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本位前提下的改革没希望

恭亲王亦訢被免去议政王之职，是1865年帝国最大的政治事件——4月1日，（旧历三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责备恭亲王重用汉人：“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恭亲王不服：“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恭亲王久跪，忽起立，慈禧太后大呼，言恭王欲打她。宦者趋恭王出。（《同治实录·卷132》）恭亲王奕訢和他所领导的总理衙门，在上述描述中似乎代表着清廷满洲既得利益集团内的开明派，作为晚清绵延数十年的改革——自强运动（亦称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领导机构，已经打破了满汉分歧。但历史的真相则是：恰恰因为恭亲王等清廷高层无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才导致了晚清自强运动这场耗时最长的改革最终彻底流产。
满族本位体制的历史渊源
满洲本位制度，有清一代由来已久。努尔哈赤当年驱逐关外汉人进攻明朝时即有言：“以汉人征明，对满洲有利”。皇太极峻拒达海汉化的建议，理由是：“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则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难保。
顺治十年三月，汉臣李呈祥上奏建议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理由是满官当时大多文化水准很低，不能胜任各部院的工作。顺治览奏大怒，恨骂李呈祥：“朕不分满汉，对尔等同等眷顾；尔等汉官奈何反生异心！本来按照常理，满洲优先才对！尔等大多数都是明末之臣，所以有此妄言！”李呈祥最后被刑部判决“弃市”。
顺治十二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又遭顺治猜疑，斥责其动机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后世剧作里的“大帝”康熙，同样坚守满洲本位——时有规定，“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为八旗专用，他人一概不得铸造。太原总兵金国正私铸二十二门，康熙去旨严责：“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吓得金国正三魂丢了七魄。
这种强烈的满汉区别对待发展到极端，则是对满洲祖制的顽固荒唐的坚持，譬如嘉庆二十五年，皇帝特别下诏告诫满洲官兵，要求他们多用弓箭，少用鸟铳等火器，理由是：“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若不实力整饬，相沿日久，必至不习弓箭，废气满洲本业矣。”
1850年晚清民生影像1850年晚清民生影像
满洲本位制度，有清一代由来已久。努尔哈赤当年驱逐关外汉人进攻明朝时即有言：“以汉人征明，对满洲有利”。皇太极峻拒达海汉化的建议，理由是：“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则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难保。
顺治十年三月，汉臣李呈祥上奏建议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理由是满官当时大多文化水准很低，不能胜任各部院的工作。顺治览奏大怒，恨骂李呈祥：“朕不分满汉，对尔等同等眷顾；尔等汉官奈何反生异心！本来按照常理，满洲优先才对！尔等大多数都是明末之臣，所以有此妄言！”李呈祥最后被刑部判决“弃市”。
顺治十二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又遭顺治猜疑，斥责其动机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后世剧作里的“大帝”康熙，同样坚守满洲本位——时有规定，“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为八旗专用，他人一概不得铸造。太原总兵金国正私铸二十二门，康熙去旨严责：“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吓得金国正三魂丢了七魄。
这种强烈的满汉区别对待发展到极端，则是对满洲祖制的顽固荒唐的坚持，譬如嘉庆二十五年，皇帝特别下诏告诫满洲官兵，要求他们多用弓箭，少用鸟铳等火器，理由是：“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若不实力整饬，相沿日久，必至不习弓箭，废气满洲本业矣。”
满洲本位标志之一：总税务司宁赠外人，不与家奴
总税务司赫德晚清出洋考察的官员
总理衙门要处理的事务包括通商、关税、交涉、学习外国四大项目。其中通商、交涉有地方督抚将军协助，并设有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剩下的关税与学习外国二事，遂由总理衙门设置“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来推行。
总税务司署成立于咸丰九年（1859年），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清廷因不满于李泰国在采购外国兵轮事件中上下其手虚高报价而撤免其总税务司之职，以年仅二十八岁的赫德代之。到同治三年，总理衙门批准赫德所订立的《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自此总税务司拥有用人、行政、征税等一切大权，各关税务司以下全部华、养官员，皆归其统率。
回顾总税务司署成立的背景，恭亲王一再坦承自己对关税事务不熟悉，感叹难以入手。咸丰十一年赫德到北京咨询总理衙门商议《海关章程》时，恭亲王即不得不承认“头绪纷烦，难洞悉流弊”，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内部无人可以承担关税事务——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清廷看来，关税如此重要的财政来源，满洲内部既然无人可以胜任管理职能，那么，也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切不可使其落入汉人官员手中。苏淞太道吴健彰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吴健彰在太平军攻陷上海期间一度兼管上海海关。赖其奔走斡旋，终得以在咸丰四年与英美法三国订立上海海关规约条文，有组织成立了“关税管理委员会”。因在办理关税事务中颇为干练，吴也由此颇得“夷人”信任。但是，清廷对吴健彰却满怀猜忌，认为清军在上海不能剿灭小刀会，是“牵制于英夷”，而“英夷”之所以敢于如此肆虐，全是上海道吴健彰在背后唆使鼓动。结果，吴被清廷以涉嫌“通外养敌”的罪名撤职。
吴健彰没有“通外养敌”，对此清廷是很清楚的。因为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还在再三利用被撤职的吴健彰来与英美法办理各类交涉事务。吴若真的“通外养敌”，早已难逃抄家灭族之祸。这背后的关键，只不过是清廷一贯的满洲本位观念在作怪。也是在咸丰八年，属上海道薛焕几乎遭遇了与吴健彰同样的命运，清廷命满洲官员桂良调查薛焕是否可靠，幸而桂良给了一个“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为得体”的评语。
如果清廷抛弃满洲本位观念和对汉人的猜忌，纵使在海关事务中聘请赫德等外人总控大局，但对各海关的直接管理，未尝不可委派像吴健彰这样的本国干练官员。如此，海关大权也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数十年——当然，清廷是幸运的，他们选择的赫德品行端正，在总税务司一职上对清廷贡献甚大，但这只能归结为运气使然，靠外人的个人品行来保障本国海关的利益，是不切实际的——但清廷显然“两害相较取其轻”：与其将海关财权交与汉人之手，还不如由“夷人”控制为好。
满洲本位标志之二：同文馆学员选拔压制汉人
留美幼童京师同文馆旧址
晚清与外国交涉过程中，对彼此间交流的隔膜感触极深。故而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亦訢就医表示，与外国交涉，“须先识其性情”，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创立“同文馆”。
但是，亦訢同时还强调：“分派通解外国语文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这一“满洲优先”的指示，给同文馆在培养人才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同治元年（1862年）亦訢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上海广方言馆”；再次年，广州成立“广州同文馆”。除了“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广州的同文馆都是很明显的旗人学堂。广州的《同文馆章程》里规定，馆内学习的名额共设二十名，其中旗人十六名，汉人四名，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十四岁以上；教职员等则全为旗人。京师同文馆章程仿照了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录取人数同样限制于八旗子弟——当年，俄罗斯馆曾发生过一件极荒诞的事情：教授俄文的满洲教师，一年之后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天知道每天教授的都是哪国的鸟语。
比较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的汉人大臣在自强运动中倒没有什么满汉之分。同治七年（1871年），曾、李合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内附章程，建议“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未曾半字提及满汉比率问题。恭亲王奕訢审阅奏折之后表态支持，但却在幼童的挑选上特别含蓄地加入了强调八旗子弟优先的原则。
这种满洲本位观念，在清廷满洲官员内根深蒂固。同治十年（1871年），已升任大学士两广总督的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的情况，说到同文馆内的学习状况：“旗籍诸生，咸皆踊跃。唯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律奋勉。……奴才等公同酌议，似应量为变通，拟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这一奏请，顺利得到了总理衙门亦訢的同意，交由同治皇帝御批下发。
满洲本位标志之三：阻碍汉军绿营军事近代化转轨
张之洞编练的新军剧照：晚清旗人遛鸟喝茶
太平天国运动给晚清政局带来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兵权渐从中央落入将帅私人之手，并由此引发地方督抚权力的全面上升。作为晚清耗时最长、辐射面最广的改革，自强运动中，学习外国军事不单单只是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技和练军理念，同时还有另一层意义所在：通过在学习外国军事中的满汉区别对待，逐步打压和消弭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汉人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
军事上的满汉之分，从清廷早年创设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就已经开始。八旗驻屯务求集中，绿营驻屯则务求分散；八旗使用最优良兵器，绿营只允许使用普通兵器；京师禁卫独由八旗负责，绿营不得参与；八旗无差役，绿营则有如劳工等等，都是满汉之分的具体表现。
总理衙门成立前后，僧格林沁就曾上奏谈及八旗兵的薪饷高于绿营兵太多，这是旧例，自强运动中无意革新而已。真正体现出自强运动中军事革新的满洲本位观念的，是选派军事人员赴外国接受训练的出身人数比例。按照罗尔纲《湘军新志》统计，清廷在19世纪中后期约有25万八旗兵，64万绿营兵。但在自强运动中选派去外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八旗/绿营人数比例，却是450：10——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谕，选派八旗兵450名，绿营10人，去接受外国军事新式训练，这是恭亲王奕訢等人商议的结果。
在军事科技上面，清廷同样坚持满汉区别对待。同治三年（1860年），恭亲王上奏，谈及学习洋枪洋炮事宜，称：“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八旗之外的绿营，则严禁染指这些新技术。
最让人心冷的，是这种满汉分野政策一直赤裸裸地体现在民生层面时。咸丰八年（1858年）9月，广东省城遭到英法军队蹂躏，广东巡抚柏贵的一道奏折使人极为寒心，柏贵在奏折里说：
“粤东省城骤造夷乱，当时在城百姓，除搬迁外，尚有穷民数万。而满城之旗人四五万，无处迁徙。若不委屈保全，恐该夷迁怒旗民，必至大遭蹂躏。省城大可不问，是以不计生死，设法羁縻，实为省城旗民起见……”
结语：李鸿章的问题——“也许是个汉人？”
1900年，奉命北上处理义和团善后事宜的李鸿章，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港督卜力，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继续逼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李鸿章的这一问，道尽了这位洋务、维新老臣内心的万般苦楚；也道尽了晚清改革永不能成功的终极密码。
满族本位体制的历史渊源
满族本位体制的历史渊源

满洲本位制度，有清一代由来已久。努尔哈赤当年驱逐关外汉人进攻明朝时即有言：“以汉人征明，对满洲有利”。皇太极峻拒达海汉化的建议，理由是：“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则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难保。
顺治十年三月，汉臣李呈祥上奏建议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理由是满官当时大多文化水准很低，不能胜任各部院的工作。顺治览奏大怒，恨骂李呈祥：“朕不分满汉，对尔等同等眷顾；尔等汉官奈何反生异心！本来按照常理，满洲优先才对！尔等大多数都是明末之臣，所以有此妄言！”李呈祥最后被刑部判决“弃市”。
顺治十二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又遭顺治猜疑，斥责其动机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后世剧作里的“大帝”康熙，同样坚守满洲本位——时有规定，“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为八旗专用，他人一概不得铸造。太原总兵金国正私铸二十二门，康熙去旨严责：“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吓得金国正三魂丢了七魄。
这种强烈的满汉区别对待发展到极端，则是对满洲祖制的顽固荒唐的坚持，譬如嘉庆二十五年，皇帝特别下诏告诫满洲官兵，要求他们多用弓箭，少用鸟铳等火器，理由是：“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若不实力整饬，相沿日久，必至不习弓箭，废气满洲本业矣。”
满族本位体制的历史渊源

满洲本位制度，有清一代由来已久。努尔哈赤当年驱逐关外汉人进攻明朝时即有言：“以汉人征明，对满洲有利”。皇太极峻拒达海汉化的建议，理由是：“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则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难保。
顺治十年三月，汉臣李呈祥上奏建议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理由是满官当时大多文化水准很低，不能胜任各部院的工作。顺治览奏大怒，恨骂李呈祥：“朕不分满汉，对尔等同等眷顾；尔等汉官奈何反生异心！本来按照常理，满洲优先才对！尔等大多数都是明末之臣，所以有此妄言！”李呈祥最后被刑部判决“弃市”。
顺治十二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又遭顺治猜疑，斥责其动机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后世剧作里的“大帝”康熙，同样坚守满洲本位——时有规定，“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为八旗专用，他人一概不得铸造。太原总兵金国正私铸二十二门，康熙去旨严责：“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吓得金国正三魂丢了七魄。
这种强烈的满汉区别对待发展到极端，则是对满洲祖制的顽固荒唐的坚持，譬如嘉庆二十五年，皇帝特别下诏告诫满洲官兵，要求他们多用弓箭，少用鸟铳等火器，理由是：“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若不实力整饬，相沿日久，必至不习弓箭，废气满洲本业矣。”

满洲本位标志之一：总税务司宁赠外人，不与家奴

总理衙门要处理的事务包括通商、关税、交涉、学习外国四大项目。其中通商、交涉有地方督抚将军协助，并设有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剩下的关税与学习外国二事，遂由总理衙门设置“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来推行。
总税务司署成立于咸丰九年（1859年），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清廷因不满于李泰国在采购外国兵轮事件中上下其手虚高报价而撤免其总税务司之职，以年仅二十八岁的赫德代之。到同治三年，总理衙门批准赫德所订立的《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自此总税务司拥有用人、行政、征税等一切大权，各关税务司以下全部华、养官员，皆归其统率。
回顾总税务司署成立的背景，恭亲王一再坦承自己对关税事务不熟悉，感叹难以入手。咸丰十一年赫德到北京咨询总理衙门商议《海关章程》时，恭亲王即不得不承认“头绪纷烦，难洞悉流弊”，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内部无人可以承担关税事务——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清廷看来，关税如此重要的财政来源，满洲内部既然无人可以胜任管理职能，那么，也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切不可使其落入汉人官员手中。苏淞太道吴健彰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吴健彰在太平军攻陷上海期间一度兼管上海海关。赖其奔走斡旋，终得以在咸丰四年与英美法三国订立上海海关规约条文，有组织成立了“关税管理委员会”。因在办理关税事务中颇为干练，吴也由此颇得“夷人”信任。但是，清廷对吴健彰却满怀猜忌，认为清军在上海不能剿灭小刀会，是“牵制于英夷”，而“英夷”之所以敢于如此肆虐，全是上海道吴健彰在背后唆使鼓动。结果，吴被清廷以涉嫌“通外养敌”的罪名撤职。
吴健彰没有“通外养敌”，对此清廷是很清楚的。因为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还在再三利用被撤职的吴健彰来与英美法办理各类交涉事务。吴若真的“通外养敌”，早已难逃抄家灭族之祸。这背后的关键，只不过是清廷一贯的满洲本位观念在作怪。也是在咸丰八年，属上海道薛焕几乎遭遇了与吴健彰同样的命运，清廷命满洲官员桂良调查薛焕是否可靠，幸而桂良给了一个“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为得体”的评语。
如果清廷抛弃满洲本位观念和对汉人的猜忌，纵使在海关事务中聘请赫德等外人总控大局，但对各海关的直接管理，未尝不可委派像吴健彰这样的本国干练官员。如此，海关大权也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数十年——当然，清廷是幸运的，他们选择的赫德品行端正，在总税务司一职上对清廷贡献甚大，但这只能归结为运气使然，靠外人的个人品行来保障本国海关的利益，是不切实际的——但清廷显然“两害相较取其轻”：与其将海关财权交与汉人之手，还不如由“夷人”控制为好。

满洲本位标志之二：同文馆学员选拔压制汉人

晚清与外国交涉过程中，对彼此间交流的隔膜感触极深。故而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亦訢就医表示，与外国交涉，“须先识其性情”，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创立“同文馆”。
但是，亦訢同时还强调：“分派通解外国语文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这一“满洲优先”的指示，给同文馆在培养人才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同治元年（1862年）亦訢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上海广方言馆”；再次年，广州成立“广州同文馆”。除了“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广州的同文馆都是很明显的旗人学堂。广州的《同文馆章程》里规定，馆内学习的名额共设二十名，其中旗人十六名，汉人四名，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十四岁以上；教职员等则全为旗人。京师同文馆章程仿照了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录取人数同样限制于八旗子弟——当年，俄罗斯馆曾发生过一件极荒诞的事情：教授俄文的满洲教师，一年之后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天知道每天教授的都是哪国的鸟语。
比较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的汉人大臣在自强运动中倒没有什么满汉之分。同治七年（1871年），曾、李合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内附章程，建议“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未曾半字提及满汉比率问题。恭亲王奕訢审阅奏折之后表态支持，但却在幼童的挑选上特别含蓄地加入了强调八旗子弟优先的原则。
这种满洲本位观念，在清廷满洲官员内根深蒂固。同治十年（1871年），已升任大学士两广总督的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的情况，说到同文馆内的学习状况：“旗籍诸生，咸皆踊跃。唯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律奋勉。……奴才等公同酌议，似应量为变通，拟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这一奏请，顺利得到了总理衙门亦訢的同意，交由同治皇帝御批下发。
满洲本位标志之三：阻碍汉军绿营军事近代化转轨

太平天国运动给晚清政局带来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兵权渐从中央落入将帅私人之手，并由此引发地方督抚权力的全面上升。作为晚清耗时最长、辐射面最广的改革，自强运动中，学习外国军事不单单只是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技和练军理念，同时还有另一层意义所在：通过在学习外国军事中的满汉区别对待，逐步打压和消弭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汉人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
军事上的满汉之分，从清廷早年创设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就已经开始。八旗驻屯务求集中，绿营驻屯则务求分散；八旗使用最优良兵器，绿营只允许使用普通兵器；京师禁卫独由八旗负责，绿营不得参与；八旗无差役，绿营则有如劳工等等，都是满汉之分的具体表现。
总理衙门成立前后，僧格林沁就曾上奏谈及八旗兵的薪饷高于绿营兵太多，这是旧例，自强运动中无意革新而已。真正体现出自强运动中军事革新的满洲本位观念的，是选派军事人员赴外国接受训练的出身人数比例。按照罗尔纲《湘军新志》统计，清廷在19世纪中后期约有25万八旗兵，64万绿营兵。但在自强运动中选派去外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八旗/绿营人数比例，却是450：10——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谕，选派八旗兵450名，绿营10人，去接受外国军事新式训练，这是恭亲王奕訢等人商议的结果。
在军事科技上面，清廷同样坚持满汉区别对待。同治三年（1860年），恭亲王上奏，谈及学习洋枪洋炮事宜，称：“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八旗之外的绿营，则严禁染指这些新技术。
最让人心冷的，是这种满汉分野政策一直赤裸裸地体现在民生层面时。咸丰八年（1858年）9月，广东省城遭到英法军队蹂躏，广东巡抚柏贵的一道奏折使人极为寒心，柏贵在奏折里说：
“粤东省城骤造夷乱，当时在城百姓，除搬迁外，尚有穷民数万。而满城之旗人四五万，无处迁徙。若不委屈保全，恐该夷迁怒旗民，必至大遭蹂躏。省城大可不问，是以不计生死，设法羁縻，实为省城旗民起见……”
结语：李鸿章的问题——“也许是个汉人？”
1900年，奉命北上处理义和团善后事宜的李鸿章，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港督卜力，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继续逼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李鸿章的这一问，道尽了这位洋务、维新老臣内心的万般苦楚；也道尽了晚清改革永不能成功的终极密码。
满族本位体制的历史渊源

满洲本位制度，有清一代由来已久。努尔哈赤当年驱逐关外汉人进攻明朝时即有言：“以汉人征明，对满洲有利”。皇太极峻拒达海汉化的建议，理由是：“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则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难保。
顺治十年三月，汉臣李呈祥上奏建议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理由是满官当时大多文化水准很低，不能胜任各部院的工作。顺治览奏大怒，恨骂李呈祥：“朕不分满汉，对尔等同等眷顾；尔等汉官奈何反生异心！本来按照常理，满洲优先才对！尔等大多数都是明末之臣，所以有此妄言！”李呈祥最后被刑部判决“弃市”。
顺治十二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又遭顺治猜疑，斥责其动机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后世剧作里的“大帝”康熙，同样坚守满洲本位——时有规定，“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为八旗专用，他人一概不得铸造。太原总兵金国正私铸二十二门，康熙去旨严责：“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吓得金国正三魂丢了七魄。
这种强烈的满汉区别对待发展到极端，则是对满洲祖制的顽固荒唐的坚持，譬如嘉庆二十五年，皇帝特别下诏告诫满洲官兵，要求他们多用弓箭，少用鸟铳等火器，理由是：“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若不实力整饬，相沿日久，必至不习弓箭，废气满洲本业矣。”

满洲本位标志之一：总税务司宁赠外人，不与家奴

总理衙门要处理的事务包括通商、关税、交涉、学习外国四大项目。其中通商、交涉有地方督抚将军协助，并设有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剩下的关税与学习外国二事，遂由总理衙门设置“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来推行。
总税务司署成立于咸丰九年（1859年），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清廷因不满于李泰国在采购外国兵轮事件中上下其手虚高报价而撤免其总税务司之职，以年仅二十八岁的赫德代之。到同治三年，总理衙门批准赫德所订立的《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自此总税务司拥有用人、行政、征税等一切大权，各关税务司以下全部华、养官员，皆归其统率。
回顾总税务司署成立的背景，恭亲王一再坦承自己对关税事务不熟悉，感叹难以入手。咸丰十一年赫德到北京咨询总理衙门商议《海关章程》时，恭亲王即不得不承认“头绪纷烦，难洞悉流弊”，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内部无人可以承担关税事务——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清廷看来，关税如此重要的财政来源，满洲内部既然无人可以胜任管理职能，那么，也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切不可使其落入汉人官员手中。苏淞太道吴健彰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吴健彰在太平军攻陷上海期间一度兼管上海海关。赖其奔走斡旋，终得以在咸丰四年与英美法三国订立上海海关规约条文，有组织成立了“关税管理委员会”。因在办理关税事务中颇为干练，吴也由此颇得“夷人”信任。但是，清廷对吴健彰却满怀猜忌，认为清军在上海不能剿灭小刀会，是“牵制于英夷”，而“英夷”之所以敢于如此肆虐，全是上海道吴健彰在背后唆使鼓动。结果，吴被清廷以涉嫌“通外养敌”的罪名撤职。
吴健彰没有“通外养敌”，对此清廷是很清楚的。因为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还在再三利用被撤职的吴健彰来与英美法办理各类交涉事务。吴若真的“通外养敌”，早已难逃抄家灭族之祸。这背后的关键，只不过是清廷一贯的满洲本位观念在作怪。也是在咸丰八年，属上海道薛焕几乎遭遇了与吴健彰同样的命运，清廷命满洲官员桂良调查薛焕是否可靠，幸而桂良给了一个“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为得体”的评语。
如果清廷抛弃满洲本位观念和对汉人的猜忌，纵使在海关事务中聘请赫德等外人总控大局，但对各海关的直接管理，未尝不可委派像吴健彰这样的本国干练官员。如此，海关大权也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数十年——当然，清廷是幸运的，他们选择的赫德品行端正，在总税务司一职上对清廷贡献甚大，但这只能归结为运气使然，靠外人的个人品行来保障本国海关的利益，是不切实际的——但清廷显然“两害相较取其轻”：与其将海关财权交与汉人之手，还不如由“夷人”控制为好。

满洲本位标志之二：同文馆学员选拔压制汉人

晚清与外国交涉过程中，对彼此间交流的隔膜感触极深。故而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亦訢就医表示，与外国交涉，“须先识其性情”，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创立“同文馆”。
但是，亦訢同时还强调：“分派通解外国语文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这一“满洲优先”的指示，给同文馆在培养人才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同治元年（1862年）亦訢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上海广方言馆”；再次年，广州成立“广州同文馆”。除了“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广州的同文馆都是很明显的旗人学堂。广州的《同文馆章程》里规定，馆内学习的名额共设二十名，其中旗人十六名，汉人四名，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十四岁以上；教职员等则全为旗人。京师同文馆章程仿照了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录取人数同样限制于八旗子弟——当年，俄罗斯馆曾发生过一件极荒诞的事情：教授俄文的满洲教师，一年之后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天知道每天教授的都是哪国的鸟语。
比较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的汉人大臣在自强运动中倒没有什么满汉之分。同治七年（1871年），曾、李合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内附章程，建议“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未曾半字提及满汉比率问题。恭亲王奕訢审阅奏折之后表态支持，但却在幼童的挑选上特别含蓄地加入了强调八旗子弟优先的原则。
这种满洲本位观念，在清廷满洲官员内根深蒂固。同治十年（1871年），已升任大学士两广总督的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的情况，说到同文馆内的学习状况：“旗籍诸生，咸皆踊跃。唯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律奋勉。……奴才等公同酌议，似应量为变通，拟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这一奏请，顺利得到了总理衙门亦訢的同意，交由同治皇帝御批下发。
满洲本位标志之三：阻碍汉军绿营军事近代化转轨

太平天国运动给晚清政局带来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兵权渐从中央落入将帅私人之手，并由此引发地方督抚权力的全面上升。作为晚清耗时最长、辐射面最广的改革，自强运动中，学习外国军事不单单只是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技和练军理念，同时还有另一层意义所在：通过在学习外国军事中的满汉区别对待，逐步打压和消弭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汉人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
军事上的满汉之分，从清廷早年创设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就已经开始。八旗驻屯务求集中，绿营驻屯则务求分散；八旗使用最优良兵器，绿营只允许使用普通兵器；京师禁卫独由八旗负责，绿营不得参与；八旗无差役，绿营则有如劳工等等，都是满汉之分的具体表现。
总理衙门成立前后，僧格林沁就曾上奏谈及八旗兵的薪饷高于绿营兵太多，这是旧例，自强运动中无意革新而已。真正体现出自强运动中军事革新的满洲本位观念的，是选派军事人员赴外国接受训练的出身人数比例。按照罗尔纲《湘军新志》统计，清廷在19世纪中后期约有25万八旗兵，64万绿营兵。但在自强运动中选派去外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八旗/绿营人数比例，却是450：10——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谕，选派八旗兵450名，绿营10人，去接受外国军事新式训练，这是恭亲王奕訢等人商议的结果。
在军事科技上面，清廷同样坚持满汉区别对待。同治三年（1860年），恭亲王上奏，谈及学习洋枪洋炮事宜，称：“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八旗之外的绿营，则严禁染指这些新技术。
最让人心冷的，是这种满汉分野政策一直赤裸裸地体现在民生层面时。咸丰八年（1858年）9月，广东省城遭到英法军队蹂躏，广东巡抚柏贵的一道奏折使人极为寒心，柏贵在奏折里说：
“粤东省城骤造夷乱，当时在城百姓，除搬迁外，尚有穷民数万。而满城之旗人四五万，无处迁徙。若不委屈保全，恐该夷迁怒旗民，必至大遭蹂躏。省城大可不问，是以不计生死，设法羁縻，实为省城旗民起见……”
结语：李鸿章的问题——“也许是个汉人？”
1900年，奉命北上处理义和团善后事宜的李鸿章，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港督卜力，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继续逼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李鸿章的这一问，道尽了这位洋务、维新老臣内心的万般苦楚；也道尽了晚清改革永不能成功的终极密码。
满族本位体制的历史渊源

满洲本位制度，有清一代由来已久。努尔哈赤当年驱逐关外汉人进攻明朝时即有言：“以汉人征明，对满洲有利”。皇太极峻拒达海汉化的建议，理由是：“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则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难保。
顺治十年三月，汉臣李呈祥上奏建议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理由是满官当时大多文化水准很低，不能胜任各部院的工作。顺治览奏大怒，恨骂李呈祥：“朕不分满汉，对尔等同等眷顾；尔等汉官奈何反生异心！本来按照常理，满洲优先才对！尔等大多数都是明末之臣，所以有此妄言！”李呈祥最后被刑部判决“弃市”。
顺治十二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又遭顺治猜疑，斥责其动机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后世剧作里的“大帝”康熙，同样坚守满洲本位——时有规定，“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为八旗专用，他人一概不得铸造。太原总兵金国正私铸二十二门，康熙去旨严责：“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吓得金国正三魂丢了七魄。
这种强烈的满汉区别对待发展到极端，则是对满洲祖制的顽固荒唐的坚持，譬如嘉庆二十五年，皇帝特别下诏告诫满洲官兵，要求他们多用弓箭，少用鸟铳等火器，理由是：“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若不实力整饬，相沿日久，必至不习弓箭，废气满洲本业矣。”

满洲本位标志之一：总税务司宁赠外人，不与家奴

总理衙门要处理的事务包括通商、关税、交涉、学习外国四大项目。其中通商、交涉有地方督抚将军协助，并设有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剩下的关税与学习外国二事，遂由总理衙门设置“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来推行。
总税务司署成立于咸丰九年（1859年），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清廷因不满于李泰国在采购外国兵轮事件中上下其手虚高报价而撤免其总税务司之职，以年仅二十八岁的赫德代之。到同治三年，总理衙门批准赫德所订立的《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自此总税务司拥有用人、行政、征税等一切大权，各关税务司以下全部华、养官员，皆归其统率。
回顾总税务司署成立的背景，恭亲王一再坦承自己对关税事务不熟悉，感叹难以入手。咸丰十一年赫德到北京咨询总理衙门商议《海关章程》时，恭亲王即不得不承认“头绪纷烦，难洞悉流弊”，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内部无人可以承担关税事务——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清廷看来，关税如此重要的财政来源，满洲内部既然无人可以胜任管理职能，那么，也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切不可使其落入汉人官员手中。苏淞太道吴健彰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吴健彰在太平军攻陷上海期间一度兼管上海海关。赖其奔走斡旋，终得以在咸丰四年与英美法三国订立上海海关规约条文，有组织成立了“关税管理委员会”。因在办理关税事务中颇为干练，吴也由此颇得“夷人”信任。但是，清廷对吴健彰却满怀猜忌，认为清军在上海不能剿灭小刀会，是“牵制于英夷”，而“英夷”之所以敢于如此肆虐，全是上海道吴健彰在背后唆使鼓动。结果，吴被清廷以涉嫌“通外养敌”的罪名撤职。
吴健彰没有“通外养敌”，对此清廷是很清楚的。因为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还在再三利用被撤职的吴健彰来与英美法办理各类交涉事务。吴若真的“通外养敌”，早已难逃抄家灭族之祸。这背后的关键，只不过是清廷一贯的满洲本位观念在作怪。也是在咸丰八年，属上海道薛焕几乎遭遇了与吴健彰同样的命运，清廷命满洲官员桂良调查薛焕是否可靠，幸而桂良给了一个“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为得体”的评语。
如果清廷抛弃满洲本位观念和对汉人的猜忌，纵使在海关事务中聘请赫德等外人总控大局，但对各海关的直接管理，未尝不可委派像吴健彰这样的本国干练官员。如此，海关大权也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数十年——当然，清廷是幸运的，他们选择的赫德品行端正，在总税务司一职上对清廷贡献甚大，但这只能归结为运气使然，靠外人的个人品行来保障本国海关的利益，是不切实际的——但清廷显然“两害相较取其轻”：与其将海关财权交与汉人之手，还不如由“夷人”控制为好。

满洲本位标志之二：同文馆学员选拔压制汉人

晚清与外国交涉过程中，对彼此间交流的隔膜感触极深。故而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亦訢就医表示，与外国交涉，“须先识其性情”，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创立“同文馆”。
但是，亦訢同时还强调：“分派通解外国语文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这一“满洲优先”的指示，给同文馆在培养人才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同治元年（1862年）亦訢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上海广方言馆”；再次年，广州成立“广州同文馆”。除了“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广州的同文馆都是很明显的旗人学堂。广州的《同文馆章程》里规定，馆内学习的名额共设二十名，其中旗人十六名，汉人四名，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十四岁以上；教职员等则全为旗人。京师同文馆章程仿照了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录取人数同样限制于八旗子弟——当年，俄罗斯馆曾发生过一件极荒诞的事情：教授俄文的满洲教师，一年之后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天知道每天教授的都是哪国的鸟语。
比较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的汉人大臣在自强运动中倒没有什么满汉之分。同治七年（1871年），曾、李合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内附章程，建议“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未曾半字提及满汉比率问题。恭亲王奕訢审阅奏折之后表态支持，但却在幼童的挑选上特别含蓄地加入了强调八旗子弟优先的原则。
这种满洲本位观念，在清廷满洲官员内根深蒂固。同治十年（1871年），已升任大学士两广总督的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的情况，说到同文馆内的学习状况：“旗籍诸生，咸皆踊跃。唯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律奋勉。……奴才等公同酌议，似应量为变通，拟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这一奏请，顺利得到了总理衙门亦訢的同意，交由同治皇帝御批下发。
满洲本位标志之三：阻碍汉军绿营军事近代化转轨

太平天国运动给晚清政局带来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兵权渐从中央落入将帅私人之手，并由此引发地方督抚权力的全面上升。作为晚清耗时最长、辐射面最广的改革，自强运动中，学习外国军事不单单只是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技和练军理念，同时还有另一层意义所在：通过在学习外国军事中的满汉区别对待，逐步打压和消弭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汉人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
军事上的满汉之分，从清廷早年创设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就已经开始。八旗驻屯务求集中，绿营驻屯则务求分散；八旗使用最优良兵器，绿营只允许使用普通兵器；京师禁卫独由八旗负责，绿营不得参与；八旗无差役，绿营则有如劳工等等，都是满汉之分的具体表现。
总理衙门成立前后，僧格林沁就曾上奏谈及八旗兵的薪饷高于绿营兵太多，这是旧例，自强运动中无意革新而已。真正体现出自强运动中军事革新的满洲本位观念的，是选派军事人员赴外国接受训练的出身人数比例。按照罗尔纲《湘军新志》统计，清廷在19世纪中后期约有25万八旗兵，64万绿营兵。但在自强运动中选派去外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八旗/绿营人数比例，却是450：10——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谕，选派八旗兵450名，绿营10人，去接受外国军事新式训练，这是恭亲王奕訢等人商议的结果。
在军事科技上面，清廷同样坚持满汉区别对待。同治三年（1860年），恭亲王上奏，谈及学习洋枪洋炮事宜，称：“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八旗之外的绿营，则严禁染指这些新技术。
最让人心冷的，是这种满汉分野政策一直赤裸裸地体现在民生层面时。咸丰八年（1858年）9月，广东省城遭到英法军队蹂躏，广东巡抚柏贵的一道奏折使人极为寒心，柏贵在奏折里说：
“粤东省城骤造夷乱，当时在城百姓，除搬迁外，尚有穷民数万。而满城之旗人四五万，无处迁徙。若不委屈保全，恐该夷迁怒旗民，必至大遭蹂躏。省城大可不问，是以不计生死，设法羁縻，实为省城旗民起见……”
结语：李鸿章的问题——“也许是个汉人？”
1900年，奉命北上处理义和团善后事宜的李鸿章，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港督卜力，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继续逼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李鸿章的这一问，道尽了这位洋务、维新老臣内心的万般苦楚；也道尽了晚清改革永不能成功的终极密码。