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中国国家建设走向何方:一个政治经济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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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建设走向何方:一个政治经济的视角
发表时间: 2005-11-21 点击 938 次
2005年11月16日晚,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第77期在三号教学楼3101教室成功举行。本次活动是CCES在现代经济学讲座中开辟“跨学科对话系列”的第一场讲座,由陆铭副教授主持,国关学院政治学系陈周旺博士主讲“中国国家建设走向何方:一个政治经济的视角”,并由王永钦博士作精彩点评。同时出席的还有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和青年教师张晏博士。
首先张军教授致开场词。张老师谈到这次活动是一个创新的尝试,CCES期望通过类似的方式打造学科与学科之间对话和沟通的平台。他指出,由于缺乏必要沟通,目前媒体和公众很难了解大陆的经济学家究竟在做什么工作,这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由于话语体系的差异也很难心平气和的深入交流。因此,推动多学科对话,不仅可以相互借鉴和参考,更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张老师还深情回忆了自己在二十多年前辗转复旦教室礼堂聆听哲学系物理系等系所学术报告的情景,并以自己的感受告诫莘莘学子,一些不经意的瞬间对人一生的影响可能胜过阅读几本经济学著作。
之后,陈周旺博士开始了他的演讲。陈周旺博士首先讲到了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一个国家逐渐垄断暴力的使用、变得越来越集权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中,并不是文明的退化,而是市民社会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在国家权力不断增长的同时,权利也在不断的增长。这是因为,由于国家在“动员”民众,通过战争去消灭政治单位时,必须要以一定的符号来动员,而欧洲在13世纪左右就不再以宗教、民族等传统符号来动员,而是以阶级、权利、财产权等作为符号。因此国家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满足民众诉求,这就达到了国家集权和市民社会发展并行不悖的二元结构。这一过程包括State Making(国家缔造)和Nation Building(民族建设)两个阶段。尤其在后一个阶段,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成长,遂成蔚然大观。
但是看待中国国家建设问题时,绝不能如此简单的借鉴欧洲的结论。陈周旺博士从历史的变迁中来阐述这一问题。首先在民国之前,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国家和高度离散社会并存的“大共同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行不悖。中国并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一个官僚社会,因此缺乏阶级这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来“动员”民众、制约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进程无法产生出新的社会结构,而在循环中不断往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它作为了中国社会的唯一“能动者”,推动了中国的变革,因此,中国共产党并非是西方式政党,而更像是一个“阶级”,也就是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在中国的“动员”中,是把“阶级”作为符号来动员,这表明中国是有意识地借助国家权力来改变社会结构,形成一个新的社会,从而打破古老的循环。这一努力在文革中达到了一种顶峰。其实,改革开放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只是采取了更合理的方式。如果不作这样的理解,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何以能在那样的状态下突然破茧而出。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构思,到“三个代表”的提出,到和谐社会的理念,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即都围绕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由于这个过程,是由国家权力去推进的,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在国家形成之前,就由社会力量介入了国家建设,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显得相当复杂。
在陈周旺博士精彩的演讲之后,王永钦博士作了点评。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国家的重要性。在经济学中,由于多重均衡的存在,均衡的挑选或者说协调问题对于社会经济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协调,在于选取博弈中的均衡。在博弈的过程中,由于需要一个长期存在的组织作为声誉的载体(reputation bearer)来维护交易的成功,因此,个人往往会诉求于组织,组织会诉求于其他组织,以此类推,最终可能会诉求于国家,这一层层递归的关系下,必须要有一个终极意义上的存在,那就是共同的文化信念。国家(State)在语源学上就有“静态均衡”的意思。所以这种挑选均衡的机制说明了意识形态和国家的重要性,这和政治学中的结论不谋而合。在依赖长期博弈的关系型社会,根据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多重均衡的现象就更严重,在无限期博弈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均衡都有可能出现,所以均衡的挑选和协调就更加重要。在关系型社会的经济互动中,当事人之间的事后的很多纠纷,并不存在所谓的对与错,只是对均衡有着不同的预期,因此必须有一种协调机制来挑选均衡,法律体系、政治体系、意识形态、伦理规范(如儒家思想)和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协调机制,来挑选“聚点均衡”(focal point equilibrium)。而在非关系型的匿名社会,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互动更多是一次性的,多重均衡的现象就没有那么严重。这个思想的一个推论是,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关系型社会,国家、精英的作用就会比较大(挑选均衡和协调问题的需要),而在经济发展程度高在这方面的作用则会相对较小(但不排除在其他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陆铭副教授用三句话作了总结发言。第一,他认为,可以把中国的问题理解为一个社会的核心精英阶层不断的把社会成员整合进社会核心的一个过程。第二,社会的分割可能在早期是对于经济的发展有好处的,但是我们无法保证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和低收入者“以拳投票”的矛盾不会激化,这需要领导者进行很好的掌控。第三,目前中国很多的特有的现象在政治学者中已经引起了思考,而经济学家们却还没有,而这些转型中特有的现象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却是大有裨益的。
本次活动积极热烈,同学们热情参与,开创了跨学科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