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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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云秦 、刘煜之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0-9-28本站发布时间:2010-9-29 0:00:53阅读量:329次

  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了《两论》发表以来中国及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论证马克思揭橥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仍然是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十年来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因此中国要建成和谐社会必须破除国家迷信,继续打碎现成国家机器中束缚人民的部分,中国只有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才能建成和谐社会,才能创立“中国模式”。本文还说明毛泽东生前民主革命不彻底的任务,正是由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完成的。

  关键词:个人迷信、国家迷信;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封建主义

  两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1956年发表到现在,五十四年过去了,期间无论中国、世界及国际共运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变。再读《两论》应该引起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的严肃思考。

  二十世纪的1956及1957两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及对这一系列事件的认识与处理,主导了此后几十年间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国际共运的走向兴衰。和毛泽东预期的“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1]相反,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却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落下帷幕。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脚踏实地,以在中国大地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开始了人类进步的再出发。

  因此简略回顾一下《两论》产生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有益的。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会后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尖锐揭露了个人迷信在苏联国内政治生活中造成的许多错误和不良的后果,也造成国际共运队伍内的思想混乱,国际帝国主义趁机掀起反共高潮。同年四月经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肯定苏共二十大做出的一系列重要决定之后,主要就斯大林问题讨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回答了国际共运提出的迫切问题,有力回击了国际帝国主义反共的嚣张气焰。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正确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2]

  然而,在此时期发生于1956年6月到11月的波兰波兹南及匈牙利事件,引起了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及国际共运某些思潮的思考。年底,《再论无产阶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第一次提出“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论述。1957年5月中国开始反右运动,6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强调“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11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及64国共产党召开莫斯科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宣言,确认 “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首要国际任务”;对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策略,论述了新国际形势下和平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但也接受中共代表团的意见,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会议的成功标志着国际局势新的伟大转折,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在会议协商中的巨大作用,他的领袖魅力使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空前提高;毫无疑问,也使毛泽东对中国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及他本人在国际共运中的定位有了新的期许。

  回国后毛泽东立即痛批“反冒进”,威逼周恩来检讨;1958年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1959年的庐山会议及随之而来的三年大饥荒;1961年危难之际,刘少奇主导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2年形势好转,毛泽东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国际上中苏分歧日趋公开激烈,1963年中共中央发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国内林彪主持军队工作,掀起解放军学毛著,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高潮,毛泽东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发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接着文革十年,直至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覆灭;中国改革开放;东欧巨变苏联解体……

  今天再读《两论》人们的感想是多方面的,本文的思考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毛泽东没有汲取斯大林的教训,不仅对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破坏,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请看《两论》中讨论斯大林错误及教训的几段话: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

  “当着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的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

  “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受到某种破坏,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这样的错误。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能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致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长时间内固执地要推出执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些都几乎可以一字不改适用于莫斯科会议以后,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的毛泽东。《两论》的发表,莫斯科会议的成功,“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使毛泽东忽略了对社会主义阵营产生后国际局势新特点的思考,忽略了对由此产生的国际共运面临的新事物的研究,忘记了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向往社会主义最基本最朴素的要求对于决定这个运动胜利的重要性;迫不及待地要工农业全面“大跃进”,迫不及待地推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这种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剥夺和牺牲农民利益的作法立刻造成全国各条战线上的紧张和混乱,农村形势急转直下,大饥荒一触即发;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反‘左’转变为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和处理,更使毛泽东错失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重要机会;此后毛泽东在更大范围内以更为有害的方式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在固执地推行自己错误的方针政策时越来越依靠个人迷信并培养这种迷信;这种迷信加上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与继续革命的理论,使得毛泽东能动用镇压敌人的专政机器对待敢于批评自己甚或仅是不同意见的同志。林彪事件以后,当人民日益从个人迷信的危害中觉醒,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更成了镇压人民的工具,这就是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人们所经历和看到的。

  二、一定不要再犯简单掌握现成国家机器的错误。

  痛定思痛,一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一个人们分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至今忽视的马克思的教导:“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不仅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英勇尝试——巴黎公社的最重要最深刻的经验教训,也应该是劳动者夺取政权,建设新社会的第二次英勇尝试——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时代在取得辉煌成果后又发生重大挫折的最深刻的教训。

  《两论》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时写到:“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

  “到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上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锋芒就应该转向防御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这里所说的要“建立”、“加强”、应该“发展和健全”的所有事,认真做起来都要触及成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的问题;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个问题被认为已经解决了,已经随着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崭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建立解决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坚持”、“保卫”,防止被推翻阶级的复辟阴谋,粉碎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的问题。实际上,“新国家”打碎的仅仅是原来那个镇压人民的具体机构,而保留的仍然是适合于镇压人民的“旧机器”。国家机器的功能之一就是复制自己,同时源源不绝地生产出官僚主义者。应当说毛泽东已经注意到后一问题,但是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比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是强化国家机器镇压功能下持续更换人员的方法,也就是说,用“夺权”偷换了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因而只能使情况更糟。

  《两论》虽然没有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下仍然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两论》和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以及随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包含了将“苏联模式”发展为“中国模式”的某些宝贵论述。比如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

  但是所有这些孕育着未来和谐社会新希望的路线、论述不是很快夭折,就是从提出的时候都没有执行;即如反右,不仅是扩大化,破坏性更为严重的是,对被打成右派的人按敌我矛盾处理,这就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从发表之日起就“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背离自己党的八大路线,抛开《两论》中自己提出的论述呢?这里既有社会存在的原因,又有毛泽东主观或个人意愿的一系列原因;但本文强调的原因是:毛泽东只拣起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而丢掉了列宁那把刀子。是的,毛泽东曾明确说过不能丢掉两把刀子,但这是有很大不同的两把刀子,而且列宁,并不仅是把刀子,还曾经要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4];毛泽东既然只拣起斯大林这把刀子,他背离了严肃批评斯大林错误,认真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论》,背离了中共八大路线,也就不奇怪了。

  斯大林的错误压制了苏联“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积极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无限发挥的可能性”,简单地掌握现成国家机器的结果必然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蜕化变质:在党和政府的管理队伍中形成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对内压迫苏联人民,对外则实行霸权主义,终于把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好得多的国际形势下重复斯大林的错误,而且还有斯大林很少犯的管理国家经济的错误[5],由于中国长期封建历史的影响,毛泽东的错误不但使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也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文革中走到社会封建主义的边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经有过的大好形势由此逆转,曾经“把关于人类光明前途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运动的胜利上面[5]”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渴望解放的人们困惑彷徨,东欧苏联巨变。和苏联东欧人民起来推翻整个官僚特权阶层本质不同的是中国大多数的党政领导干部他们在文革前就代表人民声音,顶风为人民做力所能及的好事,也因此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所以他们始终和人民在一起,有些还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文革后自然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的核心力量,使中国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前途,并为世界进步保存了再出发的基地。

  恩格斯1891年在为《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曾深刻分析过“国家迷信”,指出“人们从小就习惯的全社会的共公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然而“实际上,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这段话已经清楚表明了无产阶级对待“自己的国家”应该采取的态度:破除“国家迷信”,仍然“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对于斯大林培植国家迷信造成的损害,苏共二十大没有揭露,他们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对无产阶级专政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性;《两论》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也没有讨论消除人民中存在的国家迷信问题,考虑到当时中国人民还沉浸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家日益兴旺发达的喜悦之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

  三、仍然“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任务。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错误不是偶然的,简单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的结果,使得“国家祸害”的最坏方面像癌细胞一样扩散,阻断了自下而上的批评,助长了领导者的主观主义,以及脱离群众破坏集体领导的个人独断的作风,给国家政治生活及经济建设造成巨大破坏,特别是在中国。

  如果说在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2]”的话,那么毛泽东强力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破坏性则是立即显现的。到1978年改革开放,全党和全国人民付出了极大代价,总算懂得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道理,懂得强行实现的所谓“先进生产关系”只能更加推迟真正先进生产关系的到来。加上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还没有参预国家或集体经济管理的必要训练,“好管理”的高度集中已经助长了各级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而“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更成了中国农村长期封建主义传统的沉滓泛起的附体,各种命令的,无偿劳役的,野蛮剥夺农民的作法都在这种体制下假以革命的名义,农村封建宗法的残余也不动声色地在这里找到自己的避风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先进生产关系之所以促进或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都因为它是“符合的”,所谓生产关系“适当超前”更好的观点,不过是过去数十年间辩证法庸俗化公式化,以及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而先进生产关系的发生也只能以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为根据。正确认识的作用,领导者的责任只能表现为不失时机地把握这种需要,科学地认知与判断先进生产关系的萌芽。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依靠亿万群众的首创精神与积极参预,因为“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积极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无限发挥的可能性,也就包含着克服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所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5]”;而无产阶级专政要达到人民群众主动精神的“无限发挥”,就必须“永远”不简单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但说明“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符合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正是靠着这种“新秩序”才完成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民主革命不彻底的任务:农村的改革为商品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创立巨大的城市,遍布的小城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使组织在大生产里的工人阶级空前壮大;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极其便利,互联网的普及,教育的迅猛发展正快速改变着农村的愚昧状态,荡涤着残余宗法的影响,有力地铲除了个人迷信生长的土壤,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正是现在,在完成毛泽东遗留下来的民主革命不彻底的任务以后,我们才看到了新的“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看到了新的以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整体而言他们仍是生产力发展中的健康因素,成为破坏因素的,是在国家各级管理部门中以权力与资本勾结,侵吞国家财产最贪得无厌的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把公有生产资料变为私有而被群众正确命名为权贵资产阶级。现在轮到文革顽固派(不是期盼深化改革的人)高兴了——他们说毛主席早在文革前就预言了!这些顽固派的反动属性决定了他们不但要欺骗别人,还要欺骗自己。党的七大、八大的路线,相关决议,以及指导改革的邓小平理论从来就是这么认识的;不同的是改革开放是迎接,解决这个矛盾,而毛泽东以为可以越过或避免这个矛盾。实践证明如果不是毛泽东晚年愈演愈烈的错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应该早几十年就面对并解决这个矛盾了,而且还能保留发展出更多城市社会主义改造与农村合作化的成果;文革的破坏迫使文革后的改革只能从后退一步的废墟上开始。

  但是人民成熟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除了要求改革成果共享外,集中表现为要求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要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6]”的诉求。这些正是恩格斯总结的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教训,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人民已懂得了“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的区别”,反对把人民民主专政同官僚制连在一起,要求“立即采取办法来根除官僚制,并且能够把这些办法实行到底[8]”;这些都是斯大林没有做,毛泽东想用文革的办法没有解决,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最迫切的任务。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一旦实现这个目标,胜利建成和谐社会,也就创立了有别于“十月革命道路”的新的“中国模式”。

  四、中国、世界及人类进步呼唤新模式。

  对新模式的呼唤不是现在才有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局势出现新的转折的时候就呼唤新模式了,就需要研究将在帝国主义包围条件下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模式,发展为帝国主义相对削弱,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新形势下所需的,必然具有新特点、新形式的革命与建设模式了。

  苏联因为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也是最先感知、应对这个需要的党。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对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提出和平过渡可能;莫斯科宣言确认“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首要国际任务”都属于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其他如陶里亚蒂1957年11月7日同毛泽东第一次会谈中提出的“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都是西方先进国家共产党实践中研究新问题的可贵建议;陶里亚蒂这个意见的正确性很快就得到验证,比如毛泽东1959年3月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中就讲到:“制造国际紧张是美国的一个手段,国际紧张到底对谁利益大,……这还是一个问题。美国逐步看到国际紧张对它不利了”,“现在美国的调子一天比一天低了,大规模的报复不太讲了”就是证明。所以和平过渡就是在谁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谁就寡助的新形势下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必然要研究的问题。可是毛泽东始终认为这只是一个策略性的提法而已[7],两手变成一手,使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更加陷于难以有所作为的境地。

  另一个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其实是马列主义的口号就是“和平竞赛”。因为它体现了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魂,体现了马克思列宁的要善于从群众斗争的实践中提出最能动员人民的口号的要求(这个口号的今天表述就是“和平崛起”),展现了社会主义对于自己优越性的坚强信念与敢于实践的勇气。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取得空前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迫切要求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的人民都需要观察,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民都迫切希望社会主义证明自己许诺过的更好的生活与“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最先做到这点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创造有别于十月革命主要以斯大林时代为标志的新的模式,而中国曾是最有希望创造这个模式的国家。

  现在历史的发展又把创造人类进步新模式的责任赋予中国人民。对中国模式的呼唤并不直接是克服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需要,首当其冲的美国会做出这种努力以“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也不主要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的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需要,而是中国自己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时髦的“北京共识”或部分国人乐道的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人家实行过的模式在更大范围成功,有“中国特色”而已;三十年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办法已造成两极分化,权贵资产阶级的存在更使得任何科学发展的行为都不可能是纯经济的活动,好的立法不是难产流产,就是不能实行,他们会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他们希望的“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从而使中国的前途又一次迫近不能有任何犹豫的交叉口。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犹豫,适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令人振奋的是,和谐社会在宣布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时起首两句“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一下就抓住了高速前进的列车驶入社会主义(发展含义上的)的切入点。这里的民主当然是指无产阶级民主,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民主,能彻底根除官僚制的民主;尽管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人出来,谆谆教导人民说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民主,但总会被后续的实践嘲笑。肯定的一点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权贵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民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哪怕只要它们在形式上稍微有点相似。而无产阶级民主肯定和资产阶级民主在形式上相似,正如列宁指出的“恩格斯在这里谈到了一个有趣的界线,在这个界线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就要求实行社会主义[8]”。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坚持”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为了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真正成为亿万群众参与、保卫的事业,我们必须破除国家迷信,继续打碎现成国家机器中束缚(并可能镇压)人民的部分,这就是《两论》发表五十年来再读的思考。

  中国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只有在解决了这个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迄今未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才能自豪地宣布中国建成了和谐社会。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在人类追求进步的事业中,在新世纪争取社会主义的队伍里升起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上闪耀着:“中国模式”几个大字。

  [1]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1962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

  [3]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4]沈志华教授纵谈苏联斯大林道路 刊于《往事》/ 2009-12-08

  [5]见《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相关内容

  [6]恩格斯 《法兰西内战》导言 1891

  [7]见《九评》相关部分

  [8]列宁《国家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