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了：一位教授的幽默智慧课堂2

第七讲 农业神话与农民文化(0)

一、 由两个农业神话说起 

1、 神农氏神话 
神农氏（一说就是炎帝）是传说中农业与医药的发明者。据说，少典安妃在华阳登游时，有感而怀神农。神农生下来，那是人面龙颜，三个时辰便能说话，五天便会行走，七天便长全牙齿，三岁就开始做稼穑游戏了。一句话，天生就是个农业劳模。当时人们还过着采集渔猎生活，神农不忍人们忍受苦难，便用木头制成耒耜等农业工具来教人们耕作。他根据土地的干湿，肥瘦等自然状况来教人们种不同的作物，于是人们便开始了农业生产。他本人呢，也获得了国家级劳模称号－神农氏。另外，为了解决人们的饮水问题，他遍尝水泉甘苦，为了解决人们的疾病之苦，他遍尝百草滋味。曾一天中了七十次毒，总之，神农发扬了共产党人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精神，人们才有了幸福生活。由此神话，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其一，伟人天生不是人。 
如果现在谁家生个这孩子，落地几个时辰就会说话，那他肯定会被当作妖精给扔掉的。更何况这孩子，人面龙颜，估计约相当于现在网络上的恐龙们。后世文人善于讲政治，讲得有点过头，把伟人们作弄得咋瞧咋不象人：大公无私了，三过家门而不入了，孩子烧坏一条腿他也不管了，老爹病危他不能回家了，总之，政治宣传就是供普通人犯嘀咕的：这伟人他还是人吗 
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能达到非人的境界！ 

其二，伟人都是神。 
伟人不是人，当然就只能是神了，否则我要落骂人的嫌疑了。不过，中国伟人只能是中国的神，而不能是西方的神。因为中国的神也与众不同的。简单来讲，中国的神是完美无缺的，而欧洲的神，毛病大了，一个一个都象问题少年:女神们，比如爱与美之神阿芙洛底与智慧女神雅典娜，争风吃醋，动不动就翻醋坛子。男神们之间打架头殴，拈花惹草，勾引良家少女，那作风问题大了。单说西文神话中那位至高无上的神，宙斯，还有他老婆赫拉（他们俩个约等于中国神话里的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也许我孤陋寡闻，反正我没有听说玉皇大帝见一个漂亮女孩子就要勾引一下的，也没听说王母娘娘天天监视她老公的事儿。而众神之首宙斯就不同了，见到美丽的女子，往往成为她们的俘虏, 赫拉只好擦亮眼睛注意丈夫这方面的行为。宙斯去找其他女子时, 为了蒙混赫拉的监视, 常化身为各式各样的动物。 希腊北部斯巴达国王廷达瑞斯 之后丽妲 是知名的绝世美女, 有一次宙斯在天上看到丽妲沐浴的姿态, 立刻被她迷住。天神请爱神阿芙洛蒂 帮忙, 并化身为天鹅下到凡间。 阿芙洛蒂化身为老鹰, 追逐宙斯变成的天鹅, 天鹅求助般地逃到丽妲跟前, 颤抖的天鹅可怜兮兮的, 丽妲将它抱近身边爱抚, 宙斯得遂心愿，却导致人家丽妲同志生下两个大蛋来。看看，维纳斯同志象个小太妹，而宙斯同志象个街头小流氓。所以说，中国伟人只能是中国的神，完美无缺，没有耍过流氓的。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样的烂事，是有传统的，而中国伟人不玩这个。 

其三，人生大事，吃喝二字。 
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食堂发展史。中国人口多，人生大事，惟吃喝二字，你看现在当官的，一个个犹如饿死鬼转胎，老也吃不够，可怜见的。中国历史上，谁能解决人类的吃喝问题，谁就会被推向神坛。初民们估计也给神农唱过赞歌，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我猜， *** 是这么个样子－东方红，太阳至，中国出了个神农氏。他给人民找水喝，还教人民种庄稼，他为人民谋幸福，胡儿骇呀，他是人民的大南瓜。 
而后世的聪明之人，只要把人民当饭桶，顺着吃喝二字干大事，那绝对是顺应民心（当然叫顺应民肚更合适），干的大事才可能成功。李自成进河南，当时只有50骑人马，天助人也，当时河南正闹饥荒。李自成在河南杞县饭桶书生李岩的建议下，扯出了"均田免粮"的饭兜子，饥民们一听，扯开喉咙撒欢儿：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够找闯王。不当兵，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这么一叫唤，李自成手下饭桶剧增，一下子达到10万之多。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 *** 动考察报告＞中讲，农民斗地主的方式之一，就是"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看到这些故事，我总憋不住肚里的笑意：这农会，咋看咋象猪头肉爱好者协会！事实上，毛泽东后来的革命思路也受到了猪头肉爱好者协会会员的影响，他的土地革命，什么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说一千道一万，就仨字：吃大户！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此话错矣，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现在依然如此，革命同志都是这么干的。根本上，李自成与毛泽东是一类人，他们都是神农的学生。唯一的区别是，神农老师自己带头耕作，学生们嫌那事儿麻缠，就不再带这个头了。当然，龙椅坐稳了的学生们，还是要装模作样一番的。每年的孟春之月（每季被分为孟、仲、季三段，孟春是立春至雨水这段时间），皇帝，或者说国王，要选择合适的时辰，耕帝籍田（用来供应皇家祭祀的农田）。皇帝亲自用车载着犁铧，放在陪衬的护车武士和驾车的人中间，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帝籍田亲自耕作。天子推犁三下，三公推犁五下，其他诸官推犁九下（这里插点闲话，西欧政治经济学中重农学派的鼻祖魁奈隔着千山万水，对中国皇帝自耕田的镜头向往不已。只可惜他老兄不是皇帝，不能亲自尝尝"犁子"的味道，但他是凡尔赛宫的御医。于1756年通过庞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籍田仪式，十余年后，他又用中国皇帝亲自扶犁来劝导皇太子－路易十六。促成路易十六在1768年举行的一次宫廷典礼上，亲手拿着用丝带妆饰的耕犁模型在众人面前展示。一年后，也就是1769年，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使用一幅完全与真的农具一样大小的犁，耕种了一块土地。神农的这些洋学生，做的事儿很浪漫。听说，亩产十万斤，同时全同人民饿得呱呱叫的时代，中国一位开国元老，也亲自种过一块地的。但已远不是浪漫了。闲话到此为止。） 
神农学校还有差生，他们不再教人种地，而是只管革命。他们站到杨白老身边，大声的告诉他们：你的喜儿之所以买不起资生堂的化妆品，你们全家之所以大年三十都吃不上饺子，原因就在于，黄世仁们家的悲儿买的化妆品太多，他们家吃的饺子也太多。现在，他们碗里的饺子，炕洞底下的钱，梳妆台上的化妆品，原来都是咱的。现在的任务就是，全球无产者联合起来，革他们的命，分他们的财，黄世仁他老婆的宁波床，也可以抬咱的家，至于黄世仁他老婆，咱就不要了，当然，去黄家小姐悲儿的牙床上打个滚儿，那将是乐不可支的一件美妙的事儿，总之，哥哥你别害羞，大胆地往前走。闹到最后，面对杨白老这些革命家，黄世仁们不但不敢收利息，连自己的本钱都不敢要了，杨白劳们则象黑老大，表面客气，骨子里硬，点支旱烟，让它先冒开烟，然后在吐烟的当口，对着黄世仁慢悠悠的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一句话，在这些差生的导引下，贫穷成为道德，富有就是缺德。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没二话，土地改革，杀富济贫。邻省山西议论纷纷，土皇帝阎锡山坐不住了，也想搞肚皮革命，他在晋西21县的防共会议上说：现在农民，不论丰年和凶岁，都是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如果不告诉你这话是阎老儿说的，读者诸君可能以为这是某个人民领袖说的。看来，光从"讲话"里，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是不大分得清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还犯这个毛病，天天学"讲话"。学这个的讲话，学那个的讲话，依我看，还不如学习阎老儿的讲话。不管怎么说，人家阎老儿为解决三农问题，也开始了改革，在3个县7个村展开试验。搞土地村公有，人人有地，且服兵役时其份地由村民代耕。问题是，"山西75%左右的人民均表不快"，阎皇帝的土改便半途而废了。否则，阎老儿可能是中国的欧文，不定还能提前进入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或走进新时代的，可惜啊，那时的山西农民素质较高，大私无公！ 

其四，民本信息。 
神农神话的主调是同情民之疾苦，以解决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问题作为关注的中心，据说，这孕育着后来的民本主义。当然，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人本主义，那是一字千里，绝对不同的。民本主义的内涵如下：1）民与统治者，是水舟关系。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冷兵器时代，按人头多寡来决定胜负，集合的民，对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予一人"或"寡人"来讲，是根本性的颠覆力量，当然要以民为本了，就象西北放羊的孩子以羊为本，因为，钱，媳妇儿，生娃娃等，全靠羊们了！2）民本，即农本，以农为本。农业好处多多。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来源和基础；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农业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管子＜牧民＞篇里说得好：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鉴于此，统治者总是耐心地劝民务农，不惜以身作贼－皇帝耕帝籍田，皇后去采桑。农民面朝皇土背朝天，两眼朝下，土里觅食，当然就都成了陈胜所看不起的"燕雀"了。他们朝起夜睡，锄禾日当午；民心纯朴，甘其食，美其服，不睡在皇上身边，也就没有野心家的目标。总之，劝民务农并不单单是为了地利，也就是说，不单纯是经济目的，更有讲政治的成份在内，因为农业能陶冶民的心态。＜吕鉴.上农＞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我感觉，农民种地与知识分子练书法是一个道理：陶冶情操！所以，统治者重农，就避免不了愚民的嫌疑。我们知道，统治者最害怕的是流民，现在叫盲流，也叫三无人员。民离开了土地，相当于农民集体夜游，统治者当然害怕了。 
若站在儒家角度总结民本主义，那可是货真价实的"三民主义"：君爱民－敬事而信，节用爱民，使民以时；君利民－分田而耕，轻赋税，薄徭役；君治民－用道德教化、感化民众，以德治国。 

2．后稷神话 
后稷是古代周族的始祖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官。后稷的出生也比较神，据说，后稷的娘叫姜嫄。有一天，她到郊外去求神，当然不是去找普通的小流氓，更不是去找宙斯那样的神流氓，但找什么的神，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姜嫄在路上看到一对很大的脚印，便好奇地用自己的脚去比试。她的脚刚踏上拇指的地方，便有感而孕。总之，这神是比较神的，不象宙斯，还需要美神阿芙洛蒂帮忙才能流氓成功，可谓是真正的神不知鬼不觉。 
姜嫄生下一个男孩，认为事情太奇怪了，是个不祥之兆，便想把孩子扔掉。但扔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便把孩子养了起来。取名为弃。中国的农民领袖，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弃与神农一样，打小也是一副农业劳模的小样：模仿大人种地！长大后，更喜欢种地了(这可怜的弃儿，其名字就应了现代中国农民的处境，可怜见的)，终于成了一名远近闻名的种地能手，大家都跑来向他请教。尧听说他的名声后，提拔他为部落联盟的"农师"，估计相当于原先人民公社时代的农业技术员。舜帝时，聘请他担任"后稷"的职务，"后稷"是什么意思呢？"后"字，甲骨文里写作"育"字，而"育"字，大家都知道，甲骨文写法，状似妇女产子形。至于"稷"，原意是谷类，即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注：谷，稷也，名粟。当然，稷也是古代农官代称，＜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注：稷，田正也。当然，稷，还有神的意思，谷神。西汉郑玄＜周礼＞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这样一来，后稷这官职的含义可就大了去了，与后世的"挖井人"类似。总之，后稷堪称我国最早的农官。我国有以职代名的习惯，所以，后世人只知道后稷而不知弃儿，类似我们现在只知道书记而不知道臭蛋儿。 
后稷神话透露出的信息如下：1）天阳地阴，父皇母后。中国文化是一种雌性农业文化。中国的伟人，都是一种母后似的人，而且男人女象。中国人不但祖国我的娘，还敢把党也叫作娘。光叫娘不说，还干吃人家的乳汁，典型的白痴儿，稀里糊涂的叫娘。如果老美那边，也出些主旋律歌曲，唱什么"共和党啊，我的娘啊，民主党啊，我的姨啊，华盛顿啊，挖井人啊。。。"这世界就美妙多了。2）江山社稷，皇天后土。这些词之所以相傍而行，说明，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归根结底，皇上得管大家吃饭。否则江山难保，皇天难成。泽东同志搞改革，就是在食堂搞的。当然了，饭民们非正常死亡2000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8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阵亡2000万。我们吃了三年大食堂，吃掉2000万，相当于在食堂里搞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饿得呱呱叫，可依然拥护毛掌勺，为什么？就是因为毛大厨会在空中烙大饼，每天白米白面的共产主义大饼就在眼前的不远处晃动，饭民们哪能不狂热啊。这里讲个笑话，云南一老太，无儿无女，大食堂时期，每天要跑公家的大食堂领饭吃，可几十里山路呢，只好弄个专车－小驴一头。老太太每天起早贪黑，骑驴到食堂。问题是饭后怎么办？回家？可刚回家，午饭又该上路了。即使这样，外交部部长陈毅还是找到云南省长阎红彦，说，欢迎外事找不到人，你们这里还行，百姓能吃饱，拍巴掌有劲。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现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总要放点吃的东西，却原来是怕大家拍巴掌没劲。 
小平同志搞开放，其实质还是要大家放开肚子吃个够，所以，人民那个感激啊，神州大地，处处是饱嗝声。就在这当口，一帮子人似乎吃撑了，扯开大旗，要打倒官倒，打到腐败。当时我大三，觉得有点玄，大家游行，我就在后头起哄。系里让我游行时扛大旗，老实说，那时候的我长得挺乖的，外号洋娃娃，不象现在，张牙舞爪的。可是我拒绝了，不但拒绝，还说风凉话：如果其它系的同学造反，那还有情可原，如果历史系的学生也这样，那真是历史的悲哀。最后我回家了，我家要割麦子了，割麦子方面，我是把好手。乡亲们问，大学生咋不上课？那时候的百姓，还不象现在素质高，现在的百姓其码知道当官的人人腐败，我说同学们都去北京打官倒，惩腐败去了。乡亲们回我一句：吃饱了撑的。我无言，站在他们那个角度，这句话绝对是真理。因为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用阿Q的形象来诠释辛亥革命。如果说我当初的风凉话，还是纯理论的有待实践验证的话，那么与乡亲对话完结，我就完成了自己的＜河南农 *** 动考察报告＞，糟得很，我痛感到历史的轮回，国人的宿命。从那一刻起，我彻底绝望了。上帝保佑吃饱饭的人民，阿门！  ================================第七讲 农业神话与农民文化（Ⅰ）

二、 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及其后遗症 

1、 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 
中国的统治者历来最善于讲政治,知道农业的教化作用，所以起劲的鼓励农民附着在土地上，为此，不惜把老农提到老二的地位，所谓的士、农、工、商。依我看，统治者藏了一手，应该是仕、士、农、工、商才对，因为士只是仕的预备队嘛。 
中国的士都是朝前看的，绝不朝后看。即使朝后看，那也是给老农们喊加油的。而他们自己，并不喜欢劳动。孔家老二不但自己不种庄稼，还特反对学生们种。攀迟问"稼"与"圃"，孔家老二就背后嘀咕这学生是小人。孔家老二还特小资，"席不正，不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没想到亚圣孟子比前辈还要装嫩，干脆连厨师与屠夫都视作小人了，说：君子远庖厨。有种，亚圣同志应该再接再厉地提倡：君子不吃饭！ 
君子可以远庖厨，可小人不行，所以孟子见梁惠王，提出了自己专为小人们设计的小食堂计划－"使黎民不饥不寒"："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小的时候，我家喂过猪，我的理想是：猪喂得越胖越好。所以说，对人来讲，吃饱并不是最高理想，所以孟子又给梁首长画了一张小康蓝图：每家都有五亩宅地，住房周围种桑养蚕，50岁以上的人可以穿绸。每年养一些鸡、狗、猪，70岁以上的人就都有肉吃了（忽忽，估计那时候蓝天六必治就上市了吧，所以七十岁的人牙好胃口也好）。每家再有一百亩地，八口之家就可以吃饱了。 
说来说去，那时跟我们现在的任务一样：解决温饱问题。农业虽然有政治教化作用，但其经济功能是首要的。所以统治者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贾谊更是连蒙带吓唬：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夫不织，或受之饥。至于商业，在统治者眼里，坏处大大的： 
其一,商业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一个农民，如果不老老实实的种田，在统治者眼里，就有政治问题了。 
其二，商业会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社会稳定之大局，妨害以德治国。＜吕览.上农＞云："舍农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徒，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又云："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重农，农民尚被士视作小人，商人更惨了，被呼作贱人。孟子更是在＜公孙丑＞篇里把大商人呼作"贱丈夫"。圣人们以德治国，社会风气很端正，大家集体歧视、羞辱商人。明朱元璋时代，命令农家子弟可以穿绸紬纱绢布，而商股之家则只可穿布。尽管我们想象不出农家子弟们在锄禾的时候是如何着丝穿绸的，但其码有这么个名誉上的权利，犹如我们现在拥有的选举权，挺振奋人心的。 
秦汉时期，实行市籍制。工商业者另立户籍，被打入另册。凡在籍者，身份低于一般编户齐民。一代有市籍，三代失去自由。约类似于毛氏王朝的黑五类，一人有色，全家皆黑，低人一等啊，不但上学进工厂不行，就连悼念毛太祖的权利都没有。晋朝时，将羞辱商人的方法抬到极至，商人必需头上缠巾，将自己的姓名题写在额头上，穿鞋不能一色，一脚穿白，另一脚着黑。约等于毛氏王朝的阴阳头，挂牌游行，嘴里喊着：我，王老五，不是好人，在集上卖鸡蛋，还卖小板凳，我有罪哦... 

2、重农抑商的后遗症。 

第一，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毛皇帝废除商业，估计是觉得商业是贱人才干的活儿，想让无产者们高贵起来，所以不惜杀鸡取卵，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到最后，皇上都没有红烧肉吃了，不知怎么搞的，又勒令每户农家必养一头猪。百姓们都饿得哇哇叫，谁有东西喂猪啊。无奈，生产队里只好把猪提升到人的位置，分红白萝卜，白菜红薯时，都有猪的一份。到我小时候，这革命传统依然保留了下来。当然，有时候分些精品，比如小麦，可能就没有猪的份儿了，但乡亲们总不放心，每次领东西总问：这回有猪的没有？等问清了，才知道如何报人口，再盯着队里的秤，看给得够不够。但笑话就多了，邻居王三小第一次帮家里领东西，队长看他眼生，问：谁家？三小说：王大孬家。队长问：您家几口？王三小格嘣脆地答：连猪六口！成人们一听，就格格的笑，好象自己家没猪似的。总之，这笑话多了，人们也麻木了，大人们也经常报个连猪几口。领袖的意思，一大二公，本意是想提升国民的境界，没想到，事与愿违，人倒霉，人不人，鬼不鬼的。猪也跟着倒霉，猪不猪，人不人的。如今，中国商界里的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投机倒把、违规操作的现象也太普遍了，普遍到违反商界公德成为一种社会常识。骨子里，估计大家皆以为，这才是商人呢。这导致中国商界里一个不好的现象，商人信誉不好，并不影响他的生意，相反，越不讲信誉，他越挣钱！如今，中国的大款们似乎扬眉吐气了，那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不信，问一下当初的个体户们是如何挺下来的，不容易啊！ 

第二， 农民理想与农业思维症 
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所有传统中国农民的理想生活方式。当然，前提条件是吃饱，当然吃不饱也可以，最低要求是别饿坏。有个笑话，说一个农夫与自己的妻在炕头上畅谈理想。农妇说，我想当皇后娘娘，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叫丫环：大姐，给俺拿块柿饼吃！农夫说，我想当皇上，每天早上喝一碗热腾腾的豆腐脑，多美啊。农妇一听，急了，踹农夫一脚：死鬼，想得美，你要喝豆腐脑，那我不得每天早上起来给你磨豆吗？ 
听了这笑话，笑不出来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愚夫愚妇们连美梦都做不出来的。当然，也有做得差不多的，比如刘季同志与项籍同志。始皇出巡的威风，不幸让两个傻小子看到了，刘季曰：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籍曰：彼可取而代之！而悟空，堪称是中国农民的形象代言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如果这理想实现不了，那么农民们也不急：不患寡只患不均，要饿大家都饿，那才是理想社会。农民的理想，决定了农民们看什么，都是农民眼光。而那个藐视天下群雄，掰着手指头数风流人物，数来又数去，只有我自己的毛太祖，正因为明白农民的心思，才会在站稳脚跟后，马上实现自己的小农理想：全国支几口大锅，全国变成几家大食堂，大家一个锅里吃饭，我喝稀的，您们就别想喝稠的，大家同喜。对内是以粮为纲，对外是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一个新生的，远比资本主义格调高的社会主义国家，整天想的就是挖洞埋粮，奇怪么？不奇怪！因为农民领袖充其量只是个大地主，他的思维，当然是纯农业思维：整个天下都是他的地，而这地，越多越好。所以，历代帝王都鼓励大家垦荒，到康熙时，就发愁了，发现人越来越多，可垦之地却越来越少。毛太祖胆子大，敢下五洋捉老鳖，敢上月球种大豆，敢叫日月换新颜，敢叫山林变秃头。总之，毁林造田，填河筑地。普天之下，莫非农田，率土之滨，莫非农民。知识分子进农场，青年学生下地。就连工业，也是农业式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村村架起炼钢锅！他们把炼钢看作种毛豆了。  三、农民这个阶级 
农民这个词，在网上，似乎已成为骂人的代名词。为什么呢？跟农民们这个阶层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地位与状况有关。 
我是农家女，这使我在看待农民问题时掺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因素。 

其一，我心疼农民，心疼于他们的短视与愚昧。西北放牛的孩子，其理想就是放羊，挣钱，娶媳妇儿，生娃娃；娃娃长大，放羊，挣钱，娶媳妇儿，再生娃娃。这个节目播出后，城里一个14岁的少年顿感人生无意义，自寻短见。别震惊于这放牛孩子的人生理想，因为这就是农民们真实的生存状态。生存的天空，没有足够的光线，导致他们先天的弱视；环境的恶劣，没有足够的空间，导致他们后天的短视。 
短视与愚昧，是农民长期面朝皇土背朝天的结果；是统治者长期"饱其腹弱其智"的结果。其后果，便是农民这个阶层常常集体被利用而不自知。在人头决定胜负的年代，农民们的盲目决定了他们常常沦为被运动的对象。有人开玩笑说，所谓的群众运动，其实就是运动群众。中国农 *** 动也太多了，出名的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大跃进运动...现代中国的改革，居然还是农民式的，不知道自己的目的，不知道要走向哪一步，谓之：摸着石头过河！小布什若敢这样跟国民们儿戏，可能早玩完了。可中国农民不急，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要摸向何方。摸到哪儿算哪儿吧。有人开玩笑说：摸到扬子江了，早没有石头了。我说：没有石头怕甚?几千年了都是摸瞎走。现在，好歹心里有块石头！ 

其二，我心痛，心痛于农民这个阶层的沉默与弱势。 
农民是个庞大的集体，可是这个集体的沉默与弱势与它庞大的集合体极不成比例。这个群体数群庞大，可没有自己的声音，近于沉默。农民们没有自己的报纸，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人大里点缀几个劳动模范，胸前傻乎乎地戴个大红花，一张老脸乐得开了花，比结婚还高兴，估计是找不着北了。我不知道，他们在人大会议里会提出什么议案。我只知道，几亿农民，至今没有自己的电视频道，中央七台名叫农业频道，可它加了密。农民们谁傻？一听要掏钱，他们就不看。所有的有线都不看，说：一个台就够看了，要恁多台干啥？村长家的电视也不能同时看两个台的。冬天的时候，农民们会看很长时间的电视，直看到每一个地方台跟他再见或者道晚安。当然了，有些电视他们看不懂，看不懂也是享受，坐炕头打盹呗。 
农民们没有声音，没有议价能力，没有参政能力，沉默加弱势。民工们要不到工钱，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城市的高楼上来个"我是民工我跳楼"的镜头特写，他们，可能还可以算作是农民中的清醒者，尽管他们用的是近乎自杀的方式。每想及此，心底即是无边的悲哀！ 

其三，残暴与迷信 
统治者残暴，并不意味着被统治者温情。奴才当了主子，可能比主子还要凶残。张献忠，杀人如麻；李自成如果不是在李岩的教导下，有了做皇上的崇高理想，那也是杀人如儿戏的。幸亏李自成没有成功，否则他就是朱元璋第二。至于开国帝王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开国元老们的，那更是人人皆知：敌国破，谋臣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如果局中人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他们只能成全新的统治者的残暴。 
至于广大的农民阶层，他们在造反时所暴露出来的人性之恶，也绝对不亚于他们的领袖。中国农民天生没有财产私有的观念，马克思主义里面有一句：剥夺剥夺者。这与中国强盗杀富济贫、中国农民均贫富的观念恰好不谋而合，所以，中国所谓的现代农民革命，其实是古代强盗与古代农民造反的二合一，俄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更加消弥了中国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道德羞耻感，更何况，前辈们原先干这事儿时也没有害过羞的。没有了道德羞耻感，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一个农会主席，就是一个土皇帝，他叫你死，你就不得好死。至于农会会员　，痞子出身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又能干些什么呢？ 
这种农民式的人性之恶在文革时再次开花，村里的贫下中农们，拿着红缨枪三下两下，就能捅死一个富农。至于红卫兵们的残忍，坑杀富农全家时，上至80岁老太，下至出生才几个月的婴儿，全不放过。有些女红卫兵，在80岁老太的身上来回踱步，踩其肚皮。现代社会的孙志刚事件，李文兰事件，让人由不得怀疑，不管国人在现代社会里是如何身份，但其远祖的农民习气，仍然残留在身。 

至于迷信，更是渗透到了农民的骨子里，直到如今，主宰他们精神生活的，还是鬼神们。正由于农民们是迷信的，所以，所有的农民起义，都走鬼神赞助的路线。陈胜吴广，玩的是"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张角玩的是"符水治病"，洪秀全玩的是"人鬼对话，神灵符体"，义和团玩的是"设坛念咒，刀枪不入"，其咒语可谓是两千年来封建社会所有农民起义的精华部分，现摘录如下：天灵灵，地灵灵。各位祖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兵...　 
正因为农民们喜欢神，统治者和阴谋者才顺水推舟的做神、造神。所以，对于神圣的东西，光环护身的东西，我们有理由警惕。尼采是个疯子，但这疯子的理性令人起敬。他说："宗教是庸众的事儿，同信教人接触后，我必需洗手。我不要任何信徒。我想，我不至于阴险到信仰自己的程度...我很害怕，有一天人们会尊我为圣人，糟蹋我，没有比圣哲更具欺骗性的事了"。很遗憾，中国哲人里，缺少如此清醒的疯子。中国，是个出产神与圣的国度！ 

四．农民革命与农民领袖 

1、革命与农民革命。 
革命（crevolution）一词来源于天文学和几何学，其科学含义是"循环往复"，就象四季更替一样，或时起时落，就象潮水的涨退一样。它在科学中意味着变动中的不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既是开始，又是结束。 
从革命的原始定义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农民革命的特征与最终宿命：永无止境，开始就是结束！用这一点来解释中国　封建社会源远流长的原因，似乎再恰当不过了。当然，中国教科书常用的自慰说法是：明清时期，中国初步具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不是外来殖民者的入侵，中国将会自动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不妨相信教科书一回。 
今天我们使用革命，是在描述一种持续性、恒久性的终结，一种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新秩序，一种旧有的、熟悉的事物与新生的、迴异的事物之间的断层。基于这个层面，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事便只能叫运动而不能叫革命了。撒切尔夫人说：1917年11月7日发生在俄国的事情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宫廷政变。海派学者李劼说：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北伐战争、军阀混战，其实就是各武装集团为争夺潜在王位而进行的一场冠冕堂皇的争雄称霸之战，而国共两党之争，无非是新形势下的楚汉之争。 
李劼说得对极了。农民革命的目的，走向，以及最终结果，决定了农民革命的性质和农民在革命中的悲剧性地位－仅仅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而这一切，又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农民的革命，使中国封建社会这辆破车，陷于一种周期性的震荡和规律性的循环之中。他们更换了王朝，但是他们没能更换封建社会的轨道。正如姜义华先生所言：他们"不是建立新的生产方式，而是重建小农社会原来的秩序。中国这种小农，每日每时自发产生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他们不但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得以成功的雪柱，而正是阻碍这一进程的巨大而牢固的屏障"。对于姜先生的观点，我举三只手赞称。一句话，农民革命的运动方向、运动目标、运动形式、运动方法、运动结果导致它本身是反现代化的。基于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个农民领袖的成功，恰恰是全体农民的耻辱！而全体农民的成功，又是中国历史的倒退！ 

2．农民领袖们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领袖如下：刘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这里仅以秀全同志为例，讲一下农民领袖们的素质。秀全同志，广东花县农民。18起做教师，16岁起开始参加高考了。奈何没上过黄冈高中，四次考试，四次失败。奈何那时没有落榜生心理谘询所，所以，第三次高考失败后，秀全同志大病40天，第四次高考失败后，秀全同志就与上帝约会上了，并且顺利地让圣母玛利亚弄了一张二胎指标，秀全同志遂成为上帝的第二个儿子。秀全同志创立拜上帝教。 
那时候西方的基督教徒们没有创新思维，所以对于秀全同志的创新有点不懂。秀全同志奉行：走自己的天堂路，让别人见鬼去吧。所以，他又给天兄基督娶了个媳妇，谓之天嫂。当然秀全自己作为天弟，媳妇儿就比较多了，这当然是后话，估计秀全同志为了让上帝多抱几个天孙吧。 
起事前，冯云山被捕。上帝家老二的朋友都有人敢逮捕，当然有点说不过去，人心有点乱。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群众心理稳定了，可秀全同志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早知如此，我该假托上帝他爹下凡了！ 
洪秀全表面上反儒，可骨子里却摆脱不了儒家那一套－天下一统的大同社会。或者说，是建立人民公社大食堂。谓之"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说穿了，还是小农那一套。而且，农民领袖在这方面还有点厚颜，规定"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归圣库"，他自己就可以随便享受而不用付一文了。规定天朝士兵皆不得恋爱，即使夫妻，也得男宿男营，女宿女营，而秀全同志则可以乱爱，而且后宫佳丽数不清，腐败啊！ 
再后来，士兵们都饿得开始吃老鼠了，秀全同志却因泡女人而身体大病了，最后，撒手上西天，找他天妈去了。太平天国运动就这么运动完了。 
史书上经常可惜这场运动，说，如果杨秀清不是卧在秀全同志身边的赫鲁晓夫，如果石达开不是那么小鸡肚肠赌气出走搞分裂，那么，太平天国就不可能失败。我说：幸亏这运动失败了。否则秀全同志一当皇帝，那比清王朝还要腐败，还要专制，还要愚昧！不信你看看其他成功的农民领袖上台后都干了点啥。 

3．最后的道德评价 
法国学者Raymond Around 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说：我并不否认一场会议里的桌子两边的人有其一定程度的对立，我只是认为，你不可以因为他们有某些观念和见解，就把他们一分为二，说一个阵营是善的化身，属于未来，代表理性，一个阵营是恶的化身，属于过去，代表迷信。这里引用老外的话，似乎不太恰当，但我想借此说明我的观点，农民与地主，农民革命与封建统治者，农民领袖与地主领袖，就象议会里的对立双方。前者不是善良的化身，同理，后者也不是恶的代表。 
中国的现代化在何方？我们仍在仰望星空！==========================================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讲义之八－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一、 知识分子概说　
在谈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前，我们得先给知识分子下一个稍微精确一点的定义，问题是，这种企图有点吃力不讨好！因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必须放在一定的语境里才能清晰化。这语境，包括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至于语言学本身的限制－比如“知识”一词本身的模糊性与暧昧性，我们尚没有考虑在内。这一切，都导致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精确时的难度。
1、“知识分子”的词源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19世纪的俄国。当初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身属上流社会阶层，接受了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知识背景、对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落后、丑恶与不合理持强烈批判意识并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个知识群体。
这一渊源，导致《简明不列颠全书》对“知识分子”定义如下：“19 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影响，经常对国家落后状况产生不满，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政治思想有强烈兴趣，而沙皇政权的专制**和残残酷镇压机构使他们感到沮丧，于是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但包括了官僚、地主和军官。.......这个阶层为20世纪早期俄国革命运动奠定了领导基础。”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跟1894年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德雷福斯上尉遭遇不公，引起了左拉、雨果等在内的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3发表了一篇《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因而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为“知识分子”。从法国的源头来看，知识分子一词一开始是贬义的。他们浪漫、自由、　受过教育、拥有理想与热情，个人生活上可能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喜欢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以社会良知为自己的担当，批判社会，讴歌光明，大都左倾。比如雨果，1861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他曾发表著名的抗议信，信中直接把自己的国家骂作抢盗：“有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另一个叫法兰西，野蛮地焚毁了这一东方艺术的瑰宝……”。我们一般的意识，都只看到雨果对中国的友情与同情，却很少有人看到，法国这个“抢盗政府”对知识分子们的宽容。中国历史上也有对外战争，比如隋唐远征高丽的事儿，但是从没有听说中国哪一个知识人站在他国的立场上说话的，有的只是基于劳民伤财劝谏中国皇帝的所谓爱国爱民的忠贞之举。中国只出了一个为李陵投降匈奴说话的司马迁，还被皇上给阉了。当然大家会说，19世纪都是外国欺负我们，中国当然不会出现雨果那样的咒骂自己的国家替他国鼓与吁的角色。好，这样解释，恰好能给我们一个面子。但是私下里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人与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区别？历史不能假设，如果19世纪中国大门不被西方人叩开，而是中国继续敲打周边国家大门，那么，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会不会出现雨果式的视政府为强盗的文人？
2、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
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专家爱德华·希尔斯（E.Shils），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任一社会中颇为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
路易斯·科塞更明确宣称，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
美藉阿拉伯裔文化批评家艾德华·萨依德的界定：“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与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
福柯的概念：“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
萨特举例说明：当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核试验研究时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核战争的请愿书上签名时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马克斯·韦伯（M.Weber）的界定最小气：知识分子仅限于那些因为赫然成就而被誉为“文化瑰宝”的人，他们是社会群体的精神领袖。
这里插一个有趣的定义，艾森豪威尔借他人之口表示了对知识分子的不恭：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艾森豪威尔这一打趣不要紧，他让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靠武力问鼎天下的武夫们对知识分子的轻视（这是不是天下武士的通病？）－一个是刘邦，众目睽睽之下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第二个是毛泽东，虽然不用刘邦的那种下三烂作法，但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揉躏也是独步东西，千古一夫的。
说了这么多，小结一下，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实就两个意思。第一，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说话没有权威。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也可以在田间地头发表高论，批评政府，甚至学雨果，骂政府是抢盗，但是这批评与咒骂缺少身价，更不会传播开来，因而影响力几乎没有。第二，拥有公共关怀。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专业，更由于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在其它领域，有前瞻性的认识，他的认识，超脱其狭隘的专业，超脱社会，指向未来，基于跨越国界与球界。

3．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
《新华词典》云：“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这一界定，让人感觉到在中国，当知识分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只要您是脑力劳动者，比如炒股票的，买彩票的，都可混进知识分子的队伍之中. 再说了，脑力劳动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你说司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至于文化水平是否高，目前的趋向似乎是文凭和学历代表了文化水平，这就没谱了，“博士生象条狗，硕士生满街走”已是我们的特殊国情。卖茶叶蛋的大嫂都能拥有一张高自考文凭，如果说政府规定凡是摆地摊的都得有一张高学历文凭的话，或者说，只要她愿意她就可以来张文凭！一句话，咱给知识分子定的门槛太低了。老实讲，门槛太低，咱越没面子。因为门槛低，咱知识分子就多。知识分子多，咱整个社会的智商却不高，真不好意思！
《辞海》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更让人不好意思：“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单说那个文艺工作者，文学家且不说，如果要说杨钰莹董文华赵薇等都是知识分子，就羞死我们了。
王小波可能最先感觉到害羞，他说：“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
南开大学博导葛荃也不好意思的表示: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由来已久，而且一般都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藉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 　　
余英时先生跟着不好意思：今日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当然，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们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但是，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全部的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
我也不好意思，只有咱们中国，才会认为，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也不管他拥有些什么知识，受的是什么性质的教育。按照咱辞典的定义，中国大大小小的党委书记（有的甚至拥有硕士博士文凭呢），以及马加爵们、刘海洋们，就都是知识分子了，这也太吓人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得小心点，虽然法国知识分子在起源时带有贬义性质，但是咱总不能如此恶心人家“知识分子”概念吧？


4、知识分子皮毛问题
《辞海》对知识分子界定后，附着这样一句：“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分属和依附不同的阶级。......”
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到底有皮没？若有，在何方？若无，皮子不存，毛将附焉？
中西方知识界大都承认“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提出知识分子“自由漂移”论的卡尔·曼海姆（K.Mannheim）是这样论述的：“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卡尔.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无根，所以他们是自由漂移的，这种状态不错，我　喜欢。但是没想到咱们的领袖对这种状态不满，他要学雷锋做好事－简单来讲，就是拔毛！老人家认为：知识分子无皮，他们是附着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毛，而他自己的任务就是领导革命群众到资产阶级身上拔毛，然后把这些毛毛移植到无产阶级身上。这样无产阶级就不怕冷了。当然，后面的这一个意思老人家没有明明白白的说，但是我是这样领会的。在领会领袖意思方面，我向来以为自己是足够心有灵犀的。我觉得老人家象个大家长，虽然中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一对双胞胎，乃是同时出生的，但是老人家对无产级级有那么点偏爱，私下里可能觉得无产阶级长得有点秃，所以老人家就时不时的找机会搞点拔毛小运动，这叫杀富济贫，拔毛救秃。
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是很爱惜自己的羽毛的，被毛主席那么一拔，就鸡飞狗跳起来，最后发展到互相拔毛。你叨我一根儿，我叨你一根儿半，结果都秃了。导致现在，咱们知识界还有点秃。
幸运的是，知识分子无根论已经受到挑战。阿尔温·古尔德纳（A.Gouldner）1979年出版了《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崛起》一书。他在书中给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文化资产阶级”，认为这个阶级在社会中正在变为统治者。古尔德纳认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控制了知识的生产和分配。而现代社会中，知识也是一种资本，不过与货币资本不同，它不是实体的而是符号的；但它与货币资本一样，也可以用来支配人们的收入、地位和权力。古尔德纳把这种资本称作“文化资本”，占有这一资本的人因而也叫“文化资产阶级”。我们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知本阶级，似乎跟“文化资产阶级”是一回事儿。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欣慰多了：现代及未来的知识分子，将会拥自己的皮，看谁还敢拔我们的毛？
5、总结语：知识分子应有的特性
　　我认为，知识分子其码应拥有以下特性：
首先是启蒙性，所谓的启蒙，康德的意思是“独立运用每一个人的理性。” 站在这个角度，中国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最合乎标准。先生在那个一花独放的时代，竟然拒绝唯一的一朵花－拒绝学习马列主义！1953年年底，汪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1947年曾任陈寅恪助手，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携郭沫若、李四光信来广州劝说陈寅恪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对此作了书面答复，即《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难此是大事……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要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现在我们对陈先生顶礼膜拜，更大的程度上，并不是先生的学术贡献，而是他的人格魅力－独立与理性！这一点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标准，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种精神居然成为稀缺品，让人不胜唏嘘！
其次是批判性，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对传统的永恒批判的姿态”（福柯语）。这种姿态体现在一个“反”字上。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反有两意，一是"相反"，二是"返归" ，二意相通，反，就是逆向思维，而返归，并不是一种回到起点的简单重复，而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鸟瞰，带动传统和定型事物及其正反因素进入新一轮思考。但是这里我想歪解老子的原意，我希望歪打正着－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我觉得“反动”这个词最能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生状态，基于这个层面，我认为，反动应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它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批判性，问题是我们中国，硬是把这词糟蹋成了一个政治术语和杀人武器。据陈寅恪的朋友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偷机会去看陈寅恪，有一次先生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当然，1958年陈寅恪荣任“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他当然会对反动二字作一思考的。对于一个学者，十年的思考足够了，所以，民间传说1969年陈寅恪在自己的人生历程即将走完之前，向校方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我相信这个传说，我希望先生一生都为自己的反动而骄傲，在那个年代里，不反动，才真正是知识分子的耻辱！
西方第一个反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属雅典的苏格拉底。当然苏格拉底自称自己是国家的牛虻，主要任务就是叮－责备和鼓励。而苏格拉底也做到了－很称职的牛虻－他所身处的雅典，实行的是令现代人都不可思议的充分的直接民主制，一切重大问题都有公民全体讨论，然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通过。问题是这么一种民主，竟然遭到了苏格拉底的批评，他说：“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在当时，苏格拉底这话可是够反动的，但是二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苏格拉底的话居然有惊人的智慧。他的观点与当代管理学中的木桶理论－一只木桶，其存水量的多少，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很相近：一个多数决定少数的社会，只能是多数盲众统治少数精英！当然我这里无意争论苏格拉底的对错，我只想说的是，苏格拉底的反动很是可爱！
苏格拉底死得也很可爱，公元前399年，七十高龄的老哲学家，被控犯有“不敬国神”、“别立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行而送交审判。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一贯的从容为自己辩护，重申自己的哲学观点，其后，参加审判的501位法官投票表决，以281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根据雅典法律，在判决有罪之后，原告和被告双方各提出一种刑罚，再由法官表决用哪一种。原告提出死刑　，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苏格拉底表示诚心认错并提出一种较轻的刑罚，比如放逐，那本来是很容易被法官们采纳通过的。但是苏格拉底拒不认罪，只是在朋友们的请求与但保下，才提出以三十个钱币的罚款作为刑罚，并表示他愿意为真理献身，结果，第二次表决以360票通过了死刑判决。在死囚牢里，苏格拉底在朋友们的眼皮下，从容饮鸠而死。苏格拉底是一个称职的牛虻，终于获得了好多人的讨厌，正如他自己所说“就象一个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样，宁愿听安托尼的话，把这只牛虻踩死”。这只牛虻从容的背负着自己的反动哲学，走向了死亡，更走向了永恒！
再次是颠覆性，所谓的颠覆性，拿龙应台的精神来概括：我要留在主流中作最大的‘颠覆’，作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龙应台的这种颠覆，有点类似余杰。既批评体制，又不想置身于体制之外。这是一种体制内颠覆吧。还有一种是体制外颠覆，典型代表是老庄。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执政党的话，那么道家就是在野派，而且是永远的在野派。相对于儒家的一本正经和严肃来讲，道家就象绝顶聪明又淘气的孩子。儒家仁啊爱啊罗嗦不清，老庄却在一旁不时的捣上一句－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知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庄子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总之，有点哪壶不开提那壶的捣乱劲儿！
但是道家的这种体制外颠覆是有限度的。第一，他永远是站在路边说话，甚至是钻到深山老林里说话的。第二，他的颠覆是一种清高，一种自保，甚至是一种逃避。到了魏晋时代，以嵇康为代表的士人还在作颠覆，但是永远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比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言：“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钩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总而言之，我毛病大了，不是人间人！与其说是颠覆，还不如说是不合作，顶多是消解，是一种泥浆战术－为了把别人拉进泥坑里，自己先跳进泥坑，拉不下来，也要往正统身上蹭点泥浆的，与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文人痞子化，开山鼻祖并不是小王朔，倒应了孔子那句话：其由来渐矣！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知识界内部与外部的颠覆始终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所以中国知识界最后才会走进“万马齐喑”的死胡同里。 =========================================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63572&page=1&uid=&usernames=&useri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