奔东西，却是‘藕断丝连’”。

　　（蒋碧薇画像）

　　而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作画已入佳境，又能够珍视天伦之乐。”

　　那么，上述的表达，哪个说的是实话？

　　雾锁往事，难掩当年“真”

　　细细一想，其实都是真实的徐悲鸿。前者是青年的徐悲鸿，后者是晚年的徐悲鸿。屈智能的说法，虽然没有在廖静文的书中得到印证，但从屈父的角度来看，至少是一种当时状态的旁观者描述。

　　“蒋碧微聪明之极，生活中她绝对不饶人，有众多知情者为证。但回忆往事，她却是个弱者的角色。对于徐悲鸿与孙多慈，她似乎得理不让人，还有些事出有因。而她指责徐悲鸿与廖静文，就很荒唐了，此前她与张道藩海誓山盟，情书不断，已然失去指责的资格。……可怜的是善良的徐悲鸿，他一次次被蒋碧微逼至墙角，不曾回手。”

　　这些对蒋碧微的评价或者分析，可能比廖静文在《徐悲鸿一生》中，对蒋碧微的文字更平和一点。

　　贵阳1943年的冬天里，廖静文也许就是在上述的讨论、倾诉中度过的。廖静文的姐姐，作出种种假设，然后，廖静文耐心地作出各种辩解。

　　这些交织着的事实及各方之词，今天都成了人们研究徐悲鸿、廖静文的顶级话题。

　　但在贵阳那个多雨的冬天里，它却是如此熬人、如此坚硬地横亘在传统、世俗和追求之间，令廖静文辗转反侧。廖静文没有恋爱过，而且也没有想过恋爱。可这个19岁少女不期而至的初恋，却以如此艰难困惑地开了头。换谁，能不一腔心事？

　　贵阳，在注视着这对恋人的命运，并给了双方充分思考和决策的时间。

　　困惑中的每一步，很漫长；但关键的一步，也许恰如贵阳一个短短的冬天。这个冬天见证了两个人的心路历程，并决定了1949年后中国美术教育领头人的未来家庭生活，包括接下来的帮徐悲鸿躲过1944年至1945年间疾病的“生死劫”。

　　廖静文的姐姐“仍坚持要亲自与徐悲鸿先生交谈一次”，然后再决定他们是否结婚。徐悲鸿这时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教课，要等放了寒假才能脱身。廖静文说：“我读着他那满怀思念的信，期待着早日和他见面。”

　　临近年底了，廖静文接到徐悲鸿的信，说他即将来贵阳和她共度除夕。

　　已是腊月的最后一天了。

　　从早晨起，就一直下着雨。廖静文听见脚步声就跑到门前去看。然而，一个上午过去了，徐悲鸿没有来。廖静文开始惴惴不安，饭端几来却咽不下。

　　下午一点，两点，三点……时间一秒一秒消逝。随之而来的是冬天黯淡的黄昏。

　　人们团聚的除夕之夜飘然降临了，廖静文和姐姐围着小火炉，窗外噼辟啪啪的鞭炮声。10点，11点……街上已没行人了，徐悲鸿仍没有来。廖静文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已失去了血色，变得苍白而憔悴。

　　“他不会来了”。廖静文姐姐说，“你不要信人太过，你太幼稚和单纯了！你不听我的劝告，吃亏的是你自己！”

　　眼泪在廖静文的眼眶里转动。

　　已是深夜12点了，“突然，我的沉思被一阵有节奏的叩门声打断了。我猛地跳了起来。这是他，徐悲鸿先生！只有他才这样敲门。我发狂一样跑去开门。”

　　“徐悲鸿先生出现在我面前，他那蓝布棉袍的上上下下都溅满了泥浆。”

　　徐悲鸿从重庆出来4天，半路车坏，换了3次车，最后一辆货车在离贵阳20多公里的地方又坏了

　　“你就一个人在黑夜、雨水、泥浆里步行了四十华里？”望着徐悲鸿的样子，廖静文眼睛噙满了泪水。

　　为了一个小女子，63年前的暗夜里48岁的徐悲鸿，就这样第五次进入贵阳。尽管，目前见证过大师的当事人已不多，但一些口口相传的议论还是五花八门。可我觉得，48岁的徐悲鸿多像乱世中一汪高贵、单纯、清澈的深泉，他奔流给世人，既有中国信条，也有西学教育的自由个性。即把“独立、自由、承担、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

　　一生托付在贵阳

　　1944年的大年初一，贵阳来了罕见的阳光天。

　　徐悲鸿搬进旅店。贵阳的报纸立即报道他来到贵阳的消息。廖静文看见，徐悲鸿的，朋友、学生、记者、美术爱好者纷至沓来。

　　2月9日，贵阳版的中央日报上出现了一则特号字体的广告：

　　“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志趣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其间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徐悲鸿谨启。”

　　这天应一位朋友之邀，廖、徐前去花溪。这个朋友当时在花溪经营农场。

　　3天之后，2月12日，另一则启事出现在报上：

　　“徐悲鸿与廖静文在贵阳订婚，敬告亲友。”

　　也就在这一天，徐、廖的订婚仪式正式在花溪举行。

　　廖静文在回忆文章里写到：

　　“‘静，以后不许再叫我先生了，应该叫我的名字。’”

　　“‘悲鸿！’我快乐地叫着，‘没有您的命令，我不敢这样称呼您。’”

　　“他由衷地大笑起来。”

　　随后，他们参观了朋友开办的农场。

　　订婚后贵阳的时光与廖静文的心情，一起变得明亮起来。

　　廖静文回忆说：

　　“原野上一片碧绿，有时还可以听见小鸟动听的鸣叫。”“饭后，我们又骑着农场豢养的肥壮马匹出游。这是我第一次骑马，由马夫牵着缰绳，徐徐而行。悲鸿则很轻捷地跨上了马鞍，策马扬鞭，马便欢快地飞奔起来；在一阵尘土飞扬中，他象闪电一样消失在远方了。”

　　帮忙办理订婚仪式事宜的，是当时银行工会一个叫许耀卿的秘书。徐悲鸿还拿了一笔钱，请他在花溪买下一块地，打算建房居住。后来发生的改天换地及徐悲鸿的早逝，不仅使造屋定居之事幻灭，也使青春花季的廖静文，从此踏上另一条寂寞、孤独、艰难的生活道路。

　　一个叫刘大悲的人，这个期间还办了一件事，他剪下报上的两则广告，寄给了蒋碧微。这一行动无疑会激起蒋碧微巨大的心底波澜。

　　2007年9月18日，在徐悲鸿、齐白石精品画展在贵阳揭幕的序言中，廖静文表达了自己的感慨：贵阳——我在你的注视下，曾把我的一生交给悲鸿，今天，我向往已久的在贵阳举办悲鸿画展的愿望也终于实现，这是我数十年来的美好愿望。

　　山盟犹在，锦书难释

　　1945年的最后一天，徐悲鸿和蒋碧微，由沈钧儒律师作证签下了离婚协议书。徐当场支付蒋碧微国币现金100万、100张国画。先行支付的40张收藏古画、徐作50幅、现金20万归蒋所有。另外，每月由徐支付孩子抚养费两万元。有人统计，两人前后维系生活28年7个月零18天。据廖静文的回忆文字，1944-1945期间，徐悲鸿旧病复发的诱因，应该是拼命画画筹钱所致。

　　1946年初,徐悲鸿终于和廖静文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礼堂举行了结婚典礼。

　　1953年，徐悲鸿于北京病逝，口袋揣着给廖静文和孩子的3块糖，身上带着与蒋碧薇在法国生活时买下的一块怀表，脚上穿的是旧货摊上买来的旧皮鞋。

　　曾在徐悲鸿家当过保姆的刘同弟说：“徐先生走的时候，我在台湾，看蒋碧微那个表情，也看得出来，她说徐先生走了，念念不忘的样子。”

　　据说，孙多慈惊闻徐悲鸿去世，关门哭了3天，后来为老师戴了3年孝。而亲自告诉她这个消息的却正是蒋碧微。

　　安葬徐悲鸿后，廖静文哭着走进文化部，把家里的全部钥匙交给了沈雁冰。她把留在徐悲鸿身边的1200余件呕心历血之作、1200余件唐宋以来的名人书画，以及徐悲鸿从国外收集的一万余幅画册与绘画资料，全部无偿的捐献给国家。同时，还将徐悲鸿以她的名义购买的住房无偿捐出作为“徐悲鸿纪念馆”。这个系列行动的光芒和价值，决非任何简单的词义所能涵概。

　　1975年1月，孙多慈病逝于美国，终年63岁。有人分析，孙患癌症的重要原因就是一生内疚，郁闷而得。但孙多慈本人就自己与徐的交往闭口不谈。孙多慈与徐悲鸿相逢，处于徐悲鸿艺术创作的盛年，徐悲鸿为大众知名的重大作品均在1929年至1940年之间完成。了解她，有助于了解徐悲鸿那一段的情感世界。

　　1978年12月，蒋碧微在台北去世，终年79岁。在她的卧室里，挂着徐悲鸿为她画的肖像——《琴课》。《蒋碧微回忆录》1964年10月在台湾首次刊行；1965年请人修改，次年由皇冠杂志社出版。作为“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蒋碧微回忆录》提供了研究女性心灵史和解放史的独特文本。

　　这三位女性的悲欢，联系着不同阶段的徐悲鸿，她们在徐悲鸿生命中各占一段。

　　蒋碧微，见证和参与了一个大师的青年成长。其后半生与有妇之夫、国民党高官、贵州人张道藩同居10年，做些卖画生意。逝世前，蒋碧微保存剩余的30多张徐悲鸿画作被盗。

　　（孙多慈画像）

　　孙多慈，终生从事美术教育，曾任台湾中央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是中国早期的著名女性油画家之一。她的一生在践行老师引领的道路。

　　廖静文，则全力用一生和生命，在伤痛和追忆中保护、挖掘和整理徐悲鸿的艺术作品。其间，历经饥饿、文革等严酷时期，她的行动，远胜于海峡两岸的各种争议。

　　2005年，著名画家陈丹青在江苏省文化厅举办的“纪念徐悲鸿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说：徐先生的才华，人品，相貌，这个是上帝的事情，人间无法回答。

　　记者第一次见到85岁的廖静文时，刹那间生出的感慨是：艺术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伟大的艺术必须回应生活的时代。朴实的女性之所以成为传说，是因为，她们从来以芸芸常人历练人生，又有锐利、鲜活的才华，以及对阳光和美的信仰。

　　逝去的，人们会追忆；活着的，人们会祝福。

　　帅好/文 杜宁/图

　　原载2008《当代贵州》中旬刊《影响力》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