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民众为何不敢花钱？

                                     宋 圭 武

    权力、金钱、关系，这是压在国人头顶的新三座大山。并且随着市场交易的普遍化，权力、金钱、关系，这三座大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重。人们办事，找工作，就得要么有权，要么有钱，要么有关系，否则，若三者都没有，那就事情很难办。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也许有些人还比较传统，比较守秩序，乐于遵纪守法，靠诚实致富，或许是还不会利用各种关系和权力，没有找到这中间的窍门，还不知道如何作弊。但随着一小部分不守规则人暴富的示范效应，先富带动后富，一些人是越来越知道如何进行权力、金钱、关系这三者之间的交换，手段也是越来越隐蔽化和精致化。道德在这里就是一层面子，而三者之间的交易许多都是在面子的遮盖下进行的。

    一些地方虽说也在不断搞改革，如对一些权力进行约束，采取一些措范防止不好现象发生等。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出台的政策越多，他采取的对策就越多，手腕也更高明，导致实际存在的情况是，权力、关系是越来越值钱，越来越重要。人们总是动用种种手段想法设法争取权力和拉关系，再一个，就是搞钱。当然，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面对艰难环境孤军奋斗，但在大趋势下，理想主义的队伍也在不断分化瓦解。当然，这队伍始终是存在的，也是不能否定的。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看，市场经济本质是具有两面性的。市场经济既可以弘扬善的德行，也可以激发恶的欲望。市场经济本质是交易的普遍化，而交易的普遍化就有可能导致各种交易手段的泛滥，包括规范的手段和不规范的手段，都有可能为牟取交易利益的极大化极尽所能发挥作用。所以，市场经济的成长有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越来越规范化；一种趋势是越来越不规范化。规范的市场经济要求越来越讲法治、讲民主、讲诚信等；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就是越来越权贵化、关系化，越来越不讲诚信等。 

    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市场交易的范围在扩大，市场交易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提升，一些重要的物质产品都可以进入市场领域去交换，并且大部分资源都已是通过市场来配置；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交易手段也在泛滥化，如权力、关系等手段都已深入地与市场经济结合了起来，一些传统落后和腐朽的东西也都成了谋取利益的重要途径。这种情况也导致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一种异化的味道。一方面市场促进了交易的扩大，增加了人们的消费选择，提高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也提高了一些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恶手段的泛滥，污染了人们的道德精神环境，降低了社会道德水平，使人们更趋动物性。

    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正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就是不道德牟取利益手段的泛滥，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权力、金钱、关系三者之间的套购。

    在现实中，权力、金钱、关系，三者相互支持，互相帮助。权力置换金钱，也置换个人关系；金钱也帮助牟取权力和牟取更大的金钱和关系；关系也帮助牟取权力和金钱。权力、金钱、关系这三座大山围成了一个铁三角，一些弱势群体在里面是很难突破的，除非弱势群体中个别人有特别出众的才华，如是数学天才，或有一门绝活，或有祖传秘方等等，这样才有可能突出重围，否则，就只能待在里面听天由命，靠社会救济或政府提供的一些低收入保障来维持生存。

    权力、金钱、关系，这三者之间套购的主要道德支撑就是个人之间的义气，也就是哥儿们义气。但义气不代表正义。义气是一种个人之间交往的礼尚往来，它代表一种局部和个人之间的交往均衡，它不代表社会整体的交往均衡。而正义则代表一种社会整体的交往均衡，它意味着整个社会交往秩序的规范化和合理化。社会充满义气未必就社会充满正义。若社会充满义气，但没有正义，这样的社会就是人人都是罪犯，但人人也都是受害者。所以，个人之间交往的义气只有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从长远看，这样的义气才会对每个人最终都会有好处，这样的义气才是真正的社会大道德，同时也才符合大善和真善的原则。否则，若个人之间的交往没有正义做支撑，这种义气就是共同犯罪，本质就是局部利益或小团体利益或个人利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蚀，其效果就是恶的。另外，若义气没有正义做基础，这样的义气在个人之间也是不稳固的，多一半就会表现为一种短期互相利用的隐性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狡猾的机会主义者就会在交往博弈中占取一定优势，其结果最终只会催生社会上各种坑蒙拐骗现象的泛滥。

要搬掉权力、金钱、关系这三座大山，需要全体国人的共同努力。若靠少数人孤军奋斗，不但效果差，而且解决问题的时间也漫长，同时，对这些少数人也不公平。因为对这些少数奋斗的人来说，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成本极大而收益极小。

另外，搬掉这三座大山本身也是一种公共行为，其产出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所以这就特别需要公共部门做出努力和奉献。比如最近发生的方舟子事件，就需要政府部门的积极介入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否则，就是方舟子本事再大，也只能对个别人个别事产生一些影响，但对社会大趋势最终仍是没有任何实质影响的。同时，这种个别人行为更多就像汹涌浊流上的零星浪花，其观赏价值要大于实际价值，对水流深处实际涌动的巨大暗流是无法产生有效作用的。

    搬掉三座大山既然是一种公共行为，所以，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有公共意识。有了公共意识，人们就更愿意参加公共行为和公共活动，就更愿意承担公共责任和公共义务。公共意识是产生公共德性的意识基础，而公共德性是产生公共行为的德性基础。没有公共意识，没有公共德性，人们就缺乏生产公共产品的积极性，人们对集体活动和公共活动就是冷漠和麻木的。

而培育公共意识，就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治改革，如政治活动应更多让群众参与，让大家讨论和协商，有关决策要尽量公开化等。各单位要尽量做到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用人制度也要尽可能公平、公正和公开。当然，绝对的公平和公正有时可能很难达到，但可以采取措施尽量做到相对公平和相对公正。另外，就是特别是要健全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单位一提民主，就考虑放权或分权，笔者认为，民主不仅仅是分权和放权，重要的是要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和监督。若对分出去的权力不进行有效制衡和监督，其结果很可能又会形成一个新的权力集中中心，形成一个新的集权，这样有可能导致结果更糟，社会更乱。对社会管理而言，就有可能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另一方面，就是要对传统文化中一些不好的东西要进行改造，这也是一件长期的事。如何改造文化？一是要加强教育，教育要从幼儿园和小学生抓起。教育是形成良好习惯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要让人们从小养成一种讲平等、讲秩序、讲规则、讲诚信的良好习惯。二是要充分利用各种文艺手段和文学作品的作用，对落后的东西要无情揭露，最终达到教育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文艺和文学作品，既要注重忠实社会生活实践，也要注重指导社会生活实践。三是要通过法律对习俗进行改造。要对一些旧习俗和不良习俗要通过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四是要注重对传统节日的改造。节日是文化的节点，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点。目前，中国的一些节日与市场经济也结合和嵌套了起来，节日成了权钱交易的集市，也成了拉关系的日子。节日的一些内容已被权力、金钱、关系所置换。所以，国家和政府要组织力量对节日中的一些不好现象要进行研究，要对一些节日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要让节日真正成为神圣的日子，而不是世俗世界权力、金钱、关系三者的狂欢。五是知识分子要发挥好启蒙作用。知识分子应是社会良知的代表。知识分子若没有良心，知识分子也就不是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不但对社会发展起不了好作用，而且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危害。所以，优秀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示范也是文化改造中至关重要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