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

尽管冷战之后，西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成为全球主流意识形态，但在中国，以“多党、普选、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已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不赞同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原因很多。有的从国家统一的角度认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民族共识，一旦实行民主极易导致国家分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伴生的触目惊心人道性悲剧，就是前车之鉴。可资对照的是，台独、疆独和藏独都极力主张中国民主化。因为这是他们达到分裂意图的唯一机会。当然也有的国家通过和平的方式一分为二，如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现在正处于解体过程中的比利时。但对于一个有着极其悠久和强烈“大一统”民族诉求的中国来说，国家分裂的前景必然是第二个南斯拉夫而不会是捷克和斯洛伐克。

还有的从国民性的角度，认为任何民族都有其文化和传统基因的。这种基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中国来说，传统上就反对竞争性的政治集团博弈。强调的是和谐，君子不争。《荀子》的《国富》篇有这样的论述：“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不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近代学者王国维曾有中国文化的三十字真言：“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于天，争乃不生”。中国民间颇为流传的故事“三个和尚挑水喝”，就是这种典型的民族基因的表现。因此在一个讲究中庸、和谐、不争的文化氛围中要想让竞争性的政党制度生根发芽，是几乎不可能的。

当然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也将令西方的民主在中国完全走样变型。鲁迅曾说过：“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而海外异议观点则更为尖锐：“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共产主义到中国走了样，资本主义到中国也全走了样。基本规律是，去菁华而取糟粕!变神奇为腐朽!”综合来说，中华民族强调灵活变通，但缺乏规则意识。现在民间一方面把高房价列为民怨之首，另一方面当国家出台调控措施时，却又排着队离婚以规避，就是典型的一例。

还有的从宗教的角度出发，认为民主搞的成功的都是基督教文明国家。历史上，由于神权和皇权的竞争，西方社会已经习惯于权力的多元。再加上宗教改革之后，逐渐形成了宽容和妥协的文化。而这都是中国欠缺的甚至完全相反。比如儒家文化的中国是现世的，无神论的。尽管许多自由派学者自己身体力行信仰基督教，但谁都明白要想把中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

此外，西方是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从种子长成大树。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谓整树移植：开放报禁、党禁，立即实现普选。像韩国、台湾、俄罗斯、东欧、印尼等等，无一例外。其代价之高昂，令人瞠目。大国俄罗斯不得不重新走向威权。在这一波民主化过程中，波兰是一个曾试图进行渐进式民主转型的特例，但结果却超出所有人的意料。1989年，面对困难的局面，波兰共产党与团结工会进行圆桌会议，分享权利。一部分席位进行自由选举，波共则掌控其余大多数。结果在选举时，波兰民众拒不投波兰共产党候选人的票，甚至团结工会出面呼吁都无济于事。最后获选的波共代表均退出了波兰共产党，团结工会瞬间取得了执政权。然而，并没有做好执政准备的团结工会很快便陷入执政无能、内部分裂和腐败的境地，并迅速被选民抛弃，而过去的共产党改组后重新执政。但这个轮回过程中，整个社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高级民主一但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以中国为例，如果现在实行民主化，能否像过去的西方一样以财产为由不给农民投票权？以性别为由，禁止妇女投票？

当然，中国模式历经三十年检验的成功以及西方长达三年尚未结束的经济危机，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没有理由放弃自我而转向西方。虽然中国也存在着贫富差距、腐败等问题，但放眼世界，这却也是全球性的现象，非中国所独有，而且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如印度、俄罗斯都远比中国严重的多。

不过如果认真观察全球各国民主化转型的过程，我们会不得不承认，这种转型普遍产生的高成本，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已经无法再重演，中国也根本无法承受这种代价。

无论是西方还是其它区域，转型代价最小的只有盎格鲁撒可逊文化的英美两国。英国经过一次内战和克伦威尔的独裁，随后通过光荣革命就从此走向民主化的坦途。美国由于是移民国家，没有任何封建传统，除了独立战争和一场内战以外，再也没有经历过全局性的冲突和流血。更何况这两场战争实际上和民主转型并无多大干系。一个是为了独立，一个是为了统一。但除了这两个国家，任何国家的民主化转型进程都充满了跌宕起伏、严重的社会冲突，这包括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战争和政变。

不妨以西方另一个主要成员法国为例。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今天，法国经历了五个共和、两个帝制、一次复辟、两次君主立宪，还有一次巴黎公社。平均每二十年就发生一次大的制度变革。而每一次变革都是暴力：战争、革命、政变、起义。第四共和是二战胜利后建立的，结果仅仅十四年，就走向崩溃：政府完全靠借债(外债、内债)和银行透支维持。政治上则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发生了伞兵军事政变，后来漫延到科西嘉岛，中央政府派去镇压的治安警察倒戈。这个时候，总统科蒂向议会发表谘文，指出内战正在迫近，呼吁军事强人戴高乐将军组阁。最后建立今天的第五共和，才最终化解危机。显然这个转型模式的代价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可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2009年在台湾观选时，一位学者讲：台湾民主是一个奇迹。因为从威权向民主制度演变没有发生流血和暴力。不过奇迹都是概率极小的事情。大陆如果进行民主化尝试，必然难以避免暴力与流血。可是以大陆的规模，将是什么后果呢？

如果说法国转型过程付出的代价更多的限于本国，那么德国的转型成本则造成了全球性的灾难。一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发生了革命，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国拥有一部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但最终却令希特勒借助魏玛共和国的民主获得了德国的统治权，演变成法西斯国家，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几乎毁灭世界的同时也彻底毁灭了自己。后来在西方国家的占领下进行重建，才发展到今天的民主国家，日本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也是在给世界带来空前灾难和自我毁灭之后，才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实现了民主转型。尽管德日是民主转型的例外，但付出巨大成本却是共同的。

不仅天主教、新教国家如此，就是同属基督教的东正教国家也如此。这又以俄罗斯最为典型。

一战末期，俄罗斯发生二月革命，成立临时宪政政府。但由于无法满足人民“停战和面包”两大诉求，尽管给了民众甚至比西欧政府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但仍然迅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正如普列汉诺夫在其封尘八十年才公布于众的遗嘱中对布尔什维克成功走向历史舞台所做的分析所言：但由于食不果腹，一贫如洗，而且还被迫继续做战。甚至(民众)都没有发现这一点(民主权利)。要是战争在1917年春天结束，要是临时政府毫不拖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实际还是面包问题)，哪么列宁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他本人也将永远被从肩负历史使命的行列中一笔勾销。结果短短几个月之后，民主宪政体制的临时政府在无力解决俄罗斯面临的严峻挑战之后，就被承诺带来和平与面包的布尔什维克几乎兵不血刃的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对于“二月革命”，即使到今天的俄罗斯，包括普京、刚刚过世的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都持否定态度，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然而，这一次失败的民主化尝试却在七十多年后再次在俄罗斯上演。上世纪八十年中期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最终再次导致俄罗斯拥抱西方民主，于是又付出了十年的民主惨重代价：休克疗法使国民经济缩水一半，国家濒临崩溃，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任凭西方欺凌，甚至出现和平时期人口减少的罕见悲剧。直至普京上台，重新修正叶利钦的做法，出现了西方国家眼里的民主大倒退，才使国家摆脱危机，重新复苏。正如西方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普京挽救了俄罗斯，恢复了俄罗斯的秩序和大国地位。对于这十年，普京有一个评价：这是俄罗斯三百年历史最黑暗的时期。

欧洲谈完了，我们再看拉美。拉美国家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最早实现国家独立的，最早卷入西方经济体系的，而且执政精英往往是当年殖民者的白人后裔，文化主体则是天主教，85%的拉美人信仰天主教。尽管如此，其民主化过程之动荡不输法国。一再出现“再民主化”现象。

巴西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第一共和到现在已经一百三十年了。巴西刚刚独立时，建立起君主立宪制。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各省没有自治权。建立第一共和后又实行联邦制，给予各州巨大的权力。1930年代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瓦加斯上台后，又加强中央政府和总统的权力，削弱各州自主权。1937年，瓦加斯用武力关闭议会，建立个人独裁。到第二共和时期(1946至1964)，又颁布《1946年宪法》，恢复三权分立。不过几年就又发生了军事政变，军政府针对分权造成的国家混乱，建立《1969年宪法》，重新实行中央集权。1985年文人政权恢复后，又颁布了《1988年宪法》，再次给予各州以巨大的权力。然而一个软弱和松散的中央政府无法有效应对国内外的挑战，仅仅五年之后，再度修改宪法，重新加强中央的权力。

巴西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摇摆。如果中央权力集中，就往往集权、专制和独裁。如果地方拥有权力，则是民主和文人政权，此时国家则陷入分裂和混乱。但总体说来，还是中央政府强大时，也就是专制和独裁时期，巴西的现代化进程成效显著。根本的原因在于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其实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通例。法国就是在第二帝国时期完成的工业化。然而，这种动荡造成的代价极为惨重，巴西数度发生经济危机、债务危机，通货膨胀曾高达四位数!现在巴西虽然是金砖四国成员，也是G20成员，但仍然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社会最不公正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64，所以巴西还被称为“比利印度”，是说富人像比利时，穷人像印度。而且巴西腐败极为严重。其腐败达到何种程度，可从现任总统卢拉的公开讲话窥一全貌：在巴西，到处都是腐败，在政治中，在司法中，在企业中。在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角落。

在拉美，不仅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民主化之后都经历了多次的军事政变，甚至民主就是依靠军事政变来推动的，政治动荡多于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往往又是专制时期。墨西哥还在1968年奥运会开幕前夕，残酷镇压以学生为主体的游行示威，造成三百多人死亡的罕见悲剧，史称“特拉特洛尔科”惨案。尽管拉美整体形式上建立起了民主制度，但这仅仅体现在选举时期，之后总统就是作为宪法独裁者进行统治。任人唯亲和家族统治仍然是政治的真正实质，公民的各种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伴随政治危机的则是一再而起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1987年债务危机时，一美元竟然可以兑换2300墨西哥比索!当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拉美的基尼系数高达0.55。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0.4，就是被认为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中国，也还不到0.5(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也超过国际警戒线)。拉美贫富差距之大可见一斑。到现在拉美总人口不过五亿，贫困人口竟然高达2.25亿，占总人口的将近一半。此外值的一提的是，拉美的凶杀案为世界之最。

对于拉丁美洲，美国学者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在他《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虽然拉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是一部失败的历史，而不是成功的历史。”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伊斯兰世界。土耳其被认为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世俗化、民主化最为成功的国家。然而，尽管是最为成功，仍然没能避免所有民主化国家所避免的高成本。

土耳其的现代化尝试始自17世纪下半页奥斯曼帝国时期。由于和欧洲的军事战争屡屡失败，不得不签订了大量割地的《卡尔洛维茨条约》。为寻求新的救亡图存和强国富民之道，奥斯曼帝国开始了改革之路。但真正全面、深刻的制度变革始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共和国时期，也就是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时期。凯末尔对土耳其的政治、宗教、司法和教育制度都进行了重大的世俗化改革，甚至超越欧洲各国而给予妇女选举权。不过整体上来看，凯末尔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其的开明专制。土耳其真正进入多党制的民主时代则是二战之后。1945年6月，执政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要求建立反对党。得到了伊诺努总统的支持。1950年，新成立的民主党赢得大选，土耳其实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打着民主上台的民主党，很快便走向专制：加紧打压反对党和持不同政见者，严密控制新闻出版，一有示威，立即宣布戒严。甚至在选举后交出政权的昔日执政党的分支机构也被关闭。土耳其民主转型的第一次危机在1960年的军事政变下告终。但令谁也想不到的是，这虽然是军方第一次干预政治，但却远远不是最后一次。

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制订了新的宪法，并在1961年10月举行了新的选举。重回文人政府。但还不到十年，即1970年，面对经济危机、社会动乱和政治不稳定，军方再次干预，向总统和议长提交备忘录，要求结束无政府状态和建立超党派政府。然而七十年代重复了六十年代的政治局面，由于政党林立，始终无法产生一个稳定的政府。尖锐的政党斗争和内阁的频频更换使政局处于瘫痪。到1980年，土耳其面临如下的困境：冬天不能供暖，导致大量的学校和工厂关闭。失业率上升到20%，通货膨胀高达140%，各种极端政治组织纷纷出现。左右两派的政治冲突升格为恐怖战和城市游击战，近4500人在冲突中丧生。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再次发生政变。军事法庭审判了587人，检查官要求对220人判处死刑。

随后领导政变的埃伦夫将军成为总统。

在这种种的乱局中，伊斯兰势力迅速复兴。到九十年代，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甚至成为执政党。这也标志着一直引领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失去了主导性地位。

近一二十年，土耳其进入稳定期，可认为民主化转型接近尾声。但回顾这段历史，这又是在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相对于其它国家，土耳其最幸运的是，虽然屡屡发生军事政变，但它的这种政变却是良性的，是为了捍卫民主的。军事政变之后并没有建立军人政府，而是迅速还政于民。军方反而演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力量，成为土耳其民主的保护者和推动者。这应该是土耳其民主转型中最大的独一无二的特色。

相对于拉美、土耳其这些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泰国则属于转型了七十多年仍然还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当然这样的国家很多，如海地，都民主化了两百多年，菲律宾也民主化了一百多年，仍然不能算完成转型。

在今日全球化时代，如果一个国家还想希望进行民主化，哪么它需要思考的是将如何面对转型成本和代价。举国上下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面对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和军事政变的局面以及心理准备。毕竟治大国如烹小鲜也，面对涉及千家万户身家性命的试验，自然是不得不慎。其实对于中国，以上一幕并不陌生。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后，所有这些都已经经历过了。外蒙古的成功独立、西藏失败的独立尝试(但中央政府实际上已失去了控制)、军阀混战、从未停止过的内战、经济崩溃、连年灾荒。等到中华民国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仅仅35岁，文盲率高达80%。但幸运的是，哪个时代付出的代价，中国还能承受，如果今天中国再因为民主化而付出相同的代价，中国还能承受吗？

所以无论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国民性的弊端、不同于西方的宗教认知、对国家统一的强烈追求、全球渐进式民主模式的消失以及各国民主化转型的高成本，都注定使得中国无法再选择西方推行的民主化之路。好在中国已经尝试开辟出第三条道路，其成色和生命力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这也将是再度崛起的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崭新贡献。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